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帝辛·商王受（“商纣王”）接手王位之初的局面：

图例说明：
· 实线圈是广义“商文化”各地方类型或据点，虚线圈是其他考古文化类型；
· 蓝黑色 代表商政权核心板块成员；
· 亮蓝色 代表大体亲附商政权的外围板块；
· 红色 代表周人势力（尚未与商政权公开决裂）；
· 白色 代表在商周之间无明确倾向性（或倾向不明）的板块；

然后这是帝辛·商王受 统治末期的局面：

图例说明补充：橙色代表亲附或降服于周人的原商文化成员。

短短三十年间^[1]放任周人的地缘实力膨胀到这个地步，这不是帝辛的责任是谁的责任？

然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帝辛统治早期，一图局面尚能维持。虽说现任周伯·昌（周文王）身负商王杀父之仇，且可能在帝乙二年挑起过复仇战争，但终归还是选择归顺。帝辛九年夏秋季「尸方」（即「人方」^[2]）人群袭击了商王的东部附庸^[3][4]，于是出于报复，帝辛十年、十五年两次大规模征讨并取得了胜利。（卜辞、金文中帝辛对尸方大规模用兵记录到此为止^[5]，所以大概率不存在周人趁机偷袭商王畿的问题）

（根据时间反推）帝辛很可能在同一时段囚禁了周伯·昌。不论是受“谗言”影响也好^[6]，对其扩张意图警觉也罢，抑或单纯为了在东征时期控制住西边不安定因素，总之商王雷霆手段之下，周昌被囚多年，周人不得不再次面对「文丁杀季历」的危机。

然后帝辛把周昌释放了。

放人可能也是个无奈的决定，商王不能不计连杀两任周伯的后果，也不能承受主动与周人决裂的代价；但先囚后放的轻率处置还是诱发恶果。昌归乡后几乎立刻采取了激进回应：他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不仅公开称王，宣扬家族受有天命，还发起了一连串军事行动；其中最重量级的就是对西安「晚商文化老牛坡类型」（崇国？）的灭国之战。此战周人集结众多盟友，或乃至于汾河流域的唐人^[7]；盟军发动了坚决的围城战，持续月余，强攻数次^[8]，最终在冲车轰鸣和钩索攀援中破城。胜利者随即进行了残酷报复：老牛坡城址毁弃，中型贵族墓地均被大肆破坏，遭掘坟弃尸^[9]。

《大雅·皇矣》：
帝谓文王：訽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
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商王在关中最后的忠盟和战略支点，周人长久以来最大的仇敌就此覆灭，帝辛做了什么对应呢？

他什么都没做。

老牛坡方国的覆灭触发了一连串灾难性多米诺：该枢纽很快就被周人选做新都「丰邑」之所在，以新基地为支点的战略进攻全面启动。关中盆地历史上首次被整合，东部峡谷出口完全受控，周人退可倚之为金汤，进可蹈崤函道如高速路，兵锋或直抵嵩洛、河内一带。

曾经被老牛坡阻隔封闭的武关道也向周人敞开，后者影响力迅速遍及汉水上游，在南土拉扯起了一个庞大的反商军事联盟。隔壁十里庙商人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 / 拉拢，大概是膝盖一软跪下了^[10]。

楚人为什么要帮西周灭商？

十里庙控制着南土大干道的关键节点南阳，他们的降服隔绝了庙台子商人，南土的力量对比颠覆，南方盟军从此可以自由北上与周人主力会合。牧誓八国大多由此地而来。

公平地说，北线晋南诸邦（白燕 / 旌介类型）早在第一图时期就是骑墙佬^[11]，但周人这一轮暴风扩张和商王的软弱不堪还是让他们做出了最终选择：武丁以来历代商王费心收服建设的西部第二道防线（汾河 / 太岳防线）不攻自破。

于是局部力量对比变成了这样：

商王畿直接暴露在周人的打击范围之内，而且大概率要面对局部一打二的不利局面，那么帝辛做了什么补救么？

他（几乎）什么都没做。

说“几乎”是因为对于“文王是否征服过耆国 / 黎国”，史学界有较大争议。如果真有过这么一场远征，夺取了商王一山之隔的高地塔，那么帝辛百忙之中还是腾出手将耆国夺回了——因为后来周武王八年（又）发起过一次对耆国的远征^[12]。

文王去世，武王即位。部分文献记载武王九年周人举行了一场大型演习^[6]，测试周人主力和汉水周盟能否协同进军；最终双方在盟津成功会师。周武王压制住了盟友们“顺势决战”的呼声，一番安抚后退兵西归；直到两年后联军再次集结，决战在商王畿的心脏爆发。

（武王如果真的闹出过）这么大的动静，帝辛还是什么都没做，静静地等待末日降临。

所以这条挂机狗究竟在干嘛？最可能的答案是：他在忙着内斗。

帝辛后期商政权中心的矛盾已白热化，而矛盾的核心（之一）是帝辛的用人政策：

• 贵族们要求商王尊重优先任用氏族领袖及血缘宗亲“旧人”之传统。
• 帝辛则强硬坚持任用依附于自身的奴仆、逃人等出身之“小臣”。

在商末期的黄组卜辞中，小臣任事的内容更多于旧族官，与以往之统计现象发生背离。我们并不清楚帝辛对旧体制的敌意，究竟是出于个人情绪还是某种远见；只知道他确实取得了“成功”，牢牢维持住了商王的无上权威，将诸反对派踩在脚下；但他的对抗手段是如此粗暴，主要实力氏族几乎都成了商王的政敌。

可商 - 西周的社会运作基本单位，就是这一个个“氏族”，他们掌握着大部分社会资源和组织能力。如果氏族首领怨恨、拒不合作，商王和他的小臣团体也没可能有效运作整个政权机器。大邑商的统治运转走向停摆，这种失能和离心甚至扩散到了的周边板块之中，当商王最终覆灭时，东方的大辛庄，前掌大等实力诸侯，都没有表现出过多情绪波动（一如西周末期来事）。

倾轧内耗的高潮，是王叔比干死，箕子囚，王兄微子背叛，辛甲，胶鬲，大师疵，少师彊，大（内）史向挚等一干重臣纷纷私下串联 / 逃亡周方。更多的商人贵族思忖：借周人之手做掉这个商王，说不定就能让旧秩序回归正轨？于是整个商廷共同选择纵容周人崛起，甚至于做周人的内应。而帝辛或是陷于茧房，或是无暇分心，直到一切尘埃落定。

历史是幽默的：上述想法的前半截实现了——周人确实做掉了帝辛。只不过……

最后再让我们回看周人早期为帝辛列举出的四条罪状：

• 酗于酒德
• 惟妇言是用
• 昏弃厥肆祀弗答
• 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信

前三条大体还属东土与西土之间的文化差异范畴：商人有好酒传统；商人贵族妇女政治参与活跃；商人信仰祭祀活动中的重心是先王先妣，特别是在周祭系统成型后「上帝」的出场频率进一步降低，更绝少言及周人所信仰的字眼「天」。帝辛在这些方面单纯是因循旧例，“在商言商”，无甚可指摘之处。周人提及这些，更多是为了针对性团结自己人，用这些西方约定俗成的道德批判，来鼓舞强化己方受天命灭商的信心。

只有最后一条是对商人方面喊话。该条也确实是帝辛取死的命门，是帝辛对商之灭所应负的最大责任。他的粗暴“改革”和刚愎自用，撕裂了商政权的心脏，陷自身于无援，促成了周的火箭崛起，一并敲响了「商王受」和「商王国」的丧钟。帝辛的种种后世污名中，或许有一条是颇为公正的：

独夫纣！——《书·泰誓》

2023.8.5 更新：

评论里很多人对“帝辛死磕东夷不管西周”表达不解，我这里补充澄清一下：

从现有材料看帝辛没有“和东夷不死不休”，十年、十五年两次大征伐（至少第一次）倾向是对尸方袭击商人东部附庸的报复，之后十多年里均缺少双方大规模冲突的证据；考古上帝辛时期商文化与东方族群的政治边界也没发生变动（早几代商王倒是持续东扩，最重要战果就是苏埠屯）。

帝辛替东部诸侯复仇的逻辑是很好理解的——“罩小弟”是商王的核心职责，而帝辛也很需要从中换取足以维持几个东部强藩服从的威望，这是商王朝畿外“统治循环”的主要逻辑。当年武丁降伏晋南就是靠拳头大 且 愿意对晋南人的死敌（高地人）发动毁灭性战争；而商末晋南诸邦的亲周倾向也非常可能是因为后续商王和高地人关系缓和（晋南人的聚落却全面退缩到汾河以东），反倒是周人开始反复对晋陕高地发动远征。

商人最初对周人的扶持也有这个因素：晚商西土政治局面 晋南缓和，关中恶化；商王对远征西部越来越缺乏动力 + 力不从心，甚至还出了武乙震死这么个大乌龙。后三王大概不得不主动扶持周人作为西部缓冲和代理人，默认周人替他们（也替自己）打击拉拢周边部族。

周人干这活有几个优势：
他们此时刚刚南下关中，和商人没什么旧仇；
他们和商世仇羌戎（刘家文化）联姻，关系不错；
他们和商人前小弟郑家坡文化关系也不错，疑有联姻；
他们有点实力，尤其是二代天降猛人季历相当能打；

也就是说默认周人有限坐大 + 偶尔敲打就是商末三王共同的国策，帝辛容忍周人小动作可以理解……但等到老牛坡这个关键“自己人”被周人玩命干掉，帝辛却仍然置之不理就是彻头彻尾的愚蠢了，这事的连锁后果有多严重我前文已介绍过。

想不出文王究竟给帝辛提供了怎样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