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七种意义》，[挪威]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著，2022年出版

关系、稀缺、梦、缓慢的时间、当下、平衡、连线。

这是挪威人类学家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 Eriksen）在《生命的七种意义》（Seven Meanings in Life. The Threads that Connect）中关于生命意义的七个答案。每个词汇是一篇章节的题目。这是一本罕见的以人类学视角探讨生命意义的书籍。

此前，关于生命无意义的讨论，更为显著。哲学家扎普菲（Peter Wessel Zapffe）认为人类进化“过载”：除了基本生理需求外，还渴望拥有意义，但这种渴望注定无法被满足。与扎普菲相识的田纳森（Herman Tønnessen）则更近一步，主张生命甚至谈不上无意义，因为提出生命意义的问题，已经预设了意义的存在。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则区分“问题”与“谜”，认为生命的意义属于后者，是无法被明确回答的范畴。另一些人则反其道行之。例如，“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创始人阿恩·内斯（Arne Næss）认为他的同事寻错了方向，生命的意义不在形而上的层面，而存于日常的、细微的经验中：秋日的落叶、桃子的香气、咖啡的味道、朋友的笑容。

系列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手册》中有这样一则荒谬的故事：一群超智慧生物造出超级计算机“深思”来寻找“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终极问题”的答案。计算了七百五十万年后，它郑重给出数字“42”，作为终极答案，令整个宇宙茫然。人们此时才发现，他们从未弄清正确的“问题”是什么，于是制造了更庞大的计算机——地球——去推导那个“问题”。临到计算完成前一刻，地球却被官僚主义的沃冈人随意拆毁以修建超空间通道，终极问题化为泡影。

亚当斯的黑色幽默告诉我们：一旦答案出现，无论如何荒谬，问题即被解构；而终极的问题是求之不得的东西。《银河系漫游指南》和系列小说的另外五个主题——《宇宙尽头的餐厅》《生命、宇宙以及一切》《再会，谢谢所有的鱼》《基本无害》《还有一件事……》，似乎是在另一个尺度上寻找生命的意义。

《银河系漫游指南》，道格拉斯·亚当斯著，1979年版

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但很多人和事物都可以让生命变得有意义。不存在统一的意义，人生之意义存在于多样的日常经历中。这一点上，他与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态度类似，认为热情、强烈的情感会吞噬智慧、使人平庸，人们应该着重于日常的、平淡的、微不足道的感受——一种人类学关怀。

埃里克森说，人和人工智能的区别在于人们会毫无意义地追寻意义，而人工智能缺乏非理性的智慧。生命的意义存在于人和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连接中（而非人、自然、世界本身），在自足的行为中（autotelic actions）闪现，如阅读、闲坐、登山、垂钓、交谈、梦境、饮水。

通往伊斯坦布尔的旅途

在第二章《稀缺》中，作者讲述了年少时与友人从坦斯贝格（Tønsberg）出发到伊斯坦布尔的旅行。1981年1月，作者从挪威坦斯贝格出发，冬日搭夜班火车与渡轮南下，经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与巴黎，在拉丁区被嬉皮士同伴劝说改道里斯本；又在西、葡之间与两个爱好摄影的美国年轻人结伴，途中相机被盗，火车上听闻马德里正发生兵变，众人担心火车会停在梅赛塔高原。抵达马德里后转巴塞罗那、尼斯、罗马。在希腊的希德拉岛（Hydra，歌手莱昂纳德·科恩曾居此地）盘桓一月。复活节后自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乘慢车东行伊斯坦布尔，与两名澳大利亚人和一名新西兰人相伴，列车上既无售卖也无饮用水，他的口渴在漫长的颠簸中升级为执念，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抵达伊斯坦布尔时，他在车站匆匆买了两个玻璃瓶装的百事可乐，同伴催促赶路，他用打火机起盖，一口气把第一瓶灌下。作者在此处说到人类无法同时喝水和喘气，所以无论多么口渴，都要在喝水的间隙停下来大口喘气。接着又把第二瓶一饮而尽。同伴打趣说：“你不会把那玻璃瓶也吸进去吧？”四十年后，作者仍记得那一刻，匮乏在体内瞬间消退。他形容，那股冰凉、甜腻、带气泡的液体顺喉咙而下时，身体像久旱的土壤遇到夏季的雨水般重生——一如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所制作关于自然的纪录片中的情境——瘪的身体像泡过夜的干豌豆重新鼓起来，如同房间里被遗忘的绿植首次浇水，整个灵魂都恢复了原本的形状与张力。多年后，作者与一位曾徒步穿越南极的朋友谈及此事，对方有过类似的经验：在冰原上面对致命的寒冷与无尽空洞时，旅行者唯一的执念就是抵达营帐后的一杯热巧克力，这一执念可以战胜肌肉的疼痛与对死亡的恐惧。若不经历过真正的匮乏，便不能领会事物意义。所以“稀缺”是生命的一种意义。

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Thomas Hylland Eriksen）

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刚好也在前往伊斯坦布尔的路上。不过方向相反，我从土耳其东南部的尚勒乌法尔（Şanlıurfa或Urfa）出发，搭乘土航的飞机西北向前往伊斯坦布尔。乌法尔是先知亚伯拉罕的居所，同时也是上美索不达米亚新石器时代早期（Pre-Pottery Neolithic）一系列重要考古遗迹之所在。在乌法尔我参加了一个以“世界新石器时代”为主题的会议，议题之一便是“稀缺”与“富饶”，讨论农业起源是发生在资源匮乏的背景下，还是相对富饶的环境中。这两种态度历来将学者们分为两派，引向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我自己的观察是，在世界范围内，通往“新石器时代”的路径过于多样，以至于很难将这些路径归纳为统一的观念，所以不必执着于统一的历史模型。

乌法尔之行，加强了这一观察。我们走访了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哈兰平原与陶洛斯山脉之间的几个重要遗址，年代都在一万两千年至一万年前。其中盛名者是哥贝克力丘（Göbekli Tepe），这个遗址曾引发农业经济与农业社会谁先谁后的讨论。大型石柱群、复杂的建筑结构、精美的雕刻再现猛兽与人形，但遗址年代比驯化完成的时间早了几千年，遗迹周围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利用“驯化”动、植物的迹象。与世界上几个类似的著名地点一道——密西西比沿岸的“贫困点”（Poverty Point）、秘鲁的卡拉尔（Caral），甚至是索斯伯里平原的巨石阵——哥贝克力丘成为前（非）农业人群社会动员能力的象征。与哥贝克力丘相距不远的几座遗址，近年来引发不少关注。包括卡拉汉丘（Karahantepe）、恰克马克丘（Çakmaktepe）、赛菲尔丘（Sefer Tepe）与塞布尔奇（Sayburç），显示出明显的地貌与生业模式的多样性。即使是在哈兰平原范围之内，通往农业社会的路径也不尽相同。如果生命的意义有某种历史根源，世界史正向我们展现更多彩的史前生命体验。

卡拉汉丘，距今约12000-11500年，作者摄

从尚勒乌尔法前往伊斯坦布尔的旅途中，我坐在机舱的右侧，正好天空无云，北向俯瞰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河上游，扎格罗斯与陶洛斯山余脉。布列伍德（Robert Braidwood）所谓“新月沃地的山前边缘”（The Hilly Flanks of the Fertile Crescent）一览无余。

降落伊斯坦布尔时已近黄昏，我并未像埃里克森那样口渴难耐；颇为从容地和两位学界同事汇合，在加拉达石塔（Galata）附近住下。第二日跨过金角湾（Golden Horn），盘桓于伊斯坦布尔老城，参观阿亚索菲亚、蓝色清真寺等名胜，傍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之畔的一间酒馆与同事谈论田野中的往事、褒贬学界人物。这让我想起另一次通往伊斯坦布尔的旅行。

来吧，告诉我你是如何生活的

十几年前，我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办公室位于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的二层。隔壁是一间名为“巴拉克丘计划”（Tell Brak Project）的房间。巴拉克丘位于叙利亚东北部哈布尔河（Khabur，幼发拉底支流）上游，与我所到的尚勒乌尔法跨土叙边界相距200英里左右。年代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青铜、铁器时代，是上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超大型聚落与早期城市化的关键证据。1937–1938年，马克斯·马洛温（Max Mallowan）在此主持最初的发掘；自1976年起，大卫·奥茨（David Oates）与琼·奥茨（Joan Oates）主持长期研究，揭示城墙与城内的功能区，细致的陶器序列与居住、权力空间的演变，为理解两河流域早期国家与城市提供了标尺。

我在麦克唐纳研究所期间（2004-2014），马洛温与大卫·奥茨都已去世。琼·奥茨年逾八十，但仍每周到办公室来工作。她不擅长电脑，所以常常来找隔壁的年轻人帮忙。一来二往，每每谈起过往。

琼出生在美国的纽约州，1950年本科毕业于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随后拿到富布莱特（Fullbright）奖学金前往英国剑桥研修博士学位，先后师从多萝西·加罗德（Dorothy Garrod）和马克斯·马洛温。此时马洛温是伦敦大学西亚考古学教授，同时任驻伊拉克英国考古学院（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Iraq）院长，是彼时最重要的西亚考古学家之一。除发掘巴拉克丘外，他以在伊拉克的尼姆鲁德古城（Nimrud，中亚述时期萨尔玛那萨尔一世所建王城）的工作闻名。马洛温更为人所知的另一个身份是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二任丈夫。上世纪五十年代，琼在尼姆鲁古城工作期间，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熟识。

琼曾向我详尽地简述过她与阿加莎一起乘著名的“新普伦-东方快车”（东方快车支线之一，因为通过瑞士与意大利之间，穿阿尔卑斯山的新普伦隧道闻名）前往伊斯坦布尔的经历：从伦敦出发，轮渡至加莱，经巴黎、洛桑、米兰、威尼斯、贝尔格莱德抵达伊斯坦布尔，再转车向东前往巴格达。琼于1950年进入剑桥读书，而东方快车在1952年由于保加利亚与土耳其边境的关闭已经不能直达伊斯坦布尔了。所以这次旅行大概发生在1951年。其时《东方快车谋杀案》已经出版十七年了。故事的灵感便来源于二战前阿加莎·克里斯蒂乘坐这列火车前往中东的经历。

1930年阿加莎·克里斯蒂与马洛温结婚后，几乎每年都前往中东参与考古工作。到访过位于叙利亚与伊拉克的乌尔（Ur）、尼尼微（Nineveh）、查加尔·巴扎尔（Chagar Bazar）、巴拉克丘与尼姆鲁德。她在遗址上一待就是几个月。战前正是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高产之时，写作之余，她参与整理陶片与登记遗物，用相机为地层和刨面拍照，以幽默的眼光打量工地上的一切。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中不乏旅行、发掘工地与考古学家的身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的切蒂先生；《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中的发掘知识与埃里克·莱德纳博士；《巴格达风云》的背景应是她和马洛温住过的地方；当然，还有著名的《东方快车谋杀案》。

《来吧，告诉我你是如何生活的》，阿加莎·克里斯蒂著，1946年版

战后，她以阿加莎·克里斯蒂·马洛温为名将这段经历写成一本小书——《来吧，告诉我你是如何生活的》（Come, Tell Me How You Live, 1946）的小书，记录了在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的旅行时光。我怀疑日后广为流行的《英国病人》中的一些桥段，应从此书中得到最初的灵感。五十年代初，克里斯蒂出资在尼姆鲁德发掘团队住宅内增设了一间小型写作室。琼此时正在尼姆鲁德工作。阿加莎·克里斯蒂有将熟悉的人物写入故事的习惯。琼便成了1955年出版《钟摆门之谜》（Hickory Dickory Dock）中的萨丽·芬奇（Sally Finch），一位持富布赖特奖学金的美国学生。

《来吧，告诉我你是如何生活的》开篇是一首仿路易斯·卡罗（Lewis Carroll）的短诗，名为A-Sitting on a Tell（一语双关，“坐在土丘上”或者“坐在故事上”），仿写《爱丽丝镜中奇遇》中的“白骑士之歌”：

……

他神色温和，语速缓慢，

思绪栖息在久远的过去；

口袋里装满陶片的碎片，

低声讲述学问与逻辑；

他用我不懂的长词，

眼中闪着热情的光；

低头凝视着地面来回搜索，

一心想向我证明——

世上有许多我该知道的事，

还该与他一道——

去那座土丘上（故事中）挖掘！

琼在五十年代与丈夫大卫·奥茨在尼姆鲁德古城相遇，婚后一直生活在英国剑桥。一次演讲中，琼在讲台上展示尼姆鲁德的旧照；台下有个听众脱口而出：“这是你与大卫遇见的地方……”那时大卫·奥茨已去世多年，老人在台上沉默良久，才能平复。2014年我离开剑桥赴美国时，她曾对我说：“我离开美国六十年了，请向那些还记得我的学界朋友们问好。”很多年后，在纽黑文的一间法国餐厅内，隔着一瓶Sauvignon blanc，我听哈维·维斯（Harvey Weiss，耶鲁大学近东考古教授）娓娓说起他和琼的交集，以及一生的学术恩怨。美国的确还有人记得琼。维斯是另一座丘（故事）的发掘者，一生都在雷兰丘（Tell Leilan）工作。雷兰丘也在哈布尔河上游，和巴拉克丘仅距五十公里。两座丘曾是叙利亚史前考古的两座高塔，书写着两个故事。2015年，尼姆鲁德古城在战火中损毁殆尽。琼于2023年去世。

如今的考古学家将考古学作为一个科学（或者人文社科）的专业门类对待，将研究历程与学者的个人经历一分为二。二十世纪末对“东方主义”的反思更加深了这种倾向，使研究者谨于主、客观视角差异所带来的误读与剥夺。但这似乎不是考古学原本的面貌，琼那一代学人将自己的生活作为学术研究的一部分（或者反过来）。《生命的七种意义》的作者埃里克森曾在一次访谈中说人类学家应将自身作为乐器，使文化的音符借之响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则在另一种尺度上描绘生命意义无法自洽导致的荒诞。她将《来吧，告诉我你是如何生活的》描述为“一小瓶啤酒：一本非常小的书，充满了日常行为和事件”。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么？

《生命的七种意义》也是“一小瓶啤酒”，充满了作者埃里克森对一生中日常行为和事件的记忆，包括阅读。作者年少时阅读了大量的科幻小说。他感慨，当代的科技精英与治理者读错了科幻小说：他们大概都是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和亚瑟·查理斯·克拉克（Arthur Charles Clarke）的读者，将未来想象成冷血、零和、等级森严的世界。而我们更需要乌苏拉·勒古恩（Ursula Kroeber Le Guin）或西蒙·斯塔伦海格（Simon Stålenhag）式的想象，一个可以探索人类边界，与其他物种（包括人工智能）共情的未来世界。

在名为“梦”的第三章，作者区分白日梦与夜梦，强调二者在临界状态中彼此渗透。萨满进入与诸灵对话的梦域，为群体解读危险和象征讯号；澳洲原住民则将梦境描述为超出世俗时空的常在秩序。进入此类梦境需长期训练，与我们日常梦中显露的欲望与恐惧不尽相同。但近代自弗洛伊德以来，梦被视为接近潜意识与记忆橱柜的途径，与澳洲原住民的态度并无本质区别。

《黑客帝国》中，人类被束缚在虚拟的梦中，不知其身处的真实早已化为废墟。墨菲斯的名言“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哲学家齐泽克以此为书名暗示商品奇观遮蔽了权力与暴力的深层结构。其来源是鲍德里亚之《拟像与虚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当复制物比原物更“真实”，战争也可被包装为信息娱乐。齐泽克与鲍德里亚的观察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产物，对未来世界有准确的前瞻。

在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后改编为电影《银翼杀手》）中，梦成为区分人类与机器的最后界标。仿生人拥有逻辑、记忆与情感的模拟，却缺乏梦——非功利的、无理由的想象与怜悯。梦代表了一种非理性的智慧。埃里克森倾向于认为人类的梦境是人工智能难以达到的。但他对此观点并不是很确定，认为不能排除算法可能会带给人工智能某种“萨满”式的，可以通过训练而进入的梦境，从而使人与机器的边界更为模糊。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菲利普·迪克著，1968年版

英国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有《心灵史》《看见红》《灵魂的尘埃》等著作传世，他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意识（自我认知）是进化赋予生命的一个“小魔法”，它无助于物种的存续，但可以使生存变得迷人、神秘和更有光泽。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在认知层面经常被放大：肉眼所见之红色，刺痛的感觉，忘情于山水的瞬间，沉浸于故事之中，音乐的回响。这些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在意识层面会显得更饱满、动人，给生活镀上一层“值得”的光泽。意识（自我认知）之所以进化，是为了让生命体感觉到值得活下去；而人类文化围绕着这种被增亮的体验，发展出故事、仪式、艺术、宗教，再现内在感知的光泽，也增亮“他人”。汉弗莱将此称之为“灵魂生态位”（the soul niche）。

汉弗莱和埃里克森是少数的对生命意义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埃里克森认为意义在细微处（落叶、美味与微笑）；推崇自足的行为（以自身为目的的行为：阅读、登山、发呆），和许多人类学家一样，他认为意义产生于事物间的关系，而非事物本身；因此意义是多样的，随关系而变。埃里克森一生都生活在挪威的奥斯陆，极北之地，他早年曾随父母到非洲短驻，后来的田野工作在热带南风下展开（毛里求斯和特立尼达）。他的写作中充满了《南风》（South Wind）式的思考，一种经历文化碰撞后的自省与启迪。

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于2024年11月去世。《生命的七种意义》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