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著，陶小路译，上海三联书店丨铸刻文化，2025年7月版，352页，79.00元

无巧不巧，闲暇翻阅友人寄赠的《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陶小路译，上海三联书店，2025）（以下简称《偏执风格》），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油然而生——因为手头正在校订作者另一部名著《改革年代》。两相比对，赫然发现“雷同”之处非止一端：比如前书开篇关于共济会、锡安长老会纪要以及麦卡锡主义者反共阴谋的论述，与后书第二章第二节“历史阴谋论”相关内容高度重合；前书第七篇关于“自由银币和‘硬币’哈维的思想”之阐释，与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好斗的敌人”也堪称互文。对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这样层级的学者而言，在相隔不到十年（后书出版于1955年，前书1964年）的两部史学著作中出现如此“硬伤”，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读罢全书，越发证明我的直觉无误：除了前述明显重合内容，本书第六篇“反垄断运动发生了什么？”中关于《谢尔曼法》、“耙粪者”及西奥多·罗斯福施政方针的述评亦属老生常谈——在此前的《改革年代》以及《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以下简称《反智主义》）中皆有不同程度涉及——此三部作品被誉为基于美国经验的“社会心理三部曲”，话题偶有overlapping，毫不奇怪；怪异之处在于，通常情况下，一部史学著作从选题命意到史料筛选再到编排铺陈，每个环节理当慎之又慎，而本书给人的印象却恰恰相反。事实上，本书第一部“美国右翼研究”除了开篇的主旨论文“偏执风格”，其他三篇重点论述“伪保守主义”，与题旨不甚吻合；至于第二部“现代美国问题”中收录的三篇文章，分别围绕十九世纪末美国的殖民扩张和“昭昭天命”、反托拉斯运动的兴衰成败，以及自由铸造银币法案背后各方势力的勾心斗角，展开深度剖析与论证——每一篇都堪称精彩，然而却与本书主题毫不沾边。问题是，这样一部名著中的“硬伤”如此显眼，作者和编辑为何视而不见？与此同时，在此超级BUG背后，是否别有隐情？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霍氏在中国学界名声赫赫，其代表作大多已有中译本面世（且往往不止一种版本），影响力堪与其师尊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及帕灵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等史学巨擘相颉颃。然而与后者的专业角度不同，霍氏的写作更多侧重于大众文化层面——通过对社会现象的精准号脉，巧妙借用社会学或心理学术语加以演绎，在专业及普通读者群中引发广泛共鸣，从而一举荣登畅销榜单。从他的处女作《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思想潜流》到成名作《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再到大名鼎鼎的“三部曲”，这一“路数”可谓屡试不爽。但问题也出在这里：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长期以来，学界对霍氏的质疑，一是原创性不足，二是学术性欠缺；至于霍氏大开大合、汪洋恣肆的文风，固然增添了文本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但有时也难免“文胜质”之讥。以下就此三方面约略言之。

霍氏向以原创性自诩，并将这一种别开生面的“新”历史写作法归功于他的“跨界”阅读。1956年，霍氏应哥大同事、好友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之邀撰写“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文（收入后者主编的《多样的历史》）。在文中，霍氏坦言，社会科学提供的“新洞见和新的创造能力”，可以“帮助历史学家解决其角色矛盾的问题”——他自称受惠于曼海姆（Karl Mannheim）最多，并坦承他在《改革年代》中使用的“地位焦虑”（status anxiety）这一概念，来自“他对韦伯的潜心阅读”。值得注意的是，自1940年代重返哥大执教起，霍氏所结交的文人学者，除了昔日“纽约知识分子”中的老友如文学评论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卡津（Alfred Kazin），还有社会史学家巴曾（Jacques Barzun）、思想史家默顿（Robert K.Morton）以及社会学家米尔斯（C.Wright Mills）和贝尔（Daniel Bell）等人。上述学人虽然学术路径各异，但不约而同都是倡导跨学科研究的热心学者。诚如霍氏所言，在与他们商略切磋的过程中，他本人“获益良多”。

以《反智主义》为例。该书在霍氏所有著作中当属“名头”最响——《偏执风格》封面广告语标榜它是前者的“姊妹篇”，堪为明证。但出人意料的是，霍氏在访谈中却坦言这部著作算不上“一部正规的历史学著作”（a formal history），而更多是一名年轻学者学术野心的“自我暴露”（self-exposure）。霍氏这一番夫子自道一方面可以视为学者的“自谦”：成名学者回顾“少作”，常觉羞愧难当；然而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本书的不足：即不够“正规”（standard），正如霍氏本人自嘲他根本算不上一位“标准”（standard）的历史学家——与同辈的历史学家如小阿瑟·施莱辛格相比（其在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霍氏真正的“学术期刊”论文屈指可数；此外，若论及学术专著，霍氏恐怕更要“自愧弗如远甚”：自二十六岁年少成名至五十四岁英年早逝，尽管他号称著作等身，但“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只有一部”：《社会达尔文主义》——原本是他的博士论文。

根据传记作者考证，《反智主义》一书的灵感源自《党派评论》主编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ips）于1941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知识分子传统”的论文。在文中，菲利普斯将精巧的现代艺术及其思想视为知识分子“优秀群体文化”的表现，并断言这种文化是在其“对实用和顺从所做的永无休止的反抗过程之中”才得以形成。在此基础之上，霍氏对美国反智主义的宗教、历史、政治和文化渊源进行了深入挖掘，然而事与愿违，该书最终成为他“最雄心勃勃却最不令人满意的作品”。事实上，照学界的看法，所谓“反智主义”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十年代意识形态冲突的产物，它和美国早期殖民史并不适配，与当代（六十年代）美国政坛风气更是方枘圆凿——根本算不上是对症下药。正如霍氏在哥大的门生、历史学家保拉·法斯（Paula Fass）所言：《反智主义》“虽然偶尔精彩纷呈、文笔优美且始终引人入胜……但作为历史或社会评论，它并不是真正的成功之作”。

同样，《偏执风格》一书对前人也多有借鉴。“偏执”一词在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最初指代“轻微神经质”，而从临床医学角度看，“偏执狂”则是“通过将自我无法容忍的想法投射到外部世界来抵御它”。当然，霍氏之灵感并非直接源自弗洛伊德，而是通过西奥多·阿多诺这一中介——后者坚持认定“伪保守主义者”之所以“伪”，是因为他们旨在推翻而非维护传统价值观：他们不具备温和妥协的品格，因而极易陷入偏激、狂热的意识形态纷争，故而将其贬称为“偏执狂”。霍氏本书中三篇文章皆围绕“伪保守主义”展开，阿多诺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的确，在当时流行的社会学诸门派中，霍氏对阿多诺及法兰克福学派情有独钟——据不完全统计，该派“习语”（jargon）如“统觉”（apperception）、“地位”“身份”“投射”“情结”“紊乱”等，在霍氏著作中现身的频率远高于其他专业术语。

此外，作为本书开篇核心概念的“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也并非霍氏自创，而是源自他的另一位友人、哈佛大学教授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贝林在《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一书中将“阴谋论”视为盎格鲁-北美居民特有的意识形态，其根源在于对天主教的敌视和恐惧。自殖民地初创，漂洋过海的清教徒就认定天主教徒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必将通过周密的计划使北美一步步陷入奴役之中，并最终剥夺殖民地人民的自由——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在名剧《萨勒姆的女巫》中对此有极为生动的描摹和刻画。顺便说一句，贝林阐释“阴谋论”的例证——共济会成员富兰克林曾“通过劝诱手段蒙骗”同为共济会成员且缺乏政坛经验的华盛顿，企图“使他默许采取一种专制和邪恶的（君主）制度”——极为精辟中肯，可惜并未被霍氏吸纳。

其实，与菲利普斯、贝林等人的原创相比，霍氏的强项在于“点化”：比如，他认同贝林在美国殖民地宗教史中发现的“阴谋论”的思想根源，同时更将这一历史根源与当下语境（麦卡锡主义盛行）相勾连——“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于是被简化成非常简单的公式：我们的困境有一个单一根源，只要我们能够发现这个根源并加以铲除，一切都将变得美好。”用霍氏本人的话说，“阴谋论爱好者把政治问题看作是警察问题；似乎只要把那些恶人关起来，美国就能恢复昔日的辉煌”——偏执狂的一端是盲目自信，另一端则是愚昧无知。这是霍氏“史识”的典型体现，一针见血。事实上，类似金句（如“我们自诩拥有一个大熔炉，但我们并不确定当我们被熔化之后，还能剩下什么”，“束缚人们的镣铐，正是用他们手里的金子打造”，以及“如果说理性是启蒙的催化剂，虔敬就是大觉醒的号角”），在霍氏著作中触处皆是，犹如散落的珍珠熠熠生辉——而文中存在的瑕疵往往亦由此被掩盖。

除了学术原创性不足，霍氏最为人诟病之处在于他对史料的筛选较为“率性”，貌似洋洋洒洒，自古及今（他的著作多为“历时性”研究）之素材一网打尽，其实鱼龙混杂：某些材料不仅不具备代表性，相反却破坏了论述的严整性和逻辑性——诚如历史学家亚瑟·贝斯特（Arthur Bestor）在顶刊《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上撰文指出的那样，霍夫施塔特被“反智”这个话题搞得不知所措，于是只得“毫无说服力地将大量难以捉摸的材料塞进一个定义不明确的反智活动模型中”。再比如，针对19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之时政，霍氏激于义愤撰写《改革年代》，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书中关于“地位革命”的相关论断显然已不合时宜。1969年，霍氏在写给历史学家奥蒂斯·格雷厄姆（Otis Graham）的信中坦承，最新研究表明，迟至1890年代，本土主义和反犹主义已渗透至美国社会各个阶层，因此，并非只有书中的“农场主”阶层才有“地位焦虑”之感受。他本人下笔之时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史料（他的写作素材多来源于《哈珀斯杂志》《党派评论》及报刊时评）——“这是该书的严重缺陷”。

令人遗憾的是，与前几部著作相比，《偏执风格》除了主线不明导致的各种“乱入”，史料方面暴露出的问题也尤为突出。比如开篇大谈特谈18世纪巴伐利亚地区兴起的“光明会”——后文又言之凿凿，“没有证据表明任何光明会成员踏足过美国土地”（言下之意，即该组织与新英格兰地区的猎巫及天主教“阴谋论”毫无干系）——既然如此，这一番考证意义何在？随后，霍氏又纵论“共济会”和“耶稣会”在美国施展的阴谋——事实上，由于前者等级森严，外人不得窥其堂奥，故霍氏只能以“亚伦·伯尔（美国副总统）著名的阴谋据说就是交给共济会执行的”一句含糊其辞；至于后者，更是无稽之谈——据电码发明人摩尔斯（S.F.B.Morse）在《威胁美国自由的外国阴谋》（1835）一书中所言，耶稣会士的阴谋是将“哈布斯堡家族的某个后裔拥立为美国皇帝”。且不论摩尔斯上述论断距霍氏成书之时已逾百年，单就“拥立皇帝”一语便可断定此为“低端的阴谋论”——霍氏曾夸耀他本人鉴定此类言论犹如“鉴别色情作品”一般“易如反掌”。

与之相反，真正“高端的阴谋论”，如肯尼迪遇刺事件（论者声称肯尼迪为共产党“阴谋”效力颇多，但未能实现“在1963年事实上占领美国”之计划，因此迅速沦为弃子并被定点清除）却被霍氏漫不经心置于本书“尾注”之中，实在令人费解。另外，霍氏关于低端和高端的划分标准也显得较为随意。在他看来，高端的阴谋论者（偏执狂）在学识上格外注重论据的连贯性，同时在技术层面也严格遵循学术规范：“麦卡锡96页的小册子《麦卡锡主义》中包含不少于313个脚注参考；韦尔奇先生痛斥艾森豪威尔的《政客》一书中包含100页的参考书目和注释。”——照此说法，麦卡锡主义令人心惊胆寒，并非由于“反共狂潮”牵连甚广，以致人人自危，而是由于参议员本人学养深厚，令人肃然起敬？斯人者而有斯论也，岂不怪哉。

除了原创与史料两方面的不足，霍氏的文风也时常遭人诟病。在同时代历史学家中，霍氏向以文学才能见长——他在作品中引经据典，托古讽今，往往语惊四座，令人赞叹不已。如他在攻击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Barry Morris Goldwater）时引用叶芝名作《第二次降临》，预言一旦此人当选，美利坚国将不国：“万物分崩离析；中心难以为继；/任凭混乱无序在世界里恣意妄行，/任凭血水搅浑的浪潮恣意滔天，/任何庆典纯真之地都逃不过灭顶；/最美好的缺失了一切信念，/而最糟糕的却充斥着炽烈的激情。/的确，某种启示就近在眼前；/的确，第二次降临就迫在眉睫。”（靳乾译）

再比如，在论述反托拉斯政策成败得失时，霍氏引用马丁·路德在《论贸易与重利盘剥》（1524）一文中的名言，以此控诉垄断企业的残暴和贪婪——“（他们）压迫并毁灭所有小商人，就像水里的梭子鱼吞噬小鱼一般”，可谓切中肯綮。但紧接着，他又引用莎翁笔下喜剧人物福斯塔夫（Falstaff）的调侃：“既然大鱼可以吞食小鱼，按照自然界的法则，我想不出为什么我不应该抽他几分油水。”（《亨利四世》第二部分第三幕第二场，朱生豪译）如此一来，议题的严肃性被冲淡，作者反有卖弄之嫌。

照评论家的看法，即便是“卖弄”，霍氏需要展示的也应当是他对档案文献等历史资料的熟谙程度，而非对文学作品了然于胸——然而，不巧的是，前者恰是他的“软肋”。在一次访谈时，霍氏坦言他“既不喜欢也不擅长”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用他本人话说，即皓首穷经充当“档案鼠”（archive rats）；相反，在他看来，展现历史学家的敏锐“洞见”比“罗列一堆事实和脚注”要重要得多。尽管他本人非常尊重善于利用档案材料撰写专著的学者（他在读博期间，曾写信向比尔德求教经济史研究的门径，后因“过于繁琐”而果断放弃），但他自身的才华似乎更倾向于“将历史作为一门艺术而非科学的说服力”——“如果一定要比较用于表达和研究的时间比例，”他告诉这位访谈者，“我更侧重于前者。”

对于他作品中的欠缺之处，霍氏本人心知肚明。《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书重版时，他添加了一则“作者按语”：声称“由于初版修辞华而不实，带有煽动色彩”，极有可能误导读者，因而借此机会对部分文字“稍加润饰”。事实上，对于包括“三部曲”在内的几乎所有作品，他都感觉不甚满意。以《美国政治传统》为例，书中对自殖民地时期至建国以来的十多位政坛名人生平及政治思想进行综合评述，原本拟定的书名是《美国政治中的人物与思想》，但出版商克诺夫（Knopf）认为这一书名“听上去像一本文集”而非专著，于是勒令更名。正如霍氏日后在书信中“吐槽”的那样：“书名改为《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这似乎的确有利于销售，但使我有两点不快：副题与书名连在一起，使之过长且不得体，暗示着书中囊括了美国政治传统有关的所有关键人物，我从来没有佯称要做到这一点。”——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霍氏扪心自问：一部史书倘若要“囊括”全部美国政治传统，怎么可能没有专章论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丹尼尔·韦伯斯特？

然而，留给霍氏润饰、修订旧作的时间已然不多。据其子丹·霍夫施塔特回忆，自1947年起，霍氏被查出患有背部疾病（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骨科病症），此后又患上消化不良，最后由白血病夺走他的生命。而在诸多病症中，最令他饱受折磨的则是膝周滑囊炎——这是患者‌膝盖周围充满液体的囊状结构因‌摩擦或感染而‌引发的炎症，通常表现为‌疼痛、肿胀、肢体僵硬‌，严重时可能影响直立行走。霍氏成名后谢绝出席历史学会各类颁奖典礼活动，也绝少参加任何学术研讨会，并非由于他自视甚高，“不接地气”，而属实是因为这一“硬伤”导致他不良于行。

霍氏出生于非盎格鲁-撒克逊混合血统家庭（他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德国路德宗教徒），生来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或许正是这种使命感，以及“来日无多”的迫促感，使得霍氏下定决心，在有生之年发愤著书。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至1965年间，他累计出版七部“专著”（包括独作或与他人合作），平均每三年出版一部，速度惊人。此后，在疾病缠身的1965年至1970年间，他又完成了三部著作——创下了每二十个月完成一部的惊人纪录。不仅如此，作为出版商和图书市场共同青睐的“明星作家”，他的稿约源源不断，使得他疲于奔命。一方面，与他长期合作的克诺夫出版社持续推出（或再版）他的史学著作；另一方面，他又拓展了历史普及读物的新赛道：自1953年，应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Prentice-Hall）之约，他着手编撰历史教科书；1961年，他和友人伍德沃德（C.Vann Woodward）一道开始撰写《牛津美国史》（该系列的第一卷直到霍氏去世十余年后才出版）；1970年，他又同意以每卷九万美元的价格撰写一部三卷本的美国政治文化史——该项目计划于1987年竣工，而在此十七年间，他（和家人）每年都能获得约一万五千美元的报酬。

毫不夸张地说，自1950年代起，霍氏几乎沦为一架“写作机器”，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家庭经济压力。第一任妻子亡故后，在外打拼的他被迫将年幼的儿子丹送回布法罗乡下交由祖父母照看——这成为他终身的“隐疾”：此后他立志要将儿子送入最好的学校作为补偿。1952年，他和第二任妻子的女儿莎拉出生，家庭经济状况更是苦不堪言：搬迁新居（the Cape home）费用不菲，日后一双儿女在私立学校的学费也高得吓人，再加上购买研究资料以及聘请学术助手等开销。有一段时期，他几乎无时无刻不为入不敷出的财务状况而苦恼，甚至因此而患上“疑病症”（hypochondriac）。很显然，除了像流水线工人源源不断“下线”新的产品，他别无选择。但由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明知如此炮制而成的产品存在瑕疵——或被讥为“现时主义”（presentism）写作——甚至“硬伤”，他也无暇顾及。

说回到《偏执风格》。按照原定计划，霍氏将与主题稍有关联的“伪保守主义”三篇文章连同主旨论文汇编为一部文集，但出版商审稿时提出异议，认为内容较为单薄，建议增补“现代美国问题”研究论文三篇——不仅考虑到它们是当时牵动朝野、万众瞩目的“热点”，更考虑到学术著作应有的体量（其中“自由银币”单篇篇幅即占全书三分之一强）。定稿后，出版商又要求霍氏赶写一篇“导言”（Introduction），强调本书是专著而非文集，理由很简单：“文集很难卖大钱”（a book of essays rarely made money）。后来霍氏在这篇命题作文中感慨，“一部文集的作者面临的最为棘手微妙的任务，乃是撰写一篇导言，以期各篇文章在内容和论点上看起来更为统一，远甚于当初写成它们的时候。”——个中滋味，细心的读者当不难体察。

曾有评论家调侃，相对于正文，霍氏之“导言”提纲挈领，微言大义，往往能收点石成金之奇效。例如，在《美国政治传统》一书“导言”结尾部分，霍夫施塔特写道，“在民主社会中，对待政治领导人的态度，苛求毕竟比过分宽容要令人安心一些”——意指他将杰斐逊称为“出身高贵的民主派”以及将西奥多·罗斯福称为“充当进步派的保守派”之类“反讽”笔法，曾令他在学界饱受攻讦，但他本人并未因此而改弦更张。同理，本文揭示霍氏著述之“硬伤”，亦取《春秋》责备于贤者之意，并深信此举无害于霍氏作为“一位具有公共精神而保持低调的知识分子”（a public-spirited private intellectual）之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