《吾自绝伦：塞缪尔·皮普斯传》，[英] 克莱尔·托马林著，王珊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版，632页，138.00元

1666年12月31日，英国海军部高官塞缪尔·皮普斯（1633-1703）照例记录年终盘点结果。“国家多灾多难的一年总算结束了……我的实际存款已超出六千两百镑，比去年增加了一千八百镑”——此处的“多灾多难”无疑指向瘟疫、伦敦大火以及第二次英荷战争，然而这一些天灾人祸似乎并不影响日记主人的财富增长——“就我个人情况而言，我认为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现在已有大批（abound in）上好餐具，以后请客可以全部（wholly）用银餐盘，现共有两打半。”（杨周翰译文）

照传记作者克莱尔·托马林在《吾自绝伦》（王珊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一书中的看法，皮普斯这位个性鲜明的人物“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海军管理者之一”。而上述这则日记也颇具皮普斯特色：忧国忧民，实事求是，且不免沾沾自喜（临了不忘加上一句“赞美上帝”）。当然，这位出身于伦敦裁缝之家的寒门子弟的确有理由自矜。1653年，他从剑桥大学毕业。不久，便进入英国财政部，在乔治·唐宁爵士（日后唐宁街由他而得名）手下担任文员。1660年，皮普斯随同其表叔爱德华·蒙太古爵士前往海牙，恭迎查理二世回国继位。国王论功行赏，蒙太古爵士晋爵为桑威奇伯爵，执掌皇家海军大权，皮普斯则跻身新组建的海军委员会，出任法令书记官（Clerk of the Acts）。当时“国家的现状是这样的：残余国会（Rump）被兰伯特勋爵打断之后，最近又重新回归，开会议事”——皮普斯日记由此开启。

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海军部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部，财政支出有时甚至超过政府其他部门之总和。事实上，皇家海军自身也堪称是一个硕大无朋的产业——一众船舶制造商、绳索制造商、木材供应商以及弹药、食品和杂货供应商等无不依赖海军部的订单，上下交通，自成一体。作为政府集采项目，供应商凭借裙带关系，往往会刻意哄抬价格，以次充好，以便从中获取最大利益。更要命的是，这些合同文本通常极其粗糙，漏洞百出，因为所谓合同查验，无非是彼此心知肚明的走过场——谁也不会拿它当真。

而订单及合同管理（以及退役舰船处置）恰好是皮普斯职责所系。根据修订的海军部管理条例，法令书记官是海军部秘书处的主要领导，负责所有日常办公事宜，其地位类似于现代英国政府中的国务次卿。他不仅需要列席海军委员会会议，参与讨论、表决所有重大决策并如实记录在案，而且更肩负一项重大职责，即确保“军需物资供货商的多样化”——以此革除因供应商垄断而导致的各种贪腐行为。

年轻气盛的皮普斯既深感皇恩浩荡，同时也激于义愤，于是决定大力肃贪，以重振海军士气。在第一次英荷战争期间，共和国大力发展海军，其军备开支急剧攀升（每周两万英镑），及至复辟时期，海军部累积债务已高达七十五万英镑。因此，皮普斯深知查漏补缺、节约经费乃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经过实地调查研究，皮普斯发现海军内部贪腐现象令人触目惊心：低级官员一般通过克扣海员军饷，虚开采购发票等手段营私舞弊（由于长期缺乏监管，支出经费时程序紊乱，甚至缺少支出款项的账目记录，上级也从不进行财务审计）。以船舰易耗品缆线为例，据统计，皇家海军缆线的年采购量远远超过实际需求——一旦船上的缆线或其他零件轻微损坏，官兵们便心照不宣地将其归为“破损垃圾”，随后做报废处理，变卖所得由众人瓜分。对于此类明目张胆的欺瞒行为，高级官员通常选择视而不见（甚或要求从中分一杯羹），因为他们有更高明的生财之道（如转手倒卖，或合同欺诈）。

为了尽快熟悉海军业务，皮普斯一方面自学财会知识（他延请数学老师上门教授乘法表，向皇家学会友人威廉·配第学习数据统计法，并向同为日记家的老友约翰·伊夫林请教账目管理——后者的曾祖父一百年前曾担任海军财务主管）；一方面又深入码头、工场，向建造师和技术工匠学习造船、绳索制作和木材测量等相关实用知识——包括但不限于旗帜布料质量如何控制，玻璃镜片焦距如何校准，船体结构如何正确测量，斯德哥尔摩与俄国进口煤油的测量容器有何差异，以及铰链的尺寸与接合方式有何关联。作为海军部新来的年轻人，他无时无刻不发奋学习，因此很快，他就比其他同事（包括大名鼎鼎的威廉·佩恩爵士——其子日后创建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更为了解关于海军后勤的一切知识：仓储与设施、合同与市场、账目与档案，等等。在皮普斯上任两年后（即1662年），时任海军上将秘书考文垂爵士（Sir William Coventry）评价，皮普斯就是“海军办事处（Navy Office）这个机构的灵魂”。洵非溢美之词。

在深入调研后，皮普斯选择以年采购量巨大的旗帜合同为突破口：旗帜制造商依仗海军部高层关系，不仅提供劣质商品（面料实际采用废弃的破纱，仅在表面以新麻覆盖），而且恶意篡改合同单价金额（每码的价格比原先合同价至少高出三便士）。根据皮普斯在海军部内部会议上亮出的证据，即便是原先合同的价格，也要比市面上同类商品高出一倍以上。至此，原订合同悉数作废，所有海军旗帜供应合同必须按照新价执行。以这样的方式为国王陛下节约一大笔经费，皮普斯感到“相当开心”。1663年，围绕从波罗的海进口桅杆的大额订单，皮普斯又在海军部高层掀起一场肃贪风暴，这一次他的靶心瞄向臭名昭著的同僚威廉·巴滕爵士（Sir William Batten）——长期以来，巴腾的女婿是桅杆的唯一供应商，价格虚高不下。经过慎重考察，皮普斯引入另一名供应商威廉·沃伦（William Warren），后者提供的同类商品质优价廉，因此皮普斯最终决定将采购合同转交沃伦，而不惜与同僚反目——“我绝不允许我们的国王陛下因巴滕爵士的腐败和暗箱操作（underhand dealing）而受到恶意羞辱。”他在日记中写道。

随着调查的深入，皮普斯越发相信海军系统上下已腐烂溃败不堪，几乎到了无人不贪的地步。最令他感到震惊的是，连他一向敬重有加的恩主桑威奇伯爵也是不折不扣的巨贪。伯爵曾参与某次私掠船分赃，获得两千英镑的货物，随后，又以五千英镑的高价转手卖给一名伦敦商人。此外，身为皇家海军战利品委员会主席的沙夫茨伯里伯爵（洛克的恩主），以及担任财政大臣的唐宁爵士等，论及贪腐程度，与桑威奇伯爵相比，可谓有过之无不及——更可笑的是，在日后的党争中，上述政坛名流相互攻讦，不约而同给对手安上贪腐的罪名。当时的整体社会环境，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尽管皮普斯自诩“为人正直”，但也经不住糖衣炮弹，导致最终蜕化变质。不过，如果对他的腐化堕落史做一番探究，则不难发现桑威奇伯爵在其中的“引领”作用。1660年7月，作为海军重臣的桑威奇伯爵被授予枢密院书记官（Clerkship of the Privy Seal）职位后，由于公务繁忙，遂将这一职能转交给皮普斯代理执行。到岗后皮普斯惊喜地发现，这个貌似毫无技术含量的工种（负责在各类合同文件上加盖御玺）无异于一棵摇钱树——每位客户在履行手续后循例要付给他一小笔劳务费——据估算，这项兼职平均每天能给他带来大约三英镑的额外收入。这一事例也印证了桑威奇伯爵对他的谆谆教诲：使一个人致富的不是固定薪水，而是在位期间赚钱的机会。

自走马上任那天起，皮普斯便开启了他的贪腐之路。一位要求调动工作的海员在拜访皮普斯后留下了装有两枚金币的信封。从此之后，从海军部专员以下各级官员到海军部各类供应商，都会通过当面馈赠或邮寄礼品的方法向他表示谢意。像所有贪官一样，皮普斯一开始内心忐忑不安，一段时间适应后才习以为常。以1663年一则日记为例，这是他在海军委员会崭露头角后收到的第一笔大额贿赂，他一路上小心翼翼，直到回家感觉安全后才闭上双眼，将包裹中的钱币悉数抖落：“直到此时我才打开包裹。这样我就可以保证，如果有人问起，我没有在包裹中看到任何钱物。”

从最初的查塔姆商人赠送的高级巧克力到远航荷兰的舰长赠送的中东挂毯，皮普斯的礼品收藏范围越来越广泛。许多时候，在商人不便露面的情况下（避免官商勾结的猜疑），往往由夫人代劳。比如供应商拉塞尔委派夫人出面，赠送他一箱精美刀具。另一位皮克林夫人为丈夫升迁求见皮普斯，在表达诉求后附赠他五英镑的劳务报酬。根据日记所载（涉及男女私情部分他习惯用法语书写），对于此类请托，皮普斯一般来者不拒（他自谓天性“乐于和女性相处”）。德特福德的舰船木匠巴格韦尔（Bagwell）之妻为获取订单登门拜访，皮普斯发觉她颇有几分姿色（“漂亮、端庄且贤惠”），于是顺水推舟，在几次交往后成功将对方拿下。诸如此类的性贿赂在日记中比比皆是——皮普斯本人津津乐道，详细记录每个细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无怪乎传记作家戏称他为“可爱的流氓（a lovable rogue）”。

在所有合作伙伴中，皮普斯最信任桅杆供应商威廉·沃伦——后者和他合作时间最长，行贿数量及频次皆远超他人（二人曾共同投资，利用内部消息低价购入废弃舰船，包装后再转手租赁给海军，从中渔利）。在首批订单合同完成后，为略表谢忱，沃伦约皮普斯在酒吧会面，赠送他“一只漂亮的银盘和一只银杯，上面刻着我的家族纹章”，并赠送他夫人一副“用纸包着”的手套——如此一来，旁人就不会看见埋藏其间的“40枚纯金币”。1664年9月，在另一份“大单”完成后，沃伦在私下会面时塞给皮普斯一个“袋子，其中装有一百英镑”——对此，皮普斯的反应是，“我高兴得几乎吃不下饭。”

与咖啡馆、酒吧等场所相比，皮普斯更多是在办公室堂而皇之地受贿。他是出名的工作狂，据说他每天在办公室的工作时长比海军部其他几位主官加在一起还要多。他本人也宣称，待在办公室里感觉真好——“尤其当有客人到访之际”，因为这样能带给他“一种极大的乐趣和强烈的满足感”。即便在1665年瘟疫爆发后，他也一直坚守岗位，总揽海军部大小事务（其他人则随王室撤离伦敦），对他而言，这也意味着更多致富的机遇。比如他突然决定重新装修办公室，并拍板将这一工程交给熟识的朋友去做。几天后，他又下令将一笔两千英镑的公款存入朋友的私人银行，短短数日便从中赚取三十五英镑的利息——利息自然落入他的腰包。据不完全统计，由于这一阶段权力的高度垄断，在六个月不到的时间内，皮普斯的个人财富迅速增加三千英镑，令他喜出望外。

皮普斯是边腐败边升迁的典型。由于业务能力突出，深得国王查理二世及其弟约克公爵（时任海军上将）赏识，皮普斯不仅稳坐海军部交椅，而且本兼各职越发繁多。1664年春，他被任命为皇家渔业管理公司（Corporation of the Royal Fishery）主管，这既是一项个人荣誉，同样也有利可图。1665年10月，他又被任命为海军食品检测总监（Surveyor-General of Victualling），年薪三百英镑——据皮普斯推算，相比于他从供应商、代理人、小贩和海军废品商那里“理应获得”的好处费，这笔津贴简直微不足道。同年，他又荣任英国新近兼并的丹吉尔（Tangier）殖民地财务专员。就官职含金量而言，这一职位远超前两者之和——在1665年年终盘点时，皮普斯惊喜地发现，仅在12月份，他的个人财富就增加了一千多英镑：其中单单为丹吉尔驻军提供军粮的一纸合同（总价四千英镑），就为皮普斯带来五百英镑的回扣；另一位杂货供应商高登（Denis Gauden）先生在获得订单后，先是向他赠送价值不菲的金质酒具（皮普斯称重后估算其价值不下于一百英镑），随后又奉上五百英镑的酬劳。正如美国著名法律学者努南（John Thomas Noonan Jr.）在《贿赂》（Bribes）一书中总结的那样：“1660年，一个拥有二十五英镑流动资金的职员开启职业生涯……到1667年底，他拥有了超过七千英镑的资产”，增长近三百倍——鉴于他（皮普斯）的名义工资（年薪）不过区区数百英镑，因此他的这些巨额财富无疑“属于非法所得”。

对于这样的指控，皮普斯本人显然并不认可。他承认自己接受了供应商的钱物，但他辩解自己并未因此而降低采购标准，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我为他（供应商）所做的每一件事，我都确信是为了国王的利益。”皮普斯坚持将各色供应商称为“朋友”，并将对方馈赠的钱物视为表达感情的礼物——“礼物（所罗门如是说）可以巩固友谊。”基于他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和商人之间业已存在的友谊，对方愿意在保证商品质量的前提下出让部分利润，致使合同采购价格下降，政府支出减少——从这个角度看，他所达成的这些丰厚交易实际上促进了公共利益，可谓合作共赢。鉴于海军官兵薪资微薄且长期被拖欠，导致人心涣散，缺乏驱动力，皮普斯认为在“默认接受”（tacit acceptance）的体制之下，商人的礼物不失为提高行政效率的润滑剂——这些自愿赠予的礼物不仅是友谊的标志，更是对良好服务的认可和奖励——皮普斯更愿称其为“合法利润”。传记作者克莱尔·托马林辩称，与毫无原则且贪得无厌的同僚相比，皮普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掌握了接受礼物而不腐败的实用艺术”，道理正在于此。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拉尔德·艾尔默（Gerald Aylmer）将这一“实用艺术”定义为新型腐败行为。在他看来，相对于“旧式腐败”（old corruption）——这一术语指的是君主恩庇制下孳生的寄生虫系统（system of parasites），即权贵子弟及其亲友通过挂名职位、特殊津贴、年金、特许证等方式肆意掠夺公共资源（早期现代的公职通常被视为“一种私人权利或利益，而不是一项公共服务”），皮普斯的新型腐败行为（行贿者包括渴望获得合同的海军供应商以及希望获得职务擢升的海军官兵）是政府权力不断扩大和筹集资金能力不断增强所导致的必然后果，即所谓系统性腐败——从上到下无人不贪，其差别仅在于程度不同而已。

无可否认，日后被誉为“英国海军之父”的皮普斯在后勤供给、合同监管、后备人才培养以及强化规章制度等方面的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他深刻意识到“造成皇家海军规章制度失灵的原因无疑是道德败坏——如果负责监督贪腐行为的军官本身品行欠佳，那么任何制度都无法发挥作用”。然而在洋洋百余万字的传世日记里，有一点皮普斯却始终避而不提，即“快活王”查理二世大肆挪用海军军费以供个人及情妇纵欲享受，导致其统治末期海军战力严重下降这一史实。

1685年，海军上将约克公爵（即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皮普斯擢升为海军部秘书。在新任国王建议下，议会通过决议，从1686至1688三年间，每年拨付四十万英镑以重塑皇家海军（据考证，每年实际投入海军建设的资金约三十万英镑）。然而问题是，这支重金打造的皇家海军面对荷兰奥兰治亲王（加冕后称英王威廉三世）两万人的小股部队，为何不费一枪一弹，便望风披靡，幡然易帜？照英国皇家海军历史学家汉内（David McDowall Hannay）在《皇家海军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Royal Navy）一书中的解释，盖因詹姆斯二世的天主教复辟之举不得人心——事实上，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如果制度性腐败无法根除，“如果英格兰人视本国政府为仇敌，1688年的光荣革命难免会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