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车牌查册去找出涉事车主的身份并进行进一步访问是记者调查交通意外或其他违规事件时的常用方法，但香港电台时任编导蔡玉玲藉此调查2019年7月21日於元朗地铁站发生的白衣人无差别袭击乘客事件时，以「其他原因」循运输署的车牌注册制度查得车主身份，事後被运输署控以虚报资料。初级法院裁定她罪名成立，蔡不服，两年半间，一直上诉至最高级的终审法院才获胜诉。终院认为，运输署无理由将「真诚的新闻调查」排除在车牌查册目的之所有选项之外。

署方应容许查册作真诚的新闻报道。运输署於2024年1月推出新的查册途径，要求传媒以「例外情况」途径向署方申请车牌查册，证明有重大公众利益才会获批。

但新制推出七个半月间，至少四家传媒机构循此提出17项申请，只有一项申请的部分要求获批，其馀16项申请在运输署多番要求记者补充资料丶处理三至九个月後拒绝或由传媒撤回申请。而获批的申请，查询的虽是政府外判车队问题，但仍不获提供车主资料，认为事涉私隐，只提供车龄予记者。

记协於是提出司法覆核，质疑运输署的新政策与「蔡玉玲案」的判决相违背，申请不单耗时甚长，程序更是繁复，亦有记者担忧个人资料被披露，造成寒蝉效应，要求法庭裁定署方安排属越权，干预了宪法保障的新闻自由，是违宪。

法官指限制非不可接受  惟促部门决策须显重视新闻自由

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今(6日)早驳回记协的司法覆核，判词指，署方有责任保障车主私隐，新安排并没有完全禁止新闻界查册，只是门槛较高，须要新闻界提供更多资料。他强调，虽然法庭需要重视新闻界的言论自由，但查册对车主造成的私隐侵犯，亦须平衡，新安排要保护车主私隐的目的属合理，限制亦未对新闻工作者构成难以接受的重担，未有对言论及新闻自由构成不合理限制。

高官又说，新闻查册不单会披露个人资料，更可能被广泛公开，署方须仔细检视，因此须要较长时间进行查证，并非刻意延误以打压传媒，故此，政策符合终院裁决，并无越权。

但判词最後提到，新政策已推行一段时间，任何「初期问题」理应解决，处理申请应更有效率。若记者能提供充分理由查册时，署方不应花多个星期去决定是否批准，并须在决策过程中反映对新闻自由等权利的信任与重视。

记协对判决表示遗憾，坚持认为新安排实际上倾向保障车主私隐，并无容许真诚的新闻调查报道作车牌查册。实际上，运输署拒绝时既不给予理由，亦没有上诉机制，审批时间过长等，显见判决并无充份考虑业界申请时的实际困难。

在港府限制资讯自由和国安法例凡新煽动罪阴影下，香港的新闻自由排名已每况愈下，根据无国界记者的相关指数，香港在短短二十年间，排名从第18名大幅下滑至去年的第140名，与排名178位的宗主国中国，差距日益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