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赠礼〉伪作考》，[意] 洛伦佐·瓦拉著，陈文海译注，商务印书馆丨光启文库，2022年7月出版，232页，73.00元

关于君士坦丁大帝与罗马教会之间“复杂而玄妙”（布克哈特语）的历史渊源，诗人但丁一言以蔽之：“啊，君士坦丁，多少邪恶由此诞生——不是因为你的皈依，而是因为第一位富有的教皇从你那里收到的捐赠！”（《神曲·地狱篇》第十九章，115-117行）。此处的“捐赠”，即指中世纪影响西欧长达千年的教会官方文件——《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以下简称《赠礼》）。

据教会《法典》记载，君士坦丁早年患有麻风病，时任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为之施洗，手到病除。君士坦丁为答谢主教恩德，不仅自愿皈依基督教，而且颁布《赠礼》诏令，将罗马城及帝国西部地区统治权悉数移交教会，而他本人则主动东迁至新都拜占庭。罗马帝国由是正式一分为二，罗马主教摇身一变而成教皇，俨然以西方基督教世界最高权威自居——日后格列高利七世在《教皇教谕》中宣称“罗马教会从未错过，也永远不会错”，并认为教皇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不仅“有权……废黜皇帝”，而且“不受任何人裁判”。1077年，神罗皇帝亨利四世徒步前往格列高利七世驻跸的意大利卡诺莎城堡，在暴风雪中赤足站立三天三夜，最终求得教皇赦免，史称“卡诺莎之辱”，这一幕也堪称中世纪教权与王权斗争最富戏剧性的场面——而彼时教皇所倚仗的正是教廷钦定文书《赠礼》‌。

时至十五世纪，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ius IV）与阿拉贡国王阿方索五世（Alfonso V）因那不勒斯王国归属权问题爆发冲突，教皇纠集北意大利诸侯联盟，向“雅君”阿方索五世发起“合围”，而后者一面积极武力备战，一面又命手下文人撰写声讨教皇的檄文——从根本上消解教皇权威，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其结果便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于1440年发表的雄文《〈君士坦丁赠礼〉伪作考》（Discourse on the Forgery of the Alleged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尽管是奉命之作，但瓦拉凭借深厚的历史学和语文学功底，引经据典，考订源流，将原本不可一世的教会法典驳得体无完肤。事实证明，长期以来，这份《赠礼》——“被奉为教皇权柄之基的法据”——是罗马教会精心炮制的意识形态宣言，旨在为罗马教皇作为人间世俗与宗教领域至高“神圣”权威的地位披上合法外衣。檄文一出，教皇威风扫地，联盟土崩瓦解，那不勒斯王国君臣取得阶段性胜利。不仅如此，檄文亦被后世视为反抗教皇专制的纲领性文件——经过伊拉斯谟和马丁·路德等人的大力揄扬，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大放异彩。诚如吕大年先生在《君士坦丁赠礼与中古教会文化》一文中所言：“一篇文字在后世所起的作用，往往是作者始料不及的。”

瓦拉“证伪”的第一步是严格区分史实与传说，这也是他早年研究《圣经》的心得：祛除神圣光环，圣经不过是由凡人执笔、在牛皮纸或小羊皮纸上写下的普通文字而已。根据他的考证，《赠礼》源自公元五世纪的一则亚美尼亚民间故事，同时掺杂了《圣经·旧约》记载的古老传说：亚兰国元帅乃缦（Naaman）患麻风病，久治不愈，犹太先知以利沙（Elisha）命其至约旦河中沐浴，痊愈后率部众向以色列称臣，云云。表面上看，治愈君士坦丁的故事的确具载于教皇《西尔维斯特行传》，然而，照瓦拉同时代的英国神学家奇切斯特主教皮考克（Reginald Peacock）的看法，该《行传》本身来路不明——“无人知晓作者为何人，亦无从考据其从何而来”——称之为“传奇”（Legend of Sylvester）或许更为准确。与早期圣徒传记中诸般“神迹”如出一辙：“此类传记充斥着大量明显虚妄的寓言。”比如书中记载，一条巨龙以毒气笼罩罗马城，唯有吞噬少女方能平息其怒气，最终，西尔维斯特徒手制服毒龙，并将其囚禁于城郊洞穴之中——故事荒诞不经，不值一哂，称之为异教神话之“变种”，亦不为过。

据罗马史，君士坦丁大帝生前一直大权独揽，他去世时传位于自家子嗣，并未将帝国西部的统治权拱手让人。此处瓦拉引用早期基督教史家优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等权威著作，论证“伪作”于史无据。首先，由早期罗马帝国的政制不难推断，在未经元老院授权的前提下，任何人（包括皇帝本人在内）都无权将大片土地赠予外邦之人（更不用说整个西罗马帝国！）。其次，不仅史籍之中关于《赠礼》的记载阙如，遍查圣奥古斯丁等基督教早期教父（Early Church Fathers）的哲学及神学著作，也未见提及任何领土交接。其三，根据“孤证不为证”的原则——《赠礼》最早收录于教会颁行之法典，然而，其资料来源乃是教会自行刊印的教皇《西尔维斯特行传》，属于自我循环论证。综上，这一“历史性文件”当被判为“伪作”无疑。

描绘赠礼的十三世纪壁画

据史家考证，作为希望治下各教派和平共处的君王，君士坦丁确曾向罗马教会赠送小块地产以“示好”，但“赠送”整座罗马城及整个西罗马帝国则另当别论。照瓦拉的推断，若教会当真接受了这份“厚礼”，就理应有相应的盛大接受礼仪，比如亮相凯旋门，或重开竞技场。瓦拉发问：若果真如此，教皇到底委任何人去各地管辖？所派之人各自担任何等职务？哪些战役因此而打响？又是在谁的指挥之下？根据惯例，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有迹可循，有据可查，但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史乘能加以证实——除非一口咬定上述“所有行动都是深更半夜偷摸进行，自然无人得见”。由此，瓦拉反诘，“但凡对历史稍有涉猎者谁不熟悉罗马帝国运作的细枝末节？”——从历任执政官、各行省要员到罗马军团将领，史书对帝国军政事务记载详尽无遗。有鉴于此，瓦拉判定《赠礼》必是“伪作”。

值得一提的是，瓦拉不仅是谙熟罗马及教会史的历史学者，同时也是古文物收藏家，尤其以古罗马钱币收藏而知名。毫无疑问，钱币是研究罗马史的重要证据：对于普通民众，它的政治影响力及宣传效果远远大于帝国文书乃至诰令，因此改朝换代伊始，必定要发行新朝铸币。然而，瓦拉遍检他数十年精心搜集的古今钱币，却“从未见到过一枚铸有西尔维斯特头像或名字”的钱币，足证罗马统治权“交割”纯属子虚乌有。

至于迁都拜占庭，瓦拉考证的结果也和《赠礼》毫无干系。拜占庭是水上交通枢纽，掌控着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贸易路线，君士坦丁希望在此兴建“新罗马”（Nova Roma），面向富庶的东方，重建帝国的辉煌。此外，对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而言，拜占庭在他的人生中具有特殊意义：这里是他与政敌李锡尼（“共治皇帝”，也是他的妹夫）决战之地——他最终战而胜之，并在此“实现了毕生的梦想”；更重要的是，拜占庭也是他的精神故乡：年幼的君士坦丁曾与自己的基督徒母亲海伦娜一道，作为前朝皇帝的人质幽居于此。当然，最终促使他作出迁都决议的动因完全出于“天启”：在特洛伊海滨占卜的当晚，他梦见一位老妪突然恢复了青春——老妪显然是陈旧而腐朽的罗马之化身，而海岸边的帝国新都拜占庭必将重振罗马昔日之荣光。

平心而论，瓦拉对史料的把握或许不如现代史学家那样精深，但他的视野远比同时代人开阔。他对四世纪罗马习俗、法律形式和教廷文书的深入了解，足以判定《赠礼》文书犯了“时代错误”（anachronism）——它不可能形成于公元四世纪，相反，它真正成书的年代大约在八至九世纪，其作伪的动机极有可能是为了给查理曼称帝（帝国重心亦将由罗马转移至法兰克，即日后的神罗帝国）提供历史和法理依据。至于僧俗两界为何心照不宣，默许“伪作”谬种流传，瓦拉认为很大程度上乃是维护利益共同体之刚需：世俗王权需要利用教权来维护社会秩序，教权则需要世俗王权襄助获取更大发展空间。查理曼曾致信教皇：“我的天职是用武力保卫教会，使它不受异教徒的攻击；而神圣的教父，你的职责是用祈祷支持我的武力。”二者相互帮衬、相互依存之“亲密”关系，由此可见。

如前所述，1440年，瓦拉的《〈赠礼〉伪作考》横空出世，不仅撼动他本人所处的时代，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超越经院哲学繁琐的逻辑论证，而率先采用语文学（philology）研究方法——通过审视史料中的语言，并将其重置于历史语境，瓦拉得以重拾其含义和意图，而貌似神圣不可侵犯的《赠礼》由此也被拉下神坛，一击致命（coup de grâce）。此部分文字考证内容，篇幅占全书近三分之一，堪称整部作品的文眼和核心，它既体现出瓦拉语文学分析方法的独到之处，也为瓦拉后续的教会学和历史批判奠定了基础。在瓦拉手中，语法（grammatical）分析不仅是一种形式工具，也是历史认知的工具，许多时候更是哲学思辨的利器——无论其研究对象是宗教典籍还是世俗文学，抑或是政治、法律以及历史著作。因此，《〈赠礼〉伪作考》之问世，也标志着现代语文学之诞生——自觉而系统地采用语文学（philological）批评方法进行文本分析，瓦拉可谓当之无愧的现代语文学之先驱。

1443年，瓦拉致信枢机主教特雷维桑（Cardinal Trevisan），坦言自己动笔撰写《〈赠礼〉伪作考》一方面是“为真理、为信仰而辩”，另一方面亦是“为某一虚名”，以此证明“唯有我知众人未识之理”——即他所掌握的独门秘笈语文学，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语法方面的单复数、时态、人称错误，修辞方面的措词不当，以及更为致命的文风问题。以《赠礼》十九节为例：皇帝昭告天下万民，排在首位的居然是“高级官员”（satrapa）——位列元老院之前。瓦拉考证，该词是舶来品，原本指代波斯帝国的行省长官（相当于总督），高傲的罗马人根本不屑于在政府文告等正式场合使用这一称谓，更不用说把它和元老院相提并论——实际上，自古以来，能够与元老院并称的唯有“罗马人民”。

又如《赠礼》十四节罗列为教皇置办的“行头”，其中不仅有“紫袍、红衣”，“饰以纯金和宝石的皇冠”，还有象征君临天下权威的“皇帝权杖”（imperialiasceptra）。然而据瓦拉考证，君士坦丁时代的皇冠（diadema）的质料应该是绸布或粗布，而绝无可能“由纯金打造”。不仅如此，象征皇权的权杖，四海之内，有且仅有一根（sceptrum），根本不可能以复数（sceptra）形式出现。瓦拉进而分析道：与中世纪腐化变质的教会不同，早期教会领袖往往以耶稣及其门徒为榜样，恪守清贫，谦卑自牧，自觉远离人世间种种贪欲。因此，即便君士坦丁慨然赏赐上述奢侈品，教皇亦断无接受之理。而君士坦丁明知故犯，正所谓“爱之不以道，适所以害之”。岂有此理？

再者，《赠礼》十三节明言，君士坦丁在拉特兰宫兴建教堂，以金银加以装饰，并赐予周边大量地产，以“确保祭坛灯火长明”。在瓦拉看来，相比于职官称谓方面的瑕疵，这一段表述漏洞百出，简直荒谬绝伦。众所周知，在被定为罗马国教以前，早期教会属于非法的“地下”（字面意义上）组织——信徒的聚会通常只能选择夜深人静之时，在一些僻静而隐蔽的场所（如私家宅院）进行，不要说灯火长明，就连说话祷告，都要尽量压低声音，以免惊动皇家卫队（palatini）。同样在这一节，瓦拉发现伪作在语言风格方面（“过于浮夸繁复，刻意堆砌辞藻”）暴露的破绽尤为明显——文中密集引用圣经原文，这些宗教语汇和句式一方面使得《赠礼》的文风与四世纪罗马帝国文书处的公文文体判然有别，另一方面也使得瓦拉这样的饱学之士一眼便能识破：教会才是伪造《赠礼》的幕后黑手。

此外，《赠礼》将刚刚破土动工的君士坦丁堡说成是宗主教（Patriarcha）辖区之一，也说明“作伪者”既缺乏语文学素养，也缺乏历史常识。事实上，罗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等“五大宗主教区”（Pentarchy）格局迟至公元六世纪才得以形成——更何况当时君士坦丁堡只是民间称谓，君士坦丁本人从未采用过这一说法[他在正式场合一向称之为“新罗马”，或“繁盛之都”（Flora）]。更有甚者，《赠礼》二十节将西尔维斯特尊为“教宗”（Summus Pontifex/Supreme Pontiff），这一称谓在瓦拉看来也极为可疑——君士坦丁本人铸币上的尊号不过是“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High Priest）——大约从六世纪起，该词才被用来指代教皇。就字面意义而言，该词原意为“建桥者”，其主要职责乃是勾连上帝的天堂与世俗的凡尘。与之相似，枢机主教（Cardinal）一词原本指代“门上的铰链”——铰链是天堂之门开启和关闭的关键装置——“上帝的仆人”耶稣将“天堂的密钥”（Keys of Heaven）交与初代教皇圣彼得，仅授予其“引渡”之权，而此后历代教皇自我赋权，反客为主，竟一变而成凌驾于亿万信徒之上的“一尊”。日后路德将罗马教会贬斥为教皇治下“君士坦丁化的教会”（die Konstantinheit der Kirche），正以此故。在瓦拉看来，教会口口声声宣称不忘初心，时时刻刻“行在基督正道之上”，乃是对《圣经·新约》最大的讽刺。

需要指出的是，瓦拉引以为豪的钱币学、碑铭学以及服饰礼仪、名物制度等学识，尤其是考订古今文字源流的语文学研究法，尽管在今日不足为奇（便携式电脑和掌中智能手机使得案头工具书沦为摆设），然而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的十五世纪，的确非天才无以致之——当时民众识字率低下，加之印刷品昂贵，普通人难以企及，因此对于流行于世的写本，大多数人望而生畏（authority），更遑论辨别其真伪。而罗马教会恰好利用这一点，借助文本、图像与建筑的综合叙事，形塑出一套以《赠礼》为核心的信仰权威体系——于是，一种经由仪式与传播被制度化的“记忆传统”，在拉丁世界深植人心，成为被普遍感知和信奉的合法“真理”。

既明乎此，瓦拉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对《赠礼》文本语言结构的探究，如抽丝剥茧般层层深入，最终剥去《赠礼》的神圣外衣并揭穿其本来面目——一个多世纪后，教会官方史家在《教会通史》（Annales Ecclesiastici）中被迫公开承认《赠礼》为“伪作”，足证语文学之威力。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此过程中，语文学这门融合语言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多门知识的跨学科学问开始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自觉：它不再是语言研究的附属分支，而成为辨识真伪、揭示历史、批判权力的“学问女皇”（Queen of all Sciences）。瓦拉深信：任何一位学者，只要掌握语文学这门技艺——他称之为“金匠术”（the art of the goldsmith）——便能如金匠般去伪存真，从语言的杂质中分离出真言，从而冲破权威所筑的知识藩篱。因为，“精准而确切的语言是真理的守护者；它的使命，便是让真理远离权力的重重操纵”。

瓦拉的语文学研究法在后世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517年，即路德在威登堡教堂张贴“九十五条论纲”的那一年，长期被教会封禁（瓦拉本人曾遭宗教裁判所审讯）的《〈赠礼〉伪作考》重出江湖。路德如获至宝，引以为同道，将其列为案头常备书，并在此后的演讲、书信中不断加以引用——诚如史家所言，“如果说欧洲的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是由两根火柴点燃的，那么其中一根火柴就是瓦拉的《〈赠礼〉伪作考》”。时至十七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将瓦拉开创的语文学施之于“圣经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这一研究法在考订文字和校勘文本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考证作者身份、成书年代及其文本来源，旨在“将一个文本置于还原了的语言和历史语境中来加以考察”。在名著《神学政治论》中，斯宾诺莎以文（语文学）史（历史学）兼修的方法解经，即并不把《圣经》视为一部“圣言之书”，而是作为一部以世俗语言书写的历史文献来加以研究——他主张以此破除自古以来教会对知识的垄断，还原历史真相，并藉由理性重建一个以自由与公正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语文学打破了上帝和神学的权威，从而催生了现代性和现代精神”。

在启蒙哲人中，对教会“惯于作伪”的卑劣行径认识最深的非伏尔泰莫属。“要穿越晦暗不明的中世纪迷宫，”伏尔泰在撰写法国史时发现，“我们需要档案的帮助，而档案几乎无处可寻。只有为数不多的修道院保存着一些特许状和文书，其权威性颇为可疑……”在伏尔泰看来，基督教编年史家、书记员和形形色色的宗教神学家撒谎成性——“要么是出于习惯，要么是职业使然”。当然这也是由教会的本质所决定的：教会声称它给世人带来光明、希望和真理，然而它所遵奉的《圣经》却充斥各类神迹，渺不可考——其教义可谓是粗鄙迷信的变体，经不起理性的质问和探究。与此同时，在充满神秘色彩的教会四周，聚集着一群充满私心杂念的投机分子和狂热分子——尚未掌权时，他们奴颜婢膝，而一旦大权在握，他们则变得专横霸道。因此，对于他们堂而皇之的史书典籍，伏尔泰一个字也不相信。

继承瓦拉、斯宾诺莎和伏尔泰批判精神的还有十九世纪德国古典语文学派，如巴塞尔大学语文学教授尼采——无论是《悲剧的诞生》，还是《道德的谱系》，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他的语文学训练。时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傅斯年先生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即史语所，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念兹在兹的仍是这一种“语文学的精神”。诚如法国思想家勒南（Ernest Renan）在名著《科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Science，1848）一书中所言：“现代精神，即理性主义、批判主义、自由主义，是和语文学在同一天诞生的。语文学家是现代精神（the modern spirit）的奠基人……人类自十五世纪以来所取得的一切进步都应当归功于语言学精神（the philological spirit）。”事实上，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西方学界不乏有识之士呼吁重读瓦拉——他将对《赠礼》“真实性”（authenticity）的考据转化为一种革命性工具，对整个社会道德规范和文化信仰体系发起挑战，并从根本上动摇了教会的权威。根据他们的观点，语言既能掩饰真理，也能揭示真理——而语文学，正是在这两者之间，保持思考与清醒的技艺。唯其如此，他们倡导效法先贤，“回归语文学”，将爱智（philo-sophia）与爱言（philo-logia）融为一体，由此摒弃一切高头讲章和空洞口号。窃以为，以此洞烛当下人文学科之困境，庶几思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