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网络寻亲开始，到她寻亲成功，再到让余华英伏法，澎湃新闻跟踪报道了杨妞花三年。

三年来，在镜头不断地聚焦下，杨妞花从原来怯生生的“李素燕”，变成了勇敢、独立，善于表达的杨妞花，成为了一名网络主播。伴随着流量，围绕着她的除了媒体记者，还有大量寻亲路上的父母们，他们希望通过杨妞花的光环，找到自己失散的孩子。

这篇文章是记者跟踪采访报道杨妞花这三年后写下的一个“旁白”。我们还想给更多的新闻报道配上“旁白”，以另一种视角呈现新闻背后的故事。

海报设计：白浪

上坟前约定好不哭，但跪在父母坟前，杨妞花和姐姐杨桑英还是没忍住流下眼泪。

3月3日，杨妞花姐妹俩从贵阳回到织金县老家祭拜父母，将余华英已被执行死刑的消息带到父母坟前。杨妞花说，她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今天终于等到了。

2025年3月3日，杨妞花姐妹在父母坟前告知余华英被执行死刑。除署名外，本文图片均由澎湃新闻记者 王鑫 图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今年全国两会的“两高”工作报告中均提及了余华英案。

最高法办公厅主任、最高法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林文学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余华英多年多地流窜作案，拐卖17名儿童，导致多个家庭破碎，部分被拐儿童因虐待或疾病早逝，危害极大，且余华英本人始终没有任何悔罪表现，主观恶性极大，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判处并执行死刑。这个案件的审判，传递出人民法院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依法严惩绝不姑息的鲜明态度。

杨妞花是被余华英拐走的17名儿童之一。1995年冬，杨妞花在贵阳被余华英和龚显良拐走。近30个年头之后，2025年春，余华英被执行死刑。随着杨妞花和姐姐回到父母坟前，将这一消息告诉给父母，余华英案也就告一段落，杨妞花也完成了命运赋予她的“使命”，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打拐不停，没有找到孩子的寻亲者仍在路上奔波。

按照当地习俗，杨妞花和姐姐购买了礼炮在家门口燃放。

有人说，杨妞花就是一部“复仇爽文”的女主角：幼时被拐、中年找到家人、再将人贩子送上法庭接受审判、伏诛。但看似“爽文”背后，是许多个家庭的破碎与撕裂。澎湃新闻记者跟踪余华英案三年，多次前往现场采访，拟以第三方视角，去回述这三年来，在杨妞花寻亲、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中的所见所闻。

见证杨妞花的成长：寄书给她看到看她出书

初见杨妞花，是在2022年7月6日。前一天，记者加上了杨妞花的微信，跟她约了采访。那时的杨妞花，已通过网络找到了自己的家人，贵阳警方也在她报案后将拐走她的人贩子余华英抓获归案。

记者跟着杨妞花去了她和丈夫、三个孩子住的地方，她养父和大伯家。杨妞花穿着廉价的T恤、没有化妆，人很热情，也比较健谈，但有些怯生。那时的杨妞花还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来采访她的记者，每当她想找记者说话时，会以“哎”称呼记者。记者也能感觉到，杨妞花虽文化水平有限，她分不清公检法各自的职责，也不关心国家大事，但她对知识特别渴望，学习能力也比较强。

回到石家庄后，记者给杨妞花寄了一些人文社科类的书籍，鼓励她闲暇之余多看看书、也多看看新闻。短短两年之后，杨妞花根据自己经历所写的《一路生花》出版，让记者感叹杨妞花成长得太快了。

2023年春节，记者跟着杨妞花来到贵州织金县老家过春节，一起吃年夜饭、一起放烟花爆竹。几天的相处，也让杨妞花的形象更加丰满起来——她不止是被拐卖者，还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一个外孙女。

最开始，余华英拐卖儿童案由贵阳市南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当杨妞花得知检方提出的量刑建议只有十余年时，她还是多少有些失落与担忧。当她委托的律师王文广告诉她可以向法院提交申请书，要求将案件提级审理时，杨妞花又燃起了希望。再到后来，司法机关查出了余华英越来越多的犯罪事实，还帮助谌江海等人找到自己的家人，杨妞花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坚持是值得的。

随后，余花英历经贵阳市中院和贵州省高院两级法院四次审理及判决。每一次开庭，记者都跟着杨妞花来到贵阳。每一次开庭前后几天的时间，杨妞花都要数次接受媒体轮番采访，直至深夜。但无论自己的故事说了多少遍、无论现场的记者问她什么问题，她都会以最饱满的情绪接受采访，尽量满足记者的采访需求。杨妞花也会认真记住每一位记者的供职单位和姓名。

再到后来，有影视机构想购买杨妞花故事的改编权。

当杨妞花把余华英被执行死刑的消息带到父母坟前时，杨妞花完成了原本不属于她的“使命”，她也在一步一步走向更大的世界。

看穿罪犯余华英：从未真诚认罪悔罪

记者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余华英，是在贵阳市中级法院的法庭上。那是余华英此次落网后第一次接受审判，也是杨妞花被拐后，首次再见余华英。

2023年7月14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一审在贵阳中院开庭审理。这也是杨妞花被拐卖后，再一次见到余华英。贵阳中院供图

开庭正值盛夏，贵阳的气温并不算高，余华英出庭时穿着长袖长裤，时年60岁的余华英身材消瘦、颧骨突出、头发花白，庭审的大部分时间，余华英坐在被告席低头沉默，只有在回答提问时才蹦出几句方言。当天，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记不清了”。

贵阳市中院组成了7人合议庭，杨妞花作为唯一一个被余华英拐卖、并参加庭审的受害人坐在了公诉人一侧；另一侧，是余华英的辩护人。

余华英在庭审中曾两次表达对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歉意：一次是为自己辩解时，余华英双手合十，说出了“对不起”；另一次是在最后陈述时，余华英表示其已认罪、悔罪，希望法庭能从轻处罚。不过，从后面的审理进程来看，余华英并未主动交代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其认罪悔罪显然没有诚意，更像是为了获得从轻处罚的表演。

作为受害人的杨妞花也丝毫没有感受到余华英悔罪的诚意。在法庭上看着给自己带来巨大痛苦、间接害死父母的余华英，杨妞花在接受记者采访是提到与余华英的对视瞬间，杨妞花称：“我们俩是对视了10秒以上，在15秒钟左右，她是用下巴往上扬，用双眼微眯的眼睛看着我，她一定是想着当年怎么没弄死我。”

她把余华英当仇人，每一次开庭面对余华英，她都感觉到很煎熬。

当杨妞花哭诉着自己的遭遇时，她的姐姐杨桑英也跟着哭了起来。庭审中最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杨妞花说着说着，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绕到一旁跪下来，请求法庭重判余华英。

此后的二审，以及发回重审后的一审和二审，记者均未能再进入法院旁听。

罪犯王加文落网背后：记者曾间接“助力”

开庭前，记者前往重庆市大足区某村——多年前，余花英嫁给一个叫王加文的男人，王加文的祖籍就在重庆大足。在大足，余华英结识了龚显良，尔后走上了长达11年甚至更久的拐卖儿童犯罪道路。巧合的是，2022年6月底，余华英也是在大足被抓获。

相比高楼林立的城市而言，农村算是对记者比较“友好”的地方——在农村，只要一个人有生活的痕迹，你多半能找到他住过的地方，运气好的话，还能碰到他的亲朋好友。

靠着村民一点点指路，记者在村里找到了余华英和王加文曾居住过的两处房屋，这两处房屋都是一层砖瓦房，比人还高的杂草足以说明这里已经很久没人居住了。

余华英和王加文在村里修建的第二处房屋，因多年无人居住，已荒废。

当时，余华英虽已落网，但王加文还处于失踪状态。因王加文同样涉嫌拐卖儿童案件，云南警方也在找他。王加文是盗窃惯犯，上世纪九十年代服刑时脱逃，此后下落不明，王加文的户籍也被注销，至今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但王加文的亲戚和同村村民向记者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王加文还活着，此前他们偶尔在村里能碰到王加文。此外，余华英被抓前回来看过一次房子，但没有人跟她打招呼。

后来，记者将这一信息告诉了杨妞花，杨妞花又将信息告诉了云南警方。在办案民警的辛苦蹲守下，终于在重庆将王加文抓获归案。原来，王加文近些年下落不明，是因为他盗用了他人身份屡次实施盗窃，服刑完毕后又重操旧业。

2024年10月25日，贵阳市中级法院对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以王加文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与原判决的盗窃罪未执行刑期四年一个月零一天进行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判决后，王加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拿到“人贩子”女儿的电话，记者决定不去打扰

余华英生过两个孩子，一个是她与王加文结婚后所生的女儿；另一个是她与龚显良私生的儿子。对于这一双儿女，余华英都未尽养育之责。

1987年1月，余华英生下女儿王梅花（化名）。王梅花5岁时，因为王加文盗窃被抓，余华英将王梅花交给王加文的哥嫂抚养，她自己去县城打工。打工期间，余花英结识龚显良，与其同居并生下一个儿子。据余华英供述，当时两人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抚养这个孩子，加上是私生子，两人商量着把男婴卖掉。在龚显良的运作下，男婴被带到河北省邯郸市某村一个叫王某付的人那里，王某付又将男婴转卖。龚显良和余华英由此获得数千元报酬。

常人已无法想象会有母亲亲手卖掉自己的孩子，也不会有人想到，一个母亲会带着自己的女儿、借着女儿的掩护拐卖孩子。

余花英和龚显良生下的孩子目前下落不明，但记者拿到了王梅花的联系方式。王梅花后来嫁到东部沿海某省份，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记者很想跟王梅花聊聊，一番纠结之后，记者拨通了王梅花的电话。当时，余华英即将受审，记者问出了第一个问题：她会不会去贵阳参加余华英的庭审。电话那头，王梅花给出了明确的答复：不去！当记者想继续提问时，王梅花挂断了电话。考虑了一下，记者决定不再打扰王梅花。

贵阳是中级法院第一次审理余华英案时，审判长曾提到过，“余华英你自己也有女儿，是怎么忍心对其他孩子下手的。”记者注意到，审判长提到王梅花的时候，余华英哽咽了，不知道彼时彼刻的余华英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违法犯罪也害了王梅花的一生。

根据贵阳市中级法院通报，该院在对余华英执行死刑前，安排余华英会见了近亲属，充分保障了被执行罪犯的合法权利。不知余华英临死前是否跟王梅花见了一面，如果见面，两人又说了什么。

杨妞花的愿望：“蹭流量”的寻亲家长们都能如愿

这几年，无论是余华英案开庭、宣判，还是杨妞花将余华英被判死刑或者被执行死刑的消息带到父母坟前，总有还未找到孩子的寻亲家长来增加曝光。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寻亲三四十载，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各地。

他们外穿着印有走失孩子基本信息的白色T恤、举着统一制作的寻亲牌，当杨妞花接受采访或站在直播镜头前，他们就会凑到杨妞花身旁。他们从不干扰采访、也不会因为要抢占好位置而发生争执，他们只是默默地站着，举着牌子。当杨妞花前往法院开庭，他们又会在法院附近站成两排，留出中间过道。在等待庭审结束的时间，一些媒体同行会采访这些寻亲家长，他们坚信，说不定哪次，镜头前的某个网友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孩子看见信息后，就会前往公安机关采血。

对于寻亲家长来说，杨妞花的经历不仅给了他们莫大的鼓励和继续走下去的信心，杨妞花的高流量也一定程度为他们增加找到孩子的几率，他们亲切地称杨妞花为“妞妞”，甚至视其为自己的亲生女儿。

附：那些仍在寻亲路上的家长们

以下是部分寻亲家长和他们失散的亲人信息，他们中有的人已经寻亲三四十载，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各地。

任攀，2003年8月13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失踪。

李金羽，2012年7月7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失踪。

罗勇，2013年5月16日在贵州省清镇市失踪。

孙磊，1993年7月29日在贵州省毕节市失踪。

蒙志强，1999年10月8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失踪。

黄雪，1996年10月6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失踪。

刘波，2002年1月29日在贵州省遵义市失踪。

宋军，1993年4月3日在贵州省清镇市走丢。

郭小军，1994年4月6日在贵州省织金县走丢。

陈治秀、冯鑫鑫母女俩，1999年2月11日在贵州省遵义市失踪。

陈杨梅，2003年5月25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失踪。

叶坤，2003年7月31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失踪。

吴金贵，1999年1月8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失踪。

童远琴，1990年10月7日在贵州省清镇市失踪。

吴育胜，1988年被送养至福建省莆田市，寻父母。这也是当天现场为数不多被拐失联者寻找父母的案例。

袁辉，2019年在福建省泉州市失联。

阳幸福，1991年农历二月初二在贵州省贵阳市失踪。

朱伟，1993年2月27日失踪。

徐海龙，1989年8月16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失踪。

徐中义，1997年2月17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失踪。

张江，1996年在贵州省贵阳市失踪。

谢咪儿，1994年10月15日在贵州省织金县失踪。

孙钱坤，2009年1月15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