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书评》上陆续发表了师友忆旧之文后,获得读者关注,尤其是写了胡守为先生,语涉《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的另一主编杨廷福先生,浙江大学的刘进宝君建言我,应该专写一篇杨先生。我迟迟不敢应命,因为杨先生去世太早,我了解肤浅,不敢“陈义过高”与“谬托知己”。然迁延日久,毕竟心理上有压力,如今串连记忆中的若干碎片,遽尔为文,未知可慰杨先生泉下亡灵乎?
杨廷福(1924-1984),浙江鄞县人,肖鼠。笔名小鲁、杨非。据他的自述《无锡国专杂忆》尚能知道其求学历程。他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完成了无锡国专的三年修业,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时年方十六岁。在复旦负笈四年,他出版了一本《中国韵文学史》的专著。这本书久已绝版,但1980年代,中国兴起文化史研习热潮,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了《中国文化史丛书》,杨氏的这本专著得以重为世人熟悉。我是搞历史的,没有拜读杨氏这本专著,但从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中可以大致领略梁启超对中国韵文里的情感的理解。
1949年,全国解放,杨廷福时年二十五岁,已从复旦毕业进入同济大学等高校任职历史讲师。他宽广的知识、敏捷的口才给校方留下很好的印象。这时,他已摸索到了做学问的门径,决心从中国法制史这条道上走下去。到1953年,他虚岁三十,按中国人做九不做十的习俗,提早一年做了三十大寿。这时他已有了几个儿女,长子杨同甫已咿呀学语,相信好日子还在后头。然而,1957年,杨廷福戴上了本校上海教育学院右派的帽子。一夜之间,无话不谈的同事“变脸”成了侧目而视的陌路人,之后,便是降职降薪,发配劳动改造。杨师母尽管出身名门,也只得沦为女佣,白天帮厨做饭洗衣,夜来去医院陪夜,以换取微薄的佣资。当严寒稍过,杨廷福不甘寂寞,又拿出珍藏的古籍沉浸其中,妻子却以为这场降临头上的泼天大祸均是“书本”引起的,多次劝丈夫不要再惹祸。
我没有听杨廷福先生谈过自己的治学往事,所以不能确证他是在丁酉之灾之前还是之后才决心专治中国法制史的。存世的《唐律疏议》所疏所议的是唐代的永徽律还是开元律?这一直是有争议的。日本颁布的《大宝律令》事在公元701年,时当中原武周王朝的大足元年。它有很多内容包括律文与《疏议》相同。如果日本《大宝律令》相同的内容取自《永徽律》则是以唐律为母本,唐是母法国。如果以《开元律》为母本,则日本为母法国,事关非细。杨廷福积多年之力,写出多篇文章,如《〈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等,从典章制度、语词源流、避讳习俗等方面铸就唐律为永徽律的铁案,就此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法制史领域的学术地位。

杨廷福成名后慕名请益者颇多,他不忘故旧,依然折节下士,谦以待客。我听吴泽先生门下的博士盛邦和相告,有位交换的日本留学生住华东师大半年,盛邦和好意地问他,“要不要陪你去见见吴(泽)先生?”不料那留学生直言答道:“在我的领域里,我只知道杨廷福!”可见杨廷福当年的盛名在外。
杨廷福的名声来之非易。当年,季羡林发起集众人之力,为玄奘大师《大唐西域记》作校注,参加者如杨廷福、张广达、耿世民、朱杰勤外,另请张毅负责印度,蒋忠新负责梵文巴利文,全书校勘责成范祥雍。本书的成功校注是整理高难度古籍的一个范例。书稿大约经历了两年多时间才得以完成,杨廷福就借住在中华书局的招待所,据季羡林亲自撰写的说明,杨廷福负责书中的佛学名词、古汉语语词方面的释文。这是个庞杂繁剧的工作,当时尚无电脑辅助检阅索引。杨延福在参与《大唐西域记校注》上的表现使季羡林不吝赞美之词。1980年代初,以季老为首的高校职称评定委员会一致赞成破格擢拔杨廷福从讲师升为正教授!

1983年,我因事去华东师大教员宿舍找杨廷福,时杨已被华东师大史学所聘为兼职教授,住在师大一邨。那是幢“筒子楼”,中间是公用的走廊,住房分布于廊的南北,不像一家人的居所,甚为不便。我们又一次聊起近来的正高职称评定之事。杨廷福正色地告诉我:“小蒋,我是‘客卿’,不偏不倚。”本次审报材料上有评审委员签字,“吴先生签字同意在我之前”,也即杨签字在吴泽之后,目睹吴泽同意评审陈旭麓为正教授。“至于陈公缘何没评上‘正高’,我也不知道。但吴先生‘同意’是我亲见,外界传言是虚。”杨的这番话是1983年在他家他亲口对我说的,表情神态至今回忆如在目前,而且评审有档案留存,查证不难。

《中国历史大辞典》启动工作时,编纂处设想聘王仲荦为《魏晋南北朝史》卷主编,但王氏刚出版了专著《魏晋南北朝史》,还在续写《隋唐五代史》,实在分身无术,向编纂处推荐胡守为。胡守为性格内向、遇事谨慎,编纂处向他谈了意图后,他并未立马应允,而是慎重地向中山大学党委作了汇报,校党委研究后表示了支持,胡守为才正式向编纂处承诺,接受《魏晋卷》主编的聘任。但是因为胡守为已被中大校方提拔为分管科研与外事的副校长,分心的事情很多,经多方研究,编纂处拟增设一位主编,与胡守为共同领导《魏晋卷》编纂工作。据《大辞典》总主编吴泽告,议增杨廷福为该卷另一主编。编纂处将这一设想告诉胡守为,征求意见。不想素有谦恭君子之风的胡守为明确表示不能同意,他的理由是事权不专难以搞好工作。设了两个主编,不能保证二人意见完全一致,将来有了歧见听谁的?与其将来产生矛盾,不如今日舍二取一,编纂处如果信任他人,可以另行任免,他将愉快退出。为了精诚团结,勠力合作,编纂处郑重地向胡守为作出了承诺,《魏晋卷》的主编排序为胡一杨二,即胡守为、杨廷福,希望两人相互尊重,共商大计。如有分歧,最终决定权在胡守为。在杨廷福到任前,胡守为做出的决定,如选任的编辑委员、选定的词目等等全部有效。

1983年3月,在华东师大召开《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第一次编委会议,胡、杨二位主编轮流主持了会议。出席本次会议的编委有万绳楠、郑佩鑫、黄惠贤、简修炜、李培栋等,代表了全国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中坚力量。杨廷福这时已被华东师大史学所特聘为专职研究员,分配了筒子楼内一套两室户住房,虽然简陋,但他生性健谈好客,有了住房,品茗饮酒之余,能作长夜之谈,暂可满足。杨夫人秀外慧中,又烧得一手好菜,本次华师大定稿会议,杨夫人露了一手,使各位魏晋史编委品尝了甬江风味佳肴。直到多年后,杨廷福墓木已拱,他们谈起在杨家的这顿家宴,还觉口舌生津,难以忘怀。
杨廷福平易近人,不端架子,老少皆能闲谈,这也得益于他学识渊博,能单刀直入的话题广泛。我有次和他聊起苏州曲艺评话和弹词,他居然熟门熟路,评论入木三分。他的没有教授架子,使我想起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华东师大史学所一届招收了四名研究生:盛邦和、童浩、胡逢祥、张承宗。杨廷福也为他们上了史学史的课,对学生们的好学不倦颇为鼓励,更是倾囊以授。然而天妒英才,不意学生中的童浩竟在1983年因心肌炎而遽然去世。追悼会现场,大厅右壁挂了两副挽联,分别出自历史系的名家苏渊雷(仲翔)与杨廷福(士则)手笔。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师哀悼学生,这是多么不幸的一页啊!
杨廷福被增补为《魏晋卷》又一主编后,与原主编胡守为相处融洽,尽管谈起本卷的两位主编排名时,他多少有些牢骚,“我这个教授还在他副教授的后面。”但总体上讲,两人互相补台,配合默契。1983年该卷第一次编委会在华东师大举行时,胡守为还去杨府欣赏过杨廷福工楷抄写的《唐律疏议》手迹。胡守为也真诚地邀请杨廷福安排好日程,南下到中山大学互相切磋,早日完成本卷定稿大计。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编委会开了个好头,他们又一鼓作气,于下半年去安徽黄山召开了第二次编委会,讨论甚为热烈,进展甚大。然而不幸的消息传来了,杨廷福得了肺癌!
杨廷福得病时尚年轻,刚到花甲之年,这在现代医学条件下,六十实在是壮年之时。杨廷福平时嗜烟,熬夜时更是吞云吐雾,以助神思。有次他到我办公处,见桌上放着一盒罗布麻香烟,他感慨地说:“这种烟害人呵!”因为厂商大做广告,宣传这种烟有疗效,能使人减轻得肺病危险,于是烟民踊跃。他明知这是欺骗性的宣传,仍不能抵制烟瘾的诱惑,终于最后得病,住进了上海最好的肺科医院,且立即组织专家会诊。就连杨廷福本人都有些怀疑怕不是善兆。去探病的上海师大的陈新权、刘克明夫妇安慰他,刘克明有急智,又善于辞令,便宽慰杨氏说:你在学术上贡献大了,影响也大了,上边更重视了。杨廷福入院后受到很好的治疗,医院安排住进高干病房。当时是两人一间,与他同室的是一位部队的师长,师长有勤务员照应,教授有研究生服劳,互不逊色。我曾和室主任老谈一起去医院探望杨廷福,带去一本刚出版的《大辞典·史学史》送杨廷福,那位师长敬重又好奇地翻看起书来,眼神中流露钦佩的目光。
那天,杨先生已开始化疗,挂针静脉注射药物。我们不便久留,告辞时,杨先生以另一只手抱拳向我们致意。出病房后,承杨师母相告,病人病灶部位不好,过分靠近心脏,不能开刀,现在用保守治疗,视一个疗程结束后效果如何,再决定下一步治疗方案。我们也只有祈祷吉人天相的慰语而离别。
我回社后即给胡守为去信,转告杨先生病情,有“想不久于人世也”之语。不久即获胡先生来函,信中云“犹望出现奇迹”,转危为安。他将“奇迹”的“迹”字写成繁体的“蹟”字,以后其他信中均如此,给我留下了特殊的印象。
群医束手,奇迹没有出现。经几个疗程的治疗,士则先生终于告别人世,刚过花甲,这尤其令人痛心。他入院不久便知晓恶疾缠身,常常自叹:“再有两年(之寿)就好了。”原来他已处理完《玄奘年谱》的校样,等待杀青出版。他偕儿子同甫君编的嘉惠学林的《明清文人室名别号录》也已付梓,等待出版。他的唐律论文集约二十余万言,也被天津人民出版社接受出版。士则先生辛勤耕耘,终于不负无锡国专前辈的栽培。

杨廷福先生追悼大会那天,由上海教育学院历史系主任沈起炜教授致了悼词,给了杨先生公正客观的评价。无锡国专的老同学送的花圈、花篮、挽联很多,有魏建功、冯其庸、汤志钧、江辛眉诸人。无锡国专与清华国学院一南一北,在国势危如累卵之际,以教育救国,不务空言,造就了多少人才,他们的经验与教训是不该被后人遗忘的。谨以此文,提此一端以示警醒,也以此怀念集天才与勤奋于一身的杨廷福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