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中国江苏省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发生持刀伤人案件，造成至少8人死亡、17人受伤。据警方通报，犯罪嫌疑人的行凶动机是“考试不合格未拿到毕业证以及对实习报酬不满”。这一极端惨烈的报复社会型暴力事件，让职校学生的毕业际遇被广泛聚焦。

而多名受访者表示，非职业教育应届毕业生，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虽近年底，签订协议或劳动合同的含金量相对较足的就业，比例看上去很低；大学生为求得工作而大手笔砸冤枉钱甚至被敲诈已非个案，有毕业生感慨自己是待宰羔羊。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求职者有不能承受之重，批评中共的政策产生了一连串的负面效果。

“打螺丝”之痛

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r Watch）创始人兼执行主任李强告诉美国之音：“实习期间的强迫劳动是中国职业教育的突出问题。这中间包括专业不对口造成的混乱，比如不管你学会计或者幼教，都把你弄到电子工厂去打工，或者把你弄到最艰苦的、有危险的地方去打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职业学校的学生很大部分都不愿意去做，或者做一段时间就要要离开了。”

但职业学校的学生不可能轻易离开。李强补充介绍：“强迫劳动的重要表现，就是学生如果离开学校安排的实习岗位，学校毕业证是不会发给他们的，他们必须去实习。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另外，在所谓的校企合作中，企业实际上不是付给学生正常的工资，而是实习工资，比真正用工的工资低，有一部分是以管理费或其他名目给学校了，职校带队老师也有补贴，所以实际上学生最后拿到手里面的钱就非常低，而且劳动强度又非常大。”

“实习去打螺丝钉，学生当然不满意对不对？职校的学生一般是16岁到19岁或者稍微大一点，家庭经济条件往往也是比较困难的，这样的情况给他们的身心带来很大压力。”

李强认为，不管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中国职业学校学生被强迫劳动、被剥削是客观存在，而且具有普遍性。中国官方部门事实上也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曾明令禁止一些做法，包括：收取学生实习押金、要求学生付出管理费等各种名目的实习费用以及实习报酬被提成等等。

在湖南一国有企业担任安保工作的赵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他的儿子在职业高中读书期间学的是焊接技术，实习就在自己工作的企业：“第三年的下学期就没有上课了，在国企的实习也比较轻松，但孩子的一部分同学，由学校老师带队到了东莞的企业实习，不只是做焊工，杂活也得干，每周工作六天，到手的大概三千元。能学到一些东西，但确实非常辛苦。其实很多孩子毕业后也没坚持专业，我儿子和他的一个同学最后去了长沙，现在在一家公司做营销。”

中国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在接受BBC采访时，对部分中国职业学校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确实存在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工”、加班加点在流水线当工人等乱象，原因之一就是学校想透过学生实习，向企业收取“人头费、管理费、服务费来赚钱”。

就业大潮叠加 失业数据“有讲究”

“抓就业非常折磨人，而且是一年更比一年折磨人”。广东一省属高校某二级学院副书记告诉美国之音，“主要原因当然是企业招聘需求减少，同时也有学生不配合毕业去向的登记。”

从2023年起，中国正式建立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登记制度，作为高校为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的必要环节，而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对外发布随之明显减少。根据中山大学发布的2024届毕业生毕业去向信息上报指引，毕业去向一级目录包括单位就业、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升学、未就业，其中，单位就业又包括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等7类——这意味着外界普遍关注的单位就业只是毕业去向信息中的一部分。

这位副书记表示：“现在各个省都要求落实好毕业去向登记，有的省的标准高一点，有的省的标准低一点，一般都是年底要达到85%到95%。至于单位就业这一块，包括签就业协议或劳动合同的含金量很足的就业，各个学校都会做内部统计，但一般不会公布。签就业协议或劳动合同的数据，当然是远低于毕业去向落实率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可能是后者的一半，也可能是十分之一。”

这位副书记拒绝透露其所在学校单位就业的具体数据，不过相关公开信息似可印证单位就业和毕业去向有很大差别。根据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11月中旬发布的信息，该校2024届毕业生1565人，截至8月底，毕业去向落实率为80.89%；其中签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形式就业761人，算下来，占该校应届毕业生的比例为48.63%。  

由于中国官方数据发布不透明，外界并不清楚2024年应届大学生就业的真实情况。中国国家统计局11月18日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间不包含在校生的16岁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7.1%，和7月持平，低于9月的17.6%、8月的18.8%。从2023年8月起，中国停止公布包括在校生在内的青年失业数据。

而新的求职潮很快叠加。中国官方指2025届高校毕业生达到1222万人，较2024届毕业生增加43万人。

就业难让学生倍感压力。浙江、广东两位2024届毕业生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最大的困惑是不清楚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很多招聘广告要么太简单，要么太花哨，等到去应聘才发现和自己的设想完全不是一回事，纯粹是浪费时间”，“而学校在就业上的帮助也非常少”。

花钱砸前程

虽然内卷严重、躺平说也有市场，但数据显示，在空前的就业压力面前，中国的大学生仍在想法设法提高求职竞争力。根据智联招聘《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查报告》，提早找工、广投简历已成大趋势。60.3%的2024届毕业生从2023年1月份就开始寻求工作机会，这一数据较2023届毕业生从2022年开始找工作的比例提高了10个百分点。39.2%的毕业生表示求职以来投出的简历超过50份，也高过2022届毕业生的34.9%。

提升就业力的另一办法是花钱参加培训。浙江一省属高校2024届毕业生晓辰告诉美国之音，为了以应届生身份参加公务员考试，他目前在宁波一个街道办从事见习工作，每月到手的收入不到2000元，但在公务员培训上舍得花钱：“目前参加了三次，少的是6000元左右，多的达到10000元，主要是封闭培训，最长封闭时间是3周，再加上线上辅导和答疑。自己的见习收入连培训费用都不够，还有平时要消费，所以得靠家里资助。”

形形色色的考证培训机构和求职辅导机构非常活跃，不少大学生成为考试经济、求职经济的牺牲品。

目前已经在广东东莞找到工作的一位2024届大学生告诉美国之音，她曾经报名参加过“不过退费”的对外汉语教学培训，学费8000多元，都是网络授课，直播课和录播课各占一半，最后笔试通过、面试未过，没有拿到证书，她于是交涉：“培训机构曾承诺考试不过、全额退费，等我要求退钱时，对方亮出了我签过的一份合同，上面白纸黑字要求学生必须参加全部网络授课，否则不退任何费用。我因为找工作确实缺了一些课，但当时签合同也没有看细节，感觉吃了哑巴亏。”

这位自觉吃了亏的毕业生还介绍，她曾通过网络咨询法律公司如何追讨培训费用，“但讨学费也要花钱和时间，感觉一环套一环，自己纯粹是待宰的羔羊，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北京一位资深媒体人告诉美国之音，目前北京等一线城市和一些省会城市的求职辅导市场蔚为大观，基本上每场大型招聘会都可以看到“付费保证录取”、“求职帮你办”的大小机构在招揽求职者特别是应届生：“收费万元起步不奇怪，多的几万元都有。其实，和考公保过班差不多，没有任何机构能够打包票你一定能够得到你心仪的企业的offer的。话说得越死，诈骗的可能性越大。”

普通人为中共决策失误买单

究竟如何走出就业困境，多位专业人士为中国大学生指点迷津。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China Labor Watch）创始人兼执行主任李强建议：“要学一个技能，我觉得技能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要了解自己的能力，如果你已经在学校、在起跑线上处于劣势了，就不要去跟那些一线的人去竞争，不要跟985、211学校的同龄人去竞争。你还不如学一个职业技术，把你的专业知识真正用心去经营，搞不好你还可以出人头地。”

广东一所省属院校教师告诉美国之音，他不想给执迷于考公务员的年轻人泼冷水，但还是要讲实话：“笔试考了二三名，你还是要有关系，因为要面试；你笔试第一名，面试也未必能过。就我和同事们的了解，考公的现实情况就是大关系派大用场，小关系派小用场，不管是国家公务员还是地方公务员，面试环节都有关系发挥作用的空间，最后成为公务员的基本上都是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学生，我建议考一次最多两次就可以了，上岸当然是人生赢家，说明你很优秀，没考上也没必要丧失信心，因为真不是你的问题。”

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政大法学博士、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告也谈到了公考的公平性，他告诉美国之音：“台湾公务员考试以笔试为主，一些特殊岗位才需要面试。和面试相比，笔试受关系影响的可能性应该小一点。”

赖荣伟建议中国大学生：“不管你是要做公务人员，还是要去市场闯一闯，首先要看你所学的东西是否跟你未来的工作有结合，然后还有你喜不喜欢。喜欢就会有动力，有动力你就会待久，你就可以磨出很多作品。”

谈及职校学生处境艰难，北京一位资深媒体人告诉美国之音，“重要原因或者说根本原因，就是官方投入不足，很多实训设备、软件都是要花大价钱的，学校度日艰难最后就会导致学生难”。

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例，根据中国官方信息，中国高等职业技术学院2022年招生538.98万人，连续四年超过普通本科招生规模。而经费投入出现不均衡：中国高等教育经费当年总投入为16397亿元，其中，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经费总投入为3392亿元——高等专科学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教育，所以简单匡算，中国对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投入占比明显低于非职业教育。

李强告诉美国之音，包括应届毕业生在内的中国众多求职者很难找工作，他们自身的责任是非常小的：“中国现在要以内需为主，对不对？要整顿私营企业，对吧？要扶持国营大有企业，对不对？亲俄罗斯，那就面临西方的经济制裁。这些都是中共的政策，以政治为重心来设计经济政策，产生一连串的负面的效果，老百姓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