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战争与纪念》，[美] 杰伊·温特 / [以] 伊曼纽尔·希文编，吴霞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10月版，332页，78.00元

杰伊·温特（Jay Winter）、伊曼纽尔·希文（Emmanuel Sivan）主编的《20世纪的战争与纪念》（War and Remembra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ited by Jay Winter，Emmanuel Sivan，2000；吴霞译，译林出版社， 2025年10月）是一部以二十世纪战争与集体纪念为主题的历史研究文集，汇集相关领域杰出学者的论文，聚焦于战争引发的私人记忆、集体记忆与公共的集体纪念行为等深层历史议题。在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二十五年的今天，区域性的战争苦难与全球化的战争危机笼罩着整个世界，这部关于应该如何铭记战争的著作有着出乎意料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温特和希文在该书“引言”中谈到了“社会能动性”“集体记忆”“集体纪念”“受害者身份”等流行沿用已久但是实际上仍然存在许多模糊、争议之处的概念性问题。作者指出：“记忆”“集体记忆”等术语如此频繁且随意地出现，以致读者可能会有一种印象：学界已经对上述概念的内涵以及如何在史学研究中有效使用这些概念达成共识。可事实远非如此，对许多问题、概念并没有共识。（引言，1页）其实，就“记忆”这个概念来说，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千差万别的内涵与意蕴；是否存在一种“集体记忆”、集体能否“记忆”，更是存在争议。复杂的问题是，在个体认知的心理过程与集体文化表征、姿态之间是否存在有意义的关联？能否依据个体如何储存并检索信息以及图像来推导集体是如何进行记忆的？学者们常常是各说各话，或完全不了解彼此的立场。作者以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发起并组织编撰的颇具影响的论文集《记忆之场》为例，说明学界对集体记忆的研究仍然是很含混的（同上）。这对于国内史学界也越来越注重“记忆之场”等概念生产场域的趋势来说，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在这里我进而想到了在历史图像学研究中也遇到的同样问题：图像无疑具有一种时代视觉记忆的功能，但是能否依据个人记忆中的时代图像来推导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集体的时代视觉记忆？在个体图像记忆的心理过程与集体视觉记忆的认同之间存在何种关联？这些都需要对于概念的复杂内涵以及在各种使用语境中的变化予以辨析和阐释。

两位作者在“引言”中指出，“本书的核心议题是：集体如何记忆战争。我们将以20世纪为背景展开研究。这一时期的战争，无论在地理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其波及范围都已超出早期非工业化时期的冲突。本书的多数章节主要围绕欧洲的战争经历展开，部分会论及美洲和以色列。在这里，我们选择将战争视为一种令幸存者不断徘徊于清醒与回忆之间的生动的创伤性现象。而幸存者们留下的浩繁记录能够使我们检视这个普遍主题所包含的模糊之处及其内在张力，即‘集体记忆’的轮廓与特性究竟如何。”“我们旨在探讨20 世纪战争背景下的集体记忆本质。”（4页）从收入该书的论文涵盖范围来看，“我们只讨论与发生在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有关的内容，及其各自对欧洲、美国、中东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同上）。在“目录”中可以看到产生于这些涵盖范围中的具体议题：一、搭建框架；二、大战余波中的亲属关系与纪念形式；三、记忆的行动者：西班牙内战老兵与伤残士兵；四、欧洲战后电影中的儿童受害者形象；五、从幸存者到见证人：大屠杀亲历者的心声；六、纪念的景观：以洛杉矶小东京为例；七、法国集体记忆中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八、以色列的个体伤痛与公众纪念；九、个人叙事与缅怀；十、反对慰藉：瓦尔特·本雅明及对哀悼的抗拒。这些论文题目本身就是围绕“集体如何记忆战争”提炼出来的，各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针对性，从论文的内容与核心议题来看，的确是聚焦于探讨二十世纪战争背景下的集体记忆与集体纪念的实质性问题。

温特和希文合作撰写的第一篇论文“搭建框架”对于产生这些议题背后的概念内涵、研究思路和方法路径等问题作了理论性很强的阐释，这个被搭建起来的“框架”实际上就是关于战争与记忆、纪念问题的极具研究张力的路径网络。论文的开头就对“集体纪念”的概念作了阐释：“集体纪念指公开回想往事，是人们将往昔的点滴记忆收集起来并于公共场合加以整合的行为。‘公众’是生产、表达与消费这种行为的群体。他们所创造的并非个体记忆的总和，而是超越个体记忆总和的记忆整体。通过群体与个体的公开行为，集体记忆才得以建构。尽管社会制约着人们谈论自身记忆的方式，但是被动记忆——沉默个体的私人回想——并不是集体记忆。……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言，大众记忆是‘以社会为框’的。当聚在一起追忆往昔时，人们才会进入超越个体记忆的场域。”（1-2页）强调所谓“集体纪念”是一种公开行为，通过这种行为才能建构集体记忆。就是说，在没有或不允许存在有关纪念的公共行为的地方，所谓的集体记忆也是难以存在的。

接着，作者马上就切入有关对公共纪念行为的压迫性力量的论述：“20世纪的剧变倾向将个体记忆从钦定正史中剥离出去。所有当权者都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对历史进行粉饰，但20世纪的很多当权者则更为嚣张：他们直接将其抹杀了之。”（2页）“历史的书写早沦为美化极权的常规操作……不仅历史，就连城镇、道路等名称都在将当权者神话化，无论在地域上还是文化上，往往将一切多样性扼杀。统治集团同质化了整个国家，并以无所不能的权力中心形象来打造一切。总而言之，意识形态彻底取代了记忆。”（3页）这是在公共层面上对记忆与纪念行为的压迫性操纵，同时发生的是对个人生活中的记忆的操控：“法西斯或其他威权政府的统治严重侵入了个人生活，使得政治能够染指民众关于日常琐事的平凡记忆；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描写家庭生活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正常生活’终于何处，而骇人的宏大叙事又是始于何方，可能是一道永远都无法得到彻底回答的难题。”（同上）这一段论述极为精准和深刻，历史研究中的“终结”与“开始”的时间概念的本质性得到了极为深刻地揭示——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时间开始了”，同样重要的是“时间终结了”，而且事关政府权力与私人生活与记忆的边界。

尽管官方对于集体记忆、纪念的操控一直存在，但是来自民间的记忆召唤、纪念行为也同样存在，只是在形式上只能更多借助于大众文化的渠道，如戏剧、文学等。“总而言之，意识形态彻底取代了记忆，但是，文学却讲述着另外一番景象。”（3页）然而，即便在民间记忆中也同样存在复杂性和难题。比如作者提到的纳粹时期德国民众的日常生活记忆问题，在他们的私人记忆中，对犹太人的群体性消失所表现出来的“记忆缺失”，导致大量阐释性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以色列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ander）的观察使他认为，“纳粹的历史太过沉重，使人无法忘怀；又太令人生厌，以致也无法将其纳入‘正常的’记忆叙事。”此种两难主题不仅出现在众多著作之中，也通过绘画、雕塑、建筑以及其他视觉艺术形式得到体现（同上）。其实，这段历史之所以太过沉重同时又令人生厌，很重要的原因是当犹太人遭到群体性迫害乃至群体性消失的时候，绝大多数普通德国民众是观看者与沉默者，战后对于大屠杀历史的揭露使他们无法面对记忆中的自己，一种集体性的“记忆缺失”由此产生和蔓延。这种有关苦难与迫害的集体记忆心态在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上不断产生，所带来的集体道德伦理拷问甚至会延续几十年之久。作者认为，不能把权力对记忆的压迫性问题统统归咎于威权统治，因为即使是西式民主体制也没有办法调和官方历史叙事与无数普通人记忆之间的矛盾，对于由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集体创伤来说更是如此（同上）。

谈到“记忆”，作者从不同视角论述了“记忆”的多种类型、性质以及相关的学科视角，如从私人记忆、公共记忆、种族记忆、文化记忆、空间记忆到集体记忆，其间的观察与研究维度涉及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这是一个比较刚性的“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中还有类别丰富和涵义复杂的研究维度，如识别、召回、复述、学习、保质、干扰、歪曲、洗脑、插补等，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框架中彰显出来的力量悬殊的主体性以及相关的行动力，国家与个人在建构记忆、展开纪念活动等方面的博弈充满了社会政治学的性质。从该书所收入论文的研究视角和论述主旨来看，“集体纪念”——而不是“集体记忆”占据了核心位置。要将“集体记忆”与“历史知识”区分开来，因为集体记忆并不是历史学家所说的过去，集体记忆与历史研究不能等同。历史学科的专业研究自然重要，而集体性纪念则是一系列不受专业学科限制的行动，或许会借鉴专业的历史研究，但并不会依赖于它（4页）。进而要区分出集体记忆与集体纪念的区别，虽然也要谈及和论述“集体记忆”，但是把它转换为“集体纪念”更为适合。“转变术语的好处就在于能够规避过度概括导致的失真。有关战争的‘集体记忆’并不是每个人对于战争的看法；它对于我们厘清集体内每个团体的行为并没有意义。毕竟，仅一部分人有所行动，而绝大多数无所作为。通过对行为主体和行为本身的反复辨析，我们要把集体记忆从一大波将整个民族与部分历史事件进行含混关联的概念中分离出来。”（5页）这是关于“记忆”与“纪念”概念的重要辨析，在私人记忆与在纪念行为中呈现出来的集体记忆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而能够把集体记忆分离出来的方法只能在纪念行为中获得。而所谓的集体纪念是一种公共行为，例如组建协会、撰写回忆录、策划展览、制作电影等等，既不是单纯的个人记忆的汇聚，也不受官方主流历史叙事的掌控，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社会框架和集体性的行为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很显然，这种集体纪念是在官方历史叙事、学界专业研究叙事之外的另一种书写历史的重要力量与途径。

连结私人记忆、集体记忆与集体纪念的关节点是集体行动中的人，看来在学界对于这个关键性问题有时显得没有那么重视，而书中所谈到的那些欧洲威权政治机构却一直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无师自通，从来都是睁大着监控的眼睛。这正是本书各位作者共同聚焦的研究主题——在公开的集体性纪念行动中的人，以及作用于他们的各种力量及其后果。在这里，行动中的人被研究者置于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双重研究视角之中：“所有试图在集体环境中完成纪念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把私人记忆带到集体记忆中。他们还会使用富含社会意味的语言和动作，但他们的故事与姿态需要吻合，其‘心理学上的人’（私人记忆中的自我）的一面与‘社会学上的人’（社会规范下的我）的一面需要统一。其间的关键点就在于行动。而行动中的人（homo actans）正是我们的主题所在。但行动中的人的行为，通常不属于奉上级命令行事，而是作为以纪念为宗旨的社会团体中的一员而发生的行为。这些行为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内容。”（5-6页）这就讲得很清楚了，也就是在前面的“序”中就已经谈到的，本书的总体研究思路是“社会能动性”，强调社会整体或统治集团的行为，而且更加突出那些开展纪念活动却时常默默无闻的个人与团体。在这里之所以要强调心理学和社会学，是因为“想要相对安全地探索个体记忆和集体纪念之间的崎岖地带，我们需要来自两个领域的指引：一个是认知心理学研究，另一个是社会心理学和行为模式研究；两种研究都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作为社会行为的‘纪念’”（6-7页）。应该补充的是，既然必然涉及社会整体与统治集团的行为，那么作为公共政治的研究重镇的社会政治学更是不可或缺的。

即便是从民间纪念团体的产生来看，也是与官僚体制的实质与表现紧密相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负责着有关战争伤亡或损失的索赔工作。烦冗复杂、条框分明又等级森严的制度，使其效率低下而且不近人情，激怒了幸存者。于是，小规模团体陆续出现，填补这一空白领域。”（33页）更重要的社会政治学研究议题就是在威权政治语境中的集体纪念行为的遭遇。正如两位作者所言，“独裁或专制政权可能会严格限制公民的言论和行动自由，甚至在小规模的纪念活动领域也是如此，更不用说规模宏大的行动了。在此类社会，即使是在家庭内部交流有关战争与镇压的经历也要受到严格限制；这种行为只能以一种偶然的、一对一的方式进行。但是这也向我们展示出一个严重受损的公民社会的创造性。譬如，尽管作为调解生死存亡问题的传统守护者的教会日渐衰落。但公民社会仍能找到调集相关资源的方法。但是，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公民社会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政权依然是获胜者；因为，当受害者不断逝去，许多记忆痕迹也随之消散。”（34-35页）听起来这真是让以保存人类记忆为使命的历史学家感到绝望，似乎连时间也站在威权统治者的一边，这种严酷的事实更加证明了有关战争的记忆、纪念的研究是思想抵抗的利器。

由西班牙学者帕洛玛·阿圭拉（Paloma Aguilar）撰写的《记忆的行动者：西班牙内战老兵与伤残士兵》研究的主题是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结束后建立的佛朗哥独裁统治政权（1939-1975年）对于战争纪念的垄断与对失败者残酷迫害的历史。论文的第一句话就令人动容：“甚至在今日，大多数西班牙人有关内战的创伤性集体记忆，都能从1936年至1939年的战事以及数百万人的劫后余生经历中得到解释。”（71页）这里说的数百万人就是在内战中战败的共和政府军的将士，他们的劫后余生所经历的就是以内战胜利者姿态上台的佛朗哥独裁政权所加于他们及其家人身上的政治迫害与经济磨难。在这里值得思考的是，作者肯定了大多数西班牙人有着关于内战的创伤性集体记忆，并且与那数百万人的劫后余生联系起来，而许多读者同时也会想到的是，这种记忆与联系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显然会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

阿圭拉的这篇论文所研究的主题让我想起了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女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Catharine Drew Gilpin Faust）的《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孙宏哲、张聚国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这部视角独特的内战史研究著作的核心命题是美国北部与南部民众如何应对内战的毁灭性的经历：如何面对杀戮和死亡，如何埋葬死难者，如何哀悼与纪念，如何帮助死难者的家人？这场战争如何影响了那些从中幸存的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观念就是从对待内战双方大规模死亡的态度检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一个民族的文明与高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他们对他们死者所展示出的体贴和关怀。”57页）。于是，惠特曼在诗歌中吟唱：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所有死难者都是“我亲爱的人”；1898年，威廉·麦金利总统在亚特兰大的一场演说中宣告：“勇敢的南部邦联人，应像他们的北方对手一样，得到正式的纪念。”（同上，263页）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作者十分强调在内战中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的职责问题：内战的死亡与一个因内战而最终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政权有着什么样的实质性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中的国家政权究竟对死者与生者负有何种职责？那么，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佛朗哥统治集团面对这些问题交出的答案是极为负面；甚至在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时期中对此没有任何反省，只能说明这个在内战中夺取国家权力的佛朗哥政权是何等的无耻。

失败者的命运首先表现在被剥夺生存权利的悲惨境况之中。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有几十万战败的共和军士兵和共和党人流亡到国外；有数千人因他们在第二共和国或战争期间真实或被诬陷的活动而遭到处决，“成为胜利者掀起的巨大压制浪潮的受害者”。在内战结束后，对于曾经的敌方人员、事实上在战争前都是同胞兄弟以各种名义实行肉体消灭的镇压，这是打着意识形态和稳定新政权的需要而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在佛朗哥独裁政权统治下，有几十万人曾因政治罪名而被捕入狱，失去工作或被没收财产。这些被征服者不仅成了独裁统治初期高压制度的镇压对象，而且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被排除在任何物质与道义的援助之外。即便在民主恢复之后，仍旧耗费了多年的时间才获得应该享有的平等待遇。显然，对于那些曾为战败一方作战的普通人来说，正义的到来太迟了，他们或已亡故，或苟活于故土之外（71-73页）。“战争的失败，战后的镇压，胆战心惊的生活状态，以及无法合理悼念逝者的无力感，种种过往都成了被征服者们的负担，他们普遍难以承受其重，尤其是那些痛失家人的人们。然而，伤残老兵还要面临残疾与无权获取抚恤金的额外灾难，与此同时，他们的生理缺陷和昔日的共和党身份亦使得找工作变得尤其艰难。”（78页）这种被迫害的灾难不仅落在他们身上，他们的亲属也连带遭殃。“许多留在西班牙的被征服者只能通过保持沉默来保护家人，尤其是孩子。父母不想让孩子因为他们自己的政治倾向而受到当局的边缘化与镇压。他们也担心孩子可能会在相对安全的家庭环境之外重复自己所听到的父母在战争中的经历，或是对于独裁统治的批评。”（80页）起码要有两代人经历着战争结束后的痛苦经历，在几十年的时光流逝中，他们及其亲人的人生就这样被埋没在苦难的深渊之中。

从佛朗哥新政权成立后的政治镇压、经济迫害一直延续下来的是对于失败者的战争纪念的绝对禁忌，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在精神上施加的残酷迫害。“在整个佛朗哥独裁期间，那些留在西班牙的共和党阵营战败者、他们的家人、寡妇、孤儿以及残疾人士（无论他们是伤于战场之上还是伤于对后方的轰炸之中）都遭到了合法化的迫害，而且被拒绝给予公开表达悲痛的机会；他们不能祭奠自己阵营的受害者，也不能聚集并营造一份集体记忆，好将心中苦楚娓娓道来。共和党伤残老兵们被迫生活在这样可憎的独裁统治之下，他们从未被视作平等的公民，就连对已故亲友的哀悼也要惨遭阻止。”（78页）与绝对的禁忌、管控相对的另一面是倾国家之力进行的纪念工程，政权当局在战后即迅速发起了一系列广泛而密集的纪念活动：修建纪念碑、街道命名，以及种种纪念仪式，以此致敬胜利者一方的阵亡者。极为残酷的是，这场内战所固有的同胞自相残杀的性质使所有这些纪念工程实际上加剧、延续了这场战争带来的创伤性。而对于战败者一方来说，新的创伤不仅来自政府的纪念工程，同时也来自对方阵营的参战者和拥护者能够理直气壮、兴高采烈地从政权当局那里获得了物质补偿；战胜者一方的伤残士兵享有新政权提供给他们的一切补偿、保护和特权，却并不怜悯那些与其遭遇相似的失败者（73页）。

正如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所强调的，从对待内战双方死亡的态度可以检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在这里首先要看到的是内战的残暴性，美国历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认为，“一般而言，诸种内战总是比国家对国家的那些战争更为残暴，而且具有更为持久的种种后果，它们日益成为当代冲突的特征。”（雅各比《杀戮欲：西方文化中的暴力根源》前言，2页，姚建彬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他分析了西方历史上许多暴力冲突的历史案例，从被称为“第一谋杀案”的“该隐杀亚伯”的圣经故事到罗马建城史，从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日之夜”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拜占庭的攻击，从法国大革命中的旺岱叛乱到纳粹反犹屠杀，证明国家内部的自相残杀比外部战争更普遍、更残酷、更暴戾。由此来看，战后出现的对内战史论述的钳制和禁忌也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但是，战胜者一方如果出于尽快消弭战争创伤、重建社会团结的愿望来考虑，应该很快意识到战争双方关于内战的正当性、正义性论述必须接受历史的拷问；尽管在现实中战胜方有最大的可能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纪念庆典等文化形态建构和强化自己的内战论述，但是更有利于在文明的维度上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形象的行为是对战败者给予同等的人道主义待遇。就像福斯特在她的著作中所指出的，“这场战争令人惊愕的巨大生命代价，使人们需要重新理解国家的命运，来确保如此众多士兵的献身是出于崇高的目标。”（《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262页）“在战争结束时，这一共同的苦难将超越长期以来人们在种族、公民身份和国家性质问题上的分歧，使牺牲以及对牺牲的纪念成为南北最终统一的基础。”（同上，序言）这就是内战对美国历史的意义，也就是死亡缔造了现代美国的含义。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反对讴歌内战的胜利，因为人们意识到对自相残杀的内战胜利的庆祝是羞耻的、令人痛苦的。

佛朗哥在西班牙的独裁统治到了六十年代也发生了某些变化，“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与社会流动性的提高，政权的合法性得到了强化与充实。这些结构性的转变，再加上时间的推移，使得年轻一代的政治精英们有可能改变那些战争年代的过时言论。与此同时，西班牙公民社会中最为活跃的一些群体，尤其是工人和学生，开始反对政权对他们的竭力控制，从明显的被动状态中走出来，参加秘密政治活动与公开抗议”（89页）。这些社会运动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共同诉求：全面赦免政治犯。这种诉求被视作迈向和解的一步，因为它使当年内战的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这些诉求终于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逐步得以实现。在这过程中特别值得思考的是右翼和左翼政党都不得不做出让步：接受对方的合法性，同时达成一致：“不应在公开辩论中发表有关过去最痛苦方面的言辞。内战的记忆只能用来，而且只能是含蓄地用来推进此间制定的诸多社会、政治协议与条约。民主过渡时期的政治共识给人们带来的主要启示（部分基于对过去的沉默）是，要竭力避免重蹈内战的覆辙或第二共和国的失败，尤其要避免这一时期标志性的、极其广泛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对抗。总而言之，关于过去，我们确实找到了各不相同的情节记忆，但也从中提取到一个共同的教训。正是这一点共识启示着人们迈向民主。”（91页）这的确是西班牙最终能够从独裁政治走向民众政治的重要教训：无论如何应该避免关于内战的纪念再次带来新的集体性创伤。

可能更多是因为这篇关于西班牙内战与集体纪念的论文，在读完全书之后我觉得这部出版于二十五年前的著作至今所具有的现实意义非同寻常。依据书中诸位作者的论述主旨和价值观念，可以说重塑正当化的战争纪念是防止当下全球战争蔓延危机的重要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