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中国科学家许良英(1920年5月3日-2013年1月28日)的半部自传----《幻想-挫折-反思-探索 ---许良英未完成的自传》最近在纽约博登书屋出版。(这部自传纪录了这位科学家截至到1958年的人生、只能算“半部自传”)。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告诉美国之音纵深视角，1989年后，许良英就处于监禁和半监禁状态，这使得它一直无法在生前出版这个半部自传。说到父亲92岁人生贡献，他认为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得到了国际同行认可，奠定了他作为科学家的专业地位，但他的人生成就远远超出学术界。鉴于他对民主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和对人权事业的追求，财新称呼其为 “中国的自由思想启蒙者”，美国物理学会在2008年授予他萨哈洛夫人权奖。 

《爱因斯坦文集》的开创性研究 

中国大陆的舆论是这样评价作为科学家的许良英：“著名科学史家，在爱因斯坦研究、物理学史、科学思想史等方面曾做出卓越贡献，代表作有《爱因斯坦文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民主的历史》等。 

《爱因斯坦文集》由许良英、赵中立、范岱年、张宣三及李宝恒等编译，共三卷，约130万字，已故中国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说，这是迄今已出版的各种文字的爱氏文集中，篇幅最大的一部。

许成钢告诉美国之音，许良英这一生科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就是研究爱因斯坦，代表作就是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他说，这是一个开创性研究，“这个东西不是单纯的翻译，他是编和翻”，当时国际上并没有爱因斯坦文集之类的著作出版，必须对散落在各处的大量爱因斯坦文献进行编辑和翻译。父亲“必须要做一个决定 ，他选什么东西，怎么选怎么编。” 

方励之与许良英成为朋友，就是因为发现《爱因斯坦文集》一处物理学错误而写信给许良英。他评价文集说，“编译者如此收录，不仅表明他们谨守着尊重事实的科学原则，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科学的价值观。”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说，许良英介绍给中国人的，是“作为一个人的爱因斯坦”，而不仅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与中国“黄金时代 ”的关系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序言》说，“我一直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许成钢则认为这是一个有一定自由的“黄金时代”。那么这个时代与《爱因斯坦文集》有什么关系呢？

许成钢对美国之音指出，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是哲学，第二卷是物理学，第三卷是社会问题，实际说的是民主与人权问题，这些内容的出版对中国社会是有很大冲击的。这就使得许良英的科学研究与民主人权研究的贡献形成了无法分离的关系。  

许成钢说，许多阅读《爱因斯坦文集》的人，并不是物理学家，而是大学生和知识分子。通过阅读文革后不久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中关于民主与人权的文献，等于实际上在中国启发了一代人。他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科学家方励之关于民主人权的认识大部分来自《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而且，他还用爱因斯坦的思想去启发中国大学生们。这是1986年的学潮的发生原因之一。  

因为1986年学潮，方励之因为被中国当局认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开除中共党籍并被免除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1989年1月，方励之公开致敬邓小平，要求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以及所有类似政治犯；1989年2月，包括许良英和他老师王淦昌等在内的科学家群体首次就政治问题发表公开信。 

《中国新闻周刊》披露，胡耀邦看到刚出版不久的《爱因斯坦文集》说：“很多内容我没看懂，但看懂的那些，对我启发很大。” 许成钢告诉美国之音，《爱因斯坦文集》对中共上层也有启蒙作用。胡耀邦在总书记任上时要求书记处将《爱因斯坦文集》做学习材料，中共上层集体学习《爱因斯坦文集》，主要学的就是第三卷。因为第一卷和第二卷他们读不懂，“这些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讨论，实际上对冲击共产党的传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许良英回忆，胡耀邦在1980年担任总书记的时候，要求科学院给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国务院正副总理开科学技术讲座，其中的第一课的科学史讲稿就是出自他之手。这个讲稿写道：二百多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 

许良英幻想：“爱因斯坦传人”还是 “三大迷信”？

《纽约时报》称许良英为“爱因斯坦在中国的传人”。不过，许成钢告诉美国之音，他认同这样一种看法，许良英的这一生可以画两条线， 第一条线就是毛泽东、共产党、马克思战胜了爱因斯坦；第二条线就是爱因斯坦反过来打败了毛泽东、共产党和马克思。显然，儿子眼光中的父亲与爱因斯坦的关系是立体的，更复杂。

方励之曾经批评《爱因斯坦文集》的一条注释是“帽子式的”批评。爱因斯坦针对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意见” 说，“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指《自然辨证法》)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许良英等编译者为此写了一条批判性注脚说：“真正‘可笑的’，恰恰是爱因斯坦的无知和他的顽固的资产阶级偏见。”方励之说，“用‘无知’来描写爱氏在‘当代物理学’及‘物理史’方面的知识，更不妥当。” 中国《科技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书评 ，批评许良英等人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的这种注释是 “反科学的时代污染”。 

许良英后来在回应文章中说这个脚注已经改写，并自我批评说，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出于自己内心的盲目忠诚和迷信。”他告诉《纽约时报》，“我同意爱因斯坦的理论，因为科学无阶级。”但“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我认为爱因斯坦理论中的哲学部分是某种资本主义理论。”

许成钢告诉美国之音，父亲自小崇拜爱因斯坦，但也同时迷信共产党。许成钢称其为“很可贵的自相矛盾” 现象。他指出，即使许良英在迷信共产党和毛泽东时，仍然坚信人的基本权利，相信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人生岁月追随爱因斯坦是一贯的，尤其是在1989年他更清楚认识到了共产党性质后，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在晚年推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事业。 

科学家许良英迷信共产极权之谜 

为什么研究爱因斯坦的科学家许良英会曾经迷信毛泽东、共产党和马克思？许成钢说，这部父亲未完成的自传实际要回答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为什么共产极权意识对包括许良英在内的科学家总是有如此大的诱惑力？

许成钢对美国之音分析说，许良英当时获得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当时的“中共大外宣”。 这其中，美国人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英文为Red Star Over China)对他影响巨大。许成钢特别指出，斯诺这本书对美国人和外国人影响巨大。实际上，它对中国人的影响可能更大。当时那么多的读书人去延安的原因都是相似的，诱惑他们去延安的就是斯诺这本书。许良英和一批老共产党员晚年反思的一个共识就是当初他们上了当，受了骗，斯诺本人到晚年也发现自己上了当受了骗。 

经宋庆龄介绍，斯诺1937年前往当时的中共中央临时驻地保安县采访，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红色区域的外国记者。在那里，斯诺成功地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后来，斯诺根据采访撰写了《西行漫记》。因为这本书，许多中国年轻学生对中共产生好感、向往延安，从国统区投奔中共。而一些外国人，包括被中共推崇备至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也因为这本书的影响和感召来到了延安。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教授说，斯诺的书成功地将西方社会对共产党的好奇心变成了对共产党的同情，这些人当中包括年轻时的林培瑞自己。 

许成钢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上共产党当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抗日战争。中国知识分子在什么是人权、民主、宪政这些问题上本来就缺乏深刻认识，当民族主义问题放大的时候，就会发生救亡压倒启蒙现象。 

许成钢说，还有一个原因是共产党有一整套非常有技巧的欺骗手段。他提到了日本教授远縢誉撰写的《毛泽东勾结日本人的真相》。为什么当时大批知识分子能去延安而延安从来不被日本飞机轰炸? 原因是毛泽东与日本人有秘密协议，毛泽东向日本人提供国民政府情报作为交换。而这些真相，中国知识分子们一无所知。 

这种欺骗的结果是，追求民主人权的知识分子，反而会认为中共是追求民主人权真正的党，国民党是法西斯党。而威权主义的国民党在学校对学生知识分子的镇压，则又帮助了共产党的宣传和欺骗。

许良英的挣扎:回归爱因斯坦

在谈完许良英陷入“三个迷信”原因之后，许成钢继续为观众解读了为什么许良英在经过了漫长的挣扎后才走出这三大迷信。

许成钢在专访中回忆说，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他本人和家庭都遭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惩罚。他自孩子时代就能感知到被政治歧视。但右派父亲许良英仍然“充满激情地忠于共产党”，并且教育他也要无条件忠于毛主席、忠于共产党。许良英认为他之成为右派，是因为中共内部反毛力量刘少奇等发起了反右运动。许成钢认为，这种“忠诚教育”是父亲许良英给他的人生的“坏影响”。

文革晚期的1974年，许良英从“四人帮”和毛泽东的关系看到了毛泽东的帝王本色，此时，虽然他走出了毛泽东迷信，但他仍然迷信共产党。许成钢说，当时方励之也像他父亲这样，劝大家加入共产党，以改变共产党。理由是这样：既然共产党的力量难以撼动，就从内部突破。

许成钢自我反思说，虽然他从来没有加入共产党，但是当时在这一点上，他与父亲和方励之的看法也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当时的父亲、方励之和他本人，对共产党的认识不深刻，有幻想，才有这样的想法。

1988年，许良英公开提出“马克思、 列宁最大的历史错误是否定民主、主张专政”，1989年的大屠杀让许良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大屠杀让许良英深刻认识到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之前他只是抽象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他告诉《纽约时报》，20世纪80年代末，“我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回归爱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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