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最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工作形式——一些在大公司工作的白领，为了缓解工作压力或者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任务，将部分工作“外包”给公司之外的自由职业者。外包内容包罗万象，从制作PPT到撰写文案、到项目方案设计和写程序，都可以花更少的钱找人替自己干活，甚至形成多层次的“外包链条”。这种现象引发了关于职场剥削、就业市场、劳动法规等方面的广泛讨论。

白领外包工作 “二牛马”群体悄然崛起

接活的自由职业者可能是尚未找到全职工作的大学生，也可能是失业的前职场人，或者拥有一定空闲时间的全职育儿妈妈。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接活，但是相对来说待遇较低，也没有五险一金，被网民戏称为“二牛马”。有的“二牛马”甚至把接到的活再次外包，分放给“三牛马”甚至“四牛马”。

近日，一篇名为“时薪20元，我把工作报给在校大学生”的文章在网络引起广泛关注和转发。

文章描述了一位名叫Nico的金融公司女白领，在长时间通勤、工作任务重和照顾孩子的压力下，把自己的文书工作通过社交媒体以每小时20元的价格外包给了几个代工者。

认为性价比非常高的Nico前后找了好几次“二牛马”，成功熬过年末大劫。不过，她有些担心暴露，因为她觉得没有哪个公司的领导可以认同这种外包的工作方式。

文章还描写了其他几个角色：从当文案策划“二牛马”开始、如今因为活儿太多把自己发展成了中介、往下找“三牛马”的阿青；从高中结束就开始接活、接过1块钱一份的检讨书也接过整整一年中学历史课教案的小雨；还有遇到过拒不付款和要求写变态色情小说的奇葩甲方的海星。

最初发表于搜狐的这篇文章下面引来了大量身同感受的评论。

一位广东网友回复说：“我们部门就是这样干。大家说好，取消部门活动，每月6个人，每人出500，总监出1000，把所有策划案、设计都私下找学生外包了，天天上班比以前轻松多了，办公室喝喝茶就好。”也有人戏谑的评论：“只要学生够努力，社会就能喘口气。”

还有网友感到忿忿不平。一位湖北的用户说：“说白了就是一级又一级的向下剥削，那这个产品、工作什么的，能做好才怪；”还有一位评价道：“20元一小时是剥削行为，比最低工资标准还低，都是有文化的大学生，别这样好不？”结果，这条贴引来了“比20时薪少的比比皆是”和“20元已经是兼职届的中上水平了”的回复。

史上最有名外包案：美国码农找了中国“二牛马”

史上轰动一时的外包大案发生在2012年的美国。一位名叫Bob的中年美国码农，供职于电信公司威讯(Verizon)多年，多次荣获“最佳程序员”称号，做事靠谱、为人低调。

2012年，威讯公司偶然发现，一个来自于中国沈阳的IP频繁使用Bob的账号登录公司的主服务器，而且虽然每天都登陆，但只是认真地写代码，没有任何攻击行为。

终于，在被公司领导约谈后，Bob交代了事实：年薪25万美元的他，用一年5万美元的价格，把工作统统外包给了位于沈阳的中国码农。Bob从此假装上班，但是其实一天到晚都在刷社交媒体、看猫咪视频、网购，一年还净赚20万。

被公司炒掉的Bob几个月后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继续接单以及外包做中间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市场经济产物”

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位位于中国、曾经当过也找过“二牛马”的白领周琦(应本人要求不透露其真实姓名)。周琦首先非常不认可“牛马”这个词，而是觉得“供应商”、“打工人”、或者“甲方”、“乙方”更合适。

“这种现象不止存在于打工人的市场，其实只要涉及到利润足够进行二次分配的商业交易，都可以进行外包，”周琦说。

周琦总结外包现象的特点时说，只有利润足够高的情况下，外包才有意义。而且大部分情况下，老板也不会追究。“打工人本身可以拿到比较高额的工资，但又不想花费力气在一些无意义的内耗工作上，就可以把简单重复的工作，外包给外面的社会闲散人员。这些人有些是不工作的妈妈，有些是失业人士，能够通过自己的技能获得一份收入，哪怕是很微薄的收入，对于待业人群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这是一个动态的合作过程，”他举例说：“假如今年接单者接到老板给的项目提成是1000块，他以700的价格分发出去，自己赚到300。他们维持一个稳定合作的关系。当明年提成的价格上涨到1200，甚至1500，接单者仍然可以按照700分发出去，这就是利润的来源。”

不过，周琦接着解释：“如果一单的提成被老板压缩成700快，那接单者往外分发的时候肯定会压价，把价格压到400或者300，看是否有人接单。一旦没人接单，那证明这个价格在市场上行不通了，干脆只能自己干。”

劳动法是否形同虚设，不加班到底有无可能？

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观察”的创始人李强告诉美国之音，外包和廉价劳动力现象广泛存在，一方面是“民不举官不究”，另一方面也是当今社会白领的工作任务过于繁重。

“主要还是竞争，现在不好找工作。我觉得大部分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是要保住工作。这个是最重要的。打工人做不好这个工作，完不成这个业绩，马上就没有工作了，这个很现实的。”

李强解释说，他接触了不少在中国有过工作经验的白领，其中一些人的工作时长高达996(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甚至997(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7天)。“外包的活可能都是一些最基础的活，可能技术含量没那么高。工作动辄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外包出去他轻松点，老板也默许。”

周琦不认为外包现象和失业率有什么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解释说：“这跟内卷不内卷，失业不失业没什么关系。有足够的利润，那些聪明的人就会想办法把一些重复性的、自己不相干的工作，外包给有需要的人。市场也会在几次合作之后，给到一个公正合理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价格。”

李强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中国政府在约谈民营企业，要求控制加班现象。他说：“现在整个就业不好，我觉得这是主要的因素。为什么现在提倡大家不要再加班了，就是想扩大就业人口。现在竞争非常激烈，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不加班工作就会增加很多。如果一个人一周工作七十个小时，那压缩到四十个或者五十个小时，工作就会多出来，就会增加就业率。现在是在鼓励这些企业自觉行动，下一步政府可能会强行要求把工作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现在没有办法了，因为有太多的失业人口了。”

不过，李强也认为，这个举措“现在就是走走看，不知道能不能走得通”。

中国政府“反内卷”政策 试图控制加班文化

中国多家媒体报道说，2月上旬，美的、海尔多家工厂的员工收到“取消常规加班，严控工作时长”的通知。中国《界面新闻》“2025年反内卷第一枪”的报道说，3月上旬，三家中国公司因为员工下班时间在社交平台登上热搜榜引发讨论：大疆“强制员工9点下班”，美的“被曝强制6点20下班”，海尔“加班必须提前一周审批”。

3月12日，联想集团公众号发布文章《这里的夜晚静悄悄》，称“反对996，大部分人都能准时下班“、“不打卡，灵活办公，不会形式主义地要求几点下班”，因为“真正的竞争力来自科技创新，而非无意义的内耗”。

强制下班在各大企业并非新鲜之事，早在2021年，互联网公司就走在大疆、美的这些制造业公司的前面开始鼓励减少加班。字节跳动和快手宣布加班得“按需申请”；腾讯旗下光子工作室要求工作日晚上9点之前必须离开办公区域；美团优选恢复双休，调整工作节奏。

但是，四年之后的今天，“强制下班”被重新提及，恶化的内卷式竞争还惊动了中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7月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2024年12月，习近平在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

2025年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当天，习近平参加他所在的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动破除“内卷式”竞争。

此外，欧盟于2024年11月19日正式通过的《欧盟强迫劳动条例》也被一些业界人士认为是悬在产品出口欧洲的中国企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该条例禁止在欧盟市场上投放、提供或出口任何使用强迫劳动制成的产品。

《欧盟强迫劳动条例》使用国际劳工组织的 11 项指标来定义强迫劳动，包括“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过度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