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英国海军史》，[英]约翰·理查德·希尔主编，侯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5年8月出版，584页，188.0元

“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在考虑当前和未来的问题时，历史——甚至是相当近的历史——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这是《牛津英国海军史》（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Royal Navy）引述的一句历史学家的玩笑话（549页）。英国海军少将约翰·理查德·希尔（John Richard Hill）主编的这部著作原版于1995年问世，其中译本近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推出。该著系统梳理了英国海军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至二十世纪末的兴衰历程。创作团队以主编希尔为核心，汇聚了十四位海军史权威专家，另由布莱恩·兰夫特（Bryan Ranft）担任顾问编辑。每位作者各负责撰写一章，全书正文依时间顺序编排为十四章，每章配有精美插图，共同为读者呈现了一场英国海军史的饕餮盛宴。该书问世时，正值冷战结束不久，世界格局剧烈变动，海军发展日新月异。在回顾历史的同时，希尔更致力于探求：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书写海军史究竟意义何在？

得与失

英国海军史研究源远流长。十九世纪下半叶，在约翰·诺克斯·劳顿（John Knox Laughton）的推动下，英国海军史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以海战史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当时学者多醉心于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海军将领生平的研究，而疏于对海军的行政运行、后勤保障及海员征召等制度性问题的探讨，乃至于劳顿也承认：“海军委员会的工作始终笼罩于神秘之中。”二战结束后，英国海军史的研究潮流开始发生改变。就在这时，约翰·厄尔曼（John Ehrman）提出了著名的蛋糕比喻。他将海军史视为微缩的国家历史，指出若将国家历史比作一块蛋糕，各层代表国家生活的不同面向，那么海军史并非其中一层，而是贯穿各层的一块切面。由此，英国海军史研究逐渐突破单一的战争史视角，转向了融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等于一体的多维图景。

毋庸置疑，《牛津英国海军史》的编撰充分吸收了二战之后累积的学术成果：不仅吸纳了海战史的最新动态，也展现了海军史研究版图的扩张。海军行政系统的运作被纳入到书写范畴中。丹尼尔·A. 鲍（Daniel A. Baugh）是厄尔曼唯一指导的博士，他负责撰写第五章《十八世纪作为国家机构的海军（1690—1815）》，全面地阐述了海军委员会各方面的事务，包括基地建设、人员配置与医疗保障等等。与此同时，此书在叙事上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下而上”理念的影响。例如，在第九章《持续科技化的海军生活和教育系统（1815—1925）》中，约翰·温顿（John Winton）详细考察了海员群体从入伍到培训的各个环节。需要指出的是，温顿对海员生活的看法延续了传统观点，将其视为难以忍受的“炼狱”生涯；而尼古拉斯·罗杰（Nicholas Rodger）在其1986年出版的专著《木质社会：乔治王时代海军之解析》中则提出，海员在物质条件等方面获得了相当程度的保障。可见，英国学界对海员生活境遇的看法存在分歧。此外，海军的非作战职能也进入了学者视野。例如，罗杰·莫里斯（Roger Morris）在第八章探究了海军舰船在科考、测绘、废奴与救灾中扮演的角色。这样，各章共同勾勒出一幅英国海军与其国家命运休戚与共的宏大图景。

然而，距此书首次出版已逾三十年，其间英国海军史学界的诸多新进展未能得到呈现。二十一世纪以来，受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的“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理论影响，学者们日益重视英国海军强盛背后的财政因素。2005年，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仿照布鲁尔的提法，以“财政—海军国家” （fiscal-naval state）定义近代英国的国家性质，获得尼古拉斯·罗杰等学者的认同。然而，财政与海军的关系在《牛津英国海军史》中未能得到集中的阐释。另一方面，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文化认同对于海军建设的作用，如安德鲁·兰伯特（Andrew Lambert）在2018年出版的专著《海权国家：海洋文化、大陆帝国与塑造现代世界的冲突》中系统阐述了海权国家的身份认同如何影响欧洲历史上的国家崛起。尽管兰伯特是《牛津英国海军史》的作者之一，但显然他在执笔时无法将未来的观点写入书中。对读者而言，以上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玛丽王后号（英语：HMS Queen Mary），皇家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建造的最后一艘战列巡洋舰。

多元背景的作者群体

通览市面上的冠名牛津的史学编著，编者多为清一色的学院派背景；《牛津英国海军史》却大不相同，作者背景可以说相当多元。除占据“半壁江山”的高校学者，有近半数作者由海军实务工作者与自由撰稿人组成。主编希尔是英国海军少将，在海军理论上颇有建树；罗杰·莫里斯与詹姆斯·戈德里克（James Goldrick）同样是海军军官，分别服务于英国海军与澳大利亚海军，且戈德里克执笔时仍然在役；大卫·K. 布朗（David K. Brown）是英国知名海军造船师；诺曼·弗里德曼（Norman Friedman）是一名物理学博士，曾为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工作；温顿于1963年从英国海军退役，后成为一名全职作家。这不禁令人思索，为何《牛津英国海军史》的作者构成如此“驳杂”？

要理解上述作者特征，需回溯二战前英国海军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彼时，英国海军史的书写主要服务于海军教学、政策制定与舆论引导等实际需求。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于1890年出版的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正是脱胎于他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讲稿。基于此，出身于海军的研究者掌握了学术话语权，诸如劳顿、科洛姆兄弟、马汉等学术史上的“大人物”均为这一背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海军史研究迎来热潮，其参与者已不局限于海军内部。《海上战争的若干原则》的作者朱利安·S. 科贝特（Julian S. Corbett）可谓久负盛名，而他早年从事的是律师职业；七卷本《皇家海军：从起源到当下的历史》是二战前最具权威性的海军通史，其主编威廉·莱尔德·克洛斯（William Laird Clowes）是英国的一名职业记者，而执笔者中不乏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这样影响力巨大的人物；英国航海研究学会是英国海军史的核心学术平台之一，其在1910年肇建之初便汇集了众多社会翘楚。相比之下，受过科班训练的历史学家处于“非主流”地位，不仅人数有限，且对主流研究议程的制定缺乏影响力。

直至二战结束，历史学家才逐渐占据主流地位。两次世界大战彻底终结了英国的海洋霸权，昔日支撑英国海军扩张的历史环境不复存在。在此背景下，英国海军史研究褪去公共热度，加之劳顿等学者相继离世，该领域整体进入了萎缩周期。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职业历史学家却开始介入英国海军史研究，深刻改变了其话语权格局。这一变化亦受二战进程影响，不少历史学家因在战时加入英国海军而对海军事务产生立体感知，进而形成了对英国海军史的学术兴趣。例如，厄尔曼于1939年中止剑桥大学的学业，赴地中海参加海军作战，战后则返回剑桥投身英王威廉三世时代的海军史研究，终成学术新潮的引领者；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前主席杰拉尔德·埃尔默（Gerald Aylmer）也曾服役于海军，复员后在牛津大学指导众多学生研习英国海军史，《牛津英国海军史》作者之一的J. D. 戴维斯（J. D. Davies）便是其门下博士；蜚声中外的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ance Stone）更是在1942年服役期间，于南大西洋的驱逐舰上完成了学术处女作，主题是伊丽莎白时代海军水手的生活，将亲身海上体验融入历史书写。当然，在海军部门及社会层面，仍活跃着一批“资深”的英国海军史研究者，其中的佼佼者维持了较高的学术水准，而英国航海研究学会时至今日依旧发挥着学术纽带功能。前述背景，正是《牛津英国海军史》作者背景多元化的渊源所在。

那么，作者背景的多元化有何影响？通常，历史学者着眼于研究对象所处的时空背景，长于对历史脉络与因果关系的宏观解读；而具有实务经验的研究者，叙事风格往往更偏技术化，追求历史细节的具象呈现。纵览《牛津英国海军史》的各章内容，不难感受到前述风格上的差异。例如，兰伯特在第六章《帝国之盾（1815—1895）》中紧扣海军对英帝国全球海洋霸权之影响这一宏大主题；而在第七章《从木材、风帆、铁弹到钢铁、蒸汽、炮弹（1815—1895）》中，海军造船师出身的布朗对十九世纪英国海军武器装备的革新可谓如数家珍，而对变革背后历史动力的考察则相对欠奉。一般来说，频繁切换叙事风格会损害通史类作品的阅读连贯性。然而，对于海军这类高度专业化的研究对象而言，这种差异或许有其必要性。不同背景的作者得以充分发挥专长，在彼此视角的互补中，原有的认知鸿沟得到较好的弥合，共同构建出一幅更为多面、立体的历史景象。

剧变时代的海军史书写

希尔对于《牛津英国海军史》的期许不止于重现过去，他更寄望于借此启迪当下与未来。这部著作诞生的年代，正值世界历史上变化最为剧烈的一个时期。在这样一个时代，历史学的价值备受质疑，甚至连历史学家自身都不免怀疑，正如本文开篇希尔引述的笑谈所示。希尔明确反对历史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他始终坚信历史研究具有经世致用的垂训价值。这一态度与十九世纪下半叶劳顿对英国海军史进行现代化改造时秉持的观念可谓一脉相承。1874年，劳顿在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发表演讲时，开宗明义批判那种认为“过往的历史不包含可供未来借鉴的实际教训”的观点，劳顿则主张：“任何堪称历史的研究，其使命不仅在于传授过去的荣光与教训，更须揭示成就荣光与招致失败的根源，指明后世当效仿之道与规避之途。”正是在此驱动下，英国海军史研究的价值接受重估，最终枝繁叶茂。因此，希尔表达的立场颇具“正本清源”的意味。

然而，变革时代或许反而为“经世致用”之学提供了“用武之地”，马汉的“海权论三部曲”即是明证。在这套著作中，马汉以英国海军史为主轴，建构起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欧洲海权争霸的历史脉络。三部曲问世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世界格局深刻变化：英国霸权衰落，而德、美、日等新兴国迅速兴起；与此同时，西方海军已告别“木材、风帆与铁弹”，进入“钢铁、蒸汽与炮弹”的时代。然而，马汉却以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作为研究对象，显得不合时宜，他为此自辩：“在所有的变化之中，人的本性没有变”。而令马汉的研究受到热捧的真正原因，恐怕在于他对于时代趋势的敏锐洞察，并将之融入理论构建。由此，海权论一经问世便在美国乃至全球引起轰动，甚至这项理论本身也成为了影响历史进程的变量。作为劳顿的追随者，马汉忠实地践行了劳顿的治史理念，尽管海权论的扩张属性使其影响力在地缘政治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导向了战争悲剧，正如一战初期劳顿为马汉起草的讣告中写道：“其著作曾对本国（笔者注：指英国）及多国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在德国案例中尤为显著，甚至可毫不讳言地指出，这些思想正是引发当前战争的主因之一。”

希尔直言不寻求“提供新的或旧的海权理论”，而是从英国海军史中抽取出三条经久不衰的线索供来者镜鉴，他将之概括为三个词汇：连通（communication）、自主（autonomy）和体制（institution）。连通既是海军保障海上物理通道畅行的核心职能，也指命令传达、信息交流、人员训练等环节，高效的连通被视为英国海军强大的关键；同时，希尔指出，英国海军在历史上始终保持着独立自主，并以此灵活地服务于英国独特的国家利益，他认为即便在英国沦为中等海军强国之后，维持这种独立性依然必要；而所谓的体制，指英国海军是承载英国国民意识的独特体制，而非单纯的军事机构，这为其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政治基础。更进一步，希尔表达了对于海军未来发展的信心，他以1993年登上军舰观看海军实战训练亲身经历，说明英国海军保持着专业化水准，并且其训练具有全面性，涉及禁毒行动、灾难救援、禁运管控、贸易保护等多个方面，继而宣称英国海军仍堪担“未来的堡垒”。当然，在希尔看来，海军专业主义的维持，不仅仅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更需要在历史智慧同训练、技术挑战和海洋环境等现实因素形成合力，从而奠定未来的可靠基础。

除此之外，希尔更期望《牛津英国海军史》有助于唤醒公众对海军的关注，这一愿景直接源于二十世纪英国国民海洋意识的普遍衰落。1882年，牛津大学教授爱德华·奥古斯都·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曾自豪地宣称：“我们是岛民……这种岛屿特性不仅是不列颠及其三大族裔子民的共同特质，更是英国人无论身处何地都葆有的身份印记”；好景不长，仅过了一个世纪，英国第一海务大臣亨利·利奇（Henry Leach）便警告：“如今人们习惯于航空旅行，却往往忽略了绝大多数物资仍需依靠海运的事实……我们若忽视海洋，必将自食其果。”在此背景下，海军的受关注程度随之锐减，正如希尔引用记者丹尼斯·巴克（Dermis Barker）的夸张表述：“皇家海军与大多数英国公众在近四十年里都是彼此隐形的。”（553页）甚至媒体亦透过扭曲的滤镜报道海军，模糊了其在公众心中的形象。鉴于英国海军建设有赖于民意支持，因此希尔希望《牛津英国海军史》的出版能够使民众正视海军对英国国家利益的关键作用，进而为其建设注入持续的社会动力。

总而言之，《牛津英国海军通史》的编撰，既传承了十九世纪以来的海军史传统，又以新的视野和史料基础，重新揭示了英国海军与其国家兴衰沉浮之间的关系。其书写汇聚了历史学界与海军实务界的合力，也超越了国别界限，吸引了美国、澳大利亚等英语世界创作者的参与。该书的问世，正值英国社会海洋意识普遍式微之际，其编撰本身便怀有唤醒国民海洋意识的期许。由此可见，尽管英国海上霸权已不复存在，但海军史仍然承担着塑造民众海洋认同的使命。它提醒人们，英国曾如何凭借强大的海军崛起，又因何走向衰落，从而引导英国民众建立对自身民族命运的清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