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笈管蠡》，罗争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1月版，419页

《云笈管蠡》是华东师范大学罗争鸣教授的新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24年1月出版。这部著作囊括了作者近十余年的主要论文成果，它们既有对道教具体问题和典籍的深入考察，也有对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和事件的深入揭示，可为相关道教论题的研究提供参考借鉴。《云笈管蠡》能够突破传统考据学的局限，综合运用道典、碑刻、书画等多种文献资源，且能结合中外学术的最新进展，以科学的立场阐释道教文化，体现了道教与道教典籍研究的全新境界。

一、视野开阔、追求高远

《云笈管蠡》共收学术论文十七篇，全书分为三个主题，即道教文学、道教金石与书画、道经文献，每个主题大致按照时代顺序编入论文若干篇，体现了纵（时代）横（主题）交错的纂辑特点。其所收论文如下：

“道教文学”七篇：《步虚仪与步虚词的相关问题丛考》《〈汉武〉唱和诗述议——兼论〈西昆酬唱集〉的缘起与特征》《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的文学创作与文学史地位》《儒、道之间：白玉蟾的诗词创作与心路历程》《宋代道教文学概况及若干思考》《关于早期全真道诗词研究的若干问题》《王重阳“爱看柳词”本事考论》。

“道教金石与书画”四篇：《“一碑足补世史所未备”：中岳嵩山〈大唐碑〉考释》《李阳冰〈城隍庙碑〉的文本过录、重刻过程与拓片流传考》《杨凝式刻帖〈新步虚词〉与韦渠牟原作考论》《圣艺与“圣王在位”：祥瑞传统下的徽宗书画创作》。

“道经文献”六篇：《〈洞玄灵宝三师记并序〉作者归属及相关的会昌灭佛问题》《〈翊圣保德真君传〉的编撰流传与宋初皇权的更迭》《张伯端及其〈悟真篇〉诸问题的再检讨》《高象先〈金丹歌〉及其与〈悟真篇〉之关系考论》《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的编撰、刊刻与流传论考》《张谦及其稿本〈道家诗纪〉》。

这其中既有对一代文学的总体思考，如《宋代道教文学概况及若干思考》在反思学界以往宋代道教文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宋代道教文学文献的基本体量、宋代道教文学作者的教派归属和空间分布以及宋代道教文学史的分期等关键问题；也有对一人一书的细致考析，如《张谦及其稿本〈道家诗纪〉》则在介绍《道家诗纪》编者张谦生平和创作的基础上，认为《道家诗纪》所引《小瀛洲仙馆诗话》具有重要道教诗学价值，而且《道家诗纪》“国朝”部分对《全清诗》编纂意义较大。作者的道教文学与文献研究大致经历了由道教仙传入门，其后逐渐扩展至道教诗文、道教碑刻与书画的过程，该书的选文正可体现其研究领域的基本规模。

《云笈管蠡》所收的学术论文，虽未包含作者早期杜光庭仙传的研究成果（另见作者《杜光庭道教小说研究》一书，巴蜀书社，2005年），但依然可以看出其仙传研究的底蕴，如《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的编撰、刊刻与流传论考》便详细梳理了元代仙传总集《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的编撰与版本流传情况，是作者即将完成的道教文献整理著作《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校正》的重要前期成果。其他如书中对《洞玄灵宝三师记》《翊圣保德真君传》的考察也是仙传研究的精彩之作。

当然，《云笈管蠡》所收论文的主体部分乃为道教诗文研究，这也正是作者仙传研究之后用力最勤的一个领域，大致可以包括三个方向的内容。其一为步虚词研究，如《步虚仪与步虚词的相关问题丛考》便是研究步虚词的一篇长文，此文其实是《〈步虚〉声、步虚词与步罡蹑斗——以〈太上飞行九晨玉经〉为中心的考察》（《学术论坛》2013年第5期）和《步虚词释义及其源头与早期形态分析》（陈伟强主编：《道教修炼与科仪的文学体验》，凤凰出版社，2018年）两文的合刊，深入考察了步虚词的释义和早期形态、步虚仪与佛教仪式的关系、步虚与步罡蹑斗的区别等重要问题，是一篇研究步虚词、步虚仪相关问题的力作。其二为宋代道教诗文研究，如《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的文学创作与文学史地位》便第一次全面评估了张继先的诗文创作成就，尤其肯定了张继先在创始联句词、创新词调和曲调等方面的贡献。《儒、道之间：白玉蟾的诗词创作与心路历程》则从白玉蟾由儒转道的特殊经历出发，揭示了天仙才子白玉蟾创作众多诗词作品且兼有才子与丹道两种题材的内在原因。《张伯端及其〈悟真篇〉诸问题的再检讨》《高象先〈金丹歌〉及其与〈悟真篇〉之关系考论》两文相辅相成，应当放到一起阅读。前者考察了张伯端籍贯争论的主要原因、《悟真篇》的思想源流及其文学性质；后者则在深入考察高象先《金丹歌》内容的基础上，细致论述了《金丹歌》与《悟真篇》的源流关系，是对前文《悟真篇》思想源流的补充论证。以上关于宋代道教诗文的研究，是作者即将出版的道教文学专著《宋代道教文学史》的重要前期成果。其三为早期全真道诗词研究，如《关于早期全真道诗词研究的若干问题》便深入探讨了全真道祖师诗词创作的诸多关键问题，揭示了强烈的创教意识是早期全真道诗词写作的根本动力，认为全真道诗词的题材分类不应囿于纯文学视角，而应从全真道宗教活动的角度划分为真功类和真行类，而且提出应以俗文学的立场审视全真道诗词创作。《王重阳“爱看柳词”本事考论》则注意到了王重阳词作与柳永的联系，认为王重阳爱读柳词的根本原因是柳词与内丹修炼具有契合之处。

此外，《云笈管蠡》还收有四篇关于道教碑刻、书画的论文，则代表了作者近期的学术兴趣与科研成果。

二、道教文献的文本细读

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应该能够澄清学界的错误认识，尤其是对于主流学术问题的常见误解，并且能够揭示研究对象关联的历史文化背景，而非仅仅局限于研究对象本身的简单考证和论述。《云笈管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诸多学术问题探赜索隐，求其真相，透视道教文本隐藏的关键历史信息，为相关历史事件提供新的理解视角，尤以《〈汉武〉唱和诗述议——兼论〈西昆酬唱集〉的缘起与特征》《〈洞玄灵宝三师记并序〉作者归属及相关的会昌灭佛问题》《〈翊圣保德真君传〉的编撰流传与宋初皇权的更迭》诸文为代表。

《西昆酬唱集》是宋初引领时代风气的著名诗集，学界关于此书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汉武》则是《西昆酬唱集》中唱和诗的代表作，其中杨亿首唱的《汉武》一诗后人评价尤高。然而关于《汉武》唱和诗的写作意图学界却误解颇深，认为此组唱和诗乃为讽谏宋真宗封禅而作。如果我们不能深入发掘《汉武》唱和诗背后的讽喻传统，仅将诗歌内容简单联系真宗崇道的历史事实，便很容易得出此种论断，这是学界长期沿袭这一错误认识的根本原因。《〈汉武〉唱和诗述议——兼论〈西昆酬唱集〉的缘起与特征》一文则跳出了诗歌内容和历史事实的简单联系，深入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之中，详细梳理了“汉武”题材的主题演变，发现魏晋六朝就已出现嘲讽汉武求仙的各体文本，其后唐代更有颇多以此为题材的诗歌作品，可见“汉武故事”成为了具有母题意义的主题模式，《汉武》唱和诗仅是对“汉武故事”讽喻主旨的延续。而且通过对比《西昆酬唱集》《册府元龟》两书内容，作者发现《西昆酬唱集》是与《册府元龟》同步创作的唱和诗集，《册府元龟》中的“汉武故事”便多讽喻意味，所以《汉武》唱和诗乃是《册府元龟》相关内容的移植和诗化。这都说明了《汉武》唱和诗并非特为讽谏真宗封禅而作。《汉武》唱和诗在《西昆酬唱集》中所占篇幅不多，但却涉及了较为复杂的文化背景和文学现象，学界鲜能以道教视角深入解读这些诗歌，故而所得结论往往有隔靴搔痒之感。此文能以审慎的态度对待以往学界论断，从前人习以为常的论述中发现问题，并对相关疑点进行细致深入的论证，澄清了学界一直以来的错误认知。通过《汉武》唱和诗的考察，此文不但归纳了前代“汉武故事”的讽喻主题，而且讨论了宋初类书编纂与诗歌创作的关系，甚至看到了《西昆酬唱集》在宋代诗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便充分阐发了《汉武》唱和诗的文学史价值。作者另有《〈西昆酬唱集〉的道教底色》一文，通过解读《西昆酬唱集》的题名含义，结合真宗崇道事件以及杨亿对真宗崇道的态度，认为《西昆酬唱集》的成书和题名有深厚的道教背景[《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1期]。这也是一篇颇具启发意义的论著，可补《西昆酬唱集》研究中道教立场的缺失，宜与此文参读，《云笈管蠡》未见收入，故而揭之于此。

《洞玄灵宝三师记》是研究隋唐时期南岳上清派传承的重要史传文献，记载了田虚应、冯惟良、应夷节三代上清宗师的生平事迹。结合序言和传记内容来看，此书的编纂者为应夷节的门人“广成先生”，但是“广成先生”具体指何人却未有定论。《正统道藏》将此书编撰者题为广成先生刘处静，然而刘处静乃冯惟良的弟子，为应夷节同窗道友，而非应夷节的门人，此与书中所述内容矛盾，故学界基本否定了此观点。而《道藏提要》则认为此书编纂者为广成先生杜光庭，此论断曾被学界广泛征引。《〈洞玄灵宝三师记并序〉作者归属及相关的会昌灭佛问题》一文即以《洞玄灵宝三师记》的编纂者为讨论起点，并且结合书中残存的关键信息，深入挖掘了背后的会昌灭佛事件。《洞玄灵宝三师记序》落款为“有唐龙集庚辰”，此处庚辰如指公元860年，则杜光庭年仅十岁；如指公元920年，则杜光庭已获前蜀政权优待，不应落款“有唐”，所以该书编纂者不当为杜光庭，但具体为何人，文献尚不足征。相比《洞玄灵宝三师记》的编纂者“广成先生”，作者认为书中另一田虚应的弟子“广成先生刘君”则关联更多历史信息。《洞玄灵宝三师记》记载田虚应弟子共有四人：冯惟良、陈寡言、徐灵府、广成先生刘君。记述前三者时姓名完备，语意明确，而记述后一者时姓名残缺，语意含糊。根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刘元（玄）靖传》，广成先生刘玄靖正是田虚应的弟子，因此“广成先生刘君”当为刘玄靖。而《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田虚应传》却将“刘玄靖”除名，这说明刘玄靖为道门颇为避讳的敏感人物，根本原因在于刘玄靖是会昌灭佛的重要推动者，其后更于唐宣宗大中年间被朝廷诛杀。会昌灭佛是唐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史学界对之有过深入系统的探讨，然而多止步于政治经济、佛道关系等宏观因素，缺少从道教内部出发的历史细节分析。此文从一篇不足三千字的道教传记出发，根据《洞玄灵宝三师记》残存的人物信息，结合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入探讨了其后关涉的重大历史事件，拓展了道教史传文献的史学价值。

《翊圣保德真君传》是宋真宗朝王钦若所编的道教史传作品，详载了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黑煞神降言张守真之事。此书虽为道教史传作品，并且杂糅不少志怪内容，但却关涉太祖、太宗皇权更迭，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目前学界对这部作品关注有限。《〈翊圣保德真君传〉的编撰流传与宋初皇权的更迭》一文是较早关注此书的学术论文，通过考察黑煞神降言传说的生成和流传，试图反映宋初皇权更迭的历史内幕。该文从一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289页）入手，即降言张守真的为何是“黑煞神”，而非青、赤、白、黄诸煞神？作者认为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反而是理解宋初皇权更迭的关键：太祖有“火德皇帝”之称，黑煞神降言发生于太祖驾崩、太宗继位期间，暗示以北方黑水克制南方赤火，这是太祖殒命、太宗继统的政治谶言，说明黑煞神事件与北宋初的皇权更迭关系密切。五行生克是古代解读朝代更替的重要理论依据，这里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了宋初皇权更迭的阐释中。作者还通过黑煞神事迹的传播佐证了此观点，黑煞神降言事件发生于太祖、太宗朝，但是主要历史记载则始于北宋真宗朝，并且一直持续至南宋高宗朝，南宋孝宗朝以后的记载鲜见。相对应的，太祖、太宗大统更张以后，真宗至高宗均为太宗血脉，孝宗以后太祖血脉重登大宝。而真宗则是太宗血脉首次继统，需要面对更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神化太宗继位合法性尤为必要，所以黑煞神事迹在真宗朝被广泛传播。这是道教参与现实政治的典型案例，由于太宗、真宗得位合法性存在疑问，北宋前期这类道教谶言事件层出不穷，可为认识宋初皇权更迭提供更多历史材料，学界目前对这类材料尚缺乏足够重视。本文综合运用道教内外文献，结合道教文本的生成与流传情况，既能深入道教文本之中，又能跳出道教文本之外，揭示了道教文献背后关涉的历史重大事件。

三、道教碑刻、书画研究

领域交叉融合是当今学术研究的主流趋势，对于古典文史研究来说亦是如此。古典文史研究的文献材料有限，尤其宋代及其以前的学术研究，几乎已经穷尽相关文献，进入精耕细作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促进不同学术领域之间交叉联系，进一步扩大文献利用范围，以他山之石促成新的学术增长点，显得尤为重要。具体到道教文学与文献研究来说，目前学界主要集中于道教内部研究，并有交叉旁及金石学、书画学的趋势。《云笈管蠡》一书便体现了这种学术趋势，通过对金石学、书画学相关实物或文本的考察，突破以往道教仙传、诗文研究的束缚，重视道教碑刻、书画背后的历史信息和校勘价值，从而解决道教文学与文献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实现碑刻、书画、史实、诗文之间的多元互证。这类论文主要集中在该书“道教金石与书画”部分，包括《“一碑足补世史所未备”：中岳嵩山〈大唐碑〉考释》《李阳冰〈城隍庙碑〉的文本过录、重刻过程与拓片流传考》《杨凝式刻帖〈新步虚词〉与韦渠牟原作考论》《圣艺与“圣王在位”：祥瑞传统下的徽宗书画创作》诸篇。

“大唐碑”坐落于今河南登封嵩阳书院西侧，碑文原题《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唐玄宗曾命方士炼丹于嵩阳观，此文乃宰相李林甫为玄宗所作颂辞。今人多关注“大唐碑”的雕刻、书法等艺术价值，而对碑文具体内容及其历史背景的认识不甚深入，认为玄宗炼丹乃虚妄之事，李林甫碑文乃阿谀之辞。《“一碑足补世史所未备”：中岳嵩山〈大唐碑〉考释》一文则能摆脱学界以往论述之窠臼，在重新考订碑文内容的基础上，深入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阐释了玄宗晚年崇道的历史真相以及李林甫撰文刻碑的真实目的。作者认为碑文所记玄宗炼丹之事，不是发生于学界之前所认为的天宝三年（744），而是开始于天宝改元前后的玄宗崇道时期，并且一直延续到了天宝三年初；碑文的撰写时间约在玄宗庆祝六十寿诞的天宝四年（745）或稍后；而碑石的刻立时间则为天宝九年（750）至天宝十年（751）之间。这便与玄宗崇道的历史情况基本一致，将对碑文的解读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由此可以推测，玄宗命道士炼丹并非以长生不死为目的，而是为天降符瑞和天宝改元造势的政治活动。而碑石的刻立之所以发生在天宝九年之后，比碑文的撰写时间迟后了数年之久，实乃李林甫为了迎合玄宗的崇道行为，在其政治地位有所动摇之时的自保举措。唐玄宗和李林甫是盛唐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玄宗崇道更是唐代史学的重大研究课题，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多不胜数，但却少有从道教碑石刻立的角度研究之者。此文结合金石学相关知识，没有轻视碑刻文献中的赞颂文本，深入挖掘金石文献背后的隐微内容，进而考证宏大叙事之外的历史真相，是一篇以金石证史实的典范之作。此外，《李阳冰〈城隍庙碑〉的文本过录、重刻过程与拓片流传考》一文，重点考察了李阳冰《城隍庙碑》的文本内容及其拓片流传情况，认为此碑是研究早期城隍信仰的重要文献，以碑刻文献探究了古代民俗信仰的一个侧面。

步虚词是灵宝科仪中配合步虚仪式的唱词，大约起源于六朝时期，其后成为一种常见的乐府古题，历代文人多有仿写。以步虚词为书写对象的书法作品并不常见，其中五代杨凝式的刻帖《新步虚词》堪为代表。《新步虚词》原诗作者为中晚唐的韦渠牟，其人传世作品不多，故较少为学界关注，然其《新步虚词》曾多次被刻石书写，是一组颇具特色的步虚词作品。罗争鸣教授对步虚词有着较为专深的考察，曾广泛收集国内外步虚词相关文献，故有关步虚词的书法刻帖也在其研究范围之内。《杨凝式刻帖〈新步虚词〉与韦渠牟原作考论》一文便首次对杨凝式刻帖和韦渠牟原作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主要考察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杨凝式刻帖的校勘价值。由于杨氏刻帖作成时间较早，而且文字精审，多能校正后出《乐府诗集》《全唐诗》诸本之失，从而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新步虚词》文本。其二是韦渠牟《新步虚词》的艺术创新，主要表现在以格律诗歌改进乐府古体、以十九首组诗代替以往的十首组诗、以简易明快之风改变以往的庄严凝重之语。此文的方法论贡献尤在于前者，即以传世书画作品校勘道教文献文本，拓宽了道教文献的利用范围和研究领域。对于这一研究方法，作者还在此书《后记》做了进一步阐释：“尤其在书画方面，以前研究大都从艺术鉴藏等角度加以考察，但书法和题画的诗文文本，很少有人认真比对、研读，而这类文本往往有很高的校勘价值，包涵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第417页）道教书画类文献传世颇多，对这类文献的整理与利用，必将有利于道教研究的发展。

宋徽宗是一位极具艺术天赋的帝王，生平创作了诸多书画作品。目前学界对徽宗书画的研讨已经相当深入，但主要集中于作品真伪和技法特点上，而结合历史背景对作品内容的探索尚不多见。《圣艺与“圣王在位”：祥瑞传统下的徽宗书画创作》一文则详细梳理了宋代以前的祥瑞发展，认为至徽宗朝已经形成一套颇为完善的祥瑞制度和“制作系统”，而具有高超艺术才能的徽宗正是当时“祥瑞制作”的直接参与者。于是作者从图文互释的视角出发，用图画所配诗文论证图画内容特征，揭示了徽宗诸多画作背后的祥瑞传统，认为徽宗大部分画作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目的，将自我神化的政治诉求隐藏于图画创作之中，所谓“圣艺”乃为宣传“圣王在位”服务，《祥龙石图》《五色鹦鹉图》《芙蓉锦鸡图》无不如此，其中又以《瑞鹤图》最具典型性。而白鹤形象的祥瑞寓意主要来自道教，这正与徽宗崇道的历史背景联系密切。徽宗是历史上少有的书画双绝的帝王，同时又是以崇道著称的末世君主，面对政治上难以收拾的复杂局面，难免以祥瑞传统下的书画作品自我慰藉，当然更希望借此来遮掩天下人的耳目。此文充分利用了书画作品等“可视文献”，深入论证了这些作品背后的历史逻辑，为文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视角和学术范式，是一篇以图画证史实的经典之作。

四、商榷与反思

任何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都有其值得商榷之处，《云笈管蠡》一书自然也不例外。例如，《王重阳“爱看柳词”本事考论》一文认为柳词与内丹修炼具有契合之处，所得结论基本可信，但具体论据尚可推敲。王重阳《解佩令·爱看柳词，遂成》云：

平生颠傻，心猿轻忽。《乐章集》、看无休歇。逸性摅灵，返认过、修行超越。仙格调、自然开发。    四旬七上，慧光崇兀。词中味、与道相谒。一句分明，便悟彻、耆卿言田。杨柳岸、晓风残月。

关于其中“耆卿言田”一句，作者解曰：“我们可以大胆推测，王重阳‘便悟彻’的‘耆卿言田’之‘田’，就是丹道修炼中的‘丹田’。”（第165页）“所谓‘耆卿言田，杨柳岸、晓风残月’，可以理解为：柳永说的都是丹田修道之事，‘杨柳岸、晓风残月’实际暗含着内丹修炼法则，讲的是全真道的性命修持之术。”（第169页）其实“耆卿言田”出自《正统道藏》本《重阳全真集》，而《（重刊）道藏辑要》本《重阳全真集》则写作“耆卿言曰”。从王重阳全词句意来看，“杨柳岸、晓风残月”正是引自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当以“耆卿言曰：杨柳岸、晓风残月”为是。而且从《解佩令》用韵来看，依据《钦定词谱》，“耆卿言曰”的“曰”字各体均需用韵，而依据《词林正韵》，“曰”字与“忽”“歇”“越”“发”“兀”“谒”“月”诸字正属于同一韵部，即第十八部，但“田”字却属于第七部，显然与该词其他韵脚不合，所以当以“耆卿言曰”为是，而非“耆卿言田”。今人白如祥所校《王重阳集》，即依据《（重刊）道藏辑要》本将《正统道藏》本的“耆卿言田”改为“耆卿言曰”（齐鲁书社，2005年，106页）。如此，则作者对“耆卿言田”之“田”为道教丹田的解读便有待商榷。

通过进一步检索我们发现，学界对于“耆卿言曰”的误解由来久矣。其中道教研究者多根据《正统道藏》将“耆卿言曰”误为“耆卿言田”，如日本著名道教学者蜂屋邦夫《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阳与马丹阳》一书即云：“‘耆卿言田’的表现，从字面上看，也许与柳永的通称柳屯田（屯田司员外郎）的‘田’字相重合。至少可以说，这一表现，是由‘屯田’唤起的。”（钦伟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31页）。而词学研究者多根据今人唐圭璋《全金元词》将“耆卿言曰”误为“耆卿言曲”（中华书局，1979年，199页）。依据《词林正韵》，“曲”字属于第十五部，亦与王重阳该词用韵不合，所以“耆卿言曲”当为误写。唐圭璋《全金元词·引用书目》明言所引《重阳全真集》为《正统道藏》本，则其“耆卿言曲”应为“耆卿言田”辗转误抄所致。“耆卿言曰”短短四字，却造成了学界诸多误解，故有必要于此加以考证和说明。

重视文本的深入解读，是文史研究的重要路径，但前提是文本的可靠。我们往往能通过文本细读发人所未发，但也容易因文本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造成各种误读。这是所有此类研究都容易出现的问题，所谓“常在水边走，哪有不湿鞋”，但真正的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后出转精的切磋琢磨，都是在不断地纠错与商榷中得以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