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如何思考：超越人类的人类学》，[加]爱德华多·科恩著，毛竹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402页，86.00元

森林如何思考？如果把思考定义为依靠语言符号进行的推理、判断等逻辑思维活动，那么思考似乎是人类的特权，“森林如何思考”就是一个注定无解的问题。何况，对久居城市的现代人来说，探讨“森林如何思考”还有必要吗？森林早已远去，“森林的思考”似乎应该属于相信万物有灵的远古岁月。即便今天，依然有少量土著居民生活在丛林中或城市与丛林交界的边缘地带，他们的思维方式对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文明，又有多少价值和意义可言呢？正是在这些问题的背景下，加拿大学者爱德华多·科恩（Eduardo Kohn）的《森林如何思考：超越人类的人类学》（How Forests Think: Toward an Anthropology Beyond the Human）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这本关于厄瓜多尔亚马逊热带雨林中鲁纳人生活的人类学研究，立足于一种超越人类的生态学视角，重新解释了生命与“思考”。科恩不仅展现了鲁纳人丰富的物质与精神世界，还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与思维——这个被尼采称为“太人性”的人类纪世界的生命进程——其实始终是拥有“灵智”的自然的产物。

在鲁纳人那里，“森林如何思考”并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问题，他们作为丛林生存者的日常经验里已经包含着对此问题的体认与理解。鲁纳人告诫说，遇到美洲豹的时候一定要让它们看到你的脸，这样美洲豹就不会把你当作可以捕食的“一块肉”，而是视你为与它们相似的“自己”，从而放弃攻击。“美洲豹把人看成什么”的现象意味着美洲豹具有思考的能力。包括人类在内的每种生命体，都会将世界理解为某种样态，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这种生命体将世界及其事物“看作什么”的过程，即通过符号表征（represent）世界的活动，便是广义上的“思考”与“生存”。美国哲学家皮尔士把符号划分为三类：相似符号、标引符号和象征符号。相似符号是指符号与其所表征之物具有直观可感的相似性，比如照片代表本人；标引符号意味着符号与所表征之物有因果关联，比如落叶代表秋天。前两种符号都与其所表征之物有直接关联，而象征符号则最大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直接关系，主要依靠符号系统内在的差异性关联来表达意义，人类的语言即是其代表。尽管森林中的非人类生命缺乏象征符号，却有发达的相似符号和标引符号。早在二十世纪初，德国生态学家乌克斯库尔就提出，一切有机生命体都生活在由其生命活动模塑而成的环境中，这些环境与生命体的机体结构相互同构。虽然所有生命体都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里，但该世界却对不同物种呈现为不同的“环境”，比如青蛙所见的世界就与人类的世界截然不同。环境只有从“向某个特定物种呈现的世界”这一现象学的意向性关系层面上，才能被恰当理解，环境是生存者独特生命视角中的“物质-符号”世界。生命体拥有的环境既是物质实存，也是一套对其来说具有存在识别度和存在意义的符号系统。正是基于这种生态符号学的立场，科恩提出了“所有生命都是符号学的，所有指号过程都是活生生的”这一论断。

对现代人来说，只需掌握人类语言便足以维系生存，而鲁纳人要在热带雨林极其复杂的生态网络中生存下来，就不得不理解森林里诸多模态的符号所传递的信息。当鲁纳人注视美洲豹时，他们需要知道美洲豹如何看他们；要判断一种腹部富含脂肪的蚂蚁群将在何时起飞，鲁纳人则需了解蛇、鸟、青蛙这些与人类同样伺机而动的捕食者如何注视蚁穴。对蛇、鸟、青蛙而言，蚁穴的蛛丝马迹是充满信息的符号；而蛇、鸟、青蛙的行动迹象对人类来说同样是含有信息的符号。此外，蚁群选择在黎明前的昏暗时刻起飞，这一时机本身也是表征其天敌——蝙蝠活动规律的符号。森林构成了一个由无数生命目光交织而成的多模态符号网络，主要依赖于相似符号和标引符号，而非象征符号来维系其运行。尽管相似符号和标引符号不如象征符号那般高级，但它们都具备“表征未来的可能事态”的本质。例如，剧烈晃动的树枝对鸟来说是危险的符号，鸟无需等到真正的危险出现后再飞走，而是基于这一符号产生预知性反应，迅速逃离。动物们根据各种迹象判断蚁群起飞的时间，同样是一种基于符号的预知活动。这种预知能力源于符号与其直接所指之物的分离性。当某种符号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所代表的那一类处境能被有机体再三辨认，有机体便能摆脱刺激-反应的直接模式。作为象征符号的人类语言，正是这一生命指号过程中涌现出的高阶形式。通过更强的抽象性和系统自律性，它最大限度地摆脱了与所表征之物的直接关联，发展出包括虚构、想象等在内的更为复杂多样的预测心智形式。然而究其根本，象征符号依然“取决于其所从出的更为基础的物质过程、能量过程和自我组织过程”。

《森林如何思考》英文版封面

从生态符号学角度看，智能生命是一种能够运用规律和进行预测的指号活动的机体，“自我”作为生命指号活动的动态机制的产物，则是“一种被一代又一代人以越来越适应周遭世界的呈现方式重构和传播的形式”。在地球上，我们不仅通过语言表征非人类生物，同时也生活在那些非人类生命对我们的表征中。鲁纳人认为，凡是有能力从自身视角出发表征他者的生命体，都具有“自我”。因此，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处理与他人、猎物以及死者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不同的“自我”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比如，捕猎的过程便是人类如何把一个作为“自我”的动物转化为“对象”，同时避免自己成为动物眼中的对象。鲁纳人相信，男性在伴侣怀孕期间，其灵魂力量的一部分会传递给胎儿，这种“自我”的削弱使他们更容易受到美洲豹的攻击。死亡则意味着死者的“自我”不再拥有表征世界的恰当视角，它们变成“盲”的灵魂，无法再像生者那样按照正常的伦理关系对待亲人朋友，因此可能会对生者产生危害。生命体的性质——它是谁、是什么——完全取决于它们如何表征和解释周遭世界，以及该世界中的他者如何表征它们。简言之，生命体就是具有某种视角的“自我”，这就是它们的“灵”。当人类学研究与生态符号学理论相结合，“万物有灵”就不再只是对原始信仰的简单描述性指称，“灵”被赋予了从超人本主义视角来解释生命活动机制的科学哲学涵义。

为了和各种非人类的“自我”交流，鲁纳人使用一种“混杂的”语言，即在象征符号里混入具有相似性符号和标引性符号特征的语言表达方式。例如，主人会这样训诫他们的猎犬：“追逐小啮齿动物/它不会咬鸡/迅速追赶/它应该说‘hua hua’/它不会说谎。”这种训诫通过直接描绘行动的词语和拟声词，展现了猎犬的活动场景，而不是依赖包含大量副词、介词、连词，符合语法规则的完整语句。运用相似性符号是非人类生命交流的重要方式，比如两只狗会通过对战斗行为的戏仿来表示它们并不打算真正攻击对方，作为相似性符号的戏仿动作可以传递犬类话语系统里并不存在的“不想”这个否定词的意思。鲁纳人认为，高级生命能够理解低级生命的语言，反之则不然。因此，他们与狗交流时，常使用拟声词这种犬类也可能理解的非象征符号。依循相似性原则的语言表述方式在鲁纳人的人际交流中同样存在。书中提到，人们猜测几只家犬可能被美洲豹袭击致死时，一位名叫路易莎的鲁纳人女性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猜测或解释，而是通过模仿鸟类叫声的拟声词，描绘出受美洲豹惊吓的蚁鸟从一片蕉叶飞到另一片蕉叶的景象。这种描绘并没有明确解释家犬的命运，却引发了听众关于美洲豹袭击的种种联想和讨论。信息论向来将差异性视为信息的本质，但科恩却再三强调，相似性比差异性更重要。与擅长直接解释和判断事件或世界的象征符号相比，相似符号弱化了象征符号系统的内在规则性制约，从而在表征中更大程度地保留了世界的原貌。这种表征方式为信息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更为丰富和开放的空间。

相似、标引和象征这三种符号模态具有层层嵌套的等级结构关系，每一种模态都是基于前一种模态涌现出的高阶形式。这种从低阶向高阶涌现的等级结构关系不仅存在于符号系统中，更是生命世界的普遍形式。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最初，由于硫化技术的发展和汽车工业兴起，拉美地区一度出现了橡胶经济热，阿维纳村庄里的鲁纳人也因此受到白人奴役，加入到橡胶生产中。但在鲁纳人看来，这段殖民历史并非我们所想象的压迫与反抗关系，他们将这种殖民关系纳入与森林生活相关的独特世界观体系里加以解释。鲁纳人相信，森林是其管理者“灵师”的领地，各种野生鸟类都是灵师在其森林花园中豢养的“家鸡”。只有得到灵师许可，人们才能捕获猎物。但让人颇感意外的是，鲁纳人认为灵师应当是白人庄园主或牧师的形象。这一观念源于他们对生命等级结构的理解：在这个结构中，灵师和白人庄园主都处于高阶位置。

由于一种真菌寄生虫的存在，雨林中无法大规模密集种植橡胶，它们主要以多品种单株分布模式在溪流岸边生长。每几株橡胶树附近总有一条小溪，而这些小溪则不断汇入更大的支流，最终流向下游的大西洋。橡胶树被砍伐后，树胶顺着溪流漂向下游，由工人打捞并捆扎。阿维纳村庄的鲁纳人，凭借他们丰富的丛林生活经验，被白人役使着参与这一橡胶运输过程。从水文分布来看，下游的河流主干比上游的小支流蕴含着更充沛的水流和更大能量；从经济模式看，橡胶经济比橡胶树和河流处于更高的层级，下游的橡胶加工厂也比上游的采伐工厂聚集了更多材料、更复杂的技术以及更大的利润；与此同时，一种信贷模式也随之产生：位于河流交汇处的橡胶商人向上游提供信贷，而他自己则欠下下游更大商人的债务。这个由真菌、植被、河流、人类及其经济模式和社会关系共同构成的生命网络，展现出从低阶向高阶发展的普遍形式。高阶意味着更由更多要素构成的复杂关系和更强的能量聚集，同时也意味着对低阶生命基础中具体事物的超越和脱离。鲁纳人正是根据这种包含等级结构的生命普遍形式，来理解森林灵域和白人城市。灵师是森林财富的拥有者和最高掌控者，他们眼里的“家鸡”是比各种具体野生鸟类逻辑层级更高的分类方式；白人掌控的城市是财富和权力的聚集地，拥有比森林村落拥有更复杂、更抽象，同时也更强大的政治经济组织模式。“在森林灵师高阶的涌现领域之中，狩猎、庄园和城市由于它们与周围存在的资源分配模式的关系具有彼此相似性而结盟。”而在鲁纳人看来，白人抓捕并奴役他们的行为，正如他们在森林中捕猎一样，都是生命等级关系的一种体现。

科恩通过这些考察试图说明，人类生活中具有特定社会文化模式的世界，是从超越人类、包含更多生命关联的生态生命世界中涌现出来的，是从跨越物种界限的生命交流中一次次呈现出来的。当我们通过人类语言的表征能力，识别出自然世界中某种普遍形式时，应当意识到，这种形式并不是人类认知图示或者文化范畴强加于自然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自然界在我们身上的具体显现。生命系统的这种普遍形式，不仅在人类身上出现，也同样存在于河流和森林中。只是，人类世界会为这种包含等级结构的普遍形式赋予道德评判的涵义，而在自然界中，它们不具有任何道德效价。道德本身就是生命向高阶发展时涌现出来的一个成果。

科恩的研究不仅关注形式，更关注事物之间的互相作用和关联，以及使形式显现的过程。虽然形式具有普遍性，能够脱离具体事物，但它并不能离开那些创造和维系形式的具体事物。形式是连续不断的生命源流的产物。无论在语言、生态系统，还是在社会生活中，高阶与低阶之间的等级关系并不是一种充满优越性的单向度权力关系。没有鲁纳人与猎鸟之间的日常互动，就不会有灵师领域的“家鸡”；没有万物通过相似符号和标引符号展开的宏阔生命进程，就不会有人类语言和思维的产生。人类通过理性反思把握到的形式，奠基于生命世界嘈杂无尽的低语声中。而在心灵与这些声音尚未完全被理性思维捆缚的“相似性”表征关联中，包含着仅靠理性语言无法洞悉的生命秘密。这正是人类学关注像鲁纳人这样的森林栖居者如何思考的原因，也是人类永远为梦境和艺术着迷的原因。如果我们将展现出普遍形式的生命进程看作森林的思考，那么“像森林一样思考”就意味着学会倾听并使用人类语言之外的多模态生命符号。路易莎通过模拟可能在场的动物的声音来言说美洲豹袭击猎犬事件，体现了一种以聆听形式出现的创造性表征，其逻辑对于我们如何以超越人类的方式更好地关注周遭世界至关重要。

爱德华多·科恩

二十世纪早期，当生态伦理学之父利奥波德提出“像山一样思考”时，人们只能将这句话理解为人类行动应当遵循生态规律。然而，科恩关于“森林如何思考”的研究，则揭示了人类与自然在“心灵”层面上的内在贯通性。他试图说明，以语言为媒介的人类思维，其实是从本身便具有“灵智”，即作为活生生指号活动的自然生命系统中涌现的结果。意识不到人类思维根植于超越人类的广大生命世界的“思考”进程中，终将导致人的异化。科恩的研究思路里积淀着二十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深刻变革的成果。他关于智能生命自组织能力的论述，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控制论科学家瓦雷拉和马图拉纳七十年代对生命自组织自创生原理的探究。作为格雷戈里·贝特森奖的得主，科恩的著作里也多处显现出英国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动物学家贝特森的影响。贝特森在七十年代提出的心灵生态学理论，便是以信息论和控制论为工具，将各种不同层级的生态系统解释为具有自组织自创生能力的心灵。《森林如何思考》中关于生命从低阶向高阶发展的论述，关于人类语言嵌套在更广大生命世界中的看法，以及对图像思维的器重，也都可以在贝特森的著述中找到呼应。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信息科学的发展开启了一段颇为奇妙的旅程：一方面，科学家研究如何用机器模拟智能生命体；另一方面，在向超级技术狂飙突进的道路上，科学家们也关注动物等非人类自然生命机制的研究。这一过程中，既有对人类智能的攀升，也有对曾被忽视的自然价值的重新发现。人类学、生态学、生物学、认知科学、控制论等学科之所以能携手并进的关键在于，思维不再被视为心灵黑箱的隐蔽活动，而是被界定为有机体对环境做出反应的信息传输行为。动物智能、人类智能、机器智能也因此得以在以符号表征为基础的信息活动层面相互沟通。信息科学与生命科学的发展，共同推进了一种超越人本主义的生命观和世界观的诞生。这种“后人类”文化观念的不再以人类生命为尺度去衡量动物和自然，反而把人类的肉身和心灵结构都视为自然这个更大时空尺度的生命系统的涌现生成之物。它提醒我们，人类智能（包括人工智能）永远不足以包容自然生命整体的深邃悠远，这也正是科恩在其超越人类的人类学研究中展现的基本立场。在《森林如何思考》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科恩与“行动元理论”的提出者拉图尔、“赛博格宣言”与“伴侣物种宣言”的发出者唐娜·哈拉维的对话，也能从其对跨越自然与社会隔阂的普遍形式的论述中，依稀辨认出《千高原》的作者德勒兹的身影。非人类的、人类的与后人类的，自然的与社会的，前现代的与现代的，就这样在《森林如何思考》中不期而遇。在这些交相辉映并充满张力的视角中，雨林里的鲁纳人不再是供现代人猎奇的异类或景观。他们是我们的过去，也可能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在面对“太人性的”现代文明所造成的生态和社会危机时，所渴望走向的一种不那么“异化”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