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每日镜报》写道：1989年6月4日，中国军队在首都北京以武力镇压了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时至今日，北京当局仍对当年的许多细节讳莫如深，因此长期受到外界批评。台湾总统赖清德批评中国政府至今未能妥善面对37年前天安门事件的历史。他在Facebook上表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不应仅依靠强大的军队，而应当勇于面对自身历史留下的伤痕。他希望中国能够正视这段历史，承认真相，并开启对话。

中国大陆并不公开纪念1989年6月4日发生的事件。目前，在穿越天安门广场的公交车上，除了安保人员外，还有多名身着制服的警察随车执勤。而天安门广场上则依旧和往常一样，聚集着大量游客。

1989年4月中旬，被视为改革派希望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后，一场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反对腐败的运动在北京兴起。面对持续数周的抗议活动，政府始终未能有效控制局势，最终决定动用军队进行镇压。1989年6月4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周边街道上，数百人因枪击等原因死亡。至今，确切死亡人数仍未公布。

遇难者家属至今仍要求查明真相并获得赔偿。“天安门母亲”组织在纪念日前表示，政府没有承担应有责任，拒绝作出补偿，并持续压制有关事件的公开讨论。

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为艺术家陈三木于周三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拉起一条长6.4米的红线。该公园过去曾是悼念“六四”事件的重要场所。自新冠疫情以来，香港政府已不再允许在公园举行相关悼念活动。

据报道，仅数分钟后，便衣警察登记了陈三木的个人资料，并对其进行了搜查。6.4米的长度象征着“六四”这一日期。

在台湾首都台北，当天下午和晚上安排了多场纪念活动。如今，规模最大的“六四”纪念集会主要在台湾举行。中国大陆则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将台湾政府称为“分裂势力”。

《法兰克福评论报》综述了中国漫长的分裂之路。该报表示，中国的抗议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76年为周恩来举行的悼念活动。十三年后，中国民主运动以一场血腥镇压告终。1976年4月5日，当时中国尚未出现民主运动，而是在悼念于1976年1月6日病逝的周恩来。周恩来长期患癌，而毛泽东曾下令延误其治疗。毛泽东本人则于同年9月9日去世。

毛泽东曾表示，自己记不起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间；而周恩来却记得非常清楚：那是在1926年3月20日前后。两人都认为，应当结束与蒋介石的合作，并准备与其进行军事斗争。

后来，蒋介石被认为站到了国民党反共势力一边。苏联顾问最初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依靠国民党，但不久后改变立场，主张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周恩来被派往上海组织行动。这是共产党第三次试图依靠上海工人阶级发动革命，但依然失败。蒋介石军队取得了血腥胜利。毛泽东当时则在武汉组织农民运动。

事实证明，毛泽东而非苏联顾问的判断更符合中国现实：最终是农民推动了中国革命，并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重要力量。

此后五十年间，周恩来始终是毛泽东最忠诚的部下。无论毛泽东采取何种路线，周恩来都选择追随。他有时会略微保持距离，但总体上始终支持毛。由于这种微妙差异，他也曾多次作出自我批评、被边缘化后再获得重用。

每当革命运动结束、国家需要恢复秩序和发展经济时，周恩来的作用便愈发重要。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永无止境，总会出现新的精英阶层，因此必须不断发动群众运动。而周恩来则更加务实和温和。

1976年4月5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尽管当时经历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并未正式恢复这一传统节日，但仍有数千人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第二天，当他们发现献花和祭品被清除后，群情激愤，越来越多人聚集。人数据称达到十万。他们冲击周边政府建筑，警方随后介入，到当晚广场上已没有示威者。

1976年4月7日，病重但仍掌握最高权力的毛泽东撤销了周恩来长期助手邓小平的所有党政职务。“四人帮”再次取得政治胜利。

这些悼念活动并非反对共产党政权，而是在支持被视为党内“理性派”的周恩来。这激怒了被认为更激进的“四人帮”。

毛泽东去世后，人们发现“四人帮”在党内并无多数支持。1978年，邓小平实际上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他推动改革开放，通过市场化改革使中国走上经济增长道路，并将追求个人利益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

然而，对于要求政治改革的声音，邓小平始终保持强硬立场。他坚持中国共产党不能被削弱，历史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共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仍受到严格限制。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民主宪政、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等问题。

1980年，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试图推动党内老干部退休，并缓和针对政治改革呼声的打压力度，因此得罪了不少党内元老。

1986年，中国多个大学城市爆发学生示威，要求政治改革。批评者指责胡耀邦没有坚决镇压学生运动。随后，胡耀邦建议邓小平退休并由自己接班，这成为其政治生涯中的重大失误。不久后，他被赵紫阳取代。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两天后，大批学生开始聚集于天安门广场。随着时间推移，参与者不断增加，许多非学生群体也加入抗议，全国多个城市也出现示威活动。

1989年5月13日，学生开始绝食并长期占据广场。5月15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中苏双方都希望改善关系，而对于中国示威者来说，戈尔巴乔夫象征着改革开放的希望。

在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甚至竖立起一座仿照美国自由女神像制作的雕像。虽然这未必代表所有参与者的诉求，但它显示出部分人已不再满足于体制内部改革，而是希望进行更深层次的政治变革。

5月25日，工人代表举行选举，并成立了独立工会组织；5月28日，该组织通过章程，宣布自己是一家独立、民主的工会。

与1976年仍然属于体制内部的悼念活动不同，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已经意味着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根本挑战。有人希望获得政治自由，有人要求独立工会，还有人争取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共产党在认为不会危及自身统治的领域表现出一定灵活性。例如，自2008年起，清明节重新成为官方纪念日。但对于其认为具有威胁性的力量，则可能采取监禁、驱逐甚至更严厉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