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韵刚以柏林爱乐圆号首席身份结束上海之行，一个多月后，他将重返上海，举办圆号独奏音乐会。

2026年1月2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曾韵将和发小、钢琴家韦子健同台，献上一场以圆号为主角的新年音乐会，用金色号角召唤新年憧憬。

音乐会的曲目相当有新年画面感，均由曾韵本人操刀改编。他的独奏会总是充满欢笑，他“现挂”模式的即兴主持，将为音乐会增添更多节日气氛。

今年6月，经过不到一年的试用期，曾韵正式成为柏林爱乐终身圆号首席。在这个顶流天团任职，他不敢说自己到了职业天花板，“永远能发现不足，希望一直保持开放学习心态。”

古典音乐之外，这个26岁的阳光男孩十分接地气，喜欢听《帝女花》，还是郭德纲的铁粉，每天晚上都要听他的相声入睡。

曾韵接受记者采访

曾韵在上海交响乐团的“是日返场”文创上签名

【对话】

去了柏林之后，乡愁反而更浓烈

澎湃新闻：第一次以柏林爱乐圆号首席身份来上海演出，什么感受？

曾韵：所有同事都在说，观众的素质直线飙升。以前总会有意外情况，比如手机掉地上，掉得还挺有节奏感，还有咳嗽声刚好和演出节奏重合。有同事20年前第一次来上海，观众席还有塑料袋之类的杂音。这次明显不一样，秩序好太多了。

音乐家能感受到这些声音，突然冒出奇怪的声音，容易打乱节奏，甚至会被吓到。不过也能理解，一千多位观众，难免有人生病、身体不舒服，顶着烈日或雨天来听音乐会，偶尔有状况也正常。柏林其实也一样，也会有类似情况。

这次来上海时间很紧。第一场演出当天上午，我帮同事找洗衣店，跑到海潮路，浅walk了一下。路上还闹了笑话，芬兰同事看到车牌“沪A”，误以为是“IP A”（注：一种啤酒），我连忙解释中文左边表意、右边表音，三点水的字都跟水有关。芬兰人聪明又好奇，听得很认真。

澎湃新闻：元旦这场圆号独奏音乐会，所有曲目都是你操刀改编的？

曾韵：大家都在过元旦，肯定要选好听的，但好听的旋律对演奏技巧的要求更高。上海观众很“刁钻”，不只想听热闹，还想听深度，毕竟很多人花一两个小时赶来音乐厅，不会想“傻乐”一趟。所以，曲目既要好听，又得有内涵。

上半场是西方经典。普罗科菲耶夫《罗密欧与朱丽叶组曲》的改编有过先例，中提琴、长号都改过，圆号为什么不能改呢；还有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选段、芭蕾舞剧《胡桃夹子》选段；维瓦尔第《D小调协奏曲“威尼斯”》是我从他的三个不同歌剧里抠出来的，很多花腔和抒情部分。

下半场是中西结合。小时候我常跟爸爸去吹堂会，会有《春节序曲》《赛马》《春江花月夜》这种热闹的曲子，还有圣-桑《酒神之舞》。“细糠”听多了也会累，大家也想听点轻松的。

我以前只听交响乐，对中国传统艺术不了解。去了柏林后，乡愁反而更浓烈，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有一次，冬天天气不好，心情郁闷，突然听到有人街头弹琵琶，我一下子被打动了，听进去了。从那以后，我经常听中国传统音乐，连洗澡都会放，比如粤剧《帝女花》，还有西河大鼓、京剧、川剧，天天听郭德纲的相声睡觉。

澎湃新闻：改编的过程顺利吗，持续了多久？

曾韵：很痛苦。我很讨厌坐在电脑前打谱，眼睛累。有时候脑子里蹦出好点子，转头就忘了。有时候半夜编了一个贼牛逼的结尾，第二天一看很失望，重新写。

还好是改编，我还是不要添油加醋，作曲家怎么写我怎么抄，省了不少工作量，要是原创真的扛不住。曲目还没完全定稿，我和韦子健是老搭档，随时写、随时改就行。

每个人都可以尝试作曲，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好作曲家，还是有“壁”的。作曲太难了，我现在特别理解为什么作曲家明知掉头发也要熬夜工作——灵感来了停不下来，怕睡了就忘了，非常辛苦，他们值得被写进音乐史。

“柏林爱乐在上海”演出现场，曾韵坐镇圆号声部 摄影：茅新麟

“柏林爱乐在上海”演出现场，曾韵首次以圆号首席身份来上海 摄影：Monika Rittershaus

柏林爱乐光环下，心里也会打鼓

澎湃新闻：你以前觉得柏林爱乐遥不可及，亲密接触后有什么新感触？

曾韵：我第一次去柏林爱乐帮忙，是演肖斯塔科维奇《第四交响曲》，提前半年就买好总谱，天天晚上跟看小说一样翻一遍。无形之中，柏林爱乐的光环给了我蛮大压力。

我在去年9月入职。小时候听了太多柏林爱乐的录音录像，卡拉扬、阿巴多、西蒙·拉特，全是大佬，史诗级的存在。现在自己站在台上，忍不住想“我配在这里吹吗？”“我有和这些史诗级的名字相近的才能吗？”演之前，我的心里会打鼓，会质疑自己。

团里很多大活、都是大曲，马勒《第八交响曲》《第九交响曲》、理查·施特劳斯《阿尔卑斯山交响曲》、瓦格纳《莱茵河的黄金》……我会有点恍惚，甚至觉得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都变成“小作品”了。

现在，我的心态平和了一些，但还是要有度，不能自负。

澎湃新闻：你是会主动给自己施压的人。

曾韵：我不希望在舞台上留下不好的印象，有时候会过度准备。

温泉老师和我讲过一位澳洲圆号演奏家的故事。有一次来中国，他生病了，状态极差，但演完大家都觉得“天神下凡”。现场总有瑕疵，但只要自己标准足够高，哪怕往下掉一点，也不会太差。归根结底，还是要准备好，要珍惜舞台。中国现在的音乐厅很多，但如果在一个地方演砸了，可能就再也没机会了。

柏林爱乐圆号声部也常在舞台上犯错，比如吹错音、进错拍，笑一笑就过去了。大家对犯错的态度很中肯。这回在上海，贝斯首席对我说：你吹得太好了，但我现在等着你犯第一个错，说明你是一个人。他宁愿看到一个人为了音乐表达而犯错，也不想看到一个不敢冒险的无聊演奏者，不然演出就没张力了。

澎湃新闻：进入柏林爱乐，你觉得自己到职业天花板了吗？

曾韵：不敢说天花板，天花板也会掉下来，也要经常维修。

首先这是一份工作，我付出劳动、收获回报，能维持生活，同时给我带来归属感和荣誉感，圆了我的梦想。但我永远能发现不足，哪怕是街头音乐家，身上也有我没有的闪光点。我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持开放的学习心态。

澎湃新闻：你心里有没有瞄准一个人，希望自己成为他那样？

曾韵：小时候崇拜很多人，现在没有。我更愿意相信，大家都是普通人。我也从不叫别人天才，觉得会伤害人，会否定背后的付出——天分再高，也得努力。就像从父母那里继承了房子，还是得用心维护和打理，不能把才能当成不用努力的遗产。

澎湃新闻：师哥梅第扬会比你更松弛一些吗？

曾韵：他绝对是我的榜样！他是第一个加入柏林爱乐的中国人，相当于中国“门面”，是成就，也是负担。很多同事有中国或亚裔配偶，但在工作中亲密接触的第一位中国同事是梅第扬。我去乐团后大家挺认可，他的功劳很大，大家对中国人印象很好。

他比我大四届。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我从小崇拜他，“梅第扬”三个字在我心里是镶金边的，金光闪闪。我们第一次一起拉乐队是在附中校庆，没想到后来能在柏林爱乐共事。

我们常约饭，他是湖南人，我是四川人，口味相近，必须吃辣。他和太太做饭都很棒，我吃过一次番茄火锅，他们自己炒的底料，太香了。

曾韵和圆号演奏家、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韩小明  交流图片均来自韩小明

曾韵和柏林爱乐圆号声部在上海音乐学院交流

曾韵和柏林爱乐圆号声部在上海音乐学院交流

怎么放松自我？听郭德纲相声！

澎湃新闻：去年夏天，你参加了拜罗伊特音乐节，应该也是第一位在拜罗伊特节日乐团当首席的中国人。

曾韵：他们有一套严苛、完善的选人系统。第一年是试用期，投票通过才有资格请大家吃一顿饭，算是“自己人”了。任期没有明确规定，但圆号声部有个规矩，两年没参加会被踢出序列，得重新走试用期。

拜罗伊特音乐节每年都会演全套瓦格纳“指环”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唐豪瑟》《帕西法尔》《漂泊的荷兰人》，一共8套作品。我参演了瓦格纳《莱茵河的黄金》《众神的黄昏》和《唐豪瑟》《漂泊的荷兰人》。

普通乐池是个“坑”，拜罗伊特的乐池有台阶，不同声部分层而坐，还搭了一个棚子。这种设计看着像有缺陷，其实特别精妙——瓦格纳需要厚重的铜管的金属音，但又不能盖过弦乐，在这里就算铜管吹得再响，也能清晰听到弦乐，所以拜罗伊特的录音里，铜管声音很紧、很有张力，又不会掩盖其他声部，平衡感特别考究，毕竟是瓦格纳自己设计的。

拜罗伊特有古老奢华的歌剧院，但瓦格纳不愿在那里演歌剧，觉得观众会光顾着看墙壁，忽略歌剧本身。所以他自己设计了剧院。

澎湃新闻：深度体验后，你觉得柏林是一座怎样气质的城市？

曾韵：特别多元。我住的地方很安静，但坐两站地铁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柏林的历史很特别，西德岁月静好，东德更酷。我住在西边，因为上班近。想切换生活节奏的话，坐两站地铁就行。这里的人都很自我，在街上做什么都没人管，不会有人拿手机拍，大家都只顾着做自己的事，蛮好玩的。

澎湃新闻：工作之外，你会如何放松自我？

曾韵：我最近开始打羽毛球，但打得不好。成都有几个有好友，天天训练我，有一次打了一个小时，我一个球没接到，乐在其中。吹圆号需要肺活量，必须锻炼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天天晚上听郭德纲的相声。他的相声我都熟，今天早上还听了《文武双全》，最喜欢听《西征梦》。相声最后的贯口就像交响曲里收尾的coda, 尤其“去你的吧”，特别精彩。相声和古典音乐也有相通之处，有垫活、有过渡、有爆梗，有时观众爆笑不一定是最后一刻“去你的吧”，而是中间某一刻，音乐也不一定非要到最后或最高音才出彩，中间的张力更有味道。这些给了我很多灵感。

澎湃新闻：你在小红书有账号，会在上面潜水吗？

曾韵：经常潜水，没有小号，偶尔手滑会不小心点赞。我和大家交流不多，因为不想破坏乐迷朋友自己的交流氛围，就像学生聚餐突然进来一个老师，会让大家不自在。

在上海第一场演出完，有一大堆观众等在门口，有同事在前面签名，我从旁边溜出去，被几个乐迷认出来，悄悄签完离开。他们也不是追星，就是想收集签名嘛，能为大家服务我挺自豪的。我没有什么“偶像包袱”，一切如常照旧。

“如歌的行板”新年音乐会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