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动化时代捍卫“联结劳动”

在当前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劳动环境下，依然有一些职业以人际互动为核心，即那些专注于“联结劳动”的工作。然而，资本对劳动过程进行最大化控制的追求，正在威胁着这种特殊而重要的人类工作。《雅各宾》杂志近日刊载的《资本正在贬低“联结劳动”》一文这样认为。文章作者妮可·阿绍夫（Nicole Aschoff）是《雅各宾》的编辑，也是《智能手机社会：新镀金时代的技术、权力与抵抗》（The Smartphone Society: Technology,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the New Gilded Age，2020）和《资本的新先知》（The New Prophets of Capital，2015）这两本书的著者。

妮可·阿绍夫（Nicole Aschoff）

“联结劳动”是什么？

阿绍夫讨论的“联结劳动”（Connective Labor）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艾莉森·普格（Allison Pugh）提出。在2024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的人类工作：在断裂世界中建立联结的工作》（The Last Human Job: The Work of Connecting in a Disconnected World）中，普格将“联结劳动”定义为一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社会联系的工作形式，在这种工作中，劳动者不仅提供物理上的服务，还提供情感和社会支持，帮助他人实现尊严、理解与归属感。

《最后的人类工作：在断裂世界中建立联结的工作》书封

在普格笔下，联结劳动是一种“涉及‘看见’他人并对这种理解进行反馈”的劳动。此书的引言便名为“看见他人的力量”（The Power of Seeing the Other）。可以认为，联结劳动是一种通过共情倾听、见证反馈，与他人建立情感理解，进而实现有价值的成果（如患者康复、学生成长、客户信任等）的劳动形式。其核心是“看见他人”并传递这种“被看见”的感知。普格的《最后的人类工作》也是一项民族志研究，它基于曾经身为记者的普格对各行各业从业者的长期观察与访谈。

“联结劳动”的特点

普格认为，联结劳动“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可见，仅被部分理解并且通常得不到认可、报偿或奖励的工作，尽管它无处不在且至关重要”。这体现了“联结劳动”具有的双重特点：普遍性与隐蔽性。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联结劳动从事者包括治疗师、医生、教师、护士等，此外还有一些可能同样常见但却容易被忽略的联结工作者，例如牧师、咖啡师、理发师、教练和销售人员。高管通过理解下属情绪激发团队效率，律师通过共情建立客户信任等，都属于联结劳动的范畴。这说明联结劳动不仅存在于医疗、教育、心理咨询等“助人行业”，还渗透到销售、管理、法律等广泛领域。

而关于联结劳动的隐蔽性，在《最后的人类工作》的前言中，普格写道：

“似乎在任何地方，人们都依赖于自己与他人建立联系的能力，以及向对方传达自己‘理解’他们的能力来开展工作。这种能力就像是一层额外的劳动，潜藏在所有人都认可的劳动之下，但很少有人会直接承认这层额外劳动。……我们缺乏一种语言来讨论这种工作在众多场景中所具有的共性，而正是因为它没有名字，才导致它在雇主、项目和机构中不为人所注意。我们会谈论教学、指导或领导的重要性，但却不会谈论支撑这些关键任务的另一类工作。”

普格看到，“联结劳动”常被视为某种“软技能”或“天性”，并且与“女性气质”绑定，它极少被雇主认可、报偿或奖励，甚至在某些男性主导的职业（如警察、司法）中被刻意淡化。

此外，联结劳动还强调互动性。它并非单向的付出，而是一个“共同创造”的过程——它需要对方的主动参与，例如患者分享痛苦、学生表达困惑，并且这种反馈需要符合对方的自我认知，否则容易引发误解。

实际上，将“connective labor”译为“联结劳动”而非“连接性劳动”，便是为了强调其更强的情感和社会意义，即这种工作形式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度互动与共鸣，它具有“情感劳动”与“社会互动”的本质。“联结劳动”强调的是一种“建立联系”或“维持联系”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物理或技术上的“连接”。

相较之下，“连接性劳动”或许更适合于表述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人与人之间联系的行为，例如电子通讯和互联网技术。有趣的是，在当下，很多“连接性劳动”恰恰损害或贬低了人类之间的“联结性”。

“联结劳动”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那么，为何联结劳动被认为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普格认为，人类在联结劳动中产生“共同的目标、尊严与理解”，并在这种互动中“表达和体验自己的人性”。联结劳动所产生的“共鸣意义”，为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做出了贡献。联结劳动的价值远不止于“辅助完成本职工作”，如医生通过共情以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教师通过关怀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它更能创造三大核心的社会与心理价值。

其一是联结劳动能够构建尊严，有助于确认个体的核心人性。在普格的个案研究中，理发师Harrison通过倾听顾客的生活困境，让遭遇家暴者和失业者感受到被尊重；护士Birdie为无家可归者清洗溃烂双脚的行为不仅是伤口护理，更传递出“你值得被看见”的信号。“如果我用平静的语气说话，揉搓他们，并善意地安慰他们，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通常就能让他们的血压降下来。这就像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魔力。”

其二是联结劳动赋予目标，创造双向的动力与意义感。这在那些在资源匮乏环境中受到使命驱动而超负荷的工作者身上尤为显著。

其三是联结劳动促成理解，有益于自我与他人的认知重构。普格提出了一种联结劳动中的关键工作机制——“反思性共鸣”（reflective resonance），即当从业者的反馈既贴合对方经历但又能提供新视角时，会引发某种“顿悟”的积极效果。例如，当家庭治疗师将家庭冲动解读为一种“在乎彼此的表现”时，它有助于帮助家庭成员重新理解彼此；而葬礼指导师通过点破“丧亲者的愤怒源于悲伤”，则有助于让丧亲者接纳自己的情绪。这些行为都体现了通过“重构负面叙事”以重构认知的有效策略。

阿绍夫赞同普格对于“联结劳动”价值的推崇，并认为普格所描述的劳动“是一种更有价值的、更典型的人类技能的传播——总体而言，这种技能造福个人，也能造福社会。”尽管科技和自动化日益发展，这些工作仍然在塑造社会与个体之间的联结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绍夫谈到，联结劳动所创造的意义感“大于所有相遇的总和”。

资本主义对“联结劳动”的贬损

在《资本正在贬低“联结劳动”》中，阿绍夫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如何通过自动化和工业化逻辑试图控制和简化联结劳动。随着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数字工具的引入，联结工作越来越被量化、标准化和机械化，这削弱了其中的情感成分和人文价值。例如，教育中的“内容传递”和“情感支持”角色被分割，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情感联系削弱。

作者的这一批判借由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哈里·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 经典的“劳动过程理论”展开。在1974年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工作的退化》（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布雷弗曼提出了以“泰勒制”为核心的现代“劳动过程与工人技能分离”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通过控制劳动过程降解了人类技能的异化。

实际上，普格在其著述中也对布雷弗曼所说的“工业逻辑”主导下的联结劳动危机进行了分析。她认为，企业和管理者选择以“类似于装配生产线的逻辑”来处理联结工作，这类工作正在日益受到新的数据分析、应用程序和人工智能系统的影响——它们试图使联结工作更具可预测性、可衡量性、效率和可复制性。

具体来看，资本主要通过三类“工业逻辑”手段来降解和贬低联结劳动：

一是技术工具干预，主要包括数据化与AI化，其通过APP、AI、数据分析等削弱人类情感互动的深度。例如，普格观察到，某认知行为疗法APP雇佣了人类雇员Veronica帮助用户处理心理创伤，但在这一AI辅助的工作场景中，人类雇员反而被视为“APP的延伸”，Veronica作为真实人类所付出的劳动价值与情感消耗被大大忽视，她的薪资也远低于通常的治疗师。

二是岗位职能拆分，即技能的碎片化。其通过拆分联结劳动的技能组合，降低了劳动者的能力要求。例如，在某硅谷私立学校中，教师被拆分为“内容传递者”（负责基础教学，可被APP替代）与“激励者”（负责情感支持，未来或被低薪者替代）。

三是泰勒制的延伸，即决策权的剥夺。它将劳动过程的决策权转移给管理层或算法，通过“标准化约束”让联结劳动的工作者丧失专业自主判断与决策权。例如，医生被限制医患沟通时间，教师按照测试要求进行教学，治疗师只通过“清单”（checklist）来评估患者，等等。

阿绍夫指出，普格所批判的工业逻辑或许可以更有效地理解为一种资本主义逻辑。这种逻辑鼓励我们忽视或否认人类劳动所具有的核心地位——这是现代社会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之一。

资本家受益于“人类劳动的无限可塑性”，但长期以来却梦想着摆脱这种人类特性。“从人类劳动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的欲望伴随着人类几次工业革命的进程。在当下，“自动化工厂”似乎已经成为某种现实。但是，阿绍夫强调，“即使生成性人工智能的宏伟前景日益广阔，人类劳动——无论其细微之处还是其潜能——依然是工作、盈利和社会的核心。”正如半个世纪之前布雷弗曼写下的：“人类劳动，无论是直接运用，还是储存在工具、机械或家畜等产品中，都是人类对抗自然的唯一资源。因此，对于社会中的人类而言，劳动之力（labor power）是一种截然区别于其他力量的特殊类别，它无法被替换，仅仅因为它是属于人类的。”

在这个意义上，普格所说的“联结劳动”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得到了更充分的彰显。因为，“联结劳动”的核心要素是“以身体为工具，理解并运用情感，合作，响应自发性，以及犯错和处理错误”。这使得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手工的实践”，以及“一项人文的事业”。

复苏的希腊经济与米洛斯岛酒店争议

在希腊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当下，关于环境保护与房地产开发之间的矛盾正愈发尖锐。近期，米洛斯岛的一个五星级酒店项目成为焦点。米洛斯岛因其独特的火山地貌而闻名，其中的“月球海滩”以白色浮石岩层构成的景观著称，是希腊最受游客追捧的海滩和度假胜地。今年初，当地开始进行酒店开发项目的施工，引发了当地居民和环保团体的强烈反对。批评者认为，这些酒店的设计计划过于庞大，建筑群将堆叠在白色岩石之上，并配套建设泳池和洞穴式别墅，这些都极有可能破坏当地脆弱的自然环境。

米洛斯岛

随着反对声音四起，米洛斯市也因此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最终，米洛斯市政委员会于本周宣布，经审查，该酒店项目的建设许可被撤销。规划部门在检查中发现，开发商并未提交全部所需的审批文件和支持材料，因此不符合规范。市政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任何建设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和环境要求，未经全面合规则不得推进。”

环保人士对此表示欢迎，但也指出这一切只是“冰山一角”。有学者指出，目前米洛斯岛正在建设的酒店数量约有50家，过度开发已成为威胁希腊岛屿生态系统的主要风险。类似的争议在希腊其他地区也屡见不鲜。早在2019年，雅典卫城附近一座十层的五星级酒店因遮挡景观而遭到居民起诉。希腊最高行政法院最终裁定支持居民意见，文化部随后下令拆除该酒店最高的两层。然而多年过去，移除工程还没完成。此类案例表明，在希腊旅游经济迅速扩张的同时，司法与行政机关不得不更加频繁地介入，以防止无序开发破坏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

在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债务危机后，希腊近年来经济指标逐渐回升，米洛斯岛的酒店开发项目也正是这一回暖迹象的写照。根据官方数据，2024年该国共吸引游客3600万人次，几乎是常住人口的四倍，旅游业直接带来约217亿欧元的收入。庞大的旅游消费帮助希腊削减公共债务，旅游业也因此成为希腊经济的重要支柱，至少提供全国五分之一的就业岗位。

经济复苏不仅体现在旅游业收益上，还反映在就业和收入指标的改善上。欧盟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希腊就业率近年持续上升，居民的实际收入较危机时期显著改善。部分学者甚至指出，希腊某些经济指标已经超过危机前的水平。这种恢复过程与外资流入、房地产开发以及国际游客数量的增加密切相关。15年前的债务危机爆发后，许多农民被迫出售土地，而投资者则趁机购入大量地块，推动了大规模的度假村和酒店建设。如今，当地的房地产和建筑行业依旧在快速扩张。

尽管宏观数据呈现复苏态势，但旅游繁荣并未均等惠及本地居民。多项研究显示，2025年将有约一半的希腊人放弃年度度假。根据希腊劳动者消费者联盟（EEKE）的调查，大量居民因工资水平偏低而无法承担旅行费用。即使是雅典附近交通便利、票价较低的埃伊纳岛，也出现了游客减少的情况。一些水上运动经营者表示，往年8月上午十点前躺椅便已一空，而今年至今仍空置不少。

对此，希腊的年轻一代尤感压力。有受访者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自己拥有硕士学位并在零售业工作，月收入是850欧元，但却直言无力承担远岛度假的高昂成本——那里一晚上的住宿费用高达200欧元，他的同龄友人中几乎没有人能负担得起完整的假期。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印证了这一情况：去年有46%的希腊人无力负担为期一周的假期，这一比例比欧盟平均水平高出19个百分点。反而是在雅典，以往8月份常见的“空城”景象不再，市中心车流不减，露天影院、餐馆和酒吧反而挤满未能远行的年轻人。

在许多希腊人看来，度假正在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往年，许多人能在夏季休假20至30天，而如今往往不到一周。携车登岛的船票费用已高达450欧元，而居民的平均月薪仍仅为1342欧元。外界普遍担忧，在旅游业繁荣的推动下，本地物价不断攀升，而工资却停滞不前，导致中产阶层的生活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部分居民甚至表示，如今出国旅行比在国内度假更划算。住宿、渡轮票价以及餐饮支出的上涨，正在逐渐把本地人“挤出”传统的8月假期。学者指出，这种情况不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也触及文化与宗教传统，因为8月15日圣母升天节长期以来被视为希腊全民夏季度假的核心。

针对舆论对居民度假能力下降的担忧，希腊财政与经济部发言人欧米洛斯·察帕洛斯近日发表回应。他引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指出，自2021年以来，希腊居民的休闲旅行次数和过夜天数持续增加，已达到过去十年的最高水平。其中超过85%的度假发生在希腊国内，70%以上集中在6月至8月。此外，国家年度家庭预算调查也显示，与度假密切相关的“餐饮、咖啡馆与酒店”支出增长最快，其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重创下16年来新高，甚至超过危机前的水平。政府方面认为，这些数据表明希腊人整体上正在度过更多、更长的假期，并且主要在本国消费。察帕洛斯同时承认，部分居民确实面临生活压力，但强调改善民生仍是政府首要任务。现任政府已承诺逐步减税，并计划到2027年将平均月薪提升至1500欧元，希望随着就业和实际收入的增长，经济复苏正逐渐惠及更广泛人群，希腊社会的消费能力和旅游需求正在稳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