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为何失败》，[美]帕特里克·德尼恩著，梁乃夫、林泽正译，新星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256页，49.00元

帕特里克·德尼恩（Patrick Deneen）的《自由主义为何失败》（Why Liberalism Failed）是一部对当代美国文化及其基础哲学——自由主义——进行深刻批判的著作。作为圣母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德尼恩以其对现代政治思想的敏锐洞察而闻名。他从自由主义自身的内在逻辑出发，对美国社会及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衰落提出了严厉的指控。该书的批判范围广泛，不仅针对通常在美国被称为“自由至上主义”（或称自由意志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也包括被称为“自由主义”的“进步自由主义”。 

该书的核心论点极具挑衅性：自由主义的失败并非源于其未能实现自身理想，而是因为它“忠于自身”。德尼恩认为，作为现代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随着其内在逻辑的充分展开，其固有的矛盾也变得日益明显。当今社会所观察到的各种不公和功能失调，却吊诡地成为旨在克服这些问题的世界观的直接产物。

《自由主义为何失败》一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美国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大多数评论家同意，该书之所以引起广泛共鸣，在于它能够表达出对“政治建制派的深刻不满”，呼应了2016年大选期间普遍存在的观点，即以新保守主义为代表的共和党和以进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民主党都在一个基本相似的自由主义框架内运作。甚至像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这样的人物也承认，该书对“西方许多人感受到的意义和社区丧失”提供了有力的见解。《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该书在捕捉当前幻灭情绪方面表现出色，既能引起左翼对猖獗商业主义的抱怨，也能引起右翼对自恋和霸凌学生的担忧，以及对原子化和自私的普遍忧虑。

自由主义辩证法

德尼恩的批判始于对“自由”观念的历史考古。他描绘了一幅前自由主义世界的图景：在古典哲学（如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神学（如奥古斯丁、阿奎那）的视野中，“自由”（Libertas）并非无拘无束的放纵，而是与“德性”（Virtus）紧密相连的自我掌控。真正的自由，在于个体有能力驾驭自身的激情与欲望，使其服从于更高的理性或神圣秩序，并积极参与到旨在培养这种德性的社群（家庭、城邦、教会）生活中。这是一种内在于关系与责任中的自由。德尼恩精辟地总结道：“自由被认为要求个人具有高度的纪律性，要能够抵御欲望的诱惑，并服从那些培育自治政府所需美德的社会政治方面的要求。”（25页）在此框架下，社会制度的核心功能是塑造具备自治能力（self-rule）的公民。

然而，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们（德尼恩尤其点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等人的转折性作用）发动了一场观念革命。他们摒弃了将自由建立在德性与内在约束之上的传统路径，转而将自由建立在冲突与欲望的解放之上。其核心策略不再是驯服人性中的自私与贪婪，而是巧妙地利用它们，将其视为驱动社会前进的引擎。自由主义重构了“自由”的内涵：它意味着个体意志的最大化伸张，是摆脱外在（尤其是传统社群和宗教）束缚、追求无限欲望满足的权利。个体不再是嵌入关系网络中的德性主体，而是被抽象为自主、自足、以欲望满足为最高目标的原子。这种新自由观，将“自我”（Self）置于宇宙的中心，个体意志成为衡量万物的尺度。

自由观的根本性嬗变，必然导致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彻底重构。在前自由主义社会中被视为个体德性养成与身份认同根基的家庭、邻里、宗教团体等“小共同体”，在自由主义逻辑下，这些小共同体的约束性被过分强调。它们不再是自由的保障，反而成了个体实现“自我意志”、追逐无限欲望的障碍，是必须被削弱乃至挣脱的“枷锁”。个体被鼓励（甚至是被制度设计所推动）脱离这些具体的、赋予意义的纽带，成为漂浮的、可互换的社会原子。相应地，自然界也经历了彻底的“祛魅”。它不再是蕴含内在秩序、需要人类尊重与适应的神圣创造或宇宙整体的一部分，而仅仅是一个有待人类意志征服、改造、利用以满足无限欲望的纯粹对象和资源仓库。培根“知识即力量”的箴言，在自由主义框架下演变为“技术即宰制”的实践信条。自由主义的自由，于是包含了征服自然、突破其一切限制的“权利”。

德尼恩指出，这场对自由、人性和社会/自然关系的革命性重塑，是一场宏大的社会实验：“自由主义在思想和实践中对这些革命性因素的接纳成了一场豪赌，即借由推翻此前的哲学传统、宗教和社会规范，并建立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关系，我们就可以追求一种新的自由。”（28页）

这场豪赌在二十世纪末迎来了自己的顶峰。自由主义在当时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弗朗西斯·福山写下了那本著名的《历史的终结》，将自由主义视为人类唯一合法有效的政治制度。在冷战后的美国主流政治结构中，也只存在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相互竞争。前者更多持有自由至上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性是固定的，而自然（或外部世界）是可塑的，是可以被征服的。后者则拥护从让-雅克·卢梭发起的更为激烈的自由主义革命，认为人性和自然都应被塑造和征服的。换而言之，冷战后的共和党“保守主义者”充其量只是会空喊几句“传统价值”的自由主义者。

然而，正是这种表面上的全面胜利，埋下了自由主义自我瓦解的祸根。其逻辑推演至极致，必然催生无法调和的矛盾。无限推崇个体自主和欲望解放，导致个体被抛入一种“孤岛式生存”。这种彻底的原子化非但没有带来许诺的解放，反而制造了深切的孤独、焦虑和无力感。历史上曾起到缓冲和引导个体欲望作用的家庭、教会、地方社群等“小共同体”，在自由主义数百年的侵蚀下，其权威和凝聚力已严重削弱，无力再承担此功能。最致命的是，一系列核心的自由主义假设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们可以免疫任何外部批判。它将自身确立为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合法框架。这导致了一个封闭的认知系统：任何被感知的失败都被归因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应用不足”，而非原则本身的内在缺陷。因此，默认的解决方案也总是“更多的自由主义”——即个人自主和技术掌控的进一步扩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尼恩完成了其核心论证的辩证闭环：自由主义成功的核心机制恰恰是其社会病态和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它是一场因过于“忠于自身”而注定走向反面的悲剧性实验。

帕特里克·德尼恩与《自由主义为何失败》

小共同体的衰弱

德尼恩的宏大叙事需要对复杂历史进行浓缩。这引发了反对者对其过分简化历史的指责。然而，德尼恩的核心洞察力在于他勾勒出了一种主导性的历史趋势和逻辑动能。即使基督教思想中存在某些欢迎经济增长的支流，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总体上对欲望的规训和共同体的重视，与自由主义释放欲望、瓦解共同体的核心驱动力，构成了鲜明的历史对照。关键在于，德尼恩所描述的“自由主义逻辑”及其后果，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对塑造了现代西方世界面貌的那股强大力量及其内在张力的深刻揭示。质疑其历史叙事的复杂性缺失，并不能消解其揭示的核心悖论在解释当代困境时的强大穿透力。

德尼恩对自由主义的整体化重构也使得他将各种当代社会问题的深层逻辑与自由主义联系起来。他犀利地剖析了反文化运动对传统价值的消解（第三章），技术统治对人文精神的压制（第四、五章），以及精英主导的“新贵族制”对社会公平的侵蚀和公民能力的弱化（第六、七章）。然而，深入其论证肌理便会发现，这些看似分散的现象背后，存在着一个贯穿始终、作为其批判思想本位的核心关切——小共同体的命运。在德尼恩看来，包括家庭、邻里、教区、地方社团、工匠行会在内，这些在历史上承载着个体身份认同、道德教化、互助支持与公共生活的具体而微的“中间结构”（Mediating Structures），不仅是自由主义逻辑必然要摧毁的对象，更是理解自由主义为何失败的关键锁钥。自由主义的胜利史诗，本质上是一部小共同体的毁灭史。

与自由主义原子化个体的预设截然相反，德尼恩认为人本质上是关系性的、嵌入性的存在。个体身份、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乃至自我认知，并非在真空中生成，而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小共同体中，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传承和实践得以塑造和维系。家庭教会孩子爱、责任与牺牲；邻里提供互助网络与归属感；地方社团培养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与美德（如诚信、互惠、协商）。这些共同体是培养德行和塑造自治能力的天然学校。

健康的小共同体构成了社会结构中的中间层，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孤立的个体之间建立起缓冲地带。它们不仅为个体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减少其对国家福利的绝对依赖。更重要的是，它们分散了权力，培养了地方自治能力和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并以其特定的传统和规范约束成员行为，形成一种非正式的、基于习俗和互信的治理机制。德尼恩写道，“相比之下，尽管真实文化是丰富多样的，它们却通常有着一些共同点：相信人性与自然界之间存在一致性；过去与未来都同当下有关的时间观念；对乡土具有神圣感，以及对故乡的养育之恩有深刻的感恩之心与责任感”（92页）。

德尼恩最具洞见的分析，在于他揭示了自由主义逻辑下看似对立的两极——激进的个人主义与不断扩张的国家权力——如何形成一种吊诡的、毁灭性的共谋关系，共同绞杀了小共同体（第二章）。自由主义的原子化个体本质上是一种思想实验，他本身是无时间性与无空间性的。由习俗、传统和权威所缔造的小共同体本质上是特殊性要素，个体被鼓励（甚至是被制度设计驱动）脱离这些束缚，追求自我定义和实现。强调个体权利优先，必然弱化个体对共同体和他人的责任与义务。社区忠诚度日益下降，参与度衰减；家庭结构松动（婚姻不稳定、生育率下降），邻里关系淡漠，地方社团式微。

中间层的缺失反过来导致国家必须变得更加扩张和全面，以管理由此产生的社会碎片化，并满足原子化个体的需求。国家权力的扩张（以保护个体权利、提供福利、维持秩序之名），通过法律、政策、福利制度等，不断侵蚀和替代小共同体的功能与权威，进一步加速其解体。小共同体的毁灭，使得个体更加原子化，更加无力抵抗国家或市场的任意力量，从而更迫切地需要国家干预或寻求国家保护，形成恶性循环。德尼恩写道，“如果说法律保障了自由的扩展，那么反过来说也是对的：自由的扩展需要更多法律”（50页）。在这种动态中，国家为那些被市场遗弃或未被满足的个体建立起非人格化的程序和机制，以满足其需求（通俗地说，就是政治正确）。这并非一项政策选择，而是一种直接源于自由主义最深层哲学前提的系统性逻辑。

德尼恩对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关系的分析揭示了自由主义内部一种更深层次的、近乎辩证的过程。激进的个人自主（不受传统束缚）的正题，产生了其反题：对一个不断扩张的国家的需求，以满足原子化个体，并强制执行其所承诺的“自由”。其合题是一个表面上“解放”了，但同时又依赖于庞大行政机构和无所不包的市场，变得“异化、不道德、依赖、被条件化和奴役”的社会。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关联；它暗示上述自由主义的内在矛盾并非通过平衡的妥协来“解决”，而是通过一种病态的共同演化，使得看似对立的力量变得相互构成。这导致了一个宣扬自由，但却必然造成“无力感、碎片化、不信任和怨恨”的政治体系。

寻找救赎之道

通过将庞大而多样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归纳为一种单一的、整体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德尼恩向自由主义提出了根本性的方法论挑战。问题是，如果自由主义并非一个完全连贯的、具有内在逻辑的思想体系，那么德尼恩关于自由主义的失败是由于其成功地实现了这种内在逻辑的论点就变得站不住脚。或者更准确地说，德尼恩无法保证他所描述的“废墟”是否真的是所有形式自由主义的必然结果，还是仅仅是与他的批判相符的特定、可能被扭曲的表现。

关于德尼恩是否正在创造一个“稻草人”，是一个在理论上争论不休的问题（甚至可能永远不会有答案）。更令我关心的是，如果德尼恩的逻辑具有更强的解释力，那么如何面对自由主义时代的衰弱就成为必须解答的问题。

德尼恩认为，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元意识形态”，一个普遍存在且常常无形的框架，定义了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根本条件。这意味着即使自由主义内部的辩论和提出的解决方案也仅仅强化了其潜在的前提。所以人们在自由主义时代难以想象出整体性的替代方案。这并非想象力的失败，而是自由主义成功地将自身确立为唯一的可能性所施加的结构性限制。换而言之，这种自由霸权扼杀了超越自身所需的概念工具，将社会困于其自身的自我参照框架内，使得真正的哲学或政治超越变得极其困难。

在整体性替代方案难以想象的情况下，德尼恩进一步宣称，“在自由主义既取得胜利又走向灭亡之后，我们必须抑制住设计一种新的、更好的政治理论的冲动”（206页）。他认为，与其构建宏大的理论构想，不如倡导实际退回到“实践共同体”中。这些共同体被设想为那些饱受自由主义病态之苦的人们的“灯塔和野战医院”。并且他认为，存在更有建设意义的后自由主义状态。这种状态既能保留自由主义的积极方面，如人的平等尊严，同时又能培养对人性的另一种理解。在这一意义上，德尼恩也反驳了他只是单纯怀旧的指责。

问题是，小共同体的良性发展需要以自身的实存性（即其具体的存在和自我构建的现实）为基础。但在自由主义的成功解构中，小共同体即便不是已经瘫痪，就是陷入越来越软弱不堪的境地。如果不提供具有实践性的方案，德尼恩又如何确保小共同体可以在后自由主义时代良性发展。他的解决方案并未清晰地描绘一种替代性的权力分配和政治组织原则。如何构建一个既能保障地方共同体自治，又能有效处理共同体间冲突和超地方问题，同时防范共同体内部压迫的权力体系？正如德尼恩在书中对“阿米什人”的有限推崇一样，他没有办法给出实践性替代方案也导致了行动目标的匮乏。这使他超越自由主义的尝试显得模糊不清，其“后自由主义”更像是对自由主义废墟的描述和局部修补的呼吁，而非一个清晰的蓝图。

更为糟糕的是，即便在较弱的意义上，德尼恩回归小共同体的呼唤也是高度争议性的。德尼恩倾向将小共同体视为培养美德、互助与归属感的温床。然而，历史与现实表明，这些共同体也可能是压迫、僵化、排斥异己和维持等级制的场所。德尼恩模糊的呼吁似乎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保障小共同体良性发展的机制框架。他仅仅强调了宗教共同体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

此外，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德尼恩彻底的“反理论”或“反设计”立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自由主义（尤其是某些保守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对“自生自发秩序”的偏好。他寄希望于分散的、自下而上的实践能自然导向更好的未来，但这种“演进理性主义”能否产生足以对抗强大系统力量的替代方案，是高度存疑的。拒绝整体性思考，可能恰恰意味着放弃了系统性解决问题的工具。

总之，德尼恩的《自由主义为何失败》无疑是一剂猛药。他以其深刻的“自由主义辩证法”，犀利地刺穿了当代西方社会病痛的根源——并非源于自由主义的理想不够崇高或执行不力，而是其核心逻辑自我推演至极致后，必然导致的悖论性反噬。他将自由主义的成功与失败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个体绝对自主和欲望解放的无限推崇，在摧毁了塑造德性与归属感的小共同体后，最终将个体抛入原子化的孤岛，同时催生了全能国家作为其唯一的、冰冷的替代支撑。这种对自由主义“内在矛盾”的揭示，特别是对个人主义膨胀与国家权力扩张这对看似对立实则共谋力量的剖析，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精准命中了当代人普遍弥漫的无力感、疏离感以及对意义丧失的焦虑。

然而，正是这份诊断的深刻，凸显了其药方的模糊与脆弱。《自由主义为何失败》的价值，或许更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时代性的、令人坐立不安的真问题，而非提供了一个现成的答案。它迫使我们去正视自由主义辉煌成就背后的深刻代价，去重新思考自由的丰富内涵——它是否真的等同于无限的选择和无拘的欲望？真正的自治是否需要德性的支撑和共同体的滋养？这不仅是西方的课题，也是所有步入高度现代化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与反思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