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专家核查及评议结果公示》，新增83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其中专业学位博士点351个，一级学科博士点480个。同上一轮2020年新增博士点数量相比，本轮涨幅明显，也预示着未来中国博士学位培养人数会大幅增加。

从2000年代的大学生扩招到如今的硕博研究生扩招，中国高等教育在日益大众化。过去被奉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如今已经成为不少用人单位的入职门槛。而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容，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要求求职者必须取得硕士乃至博士学位。

面对越来越多的博士生，一方面很多人关心有没有必要培养越来越多的博士，是否会导致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数量过剩。另一方面，不少人担心博士学历贬值，博士学位的含金量下降。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取得博士学位，还有人担心这是否会对本科和硕士学位的求职者和职场人士形成挤压，使他们面临更大的职业挑战。无论是何种担忧，如何保证博士教育质量就成为社会关注的重中之重。

博士学位获得者人数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人才实力，也是各国争相比拼的重要领域。2021年，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在2007年培养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博士人数就已超过美国，并预测到2025年中国培养的STEM博士人数（7.7万人）将是美国（4万人）的近两倍。

与此同时，该研究报告还认为，中国新增的博士毕业人数主要来自“双一流”高校，这对于确保博士教育质量至关重要。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增博士点，特别是不同于学术学位的专业学位博士点，如何进一步维持高水平的博士教育质量就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博士教育质量在逐年提高，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相对来说，中国的博士学制较短，普遍在三年或四年，这可能影响培养质量。不少高校规定只有正教授或达到相应条件的教师，才可以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博导”）。这导致博士教育的师生比偏低，每个博导的指导压力较大，对每个博士生倾注的精力也不够。与此同时，不少博导缺乏科研进取心和指导能力，也会使博士生因为“放养”而疏于指导。

2019年，《自然》两年一度的全球博士生调查显示，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博士生对博士生涯更不满意，也更难以达到他们的预期。在工作—生活平衡、就业指导和心理辅导等方面，中国的博士生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求学的道路也更难走。据媒体报道，近些年来一些高校和专业的博士生未能得到应有的合理指导，有的师生之间还甚至产生了纠纷、冲突。

这意味着在增加博士点和扩招博士生的同时，要通过各种配套举措来提升博士培养质量。要加强对博士点培养质量与管理能力的考核评估，实现“能进能出”，定期淘汰和持续优化。要打破博导的身份限制，允许和鼓励取得博士学位的中青年教师指导博士生。在导师遴选和录取博士生方面，要进一步提高自主性，更好实现师生匹配。

与此同时，也要优化博士生的过程管理，坚持“严进严出”，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学位论文预答辩等环节严格把关，通过“博转硕”等机制分流不合格的博士生。

特别是对于专业学位博士生来说，需要开发和完善更加贴合其培养定位的培养方案和教学体系。相对于学术型的博士生，专业学位博士生是不同“赛道”，也需要定制化培养。

比如，专业学位博士生需要更多实践、实习和实操的机会，而这有赖于高校与企业加强合作培养。以人工智能等科技前沿领域为例，往往是相关企业的科研基础设施与技术发展水平更胜一筹，也需要将专业学位博士点更多向企业倾斜。

从就业市场来看，考虑到会有更多专业学位博士毕业生进入产业界，用人单位也需要转换思维，关注如何发挥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才能，使他们可以更好地参与科技研发与经营管理。当然，职场人士也可以借助这轮博士点新增的契机，选择合适的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在提升个人学历的同时谋求新的职业发展机会。（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