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蛛网资本主义：全球精英如何从新兴市场攫取利益》，[美]金伯莉·凯·黄著，汪丽译，云南人民出版社︱理想国2025年10月出版，388页，98.00元

越南裔美国青年社会学家、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金伯莉·凯·黄（Kimberly Kay Hoang）的《蛛网资本主义：全球精英如何从新兴市场攫取利益》（Spiderweb Capitalism : How Global Elites Exploit Frontier Markets，2022；汪丽译，云南人民出版社，理想国译丛，2025年10月）揭穿了蛛网资本主义中的金融精英与权贵隐秘勾连的黑幕，《柯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的评述如是说：“这本书揭示了一种秘密且通常具有犯罪性质的运作机制如何帮助富人攫取和保护他们的钱财与声誉……在这项精彩的研究中，金伯莉·凯·黄展示了蛛网资本主义如何直接导致了不平等。这种资本主义是一场零和博弈，在其中，贩毒集团、有组织犯罪和超级大富豪难以区分……这是一本揭露真实犯罪活动的学术著作，可读性极强，读来令人十分愤慨。”（见该书封底）那种“秘密且通常具有犯罪性质的运作机制”损害了所有普通人的正当利益，当然令人十分愤慨。

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读过的《黑道无国界》（Crime without Frontiers，Wayward Lad Limited ，2008；林添贵译，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作者米夏·葛列尼（Misha glenny）是美国新闻记者与历史学家，该书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全球黑帮犯罪的发展现状、趋势和个案作出了深度的和立体的描述，是一部出色的融调查访问与社会历史分析于一体的全球化时代黑帮问题研究论著。“黑帮犯罪”通常指的是毒品交易、武器走私、人口贩卖、暴力杀手事件等，我们的知识和想象更多来自像《血钻石》《军火大王》这类好莱坞黑帮电影；而“蛛网资本主义”（Spiderweb Capitalism）的主角是全球的金融精英与权贵，场域是离岸空壳公司、避税天堂和新兴市场，外表来看是一个跨国的“白道世界”。但是正如米夏·葛列尼所指出的，所谓的黑道犯罪并非如人们过去所认为的那样与正常的、公开的“白道”经济泾渭分明，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在金融界和商品交易中，黑道比我们想像中还更贴近白道”（《黑道无国界》，22页）。世界上有不少的新兴经济崛起带，如迪拜（Dubai）这样的经济都市暴发区，就是典型的黑道与白道经济的共生区。黑白共生，不就是灰色地带吗？金伯莉的《蛛网资本主义》所揭露的正是一条环绕全球、呈蛛网式分布的合法与非法交织的“灰色地带”，在这里贩毒集团、有组织犯罪和超级大富豪难以区分，所依托的是一套黑白互补的犯罪机制。因此《黑道》与《蛛网》，正可以相互对照来读。

金伯莉在“导论”中谈到：“在这本书中，我揭露了这些隐形人脉网背后的运行机制。这些人通过由律师、会计师、公司秘书和中间人（fixers）构成的隐秘而错综复杂的蛛网互相勾连，进而也就能跨多个主权国家来促进一些非法交易活动。通过仔细研究越南和缅甸等新兴市场，我揭示了世界各地的金融精英是如何利用离岸实体将他们自己与来自欠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精英及其经纪人联系起来，并隐藏在全球资本主义网络之中的。”（第8页）说隐藏是因为这是一个外人难以看到的世界，但实际上在这个隐匿的世界中，全球金融精英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权贵的活动是非常活跃的，私人飞机与豪华酒店勾勒出那种繁忙与活跃的程度。

对于读者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不同的国情语境中，那些金融精英、政治精英及其经纪人如何利用“秘密且通常具有犯罪性质的运作机制”来帮助富人攫取和保护他们的钱财与声誉？这种具有犯罪性质的运作机制当然不是只有一种类型，在不同的国情语境中的复杂性、隐秘性更加难以想象；所帮助和保护的也不仅仅是，甚至主要还不是精英富人，而是在全球各地代代相传的精英权贵。作者极为清晰、精准地揭露了这个“蛛网资本主义”中的全球精英、世界公民、国际网络、离岸公司、外包模块……是如何把整个世界打包为攫取与转移财富的超级集装箱，读起来不仅引人入胜，更有点惊心动魄。

作者敏锐地指出：“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资本的所有者已不再集中在第一世界国家。此外，曝光度高的政治公众人物（PEP）——担任政治要职的个人、他们的直系亲属，以及他们的亲密合作伙伴——通常会隐匿在高薪聘请的私人财富经理和资产管理者的背后，而后者则代表前者来进行投资交易操作。”（23页）这样的台前与幕后的故事时刻上演在全球公众难以知晓的时空之中，那些隐匿在幕后的大人物即便在政治竞争中落马，那张蛛网仍然安全隐匿和继续运作。这个“蛛网”的维度与层级均极为复杂，而且能够以敏锐的触觉和有效的手段使这张网络始终处在动态的扩张或收缩之中，在蛛网中实现隐匿大人物、隐藏资本来源、规避法律风险的目的。可以说，任何固化的、刻板的视角根本无法揭示其真相；任何习惯于在概念术语、模型、图表中讨生活的学院思维根本无法面对这个现实的暗黑世界；如果没有一种通俗、生动的描述语言，也难以向读者传达出如此丰富、复杂的全球图景。

更应该看到的是，这绝不是一部可以坐在大学研究室里写出来的书。作者飞行于世界各地作采访，虽也劳累但没问题，困难与尴尬的是作为青年女性学者，她在男性富豪堆里的采访时常要遭遇种种不适，经常要逃避搭讪、沉默以对、设法逃离。她的一位对象艾伦·唐（Alan Tang）见面就说她在越南这边很有名，因为她写的那本关于越南性产业的书（《欲望交易：亚洲崛起、西方衰落、全球性产业中的资金暗流》，Dealing in Desire: Asian Ascendancy, Western Decline, and the Hidden Currencies of Global Sex Work，2015），听说过很多关于金伯莉为写这本书而在夜店酒吧做女招待的事情。他说“你真是个勇敢的姑娘”（第3页），的确是这样，这本《蛛网》和前一本《欲望》都绝对是要有勇敢精神才能写出来的书。

但是光有勇气还不行，作者在进入这项研究之后很快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模棱两可的境地，也是要在“灰色地带游走”。当她有机会参加首席执行官、政府官员、顾问和外国投资商之间的私人会议和交流的时候，有可能会使她成为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所禁止的那类犯罪活动的从犯。因此她咨询了芝加哥大学的律师团队之后明确了有些活动既不能亲眼见证，也不能实际参与。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活动都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为了调查与见证是无法回避的。另外，在遵守“保密协议”的时候如何保护受访对象的私人信息，也很有挑战性。 

另外，还有一个更具挑战性、最终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在所有正式采访的对象中基本上没有体制内官员。但这部分人正是建构这种蛛网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和表现，超级金融大鳄甚至连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想法也不会产生。然而正如作者所讲，她无法以任何系统的方式去研究那些自己也参与灰色地带活动的国家监管机构里的监管者，最具挑战性的就是要说服国家官员接受正式采访，因为在这类采访中将会询问他们各自在体制性腐败中所扮演的角色，甚至他们是否参与过离岸机构。“在这些地方，对国家政府的恐惧感非常真实且明显，所以，我只好小心翼翼地绕过它，这就限制了我们想要更深入地挖掘我在本书中所概述的资本蛛网层次的能力。”因此，虽然在书中也写到与某些官员的接触和交谈，但是毫无疑问完全不会涉及她想了解的那些问题。即便在本书的写作接近尾声时，对如何系统地研究越南、缅甸、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她依然没有找到明确的解决方案。（295页）事实上，应该说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的不足之处，虽然是作者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

2015年，一份关于“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的调查报告揭露了四十五亿美元的马来西亚公共养老基金被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Najib Razak）和金融家刘特佐（Taek Jho Low）窃取。另外，全球金融巨头高盛集团也被揭露向马来西亚和阿布扎比行贿超过十亿美元，以获取商业利益。2016年，通称为“运河文件”的一千一百五十万份财务档案的泄露引爆了涉及五十多个国家、一百四十多名超级大富豪如何隐匿和转移资金的惊人黑幕。这就是本书作者金伯莉进入研究前沿的背景，她于2016年4月前往越南、缅甸，六个月后转场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从2016年到2017年，作者的飞行旅程超过三十五万英里，实地采访了私人财富经理、基金经理、企业家、高管和银行家等三百多位金融业资深人士。她说：“当我与超级大富豪及其雇佣的金融专业人士在国际化城市和本地化投资区之间旅行时，我才开始明白，对于我研究中的超级大富豪投资者来说，这个世界并不是按照各个国家的国界线来划分的，而是按他们的投资来划分的。在他们眼里，这个世界只被分成了适合投资的富裕地区和不适合投资的贫穷地区。”（21页）这是一种很独特也很真实的“世界观”，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地缘金融与地缘政治的基本划线，也可以说是蛛网资本主义的地理版图。在这幅版图上，作者追踪的轨迹自然紧扣着资本从离岸金融机构到全球前沿投资市场的变化轨迹：从纽约等金融中心到开曼群岛、巴拿马等地的离岸机构、空壳公司，再到亚洲的新兴市场。她要追溯这张神秘的蛛网资本主义的隐秘源头，要在这个由极少数全球富豪与权贵精英操控的金融“黑洞”中追问这些问题：离岸金融网络如何为跨境非法资金流动提供便利？“资本蛛网”的运作机制究竟是什么？怎么形成和变化的？在运作中的关键角色是什么人？巨量财富的跨境转移与历代权贵势力及现任政府官员有什么至关重要的联系？在打造超级富豪与权贵精英的财富帝国的同时，对普通人造成的是何种伤害？在这些问题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是，金融巨头的资本来源、流向越来越不受单一民族国家的束缚和限制，因为富人会使用离岸工具结构来经营投资、获取营业执照，然后再“洗白”他们在全球证券交易所的投资中获得的那些来路不明的“灰色资产”。由金融专业人士创造出来的错综复杂的网络通过离岸工具来摆脱受制于地缘政治的法律的约束，与政治精英建立起人脉关系，并通过在法律、金融和政治的灰色地带中游走来赚取大量钱财。在“运河文件”所引爆的硝烟散去之后，有不少研究学者、新闻记者都想揭开这张神秘网络的真相，解开谜团。但是他们都没有金伯莉这么幸运——她的专业学识、研究能力、勇敢精神或许还要加上族裔身份，使她取得了今天这一初步的、但仍然是很重要的成果。

《蛛网资本主义》一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通过追踪“社交蜘蛛”之网来绘制一幅全球资本流动的新图景。第二部分研究蛛网中的人员和机构，揭示金融精英（即资本的所有者）是如何通过专业人士来代替他们从事灰色交易的工作并联合抵御风险的。第三部分聚焦于在这些新前沿市场中开展实地工作的个人，他们必须执行所有这些交易所涉及的具体工作，因而必然要面对在灰色地带游走时所产生的道德上的困境。这三个部分分别从网络、机构到具体的人，层层深入地对蛛网资本主义进行了活体解剖。

究竟何谓“蛛网资本主义”？金伯莉的研究指出：“蛛网资本主义是一个系统，以其错综复杂的子公司网络为特征。这些子公司跨越多个主权国家相互勾连，几乎不会被外人知晓。离岸金融中心使金融精英和政治精英——在欠发达经济体中，他们往往是同一批人——牢牢获取了积累私人财富的独家和‘准合法’的机会。蛛网上的每一根蛛丝都是由金融、法律、行政管理和公共关系方面的专业人士组成的网络节点连接起来的，但他们都对彼此遁形隐身，故意掩盖他们自己与蛛网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主导的大蜘蛛就是控制整个蛛网的超级大富豪，但是，这些主导大蜘蛛会使用‘代理人’或‘中间人’来给他们的交易——可能会被视为‘肮脏’或腐败的交易——打掩护。这些代理人都是些较小的蜘蛛，它们在巨大的全球蛛网和新兴市场上的较小蛛网之间穿针引线，连接蛛丝。这些较小的蜘蛛是高净值人士，他们在代表超级大富豪建立这些资本蛛网时也会获得高额报酬。迄今为止，外国资本在信任和合作水平低的市场中的迅速崛起令人费解，我认为，蛛网资本主义解释了这一原因，即它们是利用离岸投资工具的复杂结构做到了这一点。”（13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有几个关键词：系统、子公司网络、金融精英、政治精英、代理人，另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外国资本为什么能够在信任和合作水平低的市场——比如说作为该书的研究对象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作者认为蛛网资本主义可以解释这一令人费解的事实。在对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的历史轨迹的研究中，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普遍学术意义的研究议题。

那么，现在应该让蛛网上的主角和配角出场了。

谁是这张蛛网上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蜘蛛？在“序言”中，那位在越南的首席执行官艾伦就告诉金伯莉：在每位首席执行官的背后都有一位董事长，他们才是世界上最富有之人——他们从未出现在任何报纸或者像《福布斯》（Forbes）这类杂志的公共排名榜上。他们实际上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并且不用向任何人负责，因为他们隐匿在遍布全球的资本网络中一层又一层公司的背后。对于这些超高净值人士/超级大富豪（UHNWIs）来说，许多国家的前沿市场只不过是他们轮盘赌桌上的一个小方格而已。（第5页）在第五章“隐形蛛网中的有罪不罚”中，作者讲述了四十二岁的越南裔德国人威尔（Will）的故事，一只占主导地位超级大蜘蛛如何成功地使自己隐匿于蛛网资本主义的世界之中的故事。“威尔以一种满意原则策略来经营业务——也就是说，他满足于做一只安静的大蜘蛛，不会被贪婪所裹挟，因而不会进入到灰色交易的暗黑色深处，以免引起当地和外国政府官员的注意，而正是这种过分关注导致了刘特佐的落网。”（206页）所谓“满意原则”的核心就是不贪婪，其实应该说不过分贪婪，要把握好分寸。威尔对刘特佐的落网事件的解释是：“刘特佐是一个贪婪的自恋狂。你想象一下，如果他能低调点不那么贪婪，止步于十亿美元，会如何呢？如果他没有沉迷于那种花花公子式的生活方式，又会如何呢？那他就能侥幸逃脱，因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政府）本来会将债务一笔勾销……以避免发生有损国家声誉的公开丑闻。”（同上）这说得很清楚了。威尔这类大蜘蛛以最低调和最不起眼的方式行事，他们建立空壳公司，尽量在没有人注意到的情况下开展业务，低调、安静、控制贪欲，是他们得以安全生存的关键。“威尔将自己描述为一只隐形蜘蛛，而不是像刘特佐那样招摇显摆的大鲸鱼……” （207页）

但是，低调不等于不活跃、不行动。威尔的投资业务覆盖面极广，他也记不清公司为每笔投资设立了多少离岸架构。他的主基金注册在根西岛，多数子公司设在开曼群岛，还有一些设在新加坡、越南、柬埔寨和缅甸等地，所有业务都依据当地的资金税率、流向、支出、利润等因素展开运作，威尔坚称这一切都是合法的。但是正如他所说的，整件事情都是“灰色交易”——他们投资的机构宣称致力于推动教育、女性赋权和人力资本发展，但实际运作中总有不明数额的资金被定期挪用。只要这些机构有社会影响力，当地官员也不过分索取，就能实现各方利益的双赢。实际上，向当地官员行贿是必不可少的行为，由威尔在越南当地的合作伙伴设立的“基金会”向地方政府官员行贿的方式就是除了向新任政治领导人关切的“社会影响议题”提供隐蔽“捐款”外，还以支付“咨询费”的方式维持与中间人及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210页）令金伯莉大为吃惊的是威尔完全清楚自己所披露的内容极有可能出现在她的书中还如此坦率，是因为他坚信自己能彻底掩盖行踪，“因为他是隐匿在一个更大的隐形资本网络中来参与这一切的”（212页）。在威尔讲述的故事中，或许更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是那些与他打交道的越南新贵，他们与政府关系密切，也是不为人知的隐形富豪。“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把钱留在自己的国家。他们会去新加坡，将钱再投资于泰国、缅甸等更加安全的离岸工具中，又或者，他们会带着钱跑路。有许多人（当地的超级大富豪），人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写的都是代理人的名字。”（208页）

作为配角的是在遍布各地的离岸机构、错综复杂的层级网络中被超级大富豪以高薪聘用的高净值专业人士，他们为超级大富豪建立起保护性屏障，使他们能够逍遥法外，为他们承担风险。他们也会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万一爆发商业丑闻，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替罪羊。例如在前述的“一马公司”案件中，那个替罪羊就是蒂莫西·莱斯纳（Timothy Leissner），曾是高盛集团的银行家，负责行贿。“正如奥利弗向我解释的那样，每笔交易都有它的替罪羊。在奥利弗从事的那些交易中，他所扮演的也就是蒂莫西·莱斯纳的角色，如果交易被曝光，他将承担入狱的风险。像高盛的大主管这类大蜘蛛，也都分发过额外的好处，但他们中从没有人遭到过犯罪指控，尽管他们从这些交易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作为众所周知的‘替罪羊’，奥利弗的名字会作为董事出现在这些注册实体的每一个文件上面。”（219页）这种配角实际上是蛛网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得以有效运作的执行者，他们的人生不像超级大富豪那样隐匿，风险也大很多，但或许也活得更有滋有味——在金伯莉采访的对象中，他们似乎都显得比较轻松自如。

揭露生存于这张蛛网上的所有资本主义者是如何“在灰色地带游走”（playing in the gray）并且滋生腐败，这是该书的一个核心主题。在第三章“不同类型的腐败和贿赂”中，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全球精英如何开拓和利用前沿市场？答案是通过采取多种遮掩策略，而这些策略无疑滋生了各种腐败现象。从一开始那位艾伦就告诉金伯莉：“要想在亚洲的任何地方赚钱，你就需要掌握‘在灰色地带游走’（playing in the gray）的艺术。这可是一门艺术，他解释说，那些能够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人知道如何巧妙地在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之间游走。他们抢先于市场和法律，即抢先于官方正式的监管程序，这主要是指在没有合规许可证、注册登记或税收凭据的情况下就开始建设或投资运营。但是，此举会得到政府官员心照不宣的保护，因为这些官员会以接受礼物或贿赂的形式参与分红。这就是能使这些地方成为前沿市场或新兴市场的原因。”（第5页）金伯莉由此进入的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些地方，合法和非法活动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在那些重要的政治官员和经济精英（包括本地和外国的投资者）紧密的关系网络中，后者想要通过这种关系获得进入该地区市场的内部机会。通过剖析非法活动和合法活动之间重叠交叉的地带，我揭示了投资者会模糊化他们贿赂政治精英的一些做法，进而论证我的论点，即非法活动也影响了合法投资。”（32页）这段话很精准地揭示出蛛网资本主义成为某些国家开发新兴市场、实现经济振兴的重要合作伙伴的原因。

在蛛网资本主义的腐败行为中，利益捆绑是具有关键性作用的一种策略。“设法通过各种利益捆绑策略来行贿，这些策略巧妙地将政府官员锁定在和投资者互相挟持的破坏性关系之中。利益捆绑涉及一系列交换，它们会使声名狼藉的交易看上去也没那么不光彩。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以工资的形式向政治精英的近亲提供经济报酬和／或通过离岸工具向指定的代理人提供公司股份。”许多接受采访的投资者都不否认自己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开展业务，“为了降低风险，他们会与中央政府的关键官员建立长期的个人关系”（149页）。俊（Joon）是一名来自韩国的三十五岁投资者，他说雇用官员的家属，关系越密切就越好，最好是儿子或女儿。道理很简单，但这也是相当老套的方法了。后来很多投资者会发现东南亚很多官二代的孩子大都是在美国常春藤名校或韩国和新加坡的精英大学接受教育，致力于通过这些在外面的官二代、三代来与其国家的政治精英建立起联系，是更重要也更稳妥的策略。他们不仅给投资交易带来了关键的人脉关系，同时也能弥合在当地市场环境中进行交易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一位人士这样解释说：“这就是在越南乃至整个亚洲的商业运作方式，这里的一切都与人脉有关。”（154-155页）崔（Thuy）女士来自一个与政府高层有密切关系的家庭，她说得更直接：“要是没有政府的人脉关系，你在这个国家就什么也做不成。”（161页）她本人就是利用家庭关系充当外国投资者的顾问和经纪人，但她并没有将自己视为贪官污吏的同伙，而是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填补一些制度上的空白，为投资者提供可能需要的各种保障。（163页）

在这里已经涉及蛛网资本主义中的执行人的道德伦理困境的问题，在第六章“道德困境和合理辩护机制”中展开了详细的论述。文化社会学家米歇尔·拉蒙特（ Michelle Lamont）指出，人们经常会将他们的道德困境置于他们所嵌入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中来考量。在一种环境中的不道德或非法行为，在另一种环境中则未必如此。（233页）在采访中，金伯莉发现正如拉蒙特所讲，环境的改变可以成为蛛网中人为自己做道德辩护的重要理由，因为在这种环境中的确存在着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这种道德上的自我解脱往往建立在“这里不是西方”这样的环境叙事之上，但是也有人不这么看。朱希（Chu Hy）是一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无论在哪个国家，所有商业领域“都是遍布魔鬼的海洋”（243页）。青年律师保罗（Paul）说：“千万不要认为，发达国家的市场就是干净的。那些来自西方国家的家伙带来了这些腐败计划，他们在比本地监管机构抢先两步的情况下来实施它们。”他曾经工作的律师事务所就是以这样做而闻名的。保罗所勾勒出来的是一个法律和道德的边界，有些事情本身并不违法，但绝对是不道德或有违伦理的。保罗说这种工作极大地挑战了他的自我道德感，以至于他最终不得不辞职离开（251页）。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位青年学子（现在是在多项重要的金融事务中担任主办律师）和我谈过的那些问题，使我很相信这位保罗所讲的那个核心议题的重要性：“在没有道德指南针指引时——盗窃就是这场游戏的代名词。”（248页）

最后，可能有人会问：蛛网资本主义中的投资者与权贵固然是在攫取大量财富，但是与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当金伯莉坐在豪华酒店的大堂或风景迷人的办公大楼的顶层的时候，也想到了她所研究这一切与外面马路上的普罗大众究竟有什么关系。她认为蛛网资本主义大蜘蛛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深深影响着那些无权无势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她在书中写到，当政府关闭了外商投资的矿场就导致成千上万人失业；数百名越南渔民因一家外国钢铁厂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环境破坏而失去了全部的生计。“这些结构化的蛛网产生了相互关联的复杂后果，其中就包括贫困、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以及被投资国的人口外迁。”（301页）这就说与普通人的命运的紧密联系。

因此，她呼吁“拯救这颗星球，减少经济不平等，并防止大多数人在这些庞大的资本蛛网中被捕获、榨干，最终被吃掉。毕竟，在这个错综复杂的资本蛛网中，那些没有财力或资源来建立他们自己网络的人最终都会沦为猎物。”（302页）我相信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促使我们去继续揭露和声讨不同国情语境中的蛛网资本主义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