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古巴：革命、救赎与新生》，[美]艾达·费雷尔著，林剑锋译，浙江人民出版社·好望角，2024年7月出版，638页，148.00元

古巴与美国的历史交织是一段错综复杂的故事，充满了错失的机遇、帝国主义的野心、种族压迫，以及多次被延宕或背叛的革命。更深层次的，是那些夹杂其中的普通民众的挣扎与希望。在研究古巴的众多书籍中，美国对古巴历史的深刻影响早已成为探讨的焦点。然而，艾达·费雷尔（Ida Ferrer）于2021年出版的《自由古巴：革命、救赎与新生》（原名直译为“古巴：一部美国史”，以下简称“自由古巴”）以其独特的视角脱颖而出——她将古巴与美国的交汇史视为一面镜子，试图超越长期的敌意，让两国通过彼此的目光，重新审视自身。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这部作品旨在“克服两国半个多世纪的根深蒂固的敌意”（前言，第7页），帮助古巴与美国更清晰地理解自我。

《自由古巴》出版后迅速赢得赞誉，不仅荣获普利策奖，还被《公共图书》评价为必读的经典之作。2024年，该书被引进出版，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下文拟对其提出二三解读，期望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这部重要作品及其所折射的古巴历史进程。

《自由古巴》其书

《自由古巴》是一部跨越五个多世纪的宏大叙事。作者从古巴岛原住民泰诺人的历史讲起，贯穿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巴拉克·奥巴马推动的美古关系解冻、唐纳德·特朗普政策的逆转，一直延续到2020年约瑟夫·拜登上台。这部作品深受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与路易斯·A. 佩雷斯（Louis A. Pérez Jr.）等学者思想的启发，以细致入微的视角聚焦历史中关键人物的决策，以及这些决策对普通民众生活的深远影响。费雷尔在书中提出的核心论点是：理解古巴或美国的历史必须关注两国如何彼此塑造历史轨迹。通过这一视角，作者不仅展现了国家间的政治互动，还揭示了这种互动如何嵌入到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脉络中，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历史图景。

全书共分十二部分，涵盖三十三章，长达六百二十二页，呈现了一幅古巴历史的全景图。前五部分聚焦古巴的殖民历史。费雷尔细致描绘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的印第安酋长哈图伊的事迹，讲述了“童真圣女”这一将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和非洲人凝聚在一起的宗教信仰，及其作为古巴民族认同基础的象征意义。同时，她还探讨了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后来的美国）与西班牙殖民地古巴之间复杂的贸易和政治关系。书的第六至第八部分聚焦于古巴共和国的诞生与发展。这一阶段始于美国对古巴的军事占领，以及1901年被强行写入古巴宪法的《普拉特修正案》。该修正案赋予美国在认为必要时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的权力，这种干涉引发了古巴人对主权受损和独立被剥夺的强烈不满。第九至第十二部分则集中讨论古巴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与发展。这一部分详细描写了古巴人民联合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革命过程，以及随后的社会变革。在其他革命领导人遭遇失败或被暗杀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团队逐步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并于1959年1月取得决定性胜利。随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将这场以民主、人民参与和土地改革为核心的革命，进一步转变为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明确对抗私有资本和美国帝国主义，推动古巴走向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与经济体系。

费雷尔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个体微观视角之间游刃有余，通过全书的历史主线，创造性地展现了古巴人民声音的生成与演变过程，将个体与集体交织于一体，赋予叙述鲜明的层次感与深度。在1492年至1898年的殖民时期，费雷尔观察到，古巴人民早已觉醒并意识到自己独立于西班牙宗主国的身份认同。这种声音植根于西班牙和非洲宗教信仰的融合，并在反殖民斗争中逐渐得以巩固和壮大。进入二十世纪后，人民通过创建政党、工会、老兵团体、互助组织、教会、共济会、大学生团体等平台，努力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书的第五至第八部分详述了古巴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费雷尔揭示了古巴人民对美国态度的变化：从早期对共和政府的钦佩，到因《普拉特修正案》及随后的政治干涉而发展出的反普拉特主义情绪和深深的不信任，最终在数十年的干涉与军事控制后转变为强烈的反帝国主义立场。美国的间接统治以及独裁者赫拉多·马查多和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对民众诉求的漠视，最终引发了古巴人民以怨恨和革命作为回应。第九至第十二部分转向古巴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与发展。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众多不同的声音逐渐让位于一种统一的领导召唤，许多古巴人以国家主权的名义接受了这一权威。然而，这一过程也伴随着矛盾与裂痕——古巴移民潮迅速涌向美国，佛罗里达州古巴裔美国人的游说团体也应运而生。经过数十年的国际与双边对抗，2016年，美古两国开启了关系解冻的进程。然而，这一进展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被逆转，而2020年拜登政府上任后，这一关系更显扑朔迷离。在内外多重压力下，古巴人民的声音再次陷入被压抑的境地，发声渠道愈发狭窄。

打破镜像——从个体、社会到国家

关于古巴历史的研究著作屡见不鲜，尤其在西方学界已形成较为丰富的讨论，而在国内则仍属稀缺。然而，尽管相关研究数量众多，学界常将这一领域描述为“人满为患却不发达”（Gloria Steinem, Revolution from Within: A Book of Self-Esteem, Open Road Media, 2012, pp.4）的状态——即研究与叙述虽多，却大多重复革命的官方叙事，或陷入简单的二元对立，缺乏深度与多样性。这种矛盾的批评，一方面反映出历史叙述在古巴革命进程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则揭示了历史学科在部分领域的不足。具体而言，古巴革命胜利后的主导叙事将历史压缩为一种以革命胜利为导向的线性叙事，强调明确的未来目标。这种叙述方式不仅强化了官方视角，还在无形中为学术界的反对意见提供了空间。这导致长久以来研究者似乎只能在革命领袖的言辞框架下展开讨论，非褒即贬，难以摆脱两极化表达的局限。这种叙事结构既限制了学术的探索深度，也加剧了历史研究的单一化趋势。

从这个角度来看，费雷尔的《自由古巴》无疑在叙事风格、视角和材料的选择上进行了创新，力图弥合以往两种研究潮流之间的深刻分歧。

首先是作者独特的叙事方式。费雷尔是古巴裔美国历史学家，现任纽约大学教授，专注于古巴研究、革命史、奴隶制与民族主义。她的身份与经历本身便深刻嵌入古巴历史之中。作为一名古巴裔美国人，费雷尔在襁褓之时便随母亲加入古巴革命胜利后第一波移民潮，离开故土，前往美国。这次迁徙并非孤立的个人选择，而是革命激进变革引发的社会阵痛之一。在这一历史节点，数以万计的古巴人因不满或恐惧而离开祖国，踏上一场对未知未来的冒险。在书中，费雷尔诉诸历史以理解自身的遗产。她将自己置于某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位置，同时穿插提及家人在革命中遭遇的苦难，从中探索个人身份与国家历史的交汇点。通过这种方式，她试图在剖析自我的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疗愈两国关系的视角，以此纠正历史上某种形式的不公正。正是这种将个人经历融入宏大叙事的做法，为本书增添了情感深度和独特意义，成为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此外，作为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费雷尔凭借自己在古巴多年的生活与学习经历，试图“让美国读者通过另一国的视角审视自己的国家”（前言，第3页）。例如在文中，费雷尔首先就美国和古巴“起源”渊源提出了质疑和再解读。学界普遍认为，美古关系的起点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纪末。然而，费雷尔大胆将这一渊源追溯至西班牙殖民时期。尽管这一观点初看似乎略显牵强，但通过其独特的叙述方式，费雷尔成功地将这一理念清晰地传递给读者。她巧妙地引导读者重新思考美国常见的“起源故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费雷尔提醒我们，美国人所称的“美洲”实际上特指他们自己的国家，因为“亚美利加”（America）既可以代表美洲也可以代表美国。但实际情况是探险家哥伦布从未踏上如今的美国领土。在费雷尔的叙述中，哥伦布为欧洲人发现的美洲古巴岛，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美国霸权的叙事所掩盖，仿佛美国即是整个美洲。通过这种方式，费雷尔不仅突出了她的主要论点，还引出了一个重要的次要主题：“古巴和美国之间漫长而艰难的遭遇……是一场美国霸权与古巴主权的较量。”（517页）这种较量体现在古巴与美国之间复杂的互动中两国在主权与权力斗争中的深层联系。

第二个新颖之处体现在材料的丰富性。费雷尔借助广泛的历史文献与档案，以及长期深度的田野民族志研究，为纠正现有“偏向性”叙事提供了坚实基础。在许多经典的古巴史著作和主流话题中，古巴往往被描绘为美国历史的附属，被塑造为北美利益的对象和受制者。作者拒绝沿袭这一将古巴置于美国历史框架之内的叙事逻辑，明确反对华盛顿、哈瓦那和迈阿密精英阶层长期强加的非此即彼的解读模式。费雷尔试图通过总结古巴的历史，重新审视这个国家，从内部到外部全面解读古巴。她希望以这种方式为古巴赋予主体性，同时也为读者提供新的视角，让美古关系的讨论从单向度走向多维度。

一方面，费雷尔通过新的史料，试图打破美国主流叙事中古巴成为被讲述者的形象。例如，她围绕1898年的美西战争揭示了美国干涉对古巴的深远影响。1898年，美国以支持古巴独立为名向西班牙宣战，将持续三十年的古巴独立斗争转化为后来更为知名的“美西战争”。1899年1月1日中午，西班牙在古巴长达四百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但古巴岛上升起的并非古巴国旗，而是美国国旗。美国政客常将这一干涉美化为“善意的援助”，声称美国为了古巴的独立事业而战，将古巴的独立描绘成美国的“馈赠”，进而塑造出一种古巴“欠下人情”的印象，为美国对古巴为期四年的军事占领正当化。然而，费雷尔强调，对古巴人来说，1898年与其说是馈赠，不如说是胜利的窃取。美国的干涉不仅剥夺了古巴几乎唾手可得的独立胜利，更通过实际行动将自己置于古巴的宗主国地位。正如1950年哈瓦那出版的一本重要著作直接宣告的那样：“古巴独立不靠美国。”（前言，第5页）

另一方面，费雷尔通过详实的历史材料进一步揭示了美古关系的共生性，强调这种关系并非单向，而是深刻的双向互动。例如，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古巴不仅为华盛顿的军队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持，古巴士兵还与北美同盟军一道在加勒比地区并肩作战。当时作为西班牙殖民地的古巴，凭借其丰富的银币储备，不仅对美国的反殖民运动提供了重要支持，还通过开放哈瓦那港口接纳美国商品，确保美国革命者能够获得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货币（69-75页）。这一经济与战略上的支持，使古巴在美国独立初期成为其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奠定了美古关系交互影响的早期基础。在十九世纪中叶，随着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并入美国，南方种植园主甚至部分北方精英开始将古巴视为潜在的新蓄奴州，以巩固奴隶经济的基础。由此，两国间的人员交流愈发密切，交织出许多具体而生动的历史事实。例如，古巴的国旗由流亡美国的古巴人设计，并首次在美国土地上升起；第一份支持古巴独立的报纸诞生于费城，而古巴的第一部国民小说则写于纽约。古巴革命家何塞·马蒂（José Martí）的大部分成年时光在美国度过，而古巴革命领袖安东尼奥·马赛奥（Antonio Maceo）最隆重的追悼会也在纽约库珀联盟举行。这一时期，两国的文化与社会交往错综复杂——古巴人前往美国，在哈佛大学和塔斯基吉大学就读，在迈阿密购物，在黑人棒球联盟中比赛；与此同时，美国人也纷纷前往古巴，在禁酒令期间享受自由饮酒，购买土地和雪茄，聆听爵士乐，甚至进行医疗手术。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更是密不可分——美国人购买古巴的食糖，古巴人进口美国的电器。不可否认的是，古巴为美国从“侏儒”迈向“巨人”的进程注入了重要活力（64页）。

第三个新颖之处在于作者的叙事视角。传统的历史书写往往以帝王将相为核心，侧重地缘政治或“伟人”的作用，而艾达·费雷尔的叙述却不同。她在系统回顾古巴五百年兴衰历史的过程中，聚焦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与命运，将“人民生活的历史”置于中心位置。书中不仅融入了种族、性别、地理和社会等多重维度，还赋予“高层、中层与底层”同等的叙述空间，使得普通人民的故事与国王、总统、革命家和独裁者共享历史的舞台（前言，第4页）。费雷尔成功地将“下层历史”或“无名者的历史”与传统的政治史材料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全面而多元的古巴叙事。

一个显著特点是，《自由古巴》特别突出了有色人种在古巴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尤其是他们在独立与解放行动中的贡献。作者详尽描述了如普拉西多（Plácido）、胡安·瓜尔贝托·戈麦斯（Juan Gualberto Gómez）、埃瓦里斯托·埃斯特诺斯（Evaristo Estenoz）、昆廷·班德拉斯（Quintín Banderas）以及何塞·安东尼奥·阿庞特（José Antonio Aponte）等历史人物。这些人物的事迹在古巴历史的不同阶段往往被忽视，或仅被轻描淡写地提及，而费雷尔则通过他们的故事，展现了有色人种在古巴社会与民族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费雷尔对童贞圣女这一古巴主保圣人及守护神形象演变的分析。她通过圣女肤色的变化，描绘了古巴社会文化认同的变迁。在独立战争中，数以万计的黑人、混血人和白人共同为古巴的独立事业而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圣女显灵故事中的三位见证人也发生了变化：最初的两个印第安人和一个黑人奴隶，逐渐变为一个原住民、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象征了古巴国家基础的三种文化（47页）。这一文化基础不仅将黑人纳入古巴民族认同的核心，还为卡斯特罗政府后来消除种族歧视政策奠定了历史基础。

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上，这段共同的历史也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对比性的视角。古巴与美国都曾建立过奴隶社会，但古巴的独立斗争促成了黑人与白人并肩作战，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在种族团结中铸造了国家。正如何塞·马蒂和卡利斯托·加西亚等古巴政治家所言：“古巴国家几乎是明确且肯定地由种族团结孕育。”（163页）而美国则因《吉姆·克劳法》导致社会的种族分裂。这种对比在更近的历史中仍有体现。例如，作者生动地记录了在奥巴马获胜之际，一群住在哈瓦那的黑人带着惊讶与欣喜的笑容走上街头，一位非裔古巴知识分子写道，“看看我的皮肤还有孩子的皮肤，我又哭又笑”。有人甚至不无感慨地说这是“我们”的总统（520页）。这一情节不仅揭示了种族问题的历史延续性，也反映了美古关系在文化与身份认同层面的复杂交织。

古巴历史的叙事困境

总的来说，本书在整体结构上一定程度成功挑战了美国古巴公共领域中规范化的官方叙事。费雷尔试图避免对革命的单一化庆祝，也不美化其引发的冲突，而是在官方与反官方叙事的张力之间探索独立的分析路径，聚焦革命的生活意义、多样主题和内部复杂性，呈现革命作为历史现象的丰富面貌。然而，作为一位二十一世纪的修正主义者，费雷尔像其前辈修正主义者一样，她似乎依然难以摆脱片段化叙述与温和偏离的矛盾，最终仍部分陷入颠倒经典革命故事的局限。

这一张力既是修正主义历史书写的内在挑战，也是作者试图突破既有叙事框架的重要尝试。主要有三。

一是对菲德尔·卡斯特罗主义神化的辩证分析。在许多关于古巴历史的书写中，完全摆脱由卡斯特罗政权广泛传播的历史叙事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在试图反驳这些叙事时，也难免受其框架影响。费雷尔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也被传统叙事所牵引。例如，她提到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蒙卡达兵营袭击失败后，被囚禁于皮诺斯岛期间阅读了大量经典著作，包括康德、马克思、列宁、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和弗洛伊德等。这一情节常见于正统史中，用以增加卡斯特罗作为“天生革命者”的神化特质，费雷尔在此也沿袭了这一叙事。然而，深入研究卡斯特罗的人可能会发现，他的演讲和著作中并未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掌握。尽管在政策上他追随苏联，带领古巴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但这更像是基于现实政治的选择，而非源自理论内化的结果。事实上，卡斯特罗更像是一位即兴创作者，他不断调整政权结构与意识形态，以巩固对权力的控制。他对美国的敌意成为其主要的政治驱动力，这种敌对情绪甚至延续至他反对奥巴马试图缓和美古关系的时期。如果没有“美国”这个象征性的敌人，政权赖以维系的叙事基础将变得愈发脆弱。

费雷尔在这里的叙述虽沿袭了传统英雄主义的笔调，但这一切并非不可置疑，这种妥协在文中有明显体现。她谨慎地提醒读者，过多地将古巴革命与卡斯特罗相关联是一个情有可原的错误（289页）。她强调，卡斯特罗的历史地位必须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他的号召力与权威的来源，更多地依赖于其成功回应了古巴历史性诉求的真实性。费雷尔指出，卡斯特罗既是历史的塑造者，也是历史的产物。他在塑造其时代的同时，也被时代的需求与局限所塑造。费雷尔总结道，“这场真正的革命……同样是古巴人民的成就”（388页）。通过这种视角，费雷尔不仅挑战了对卡斯特罗的单一化神化叙事，还将古巴革命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呈现出革命作为集体行动的丰富复杂性。

二是在挑选历史事件进行叙事时，难免受资料可用性的影响，从而出现某种程度的偏差。这种偏差与历史概述作为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个次类型的传统密切相关。它通常具有一些固定特征：遵循类似的主题框架，采用统一的时间分期格式，最重要的是，其叙事内容往往反映并再现与现有历史知识“权重”相匹配的内容分配。费雷尔显然没有很好地对这一叙事结构进行把握：她用将近九十页概述了约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约三百年历史，而将四百页专门用于讲述十八世纪至2020年近两百二十年历史。这显然与资料可用性相关——殖民时期的历史资料相对较少，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资料较为丰富。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费雷尔在这三百九十三页中展现了精妙的历史叙事，描绘了十九世纪史诗性的古巴民族解放战争。费雷尔在叙述十九世纪历史时穿行于广阔的背景之中，种植园扩张，黑奴此起彼伏为了正义而战，独立、自由、博爱、正义和平等的观念在鲜血与战斗中奠定了古巴民族的精神。费雷尔在叙事中不仅成功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史诗感，还通过巧妙的笔触赋予那些宏大历史事件以鲜活的生命力，使读者得以在历史的宏伟场景中感受到个人的情感与斗争。这种历史写作的精妙之处，正是费雷尔作品令人难以忘怀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这种基于史料可用性进行叙述的写作方法也暴露出明显的不足。例如，在书的最后部分，费雷尔对苏联解体后古巴历史的描写显得过于草率。这个时期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本应得到深入剖析，但在书中却被弱化。费雷尔或许是试图在史学与诗学的叙事风格之间寻找平衡，但这一选择也削弱了对这一关键阶段机制性阐释的力度。这使得历史叙述在传递事实与为后人提供理解线索的意义上略显不足，尤其是在面对2021年古巴全国抗议浪潮时，读者可能会因缺乏背景脉络而难以全面理解其根源。

三是撰写涵盖数百年的宏大叙事固然令人钦佩，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此广泛的时间跨度，难免使得某些关键历史细节被压缩或简化，可能忽略特定历史时刻的细微差别及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例如，费雷尔在历史事件的选择和叙述上，快速从美国组织的猪湾入侵跳到1962年的导弹危机，很容易给读者一种印象，即卡斯特罗对美国再次入侵的“非理性”恐惧是古巴接受苏联核导弹的主要原因。然而，这种叙述忽略了“猛禽行动”（Operation Mongoose）的背景。这一行动是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11月授权的，旨在通过多层次手段推翻古巴政府。猛禽行动不仅导致古巴的美洲国家组织成员资格被暂停，还开启了对古巴的经济封锁——这一封锁至今仍困扰古巴。此外，美国的行动还包括每周进行的恐怖袭击，如焚烧电力线路和甘蔗田、刺杀扫盲运动的志愿者，甚至对古巴的出口产品投毒等等。

再如，费雷尔对美国支持的恐怖活动着墨甚少，仅简要提及了1998年五名古巴情报人员被捕的事件，却未说明这些情报人员的任务并非针对美国政府，而是监视在迈阿密策划炸弹袭击、意图恐吓游客的恐怖分子。同样，费雷尔未提及路易斯·波萨达·卡里莱斯（Luis Posada Carriles）等关键角色——他策划了1976年炸毁古巴民航客机的事件，导致机上七十三人全部遇难。尽管波萨达曾与美国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合作，甚至因试图用炸弹暗杀卡斯特罗在巴拿马被判刑，但他最终却作为“迈阿密的英雄”在美国安然度过余生，这些情节的缺失削弱了对美古关系深层复杂性的展现。

另一个明显的缺失是对伊利安·冈萨雷斯案件（Elián González）的忽略。这起事件发生于1999年11月，当时五岁的古巴男孩伊利安·冈萨雷斯随母亲试图偷渡至美国，小船在佛罗里达海域沉没，母亲与其他人不幸溺亡，伊利安成为少数幸存者，被送往美国亲属家中。然而，伊利安的父亲及古巴政府要求将其送回古巴，此事迅速成为美古两国间的热点争议。围绕他的未来，古巴人和古巴裔美国人展开了激烈的政治与文化辩论，将他视为古巴未来命运的象征。

诸多重要事件的缺失，使费雷尔的叙述在揭示古巴与美国关系的多重矛盾与张力时显得略有不足。尽管费雷尔明确表示，这本书并非一部全面的历史研究，而是对部分历史事件的选择性呈现，但这种选择性不可避免地导致关键细节的缺漏。正因如此，叙述未能完整展现美古关系的复杂性与深层对立，略显单薄，可能对普通读者全面理解古巴及美古关系的历史全貌产生误导，尤其当本书成为他们唯一的信息来源时。

结语

总体而言，纵观古巴历史，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美古两国之间漫长而激烈的交锋，特别是美国霸权与古巴主权之间的持续斗争。通过五个多世纪的叙事跨度，这种宏大的视角使读者能够理解古巴如何从西班牙殖民地逐步迈向独立、经历革命，再到融入现代国际关系的复杂图景。正如费雷尔在书中所言，古巴历史不仅是自身发展的记录，更是美国历史的一面镜子。在这种映照之下，自称追求自由的美帝国——无论是杰斐逊时代的理想主义，还是罗斯福、里根、特朗普，乃至拜登的现实政治——都展现出不同的面貌。然而，这一映照也揭示了一个本质真相：美国从未真正成为一个“追求自由的帝国”，它只是一个帝国。

费雷尔的《古巴：美国的历史》试图通过文化历史的视角恢复革命的历史性与异质性。在此过程中，她不仅突出了日常参与者的经历，也对国家权力这一无处不在、既压倒性又日常化的力量给予了关注。作者通过历史化的方式剖析革命国家对古巴历史的利用，揭示了官员如何赋予历史叙述以政治意义。与此同时，作者延续了传统范式的某些特征，聚焦于国家行为者如何将革命塑造为过去政治梦想的实现。费雷尔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官方叙述对革命理解的可知性，以及这些叙述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构建了关于革命历史的主导性学术框架。

然而，面对这样的历史叙述，我们仍需问一个核心问题：革命时期的国家形成过程是如何塑造普通民众、官方以及学术界对革命历史的理解的？费雷尔的作品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革命和反革命历史知识的建构，使得即使是所谓“中立”的学者也无法避免进入一个极化的雷区。国家为历史知识赋予的政治功能，使得所有关于古巴革命的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这不仅是一个关乎历史学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历史本质的问题。如何超越这种局限，或许正是未来研究古巴革命历史需要面对的关键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