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时评作家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政权热衷于制造神秘感，人民只能得到最官样的套话或最不着边际的猜测。如今的中国，正是这种不透明的典型代表。 那么，中国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合情合理，因为在政权表面的平静背后，人们不难感受到国家最高层的紧张气氛。2022年10月，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被当众带离，这一幕令人印象深刻。与此同时，他的多名亲信也被排除出最高权力机构，这看起来像是一场高层的清洗。中国式的“克里姆林宫学”并不比苏联式的更可靠，但评论人士认为，这标志着习近平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化和集权路线战胜了更温和、更开放的西方派对手。

这只是习近平全面整顿国家的一个步骤。早在2012年，他就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以反腐为名，对高级官员进行了轰动一时的审判，甚至判处死刑。据称，超过200万人在这场运动中受到处罚。在驯服党内人士之后，接下来是企业家：2020年至2021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消失”三个月，随后逐渐退出商界，向亿万富翁们传达了一个信息：成功不应让他们忘乎所以，而是要服从政治权力。

自2023年以来，军队也被迫服从党的领导，多名高级军官被频繁撤职。近20%的将军级军官受到影响。虽然贿赂现象在军队中确实存在，但人们不难看出，这是为了清除潜在的对手，因为威权的文官政权始终对军方心存疑虑。

文章表示，没有人能逃脱这种威权主义的强化：2023年夏，外交部长秦刚和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撤职，尽管他们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这些清洗行动没有明显的限度和逻辑，但可以想象，它们对国家机器造成了扰乱和瘫痪的影响，展现出一个神经质、焦虑、因此而残酷的政权形象。

重新掌控

文章续指，经常听到接近权力核心的中国人表示，他们不会重蹈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苏联解体的覆辙。在此背景下，有人推测，习近平决定回归共产主义独裁，是因为害怕中产阶级的崛起和经济世界的日益影响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他因此与前任领导人决裂：邓小平用经济增长取代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江泽民和胡锦涛则延续了这一路线。

党仍然存在，但已被掏空意识形态，其干部变成了管理者。习近平意识到，这种妥协在一个超级大国中无法满足政治权力不被经济和社会稀释的需求，但他没有给国家建立相应的制度来防止这种情况，而是试图通过现代化、温和的共产主义恐怖手段重新掌控一切。

文章提醒，红线故意保持模糊，以便让官员们时刻警惕，使镇压变得不可预测。公开审判再次在国家电视台播出，伴随着认罪和示范性的惩罚。这种针对精英的暴力的目标，是将严格控制的官僚体系的效率与人民的认同结合起来，让人民明白，除了服从一个威权但公正的政权，他们别无选择。

在某种程度上，习近平试图在没有人再相信共产主义的情况下，重建共产主义。

目前，增长和威权主义似乎可以并行不悖。但有人指出，超过一定的复杂程度，任何经济体都无法在没有企业家自由的情况下取得成功，而这种自由——尽管受到限制——曾是邓小平以来中国经济的特征，如今已不复存在。

文章认为，如今在中国，党官僚战胜了企业家，意识形态战胜了技术官僚。他们认为，与戈尔巴乔夫不同，习近平虽然避免了党的崩溃，但也将其引入了死胡同。主动性变成了风险，责任变成了负担，顺从变成了义务。在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要求创造力和灵活性的时刻，体制却日益僵化。

文章总结道，中国这艘巨轮依靠惯性前行，但发动机正在减速。他们是否正确？尽管中国仍然取得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成就，未来自会给出答案，但这个问题值得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