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讲稿：罗曼语语文学导论》，[德]埃里希·奥尔巴赫著，高冀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4月出版，460页，108元

假如钱锺书1940年代因战乱滞留越南，被河内的印度支那大学聘为英文系系主任；假如他为越南本科生开设了一门西方文学入门课程，用英文讲授；假如抗战之后，他备课的英文讲稿以《西方文学研究导论》为标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那么，这本并不存在的书，其内容和意义就非常接近德国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的《罗曼语语文学导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de philologie romane）。喜欢给大学者起绰号的人，常称钱锺书为“文化昆仑”。如果钱锺书是“昆仑”，那么奥尔巴赫就是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珠峰。

奥尔巴赫于1936年来到伊斯坦布尔大学，担任该校西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教授罗曼语文学一系列课程。他在土耳其寄居了十一年，躲过了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残害，直到1947年他选择寄居美国。这部为土耳其学生用法文写成的讲义，写于1943年，先出了土耳其文译本，而法文版于1949年在德国出版。奥尔巴赫的前言写于1948年3月，其时，他已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了。《罗曼语语文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的中译本标题，加入“伊斯坦布尔讲稿”七字，凸显了这本书的缘起和意义。在这部讲稿中，一位德国犹太裔的世界级学者，在伊斯坦布尔用非母语向土耳其本科生简明扼要地讲授自己最擅长的专业。

埃里希·奥尔巴赫

不可亏负寄居的人

奥尔巴赫为何来到土耳其任教？详情可参考卡德尔·科努克（Kader Konuk）在2010年出版的《东西摹仿论：奥尔巴赫在土耳其》（East West Mimesis: Auerbach in Turkey）一书。这本书挖掘了很多一手材料，甚至包括德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的档案。奥尔巴赫在去国之前，是马堡大学的罗曼语教授。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后面几个月，文学艺术界大批左翼人士和犹太知识分子迅速逃离德国，此事在《文学之冬》一书中有详细记述。奥尔巴赫参加过一战，是负过伤的退伍军人，所以认为政府不会无情无义。他虽然是犹太裔，但未被立即解聘，只是逐渐被禁止参与教学活动。但到了1935年10月，马堡大学校方正式发函告知：根据最新出台的《纽伦堡法案》，他被认定为“纯犹太人”；作为“非雅利安人”，纳粹政府有权将其驱逐、并剥夺一切权利。过去两年中，他一直希望能凭借退伍军人的身份逃过此劫，但至此已再无回旋余地。

已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担任系主任的列奥·施皮策（Leo Spitzer）一直关心奥尔巴赫的动向，加上他自己要转到美国任教，所以向校方极力推荐奥尔巴赫接替自己的职位。伊斯坦布尔大学经过与其他求职者的对比和考察，最终决定聘用。奥尔巴赫到1936年8月才接到学校的正式聘书。奥尔巴赫本人出身富庶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中学入柏林当地的法语学校。这所学校乃是十七世纪末逃离天主教迫害的法国胡格诺派移民创办，所以奥尔巴赫的法语是有童子功的。再加上他后来选择罗曼语文学作为专业，法国文学当然是重点学习对象。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玩味，在接到聘书之后，奥尔巴赫特意去了日内瓦，为的是打磨法语，尤其是口语。

奥尔巴赫抵达土耳其之时，恰逢土耳其现代化、世俗化运动兴起。凯末尔大力推动土耳其版的西化运动，在高等教育领域，将当时国内的顶尖学府改为伊斯坦布尔大学，解聘三分之二的本国教师，大力延聘欧洲学者，以促进本国文化的欧洲化和现代化。1933年之后，很多被驱逐的德国学者都在土耳其找到避难所，也是因为土耳其的教育改革急需欧洲学者的加盟。但土耳其方面也担心外国学者借机为本国作政治宣传，而德国犹太学者既代表了欧洲学术的顶尖水平，又因为被纳粹迫害，绝不会宣扬当时德国的主流价值观。所以这批流亡学者被迫害的身份，反而能解除土耳其政府对政治宣传的担忧。

奥尔巴赫申请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教职时，还有其他竞争者，他之所以能够最后胜出，一方面是因为施皮策的全力推荐，一方面也是因为其犹太身份自动使他与德国产生疏离。科努克找到了当时聘任委员会的报告，上面写道：“奥尔巴赫先生特别致力于研究法国和意大利文学史，他将文学史与更大的文明潮流（古典、基督教，现代世俗化）联系起来，能够从外部、以批评方式查看西方文明。”（《东西摹仿论》38-39页引）这里强调的是他对古今文学史的通贯把握，但“外部”一词甚堪玩味。一位德国学者，如何能从“外部”查看西方文明？科努克在书中还引用土耳其驻德国大使的意见：聘请与德国切断联系的教授，对土耳其更加有利，因为他决不会自动成为纳粹德国的宣传工具。

这样看来，奥尔巴赫寄居在伊斯坦布尔，获得人身安全和安静的教学写作环境，才得以写出《摹仿论》这样的传世之作。而土耳其也急需并欢迎既博学、又不见容于纳粹德国的顶尖学者。聘用流放的学者，可以保证土耳其在西化过程中不必在政治上依附西方，有利于保持文化自主。因此，奥尔巴赫与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关系，乃是双向奔赴，而不是单向收容。

什么是罗曼语语文学？

罗曼语（Romance languages）既不是“罗曼司”，也不总是“罗曼蒂克”，而是与罗马相关。它指脱胎于通俗拉丁语（Vulgar Latin）、有亲密血缘联系的几种欧洲语言，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等。奥尔巴赫在《导论》中告诉学生，通俗拉丁语就是古代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拉丁语口语，与作为书面语存在的古典拉丁文相比，高度简化，也高度实用。我们可在古代作家的喜剧或者书信中瞥见这种语言的痕迹。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欧洲各地，此种通用、低俗的拉丁语形式叠加在罗马征服之前的方言土语之上，所以各地的罗曼语原型就具有地域差异。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崩解，各地之间的交流中断，造成各地语言在孤立状态下独立发展，于是罗曼语各支就越来越偏离通俗拉丁语的原型，而呈现出独特的样貌。可以这样理解，假如有神奇的技术手段，能从法、意、西、葡等语言中分离和剔除前罗马时代土语的因素，就能大体复原出罗马帝国消亡之前的通俗拉丁语模型。

所谓罗曼语语文学就是对使用罗曼语创作的各国文学的整体研究。奥尔巴赫将语文学定义为以古代文本为对象的研究，所以在这部讲稿中，他一出手便从版本、校勘这些最繁琐也是最基础的问题讲起。随后他讨论语言学的最新发展，指出现代语言学取代了传统的语法学，重要的标志便是注重口头语言和民众语言，反对古代语言学中蕴含的贵族倾向。第二部分具体讲解罗曼语的诞生，涉及罗马的殖民、通俗拉丁语的特征、基督教兴起带来的文化转向以及日耳曼人入侵等历史问题。之后是详细讨论罗曼语发展的整体趋势，覆盖了从语音、句法到词汇几乎所有方面。一切收拾停当，奥尔巴赫方进入中世纪、文艺复兴、近现代（十七至十九世纪）各国文学的概述。这就是奥尔巴赫所理解的罗曼语语文学研究的基本架构：版本校勘、语言学、历史、文学史。在这样的语文学框架中，版本校勘并不琐碎无用，语言学也不枯燥，历史没有萎缩成“时代背景”，文学史更是没有退化成“流派列表”。

书中讲罗曼语演变的一节，涉及大量有趣的语言学知识，需要耐下心来，才能领会。例如“二合元音化”（diphtongaison），是指单元音变为双元音的现象。比如拉丁文的petra（石头），第一个音节中的开元音e，在后来的罗曼语中往往被拉长，变成双元音，所以才会出现意大利语的pietra、法语的pierre和西班牙语的piedra，而只有葡萄牙语的pedra抵御住了变为双元音的潮流。但奥尔巴赫的过人之处，在于即使处理细小的语言学现象，也能看出其中蕴含的历史内涵。比如，他讨论了曲折系统的崩坏一事。拉丁语乃是屈折语（inflected language），主要通过词尾的变化来显示名词的性、数、格以及动词的人称和时态等等。以“人”（homo）这个词为例，单数形式有五种变格，hominis就是属格，多表示从属关系（属于这个人的），而homini则为与格，可表示“给某人”。但通俗拉丁语往往舍弃这些严格而繁琐的规则，多用介词外加指示代词，以更直观的方式完成表意功能。所以，我们会看到de illo homine表示从属关系（如同英文的of that man），而ad illum hominem表示给予（如同to that man）。这种曲折体系的崩坏，造成后来表示格的词尾逐渐脱落，开启了罗曼语更为直接的表达方式。奥尔巴赫指出，使用指示代词（表示这个或那个），相当于用手指指向具体某人，这个语言学的细微变化显示口语表达中趋向具象化、甚至戏剧化的趋势。古典拉丁语是文化精英、政务管理者和组织者所使用的语言，更加注重纷乱的事物在一个庞大系统中的安排和分类，但民众的语言却注重呈现具体的物象，追求能直接看见并生动地感知事物。（《导论》103-104页）按照奥尔巴赫的分析，古典拉丁语单凭词尾的细微变化来规范和标志名词的格，而通俗拉丁语以及后来的罗曼语频繁使用指示代词以明确指点出具体的人或物，这背后蕴含两种感知世界的方式，甚至是两种对立的价值观。这就是《导论》中哪怕是技术流的讨论也会揭示思想观念的一例。

《导论》是超一流的德国学者用第一外语向土耳其本科生讲授如何研究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文学。因为讲授者和听众都使用外语，所以语言表达自然会简明易懂。因为是给本科生讲课，传授基本知识，所以不求学术上的突破和创新，而注重系统、明晰的讲授。这部讲稿正因为内容基础、语言平实，反而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知识虽然基础，但是由一位学术巨擘来讲授，就如同武林宗师传授入门功夫，一举手一投足都蕴含对本派武功的深刻理解。有心者如果反复观摩，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我甚至觉得，因为内容必须基础，语言必须简明，这样的限制反而让奥尔巴赫更加松弛，反而可以逼出更直入人心的话来。

《罗曼语语文学导论》，埃里希·奥尔巴赫著，维多里奥·克劳斯特曼出版社，1965年12月版，252页

《摹仿论》的辅助阅读

谈奥尔巴赫，就必须谈《摹仿论》（Mimesis），因为这是一本再也不会有人能写出的书。《摹仿论》德文版1946年首次出版时，奥尔巴赫在版权页顶端写下“作于1942年5月到1945年4月”，明确了撰写这部书的特殊历史年代。英文版又在“作于”后面加上“伊斯坦布尔”，突出了成书的特殊地点。而《导论》的前言写明这是1943年为上课准备的讲义，可见两书作于同时。如果奥尔巴赫是匀速创作的话，那么他开始讲授《导论》时，《摹仿论》大约写到三分之一处。因此，两书的内容多有重合之处，最适合对读。《导论》的文学史部分，从中世纪一直写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而《摹仿论》全书二十章，分析了从荷马史诗、圣经、阿佩利乌斯、塔西陀一直到蒙田、塞万提斯、左拉、普鲁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除去讲古典文学的前三章，以及讲德国和英国作家的第十三、十七和二十章，其余十四章都与《导论》所覆盖的中世纪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文学相关。也就是说，《摹仿论》所分析的文本和作家，有三分之二都是《导论》以极简方式讨论过的。因此，《导论》可视为《摹仿论》的入门书。《导论》需要照顾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语言能力，所以对相关话题的处理更加简明而通贯，而在《摹仿论》中，奥尔巴赫则是心无旁骛、恣意挥洒自己的学问和智慧。下面举两例，以见两书的关联。

《摹仿论》，[德]埃里希·奥尔巴赫著，吴麟绶、周新建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

《导论》中有两页介绍了中世纪的“神秘剧”（159-160页），指出中世纪戏剧并不把崇高和悲剧与日常现实相分割。在表现圣经场景时，俗世生活会很自然地进入戏剧中，比如女性门徒为保存基督遗体而去买油膏，会和小商贩讨价还价。我们再去读《摹仿论》第七章对十二世纪古法语写成的神秘剧《亚当秘义》（Mystère d’Adam）的分析，就会发现奥尔巴赫更详尽地阐发了中世纪戏剧中崇高与凡俗相混溶的主题，而且《导论》中提到的圣经中描写日常生活的例子，也都出现在《摹仿论》中。先读《导论》这两页，可以为读懂《摹仿论》第七章做好铺垫。

《导论》中讲到法国十七世纪文学时，奥尔巴赫特别提到当时上流社会的风雅人士，他们的理想人格是儒雅、博通、有品味和分寸感的“君子”（honnêtes gens）。在社交场合，大家均以隐匿、忘却自己的职业专长为荣：“在社交圈中，一个人若是做不到忘记自己是法官、医生甚至是诗人，他可能就会变得可笑。”（277页）我觉得这是极有趣的心态，即认为自己的俗世工作和职业，乃是“风雅自我”或“理想自我”的尴尬和羁绊，是阻止自己成为文明人的障碍。放到现今，如果金融人士在饭局中大谈对冲基金，如果科学家在酒桌上讨论基因编辑，都将是致命的社交灾难，必定会被风雅社会冷酷地放逐。

这时，我们再读《摹仿论》第十二章和第十五章，就会发现同样的思想被丰富和扩展。在谈论蒙田的第十二章，奥尔巴赫谈到人文主义者的理念：要全面参与文化生活，就必须放弃对狭窄的专门领域的过度掌握。因此，良好的教养、优雅的举止、从容的意态、广博的古典知识乃是成为文人雅士的必要条件。而蒙田恰恰就是为这样的一批读者写作，因为他的专长不是任何一种特殊的领域或行业，而是那种闲适、絮叨、不可归类的自我探索。蒙田的专业只是他的自我。在分析莫里哀的部分（第十五章），奥尔巴赫几乎说了相同的话：“任何人若想在社交方面无可指摘，都不允许将自己生活的经济基础或者他的职业的专长太过显眼地暴露。否则，他会被看作迂腐、不合时宜、可笑。”《导论》中有关忘却自己专长的描述，正可以阐发法国十七世纪那种推崇优雅的爱好、鄙视狭隘的专精的文化风尚。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我们越熟悉《摹仿论》，就越能在《导论》中找到同样的思想、甚至类似的语句。《导论》中充满《摹仿论》的极简表述，可以当作理解《摹仿论》的补充和辅翼。

奥尔巴赫式的专注

我读《摹仿论》，最服膺奥尔巴赫的文本解读。全书几乎每一章都以一长段引文开始，然后奥尔巴赫针对这个文学切片的文体特征，展开穷尽的分析，然后从文体分析缓缓上升到思想史和历史哲学。开篇时所关注问题之细小微末，与最后所得出结论之宏远深邃，其间反差越大，就越让人感到惊异和不可思议。而最神奇的是，他从文本分析的基石跃升到高耸入云的思想，整个过程不仅丝滑、平稳、令人信服，而且不易觉察，丝毫不给读者被胁迫、被威逼的感觉。对语言细节的穷尽分析，思想拔高之巧妙和平缓，用“鬼斧神工”来形容，毫不为过。奥尔巴赫在《摹仿论》最后几页虽解释了自己选取材料的秘密，但并未谈及自己的文本解读绝技。但我认为《导论》中有一个时刻，奥尔巴赫好像无意中泄露了一点天机。

讲解语文学部分的最后一节讨论了“文本解读”（l'explication des textes）。这本是法国教学中提倡的文本细读方法，奥尔巴赫认为是培养学生解读能力的最有效手段。先选择长度有限的文本作微观分析，主要分析文本的语言和艺术形式以及内容上的主题。此时，我们应当使用所有语义学、句法学和心理学方法，“必须要撇开我们先前拥有或者自以为拥有的一切有关该文本和作者的知识”（38页）。这样的解读不仅仅盯着文本自身，更要“带着强烈而持久的专注（avec une attention intense, soutenue）来观察文本”。为了强调这一点，奥尔巴赫又对此种专注做了铺陈：“文本解释的全部价值即在于此：要带着新鲜、自发且持久的注意力（avec une attention fraîche, spontanée et soutenue）去阅读，并小心地避免过早归类。”（38页）

奥尔巴赫形容专注的四个形容词，值得再引申一下。“强烈”，就是猛烈、强力地逼视文本，倾巢而出，全力以赴。“持久”，就是长久的阅读和重读，就是悠游涵泳，不间断地尝试破解。“新鲜”，就是以新奇、刁钻的角度去思考，不因循旧说。而“自发”，就是在学术规矩之外，允许有灵感的参与。综合起来，这四个词强调的是阅读的烈度、耐力、创造力和适度的灵性。

奥尔巴赫认为，只有当文本在所有细节以及整体可以被完全重构之后，才能开始进行历史、传记和其他更宏观的研究。所谓重构，我认为就是通过复述和总结将文本切片彻底吃透、彻底掌握，要能准确辨认、细致描述文本在语义、句法、修辞方面所有的特异之处，并作初步的提炼和概括。这样的工作正是《摹仿论》几乎每一章最前面几页所做的工作。以《导论》透露的解读秘诀为放大镜，我们可以更好理解《摹仿论》各章的结构和奥尔巴赫的分析方法。

还是以《摹仿论》第七章为例，其核心文本是十二世纪的神秘剧《亚当秘义》。奥尔巴赫论证，剧中亚当和夏娃的对话，其语言如同十二世纪法国农民或市民与妻子的家常话，风格简单、平易，但是这部宗教剧涉及的却是基督教有关引诱、堕落、原罪这些重大话题。这部中世纪神秘剧将简单低俗的言辞与崇高庄严的主题混合在一处，这也是全书反复讨论的“文体混合”现象（stilmischung）。以《摹仿论》英译本的页码计算，这一章的结构安排如下：开篇引用该剧将近四十行的对话，之后是详尽的文本解读（五页），然后是对“文体混合”的理论概括（五页），再以此理论为基础重返文本，进行第二轮解读（三页）。之后，奥尔巴赫跳脱到半空，讨论了中世纪文学的日常经验与写实（三页），最后又引入圣方济各的事迹和相关记述，再次讨论凡俗与神圣相混合的现象（九页），最终以一首十三世纪的受难诗作结（两页）。所有这些复杂的讨论，基础就是那最初五页、暂不涉及历史和观念、集中于语言层面的分析（英译本147-151页）。基础奠定之后，奥尔巴赫或者拓展分析范围，或者提升理论高度，或者引入同时代圣徒作为佐证。但所有这些拉伸和拔高，都牢牢根植于最基础、也是最见功力的l'explication des textes之上。

奥尔巴赫所说的“强烈和持久的关注”，究竟可以有多么强烈？《摹仿论》第八章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一章开篇即摘录《神曲·地狱篇》第十章共计五十七行诗，整章的结构和篇幅如下：对文本进行详尽的解读（七页半）；根据但丁的理论论述，讨论“文体混合”现象（四页）；对《神曲》全诗进行主题和文体方面的概括（两页）；重返《地狱篇》第十章的核心文本，提出矛盾之处（四页）；根据上面的分析，全面论述“预像写实主义”（figural realism，五页）；最后一次返回开篇引用的但丁核心文本（两页）。在第八章将近三十页的篇幅里，奥尔巴赫不断调整视角和机位，从不同高度和角度不断返回章首引用的文本。而他第一轮的“文本解读”，其细致程度令人咋舌。他分析但丁原文第二十二至二十四行，自己用了二十七行文字。解释原文第二十八至二十九行，他自己写了十九行。为了分析表示转折的allor一个词，奥尔巴赫竟然奢侈地用了四十四行（英译本180-181页）。分析原文第六十一行，自己用了二十四行（182页）。仅仅从奥尔巴赫分析原文一行或一字所花费的精力和使用的篇幅，我们可以大致体会他所说“强烈关注”的强度和烈度。奥尔巴赫在《导论》中向土耳其学生提示的分析方法，正是他自己在《摹仿论》大部分章节反复使用、屡试不爽、屡建奇功的“文本解读”。我们只能说1943年的土耳其学生有福了，但当时会有多少人能领会这位德国老师的意图，就不得而知了。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研究奥尔巴赫的学者并不经常引用《导论》一书。我认为《导论》虽然是针对外国本科生的入门课本，但对于研究奥尔巴赫的思想和学术依然有极高的价值。这部书当然首先是一部讲义，不是《摹仿论》的摘要，但两书的写作年代重合，涵盖的主题重叠，所以作于1943年伊斯坦布尔的《导论》，差不多就是奥尔巴赫以学科手册的形式、针对零基础的外国学生、以更低的姿态和浅近的外语陈述了《摹仿论》的部分主题。我们不能说五百多页的《摹仿论》被压缩进《导论》中，但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导论》中遍布《摹仿论》的主题、线索和回声。只要我们去寻找，就可以寻见。

《瓜生同蒂：明代的皇帝与臣民》，[美]施珊珊著，康海源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200页，68.00元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里，本科生大课的课业要求往往会在出勤、小作业、大论文以外，另再指定两类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读物。一类是教材一般的“大书”，旨在帮助学生梳理历史线索，介绍历史人物和事件，建立最为基本的史事基础——如在笔者曾任助教的《中国近现代史》课上，授课教师便将萧邦奇所著《革命及其过去：现代中国的身份与变迁》（Revolution and Its Past: Identities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列为教材。另一类课程读物多是可读性较强的“小书”，且以自传甚或历史非虚构作品为多。如果说“大书”常提供鸟瞰式的宏大历史观照，那么相较而言，此类“小书”的切口多细小微观，但往往可以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从个体的人生体验、偶发的历史事件触摸历史大势的脉搏。史景迁所著《胡若望的疑问》、卜正民所著《维梅尔的帽子》等书即常凭优美的笔触、流畅的叙述荣登此类榜单，成为学生了解明清中国的优质素材。而笔者在自己开设的课程里，也会要求学生阅读张邦梅所著《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Bound Feet and Western Dress），通过检审张幼仪“漫长的余生”，去思考二十世纪翻天覆地的变换时局对于一个普通女性而言意味着什么。年鉴学派的奠基人布罗代尔曾经把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历史对应为如河床般的“结构”、如河流般的“局势”，以及如浪花般的“事件”，并认为“事件”不过是结构振荡所翻起的浪花、泛起的尘埃，对历史轨迹的演进起不到重大作用。然而对青年学子和社会大众而言，相较于帝王将相的宫廷权谋，或许恰恰是看似没有太多历史分量的小人物和小事件，才能够以充分的细节、真实的肌理让人在感同身受的同时引起共鸣，从而拉近历史时空中彼此的距离。施珊珊（Sarah Schneewind）所著《瓜生同蒂：明代的皇帝与臣民》（A Tale of Two Melons: Emperor and Subject in Ming China），就是这么一本让人没有距离感、但是读罢却回味无穷的“小书”。

近年来，大陆学界对于海外明史研究成果的引进颇为积极，如卜正民、窦德士、鲁大维的多本著述便先后得被译介。施珊珊的数本研究成果亦是如此。分别于2019、2022年翻译出版的《明代的社学与国家》《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都得到了不错的反响。以此，施珊珊所独著的三本作品已然全部与大陆学界的读者见面。然而由于翻译顺序的原因，读者恐怕并不能快速地定位这几本书在施珊珊个人学术发展脉络上的位置。

施珊珊先后在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学位，《明代的社学与国家》便是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教授所指导完成的博士论文之基础上于2006年修订出版的成果。《瓜生同蒂》的英文原版亦出版于2006年，可谓是作者在修订博论过程中完成的“支线任务”。但此书其实与《明代的社学与国家》关联不大，反而脱胎于施珊珊彼时正在进行的另一项学术计划——2008年，施珊珊所主编的《皇帝万岁：六个世纪东亚史上的“明太祖”》（Long Live the Emperor! Uses of the Ming Founder across Six Centuries of East Asian History）出版，是书集合了十余位学者，对朱元璋在东亚世界的政治、军事、艺术等范畴留下的丰富历史遗产进行检审，可谓是记忆研究应用于中国史领域的典范之著（此书内容多有新意，但尚未闻任何翻译计划，略有遗憾）。《瓜生同蒂》的“前言”里有“这本书就源于我对一个偶然看到的题目生出的好奇，当时我正在查找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写的关于中国乡村的文本”的表述，亦确认了《瓜生同蒂》是施珊珊对朱元璋进行关注时的学术“副产品”（Side Project）。而在此后的十余年间，施珊珊一直未出版新著，直至2018年《小天命》的面世。如今，施珊珊正在进行一项关注明代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研究，并参与了一项历史社会学研究手册的编纂工作。与此同时，她还曾担任美国明史学会会长，对于推进中美学术交流对话不遗余力。可以说，施珊珊是美国明史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其人学术旨趣亦颇体现了美国明史学界的旨趣和品味。

《瓜生同蒂》的篇幅不大，中文字符数万字而已，核心关注则是明朝，尤其是明初的政治文化。如果说作者同时期出版的《明代的社学与国家》仍取用彼时颇为经典的“国家—社会”范式，那么《瓜生同蒂》给人的整体观感则更为灵动，从关乎一件小事的“罗生门”叙述着手，条分缕析明初政治场域内的暗流涌动。美国明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关注便是洪武朝的集权和专制主义，《瓜生同蒂》亦以此作为考察对象，然而讨论问题的方式则有趣得多。

在一个旨在为美国读者铺垫关于明代中国基础知识的前言以后，《瓜生同蒂》的正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嘉瓜”将与此书缘起有关的三篇核心文本并置并进行分析。三篇文本所叙述的事件本身非常简单——洪武五年（1372）夏某日，数位朝中重臣结伴向朱元璋呈上并蒂双瓜。双瓜并蒂本已罕见，又因为双瓜产于朱元璋先祖之乡句容，群臣将之视为祯祥之兆，遂向皇帝表示祝贺。围绕此事，三种文献上的相关记载侧重点不同。朱元璋自己所写的《嘉瓜赞》名虽曰“赞”，但细品之下可谓笔触“发酸”，语调亦颇有些阴阳怪气，言辞间透露出他对群臣小题大做的不屑。且因为自己农民出身、熟悉农事，因之对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颇感轻视——且看《嘉瓜赞》中“出身农家，亲耕畎亩，岁睹五谷生成，不闻同蒂。居群雄中一十年，为王为帝纪已十载，尚未知此端，因不识诗书，欠博观乎古今，以致如是”的自嘲自讽，皇帝的鄙夷之态跃然纸上。而在宋濂所写《嘉瓜颂》中，则一方面对双瓜来历进行了补充，另一方面将双瓜并蒂之兆与王朝在西北的战事顺利联系在了一起：朱元璋的叙述并没有告诉我们这对嘉瓜究竟是什么瓜，而宋濂则将之明确为西瓜，并更进一步地说明因为西瓜是西北所产，所以双瓜献瑞便势必预示着西域“同心来朝，骈肩入贡”——读至此，笔者不得不佩服宋濂清奇绝伦的“脑回路”，明初开国第一文臣果然名不虚传。除此以外，宋濂文中献瓜的主角变为了汪广洋，而非朱元璋自己记录的陶凯。第三篇文本是《明实录》的记载。此一记载最为简单，其中进瓜者为陶凯，朱元璋的回应则满是政治正确的表述。

为何关乎献瓜之事的三种文本记载会形成“罗生门”式的差异化叙事？三种记载不仅各有侧重，且细节亦有所不同，它们孰是孰非？施珊珊在此章中尝试性地进行了分析。如关于究竟是谁进呈瑞瓜，施珊珊认为，汪广洋在洪武朝的政治厄运是《明实录》及朱元璋自己日后选择将陶凯描绘成进瓜主角的主要原因。又如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理解1372年发生的这桩进瓜事件，施珊珊将其与洪武皇帝的中都营建联系在一起，提出朝臣之所以要强调并蒂瓜产于朱元璋祖乡句容，是为了催促太祖调整政策，说服他放弃中都计划。当然，论者可以批评施珊珊的这些判断都缺乏史料证据，事实也确实如此，但笔者认为，在彼此疏离的史料之间敢于建立联系，或者能够尝试为历史事实寻得合适的时空语境以进行诠析，任凭想象力驰骋而大胆假设，这本便是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能力。

第二章“帝言”是在第一章基础上的延续，尤其通过分析朱元璋的《嘉瓜赞》来考察明太祖的帝王心术。在本章中，施珊珊着力从文本细节处推敲朱元璋对于献瓜之事的认识和理解。先是，在明代以前的中国，帝王对奇祥异瑞往往持欢迎嘉纳的态度，但是“太祖的不情不愿开创了一个先例”，体现了施珊珊所认为的 “太祖是在宣示自己有决定何种现象为祥瑞并解释它们的特权”（39页）。同样能够体现朱元璋突出个性的，是他执着于围绕祥瑞的“物理体量”作文章，而非仅仅关注其符号象征意义：“若尽天地间，时和岁丰，或乃王者之祯有之，王祯不在乎微末之中。”换言之，朱元璋认为既然自己的德行和国家的福祉是与“天”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国运隆昌这样的宏大叙事便不应该仅仅通过一对西瓜这样的微末小事来进行呈现。

施珊珊对《嘉瓜赞》细致的文本分析颇见功力。她认为，朱元璋不介意自己想法中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文本中体现出来——他既不完全接受又不完全拒绝将并蒂瓜当做祥瑞，而更在意拆解征兆并赋予其意义的话语权是否在自己手上。此章中施珊珊所表现出的对于文本出处、语境的关注，对不同性质文本间的区别所抱持的审慎态度，其实在《明代的社学与国家》中亦已得到体现。在检视社学在明初、明中期及明晚期的发展样态时，施珊珊所仰赖的文献基础分别是御旨（明初）、御旨/奏章/文集书信（明中期）及记文/地方志（明晚期）。而这几类文本因其叙述出发点不同，往往会左右后世史学家的历史认识。比如地方政府所颁行的政令，常常倾向于强调地方官员的施政自主权和主动性（《明代的社学与国家》167页），因之容易影响我们对彼时央地之间权力关系的判断。由此可见，对史料的“生产”逻辑及其影响保持警觉，在施珊珊的不同作品中一以贯之。

《瓜生同蒂》的第三、四、五章将焦点从朝堂之上挪开，转而关注并蒂瓜的源头——句容地方社会。换言之，是谁种出了并蒂瓜，瓜农又出于什么原因、得经何人之手将并蒂瓜呈给皇帝，整个事件的运转机制其实是我们理解明初地方社会、央地互动逻辑的有趣视角。第三章考察了句容这个南京以东京畿小县的献瑞传统。作者发现，句容百姓对于献瑞相当执着：近者有1367年时所献一茎两穗之麦，远者则有南宋双瓜并蒂以证知县张侃德政，明清时代则更多有例证。尤为有趣的是，纪念南宋知县瑞瓜的宋代碑文和图画其实一直都保存在句容县学之中，说明明初时人的比附之举可能由来有自。

在朱元璋的赞辞里，并蒂瓜“民不自食，炙背来庭”，说明双瓜是由一个百姓越过地方官员直接背到京师的。第四章《张家》便聚焦的是这个百姓及其家族。由宋濂的文本可知，种瓜人名唤张观——按照道理，种出了能让皇帝撰写赞辞的双瓜，张观及其家族纵未能飞黄腾达，也应该高枕无忧了——但张家在献瓜之后的遭遇，却让人唏嘘不已。献瓜数年后，张观之弟遭朝廷误捕，张观奔走申诉，却最终与乃弟双双被戮。两人的悲催命运下及数代，直至1439年张氏后人张谏高中进士后，张家运数才有所转圜。在本章中，施珊珊着重利用张氏家谱对明代前期张家史事进行钩沉，然亦多少有过于依赖私家著述之嫌。与此同时，笔者在读完本章后不禁好奇，明初献瓜一事究竟对于张氏家族的浮沉而言意味着什么？施珊珊力图在朱元璋祖乡句容之事上进行引申，但有时不免落入过度诠释的窠臼。网络上亦有网友对是书相关章节进行点评，其中不乏笔者颇以为然者，如“皇权与地方家族的调和并没有讲透……比如我并不觉得张氏把瓜呈送给朱元璋是居高临下的姿态、心怀张氏家族的优越感”。施珊珊自己亦承认，“太祖的归属感显然在凤阳”（93页），以此，句容究竟对于朱元璋来说意味着什么、皇帝对这个所谓的“祖乡”有无甚特别情愫、张家又是否存在于朱家的历史记忆里，实难轻易定论。同样让人感到有些牵强的是全书第五章《神笑》，因为祠山大帝俗姓张，且亦与句容有些关联，作者即在此章中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祠山大帝与献瓜张氏之间存在链接（如小标题“张家的神”），但确乎没有史料可以直接坐实此一推论。在明初时代的国家祭祀场域里，祠山信仰多得优待，但这应当与祠山大帝可能的句容籍贯没有关系，而是其灵验的祈雨功能、广泛的地域影响使然。祠山神和句容张氏的隔空嫁接，或许在明初时尚未建立。

《瓜生同蒂》第六章《重述》试图把嘉瓜之事放在更长时段的文化传统中进行考察，尤其关注文本和故事本身所拥有的自我繁衍、自我更新的能力。先是，宣德朝颁行的《五伦书》中已然记述了包括进呈嘉瓜之事的一系列吉兆，并将嘉瓜故事置于列举君主拒绝阿谀奉承例证的“君道—嘉言—谦德”之下，将其用为朝廷宣教和道德劝诫之用。而在倪谦应张谏所请替乃父撰写的哀辞中，嘉瓜成了张家“绵绵瓜瓞”的起点，一方面预示了张家子孙众多，另一方面更以“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绝，至末而后大”的道理，为张谏高中进士光耀门楣提供了合理解释。在此语境中，嘉瓜便与皇权、天下无关了，只是张氏家族发展史上的一桩轶事。相较而言，《句容县志》对嘉瓜故事的演绎则同时赞美了张氏与朝廷，通过淡化皇帝的怀疑和张氏的苦难，以赞颂之辞将“庙堂”与“地方”这两股纽带编制在一起。

及至明代中后期，嘉瓜故事再次幻化，成为文士理解、评价甚或批评人事政局的引子。在黄佐的《翰林记》中，嘉瓜故事看似烘托了洪武时代君臣关系的其乐融融，却也掩盖了属于明初时代的政治清洗、屠戮与肃杀。而在沈德符的描摹里，异象有时候并非祥瑞，而是灾祸的征兆。以此，并蒂双瓜实与张氏兄弟被砍下的两颗头颅相联系。沈德符通过点赞朱元璋拒斥双瓜时的头脑清醒，其实是想讽刺嘉靖皇帝无原则拥抱诸类异象的愚昧。及至二十一世纪，嘉瓜故事更被收录进句容的民间故事集，甚至本书作者施珊珊也因为对嘉瓜的热切好奇被白纸黑字地书写进了嘉瓜故事的新时代版本中去。所谓“其蔓不绝，至末而后大”，确乎是对嘉瓜叙事不断复制、更新、衍生进而无比丰富的双关评述。

值得说明的是，即连这对并蒂嘉瓜究竟属于何种品种，我们也能感受到不同文本内部存在的张力。前文已述，朱元璋的《嘉瓜赞》并未明确并蒂瓜为何瓜，《明实录》所记亦然，而宋濂《嘉瓜颂》则将其明确为西瓜。考虑到宋濂所记场景颇贴近于历史现场，并蒂瓜为西瓜的可能性较大。但宋濂同时记下的汪广洋之语，却又与其判断相左。在宋濂笔下，汪广洋为了回复皇帝“征之往牒，其事云何”的问题，洋洋洒洒地引经据典：“汉元和中，嘉瓜生于郡国。唐汴州亦献嘉瓜。祯祥之应，有自来矣。”但其实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西瓜，需迟至唐末五代才进入中国（参见刘启振《西瓜在中国的引种、传播和本土化》），所以汪广洋所说的汉唐嘉瓜，都不可能是西瓜。由此生发，诸类文本中反复调用的经典——《诗经》中的“绵绵瓜瓞”，其实指的也不是西瓜，而是甜瓜。这样一来，并蒂嘉瓜在诸类文本中被赋予的吉兆，严格意义上皆可说是失却了“准头”——因为对祥瑞的诠析本身便存在了指鹿为马的缺陷。当然，论者亦可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瓜本身，而是在于“并蒂”的罕见。这样的解释当然算得上自圆其说，但也正巧点出了充满能动性的文本本身所蕴含的旺盛生命力：不仅是关乎嘉瓜的叙述成了复调的历史书写，即连“瓜”之品种种类，都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为杜赞奇所论的“复线的历史”。

《瓜生同蒂》以一个简短的结语收尾。施珊珊坦言，她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将并蒂瓜及与之相关的文本视为一个例子，来说明朝廷与构成明帝国的或远或近的地方之间是如何通过人员、物产和文本的传递来沟通调解的……文本、物产和人员在朝廷和地方之间双向交流，这种不断的来回穿梭编织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网络”（134页），这便是结语标题“明帝国的流动”的意义所在。换言之，关乎嘉瓜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背后寄托的实是作者检视明王朝政治文化特质的更大学术关怀。若以比较的框架考量，施珊珊的作品皆具备此一特点，亦即由小微之处入手以探究历史的宏大维度，其人近著《小天命》便从顾炎武所谓“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出发，讨论帝国政治权力在县域的复刻，论述颇为精彩。

作为一本兴之所至而写就的“小书”，《瓜生同蒂》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它对文本“能动性”的充分展示——围绕嘉瓜献瑞的故事，“国家钦定的文本、与之相关的更私人化的文本，以及当地人在当地背景下撰写的文本之间存在着不断的取舍”（135页），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调整着讲述故事的方式和重点，时空变换，遂无人知晓故事的真相若何。读罢掩卷，笔者不禁自问，这本书到底想说什么呢，它有一个明确的论点吗？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但能够确定的是，在施珊珊的精彩勾连、康海源的灵动译笔之下，一个关乎并蒂瓜的“罗生门”局面逐步形塑，刺激着读者对于中央与地方、专制与集权、历史和记忆等宏阔议题的更进一步思考。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读者对这本书的忖度就像当年的瓜农、朝臣和帝王所见的那对并蒂嘉瓜一般，解释的权力无法被垄断，见仁见智，各抒己见，真真是“止知有瓜，不分何如”。

斯托伊奇塔（章静绘）

斯托伊奇塔是出生于罗马尼亚，自九十年代起在法国、德国、瑞士等地崭露头角的艺术史学者。其以法语写作完成的一系列作品吸纳了欧陆后结构主义思潮、符号学、图像人类学、媒介观念等不同的学术取向，并辅以扎实的语文学和图像学功底，逐步阐发出一套灵动跨越历史和学科边界的艺术史叙事。今年正值其两部重要著作《画作的诞生：近代早期欧洲的元绘画》（1995）和《皮格马利翁效应》（2008）中译出版，加上数年前《影子简史》的译本，让中文读者第一次得以全面了解这位法语写作的学者的整体学术面貌。《画作的诞生》作为其人生中第一部作品以结构分析、符号学理论等为方法核心，发展出一种全新的视觉图像阅读方法，把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绘画视为对视觉图像自身属性和媒介特质的视觉反思，提供了一种与上世纪下半叶的图像志、社会艺术史等不同的解读途径，并将这种自我反思的现代特质与欧洲当时的艺术理论和宗教思潮（尤其是宗教改革对图像观念的冲击和近代早期艺术收藏系统的确立）做出了有益的历史语境联系，以此改写了西欧绘画史的叙事。《皮格马利翁效应》作为作者中后期的作品则转向历史跨度更大的叙事手法，以一个雕塑创作的古罗马神话为线索，追索了雕塑与模型、原型与拟像、图像与灵动生机之间的跨时段历史。其组织逻辑更贴近新千年图像人类学的框架，也在结构上呼应了艺术史先驱阿比瓦尔堡在《记忆女神图集》中提出的构想。以灵动娴熟的手法，对西方艺术史做出贯穿古今的新叙述，勾勒了一段“拟像的历史人类学”探究。今年夏天，《画作的诞生》的译者以邮件通信的方式，与斯托伊奇塔展开采访笔谈，回顾其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和思想历程，与欧洲上一代重要学者的思想友谊，以及对学科当下的展望。以下的访谈是斯托伊奇塔在作品中译序以外首次直接与中文读者对话。

《画作的诞生：近代早期欧洲的元绘画》，[罗] 维克多·斯托伊奇塔著，钱文逸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丨六点图书，2025年1月版，576页，199.80元

您的学术研究游刃有余地糅合了语文学、视觉观察与哲学思考。在您遭遇作为专业学科的艺术史之前，对您走上这条道路最关键的早期思想启迪是什么？

斯托伊奇塔：我出生自一个医生、艺术家和大学教师的家庭，这对我的人生轨迹有不可置疑的影响。年轻时，在罗马尼亚，我的兴趣更多侧重文学和哲学，即便我曾经有过从事水下考古的设想。我曾多次在被古罗马人称为“好客之海”（Pontus Euxinus）的黑海度过假期，在其中畅游的经历令我神往不已。但因为大学课程中没有水下考古这门学科，研习艺术史就成了多少有些偶然的替代方案。这些以及其他年少时的经历，我在个人的自传小说《遗忘布加勒斯特》中多有叙述，该书在2014年由Actes Sud出版社出版。后来，我有幸获得奖学金得以在意大利深造，这个艺术传统极其丰厚的国度和我在罗马的学徒岁月对我至关重要。

《遗忘布加勒斯特》法语版

尽管如此，当时人们所从事的艺术史研究无法完全满足我的志趣，而我也始终对哲学、文学和宗教信仰等议题保持兴趣。在当时晚期苏联政权的艰难处境中，我有幸成为一个青年思想家群体的一员，其中包括罗马尼亚本土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康斯坦丁∙诺伊卡（Constantin Noica），他鼓励——甚至是要求——我们遵从一套在私人学院教授的非常严苛的哲学和文学课程设置。虽然我始终忠实于图像史的学术志业，这些多重的兴趣和不太寻常的学徒经历在我后续的学术研究中留下了印记。1982年，我从罗马尼亚来到他乡，我的学术生涯由此拉开序幕。

康斯坦丁∙诺伊卡

您有三本作品被中译出版——《画作的诞生》（1993）、《影子简史》（2000）和《皮格马利翁效应》（2009）。可否谈谈这几部作品之间的互相关联？作为您的首部学术专著，《画作的诞生》又为整个学术轨迹奠定了什么样的思想底色？

斯托伊奇塔：我的所有研究著作之间必然存在一条共同的线索。1982年，在我决定离开罗马尼亚深造之际，我有幸结识了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作为一个自由而豁达的思想家，他在慕尼黑大学的艺术史研究所慷慨地接纳我为洪堡研究员（Humboldt Fellow），哪怕他有时会把我的学术取向形容为“不拘一格、离经叛道”。《画作的诞生》是在慕尼黑构思而成的，这恰是贝尔廷撰写他的学术巨著《图像与礼拜》（Bild und Kult）的时期。当时，我们有过多次深入的讨论和思想交流，也时不时将这些对话设计、转化为共同教授的课程。《画作的诞生》的叙述始于《图像与礼拜》收尾之处，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仅是在历史时期上，还在观念构想上。

左：贝尔廷；右：贝尔廷著作《图像与礼拜》封面

你提到的另外两本书撰写于我来到瑞士弗里堡教学之后。尽管它们都具有跨历史的叙述结构，它们都遵从《画作的诞生》开启的历史焦点——也即西方近代早期的艺术，它们也都关注一个共通的议题——艺术作品如何呈现叙事结构的二分、如何容纳对艺术之自我反思的想象。我更晚近的作品延续了对这一议题的探究，但也更大胆地把叙述弧线拉长，通过对皮格马利翁神话以及影子作为艺术诞生的原点的探究，把论述从古代横贯到诸如摄影和电影等新媒体领域。

您的所有作品都有来自法国和德国的艺术理论“影响”。就法语艺术史而言，您鲜明地从上世纪末的一代法语艺术史中脱颖而出，继夏斯岱尔（André Chastel，[法国艺术史家]）、达密施（Hubert Damisch）、马翰（Louis Marin，[法国后现代哲学理论家、艺术史家]）和阿拉斯（Daniel Arasse）之后成为新世纪法语学术界一个重要的学术声音。中文读者如今已经相当熟悉阿拉斯、达密施的作品，也对于贝尔曼有相当的了解。您的著作拓展了他们的洞见，但也带有个人的学术印记，此外，您还是少数几位深受他们影响、并与他们有深入对话的在世学者。回看四十年前，您会如何描述法语艺术史那个最具创造力和批判性的时刻？它对您的最重要启迪何在？您的研究与他们又存在什么差异或分歧？

左：马翰；右：马翰著作《摧毁绘画》封面

斯托伊奇塔：在你所提及的学者中，路易∙马翰对我的影响至深。我并不是他严格意义上的学生，但从青年时期起，我对他的著作保持着高度的兴趣，而当我来到西欧，我最想做的事之一就是结识马翰。他允许我时时参与他在高等社科研究院组织的研讨班，我从中获益颇多。他的研究对我最大的吸引在于他糅合思想史和一种对图像语言极其个人的探究的方式，马翰是波尔罗亚尔逻辑学（logiquedu port royal）的专家，且受到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启发。我最早了解到图像符号学是在1970年代前后，当时我在意大利求学，从我在罗马大学的教授切萨雷∙布兰迪（Cesare Brandi，[意大利艺术史家和修复理论家]）和当时的结构主义思潮中获悉这些新的观念。意大利本土的符号学家包括埃科（Umberto Eco）、奥马尔∙卡拉布雷泽（Omar Calabrese）和保罗∙法布里（Paolo Fabri），他们逐渐成为我的同事以及好友。

在所有这些人中，路易∙马翰是一个极具思想感染力的人物，我特别喜爱与他交谈。他的思想愿景与德国学派更为严苛的方法相当不同，我很有幸可以促成他与贝尔廷的学术交流。他们相互欣赏各自的研究，并同时成为我在索邦大学的国家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成员（这是《画作的诞生》的初版本）。安德列∙夏斯岱尔是该论文委员会的主席（国家博士论文是一个如今不复存在的机制，被教学资格认证论文所取代），他也是法国艺术史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事实上，他对马翰和贝尔廷在委员会中的同时在场颇有不满。不过，我在博士论文以及口头答辩中，都对他有关“画中画”的经典论文表示致敬。

至于达密施，我只有零星的接触，但是我很熟悉他的研究。而出于年龄代际的原因，我与英年早逝的阿拉斯和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关系更为密切，他们都是马翰门下的学生，我们也很快成为好友。我从这个常被称为“巴黎学派”的学术群体中学习到许多，我尤其欣赏他们扎根于哲学议题的流动的思考，尽管或许有人会批评他们面对历史语境保持了某种距离。此外，这些法国学者有时会规避德语学界“艺术科学”关注的某些核心面向，后者则扎根于一个过度严苛的方法论传统中，也因此时时需要引入某些论述上的弹性和变数。调和这两种思想取向并非易事，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在《画作的诞生》的导言中，您提到您来自一个东欧国家并熟悉拜占庭和东正教圣像传统，让您更容易觉察到圣像与架上绘画的根本区别。很大程度上，您都是西欧世界的文化和语言的外来者。作为非母语的法语写作者，您走进这个法语学术群体的思想历程是如何的？我的这番提问基于我作为译者对您文本的体验。法语是我的第二外语，且一直并没有日常使用它的习惯，阅读和翻译《画作的诞生》，我深感您第一本书的写作在理论思辨和语言表述可读性上做了不错的平衡。我很想了解您与诸如法语、意大利语等研究语言之间经历了哪些长期的调试？

斯托伊奇塔：离开罗马尼亚后，我必然历经了相当剧烈的文化和语言迁移，这充满了挑战，但我也从一开始就明白彻底融入他人文化圈的构想终究是假想，也因而很小心地规避着各种危险。简而言之，我并不觉得强迫自己比法国人更法国人、比德国人更德国人，是值得尝试的事。一方面而言，我在意大利的求学让我得以接触到一个精彩至极的艺术文化传统和一门美妙的语言，另一方面，我后来组成的家庭让我与西班牙结缘，这些经历同样在我的人生轨迹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文化构成形容为“混合体”（hybride）。我也多次在美国驻留。

我选择用法语写作，这是我幼年起就熟悉的语言，在东欧诸国以及我这一代人的文化情境中都流传甚广。一旦我获得在瑞士法语区的一所大学里教学的机会，我与法语语言的关系也就完全定型了。我在索邦大学撰写的国家博士论文作为书籍出版，以及随后其他在巴黎或日内瓦出版的著作，都遵从了一条相对“常规”的道路。但不论如何，用非母语写作存在重要的限定，也就引导写作者在语言表达上做出更严谨的控制。与我的法国同行和友人不同，我极少玩文字游戏，我对他们的这种能力相当钦佩乃至艳羡，但我也如此鼓舞自己——法语也同时是一门可以像笛卡尔的哲学一般明晰的语言，而这同样值得被使用其写作者推崇。我热爱和敬重这门慷慨接纳我的语言。

您几年前撰写的回忆录《遗忘布加勒斯特》获得了法兰西学院文学奖。有哪些法语作家或文学家对您思考和实践写作带来启发？

斯托伊奇塔：我个人最为推崇的作家是福楼拜，尤其是他的《三故事》（Trois Contes，福楼拜晚年的短篇小说集，包括《淳朴的心》《圣朱利安传奇》《希罗迪娅》）。在二十世纪的作家中，我最青睐的是塞利纳，尽管他在二战时期的政治立场如今受到广泛质疑，但是《长夜行》和《死缓》都为我带来了难忘的阅读体验。我在此还想追加一位用法语写作的瑞士作家尼古拉·布维耶（Nicolas Bouvier）。他的经典旅行文学作品《世界之道》起初由作者本人自费出版，如今终于实至名归地成为了文学史佳话。我常常重读所有这些作品。

您刚才提及您与贝尔廷的学术友谊。重读《画作的诞生》以及《皮格马利翁效应》，更让我能感到您们二人之间的思想默契。您先前已经提及在慕尼黑与贝尔廷的学术合作，目前我们仍在等待《图像与礼拜》的中文译本，可否进一步谈谈二位在同一时期同时构思两部具有观念延续性的作品的心路历程？此外，《皮格马利翁效应》与《图像人类学》的核心关切——尤其是贝尔廷的“图像-媒介-身体”三元组——之间也似乎存在对话关系。您的近作《他者的图像》与贝尔廷的《佛罗伦萨和巴格达》也探讨了欧洲艺术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慕尼黑时期之后，您与贝尔廷的学术对话是如何深入的？

斯托伊奇塔：我从贝尔廷的研究中学习到许多。自从我去往慕尼黑后，他首先吸引我注意的著作是他的宣言式作品《艺术史的终结？》，其中他质疑了这个学科本身的根基。当时，我已对该学科的研究现状感到十分失望，一度想要改换专业和文化视野。与他的对话让我相信，我们仍然可以探索一条创新的质询之路，并在这个过程中承担起挑战学术专业研究中令人沉闷的惯性的风险。

在我看来，我们的学术友谊出自歌德所谓的“亲和力”（affinitésélectives），尽管我们从属不同的思想代际和文化背景。很难明确界定这种亲和力的具体内容。《图像与礼拜》和《画作的诞生》之间确实存在对话关系。我依然记得，在书稿最初成型之际，我将文本从慕尼黑寄送往哥伦比亚大学时的激动心情，当时贝尔廷正在纽约访问。更令人激动的是阅读他对文稿的回应，信中他边祝贺我边解释说，他“终于”明白了我在寻找和探究的是什么，并希冀该书问世后会获得积极反响。

在我来到瑞士、贝尔廷因为对慕尼黑学界局限的失望去往卡尔斯鲁厄后，我们的对话在平行线上继续展开。关于《皮格马利翁效应》一书，它成书于我在弗里堡大学的学术休假年，当时是2002-2003年，我在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de Berlin）访学。尽管该书有其特定的议题，图像-身体的概念线索确实作为一条潜流再次与贝尔廷的研究形成呼应。

《他者的图像》和《佛罗伦萨与巴格达》之间的关系则相对间接。贝尔廷的这部作品我颇为欣赏，探讨的是东西方视觉观念之间的差异与合流，以及两种截然不同的光学知识的产生。其中有关观看议题的讨论也是我长期关注的问题，在《他者的图像》中则体现较少。但在另一本名为《福尔摩斯效应》的作品里，我确有对现代凝视之诞生的探讨，将之定位在印象派绘画、摄影和电影的交叉地带来思考。该书中也涉及《画作的诞生》中对绘画媒介的探究，但《福尔摩斯效应》所关心的则更多是“画作的消解”而非“诞生”。

《他者的图像》是2014年我在卢浮宫讲席完成的一系列讲演，关注的是西方世界对“文化他者”的想象。牵动我思考这一议题的一部分动机恐怕是某种对我与诸多“文化边界、迁移”以及相应带来的挑战的私人反思。

《他者的图像》（左） 《福尔摩斯效应》（右）封面

目前这三本著作的另一个有趣的共通点是都以不同的艺术制作或创作场景作为主题。《画作的诞生》中关于画室场景的第三部分开启了您长期以来对艺术创作的人类学探究。此外，该书第一部分以圣路加描绘圣母的圣徒传记故事开篇，它成为艺术家绘画行为的一种神圣原型。这个场景对于您探究圣像/图像原型、圣像与绘画的不同图像观念，以及“非人为创造”（acheiropoesis）这一超越人类能动性的创作概念至关重要。《影子》一书以普林尼所讲述的布塔德斯捕捉爱人在墙面上的影子的故事为线索，构成了另一个艺术创作的起源故事，并由此引出视觉“在场”与“缺席”的主题。《皮格马利翁效应》则以奥维德的雕塑家神话为线索，探讨了模特与复制品、身体与拟像之间的关系，以及图像内部的动态与灵动这一关键问题。您对布塔德斯和皮格马利翁的阐释都与西方视觉再现的典型模式——摹仿——形成张力（镜像阶段vs.影子阶段，拟像取代了原型）。我很想了解这些所谓的图像创作奠基神话对您思考图像人类学的助益何在？构思这些书作时，您的思考是否始于一个概念（例如“拟像”），还是在形成概念框架之前，主要关注作品带来的视觉经验？

戴里克·布兹，《圣路加描画圣母圣子图》，十五世纪，油画 

约瑟夫·本诺瓦·苏维，《素描艺术的发明》，1791年，油画

斯托伊奇塔：我对欧洲文化想象中各种创始性神话人物的兴趣（皮格马利翁、布塔德斯、纳索西斯、圣路加等）一直且始终存在。这个兴趣的源头或许来自我对所谓“图像”和“艺术品”之间浮动的关系的探究。我思考的出发点或许最初是理论性的，但一旦问题被提出，一整个图像界域（iconosphère）在该理论议题的周围逐步成型，也就让我明白所提的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在《皮格马利翁效应》中，我以“拟像”这一复杂概念为引导，它最早出现在柏拉图和卢克莱修的作品中，而德勒兹和鲍德里亚对之的探究也颇为丰富，对我多有启迪。除了皮格马利翁是西方文化想象中一个关键人物以外，还有其他面向引我关注。我对艺术家以及“天才”的概念与神话的成型有许多兴趣，这在早期的艺术文献中已有体现（从老普林尼到瓦萨里等），并在浪漫主义时期蓬勃发展。我在几篇探讨巴尔扎克的《不知名的杰作》和佐拉的《杰作》这两部小说的论文中对此有所讨论，但我并不确定是否会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相关的思考。

再者，在另一本更晚近的名为《制造梦境》的著作中，我又进而探讨了另一个议题。如标题所示，该书谈论艺术创作与梦境幻象之间神秘的联系。我试图探究这个对弗洛伊德和容格而言尤为关键的课题，但同时规避一种“对图像展开精神分析”的方法论误区（即便弗洛伊德和容格在这本书中出现甚少）和超现实主义的陷阱（他们在书中杳无踪迹）。这本书的结尾分析了笛卡尔三个著名的梦境，这位哲学家在1619年同时发现了“我知”与梦境：“我思故我在“和”我梦故我在”是两个并行的哲学发现，这一点不容历史学者的忽视。

在中国读者较为熟悉的艺术史作品中，对皮格马利翁做过鲜明论述的莫过于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题为“皮格马利翁的力量”的第三章。将您的作品与贡布里希的论述做比较颇具启发性，贡氏借用这位雕塑家人物来探讨视错觉和再现，而您却用皮格马利翁构建了一个以拟像为范式的艺术史脉络。可否谈谈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斯托伊奇塔：贡布里希运用皮格马利翁的深化来解释“完美的摹仿”这个概念，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亟待纠正。贡氏似乎忽视了奥维德叙事的深邃意涵，将之化约为“一篇情色小小说”（an erotic novelette）。当然，也恰恰是这则故事的“爱欲”意味让皮格马利翁得以成为拟像的创始神话角色（拟像作为一种对象并不“再现”[représente]任何事物，而是一种纯粹的“在场”[est]），并将这个故事远远投诸炫技式的摹仿技术的范畴以外。贡氏多少有些浮于表面地把雕像的动态归因为神灵的介入（“女神将冰冷的象牙转化为活生生的肢体”），但奥维德的原文其实更为精微，这令我不得不在撰写文稿时对拉丁原文做语文学的细读，因此试图澄清，在拟像的历史中，艺术与技艺和巫术对话的种种方式。

您早期作品（例如《画作的诞生》和《描绘狂喜》）与二十一世纪以来后期作品之间最明显的转变在于后者都具有“跨历史”的维度，探讨了跨越古今的视觉素材。我感到千禧之际可能存在三个思想趋势与这一转变相关。首先，正如我们之前谈到的，贝尔廷对图像人类学的呼吁。这与第二个趋势相呼应，即对瓦尔堡作为“图像人类学”先驱的复兴，尤其是《记忆女神图集》作为跨越时空的跨历史艺术史研究的典范的复兴。对我来说，《皮格马利翁效应》的结构尤其让人联想到图集的理念，这尤其因为它融合了截然不同的图像类型和跨媒体的艺术作品（舞蹈、电影、手稿插图、现代玩具和美术）。第三个方面是学者对展览实践的参与。与其他学者相比，您并非策展领域最活跃的艺术史学家，但《影子简史》一书确有展览版本，就像《皮格马利翁》一书以其独特的方式将视觉图像构建得如同一场图像展览一样。我们还可以提及《画作的诞生》中探讨的珍奇室绘画这一早期展览模式。能否谈谈您组织这些纸上与实地展览的不同心得？

《记忆女神图集》

毕加索 《女人身上的影子》，1953年，私人收藏，系马德里提森美术馆2009年由斯托伊奇塔策划的展览《影子》的画册封面作品

斯托伊奇塔：阿比∙瓦尔堡及其《记忆女神图集》所承载的思想无疑具有奠基性的价值，可以说，它构成所有图像史研究的基础。同样可以指出的是，鉴于电脑技术的存在，“网络”概念在当代社会中支配着我们的思想，它的操作意味同样对相关学科写作尝试意义重大。在我们这个时代思考和撰写一部艺术史著作无法不在这两道里程碑所划定的范畴内展开。如今，人工智能也异军突起，但我并不想对个中挑战发表个人意见。

我撰写《影子简史》时，其实并非有意识地将其构想为一场展览。当书作面世后我收到有关将其组织成展览的邀请时，我其实是相当吃惊的。也就是几年前，我在马德里提森美术馆策划该展览时，逐渐意识到在一部跨历史的著作中和在一场展览中创造一个“图像网络”之间的异同。在书中，读者可以翻阅书页，在丰富的文字评论之间观看图像复制品，但在广大公众眼前“展示”这个图像网络依赖一系列原作，也因此不得不估计展览空间、作品尺寸、观众的行走流线等等限定，也因而意味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策略。我并不排除将来有一天组织一场有关皮格马利翁和拟像，抑或梦境的展览，我很确信我将从中学习到很多无法预料的东西。

《画作的诞生》和《皮格马利翁》之间另一个有趣的比较点在于您处理艺术媒介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本书截然不同，《画作的诞生》聚焦于被框裱的画面（tableau）这一种视觉媒介；而《皮格马利翁》更有趣地探讨了不同艺术媒介间的空间。但它们也存在共通之处——可以说《皮格马利翁》是《画作的诞生》的雕塑配套读物，您对法尔孔内（Falconet）的雕塑《皮格马利翁与伽拉泰亚》作为一种元雕塑的解读就是一个标志（第五章）。此外，您对艺术自反性的兴趣在另一本书中得以延续和转化，将问题从单一媒介转移到艺术家如何将媒介之间的关系作为自我反思的场域。能否谈谈您试图通过对“媒介”概念的探究来表达什么？

法尔孔内，《皮格马利翁与伽拉泰亚》，大理石雕塑，1763年

《在画作背面》 展览现场

斯托伊奇塔：媒介在艺术史研究中成为重要议题已有一段时间。我从《画作的诞生》一书起对之提起关注，尤其是在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我探讨了架上绘画的物质基底以及艺术家如何将画布以悖论式的方式呈现在观者眼前。一场在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开办的晚近展览题为《在画作背面》（Reversos），我是该展览的合作学者，展览高亮了这一“元绘画”反思源远流长的历史，而这一反思也同时是一项“元媒介”反思，并在委拉斯开兹的经典作品《宫娥图》中企及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从某一刻起，我开始意识到，有必要将媒介的问题放在多媒介或“跨媒介”的层面上进一步展开，这一下子打开了丰富的新视野。《皮格马利翁效应》的结尾读解了一部经典影片——希区柯克的《迷魂记》。我认为，倘若我们不关注场景调度的艺术传统和导演对从静止图像（或者说“画面/画作”）到运动影像的历史转折近乎喜剧式的操纵，我们就无法理解该影片的丰富蕴涵，这一切都得益于赛璐珞胶片和电影摄影术的发明。

在另一部著作《福尔摩斯效应》中，希区柯克的另一部经典作品《后窗》成为我的分析对象，我意识到，在不忽视其影像奇观的本质的同时，倘若我们将之与阿尔贝蒂在1453年有关透视法的著名论断放在一起思考（众所周知，这一论著开启了西方绘画再现作为“敞窗”的艺术史传统），可以为该影片的读解开辟一片介乎绘画与影像之间的新天地。书中我还探讨了另一部经典影片——安东尼奥尼的《放大》——这次引我思考的则是摄影魅像般的特质。

路易·马翰曾在《绘画的不透明性》（L’Opacite de la peinture）中如此说道：“过去的文本在当代理论的推动下，发展出其可能的轮廓；反过来，当代理论也通过其所应用于的文本的偏移，发现了其内在理论力量中未被察觉的虚拟效应。”您的作品将对前现代素材的历史研究与当代理论和哲学相融合，并且您一直主张将视觉文化、图像和艺术创作视为一种智识和哲学的探索。能否谈谈这种对百年前的艺术家和图像创作实践与德勒兹、拉康、鲍德里亚等当代理论家和思想家的“时代错置”如何帮助我们重新思考艺术史？

斯托伊奇塔：我们都是各自所属时代的产物，也始终从各自时代的角度来思考过去。在我看来，批判性探究的志趣之一的确在于现代思想所开启的探究可以带来的新视角，以此引发对历史中艺术品的新理解。这也印证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作品并未“死亡”，恰恰相反，它们依然是“活生生”的存在，而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发现出乎意料、尚待发掘的意涵。

由海德格尔开创、德里达和“法式理论”延续的“解构思潮”，让我们得以把研究的重心从逻格斯、文本和语言的范畴偏离出去，转向所谓的“边缘地带”——换言之，图像的世界。这是不可错失的一场思想实验。

您的作品中探讨了不少二十世纪以降的艺术作品，尤其是影像作品。《画作的诞生》序言中您也提及当代艺术对绘画传统媒介的冲击与您的历史叙述遥相呼应。您会如何描述您的研究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

斯托伊奇塔：我对艺术史的探究无疑以当代艺术思潮为基础。但在我看来，这种启发似乎更多发生在潜意识的层面，也因此很难明确陈述出来。这种启发也似乎同时发生在反方向上，因为我的个别著作在某些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中可以觅得些许呼应。我在此首先想提及影像艺术家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他以个人的方式将我对视觉再现之边界的探究融入自己的创作中去，他精彩绝伦的影像系列《受难》所处理的议题在一个历史维度上与我在《西班牙黄金时期艺术中的灵视经验》中所探讨的现象遥相呼应。《影子简史》的思考则在许多艺术家的创作中可以找到对应，而一场有关裘利奥-保尔利尼（Giulio Paolini）和卢卡-贝尔托洛（Luca Bertolo）的近期展览，也让我相信《画作的诞生》依然可以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

裘利奥-保尔利尼，《西地岛》装置艺术，1983-1990 （该作品标题指涉洛可可画家华托的作品《舟发西地岛》）

站在当下，我们也能看到，艺术史学科乃至支撑它的更广阔的世界正处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危机时刻。艺术史去殖民的呼声和全球转向对西方艺术史的挑战中愈发强烈，这些发展已然超越了贝尔廷撰写《佛罗伦萨与巴格达》的时期。跨领域对话的有效模式是什么？您如何看待欧洲艺术或您自己的学术研究在这个不断扩展的领域中的位置？

斯托伊奇塔：我成长于欧洲文化腹地，视野也因而无法逃脱欧洲中心主义。尽管如此，我来自该文化的“边缘”地带，也似乎让我得以对各种可以从内部质疑其核心假设的文化现象有更强的敏感度。这在《他者的图像》中有所体现。但我想也不止如此。如我在《画作的诞生》中译本的导言中所说，我对西欧“画作”现象的思考并不是从一种必然的“西欧”视点出发的，尽管这也绝非一个不受文化地理限定的视角。我对欧洲以外地区的文化想象保持高度的兴趣，也时不时将之融入我的研究中去。譬如在一本近期著作《论身体：解剖、防具、幻象》（Des Corps. Anatomies， Redoutes， Fantasmes）中，我把西欧身体防卫技术与视觉再现与太平洋玻里尼西亚群体的纹身实践放在一起探讨，由此收获了一些截然不同的理解路径。

总体而言，我相信文化间的对话必然会是有益的，我很愿意在我人生所剩的时间中尽我所能地继续这样的对话。

近年来，您读过哪些艺术史领域激动人心的新作品？

斯托伊奇塔：艺术史近作中有不少“物质转向”的作品都令我眼前一亮：大卫扬金的《打底：一部文艺复兴图画史》、Yannis Hadjinocolaou，《思考的身体——形塑的手》（Thinking Bodies–Shaping Hands）和尼古拉苏托尔的《伦勃朗的粗糙感》（NicolaSuthor， Rembrandt’s Roughness）。我也想提及两位我最具天分的学生的近作：Jean-François Corpataux，《丰饶的图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与朝代》（L’Image féconde. Art et dynastieàla Renaissance）和Dominic-Alain Boariu，《君王与弑君：讽喻、绘画与政治》（Roi et régicide. Satire， peinture et politique）。

艺术史学科在中国蓬勃发展，公众对其也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关注亚洲艺术与世界艺术的交融，以及全球南方的艺术史。对于任何有志于学习该领域的学生，您能给出什么建议来激发他们的兴趣和好奇心呢？

斯托伊奇塔：我在此想用一个有关透视法的隐喻来表达我对年轻学生的祝愿：试着从可以撼动灭点的视角中汲取一切潜能，并以此为起点去开辟一个思想的新空间。这是一场不可忽视的思想探险。

梁小曼（1974-2024）

认识小曼可能有十年了吧，想来我们在香港、珠海和深圳都有缘相聚过，时间不长，但印象深刻。初见好像是某一届的香港国际诗歌节现场，她和我都是那一次诗集系列的译者。在深圳是有一次参加北岛老师主持的金丝燕老师读书会，之后聚餐，她也一起。2018年秋天在珠海无界书店，我主持了小曼和东东的诗集发布会，主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当时小曼发长过肩，穿着一条深灰色的连衣裙，脖子上挂着一副橘色的耳机，非常醒目，她告诉我是东东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我们谈诗歌，说人生，讲起陈东东的名字在潮汕话里面是“当当当”，好像钟声。我们俩在咖啡厅大笑不止，东东微笑不语。她的笑声轻巧，一直在我耳边叮铃作响。

后来疫情期间，我们在微信上聊天说健身养生，脸书上互相关注点赞。经常说要在深圳约饭，有一次差点成了，但最后不知道为什么最终没有成行。2023年《红的因式分解》出版之后，她给我寄来一本，扉页上清秀工整的小楷写着：“亲爱的黄峪指正，小曼”。我说好啊我一定写书评。这篇书评开了个头，后来因为自己心情不好，一直拖着。2023年底有天早上和小曼微信语音聊了两个多小时，直到手机没电，她也要出门去医院了。当时谈得很深入也很私人，很多话彼此都是第一次和别人说出口。这也是我们之间难得的缘分和信任。我后来慢慢好起来了，又回到了很多人眼中那个行动力超强的状态，但书评一直没有写完，觉得小曼会明白我的拖拉，因为她这本诗集里面收入的一篇访谈就叫做“我想做一只虚空缓慢的龟——答敬文东”。

《红的因式分解：梁小曼诗选》，梁小曼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3年2月出版，180页，52.00元

“系统故障”的两面性

在这篇访谈里面，小曼说到自己为什么喜爱学语言和诗歌翻译：“现实的层面，我如此专注诗与翻译的手艺活，它们帮助我抵消了外部世界无处不在的暴力。”（145页）这一段让我心有戚戚焉。在我觉得难过迷惘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会特意选一篇自己很喜欢的作品译入中文。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会翻译文章，如果时间有限，我会挑选一首诗歌翻译。在做这个“手艺活”的过程中，我能够进入一种无我的境界，与作品原文对话，感觉自己似乎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灵媒。通过翻译诗歌，我能够暂时进入心灵的避难所。

小曼也提到自己在2013至2017年期间在怀疑与沉默中度过，一度陷入写作的“系统故障”。有一段，我读了觉得非常感动：

2017年，我在山海之间生活近三年，某一天，并不热衷大海的我突然想开车到遥远的另一段海滩。那时是冬天，我知道海边将很僻静。我们来到那个逢淡季而景物萧条的小镇中漫步时，我忽然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虽然还很轻，我却瞬间辨认出，它是一个值得捕捉下来的声音。我当即写下了《较场尾》。从这首诗开始，我转入写作的另一个阶段。（147页）

声音，这是贯穿梁小曼诗选《红的因式分解》的重要概念之一。这首同名诗歌出现在此书最后，其中首先引用了Octopus Octavian的一句诗歌：不再发出无意义的声音。而《较场尾》中的声音，究竟是怎样的呢？于是，我特意把这首诗仔细读了一遍，试图找到它：

较场尾

开车从大梅沙出发

公路的左边是荒凉的山

右边，能看见白茫茫的海

我们穿过鹅公岭隧道

沿路没有什么车

较场尾也没有什么人

我们走在大海与半遮掩的

客栈之间

那些客栈有着蓝色的

白色的，粉红色的外墙

门口有趴睡的狗

没有猫。没人招呼我们

也没人阻扰我们

我们随随便便地

闯入原住民的村落

酒吧、客栈和海鲜档

经过一块“艳遇高发地”的木牌

来到大海的面前

冬天阴郁苍白

大海也乏味无聊

我们举起食指和中指

拍美颜照，仿佛要证明

冬天和大海，以及我们

确凿无疑地存在着

我试图揣摩，小曼听到的声音是怎样的呢？诗歌中没有描写到发出声音的人或物，狗睡着了，没有猫，也没有人，大海乏味，这个轻轻而陌生的声音，也许来自她心里的世界，也许来自冬季小镇的萧条。深圳是一个崇尚速度的经济特区，到处可见“时间就是金钱”的标语，电动摩托无处不在，节奏甚至比香港还快。生活在这个喧嚣的都市之中，每个人都营营役役没法安静下来，听自己心里的声音。在《声音》这首诗中，小曼描述了都市的嘈杂：

它落在低处

城市边那条漆黑的河

周围的声音越来越高

打桩机，乌鸦飞向枯枝

沸腾的生活，污水汩汩从

管道流向我们的喉咙 

你被一个声音带走

像无辜的气球

园里的兽在等候夜晚

白天使它们躁动

漆黑的河使它们躁动

你被一个声音带走

是那流水，腥味的人

所需要的一切

园里的兽在等候夜晚

月亮洗刷这个世界

让它变回可理解之物

远离城市机器，重新倾听心声——这也许也是小曼和东东在2014年特意搬到远离闹市，背山面海的一个小区生活的原因。她这样回顾：“在这个略感荒凉的地方生活、写作、散步、思索、适度外出，去履行一个诗人的责任，参加诗会或者别的写作衍生动作，内心得以保持平静。这种生活一定程度上修复了我的内心，滋养了我的写作与习艺。”（146页）

2022年6月，深圳。

在我看来，“系统故障”这个意象，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诗人对喧闹都市机器的评价，人类世界充满规则。尤其是城市，就像一个操作顺畅的系统，一部顺滑无缝的机器，我们要做的只是为机器加油，让它不要发出噪音，让它运作得更有效率，让它不要为世界增加问题。在这个前提下，城市的噪音可能只是那些阻碍发展的声音？建筑交通工业发出的声音理直气壮，因为它们代表着生产进步和效率。在都市地铁上大家都不再说话，静默中打发时光。但这种如同卓别林1936年默片《摩登时代》中描述的按部就班的机械生活，毕竟是非人性且反诗性的。感官敏锐的诗人会捕捉到城市中不同居民用各种方式发出的心声。比如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就曾经写过一首以“伦敦”为题的诗歌，描写在街头的所观所听：

London  伦敦 

I wander thro’each charter’d street,

Near where the charter’d Thames does flow. 

And mark in every face I meet

Marks of weakness, marks of woe.

我在伦敦每条特许街道上徜徉

在这些街头边上泰晤士河流淌

我见到的每张脸上都有印记

印记来自软弱，也来自悲伤

In every cry of every Man,

In every Infants cry of fear,

In every voice: in every ban,

The mind-forg’d manacles I hear 

在每个男人的呐喊声里

在每个孩子恐惧叫唤中

在每个声音里，在每个禁令

思想锻造的镣铐中我侧耳倾听

How the Chimney-sweepers cry

Every blackning Church appalls, 

And the hapless Soldiers sigh

Runs in blood down Palace walls 

扫烟囱的人怎样哭喊

漆黑的教堂令人慌张

潦倒的士兵低声哀叹

鲜血流淌在宫墙上

But most thro’ midnight streets I hear

How the youthful Harlots curse

Blasts the new-born Infants tear 

And blights with plagues the Marriage hearse

但我在午夜街道上更多听到

年轻妓女咒骂连连

新生婴儿爆泪哭闹

而婚礼灵车在瘟疫中凋蔫（笔者自译）

这首诗在1794年被收入布莱克的诗集《经验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属于其中少数几首用悲观色调描写城市的作品。1859年，狄更斯出版长篇历史小说《双城记》，第一章名为“时代”（The Period），背景设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开篇的著名长句一共有一百十九个英文单词，描写了伦敦和巴黎这两座城市的极端状况：

那是最优之时，也是最劣之时；智慧之纪，愚昧之纪；信仰时代，怀疑时代；光华之季，冥暗之季；希望之春，绝望之冬；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全都会直上天堂，也会落到别处——简而言之，那个时代与当下时代甚为相似，某些至为喧闹的权贵坚持认为，不论好坏，彼时只当用最高级别之比较来形容。（笔者自译）

城市中众生芸芸，众声喧哗，什么是音乐，什么又是噪音？时至二十一世纪，学术界已经出现了众多关于城市声景（city soundscape）的研究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近年被译为中文的《荒野之声：地球音乐的繁盛和寂灭》。此书探讨了动物声音演化、人类音乐起源等主题，通过森林消退、海洋噪音等现象，指出声音多样性危机隐喻着生态破坏与社会文化割裂，并呼吁通过倾听实践重建人与自然的联系。

另一方面，“系统故障”是诗人对肉身病痛，居住环境，时代风气的反思，也许也有些微反抗，但小曼的反抗，是温柔的，温暖的。这个诗集有好些诗作都写到声音。比如说：

长夜里枯坐/倾听神的声音（《暴力》）

沐浴不断返回声音，如同葡萄籽，总落入泥土（《葡萄》）

他的声音被烫金的《刑法哲学》压得很薄（《体面生活》）

你看着一堆诗集，不知道从何读起/忽然想到，十月的某个夜晚，某个荒凉的城市/某家酒店公寓里传来男欢女爱的声音（《酒店》）

从幽暗的房间醒来，有一刻/你寻觅着一种神秘黑鸟的声音，它/经常落在你散步的小径/种植的某种南方的树上，发出嘶哑的叫声，你的心为之颤抖……（《虚拟世界》）

灰色的屋容纳着风暴/仿佛是星球的中心——/是她们命运的枢纽/必有什么隐藏在风暴中/让声音全部消失/哭泣的母亲，抚摸着她的手/蜈蚣穿过赤月峡谷/许多年后/曾被消音的一切/嘶嘶地响起——/那装了扩音器的悔疚（《悔疚》）

以上这六首作品中写到的声音，分别都来自不同的情境。引用《札记：与诗有关》之中小曼自己的话来说，声音是她诗歌的来源：

我的诗歌直接来自声音，借用古老的吟游诗人的说法：“神明将歌谣注入我心中……”我诗歌写作中触景生情、因事缘情等“随兴”不多，它并非我日常生活的即兴表达，更多是过往与当下的生命体验在经过潜意识环节后又回到意识层面的“声音”，是艾略特所讲的“经验的集中”，也是特朗斯特罗姆的“醒着的梦”——就是说，这所谓的“随兴”背后是有待苏醒的记忆与经验。过往（包括当下）的写作依然来自“神秘信息的使者”（北岛），但影响我写作的不仅仅有我个人历史的意识，同时也有关于未来的意识。（138-139页）

怎样书写这个时代的情感？

在访问中，小曼这样说：

每个时代的诗人，都有她需要处理的自身经验与时代经验——这些经验构成她的总体写作资源，或者说对象，其中，当然包括具体的情感和爱，关于亲情、爱情，或者自然与艺术……在此之上，还有一个“绝对律令”范畴的“情感和美”，它有一个永恒的向度。每一个诗人都不可回避在这个向度下展开她的写作，那么，无论诗人的书写关于什么，绝对的“情感和美”始终被包含在其写作中。（154页）

然而，我想我无法站在任何一个阵营里，一旦我们去考虑写作中的爱、恨、美、丑，似乎暗示我们对世界拥有某种主动权——然而，这不是真实。更多时候，我们连内心的情感都被剥夺、被改变，我们只能在我们身上承受时代给予的一切，并在我们身上艰难地克服它，尽最大的天赋将它转化为一个时代最清晰独特的声音。（155页）

当代读者也许对《双城记》仍有共鸣，我也多次听到这句话被引用：“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高效运转，紧密互联，却缺少情感的温度。法国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在《资本主义的情感》（Les Sentiments du capitalisme）中提出“情感资本主义”，分析消费主义与情感的关联，并在《快乐至上》（Happycratie：Comment l'industrie du bonheur a pris le contrôle，中文版题为“幸福学如何控制我们”）中探讨幸福产业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在《爱的终结》中，她分析了“在我们所处的这个超联通的现代性（hyperconnective modernity）中，社会纽带所具有的一项更难以捉摸的属性：不稳定性——这些关系哪怕处于紧密的社会网络、超强的技术和消费的包裹与支撑中，仍然很不稳定，而且其不稳定性正是经由这些因素达成的。人们选择从性关系和浪漫关系中抽身而退，已然是这些关系的一项常态了”（第4页）。关于书写这个时代的情感，小曼《红的因式分解》里的《东京》最温柔微妙又切中要害，可以与前面提到的布莱克的《伦敦》对读：

东京

火车在天空穿过东京的高楼

而天空也倒映在穿过高楼的

火车中，我的耳边响起一部

电影记录的声音，倾听的姿态

像一只云中降落的鸟

等待暴雨的信号

轨道下的人们神情漠然，举止庄重

回避目光的交换，就像回避一场大雨

回避鲜艳的颜色，执着一种无盐的

鱼生和清淡的房事

他们在火车之下，在高楼之上

脂粉与香味被精确地测量

一切恰到好处

我想起那侧耳倾听火车的阳子

那云中降落的鸟，折羽的鸟

等候一个婴儿的来临

沉默中测量火车穿过高楼的

声音，测量他的内心

和欲望，然而

夫妇之间谈情说爱是多么失礼

天空黯淡

我们测量这火车穿越高楼的

声音，记录它，回忆它——

这声音，这穿破空虚的欲望

2017年10月，东京。

这首诗让我想到科波拉的电影《迷失东京》。在世界上最为繁忙拥挤的新宿街头，过气男影星和少妇旅者结伴同行，酒吧闲聊，街头漫步，歌厅唱K，静看日出，在陪伴中默契十足，但实际上不过是两个孤独的陌生人，连朋友都算不上。各种声嘶力竭，言不及义，都比不上两人在斑马条纹装饰的歌厅里，各自茫然望着前方，肩头轻轻靠着对方，呼吸对方体温气味的那一刻亲密。当然，在AI盛行的时代，我们所经历的，更加是斯派克·琼斯2013年拍摄的那部《她》里面描述的那种无法爱人，只能依恋人工智能助手的情况了。正是在这个时代，我们更加需要诗歌，提醒我们系统故障的必要，提醒我们爱的难处与可能。正如古罗马诗人弗吉尔所说，爱征服一切（Amor vincit omnia）。

系统故障

这个时候，让我们开始

谈论吧，爱是什么？

爱是一个人通向终极的必经之路

终极是什么？终极是神为你写的代码

如何爱一个人？帮助他抵达终极

那么，死亡又是什么？

死亡是系统的修复

诗是什么？

诗是系统的故障

诗是什么？

诗是系统的故障……

小曼给东东写了一首诗，叫做“室友——给陈东东”，里面描写到他们生活的细节，一起养的猫“元首”：

入夜了，马路空荡荡

我们的手放在你的口袋里

腊八已过，海边吹来的风

让夜晚的山脚充满凉意

走路的时候，我们热爱交谈

像同处一个动物园的室友

让笑声不可抑制地

总在语言转换的那个机关

被你摸到，巫师的变形术

还有谁比你更精通此道？

言辞以及言辞的倒影

将散步的进行时

随着皮肤的温度升高

夜色更暗，诗再次

或者说，无时无刻不

得以赋形，变格为完成时

我们更热衷抢注某个形状

像同处一个动物园的室友

许多时候，你的确更像

一只小松鼠，喜欢啃

一切果仁，脑袋的形状

它的尺寸和身体的比例

都比我们更适合栖居于

森林，可你坚持

归属“元首”的部落

并模仿我们的声音

它曾让一个南京人

哑然失笑——

如今，抢银行电影

依然是你的最爱

把猫宠坏的人也是你

东东和小曼一起十年，感谢她一直唠唠叨叨地纠正他的各种错误，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是一段多么美好的相遇和缘分。他以为小曼会是那个为他身后编作品集的人，没想到现实却是相反。但他也庆幸做编辑工作的是自己，因为自己相对更加专业和严格一些。在她生命最后五个月里，小曼把摄影、诗歌和散文作品都整理在不同的“定稿”档案夹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东东编辑整理她的诗、散文、翻译、摄影、绘画等几个方面的作品，其中还有几篇科幻题材的小说。小曼的诗已经基本整理好，而她的散文——书评、影评、乐评、游记、记梦等内容估计有二三十万字。东东编辑小曼的散文时，还常常被逗笑。我想，这是最好的告别和纪念吧。东东告诉我，小曼和他叫我黄山谷，或者庭坚——苏东坡好友。的确，我最喜欢苏东坡。小曼面对暴力苦难和病痛的通透和豁达，是我一直都佩服的。她对朋友的真诚，愿意倾听的姿态，是我至为喜爱的。

2023年10月，上海。

去年11月13日，突然从其他文友那里得知小曼离世，几乎无法相信——我们才在微信上互发语音，约好要在深圳一起做许多事情，那些计划还没有实现，我们就已经阴阳相隔。我一直不敢找东东，但看到他的微信公众号“见山书斋”这半年来开始发送小曼诗作和摄影作品，我感觉在这些有温度的文字和图像里，小曼似乎从未离开。于是我和东东商量，想为小曼逝世一周年举办纪念活动，地点选在他们在深圳居住时最喜欢的书店。8月下旬，东东从上海回深圳办事，我们和书店落实了纪念会事宜。我也有幸终于在小曼生活过的空间走了一趟，看到她的藏书和画具，闻到她生前最喜欢的玫瑰香盒。小曼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生于粤语之中”，描述她在深圳出生成长的经历。带着她的文字和影像，再走一趟鹏城，感觉既熟悉，又陌生。这座特区城市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匆忙高速，实干高效，但在小曼生活的大梅沙，我领略到了她缓慢诗意的一面。是小曼提醒了我，在高速运作的都市，尤其需要学会慢下来，聆听自己的内心。小曼这样形容自己：

我一直很纵容自己的慢性子，特别是在写作、艺术方面，我甘愿做一个“虚空缓慢的龟”。写诗也好，摄影、绘画也罢，我似乎下意识地抵抗成熟过早地到来，我想更缓慢一些，更迂回一些。（164页）

小曼，我忘了有没有告诉你，我自己想做的动物是什么。我倒是告诉过你，自己从小都被朋友叫做劲量小兔——因为劲量电池有个广告里面，有只用这款电池的粉红色小兔子玩具一直在打鼓，似乎永不疲倦，永远开心。其实啊，小曼，我最想做的，是一只诗人的猫，好像你收养回来的那只现在已经十八岁的三花猫“元首”，有书本和诗歌伴随，听得到系统故障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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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土无疆：古代中国的今生与来世》，[英]杰西卡·罗森著，李晨、陈北辰译，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9月出版，495页，88.00元

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新著Life and Afterlife in Ancient China的中文版《厚土无疆》，是一部讲述中国文明的关键时段、国家文明的形成历程的作品。从距今约5200年开始，延绵到公元前三世纪晚期（即秦实现空前的大一统之际）这一长达近三千年的阶段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第一个段落，在考古学上正是青铜时代。对于认识中国文明，这是最值得浓墨重彩、洞幽察微的段落，因为它上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山川形胜、资源物产和生计生活，下启中国文明最本质、最深邃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以及由此滥觞的书写、图绘及种种艺术、宗教和意识形态。关于这个关键时段的作品并不少见，但面面俱到、宏大而平均的叙事居多，《厚土无疆》却另辟蹊径，宛如避用主调音乐，转而采纳赋格曲一样，以跨越广袤的时空距离的十二处特殊埋藏为节点，循序渐进地反复深描，最终勾勒出中国的国家文明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文明的同步、独到，以及跨越欧亚大陆的文化交融。因此，《厚土无疆》提供了一场跨越近三千年，既有顺时而下的潮流，又有跨越山海的呼应，在关键节点上盘桓，乃至一唱三叹的壮游。这是一场与国同行的壮游。

杰西卡·罗森

一

这场壮游的首要特质是它建基在考古学，尤其是中国考古学之上。这并不仅仅指十二个主题都是考古新发现和收获，更是指全书的核心观念建立在考古学上。考古学不仅提供了壮游的素材，更提供了壮游的时空尺度、主题以及叙事可能性。

“青铜时代”最早由十九世纪上半叶丹麦国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C. J. Thomsen）提出，至今仍然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考古学体系中。在汤姆森眼中，包括青铜时代在内的三期说原本只是博物馆展陈叙事的一种排序和编辑方式。英国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柴尔德（G. Childe）对三期说的旧瓶新酒式改造才奠定了《厚土无疆》的第一种基调。柴尔德提出，“城市革命”是人类社会跨入文明的门槛是青铜时代的本质。从反山M12大墓、遭遇破坏的陶寺酋邦首领墓葬到安阳花园庄东地M54，即亚长墓，都是这场变革在东亚大陆登场之际的表现形式。来自南北不同地点、不同时段的十二个主题无一不是柴尔德城市革命的经典样本：超越一般墓葬的尺度规模，青铜、玉石、黄金甚至精致陶器等珍贵物质的奢侈调用，对来自异域的物质和技术的垄断，对他人生命的支配和占有。这些表现背后的驱动力就是稳定的社会复杂化和层级化进程。

亚长的青铜手，和他一起葬于其位于安阳殷墟宫殿宗庙区附近的墓葬，这使他在死后仍能守卫这座晚商时期的都城。

亚长牛牺尊，长四十厘米；盛酒器，觥，通高十八点七厘米，有吉祥的寓意。

所有的主题都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和新收获。不少地点，如广汉三星堆和秦始皇陵区的考古工作还在持续进行。虽然统称为十二座墓葬，但它们的考古学内涵更加丰富。大多数君主并非孑然独立，反山、陶寺、殷墟花园庄、宝鸡茹家庄、韩城梁带村、军都山玉皇庙、蚌埠双墩、天水马家塬都是尊卑有别、绵延有序的权贵墓地。有的从属于陵墓，帝王的威权和气势扑面而来，但无人安葬于此，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百戏俑坑和青铜水禽坑。在最新发掘收获的支撑下，广汉三星堆埋藏坑应该可以确认并非墓葬，只是是否为祭祀坑，此地是原生还是次生埋藏现场，与之相关的仪式活动和信仰，都尚未成定论。在严谨的考古学分析中，它们都可以被归为同类。无论是墓葬祭祀坑，还是本书没有详细介绍的窖藏，都属于特殊埋藏，或者有意埋藏，与中国考古学中被称为“灰坑”的任意埋藏，组成考古学文化单元的全谱系。

秦始皇陵兵马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成千上万有组织的工匠共同完成了这一创造，他们显然遵循了一位强大统治者的野心和指示。

甘肃马家塬武士墓俯视图，年代为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三世纪。

《厚土无疆》的十二个主题都在青铜时代的特殊埋藏类别之中。所有的特殊埋藏都是有意图、有动机、有预期的个人或者集体行为的结果，而行为受到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传统或者个人有意识的选择和表达的驱使。从葬于反山的未知其名的良渚首领到横扫六合的秦始皇，所有个人和从属的集体，所有的言说和言外之意，所有的规则和变通，都在考古学视野下呈现出来。

良渚遗址反山大墓，长三点一米，宽一点六五米，深一点一米。

二

当以十二处特殊埋藏为关键案例得到考古学的背书后，它们的阐释力就成为随之而来的问题。这场壮游究竟能够带领我们抵达何处，是浮光掠影的考古新发现，还是早期中国甚至整体性中国文明的本质特征？这也构成《厚土无疆》的第二种基调，即超越生死、超越个人、超越现时的墓葬观。十二处特殊埋藏反复说明生死并不截然对立，墓葬也绝非一己私事。在中国文明之中，它就是现实憧憬的投影，也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舞台之一，因此成为探寻文明深处的观念和记忆的关键门径。

在中国文化中，墓葬具有格外特殊的地位和重要的意义。首先，墓葬不是生死的边界。正如《厚土无疆》英文版的标题用词一样，与“生”相对的不是“死”或者“逝”，而是“来世”。《白虎通义》有“阳气动于黄泉之下，动养万物也”。因此，墓葬不是人生的终点，也不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相反，它是无始无终的人生循环的一个转化环节，意味着未来生命的到来。其次，当血缘关系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关键纽带，而社会和国家治理建立在血缘制度的暗喻或者转换形式基础之上时，祖先崇拜就将墓葬推向了社会的聚光灯下。因此，墓葬不必是凄苦悲恸的，它可以是充满表达和期盼的。相对于离别和断裂，墓葬更强调聚合和连续；相对于逝者，它更多关注和表达生者的世界。

在世界所有主要早期文明中，墓葬，尤其是权贵的奢华墓葬，是重要的宣示之地。墓葬，成为和公共建筑、纪念性建筑一样的公开展示的艺术。所有的墓葬、随葬坑和器物坑都是支配社会人力和财力的指标。《厚土无疆》的十二处特殊埋藏因此就是十二座中心舞台。虽然如同凤翔雍城秦景公大墓到秦始皇陵那样空前的尺度并不多见，但是几乎所有的陵墓都远大于同侪。而且，要么如同陶寺、随州插鼓墩、平山三汲乡那样，权贵墓葬与其他人的墓葬保持间隔，要么如同殷墟花园庄东地、延庆军都山那样形成众星拱月之势。所有的特殊埋藏都以令人咋舌的数量和质量为特色，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有我优是所有权贵都熟谙的法则，无论是墓葬中的青铜器、玉器、金器，还是象牙、殉人，都是这个法则的表达形式。在奢侈性展示之外，所有的中心舞台上的角色都需要解释权力与文明的来路和走向，这造成了陶寺大墓的彩绘龙纹陶盘、鼍鼓，三星堆埋藏坑的神树、面具，双墩大墓的包金铠甲，中山王墓的铜版兆域图，等等，闪亮登场。

陶寺残墓所出为数不多的彩绘陶杯之一，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年。

四川省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大立人像，年代为公元前十三世纪至前十二世纪。这一神秘人像躯干部分的形状可能借鉴了圆柱形的树干。

中山王墓出土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年代为公元前四世纪。

三

这场壮游的实现方式引出了《厚土无疆》的第三种特质，兼具政治学和诗学的物质文化研究。在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下，纹样、器物、墓葬和景观都不再神秘而隔离，早期中国文明是可游的。

罗森教授曾经荣膺有中国人文研究领域诺贝尔奖之誉的唐奖汉学奖，颁奖词中，“为静默的器物发声”就是对她在如何理解中国文明尤其是物质和艺术上的贡献的最精准的褒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罗森教授供职于大英博物馆东方器物部近三十年，她使中国的玉器、青铜器乃至整体性中国文明成为西方博物馆的常见展陈主题，她不仅通过一系列专业著述和图录向考古学与艺术史学生示范和传授，她的《大英博物馆中国艺术》（The British Museum Book of Chinese Art）更是教会更广泛的西方观众如何观看中国艺术。

杰西卡·罗森编《大英博物馆中国艺术》

物其实并不沉默，只是以文字先入为主的观看者不一定听得到物的声音。十九世纪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伟大旗手拉斯金（Ruskin）曾经说过，“伟大国度以三种文本——事迹、言辞和艺术书写自传，没有一种能在不参考另外两种的情况下得到理解，但是三者之中，只有最后一种才是可信的”。罗森教授“写一部全新的、不同于早期文献和正史的历史著作”的愿望正是这种思想一脉相承的结果。中国考古学迄今都不擅于讲述“物的历史”，物常常被当成科学规则的证据，或者不受约束的文化标签。我记得罗森教授多年前以殷墟妇好墓随葬器物组合为例，说明晚商社会的物质语言系统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墓主人的尊崇地位可以通过器物形态、规格、数量、组合关系，寻常器物形态组合成罕见形态，以珍贵材质制作常见器型，远距离输入的奢侈品，等等，表达出来。这一思路发人深省，在《厚土无疆》的所有案例里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值得走向阐释的中国考古学学习。

物的表达可能是“政治学的”，可以精确地计算和整饬地排列的。从《周礼》开始，绵延至后世的基于所有者身份和等级的层级式鼎簋制度、舆服制度甚至建筑制度，《考工记》的都城营造格局符合这种规范。然而，物的表达从来都不是严丝合缝地符合规范的，既可能处心积虑地将文化或者政治认同、倾向、记忆和期盼揉进去，也可能将个人私慕、思绪情愫或者临机应变带入物中，也就是“诗学的”。

《厚土无疆》的所有案例都在集体有序传承的文化和制度里，但也不乏个人的灵光乍现。所有的特殊埋藏都不是地不爱宝，有意遗留给未来的我们的，它们一定服务于当时的赞助人和行为者。这就是我们能够通过特殊埋藏看到背后的人影，揣摩暗藏的心态的原因。安徽蚌埠双墩墓葬的形态和随葬器物组合传递出两种不同的声音，在遵循甚至可能复制楚制的表象之下，巨大的圆形墓穴、模仿石墙的土坯墙、被陪葬墓环绕的主墓、墓主人心爱的环首弯刀都在表明钟离君与遥远的北方割舍不断的文化脐带。这样的例子何其多也！我相信领会了罗森教授的壮游之术的读者必定能够发现更多、更独特的早期中国文明之美。

安徽蚌埠双墩钟离君柏墓

钟离君柏的一把青铜剑，长四十七厘米；两把草原风格的青铜刀，长二十八点八厘米；八名殉人各有一把较小的青铜刀，图中的这把长十三点五厘米。

此时距我初读罗森教授的《莲与龙：中国纹饰》（Chinese Ornament: The Lotus and the Dragon）、《剑桥早期中国史》西周考古章（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和《赛克勒博物馆收藏中国青铜器》西周卷（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已近三十年。罗森教授一直在中国早期考古、艺术和物质文化上笔耕不辍，引领前行。《厚土无疆》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采用了以个案带动整体、以时刻勾连时代的写作策略，希望向更为广泛、更为多元的读者展示一种超越“重大发现”的表面喧嚣，走向作为基磐的早期中国文明洪流的方式。

罗森著《莲与龙：中国纹饰》

《追寻兴奋：文明化过程中的体育与休闲》，[德]诺贝特·埃利亚斯 / [英]埃里克·邓宁著，何江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丨世纪文景，2025年4月版，416页，95.00元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与他的学生、英国社会学家埃里克·邓宁（Eric Dunning，1936-2019）合著的《追寻兴奋：文明化过程中的体育与休闲》（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1986；何江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是体育社会学重要著作。

本书译者认为，书中文章的研究对象虽然都是摔跤、猎狐、足球、足球流氓、拉格比球之类，如本书主标题所讲的“追寻兴奋”，但文章的研究主题却如副标题所示，是关于文明化过程的探讨。具体而言这些文章大体上是围绕两个论题来展开：其一，参与及观看体育运动是对兴奋的追寻，是对在文明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例行化的工作及生活的应对；其二，体育运动经历了从直接的身体暴力向模拟打斗的转型，其发展是与社会整体的文明化状况紧密相关的。“总的来说，以体育运动为研究对象的这本文集，并不应简单归在体育社会学这个研究类别之下，而应视为对‘文明化过程’‘型构’等埃利亚斯社会学理论中的关键概念的阐述和扩展。”（译后记，406-407页）这一理解是对的，因为埃里克·邓宁在本书“前言”中就指出这些文章都是埃利亚斯关于文明化过程及国家形成的开创性研究的系统中发展出来的，是对这一理论及研究体系的例证和补充，也是埃利亚斯所提出的独特的社会学“型构”及“发展”取向（figurational anddevelopmental qpproach）的代表（3页）。

该书是一部主要发表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关于体育运动及休闲研究的论文合集，作者除了诺贝特·埃利亚斯和他的学生、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埃里克之外，作为第九章的那篇论文是邓宁和另外两位合作者撰写的。在1986年结集出版的时候，收入了邓宁撰写的“前言”和埃利亚斯撰写的“导言”，实际上这是两篇关于体育社会学的长篇论文。全书共十章，都是原先发表过的论文，有些在收入本书时作了修订。这十章的题目分别是：“在休闲中追寻兴奋”“业余时间光谱中的休闲”“作为社会学难题的体育运动生成”“关于体育运动与暴力的论文”“中世纪及现代早期英国的民间足球”“体育运动群体的动态机制，特别是关于足球”“现代体育运动的动态机制：对成就—努力以及体育运动的社会意义的讨论”“体育运动中的社会纽带与暴力”“足球比赛中的观众暴力：迈向一个社会学的解释”“体育运动作为男性的保留地：关于男性特质认同及其转型的社会渊源的讨论”。可以看出，这些论文以“体育”和“休闲”为主要线索，从社会学的角度分别对体育运动的兴奋来源、业余时间光谱、足球运动的发展演变、体育运动中的暴力与社会纽带、体育运动与男性气质等议题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在研究中，埃利亚斯的经典理论“文明化过程”是贯穿在各种研究议题中的核心概念，是“文明化过程”理论对于发展中的社会学研究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要例证和学术成果。另外可以看到，被称作体育社会学先驱的埃里克·邓宁作为埃利亚斯的学生和学术上的重要合作者，他的贡献也是非常突出的。因此，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导言”特别提到“这本书中的一些部分是埃里克·邓宁和我合作的成果。这一合作持续了几年，我很享受。现在这次合作的成果第一次结集成一本文集，埃里克·邓宁自己的研究极大地提升了这本合集的质量”（30页）。

埃里克·邓宁在本书的“致谢”谈到他的老师诺贝特·埃利亚斯给予他的巨大帮助，讲到了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学研究的状况：“当时，社会学这个研究类别在很大程度上陷于毫无生机的僵局，理论上以功能论的静态形式为特征，经验上也是以同样静止且乏味的实证主义形式为特征。”（1页）他在“前言”中继续谈到了对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状况的看法，在此我们应该简单回顾一下这个学科的起源。

从起源角度来看，英国学者、社会学创始人之一H.斯宾塞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探讨过体育的教育问题，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论述过清教徒对体育运动的兴趣，G.齐美尔也曾以体育竞赛来揭示人的社会化，并把它视为冲突中的一个统一因素。一般认为在1912年出版《运动社会学》的德国学者H.里塞和在1937年发表《体育社会学》的美国学者F.罗德是现代体育社会学学科的开拓者，初期的体育社会学侧重研究竞技、体育团体、大学体育运动、观众等问题。二战之后，美国、波兰、日本、苏联、芬兰等国的学者对体育运动进行了系统的社会学研究。1956年罗德等人发表的《目标──建立一门体育运动社会学》一书被公认为体育社会学的首创性著作。1964年 6月，在国际运动与体育理事会日内瓦工作会议上正式成立国际体育运动社会学委员会，组织举办年会、世界性学术讨论会以及编辑出版《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等刊物。此后不久，国际体育运动社会学委员会被国际社会学学会接纳为会员，标志着体育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正式确立。另外不能忘记的是，约翰·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和托尔斯坦·凡勃仑的《有闲阶层理论》就是最早以更普遍的方式思考体育的著作，它们都为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兴起作出了贡献（https://zh.wikipedia.org/wiki/体育运动学）。

埃里克·邓宁在该书的“前言”中认为，体育社会学直到相当晚近才被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开始，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就不再那么薄弱了。但是就它目前的状况来看，体育社会学仍然主要是体育教育家们的创造，他们的研究既缺乏对有成效的社会学分析来说所必需的一定程度的疏离，同时还缺乏所谓对社会学中心关怀的“有机”嵌入，即未能从有关体育的研究中展示更广泛的社会关联。因此他说“我确信多数社会学家都会赞同：到目前为止，体育社会学中的多数研究不大可能激发体育教育领域之外的兴趣，也不大可能吸引‘主流’社会学家的注意。”（4-5页）

实际上，在古典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一种不断拓展的、开放的、宏观的研究视野，例如从杜尔凯姆研究的社会分工、教育、宗教、自杀等到韦伯研究新教精神、工作伦理、世界经济史、统治形态、世界几大宗教，从齐美尔开创了冲突论、交换论、符号互动论等研究到埃利亚斯研究文明进程、权力、知识社会学、宫廷礼仪、音乐家莫扎特、体育，可以说明在社会学奠基人的心目中，社会学不应该成为一块被固化的、越来越“专业化”的学术园地。以“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为例，正如E.H.卡尔说的：“历史学变得越来越社会学化，社会学变得越来越历史学化，这样对两者都有更多的益处。让社会学、历史学之间的边界保持更加广阔的开放态势，以便双向沟通。”（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161页）这种双向的学科化使学科边界保持开放性，这是复合型学科的特征与优势。但是，历史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意识仍然落脚在社会学问题之上。英国历史社会学家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认为，“历史社会学是对过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寻社会是如何运作与变迁的。”（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4页）因此从严格的学科分类来说，“历史社会学”仍然被认为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这对于认识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属性与研究领域很有启发性和参考价值，也是理解埃利亚斯和邓宁为何坚持把体育社会学视作社会学研究分支的重要参照。

如何更为深入、更有成效地把体育研究与社会学紧密结合起来，正是这部《追寻兴奋：文明化过程中的体育与休闲》收入的各篇论文从不同的研究议题所共同指向的目标。如果以“追寻兴奋”这个核心概念来描述这种学术探索的过程，也是恰当的——正如埃利亚斯在本书导言中所讲的：“追踪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看起来不言自明的制度的起源及发展，本身就是一项令人兴奋且很有价值做的工作。”（50页）

埃利亚斯在“导言”和《关于体育运动与暴力的论文》中比较集中地论述了体育运动与十八世纪英格兰宪政的关系，这是在“文明化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论题，是把体育运动学与政治制度史研究紧密联系起来的重要研究案例。问题是这样提出的：为什么游戏-比赛的文明化以及通过社会规则限制针对他人的暴力行为会首先在英格兰发展起来？体育运动为什么首先出现在十八世纪英格兰上层社会？（36页）埃利亚斯认为，这种相对非暴力类型的体育运动的出现，与社会整体的发展有关：暴力循环有所缓和，解决冲突利益或信仰的方式是“允许政府权力的两个竞赛者完全通过非暴力手段，并按照双方共同商定的、遵守的规则来解决他们的差异”（39页）。在这里就呈现出英格兰议会政体与体育比赛的之间的某种亲和力，这种亲和不是偶然的，而都是因为在不同领域中出现“文明化过程”而产生的。

在十八世纪的英格兰，狩猎、拳击、赛马和一些球类运动等特定类型的休闲活动具有了体育运动的特征；而“当议会政体在18世纪出现于英格兰时，其主要要求是：如果在议会的一次重要投票或者整个社会的选举中失利，政府中的派别或党派就有遵守议会游戏规则的要求，准备好将权力移交给对手，而不使用暴力。”（41页）因此他指出：“议会制政府的出现，作为英格兰国家形成过程——具体地说，是国王与有土地的上等阶层之间的权力平衡的转换过程——的一部分，在英格兰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而不仅仅是从属性的作用。如果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体育运动形式的消遣在英格兰发展起来了？那么回答时就不能忽略议会制政府的发展，还有因此或多或少自治的贵族及乡绅的发展，这些对体育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49页）可以说，英式议会政体与英式体育运动在十八世纪的出现是相互作用的“文明化过程”的结果。

在议会政体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待使用暴力的态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埃利亚斯指出：“议会政体的逐步建立，代表了非常明显的和缓化的迸发。这要求更高水平的自我约束。这种自我约束是必要的，只有所有相关组合都坚定地放弃了使用暴力，根据协商一致的规则，自己的对手才可能上台并享受其果实及权力资源。有产阶级相对更暴力且管制不够得当的消遣活动，现在转化为了相对不那么暴力且管制得更细致的消遣，这几乎不是偶然，这些消遣将现代含义赋予了‘体育运动’这个表达。在同一时期，正是这些社会阶层开始宣布放弃暴力，并学会了自我约束的强化形式，而这是议会形式的控制，尤其是议会形式的政府轮换所要求的。事实上，议会竞争本身并非完全缺乏体育运动的特征，以言辞为主的议会争斗也并不缺乏令人享受的紧张-兴奋的机会。换句话说， 18世纪英格兰政体的发展及其结构，与同一时期英格兰社会上层消遣活动的体育运动化之间存在很明显的密切关系。”（238页）这段论述把议会政体的建立与体育运动的发展中共享的节点讲得很清楚：那就是对待使用暴力的态度和立场。应该说，这就是“文明化过程”中的产物。

说到底，英式议会制度就是要通过遵守大家认同的规则打破暴力循环，实现对权力和利益的制衡。既要维持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又要防止暴力的行为，就要求认真地权衡和要有妥协的准备。埃利亚斯指出：“议会政体在18世纪的发展，是对这类权力平衡的回应，这样的权力平衡确保了英格兰国王没有像法国国王那样，英格兰国王永远不会将上层精英转化为朝臣，也不会恣意侵犯他们的利益。……英格兰传统的等级会议转化是制度性的变化，也显示了英格兰上等阶层人格结构的变化。这种未经计划的发展，使得英格兰有土地的上等阶层能够击败所有建立君主专制政体的企图……”（52页）国王不能把上层精英变为自己的朝臣，也无法为自己建立君主专制政体，这就是对国王权力的根本性制衡。看看今天美国政坛的种种乱象，实在令人感慨的恰好就是白宫内的“朝臣”现象和总统权力朝向专制化步步迈进的危险。

想起多年前读过的英国宪法学家阿尔伯特·维恩·戴雪（A. V. Dicey，1835-1922）的名著《英宪精义》（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1885；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该书早在1935年就由商务印书馆刊行，译者雷宾南是民国著名翻译家、教育家，该译本译、释并重，但其用语、行文时有“艰奥、迂曲”之处。前几年出了新的中译本，书名改为《英国宪法研究导论》（何永红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戴雪被认为是英国宪法的编纂者，甚至有现代英国的“Founding Farther”之称。深受震撼的是他在这部著作中对“英宪”（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宪法”）的阐释，从中看到自由生成与不成文的“软精神”在平衡与维护自由、权利与传统中的巨大力量。这也正是埃利亚斯所强调的英式体育运动与英格兰议会制度起源的共同点：自由生成的“软精神”，维护自由与权力的平衡。另外还有英国著名法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Frederic Willian Maitland，1850-1906）的《英格兰宪政史：梅特兰专题讲义》（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1908；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即便是对于英格兰宪政的历史素无研究，在阅读中也能了解到自1215年约翰王（John，1166-1216）不得不签署了《大宪章》（Magna Carta）以来，英格兰的统治权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在国王、贵族和议会之间调整配置的历史。不过，无论是戴雪还是梅特兰，他们都没有把十八世纪的英式体育和休闲活动与议会发展的历史联系起来。

埃利亚斯在论述英国议会和上层社会的时候，经常与法国的情况作对比，他指出：“在法国，由于国王的至高无上和统治形式的君主专制，派别之间的分歧及斗争通常并不被允许公开化。而在英格兰，议会政体不仅允许对立派别之间公开竞赛，而且使得这种公开做法成为必需（necessary）。在议会社会中，社会生存以及最确定的社会成功，都有赖于争斗的能力．但并不是使用匕首和剑的争斗，而是运用论证的力量、说服的技能和妥协的艺术……我们可以看到议会竞赛与体育运动竞赛之间的亲和性。后者也是竞争式的斗争，绅士们在这里不使用暴力，或者在诸如赛马或拳击之类的观赏型体育运动中，则尽可能地努力消除或缓和暴力。”（53页）这里再次对何谓“文明化过程”作出了形象的阐释。这也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有些宪法学家没有看到或者并不重视体育运动与议会制度的实施与发展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受学科分隔的学术体制的影响，而社会学的传统如前所述，有利于发展出更为开阔和跨学科的研究视野。

但是，在把体育运动发展与议会政治的发展联系起来的时候，埃利亚斯的研究态度还是比较审慎的。对于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他不认为有什么事件是注定（bound）会出现的。对于社会不同领域之间的发展的关联，他认为：“在这个个案中，是上层阶级议会式的统治方式与上层阶级以体育运动为形式的消遣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并不具有因果（causal）关联的特征。可以简单说，参与了议会派系竞赛的和缓化以及更大程度的规范化的这群人，在其消遣的更大程度的和缓化及规范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不能认为在这一个案中，英格兰古老的上议院及下议院的议会化是原因，而体育运动是它的结果。当体育运动和议会在18世纪出现时，它们既是英格兰权力结构变化的特征，也是因之前的斗争而成为统治群体的那个阶级的社会惯习同步变化的特征。”（57页）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重要的是参与这两种活动的人基本上是同一个群体，都是处在社会惯习同步变化中的人群，这就是“文明化过程”中的人与社会惯习的相互形塑。

谈到体育运动与社会公共领域可能存在的关联，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个体经验。我想起在“文革”后期读中学的时候，曾经对一位班主任选择男生干部的方法印象深刻。与其他老师主要以“根正苗红”（家庭出身好）和“听话”“敢于向坏人坏事作斗争”等标准不同，这位班主任却选喜欢体育运动、在球场上有威信、最好是队长之类的男生，只要他的学习成绩还可以，那就是他了。后来发现，让这样的男生当“副班长”，配合女生“班长”执行老师安排的工作，是很好的搭档。老师需要的不仅是听话的学生干部，更需要的是需要其他同学愿意听他的话的干部，而小伙伴们中间的球队队长就是最佳人选，即便在旁人看起来他不是很听话。而且，永远听话的孩子只要有一次不那么听话，就会被老师批评；而平常不怎么听话的，只要有一次表现好一些，老师就会大大地表扬，选他做班干部就有示范效应。把这些记忆中的学生政治放在埃利亚斯和邓宁他们的体育社会学中不仅不违和，而且是一个有意思的微观论证：体育运动中的竞争与建立威信的过程可以对管理学产生直接的作用和正面的意义。另外还有一个经验也是与我读中学那个时代有关。尽管“文革”后期的中小学教育很重视体育课，那首“运动员进行曲”整天回响在耳边，但是关于普世的体育精神却是从课本上收入的鲁迅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才从反面接触到，老师讲解课文的时候总要先解释什么是“费厄泼赖”，然后才是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忘记老师当时具体怎么解释的，总之就是体育比赛要守规矩、要用正当手段之类。问题是，如果今天还在讲这篇课文——我想应该没有了，是否可以讲到英国人以体育运动的fair play原则运用于政治党派之间斗争和社会生活中去？再后来，在大学二年级学习十九世纪政治史的时候，与“议会道路”并提的必然是“暴力革命”，前者当然是要被彻底批判的对象。

多年前我曾经为现代奥运会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 1863-1937）的侄孙诺佛瑞·德钠瓦塞尔·德·顾拜旦男爵的《“奥运之父”顾拜旦的一生》（王益群译，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5月）写过一篇序言《学习一种人生哲学》，文中谈到了在顾拜旦的奥林匹克理想中，英国绅士的价值观念与传统占据重要的位置；还谈到了在他创作的散文诗《体育颂》中充满的对社会正义与公平的理想，并由此反思体育在国民性格改造中的意义。以上这些个体经验都可以作为体育运动与社会各方面生活的广泛联系的微观例子，可以说明即便处在非常特殊的时代语境中，体育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生活必然要在埃利亚斯所讲的“人作为个体”与“人作为社会”之间的互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中，埃利亚斯反复论述的英格兰议会政体是一个重要的对象。1876年出任大清国驻英国公使的郭嵩焘（1818-1891）很有可能是在近代史上最早认真考察了英国议会制度的中国人。他在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三十日应邀赴下议院听会，回来后在当天日记中记录了会议上议员相互诘问辩驳的情形（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出版社，1984年11月，159-160页）。在十一月十六日的日记中更是谈到了新闻与议会的议论、辩驳情况：“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报。议论得失，互相驳辨，皆资新报传布。执政亦稍据其所言自由之得失以资考证，而行止一由所隶衙门处分，不以人言为进退也。所行或有违忤，议院群起攻之，则亦无以自立，故无敢有恣意妄为者。当事任其成败，而议论是非则一付之公论。”（同上书，401-402页）在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又写着：“两党之势既定，议论同异，相持不下。大率当国者议论行事足以相服，则亦转而从之。其初各以其党持议，几于一成而不可易。盖军国大事一归议院，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并多。故自二百年前即设为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剂之以平，其由来亦久矣。”（429页）是月十八日又记：“自始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世安有无政治教化而能成风俗者哉？西洋一隅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434页）以上所引，恰可与埃利亚斯的论述相印证，而且他最后提到的教化、风俗和精英问题，也和埃利亚斯的“文明化过程”相联系。郭嵩焘回国后，把伦敦日记整理为《使西日记》印行，却激起满朝官员的公愤，以致“奉旨毁板”。他本人亦不再被起用，直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卒。郭嵩焘生活的年代当然难以容下他对在英国所见所闻的思考与传播，但是历史的回音并没有随着“毁板”而消失。

最后要回到一个问题：在当今的全球化世界中，政治制度与体育运动相契合的那种“文明化过程”还能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吗？邓宁在“前言”中说过，埃利亚斯的文明化过程理论有时候会被诠释为指称一个简单的、单线的、进步的且不可逆的趋势，他当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23页）。埃利亚斯自己在“导言”中提醒我们要警惕这样一种情况：“文明化过程和其他在特定方向上的社会变化序列一样，可以倒挡后退。文明化过程可能会跟随‘去文明化’的过程，甚至可能朝着相反方向的迸发。”（64页）他以假设的论述方法描绘了一面我们今天已经不会太陌生的社会镜像：“如果部分人口稳定的自我控制能力减弱了，如果暴力经由自我升级循环使人们避免实施暴力行为的意识衰退了，那么议会政府也会衰弱。如果人口的不同部分之间的敌意及仇恨上升到一定水平，按照既定规则进行的和平的政府轮换，也就不再能够正常进行。”（76-77页）

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学家真的没有理由忽视研究体育运动所具有的社会学意义；而从事议会制度研究的学者也应该从体育社会学研究中获得有效的观察角度和思考方法。

《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王升远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336页，68.00元

极端语境中的知识人：认知、选择与行动的限度

对于生在和平时代与和平国家的大多数人而言，战争往往仅作为他者的经验与历史记忆而存在。无论是回望历史中的战争，还是关注当下他国的战事，抑或寄望于未来的持久和平，“反战”在当下公共话语中作为一种道德姿态与伦理立场，几乎已获得普遍的正当性。然而，当这一观念落实到具体的思考与行动路径时，“反战”话语因政治立场、情感取向及利益关切的差异，呈现出多元化、时而相互冲突的倾向。“以史为鉴”与“反战”原本旨在促成对以集体之名压抑个体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历史省思；但若缺乏对战争的切身感受和对历史的理性辨析，“反战”话语亦可能被过剩的情绪所裹挟，从而引发新的对立与冲突。倘若我们承认“反战”最终指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那么战争叙事首先便不能目中无“人”。

对于战争这一“极端语境下的人”之关切，正是贯穿于王升远教授新著《妥协与对抗：日本知识人的战时与战败》中的基本问题意识，亦是其重塑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路径的方法。将知识人选定为主要论述对象，并非出于对社会精英的特殊偏爱或对一般民众的有意忽视。正如作者在《“跨战争”视野与“战败体验”的文学史、思想史意义》中所述，“无论是‘转向’时代、军国主义时代抑或战后初期的盟军占领时代，文学家、思想家大多都无法超然于时代政治之外，他们常被裹挟进民族国家大历史，主动或被动地成为社会、政治议题的参与者、介入者”。知识阶层凭借其智识与判断力，被视为一个社会的“道德脊梁”，担负着民众对真理与公共理性的期望。在重大历史关口作出表态，更被看作是知识人对公共价值的守护。然而在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高压下，言论空间日益逼仄，全民总动员的社会机制、封闭受控的信息与舆论，共同压缩了个体思考、判断与行动的空间。因此，在重返历史情境、思考极端语境下知识人的抉择与行动限度时，不仅要看“他们做了什么”，更需要体察“在那样的时代境况中，一个人还能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

要辨识出战争的真相，知识人首先需要具备洞察时局的判断力。但这并非易事。在意识形态宣传的猛烈攻势下，当局者迷才是常态。例如，日本思想家鹤见俊辅虽生在官僚世家，父亲鹤见祐辅是有着自由主义思想和巨大影响力的知识人、政治家，外祖父后藤新平曾出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满铁”总裁、内务大臣等政府要职，但其仍坦言自己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有过误判。正如书中所言，鹤见最终能够看清现实政治形势，识破日本政府“解放亚洲”的虚假宣传，与他在留美期间接受的教育以及爪哇的从军经历密切相关。可以说，来自不同社会的价值观念与前线的切身战争体验，让鹤见在认知与实感上完成了对法西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相对化。

鹤见俊辅

与鹤见俊辅的正面转变不同，无产阶级文学家中野重治的时局因应轨迹则映照出知识人在极端语境中另一种相反的走向。曾对法西斯军国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中野在1942年发表公开声明，承认自己一直以来的“立场错误”，并致信文坛操盘手菊池宽，主动向日本文学报国会投诚。以文字安身立命的知识人在权力的夹缝中求生存，轻则文人失业、生活困顿，重则身陷囹圄、赔上性命。于知识人而言，妥协与对抗已不再是一道抽象的道德命题，而是随时可能付出沉重代价的现实抉择。

当公开反战已不可能，作为私人文本的日记成为有良知和判断力的知识人记录所思所想、缓解政治性抑郁的载体。然而恐惧制造沉默，言论空间逼仄的实感从自我审查开始。《永井荷风的洁癖与复仇》一文便以可感可知的方式，围绕荷风日记《断肠亭日乘》，向读者再现了知识人在极端年代的“怕与爱”。孤傲洁癖如荷风，这位文坛巨擘在战时选择离群索居，沉湎花柳巷，并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军国主义的愤恨与不满。然而，荷风在杂志《中央公论》上发文，致使多年来记日记的习惯暴露，出于对警宪审查的恐惧，他夜里起来将日记中表达愤懑不平的部分删除，并在外出之时，将日记藏入鞋柜。此举不唯荷风一人。在《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中，读者亦可看到出于担忧而撕毁日记的“异端精英”中井英夫。中井在日本战败前后生病入院，昏迷多日，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急忙把记录了对日本不利的日记撕掉。而读至《1938:“非常时期”的一场越境私奔及其文学史余波》时，让人尤为震撼的是，日本知识人与极端时代对抗的极端方式，竟是选择逃离祖国。因参加左翼运动而被定罪的文艺青年杉本良吉感到生存危机，与女明星恋人冈本嘉子私自越境苏联，却不幸被卷入“大清洗”的政治斗争中，不久便惨死异乡。

永井荷风

在和平年代与和平国家，“反战”二字可以不假思索地说出口。而我们透过《妥协与对抗》中日本知识人的境遇可以认识到，在法西斯军国主义席卷一切的年代，“反战”不仅意味着良知与勇气，更需要洞察时局的判断力，以及在极端语境中求生存的圆融策略，有时甚至还依赖一种近乎苛刻的精神洁癖。

战争记忆的劳动分工与历史责任的代际传递

《妥协与对抗》并未让历史与人停留在漫漫暗夜之中，而让读者在看清历史的黑暗之后仍留有一点萤星之光照亮未来路。读者在书中看到，在一切公共性讨论和理性思考被屏蔽的极端年代，永井荷风虽未能正面与权力抗衡，出于自我审查删除了日记，但却在读到前人神泽杜口时，被其不畏权势、秉笔直书的风骨所撼动，决意以笔为盾，直“书”胸臆，毫不讳饰地记录所感所思，以为历史作证；在战后日本社会弥漫美化战争经历的风气之时，中井英夫则决意将其私人日记付梓，以对抗遗忘和歪曲历史的倾向。这些便是《战败日记的“读法”》一文副标题所言“战争记忆的劳动分工”。知识人并非无所畏惧，而是在经历畏惧和历史暗夜之后，却依然选择为自己和后世留有一丝人性的微光与希望，以期彼此照亮，相互看见。

战场上的硝烟虽已散去，但围绕历史责任的论辩和对战争记忆话语权的争夺却从未停歇。作为争议核心的“历史”，并非仅是既往事实的汇总集合，而是在当下语境与价值预设的牵引下被不断重塑、再阐释。葛兆光提醒人们：“胡适所谓‘历史是一个随人打扮的小姑娘’，说的并没有大错。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两面，一方面它告诉我们过去发生的真实故事，揭示曾经有过的爱与恨、剑与火、血与泪，提醒后人谨记教训；但另一方面也常常会粉墨登场，演经过权力粉饰过的肥皂剧，赚取观众的眼泪、同情和服从。所以，有良心的历史学者不仅应当讲述真实的故事，而且有必要到后台，去探看卸了妆的历史。”历史会在当下意识的强力催化下，改头换面，粉墨登场。这同样警示我们，在有关历史记忆和责任的问题上，“如何铭记”与“怎样承担”实系于今人以何种历史观组织材料、设定因果、建立价值坐标。如若不能对此有明晰的分辨和判断，那么我们也只会陷入选择性记忆的牢笼和对历史的误读之中，结果便是，只记住了“战”而忘了“痛”。

然而，理性判断需要付出心力，承担思辨的重负亦伴随着痛苦。人在极端语境下的“不判断和不思考”便给了法西斯军国主义作恶的可乘之机。回溯历史，我们看到，日本用“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掩饰侵华战争的爆发，借由“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政治修辞遮蔽日本对亚洲诸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真实面目。在战争时期，权力若要使其暴行获得道德上的合法化，在控制舆论的同时，往往会诉诸语言与观念的魔法。王升远教授通过多年的日本战争研究告诉读者，“时代的堕落往往就是从语言的腐败开始的，战争宣传中也总会伴随着一些鼓吹己方正义性和道德性、渲染敌方邪恶性和非法性的煽动口号，更少不了面向本国内部强调为国捐躯之道德义务和伦理价值的标语”。对话语的操控与滥用，不仅发生在战争爆发之际，还会延烧至和平年代，影响历史的叙述方式，形塑集体记忆。因此，战争留给全人类的重要警示之一，便是必须对语言的腐败保持时刻的警惕。

语言的魔法有时体现在如何命名一场战争。战争的称谓并非价值中立，而是带有特定历史观下对因果链与责任边界的预设。鹤见俊辅曾主张将“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统称为“十五年战争”（1931-1945），反对将日美战争从整体中割裂出来。在鹤见看来，将侵华战争与日美战争分割会致使日本的记忆结构向“太平洋战争”为中心的受害叙事倾斜，进而稀释对亚洲诸国的加害责任。历史学家江口圭一在昭和史书写中继承并细化了这一主张，将战争理解为总力战体制下帝国扩张的连续性过程。鹤见与江口对历史的认知，展现了日本知识人对战争命名背后史观预设的警觉，以及对战争记忆伦理的自觉守护。

战争记忆与历史省思的主体并不仅限于知识人群体，所有战争亲历者与未经历战争一代的表达、抉择与行动，共同构筑起关于战争的共同记忆。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兼治社会学与历史学研究的小熊英二，与其父小熊谦二之间围绕战争体验的代际对话与历史责任的代际接力，并为两代人在面对自我与历史时的真挚态度而动容。谦二作为二战期间的一名普通士兵，其命运正是个体生命史与国家、时代的大历史之间的交互映照。《妥协与对抗》一书并没有止步于战争与知识人的书写，毋宁说是透过知识人通向每一个可能被置于“极端语境下的人”。正如书中借小熊英二之言所示，“比起赞扬一个人的行动，更重要的是把这种可能性扩散到更多人身上”。这里的“可能性”，既指记忆与责任的代际接力，亦指在威权秩序中每一个普通人极力拓展的判断与行动的空间。

共同的底线与坚守：在艰难时世做一个真正的“人”

随着战争亲历者相继离世，未经历战争的一代人成为传递历史记忆、承担历史责任的主要力量。未经历战争一代的我们似乎也早已达成了一个大共识——反战。然而，基于不同价值选择的“反战”仍需要一个共同的底线，才能真正通向持久的和平。王升远教授给出的答案值得深思：“我们要捍卫历史的真实，也要用人性的语言去讲述它，因为人性才是超越时空、超越国界的‘共同的底线’”。人们常言，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这句话被遮蔽掉的后半句便是，不要轻易考验人性。人性并非恒定的善与恶，在具体情境中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和面向。面对“战争中的人”，我们既不能过分苛求人性的高尚，也不应因恶的发生而陷入对所有人的绝望。绝望带来虚无，不让人再次落入极端语境才是阻止恶的发生的根本条件，而这关乎每个人对历史与当下的觉知、判断、选择与行动。

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杀戮和伤害，但却以国家为单位开始，又被冠以国家之名供后人讲述和铭记。事实上，战争的深层结构，正是以敌我对立为前提的权力逻辑。它制造界限，确立阵营，并以排他性来凝聚认同。若对历史的省思仍囿于民族国家的观念框架，而不以“人”作为根本尺度和价值基点，那么“反战”话语与历史记忆便不可避免地再次落入与战争同构的封闭逻辑之中。《弱者的抵抗》一文便以反法西斯阵营的约塞连和曾为法西斯效力的波鲁克双双看破“政治权力以民族之名和爱国之义压抑、损害‘人’的本质”为例，提供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反战”的原理性思考。同样，犹太人大屠杀超越特定民族的历史经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记忆，也正是在警示我们：唯有以世界性的视域和普遍人性为出发点，暴力的种子才不会在新的土壤中发芽。

参与战争这场恶的游戏中的人，在事后常以“我被骗了”为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和自己找寻灵魂上的宽慰。而政治学者刘瑜则告诉我们，被骗很可能是一种“理性的无知”：“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今天，作为未经历过战争的一代，我们常常通过影视作品的艺术性表达生动直观地了解战争的历史。影视作品作为大众媒体的传播方式，是有效普及和平教育、总结历史教训、拒绝遗忘历史的重要手段。同时，一场电影、一部电视剧的结束并不构成反思战争的终点。任何一部关于战争的艺术作品都提供了一个思考战争的视角。而作为观众，除了铭记历史之外，我们更需要继续追问，将沉浸到某一种叙事中的自己相对化：我落下的眼泪来自哪里，又流向何处？

《永井荷风的洁癖与复仇》一文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评述：“上述一切关乎判断，而判断又关乎抉择、行动与责任。”纵览全书，“判断与抉择”跨越战时与战败，历史责任的代际传递与接力贯穿于字里行间，并在文本与读者、历史与现实之间构筑起多重对话关系。战争记忆不再流于对过往历史的停滞性追悼，主体与责任意识亦从文本内部延伸至读者的心脑与思考之中。这篇小文也算是作为《妥协与对抗》的一名读者参与历史记忆的一个小小尝试和行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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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时期的书报审查制度与文化》，[法]乔治·米努瓦著，于艳茹译/陶逸审校，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8月出版，233页，88.00元

有关法国旧制度时期的文化市场与书籍管制政策，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以其独具故事性的笔法，先后为读者呈现了《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等兼具可读性与学术性的佳作。然而，这几部作品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审查制度的反对者，而较少系统探讨审查方的立场与动机。在另一部尚无中译的著作 Censors at Work 中，达恩顿虽然涉及波旁王朝时期的文字审查制度，但更多是将其作为与英属印度和民主德国的制度比较案例，并未深入梳理法国审查制度的历史沿革与运行模式（Robert Darnton, Censors at Work: How States Shaped Litera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至于其他相关研究，往往从印刷术技术史的角度切入，对审查的社会政治机制关注不足（Lucien Febvre and Henri-Jean Martin, 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 London: NLB, 1976; Elizabeth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 Volume I and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罗杰·夏蒂埃，《书籍的秩序：14至18世纪的书写文化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在这一背景下，法国学者乔治·米努瓦（Georges Minois）的《旧制度时期的书报审查制度与文化》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补充。米努瓦生于1946年，是具有影响力的法国历史学家。他兴趣广泛，善于在长时段中追索思想的变化脉络，同时文笔流畅，多有面向大众的通俗历史读物。米努瓦在此书中由印刷术诞生写起，直至法国大革命，系统梳理了法国文化审查制度的演变与实践特征。米努瓦尤其强调，由于监管主体的多元性及其相互牵制，审查制度始终存在可供利用的“缝隙”，使得达恩顿笔下的“地下文学”得以蓬勃发展，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审查本身。然而，这并非“自由最终战胜专制”的故事，因为言论审查并未随着旧制度的瓦解而消失——它依旧是任何政治体制的常备机制，自由的真正边界至今仍有待界定。

“Censure”的宗教-道德底色

现代语境中的“审查制度”（Censure）通常被理解为世俗公权力对公共言论的限制，包括文字、图像及影音等。米努瓦以印刷术的诞生作为开头确实是合理的逻辑起点。然而，针对印刷文字的审查仅是对Censure较晚近的理解，若追溯其词源，这个概念源自拉丁文动词censēre，原意为“评估（如财产）”或“主张”（某种意见或判断），延伸至政治领域后，演化为罗马共和国时期监察官（Censor）的监察职责（censura）。共和国时代的监察官负责执行人口普查，这是确定公民身份及其附带的财产与相应公民责任的重要仪式。该仪式的高潮部分即为所谓“净礼”（lustrum），意味着整个罗马公民共同体进行象征性的洁净与神圣重塑。因此，监察官具有一种带有专断色彩的道德审查权（moral censure），能够将违反规范者贬斥为“重赋公民”（aerarii）或处以“声誉污损”（infamia）等社会性惩罚（Andrew Lintot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9-112）。

进入基督教拉丁语语境后，该词又获得了“神罚”（censura divina）的含义，施加于那些冒犯了上帝的罪人。至16世纪以后，censura 才逐渐演化出如今最常见的意义：出于政治或警察目的而对书面材料实施审查与删除（"Censure", Trésor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informatisé (TLFi), CNRS, en ligne ; Alain Rey (dir.),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Le Robert, 2011. 法国语言学家乔治·杜梅吉尔进一步探讨了该词的印欧词源，意为“通过公正地评估，赞扬或谴责，将人与行为置于等级体系中的正确位置上”。参见 C. Nicolet, 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 London: 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Ltd., 1980, pp. 50-51）。可见，在欧洲历史语境中，“审查”一词的底色是带有严厉宗教-道德色彩的概念，它并非单纯作为世俗政权维持统治秩序的手段，而首先是针对违背规范者的公开谴责与社会排斥，其目的在于维系共同体道德的“纯净”状态。在追溯词源演变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米努瓦笔下的审查制度在17-18世纪间转变的深刻意义。

多方博弈中的制度缝隙

正是由于审查最初具有的强烈道德意味，因此教会最早承担起审查的责任。在印刷术出现之前，米努瓦写道，“主流价值被全社会一致地分享、体验和内化”，异见是罕见的，且很容易被镇压（《旧制度时期的书报审查制度与文化》，第1页）。异端并非不存在，但其思想限于手抄文稿与口耳相传的网络，难以跨越地域形成广泛影响。印刷术的普及改变了这一格局。天主教会在最初对这一技术持欢迎态度，利用其传播经文和教义；然而，当普通信众可以直接阅读《圣经》并产生独立于教士的个人诠释时，异端滋生便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索邦大学的神学博士首先采取行动，要求禁绝一切有损正统信仰的著作，以维护教义纯洁。相比之下，高等法院（Parlement de Paris）的态度较为务实，其宽松并非出于思想自由理念，而是为了维护自身司法程序与管辖权，这也使其与索邦在审查事务上多有摩擦。

王权一方面依赖索邦和高等法院来监控思想舆论，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授予出版特许（privilège）来直接掌控印刷业，这引发了高等法院的强烈反对。米努瓦强调，王权的禁书政策往往缺乏原则性，更多受制于短期政治利益，这种反复无常进一步加剧了多头审查机构之间的矛盾。理论上，审查的流程是“索邦检举、高等法院审判、王权决断”，但现实中各方频繁越权与绕权，这些裂缝也为反审查作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尽管存在内部争夺，三方在抵制罗马教廷干预法国事务的“高卢主义”立场上相对一致，这种政治文化使普通天主教教士在面对罗马与巴黎时不得不做出忠诚选择。然而，教会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文盲农民，他们虽对神学争论兴趣不大，却容易被宗教情绪动员，因此天主教在新教的压力下，开始编撰“教义问答”并推动农民识字，以稳固信众。宗教战争期间，激进的天主教同盟（La Ligue catholique）利用王权衰落之机，严厉清洗了受王权庇护的、倾向异端或人文主义的出版商，并将宗教多样性视为“专制暴政”的征兆，因为这意味着任意裁量的人治取代了无可置疑的“神意”。于是，这一时期的权力格局出现了倒置——教会和民众反而在逼迫王权采取更强硬的审查立场。这深刻体现了世俗政权和宗教权威对于审查目的的巨大分歧。

随着宗教战争的结束与绝对君主制的逐步确立，王权在17世纪开始成为审查制度的主导力量。这并不意味着索邦大学或高等法院丧失了审查权，而是审查的目的与逻辑发生了转变：在教士主导下，审查旨在根除异端思想；在王权主导下，则以国家利益（raison d'État）为最高目标，重在维护王权尊严、世俗秩序与国家统一。黎塞留与马扎然不仅与宗教力量结成同盟，继续打击被视为“有害”的思想，还通过建立法兰西学院和《法兰西公报》等机构，集中控制信息的发布与流通，并借助学院体制引导学术创作，为颂扬绝对君主制的学者提供津贴。同时，他们加强对出版特许权的管理，从制度上约束印刷商的行为。由此形成了一套兼具“禁绝”与“引导”的舆论管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世的社会控制模式提供了雏形。

然而，世俗权力并不关心信仰意义上的“灵魂纯洁”，只要不直接挑战王权尊严，审查当局往往无意对思想进行彻底改造。这为某些思想流派留下了生存空间：如笛卡尔主义在表面顺从权威的同时，凭借逻辑与理性的自主性削弱了传统论证的基础。冉森主义者的策略则是“形式上的服从、内心的保留”，以消极抵抗消解审查的实效。但更根本的限制来自旧制度内部的权力分散。绝对君主制本质上是中世纪社会结构演化的产物，并不能反过来彻底重塑社会：索邦与高等法院仍尽力维持自身独立性；在国家承担义务教育之前，教会继续牢牢掌控基层社会。贵族与官员虽然是体制的受益者，却常为启蒙思想提供庇护，如沃邦元帅、孔代亲王、蓬巴杜尔夫人等皆曾支持或保护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法国处于欧洲多国体系之中，受到迫害的作家与出版商往往能够逃亡至相对宽松的联合省或瑞士，继续其写作与出版活动。

正如米努瓦讽刺的评论，“审查制度只对那些不畅销的作品才显得有效”（《旧制度时期的书报审查制度与文化》，93-94页）。那些异见作家的畅销书，一旦被列入“禁书”，反而身价倍增，刺激了走私与盗版的巨大市场。这一现象在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以及迈克尔·卡瓦斯（Michael Kwass）的《走私如何威胁政府》中都有生动的呈现（迈克尔·卡瓦斯，《走私如何威胁政府：路易·马德林的全球性地下组织》，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另见，Jeremy D. Popkin, “The Business of Political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1770-1800” in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ed.,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412-436）。比较遗憾的是，米努瓦在出版特许与审查背后的经济动力方面着墨较少，没有把审查制度置于资本主义版权理念形成的背景下探讨，这使他丧失了和英国出版审查制度的比较机会，削弱了该研究本应有的深度（关于英国出版与版权制度的研究，参见Ronald V. Bettig, Copyright Cultu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stview Press, 1996）。

到旧制度末期，审查几近形同虚设，即便路易十六亲自下令谴责《费加罗的婚礼》，也无法阻止该剧在精英圈内的热烈追捧。米努瓦评论说，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已然失控的政权面前，而上层贵族却毫无自觉地陶醉在反叛潮流之中，正兴高采烈地锯断自己所栖的树枝”（《旧制度时期的书报审查制度与文化》，201页。此处根据法文原版重译）。

米努瓦的研究不仅描绘了旧制度时期审查制度的形成与运作模式，还揭示了其在实践中的内在矛盾。在他看来，法国启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得益于“开明君主制下的温和审查”——禁令从未消灭过一种思想，反而往往保证了作品的成功。虽然这种“舆论泡沫”并非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但旧制度的审查史留下了一条重要教训：在一个内部权力分散、外部存在多国体系的社会中，依赖单纯的禁止来阻断思想的传播是徒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旧制度末期的审查制度确如米努瓦所言，已经“过时”了。

“旧审查”的进化

米努瓦将大革命视为旧制度和审查制度的终结，这一判断或许过于绝对。实际上，与旧制度一同毁灭的不是审查制度本身，而仅是审查的“旧制度”。进入19世纪的法国，审查制度虽不再以宗教正统或君主权威为名，却以更为隐蔽的方式继续履行控制社会的功能。马丁·里昂（Martyn Lyons）的《19世纪法国读者与社会：工人、女性与农民》揭示了，资产阶级通过推广阅读，将工人、女性与农民等“边缘”群体——在当时亦被称为“危险阶级”——逐步纳入主流社会规范。这意味着夺取政治权力后的资产阶级从葛兰西意义上的“运动战”（直接的政治夺权）转向“阵地战”（长期的意识形态建设）。这一过程漫长而潜移默化：19世纪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尚未完全摆脱旧贵族的影响，同时还需应对新兴无产阶级文化的挑战。然而，借助义务教育、成熟的新闻出版体系和更系统的舆论引导，资产阶级逐步建立起文化主导权——正如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中所总结，这种“文化霸权”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之后才真正巩固。

当代西方社会普遍在法律层面确立了“言论自由”原则，但广义的审查依旧存在。与旧制度时期不同，今天的文化审查更多通过制度化的平台控制（如法律层面的“合规要求”）和社会规范的塑造（如“政治正确”所引发的自我审查）来实现。那些被视为“不宜传播”的作品，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公开查禁或焚毁，而是淹没在海量的文化产品中，通过算法推荐、市场选择与舆论引导逐渐被边缘化，失去公共讨论中的“可见度”。这种转向意味着，审查已从显性的压制，变为隐性的过滤与淡化，其效果虽不如旧制度时期那般直接，却同样在塑造可被主流社会接受的言论边界。

译文勘误

米努瓦对旧制度时期审查制度的分析，确实为理解西方社会控制模式的历史演变提供了有益的视角。然而，中文版中不时可见一些颇费猜测的译句，有的甚至让人忍不住去翻原文，以确认是否真如中文所呈现的那样。

例如，第10页谈到教士大会时，译文写道：

它在1585年创立了一种制度，一种表达和控制手段，直至旧制度末期的教士大会为止。

紧接着下一段末尾，又突然出现一句：

但不必过于强调这个特点，我们来谈谈法国的主教会议。

两句之间既无语义上的衔接，也无逻辑上的递进。翻检原文可知，更贴近原意的译法应是：

虽然罗马几乎已无法再干预法国的文化事务，但法国教会却在宗教战争期间，利用王权一时的衰弱，于1585年设立了一个机构，并由此获得了一个延续至旧制度终结的重要发声与控制平台：教士大会……我们大致可以将其称作一场法国主教团会议，这样的说法并不算太夸张。

原句的主语是“教士大会”，其中“直至旧制度终结”只是持续时间的限定。但译文将其理解为制度的“终点”，完全改变了句子的重心。更有趣的是，“On peut parler de…”这种带缓和语气的判断陈述，被处理成了引入新话题的“我们来谈谈”，而“sans trop durcir le trait”（并不算夸张）的细微转折则被忽略，使得整句话在中文中显得既突兀又莫名。

第30页的例子，则出现了理解错误。译文写道：

1562年，王权和高等法院之间的冲突总是突然地直接出现……国王却被高等法院和巴黎宪兵队队长禁止“给与任何印刷许可，陛下的宣告没有任何效用”。

原文其实是：

1562年，王权与高等法院之间的冲突终于直接爆发……同时禁止高等法院和巴黎警政长官（prévôt）再行发放任何印刷许可，并声明若此前已发放许可，其“自即日起皆为无效，毫无法律效力可言”。

这里不谈将 directement 译为“突然地直接”这种多余叠加，也不论 prévôt 被译作“宪兵队队长”是否合适，最核心的问题是主宾完全倒置：原文的“Il est défendu au Parlement et au prévôt de Paris…”是典型的法语被动态结构，即“禁止某人做某事”，主语是国王，下达禁令的也是国王。译文却将“被限制者”翻译成了“发出禁令者”，于是王权的行使，摇身一变成了王权被压制。

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第139页。原文是审查官莫罗对米拉波的一句鼓励：

您的学问越广泛传播越好；只要简化些术语，没人敢攻击您的学说。

译文则成了：

您的科学不能广泛流传；简而言之，我们不敢攻击您的学说。

一句原本带有善意的鼓励，变成了带有禁止意味的婉拒——这不仅扭转了语义，也改变了原本的历史语境和人物形象。

以上几例明显错译仅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典型，全书中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有的在词义上“别出心裁”，如第12页将索邦大学与高等法院之间的权力角力（se jouer）译作“戏耍”，第63页把“克洛维受洗”变成了“血洗克洛维”；有的则是对比喻或引申义视而不见，比如第135页的“établir une espèce d'intelligence…”在此语境下显然是“勾结”或“默契”，译文却直译成“智慧类型”；还有的干脆凭空添加，例如第8页的“圣职人员在王权实施中只是一个虔诚的象征”，在原文中难以找到对应。至于将文森·瓦屈尔（Vincent Voiture, 1597–1648）译成“伏尔泰”，或将19-20世纪的政治术语套用在17–18世纪的语境中，这些“跨时空”的用法虽富想象力，却也让读者很难还原原著的历史风貌。

某些历史典故和术语的处理，则更像是“留白”——例如“Stagirite”是亚里士多德的别称（取自其出生地），译文直接音译为“斯塔基特里”，不加说明；对涉及的神学或政治派别，例如法国宗教战争时期的“政略派”（Les "politiques"）与“天主教同盟”，也无必要的背景注释（译文将其译作“政治派”或干脆错译为“政治家”使读者感到迷惑。所谓“政略派”泛指在宗教战争时期主张宗教妥协、反对极端派别、以国家统一和君主权威为最高政治目标的温和政治力量。他们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温和新教徒或宗教立场不甚鲜明的贵族与法官。该派在结束内战、维护国家利益这一点上与王权立场一致，但在具体宗教政策上偶有分歧。“Politique”一词在当时语境下往往带有贬义，尤其在“天主教同盟”宣传中，被指为“为政治利益出卖信仰”的人。参见 Emma Claussen, Politics and 'Politique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A Conceptu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这些细节虽然不如重大错译那样显眼，却在无形中削弱了作品的可读性与准确性。

作为一部以旧制度时期审查制度为主题的研究，米努瓦的著作不仅补充了我们对法国启蒙运动与权力运作模式的理解，也提示了一个更广泛的议题——审查并非某种历史偶然，而是任何社会治理都可能采取的技术与策略。在他的叙述中，权力的分散、制度的缝隙以及多国体系的存在，共同塑造了法国旧制度下的文化景观，也为“被禁之书”的传播提供了土壤。遗憾的是，中文版在翻译质量上与原著的水准并不匹配，对于有能力阅读法文的读者，原著无疑是值得推荐的；而对于依赖译本的读者，则需在阅读过程中保持必要的谨慎与辨别。

《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于溯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2月版，247页，70.00元

历史并不存在，除非它被记录；由此，何人记录、如何记录、记录什么、为何记录这些而不是其他、最终又如何为人所获读，几乎可说是历史学的元问题。汉唐时期的历史文献世界异常活跃，从《史记》到《史通》，实现了史学和史部文献的最终诞生。此后，史部一直稳居四部，列经部之后，直至清末民初四部之学为分科之学所取代为止。

历史文献为何在汉唐之间爆发，史部究竟如何得以确立，其间过程线索丰富、细节密布。学者已从历史背景、时代风气、修撰制度等方面，做过大量有益探讨，似已题无剩意；然而，当这一传统议题来到兼备技术敏感和文学文本分析功底的于溯笔下，竟得以生面别开。《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一书，多视角呈现了汉唐时期历史文献的“文化史”，作者在绪言强调，这有别于“研究历史文献的历史文献学以及研究历史文献的历史的史学史”（1页）。嵌在书名中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两个关键词，分别对应了本书探讨中古时期文献的两条线索，其一是历史文献的制作，另一则是历史文献的传播，两条线索在书中并行又交互，共同演绎出中古时代历史文献发展史的一曲交响。大体而言，本书的内容和方法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中古著述的技术维度

围绕汉唐时期史籍生产的物质条件和技术特点，本书前三章提出三个工具概念，分别是卷子本、模块化和记忆体，为今人理解汉唐时期的文献生产、传播与使用提供了结构性背景。

纸虽然发明于西汉，但直到东汉蔡伦改良造纸术后才得以大幅普及，至魏晋时代逐渐取代简牍，成为文字记录的主要载体，进而带来书籍形态的变革，直接结果就是卷子装的出现，这也导致“卷”取代“篇”成为中古典籍的基本单位。《盈握：卷子装与中古书籍史》一文，在统计魏晋南北朝到唐初产出的十三种正史和《隋书·经籍志》、两《唐书·艺文志》等相关历史文献的数据后，提出中古书籍史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一，魏晋南北朝到唐初产出的十三种正史中，再没有出现篇幅超过两万字的单卷，且单卷字数借由内容析合而趋同（18页）；其二，在汉唐时期目录中，二十卷以下的小书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百卷以上则低于百分之三，且大书种类单一、主题集中：经部礼类，史部正史、起居注、仪注和谱系类，子部医方和类书类以及集部总集类（22-23页）。于溯认为，对于这两个现象，卷子装的物理形态都提供了理解路径。前者源于只手持握对卷轴体量的约束，后者则在于多卷并联、团队作业的模块化搭建为大卷帙书籍制作开启了有效路径，进而使得官方组织快速产出“皇皇巨著”成为可能。这类图书目前可知，以曹丕在位期间（220-226）官方修撰六百八十卷的《皇览》为最早。由此，于溯重新探讨了太康年间（280-289）《中经新簿》四部分类出现的原因，她指出甲乙丁三部大体还保留着和《七略》分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只有丙部是不见于旧有目录体系的新部类，而丙部所辖史记、旧事、《皇览》、杂事几类文献，虽隐约可见后来史部的特点，但在当时则全无清晰意识。丙部所收书目更为共同的特点在于卷帙浩大，因此，“与其说是史学，不如说是大书彻底破坏了《七略》体系，从而将目录学推入四部时代”（30页）。可以说，在中古图书大规模生产和知识分类变革的背后，卷子本都是不可忽视的驱动力。

除了单卷这种可视化模块单元外，《隐蔽的网络：中古文献中的模块化书写》一文继续探讨了弥漫于中古时期文献内容中的模块化现象。模块化既不同于文学写作中的典故使用，也有别于类传叙事中的格套化呈现，而是一种功能项的情节单元，有长有短，有显有隐，人物和道具皆可调整，因此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与中古文学写作中的“拟”和文论中提及的“袭”“傍”“借”“偷”等手法相关又有别。比如文中例十所谈及的一类情节：主人公在有条件占用丰厚战利品的前提下仅选择书籍或其他别有深意之物甚至分文不取以显示人物节操（46-47页）。于溯强调，这类叙事模块一旦形成，不只影响文献生产，也会因其在文献中的反复再生产，进而经由阅读影响人的行为模式。这点不难理解，毕竟，生活也常常戏仿文本。因此，模块化作为中古历史文献潜在的书写技术和实践惯性，应成为今人阅读文献、理解史事时需格外注意的现象。本书所收《互文的历史：读〈五柳先生传〉》一文（191-202页）就是在这一思路下展开的个案分析。

模块化的影响不限于生产环节，也造就模块化的阅读方式。中古时代，大卷帙文献往往以单卷的形式传播。这种独立的文献形态，加强了文献的可记诵性。《行走的书簏：中古时期的文献记忆与文献传播》一文提出“记忆本”的概念，强调模块化阅读带来记诵之便，使得肉身也在纸张、碑刻之外成为文献的一种重要载体。中古时期“记诵故事”井喷的背后，存在着无数后世已然消失但当时则不容忽视的文献“记忆本”，它们在“在获取、携带、传播和使用方面，都有写本所不具备的优势”（64页）。中古时代写本大量“同音异文”现象的背后，正是“记忆本”参与文献制作和传播的痕迹。可以说，和类书出现的背景一样，“记忆本”既出于对占有海量知识焦虑的克服，又进一步催生了知识的积累与迭代。

找回历史文献的“初语境”

文献最初为何/何以诞生？是本书多篇文章共同探讨的主题。王朝史是政治运作的产物，也是文献运作的产物。《中朝往事：文献环境与司马氏创业史的形成》从“文献环境”的视角讨论了西晋建国史的书写及其特点。众所周知，撰成于唐初的《晋书》以“好用小说家事”而受人诟病，于溯指出，这“与其说是唐修《晋书》的特色，不如说是东晋以来诸家晋书传递给唐修《晋书》的特色”（85页）。永嘉之乱造成的文献散佚，皇室衰微导致的组织不力，都构成东晋编修晋史的“真实困境”，因此，在“档案类文献”缺席的背景下，大量“依据于回忆、传闻、访谈等形成的记述”的秘闻与佚事便流入正史，这与其说是史家的主动选择，毋宁说也是一种实践层面的权宜行事。因此，通过《晋书》的书写，我们不只能够看到文献环境对文本样态的具体塑造，也能看到社会记忆在正史文本形成过程中的切实参与。

《蜡以覆车：范晔〈后汉志〉考》一文，以章怀太子《后汉书注》中出自《宋书·谢俨传》（已佚）的一则关于范晔《后汉志》废弃后被“蜡以覆车”的记载为线索，探讨范晔《后汉志》的修撰与篇目，在前人基础上得出若干有益的结论，比如，以绢帛为载体表明《后汉志》已定稿，范晔《后汉志》本有《食货志》和《刑法志》，另外还有《艺文志》，这些论断不只对前人关于南北朝史学史的相关认识有所推进，也提示了文本载体媒材蕴含的历史信息，以及传志互文中埋伏的正史篇目结构调整的线索。《隋炀帝的遗产：〈隋书·经籍志〉的形成与早期史志的统计问题》一文，与前人多从目录学角度探讨《隋书·经籍志》不同，转而将之视为“一篇史志”，揭示出这份文献与炀帝东都书库、五代史志修撰的方式与贞观时代的政治诉求之间的复杂关联，以此来探讨《隋书·经籍志》中的数据参差、书名变化和图书毁佚等问题。

如果说上述三篇文章以具体案例揭示了中古历史文献的制作背景，书中还以其他实例提出阅读中古历史文献可择取的微观语境。比如由《水经注》中关于《桥玄庙碑》的记载复原东汉乡里的石刻景观（《消失的碑林：〈桥玄庙碑〉与东汉乡里石刻景观》），以特定文化符号和文体选择，探讨曹操父子的文学实践与曹魏建国史塑造之间的关系（《宣传：建国史与中古文学的开端》），通过复原沈迥的人生经历提取《归魂赋》中的地理信息（《归魂：纪行赋的道里信息》）。文章主题各异，但都力图将被后世归于不同门类和学科的文献，置于其诞生的“原境”中，进而释放其中蕴藏的历史信息。

超越汉唐的史家匠心

《入地上天：中古史料注与广义合本子注说》一文在全书别具特色，是对汉唐时期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为代表的中古史注的探讨。裴松之《三国志注》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名篇，不仅为中古史研究者所熟知，也是治魏晋南北朝史学史领域的熟题，特别是近代以来因受到陈寅恪先生（1890-1969）的格外推崇，而受到治佛教文献学、近代学术史等专业学者热议。在此背景下接着讲，于溯将问题进行了拆分：其一，《三国志注》为何采取如此这般的形式？这一形式为何遭致刘知幾（661-721）的频频恶语（即“按之使入地”）？其二，陈寅恪所说“合本子注”到底是什么？他为何给予裴注如此高的评价（即“举之使上天”）？

元嘉五年（428），宋文帝（424-453年在位）下诏裴松之（372-451）为《三国志》作注，令其“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以弥补《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缺憾，由此，裴松之将“多辞”并抄于“一事”之下，以“务在周详、以备异闻”为第一原则实为奉旨答题。从《三国志·上注表》来看，裴松之注《三国志》是一项要求明确的国家项目，因此，“掇众史之异辞，补前史之所阙”的结果，既源于项目委托人的要求，又离不开官方的支持，否则援引汉晋之间逾百部书而成的《三国志注》，绝无可能短期完成。如此前胡宝国先生指出的，东晋太元（376-396）以降经济好转，带来图书大规模聚集，至宋文帝元嘉八年，秘阁所藏《四部目录》已达到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参《从会稽到建康》，《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212页）。文献规模短时间巨量增长，客观造成同一史事出现众多“异闻”，由此，孙盛《异同杂语》、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都是这一知识背景下的产物。在于溯看来，这类“史注”文献在排列异辞的同时，还将“最终决定权交与读者”，使得“读者有更强的参与感”，而就功能而言，这类史注则可视为以“事”为单位的类书，得以“一书在手、众本在握”（150页）；但刘知幾并不关心这类文献的知识背景，也未对裴注进行逐条仔细分析，在他看来，这些书无疑是将修史过程中的“吐果之核，弃药之滓”又捡了回来（151页），是职业史家所难以接受的做法。

陈寅恪在1933年《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首次集中讨论了中古时期佛经文献之“合本”（即同文异译的汇编），“子注”虽亦谈及，但尚未直接冠以“合本子注”。此后陈寅恪又陆续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1939）、《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0）、《陈述〈辽史补注〉序》（1942）、《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1948）、《杨树达〈论语疏证〉序》（1948）等一系列文章中，反复谈及“合本子注”的概念，并最终称裴注《三国志注》是深受“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的产物，又“刘孝标《世说新书注》、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等，颇似当日佛典中之合本子注”。于溯在梳理学术史之余，辨析了陈寅恪所论合本与同时稍早佛教史学者吕澂（1896-1989）所论之异同，指出陈先生关注的重点，不仅在于这种“事类相从”的文献形态，更是一种“基于此文献形态的研究方法”，并进一步认为这种文献方法，与为当时学界所推崇的“比较研究法暗合”，皆意在“求同异之所寄”（131页）。

经过上述对裴注为代表的史注和陈寅恪“合本子注”的辨析，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援引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中的一句话，来定位《三国志注》为代表的史注与陈寅恪所谓内典“合本子注”之间的关系，即“二者之间，纵无师承之关系，必有环境之影响”。从汉唐时期的知识史脉络出发，再结合本书所提供的书籍生产和传播技术背景，裴注《三国志》这类文献的出现或许别有渊源（比如古文经学的方法、类书的相互影响等），但这些史注确实与佛经译本共同面对着同事异辞（译）迭出、亟待对比辨析的“时代现实”，而以“事”为单位加以排比条列，也确实是卷子本时代最有效的呈现方式。胡宝国先生曾对南朝贵能博闻、知识至上的学风有过精彩论述，他同时指出，在这一风气中，“事”成为活跃的知识单位，同样弥漫在史学领域（《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188-189页）；进而，“事”相应也成为重要的知识模块，在文献生产与再生产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历史文献修撰处于现实世界和修辞世界的交界面上，记什么和怎么记取决于史家的知识传统、个人才能、技术条件和修撰目标，而历史文献的阅读则是一个经由作者写作、文本媒介（卷子、碑刻或记诵）再到读者理解的辗转流动过程，其间每个因素和每个环节都可能带来信息的损益与变形。这些围绕在文献周边的因素和环节，都会影响文献对“历史”的记录。由此，当我们借由文献通向“历史”之前，势必需先对“文献”本身的历史做一番检视。于溯在绪言中借用卡尔·休斯克的话说，书中的十一篇文章并非要去建构一个历史时段的全貌，而是希望从尽可能多且各异的切入点去观测“中古历史类文献”这一核心命题，进而“各个部分能够彼此照亮对方，共同来阐明更大的整体问题”（4页）。以读者立场来说，本书通过对中古历史文献兼具理论精神和问题意识的细致阅读，尤其从技术维度加以讨论，无论是整体背景的解释，还是具体个案的分析，都拓展了观察汉唐历史与历史文献的视野，具有方法意义，很好地实现了预期目标。

诚如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所言，“文学永远比你想象得复杂”，这句话无疑也适用于历史，历史永远比你想象得复杂，史学和史料亦然。就此，《中古时期的历史文献与知识传播》一书的意义不止于“对着讲”，而在于难能可贵的“接着讲”，不作简单归因，而是尽可能呈现关联性，打开另一重视角，提供另一种可能，释放中古历史文献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并以具体案例证明，在经验、感受力和手艺的交互幻化下，熟题亦能新作。

刘禾（章静绘）

刘禾，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先后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密西根大学，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终身人文讲席教授，曾任该研究所所长，古根汉奖得主。著有《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弗洛伊德机器人：数字时代的哲学批判》《剑桥的陌生人》，编有《交换的符码：全球流通中的翻译问题》《持灯的使者》《书写与物质性在中国：韩南纪念文集》《中国女性主义的诞生：跨国女性主义核心文本》《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全球语言正义》，注有《天义·衡报》校注本。

刘禾教授所著《弗洛伊德机器人》，原于2010年以英文刊行，中文版于今年问世。今年亦逢其处女作《跨语际实践》梓行三十周年。《上海书评》对她的专访，不仅聚焦于其近年关于人工智能与哲学之新思，亦循迹回望，以联贯其三十载学术蹊径。

《弗洛伊德机器人：数字时代的哲学批判》，刘禾著，何道宽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456页，88.00元 

您分别于2021年和2023年在《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上发表了《机器中的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in the Machine）、《图灵之后：哲学如何走进人工智能实验室》（After Turing：How Philosophy Migrated to the AI Lab）两篇长文。文中尤其区分了“人工智能实验室中的哲学实践”与“人工智能哲学”，前者指在机器里做哲学、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克服形而上学。能否先请您从总体上谈谈对人工智能与哲学关系的看法？具体到您研究的剑桥语言研究小组（Cambridge Language Research Unit），为什么您认为它的工作“首先是一场哲学上的突破，其次才是一项技术上的革新”？

刘禾：我写这两篇文章，确实是想探讨哲学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今天围绕人工智能的讨论，无论在专业领域、媒体还是公众层面，往往不会把哲学置于优先位置。人们的关注点多集中于技术的潜能、应用的前景，或它会如何改变文明——一些论者甚至重提了人工智能或将毁灭人类的旧调。事实上，这类论断早在几十年前便已存在，只是在计算机与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工智能的作用与社会关注度空前提高，于是人们更倾向于就事论事地谈论技术本身。但如果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图灵测试开始，哲学问题始终是推动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动力。正如“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个名称的提出者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所强调的，人工智能与哲学休戚相关，因为它直接触及认知问题：若要设计出能够模仿人类行为的机器，就必须首先对“认知如何发生”这一问题展开哲学层面的思考。

我自己研究过剑桥大学的语言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由维特根斯坦的学生玛格丽特·马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在1956年创立。她招募了一批数学家和对计算机研究有兴趣的学者，尝试在当时仍十分原始的计算机上做信息检索和机器翻译实验。冷战初期，机器翻译被视为一项战略任务。美国迫切需要将大量苏联情报翻译成英文，但懂俄语的人才极为稀缺。于是，无论是国家科学基金会，还是海军、空军，都投入大量资金，希望在机器翻译方面取得突破。然而研究人员很快发现，机器翻译困难重重：究竟是在词与词之间，还是句子与句子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句法又该如何处理？这些都成了难题。包括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也是在回应这类问题的背景下出现的。

玛格丽特·马斯特曼（1910-1986）

这里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词的多义性，或者说词与概念的纠缠。过去人文学者往往把词和概念混为一谈，比如研究“民主”时，以为只要追溯词源就等于解释了概念。但一旦诉诸人工智能来处理自然语言就会发现，事情远不止如此。机器会暴露一些我们以往不太注意的哲学难题，迫使我们再次追问语言是怎么建构现实的。比如“逻各斯中心主义”七个字，到底是构成一个单一概念，还是其中的二字、三字可单独成义？计算机长于符号处理，但缺乏“理解力”，无从判定。概念究竟在哪？词义是不是就等同于词典里的解释？一句话的意思是不是隐藏在句子深处？这些也是维特根斯坦当年提出的问题，而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句子的意义来自它与周围句子的关系。这与今天一些基于上下文概率计算的语言模型在观念上很接近。

这一观念正是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研究的起点。问题是，计算机本身可以识别“序列”（sequence）——字母或数字的排列组合，却不能自主识别语义边界。这便是剑桥语言研究小组在早期实验中所面临的挑战。他们很快意识到，仅仅从技术层面谈机器翻译无法解决问题，必须回到哲学层面，回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尤其是他在1930年代于剑桥大学讲授的晚期思想。这些思想后来被整理成《蓝皮书》《棕皮书》，以及《哲学研究》等著作，语言研究小组创始人马斯特曼直接参与过《蓝皮书》的整理工作。然而，后人往往只记得马斯特曼是人工智能的先驱，却忘记了她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谱系关系。

维特根斯坦（右）与友人在剑桥的街道上，1935年。

《蓝皮书》排印本

我在2022年采访过当时唯一健在的剑桥语言研究小组成员约里克·威尔克斯（Yorick Wilks），他保存并整理了一批马斯特曼和剑桥语言研究小组的档案，临别时交给我保存，而第二年他就病逝了。马斯特曼曾带领小组成员系统研读过维特根斯坦的著作。1953年，由维特根斯坦最器重的女学生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编辑出版了他身后代表作《哲学研究》；次年，马斯特曼在英国亚里士多德协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上发表了一篇极具分量的文章《词》（Words），这是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直接回应。对于维特根斯坦在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提出语言的图形理论（Picture Theory of Language），马斯特曼认为，维特根斯坦走得并不远。她主张，要推进这一理论，必须在真正存在过的基于图像原则的语言中寻找实例，而最合适的例子就是古汉语，不妨尝试理解汉语是如何组织其语义网络的。

约里克·威尔克斯编的马斯特曼文集《语言、联结与形式》（2005）

当时小组成员中有一位重要的英国学者韩礼德（M. A. K. Halliday）。他曾经是王力的学生，在剑桥教授中文，他在小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中文可以成为哲学资源，并由此思考如何在机器上实现语言的图形理论，这为机器翻译奠定了基础。顺便说一下，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给早期美国人工智能研究也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特里·威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著名的自然语言理解程序SHRDLU，就深受韩礼德理论的启发。

韩礼德（1925-2018）

在此后二十年里，马斯特曼领导她的小组做了大量人工智能实验：从最成功的语义网络，到机器中介语（machine interlingua）、机械同义库（mechanical thesaurus）。从谱系上看，今天人工智能中的向量空间研究，与他们当年的探索有着明显的延续性。然而，关键不在于他们是否“预先做过”今天的研究，而在于驱动他们的并非单纯的技术目标，而是哲学问题。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能否在机器上进行哲学活动，从而揭示语言中一些连维特根斯坦本人都未能完全触及的问题。可以说，哲学在早期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作用，并不是要建立所谓“人工智能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值得怀疑——如果它是真正的哲学，就不应被限定为“人工智能的”；哲学就是哲学。剑桥语言研究小组试图在早期人工智能实验中论证维特根斯坦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什么是家族类似性（family resemblance）？词语和图案（pattern）有明确界限吗？语言或符号的图形理论是否站得住脚？如果这些理论无法在计算机上被论证，也许本身就有缺陷。因此，我的研究重点并不仅仅是为人工智能提供一种新的叙事框架，这不仅是科学史的问题，更关乎哲学演练。

您论断，马斯特曼是“第一位将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推向超越字母书写限度的现代哲学家”，她在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批判，比德里达的解构更为激进。为什么这样说？

刘禾：马斯特曼认为，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哲学问题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们可能突破心物二元论这类形而上学的根本限制。许多哲学家都意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其中包括德里达。德里达比马斯特曼晚十余年才提出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问题，他并未读过马斯特曼的著作，更不可能关注人工智能与语言实验的研究，因此他并不知道，早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在另一条路径上走得更远。

德里达名著Of Grammatology的通行中译为《论文字学》，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译。“Grammatology”更恰当的译法是“文迹学”，《弗洛伊德机器人》的中译本译者何道宽先生采用了我的这一建议。德里达关注的并非文字本身，而是所有能够留下印迹（trace）的东西，包括非文字性的印迹，比如DNA、记忆的印迹，它们或许可见，或许不可见。这与中文语境里的“文字学”几乎没有直接关系，后者是一个研究汉字系统的专门学术领域。德里达真正念兹在兹者，是如何从西方形而上学内部，尤其是从语音中心主义的桎梏中突围。他选择的突破口是字母书写遗留的印迹。所谓解构，正是借由这些印迹来揭示和动摇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他对语音中心论提出了一系列质询：字母只是声音的拼写吗？凭什么声音就比书写更贴近真理？德里达提醒我们，当人们强调声音与真理的紧密联系时，实际上正是字母书写使声音得以被辨认。德里达在这种张力中展开工作，这已超出文字学或语文学的范畴。

德里达《论文迹学》1967年初版本

德里达的这项工作始于1960年代。他最早明确讨论文迹学，是在1965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评论的对象是法国考古人类学家勒鲁瓦-古尔汉（André Leroi-Gourhan）的两卷本著作《手势与言语》（Le Geste et la Parole）。这部书很重要，探讨了手势、技术与语言的演化，从史前岩画一直延伸到当代的基因编码。不过，虽然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做出了极为有力的批判，但他也认为，真正的“外部”并不可达。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退缩和偷懒：为什么不可以设想走出形而上学？难道拼音字母的世界便是唯一可知的世界吗？显然不是。德里达坚持从形而上学内部批评形而上学，但这未必是唯一的选择。世界上存在多样的书写与符号方式，对于马斯特曼来说——也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这都意味着另外的可能性。

勒鲁瓦-古尔汉著《手势与言语》（1964-1965）

维特根斯坦没有把注意力仅仅局限在拼音文字上，他也关注“之外”的问题，只不过他的切入点是图像、几何符号，并且对数字符号表现出极大兴趣。在《弗洛伊德机器人》里，我曾提到德里达对数字有种近乎敬畏的态度，认为数学语言不受语音中心主义的束缚，对形而上学有豁免权，并暗示像控制论之父维纳这样的学者，本可以借助数字来消解形而上学。但这一判断未必成立，数字并不必然能消解形而上学。维特根斯坦就批评过罗素等人的命题逻辑（propositional logic），直言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象，对语言的理解根本是错误的。

相比之下，马斯特曼及其剑桥语言研究小组在1950年代就已尝试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多重突破，他们在实践中论证并延展了维特根斯坦的洞见。维特根斯坦往往在教学中用例子来启发思考，而马斯特曼等人因直面机器上的语义网络问题，虽认为其论述极其重要，却也过于含糊，必须将其转化为可测可算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汉字提供了一种资源。但不能简单说汉字本身就能解构形而上学。他们通过“字”（马斯特曼文章里用的是韦氏拼音tzu）来重新界定语言单位。这里的“字”并非有文化属性的“汉字”，而是一个哲学范畴、一个表意符号。“概念”边界模糊，无法直接运算；“字”则可以进入机器运算。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德里达的工作走得并不远——不是谁更“激进”的问题，而是因为马斯特曼的哲学探索产生了切实的后果：它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影响延续至今。成千上万的人在日常交流中产生了语言数据，其中哪些词使用频率最高，哪些词使用频率最低，哪些词与哪些词组合得更频繁，哪些组合更少——通过对语言现象的统计，语义网络的样貌逐渐清晰。正是统计方法推动了机器翻译的突破，而这一突破也反过来揭示了语言使用的规律，从而印证了维特根斯坦的洞见。

许多人工智能史的叙述将AI的发展划分为两大路线：一是强调符号与逻辑推理的经典人工智能（Good Old-fashioned AI），二是强调大数据的自适应机器学习（adaptive machine learning）——二者分别对应了符号主义（symbolism）与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两种主要技术范式。在您的论述中，机器翻译的历史似乎也呈现为类似的两条进路：一条经乔姆斯基，上溯到逻辑实证主义，强调句法逻辑；另一条经马斯特曼，上溯到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学派，强调语义语用和自然语言数据。您将机器翻译的成功归结为后者的胜利，并将其定性为一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事件，于是，这也是AI共同体内部“反形式主义者”对“逻辑形式主义者”的胜利，是“字”的表意想象对“词”的表音书写的胜利。您所强调的哲学维度，是否正是通行的AI史叙事所忽略的关键环节？

刘禾：的确是的，语义网络的思路与乔姆斯基的句法分析迥然不同。后者着重于主谓宾结构，并由此建立命题逻辑等形式模型。但如果只做句法或词汇层面的分析，而不触及语义，机器翻译基本是无效的，根本不能称之为“翻译”。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许多机器翻译项目陷入停滞，这一事业普遍被认为前景渺茫。于是，研究者们不得不直面语义问题。事实证明，从语义入手才是机器翻译唯一可行的道路。依靠大数据、语料库和数学模型，研究者试图划定语义的边界。

1960年代末的乔姆斯基

对比起来，语言学家拿一个孤立的句子来做句法分析，分析其深层含义——那并不是人类真实的交流状态。罗素讨论命题逻辑时喜欢举古老的悖论“我在撒谎”来分析。维特根斯坦会问：这种句子到底在什么语境下会出现？在日常情境中，人们通常会说“你在撒谎”，而不是“我在撒谎”。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些逻辑学家是在生造语言，就像马达在空转，他强调必须回到真实的语言使用中来。马斯特曼等人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尝试构建机器模型，通过统计语言数据来理解语言，考察语义网络，在此基础上，再去考虑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进入机器翻译的实践。因此，他们首先做的是哲学工作，只有在哲学上把问题澄清了，才能处理技术问题。所以我强调，技术本身并不天然具有哲学意义，而是必须经过哲学上的甄别：什么重要？什么次要？哪些东西之间有联系？哪些东西可以进入机器计算？哪些不能？

马斯特曼《扇簇与头符》（Fans and Heads）一文中的示意图，呈现了维特根斯坦所示三角形图标（icon）的多重语境/意义。

马斯特曼《翻译》（Translation）一文中的“头符”数学建模示意图，呈现了“头符”的“格”（lattice）结构：上层为一个“头符”集合，中层为词的各种具体用法，下层为词义的交集，即共享的意义重心/概念。这种可计算的语义结构，便于机器翻译和自动分析。

顺便一说，所谓人工智能有新旧之分，但“新派”未必真新。今天，联结主义被大肆吹捧。其实，神经网络最早源于控制论。1943年，麦卡洛克（Warren S. McCulloch）与皮茨（Walter Pitts）发表了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论文《神经活动中内在思想的逻辑演算》（A Logical Calculus of the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提出机器与人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性，神经元的行为模式可以类比于机器的逻辑运算，即“开”与“关”的二元状态。这类思维之所以在今天显得前沿，只是因为现在计算机在算力、记忆容量、运算速度方面远远超过当年，才使得这些模型得以更充分地实现。

您在《帝国的话语政治》讨论《马氏文通》时，认为其蓝本是《唯理普遍语法》（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后者追求“普遍语法规律”的思想与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说一脉相承。而在近年的论文中，您似乎借马斯特曼，揭示了另一种普遍性：“表意原则存在于一切语言的运作中”。尤其令我惊讶的是，《帝国的话语政治》中对“六书”原则的描述——“可用于造字的部首数量是有限的，但是它们之间的组合可能是无限的”——似乎完美诠释了您在AI论文中归于马斯特曼的“字”的组合逻辑（combinatory logic）。考虑到这两处论述横跨了二十年，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通过两位“马氏”，对比了两种迥异的普遍性？甚至区分出“真普遍”与“假普遍”、“好普遍”与“坏普遍”？

刘禾：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很关键，你的阅读很深入，否则很难抓住这一点。我此前讨论马建忠著述的那一章题为“语法的主权身份”（The Sovereign Subject of Grammar），意在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审视：汉语为什么需要“语法”？“语法”为什么重要？与此不同，马斯特曼等人认为自己研究的是句子的“逻辑”，而非句子的“语法”。

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

从这个角度看，《马氏文通》的工作可以视为对西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次投降与臣服。这种臣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马建忠试图用西方语法的有限框架来诠释汉语，但他的操作领域并非活的语言，而是“字”的领域，或者说“文”的领域——《马氏文通》的不少引文取自古籍经文。马建忠试图从中找出语法，这便混淆了中文的“字”与拉丁文的“verbum”或英文的“word”，在二者间建立了虚拟的对等关系，从而确立了一个极具误导性的衍指符号（super-sign）——“字/word”。其结果是：文字被等同于语言，语言被等同于文字，两个本应区分的系统被混为一谈。这是一个无法成立的等式，但马建忠未作深思。此后，中国的语法研究就在此基础上展开，即便后人意识到不妥，试图用新造的“词”来代替“字”与“word”对应，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660年出版的《唯理普遍语法》

西方语法进入中国文字领域后，制造了大量的混乱与伪问题，让人们为之争论不休。例如，学者们致力于分析汉字“词性”或句子成分，但汉字高度灵活，很多时候无法被这些生硬的语法“帽子”所框定。这种误解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马建忠的天主教背景及其传教士老师。长期以来，传教士一直将汉语视为单音节语言。令人惊讶的是，这一论断至今仍为一些语言学家所接受。这显然是“文”与“言”不分的典型体现。正如赵元任通过声谱仪记录所示，无论何种方言，人们说话时都是连贯的语流，而非一个个孤立的音节。传教士之所以产生汉语是单音节语言的错觉，是因为他们学习汉语是从认字入手，而绝大多数汉字确实对应一个音节，于是他们便误将书写单位的特征当作了口语的特征。说“汉字是单音节的”或许在经验上成立，但说“汉语是单音节的”则根本站不住脚。

刘禾著《帝国的话语政治》2014年修订译本（杨立华译）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马斯特曼敏锐地意识到，普遍性不在声音的领域：不同语言和方言在声音上彼此相对隔绝，无法互通。真正的普遍性只能在表意领域中寻找。如此，马建忠与马斯特曼的区别清晰可见：马建忠承袭了传教士对汉语和汉字的误解，并认为语法具有普遍性，这与后来乔姆斯基通过句法寻求普遍性的思路如出一辙。而马斯特曼则发现了汉字的潜能，认为汉字作为表意符号，拥有类似数字的组合逻辑，这与罗素等人思考的命题逻辑截然不同。在汉字系统中，“文字”与“数字”皆为“字”，其涵盖范围更广，因此更抽象，也更普遍。

您在论文里有这样一个设问：“机器中介语是普遍语言吗？”文中并未给出明确答案。您怎么看实基于中介语（interlingua）的机器翻译与莱布尼茨的“普遍语言”（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构想之间的关系？

刘禾：自十七世纪以来，尤其是莱布尼茨之后，欧洲思想界始终存在着一股寻找普遍语言的热情。这种执念背后，往往潜藏着神学动机。他们所寻找的普遍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原始语言（primitive language），所谓“原始”并非指落后或野蛮，而是在神学框架内指向最古老、最根本的语言，是对《圣经》所述“亚当语”的想象。起初，他们认为这种语言存在于古埃及；后来，当传教士抵达中国，并向欧洲汇报他们在这里似乎发现了普遍语言时，这股热情再次被点燃。

需要澄清的是，历史上的普遍语言不应与我们讨论的中介语混为一谈。欧洲人那一时期对普遍语言的追寻，是在神学或科学主义驱动下寻找普遍性的历史文化现象。而中介语则是一种数学建构，它在任意两种自然语言之间充当转换代码。但如果一定要在当下语境中讨论何谓“普遍语言”，我认为，它也不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语言”，而是一种“通讯代码”（communication code）。在《弗洛伊德机器人》中我曾讨论过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的“机识英语”（Printed English），他试图将其发展为一种“通用代码”（universal code）。在机器主导的时代，真正获得普遍性的，正是这种数学化的代码。

按您所述，香农为信息系统发明了表意英语，将英语改造成统计化的符号系统，由此奠定了电子书写的基础。这似乎显示出香农的工作与马斯特曼的思想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而您在《弗洛伊德机器人》讨论机识英语的一章，还提到香农与图灵从事的是平行工作。那是否可以说，这三位分属不同领域的思想家，共同推进了您所谓“二十世纪中叶表音书写的表意转向”，而这恰恰定义了整个数字媒介的未来？

刘禾：我们确实可以将图灵、香农和马斯特曼视为二十世纪中叶思想界的三个关键节点。尽管他们的具体工作方向不同——图灵致力于建立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础，香农致力于建立通讯网络，马斯特曼致力于建立语义网络——但他们殊途同归地意识到了同一个核心问题：为使机器能够有效工作，必须创造一种机器可识别的、基于表意逻辑的代码。

图灵在1936年的论文《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中的应用》（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中，用一个机器模型为可计算性提供了严格的数学定义，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石。随后，他在1950年的文章《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中，进一步探讨了机器是否具有思考能力与智能潜力。

艾伦·图灵（1912-1954）

马斯特曼是三人中唯一明确使用“表意”这一概念的，相比之下，香农作为工程师，虽未在哲学或概念层面概括，但他的实践却在另一个维度上印证了同样的结论。他的核心洞见源于对摩尔斯电码的分析：他发现电码不仅包含一长一短的信号，更关键的是包含了有意义的停顿。没有停顿对信号进行切分，信息便无法构成。香农的创举在于，他将这一发现应用到字母系统中，发明了一套包含二十七个字母的“机识英语”。这第二十七个字母，就是“空格”。这个空格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空白”，而是一个表意符号。它的作用是为连续的字母流提供边界，从而界定出字母或“词”的单位。例如，字母序列“C-A-T”之所以能被识别为一个单元，正是因为它被前后的空格所界定。因此，当香农将“空格”作为一个正式的字符引入字母表时，他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转化：他将一个原本表音的系统，通过加入一个纯粹表意的结构性符号，改造成了一个机器可以读取的、数字化的表意系统。

“信息论之父”克劳德·香农（1916-2001）

香农基于电报与通信实验所得的“空格/表意”发现，与马斯特曼通过汉字得出的“表意逻辑”，可谓异曲同工。汉字当然不依赖空格，但“字”作为表意符号，其本身就蕴含着组织意义与构建语义网络的能力。香农和马斯特曼都证明了，机器处理信息的基础不在于模拟人类语言的语音或语法，而在于识别和操作具有清晰边界的、表意性的代码单元。《弗洛伊德机器人》虽然出版于十五年前，但它与我当下的研究依然紧密相连。

您在论文中批判了塞尔（John Searle）的“中文屋”思想实验，指出其背后有一种“不对称的互斥逻辑”，并视之为“他者心灵形而上学”的复活。这和您过去在翻译研究中论及的“话语运动的方向性”“不均衡分布的话语场”似颇有共通之处。为什么要您要在论述人工智能的既定主干中，特地旁生一枝，对“中文屋”加以申论？

刘禾：我之所以坚持讨论“中文屋”的论题，是因为这个思想实验在人工智能的教学与研究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误导。它不仅扭曲了公众与学界对人工智能的理解，更引发了认知科学领域长达二十余年、哲学水平堪忧的无效争论。在西方哲学领域，构想思想实验是其惯用手法，而这些实验往往始于一个可疑的预设——从不通文明人语言的野蛮人开始——以此来展开推论。当“中文屋”以类似的方式登场时，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其背后的问题。这个思想实验，以及它所属的哲学方法，实质上是在用一种更隐晦、更不易察觉的方式，延续和维护着种族主义偏见。它打着探讨“图灵测试”的科学旗号巧妙织就一套论述。许多人或许能直觉到其中的不妥，却缄默不言。这种模式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一个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的西方哲学传统，其核心特征在于对自身思想优越性的笃信。由此，围绕人与机器的讨论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这个充满偏见的框架。我的批判矛头并非仅仅指向塞尔个人，而是他背后那个自信且始终将自身置于优越地位的哲学传统。

刘禾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2016）

您在介绍马斯特曼时，引用了威尔克斯的说法：马斯特曼常常会提到“罗热的无意识”（Roget’s unconscious），意指“词库中词与词之间的交叉指涉，蕴含着一般规律”。这和《弗洛伊德机器人》里讨论的“控制论无意识”和拉康学说似乎遥相呼应。我的疑问是：您在写《弗洛伊德机器人》阶段，对“将人脑作为计算机来进行控制论意义上的新规划”，基本持批评的态度；而在“表音书写的表意转向”框架下，对这些技术似乎又有比较积极的看法。这里是否有一种微妙的张力？

刘禾：我们先谈机器无意识的问题。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问，机器最终能否实现认知、获得与人同等的智能？而争论的焦点，往往被设定为“机器能否获得意识”。这一设问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根本性的假设：它将意识作为衡量智能的唯一标尺，并预设了一个原子化的、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人”作为参照。这种视角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完全忽略了无意识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早在控制论与人工智能兴起之前，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已经揭示：驱动人类行为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意识，而是来自无意识。

拉康的洞见尤为关键。他对控制论的研究抱有浓厚兴趣（例如当时关于鲸鱼、海豚如何交换信息的研究），因为这些自动运作的信息系统，恰恰可以比拟为人的无意识。拉康的名言——“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被结构起来的”“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指明了无意识并非深藏于大脑内部的神秘之物，而是一个外在的、社会的、自动化的结构。符号秩序以及社会性的语言、规则被反复操演，最终驱动我们形成自动反应，例如口误、失言便是无意识的显现。从这个角度看，机器的运作逻辑与人的无意识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机器的自动运转，正如同语言符号系统的自动运转。然而，在控制论和人工智能的主流研究中，“无意识”始终是被科学家们刻意压抑的对象——尽管有像劳伦斯·库比（Lawrence S. Kubie）这样的精神分析师身处核心圈内。但这个被压抑之物却不断回访，干扰他们。因此，我认为，机器真正能与人展开深刻对话，并成为我们有效思考对象的层面，恰恰是在无意识的层面。

由此便引出了对控制论进行批判性审视的问题。我的书里确实包含了对控制论的很多批评，尤其是针对其背后隐藏的帝国梦想与冷战思维。所谓弗洛伊德机器人的群体，就是在控制论无意识的驱使下，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军事征服与压迫，以满足其控制他者的欲望。然而，识别并批判这些问题，与深入理解其理论贡献，两者并不矛盾。就像现在难免有人简单地将人工智能视为洪水猛兽，但我认为，这种立场若要贯彻到底，就必须同时反对所有现代科技，因为它们无一例外地都与复杂的、“不干净”的权力系统（如帝国征服）纠缠在一起。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因其在伦理或政治上存在争议，就放弃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一个理论或发明，可能同时服务于多种目的。例如，香农在二战及冷战初期曾参与密码学与保密通信的研究，但这并未妨碍他在此过程中提出奠基性的信息论思想。我们不能因为其历史用途而无视这些发现和发明。毕竟，只有在深刻理解之后，我们才会知道如何有效地批判。

如果依循您的界定，“弗洛伊德机器人”指的是一切无法脱离人机之间互为摹拟的无限循环关系，因而亦难以摆脱控制论无意识的存在，那当下的对话生成式预训练模型（如ChatGPT）便可视为其最新的支配性形态。有一种批评声音认为，此类对话机器人擅长无原则的谄媚，极易将常人的意见建制化，从而加剧社会意识形态的板结，您怎么看？

刘禾：尽管ChatGPT的正式发布是在2022年底，但当前围绕它的许多讨论，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初见端倪。1966年，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约瑟夫·维森鲍姆（Joseph Weizenbaum）开发了第一款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聊天机器人ELIZA。维森鲍姆本人，作为模仿心理治疗师的“DOCTOR”脚本的设计者（ELIZA—A Computer Program for the Study of Natur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 and Machine），对人们将ELIZA拟人化的狂热提出了尖锐的哲学批评。他指出，人类用户之所以感觉能与机器对话，并非因为机器具备智能，而是源于一种自我投射的心理机制。为了系统批判同事们在这种技术乐观主义下的盲目，他写了《计算机能力与人类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From Judgment to Calculation）一书，并最终选择疏远自己开创的这一领域。

与ELIZA对话

维森鲍姆的洞察与拉康的理论不谋而合。拉康曾表示，当你在电话中与人交谈时，听见的首先是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同理，用户与ChatGPT的互动，正如与ELIZA的互动一样，是一个将自身愿望、幻想与期待投射到机器上的过程。机器生成的文本因语言固有的模糊性，为用户提供了广阔的诠释空间，如同人们解读算命先生的谶语，最终看到的只是自己内心早已存在的答案。从这个角度看，ChatGPT的强大能力或许在于更高效、更全面地映照和放大了人类的自恋。即便算法本身并未植入刻意讨好之意，用户也总能从模型的回答中，找到迎合自己期待的证据。当我们拨开当前对聊天机器人的过度炒作，重审1966年的ELIZA，便会明白：构成这场人机互动幻觉的所有基本元素，其实半个多世纪以来，未曾改变。

在一些人看来，聊天机器人的发展可能进一步强化英语霸权，因为现有的网络语料中英语占据最大份额，而小语种本就面临数据不足的问题。您在2023年主编了《全球语言正义》（Global Language Justice）一书，探讨了如何应对语言消失的挑战。能谈谈编这本书的初衷吗？您认为当下的技术能否为濒危语言的保护与复兴提供新契机？

刘禾：编写这本书的核心目标是构建一个更宏大的理论视野，将当代世界的生态变迁、移民浪潮、政治经济动荡与技术发展结合起来，重新审视什么是语言。为此，我们提出了“语言的生命世界”（the lifeworld of languages）这一核心观念，意在强调，语言并非语言学教科书中僵化的语法结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依赖于使用者而存在的生命系统。然而，这个生命系统正面临严峻危机。近几十年来，大量语言（尤其是原住民语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联合国虽已发起保护项目（我也参与其中），但我们认为，仅仅聚焦于原住民语言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关注所有语言整体的生存状态，即它们的“生命世界”。

这本书正是为了给这一思考奠定理论基础。我们引入了三个关键概念：logos（逻各斯）、techné（技艺）与oikos（家园）。logos指的是语言本身，追溯其作为“词语”与“理性”的希腊词源，继而将其重新定义为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techné代表技术，强调任何对语言的思考都无法脱离技术维度。oikos是“家园”，作为“生态”（ecology）与“经济”（economics）的共同词根，指向语言所根植的社会与自然环境。通过这个框架，我们将语言研究从传统的语法学和语言学领域，挪移到了生态、政治经济和数字技术交织的宏大视域中。

刘禾等编《全球语言正义》（2023）

我想着重介绍一下书中收录的两篇文章，它们精准地剖析了数字技术与语言存亡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关系。第一篇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黛博拉·安德森（Deborah Anderson）写的《为语言多样性注入数字活力：文字符号编码计划》（Digital Vitality for Linguistic Diversity: The Script Encoding Initiative），介绍了她多年来与硅谷合作的成果。她的组织致力于帮助全球大小语种申请并进入统一码（Unicode）标准。只有被纳入这个系统，一种语言的文字才能在电脑、手机等不同平台上被正确识别，否则只会显示为乱码。她的文章通过丰富的案例（如为濒危的美国原住民语言和非洲语言设计专用键盘），展示了这项工作如何为语言的数字化生存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持。然而，进入统一码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伊莎贝尔·佐格（Isabelle A. Zaugg）的《数字领域的语言正义》（Language Justice in the Digital Sphere），以埃塞俄比亚的案例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复杂代价。她指出，一旦进入由西方主导的数字系统，这些语言不仅会面临被主流数字文化同化的风险，更会被置于一个新的等级体系中。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语言被划分为“高资源语言”（high-resource language）的语料库和“低资源语言”（low-resource language）的语料库，这种划分本身就预设了其地位的不平等。此外，进入系统也意味着可能受到各种形式的监控。

这两篇文章共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一方面，进入数字系统确实能吸引年轻一代使用本族语言，有数据显示这有助于语言的传承和网络多元化；另一方面，这种进入又伴随着新的权力关系和文化风险。在全球技术化的背景下，参与或不参与数字世界，已不再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问题。一个人固然可以隐居遁世，但若要参与社会生活，就无法回避网络。那么，你是用英语进入，还是用你母语的符号进入？这使得语言正义的问题变得异常尖锐：它不再是一个关于“好与坏”的价值选择，而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存亡抉择。这其中的逻辑，与近代中国加入由国际法所规定的主权国家体系有相似之处：在一个已然成型的全球系统面前，选择不参与，往往等同于选择消亡。这才是我们今天讨论语言正义时，所必须面对的根本局面。

若将表音书写的表意转向视作某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胜利，那它会产生政治后果吗？显然，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这一转向正在发生，人们依然处于西方建构的世界秩序中。英语主宰着全球的地缘政治和话语秩序，话语的运动不断迫使汉语进入改造之途。在为石静远的《汉字王国》（Kingdom of Characters: The Language Revolution that made China Modern）所写的书评里，您提醒读者注意，统一码标准与冷战时期大多数信息技术标准一样，是由硅谷，而非任何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所决定。在《翻译的事件性》（The Eventfulness of Translation: Temporality, Difference, and Competing Universals）一文结尾，您期待亚非作家会议的遗产，能通过未来潜在的翻译，在时间的长河中延续下去。那么“面向未来哲学的表意想象”（ideographic imagination for future philosophy），会不会成为撬动现实的潜在杠杆？

刘禾：如何看待一项哲学或科学发明的政治后果？如果我们追问马斯特曼，其关于语义网络的研究有何政治意涵，她很可能会回应说，她关心的是哲学问题与技术的可行性问题——即机器能否运作。或许在她看来，所谓的“政治后果”取决于后续一系列不可预知的事件如何展开。她无法预见，像我这样的后辈学者会发掘出她的文章，并确认其对人工智能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指导作用。俗话说，一码归一码。当我们研究哲学时，我们关注的是其内部的对话、分歧与思想转折，而非要求它产生直接的政治效应。同样，当我们研究国际政治，例如国际法的翻译或条约谈判，我们面对的是另一套截然不同的符号行为与运作规则。将异质的领域简单混为一谈，无助于我们理解任何一方。

更重要的是，一项发明的后果，尤其是其政治后果，往往是无法预见的。世界在变化中，一个系统由谁始创并不重要，因为其未来的演化路径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就像讨论一项科技发明是“好”是“坏”一样困难。诚然，对于像原子弹这样目的性极强的发明，其政治后果相对清晰；但对于计算机的发明，其初衷与对今日造成的深远影响之间，已难建立直接的联系。实际上，当我们追问“政治后果”时，我们往往在预设一种因果关系（causality）。然而，早在控制论的时代，学者们就开始反思这种思维模式。在著名的梅西会议（Macy Conferences）上，他们集中讨论了“循环因果律”（circular causality）与“反馈”（feedback）的概念。在反馈系统中，A作用于B，必然导致B反作用于A，最终使得谁是因、谁是果变得无法分辨。他们关注的正是这种复杂系统内部的互动关系。当我们面对政治、经济、文化交织的复杂现实时，任何单一的因果链条都显得苍白无力。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警示的，当我们谈论“因果”时，我们很可能只是在将自己有限认知内所认可的逻辑关系，强加于事物本身。

1953年在纽约举行的梅西控制论会议的与会者

您近来的写作愈发有打通文学和学术之势：《剑桥的陌生人》融虚构、写实、史叙于一体自不待言，《机器中的维特根斯坦》虽是学术论文，却用了侦探小说的笔法——“谁是玛格丽特·马斯特曼？”维特根斯坦与图灵，同时在您的论文和小说里相遇。像《弗洛伊德机器人》这样的书，尽管也讨论文学文本，但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史都相去甚远。您是在自觉地重新发明文学、重新发明学术写作、重新发明文学研究吗？

刘禾：在写《机器中的维特根斯坦》这篇论文时，我确实融入了某些文学技巧。此番尝试，一方面源于我完成了实验性作品《剑桥的陌生人》（初版名为“六个字母的解法”）之后，有意识地将一些虚构叙事手法引入学术写作的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马斯特曼研究几乎处于阙如状态。面对一位几乎被遗忘的思想者，必须借助一种“发现式”的写作去重构其思想轮廓。令人欣慰的是，该文发表后，学界有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关注马斯特曼。因此对我而言，文学手法的介入并非为了降低阅读门槛。事实上，这篇文章的理论性和阅读挑战性，可能比我任何其他作品都要强。

刘禾2023年出版的《六个字母的解法》更新版——《剑桥的陌生人》

我也并非第一个主张“重新发明文学”的人，最早还是李陀提出来的。我始终强调，当代文学的视野亟需拓宽。如今许多小说，读者仅看几页便能预见其走向，其根源在于经验的局限性——太多作品沉溺于作者身边那一点小小的体验。文学必须加强其“思想性”，这种思想性并非要让文学变得非文学化，而是要求它对世界和历史抱有更深沉的好奇。它意味着文学的疆域必须扩大，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人情感的狭小圈子。因此，我有意识地在虚构创作中引入历史与哲学。新版《剑桥的陌生人》中加入了图灵和维特根斯坦的故事，因为我正好在研究他们。他们不仅是剑桥的风景，更是思想的交锋点，他们的故事不只是人物八卦，更是智识与时代的碰撞。

在文学研究方面，我也致力于揭示文学与科学之间被忽视的联系。克劳德·香农读过乔伊斯的现代主义经典《芬尼根的守灵》，并从中获得信息论的灵感。博弈论的奠基人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与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着迷于福尔摩斯的演绎推理，并将其视为策略思维的文学范本。更早的，俄国数学家安德烈·马尔可夫（Andrey Markov）为建立“马尔可夫链”这一如今在计算机科学中无处不在的模型，其最初的数据便来自对普希金诗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字母频率分析。这些科学家是如何与文学互动的？他们是如何阅读文本的？这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往往被忽略。因此，我的工作就是想将这些被割裂的领域重新连接起来，让文学的疆域变得更宽广。

2024年是福柯去世四十周年。在您的早期研究中，可以清晰看到福柯理论的印迹。您会如何描述他在您思想历程中的作用？

刘禾：福柯很重要，至今我仍在课堂上讲授他的理论。对我来说，他的学说在几个关键方面产生了启发。首先，是他在档案中做哲学的方法。通常，学者进入档案馆是为了爬梳历史文献，以构建一种历史叙事。但福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进入档案馆是为了做哲学。当年我在伯克利的许多同事都与他有过交往，我虽未曾亲见，但听说他时常待在班克罗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一个收藏了大量手稿和档案的地方——阅读十六、十七世纪的档案。他像考古学家一样，在看似杂乱的材料碎片中挖掘、评估，并最终获得自己的思想发现，而不是接受一个现成的故事。

其次，福柯一再强调，他所做的并非传统的“思想史”，而是“知识考古学”。我常常要求我的学生深入思考这一区别。后者的核心在于分析话语和话语的历史。福柯认为，我们用以构建知识的语言和概念框架并非永恒，而是在持续的流变之中。理解话语为何在知识考古中占据核心地位，是理解福柯的关键，也是早期启发我的另一个要点。对话语转变的重视，直接催生了我的跨语际实践研究。我发现，当代汉语的书写和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来语言的句法、词汇和表达方式塑造的。一个明清时代的人很可能无法读懂《上海书评》的任何一篇文章，因为其中充斥着大量跨语际实践创造出的新词汇——我称之为“衍指符号”。这些符号彻底改变了现代汉语书写的版图。因此，在研究现代文学时，对语言本身的知识考古变得至关重要。跨语际实践研究，正是在文学领域内进行的一次知识考古。我在书后附上的词语表，是一个引子，旨在揭示我们语言地图发生的巨大变迁。

刘禾著《跨语际实践》2022年修订译本（宋伟杰译）

然而，我的研究也让我发现了福柯理论的局限性，并由此引出了我的批判性发展。我认为，福柯虽然关注话语内部的转变，但对不同语言接触时产生的认识论冲突关注不足。正是在研究《天津条约》这类档案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福柯理论无法直接处理的问题。当条约迫使“夷”与“barbarian”这两个词并置时，我们该如何从哲学上表述这种由权力关系强加的认识论冲突？这便是我提出“衍指符号”概念的契机。关键不在于争论“夷”是否等同于“barbarian”，而在于承认“夷/barbarian”这个符号的诞生。它是一个被条约强行规定的、具有历史性和强制性的语义系列，不容个人选择。我认为，如果福柯的研究能够更细致地关注两种语言之间的认知距离，他或许也能达到相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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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章静绘）

刘禾，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先后执教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密西根大学，现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终身人文讲席教授，曾任该研究所所长，古根汉奖得主。著有《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弗洛伊德机器人：数字时代的哲学批判》《剑桥的陌生人》，编有《交换的符码：全球流通中的翻译问题》《持灯的使者》《书写与物质性在中国：韩南纪念文集》《中国女性主义的诞生：跨国女性主义核心文本》《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全球语言正义》，注有《天义·衡报》校注本。

刘禾教授所著《弗洛伊德机器人》，原于2010年以英文刊行，中文版于今年问世。今年亦逢其处女作《跨语际实践》梓行三十周年。《上海书评》对她的专访，不仅聚焦于其近年关于人工智能与哲学之新思，亦循迹回望，以联贯其三十载学术蹊径。

《弗洛伊德机器人：数字时代的哲学批判》，刘禾著，何道宽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456页，88.00元 

您分别于2021年和2023年在《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上发表了《机器中的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in the Machine）、《图灵之后：哲学如何走进人工智能实验室》（After Turing：How Philosophy Migrated to the AI Lab）两篇长文。文中尤其区分了“人工智能实验室中的哲学实践”与“人工智能哲学”，前者指在机器里做哲学、在人工智能实验室克服形而上学。能否先请您从总体上谈谈对人工智能与哲学关系的看法？具体到您研究的剑桥语言研究小组（Cambridge Language Research Unit），为什么您认为它的工作“首先是一场哲学上的突破，其次才是一项技术上的革新”？

刘禾：我写这两篇文章，确实是想探讨哲学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今天围绕人工智能的讨论，无论在专业领域、媒体还是公众层面，往往不会把哲学置于优先位置。人们的关注点多集中于技术的潜能、应用的前景，或它会如何改变文明——一些论者甚至重提了人工智能或将毁灭人类的旧调。事实上，这类论断早在几十年前便已存在，只是在计算机与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工智能的作用与社会关注度空前提高，于是人们更倾向于就事论事地谈论技术本身。但如果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图灵测试开始，哲学问题始终是推动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动力。正如“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个名称的提出者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所强调的，人工智能与哲学休戚相关，因为它直接触及认知问题：若要设计出能够模仿人类行为的机器，就必须首先对“认知如何发生”这一问题展开哲学层面的思考。

我自己研究过剑桥大学的语言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由维特根斯坦的学生玛格丽特·马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在1956年创立。她招募了一批数学家和对计算机研究有兴趣的学者，尝试在当时仍十分原始的计算机上做信息检索和机器翻译实验。冷战初期，机器翻译被视为一项战略任务。美国迫切需要将大量苏联情报翻译成英文，但懂俄语的人才极为稀缺。于是，无论是国家科学基金会，还是海军、空军，都投入大量资金，希望在机器翻译方面取得突破。然而研究人员很快发现，机器翻译困难重重：究竟是在词与词之间，还是句子与句子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句法又该如何处理？这些都成了难题。包括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也是在回应这类问题的背景下出现的。

玛格丽特·马斯特曼（1910-1986）

这里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词的多义性，或者说词与概念的纠缠。过去人文学者往往把词和概念混为一谈，比如研究“民主”时，以为只要追溯词源就等于解释了概念。但一旦诉诸人工智能来处理自然语言就会发现，事情远不止如此。机器会暴露一些我们以往不太注意的哲学难题，迫使我们再次追问语言是怎么建构现实的。比如“逻各斯中心主义”七个字，到底是构成一个单一概念，还是其中的二字、三字可单独成义？计算机长于符号处理，但缺乏“理解力”，无从判定。概念究竟在哪？词义是不是就等同于词典里的解释？一句话的意思是不是隐藏在句子深处？这些也是维特根斯坦当年提出的问题，而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句子的意义来自它与周围句子的关系。这与今天一些基于上下文概率计算的语言模型在观念上很接近。

这一观念正是语义网络（semantic network）研究的起点。问题是，计算机本身可以识别“序列”（sequence）——字母或数字的排列组合，却不能自主识别语义边界。这便是剑桥语言研究小组在早期实验中所面临的挑战。他们很快意识到，仅仅从技术层面谈机器翻译无法解决问题，必须回到哲学层面，回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尤其是他在1930年代于剑桥大学讲授的晚期思想。这些思想后来被整理成《蓝皮书》《棕皮书》，以及《哲学研究》等著作，语言研究小组创始人马斯特曼直接参与过《蓝皮书》的整理工作。然而，后人往往只记得马斯特曼是人工智能的先驱，却忘记了她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谱系关系。

维特根斯坦（右）与友人在剑桥的街道上，1935年。

《蓝皮书》排印本

我在2022年采访过当时唯一健在的剑桥语言研究小组成员约里克·威尔克斯（Yorick Wilks），他保存并整理了一批马斯特曼和剑桥语言研究小组的档案，临别时交给我保存，而第二年他就病逝了。马斯特曼曾带领小组成员系统研读过维特根斯坦的著作。1953年，由维特根斯坦最器重的女学生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编辑出版了他身后代表作《哲学研究》；次年，马斯特曼在英国亚里士多德协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上发表了一篇极具分量的文章《词》（Words），这是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直接回应。对于维特根斯坦在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提出语言的图形理论（Picture Theory of Language），马斯特曼认为，维特根斯坦走得并不远。她主张，要推进这一理论，必须在真正存在过的基于图像原则的语言中寻找实例，而最合适的例子就是古汉语，不妨尝试理解汉语是如何组织其语义网络的。

约里克·威尔克斯编的马斯特曼文集《语言、联结与形式》（2005）

当时小组成员中有一位重要的英国学者韩礼德（M. A. K. Halliday）。他曾经是王力的学生，在剑桥教授中文，他在小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中文可以成为哲学资源，并由此思考如何在机器上实现语言的图形理论，这为机器翻译奠定了基础。顺便说一下，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给早期美国人工智能研究也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特里·威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著名的自然语言理解程序SHRDLU，就深受韩礼德理论的启发。

韩礼德（1925-2018）

在此后二十年里，马斯特曼领导她的小组做了大量人工智能实验：从最成功的语义网络，到机器中介语（machine interlingua）、机械同义库（mechanical thesaurus）。从谱系上看，今天人工智能中的向量空间研究，与他们当年的探索有着明显的延续性。然而，关键不在于他们是否“预先做过”今天的研究，而在于驱动他们的并非单纯的技术目标，而是哲学问题。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能否在机器上进行哲学活动，从而揭示语言中一些连维特根斯坦本人都未能完全触及的问题。可以说，哲学在早期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作用，并不是要建立所谓“人工智能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值得怀疑——如果它是真正的哲学，就不应被限定为“人工智能的”；哲学就是哲学。剑桥语言研究小组试图在早期人工智能实验中论证维特根斯坦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什么是家族类似性（family resemblance）？词语和图案（pattern）有明确界限吗？语言或符号的图形理论是否站得住脚？如果这些理论无法在计算机上被论证，也许本身就有缺陷。因此，我的研究重点并不仅仅是为人工智能提供一种新的叙事框架，这不仅是科学史的问题，更关乎哲学演练。

您论断，马斯特曼是“第一位将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推向超越字母书写限度的现代哲学家”，她在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批判，比德里达的解构更为激进。为什么这样说？

刘禾：马斯特曼认为，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哲学问题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们可能突破心物二元论这类形而上学的根本限制。许多哲学家都意识到这样做的必要性，其中包括德里达。德里达比马斯特曼晚十余年才提出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问题，他并未读过马斯特曼的著作，更不可能关注人工智能与语言实验的研究，因此他并不知道，早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在另一条路径上走得更远。

德里达名著Of Grammatology的通行中译为《论文字学》，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译。“Grammatology”更恰当的译法是“文迹学”，《弗洛伊德机器人》的中译本译者何道宽先生采用了我的这一建议。德里达关注的并非文字本身，而是所有能够留下印迹（trace）的东西，包括非文字性的印迹，比如DNA、记忆的印迹，它们或许可见，或许不可见。这与中文语境里的“文字学”几乎没有直接关系，后者是一个研究汉字系统的专门学术领域。德里达真正念兹在兹者，是如何从西方形而上学内部，尤其是从语音中心主义的桎梏中突围。他选择的突破口是字母书写遗留的印迹。所谓解构，正是借由这些印迹来揭示和动摇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他对语音中心论提出了一系列质询：字母只是声音的拼写吗？凭什么声音就比书写更贴近真理？德里达提醒我们，当人们强调声音与真理的紧密联系时，实际上正是字母书写使声音得以被辨认。德里达在这种张力中展开工作，这已超出文字学或语文学的范畴。

德里达《论文迹学》1967年初版本

德里达的这项工作始于1960年代。他最早明确讨论文迹学，是在1965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评论的对象是法国考古人类学家勒鲁瓦-古尔汉（André Leroi-Gourhan）的两卷本著作《手势与言语》（Le Geste et la Parole）。这部书很重要，探讨了手势、技术与语言的演化，从史前岩画一直延伸到当代的基因编码。不过，虽然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做出了极为有力的批判，但他也认为，真正的“外部”并不可达。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退缩和偷懒：为什么不可以设想走出形而上学？难道拼音字母的世界便是唯一可知的世界吗？显然不是。德里达坚持从形而上学内部批评形而上学，但这未必是唯一的选择。世界上存在多样的书写与符号方式，对于马斯特曼来说——也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这都意味着另外的可能性。

勒鲁瓦-古尔汉著《手势与言语》（1964-1965）

维特根斯坦没有把注意力仅仅局限在拼音文字上，他也关注“之外”的问题，只不过他的切入点是图像、几何符号，并且对数字符号表现出极大兴趣。在《弗洛伊德机器人》里，我曾提到德里达对数字有种近乎敬畏的态度，认为数学语言不受语音中心主义的束缚，对形而上学有豁免权，并暗示像控制论之父维纳这样的学者，本可以借助数字来消解形而上学。但这一判断未必成立，数字并不必然能消解形而上学。维特根斯坦就批评过罗素等人的命题逻辑（propositional logic），直言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象，对语言的理解根本是错误的。

相比之下，马斯特曼及其剑桥语言研究小组在1950年代就已尝试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多重突破，他们在实践中论证并延展了维特根斯坦的洞见。维特根斯坦往往在教学中用例子来启发思考，而马斯特曼等人因直面机器上的语义网络问题，虽认为其论述极其重要，却也过于含糊，必须将其转化为可测可算的形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汉字提供了一种资源。但不能简单说汉字本身就能解构形而上学。他们通过“字”（马斯特曼文章里用的是韦氏拼音tzu）来重新界定语言单位。这里的“字”并非有文化属性的“汉字”，而是一个哲学范畴、一个表意符号。“概念”边界模糊，无法直接运算；“字”则可以进入机器运算。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德里达的工作走得并不远——不是谁更“激进”的问题，而是因为马斯特曼的哲学探索产生了切实的后果：它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影响延续至今。成千上万的人在日常交流中产生了语言数据，其中哪些词使用频率最高，哪些词使用频率最低，哪些词与哪些词组合得更频繁，哪些组合更少——通过对语言现象的统计，语义网络的样貌逐渐清晰。正是统计方法推动了机器翻译的突破，而这一突破也反过来揭示了语言使用的规律，从而印证了维特根斯坦的洞见。

许多人工智能史的叙述将AI的发展划分为两大路线：一是强调符号与逻辑推理的经典人工智能（Good Old-fashioned AI），二是强调大数据的自适应机器学习（adaptive machine learning）——二者分别对应了符号主义（symbolism）与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两种主要技术范式。在您的论述中，机器翻译的历史似乎也呈现为类似的两条进路：一条经乔姆斯基，上溯到逻辑实证主义，强调句法逻辑；另一条经马斯特曼，上溯到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学派，强调语义语用和自然语言数据。您将机器翻译的成功归结为后者的胜利，并将其定性为一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事件，于是，这也是AI共同体内部“反形式主义者”对“逻辑形式主义者”的胜利，是“字”的表意想象对“词”的表音书写的胜利。您所强调的哲学维度，是否正是通行的AI史叙事所忽略的关键环节？

刘禾：的确是的，语义网络的思路与乔姆斯基的句法分析迥然不同。后者着重于主谓宾结构，并由此建立命题逻辑等形式模型。但如果只做句法或词汇层面的分析，而不触及语义，机器翻译基本是无效的，根本不能称之为“翻译”。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许多机器翻译项目陷入停滞，这一事业普遍被认为前景渺茫。于是，研究者们不得不直面语义问题。事实证明，从语义入手才是机器翻译唯一可行的道路。依靠大数据、语料库和数学模型，研究者试图划定语义的边界。

1960年代末的乔姆斯基

对比起来，语言学家拿一个孤立的句子来做句法分析，分析其深层含义——那并不是人类真实的交流状态。罗素讨论命题逻辑时喜欢举古老的悖论“我在撒谎”来分析。维特根斯坦会问：这种句子到底在什么语境下会出现？在日常情境中，人们通常会说“你在撒谎”，而不是“我在撒谎”。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些逻辑学家是在生造语言，就像马达在空转，他强调必须回到真实的语言使用中来。马斯特曼等人正是在这种理念下，尝试构建机器模型，通过统计语言数据来理解语言，考察语义网络，在此基础上，再去考虑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进入机器翻译的实践。因此，他们首先做的是哲学工作，只有在哲学上把问题澄清了，才能处理技术问题。所以我强调，技术本身并不天然具有哲学意义，而是必须经过哲学上的甄别：什么重要？什么次要？哪些东西之间有联系？哪些东西可以进入机器计算？哪些不能？

马斯特曼《扇簇与头符》（Fans and Heads）一文中的示意图，呈现了维特根斯坦所示三角形图标（icon）的多重语境/意义。

马斯特曼《翻译》（Translation）一文中的“头符”数学建模示意图，呈现了“头符”的“格”（lattice）结构：上层为一个“头符”集合，中层为词的各种具体用法，下层为词义的交集，即共享的意义重心/概念。这种可计算的语义结构，便于机器翻译和自动分析。

顺便一说，所谓人工智能有新旧之分，但“新派”未必真新。今天，联结主义被大肆吹捧。其实，神经网络最早源于控制论。1943年，麦卡洛克（Warren S. McCulloch）与皮茨（Walter Pitts）发表了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论文《神经活动中内在思想的逻辑演算》（A Logical Calculus of the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提出机器与人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性，神经元的行为模式可以类比于机器的逻辑运算，即“开”与“关”的二元状态。这类思维之所以在今天显得前沿，只是因为现在计算机在算力、记忆容量、运算速度方面远远超过当年，才使得这些模型得以更充分地实现。

您在《帝国的话语政治》讨论《马氏文通》时，认为其蓝本是《唯理普遍语法》（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后者追求“普遍语法规律”的思想与乔姆斯基的“深层结构”说一脉相承。而在近年的论文中，您似乎借马斯特曼，揭示了另一种普遍性：“表意原则存在于一切语言的运作中”。尤其令我惊讶的是，《帝国的话语政治》中对“六书”原则的描述——“可用于造字的部首数量是有限的，但是它们之间的组合可能是无限的”——似乎完美诠释了您在AI论文中归于马斯特曼的“字”的组合逻辑（combinatory logic）。考虑到这两处论述横跨了二十年，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通过两位“马氏”，对比了两种迥异的普遍性？甚至区分出“真普遍”与“假普遍”、“好普遍”与“坏普遍”？

刘禾：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很关键，你的阅读很深入，否则很难抓住这一点。我此前讨论马建忠著述的那一章题为“语法的主权身份”（The Sovereign Subject of Grammar），意在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审视：汉语为什么需要“语法”？“语法”为什么重要？与此不同，马斯特曼等人认为自己研究的是句子的“逻辑”，而非句子的“语法”。

1898年出版的《马氏文通》

从这个角度看，《马氏文通》的工作可以视为对西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次投降与臣服。这种臣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马建忠试图用西方语法的有限框架来诠释汉语，但他的操作领域并非活的语言，而是“字”的领域，或者说“文”的领域——《马氏文通》的不少引文取自古籍经文。马建忠试图从中找出语法，这便混淆了中文的“字”与拉丁文的“verbum”或英文的“word”，在二者间建立了虚拟的对等关系，从而确立了一个极具误导性的衍指符号（super-sign）——“字/word”。其结果是：文字被等同于语言，语言被等同于文字，两个本应区分的系统被混为一谈。这是一个无法成立的等式，但马建忠未作深思。此后，中国的语法研究就在此基础上展开，即便后人意识到不妥，试图用新造的“词”来代替“字”与“word”对应，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660年出版的《唯理普遍语法》

西方语法进入中国文字领域后，制造了大量的混乱与伪问题，让人们为之争论不休。例如，学者们致力于分析汉字“词性”或句子成分，但汉字高度灵活，很多时候无法被这些生硬的语法“帽子”所框定。这种误解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马建忠的天主教背景及其传教士老师。长期以来，传教士一直将汉语视为单音节语言。令人惊讶的是，这一论断至今仍为一些语言学家所接受。这显然是“文”与“言”不分的典型体现。正如赵元任通过声谱仪记录所示，无论何种方言，人们说话时都是连贯的语流，而非一个个孤立的音节。传教士之所以产生汉语是单音节语言的错觉，是因为他们学习汉语是从认字入手，而绝大多数汉字确实对应一个音节，于是他们便误将书写单位的特征当作了口语的特征。说“汉字是单音节的”或许在经验上成立，但说“汉语是单音节的”则根本站不住脚。

刘禾著《帝国的话语政治》2014年修订译本（杨立华译）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马斯特曼敏锐地意识到，普遍性不在声音的领域：不同语言和方言在声音上彼此相对隔绝，无法互通。真正的普遍性只能在表意领域中寻找。如此，马建忠与马斯特曼的区别清晰可见：马建忠承袭了传教士对汉语和汉字的误解，并认为语法具有普遍性，这与后来乔姆斯基通过句法寻求普遍性的思路如出一辙。而马斯特曼则发现了汉字的潜能，认为汉字作为表意符号，拥有类似数字的组合逻辑，这与罗素等人思考的命题逻辑截然不同。在汉字系统中，“文字”与“数字”皆为“字”，其涵盖范围更广，因此更抽象，也更普遍。

您在论文里有这样一个设问：“机器中介语是普遍语言吗？”文中并未给出明确答案。您怎么看实基于中介语（interlingua）的机器翻译与莱布尼茨的“普遍语言”（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构想之间的关系？

刘禾：自十七世纪以来，尤其是莱布尼茨之后，欧洲思想界始终存在着一股寻找普遍语言的热情。这种执念背后，往往潜藏着神学动机。他们所寻找的普遍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原始语言（primitive language），所谓“原始”并非指落后或野蛮，而是在神学框架内指向最古老、最根本的语言，是对《圣经》所述“亚当语”的想象。起初，他们认为这种语言存在于古埃及；后来，当传教士抵达中国，并向欧洲汇报他们在这里似乎发现了普遍语言时，这股热情再次被点燃。

需要澄清的是，历史上的普遍语言不应与我们讨论的中介语混为一谈。欧洲人那一时期对普遍语言的追寻，是在神学或科学主义驱动下寻找普遍性的历史文化现象。而中介语则是一种数学建构，它在任意两种自然语言之间充当转换代码。但如果一定要在当下语境中讨论何谓“普遍语言”，我认为，它也不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语言”，而是一种“通讯代码”（communication code）。在《弗洛伊德机器人》中我曾讨论过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的“机识英语”（Printed English），他试图将其发展为一种“通用代码”（universal code）。在机器主导的时代，真正获得普遍性的，正是这种数学化的代码。

按您所述，香农为信息系统发明了表意英语，将英语改造成统计化的符号系统，由此奠定了电子书写的基础。这似乎显示出香农的工作与马斯特曼的思想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而您在《弗洛伊德机器人》讨论机识英语的一章，还提到香农与图灵从事的是平行工作。那是否可以说，这三位分属不同领域的思想家，共同推进了您所谓“二十世纪中叶表音书写的表意转向”，而这恰恰定义了整个数字媒介的未来？

刘禾：我们确实可以将图灵、香农和马斯特曼视为二十世纪中叶思想界的三个关键节点。尽管他们的具体工作方向不同——图灵致力于建立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础，香农致力于建立通讯网络，马斯特曼致力于建立语义网络——但他们殊途同归地意识到了同一个核心问题：为使机器能够有效工作，必须创造一种机器可识别的、基于表意逻辑的代码。

图灵在1936年的论文《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中的应用》（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中，用一个机器模型为可计算性提供了严格的数学定义，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石。随后，他在1950年的文章《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中，进一步探讨了机器是否具有思考能力与智能潜力。

艾伦·图灵（1912-1954）

马斯特曼是三人中唯一明确使用“表意”这一概念的，相比之下，香农作为工程师，虽未在哲学或概念层面概括，但他的实践却在另一个维度上印证了同样的结论。他的核心洞见源于对摩尔斯电码的分析：他发现电码不仅包含一长一短的信号，更关键的是包含了有意义的停顿。没有停顿对信号进行切分，信息便无法构成。香农的创举在于，他将这一发现应用到字母系统中，发明了一套包含二十七个字母的“机识英语”。这第二十七个字母，就是“空格”。这个空格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空白”，而是一个表意符号。它的作用是为连续的字母流提供边界，从而界定出字母或“词”的单位。例如，字母序列“C-A-T”之所以能被识别为一个单元，正是因为它被前后的空格所界定。因此，当香农将“空格”作为一个正式的字符引入字母表时，他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转化：他将一个原本表音的系统，通过加入一个纯粹表意的结构性符号，改造成了一个机器可以读取的、数字化的表意系统。

“信息论之父”克劳德·香农（1916-2001）

香农基于电报与通信实验所得的“空格/表意”发现，与马斯特曼通过汉字得出的“表意逻辑”，可谓异曲同工。汉字当然不依赖空格，但“字”作为表意符号，其本身就蕴含着组织意义与构建语义网络的能力。香农和马斯特曼都证明了，机器处理信息的基础不在于模拟人类语言的语音或语法，而在于识别和操作具有清晰边界的、表意性的代码单元。《弗洛伊德机器人》虽然出版于十五年前，但它与我当下的研究依然紧密相连。

您在论文中批判了塞尔（John Searle）的“中文屋”思想实验，指出其背后有一种“不对称的互斥逻辑”，并视之为“他者心灵形而上学”的复活。这和您过去在翻译研究中论及的“话语运动的方向性”“不均衡分布的话语场”似颇有共通之处。为什么要您要在论述人工智能的既定主干中，特地旁生一枝，对“中文屋”加以申论？

刘禾：我之所以坚持讨论“中文屋”的论题，是因为这个思想实验在人工智能的教学与研究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误导。它不仅扭曲了公众与学界对人工智能的理解，更引发了认知科学领域长达二十余年、哲学水平堪忧的无效争论。在西方哲学领域，构想思想实验是其惯用手法，而这些实验往往始于一个可疑的预设——从不通文明人语言的野蛮人开始——以此来展开推论。当“中文屋”以类似的方式登场时，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其背后的问题。这个思想实验，以及它所属的哲学方法，实质上是在用一种更隐晦、更不易察觉的方式，延续和维护着种族主义偏见。它打着探讨“图灵测试”的科学旗号巧妙织就一套论述。许多人或许能直觉到其中的不妥，却缄默不言。这种模式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一个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的西方哲学传统，其核心特征在于对自身思想优越性的笃信。由此，围绕人与机器的讨论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这个充满偏见的框架。我的批判矛头并非仅仅指向塞尔个人，而是他背后那个自信且始终将自身置于优越地位的哲学传统。

刘禾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2016）

您在介绍马斯特曼时，引用了威尔克斯的说法：马斯特曼常常会提到“罗热的无意识”（Roget’s unconscious），意指“词库中词与词之间的交叉指涉，蕴含着一般规律”。这和《弗洛伊德机器人》里讨论的“控制论无意识”和拉康学说似乎遥相呼应。我的疑问是：您在写《弗洛伊德机器人》阶段，对“将人脑作为计算机来进行控制论意义上的新规划”，基本持批评的态度；而在“表音书写的表意转向”框架下，对这些技术似乎又有比较积极的看法。这里是否有一种微妙的张力？

刘禾：我们先谈机器无意识的问题。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问，机器最终能否实现认知、获得与人同等的智能？而争论的焦点，往往被设定为“机器能否获得意识”。这一设问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根本性的假设：它将意识作为衡量智能的唯一标尺，并预设了一个原子化的、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人”作为参照。这种视角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完全忽略了无意识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早在控制论与人工智能兴起之前，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就已经揭示：驱动人类行为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意识，而是来自无意识。

拉康的洞见尤为关键。他对控制论的研究抱有浓厚兴趣（例如当时关于鲸鱼、海豚如何交换信息的研究），因为这些自动运作的信息系统，恰恰可以比拟为人的无意识。拉康的名言——“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被结构起来的”“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指明了无意识并非深藏于大脑内部的神秘之物，而是一个外在的、社会的、自动化的结构。符号秩序以及社会性的语言、规则被反复操演，最终驱动我们形成自动反应，例如口误、失言便是无意识的显现。从这个角度看，机器的运作逻辑与人的无意识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机器的自动运转，正如同语言符号系统的自动运转。然而，在控制论和人工智能的主流研究中，“无意识”始终是被科学家们刻意压抑的对象——尽管有像劳伦斯·库比（Lawrence S. Kubie）这样的精神分析师身处核心圈内。但这个被压抑之物却不断回访，干扰他们。因此，我认为，机器真正能与人展开深刻对话，并成为我们有效思考对象的层面，恰恰是在无意识的层面。

由此便引出了对控制论进行批判性审视的问题。我的书里确实包含了对控制论的很多批评，尤其是针对其背后隐藏的帝国梦想与冷战思维。所谓弗洛伊德机器人的群体，就是在控制论无意识的驱使下，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军事征服与压迫，以满足其控制他者的欲望。然而，识别并批判这些问题，与深入理解其理论贡献，两者并不矛盾。就像现在难免有人简单地将人工智能视为洪水猛兽，但我认为，这种立场若要贯彻到底，就必须同时反对所有现代科技，因为它们无一例外地都与复杂的、“不干净”的权力系统（如帝国征服）纠缠在一起。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因其在伦理或政治上存在争议，就放弃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一个理论或发明，可能同时服务于多种目的。例如，香农在二战及冷战初期曾参与密码学与保密通信的研究，但这并未妨碍他在此过程中提出奠基性的信息论思想。我们不能因为其历史用途而无视这些发现和发明。毕竟，只有在深刻理解之后，我们才会知道如何有效地批判。

如果依循您的界定，“弗洛伊德机器人”指的是一切无法脱离人机之间互为摹拟的无限循环关系，因而亦难以摆脱控制论无意识的存在，那当下的对话生成式预训练模型（如ChatGPT）便可视为其最新的支配性形态。有一种批评声音认为，此类对话机器人擅长无原则的谄媚，极易将常人的意见建制化，从而加剧社会意识形态的板结，您怎么看？

刘禾：尽管ChatGPT的正式发布是在2022年底，但当前围绕它的许多讨论，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初见端倪。1966年，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家约瑟夫·维森鲍姆（Joseph Weizenbaum）开发了第一款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聊天机器人ELIZA。维森鲍姆本人，作为模仿心理治疗师的“DOCTOR”脚本的设计者（ELIZA—A Computer Program for the Study of Natur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 and Machine），对人们将ELIZA拟人化的狂热提出了尖锐的哲学批评。他指出，人类用户之所以感觉能与机器对话，并非因为机器具备智能，而是源于一种自我投射的心理机制。为了系统批判同事们在这种技术乐观主义下的盲目，他写了《计算机能力与人类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 From Judgment to Calculation）一书，并最终选择疏远自己开创的这一领域。

与ELIZA对话

维森鲍姆的洞察与拉康的理论不谋而合。拉康曾表示，当你在电话中与人交谈时，听见的首先是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同理，用户与ChatGPT的互动，正如与ELIZA的互动一样，是一个将自身愿望、幻想与期待投射到机器上的过程。机器生成的文本因语言固有的模糊性，为用户提供了广阔的诠释空间，如同人们解读算命先生的谶语，最终看到的只是自己内心早已存在的答案。从这个角度看，ChatGPT的强大能力或许在于更高效、更全面地映照和放大了人类的自恋。即便算法本身并未植入刻意讨好之意，用户也总能从模型的回答中，找到迎合自己期待的证据。当我们拨开当前对聊天机器人的过度炒作，重审1966年的ELIZA，便会明白：构成这场人机互动幻觉的所有基本元素，其实半个多世纪以来，未曾改变。

在一些人看来，聊天机器人的发展可能进一步强化英语霸权，因为现有的网络语料中英语占据最大份额，而小语种本就面临数据不足的问题。您在2023年主编了《全球语言正义》（Global Language Justice）一书，探讨了如何应对语言消失的挑战。能谈谈编这本书的初衷吗？您认为当下的技术能否为濒危语言的保护与复兴提供新契机？

刘禾：编写这本书的核心目标是构建一个更宏大的理论视野，将当代世界的生态变迁、移民浪潮、政治经济动荡与技术发展结合起来，重新审视什么是语言。为此，我们提出了“语言的生命世界”（the lifeworld of languages）这一核心观念，意在强调，语言并非语言学教科书中僵化的语法结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依赖于使用者而存在的生命系统。然而，这个生命系统正面临严峻危机。近几十年来，大量语言（尤其是原住民语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联合国虽已发起保护项目（我也参与其中），但我们认为，仅仅聚焦于原住民语言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关注所有语言整体的生存状态，即它们的“生命世界”。

这本书正是为了给这一思考奠定理论基础。我们引入了三个关键概念：logos（逻各斯）、techné（技艺）与oikos（家园）。logos指的是语言本身，追溯其作为“词语”与“理性”的希腊词源，继而将其重新定义为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techné代表技术，强调任何对语言的思考都无法脱离技术维度。oikos是“家园”，作为“生态”（ecology）与“经济”（economics）的共同词根，指向语言所根植的社会与自然环境。通过这个框架，我们将语言研究从传统的语法学和语言学领域，挪移到了生态、政治经济和数字技术交织的宏大视域中。

刘禾等编《全球语言正义》（2023）

我想着重介绍一下书中收录的两篇文章，它们精准地剖析了数字技术与语言存亡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关系。第一篇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黛博拉·安德森（Deborah Anderson）写的《为语言多样性注入数字活力：文字符号编码计划》（Digital Vitality for Linguistic Diversity: The Script Encoding Initiative），介绍了她多年来与硅谷合作的成果。她的组织致力于帮助全球大小语种申请并进入统一码（Unicode）标准。只有被纳入这个系统，一种语言的文字才能在电脑、手机等不同平台上被正确识别，否则只会显示为乱码。她的文章通过丰富的案例（如为濒危的美国原住民语言和非洲语言设计专用键盘），展示了这项工作如何为语言的数字化生存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持。然而，进入统一码并非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伊莎贝尔·佐格（Isabelle A. Zaugg）的《数字领域的语言正义》（Language Justice in the Digital Sphere），以埃塞俄比亚的案例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复杂代价。她指出，一旦进入由西方主导的数字系统，这些语言不仅会面临被主流数字文化同化的风险，更会被置于一个新的等级体系中。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语言被划分为“高资源语言”（high-resource language）的语料库和“低资源语言”（low-resource language）的语料库，这种划分本身就预设了其地位的不平等。此外，进入系统也意味着可能受到各种形式的监控。

这两篇文章共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一方面，进入数字系统确实能吸引年轻一代使用本族语言，有数据显示这有助于语言的传承和网络多元化；另一方面，这种进入又伴随着新的权力关系和文化风险。在全球技术化的背景下，参与或不参与数字世界，已不再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问题。一个人固然可以隐居遁世，但若要参与社会生活，就无法回避网络。那么，你是用英语进入，还是用你母语的符号进入？这使得语言正义的问题变得异常尖锐：它不再是一个关于“好与坏”的价值选择，而是一个关乎“生与死”的存亡抉择。这其中的逻辑，与近代中国加入由国际法所规定的主权国家体系有相似之处：在一个已然成型的全球系统面前，选择不参与，往往等同于选择消亡。这才是我们今天讨论语言正义时，所必须面对的根本局面。

若将表音书写的表意转向视作某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胜利，那它会产生政治后果吗？显然，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这一转向正在发生，人们依然处于西方建构的世界秩序中。英语主宰着全球的地缘政治和话语秩序，话语的运动不断迫使汉语进入改造之途。在为石静远的《汉字王国》（Kingdom of Characters: The Language Revolution that made China Modern）所写的书评里，您提醒读者注意，统一码标准与冷战时期大多数信息技术标准一样，是由硅谷，而非任何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所决定。在《翻译的事件性》（The Eventfulness of Translation: Temporality, Difference, and Competing Universals）一文结尾，您期待亚非作家会议的遗产，能通过未来潜在的翻译，在时间的长河中延续下去。那么“面向未来哲学的表意想象”（ideographic imagination for future philosophy），会不会成为撬动现实的潜在杠杆？

刘禾：如何看待一项哲学或科学发明的政治后果？如果我们追问马斯特曼，其关于语义网络的研究有何政治意涵，她很可能会回应说，她关心的是哲学问题与技术的可行性问题——即机器能否运作。或许在她看来，所谓的“政治后果”取决于后续一系列不可预知的事件如何展开。她无法预见，像我这样的后辈学者会发掘出她的文章，并确认其对人工智能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指导作用。俗话说，一码归一码。当我们研究哲学时，我们关注的是其内部的对话、分歧与思想转折，而非要求它产生直接的政治效应。同样，当我们研究国际政治，例如国际法的翻译或条约谈判，我们面对的是另一套截然不同的符号行为与运作规则。将异质的领域简单混为一谈，无助于我们理解任何一方。

更重要的是，一项发明的后果，尤其是其政治后果，往往是无法预见的。世界在变化中，一个系统由谁始创并不重要，因为其未来的演化路径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就像讨论一项科技发明是“好”是“坏”一样困难。诚然，对于像原子弹这样目的性极强的发明，其政治后果相对清晰；但对于计算机的发明，其初衷与对今日造成的深远影响之间，已难建立直接的联系。实际上，当我们追问“政治后果”时，我们往往在预设一种因果关系（causality）。然而，早在控制论的时代，学者们就开始反思这种思维模式。在著名的梅西会议（Macy Conferences）上，他们集中讨论了“循环因果律”（circular causality）与“反馈”（feedback）的概念。在反馈系统中，A作用于B，必然导致B反作用于A，最终使得谁是因、谁是果变得无法分辨。他们关注的正是这种复杂系统内部的互动关系。当我们面对政治、经济、文化交织的复杂现实时，任何单一的因果链条都显得苍白无力。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警示的，当我们谈论“因果”时，我们很可能只是在将自己有限认知内所认可的逻辑关系，强加于事物本身。

1953年在纽约举行的梅西控制论会议的与会者

您近来的写作愈发有打通文学和学术之势：《剑桥的陌生人》融虚构、写实、史叙于一体自不待言，《机器中的维特根斯坦》虽是学术论文，却用了侦探小说的笔法——“谁是玛格丽特·马斯特曼？”维特根斯坦与图灵，同时在您的论文和小说里相遇。像《弗洛伊德机器人》这样的书，尽管也讨论文学文本，但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史都相去甚远。您是在自觉地重新发明文学、重新发明学术写作、重新发明文学研究吗？

刘禾：在写《机器中的维特根斯坦》这篇论文时，我确实融入了某些文学技巧。此番尝试，一方面源于我完成了实验性作品《剑桥的陌生人》（初版名为“六个字母的解法”）之后，有意识地将一些虚构叙事手法引入学术写作的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马斯特曼研究几乎处于阙如状态。面对一位几乎被遗忘的思想者，必须借助一种“发现式”的写作去重构其思想轮廓。令人欣慰的是，该文发表后，学界有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关注马斯特曼。因此对我而言，文学手法的介入并非为了降低阅读门槛。事实上，这篇文章的理论性和阅读挑战性，可能比我任何其他作品都要强。

刘禾2023年出版的《六个字母的解法》更新版——《剑桥的陌生人》

我也并非第一个主张“重新发明文学”的人，最早还是李陀提出来的。我始终强调，当代文学的视野亟需拓宽。如今许多小说，读者仅看几页便能预见其走向，其根源在于经验的局限性——太多作品沉溺于作者身边那一点小小的体验。文学必须加强其“思想性”，这种思想性并非要让文学变得非文学化，而是要求它对世界和历史抱有更深沉的好奇。它意味着文学的疆域必须扩大，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人情感的狭小圈子。因此，我有意识地在虚构创作中引入历史与哲学。新版《剑桥的陌生人》中加入了图灵和维特根斯坦的故事，因为我正好在研究他们。他们不仅是剑桥的风景，更是思想的交锋点，他们的故事不只是人物八卦，更是智识与时代的碰撞。

在文学研究方面，我也致力于揭示文学与科学之间被忽视的联系。克劳德·香农读过乔伊斯的现代主义经典《芬尼根的守灵》，并从中获得信息论的灵感。博弈论的奠基人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与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着迷于福尔摩斯的演绎推理，并将其视为策略思维的文学范本。更早的，俄国数学家安德烈·马尔可夫（Andrey Markov）为建立“马尔可夫链”这一如今在计算机科学中无处不在的模型，其最初的数据便来自对普希金诗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字母频率分析。这些科学家是如何与文学互动的？他们是如何阅读文本的？这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往往被忽略。因此，我的工作就是想将这些被割裂的领域重新连接起来，让文学的疆域变得更宽广。

2024年是福柯去世四十周年。在您的早期研究中，可以清晰看到福柯理论的印迹。您会如何描述他在您思想历程中的作用？

刘禾：福柯很重要，至今我仍在课堂上讲授他的理论。对我来说，他的学说在几个关键方面产生了启发。首先，是他在档案中做哲学的方法。通常，学者进入档案馆是为了爬梳历史文献，以构建一种历史叙事。但福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进入档案馆是为了做哲学。当年我在伯克利的许多同事都与他有过交往，我虽未曾亲见，但听说他时常待在班克罗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一个收藏了大量手稿和档案的地方——阅读十六、十七世纪的档案。他像考古学家一样，在看似杂乱的材料碎片中挖掘、评估，并最终获得自己的思想发现，而不是接受一个现成的故事。

其次，福柯一再强调，他所做的并非传统的“思想史”，而是“知识考古学”。我常常要求我的学生深入思考这一区别。后者的核心在于分析话语和话语的历史。福柯认为，我们用以构建知识的语言和概念框架并非永恒，而是在持续的流变之中。理解话语为何在知识考古中占据核心地位，是理解福柯的关键，也是早期启发我的另一个要点。对话语转变的重视，直接催生了我的跨语际实践研究。我发现，当代汉语的书写和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来语言的句法、词汇和表达方式塑造的。一个明清时代的人很可能无法读懂《上海书评》的任何一篇文章，因为其中充斥着大量跨语际实践创造出的新词汇——我称之为“衍指符号”。这些符号彻底改变了现代汉语书写的版图。因此，在研究现代文学时，对语言本身的知识考古变得至关重要。跨语际实践研究，正是在文学领域内进行的一次知识考古。我在书后附上的词语表，是一个引子，旨在揭示我们语言地图发生的巨大变迁。

刘禾著《跨语际实践》2022年修订译本（宋伟杰译）

然而，我的研究也让我发现了福柯理论的局限性，并由此引出了我的批判性发展。我认为，福柯虽然关注话语内部的转变，但对不同语言接触时产生的认识论冲突关注不足。正是在研究《天津条约》这类档案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福柯理论无法直接处理的问题。当条约迫使“夷”与“barbarian”这两个词并置时，我们该如何从哲学上表述这种由权力关系强加的认识论冲突？这便是我提出“衍指符号”概念的契机。关键不在于争论“夷”是否等同于“barbarian”，而在于承认“夷/barbarian”这个符号的诞生。它是一个被条约强行规定的、具有历史性和强制性的语义系列，不容个人选择。我认为，如果福柯的研究能够更细致地关注两种语言之间的认知距离，他或许也能达到相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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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样被埋葬》，[美]香农·李·道迪 著/ [美] 丹尼尔·卓克斯摄，李鹏程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丨乐府文化，2025年1月版，339页，68.00元

从2015年到2020年，美国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香农·李·道迪和她的搭档、纪录片导演丹尼尔·卓克斯走遍了美国各地，从佛蒙特到加利福尼亚，从伊利诺伊到亚拉巴马，从殡仪馆、公墓到各种殡葬产品创意公司，不辞辛劳地寻访殡葬师、墓地老板、殡葬创业者和临终导乐，了解后者亲眼目睹或正在推动的美国殡葬业正在发生着哪些变化。香农和她的导演搭档试图记录下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美国日新月异的殡葬习俗，进而探究“应对死亡的种种变化所折射出的美国人在当下的历史节点秉持着怎样的信仰和价值观念”。

在经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人员访谈后，香农和丹尼尔最后出色地拍摄出了一部长达二十一分钟的纪录片《我喜欢土》。在此基础上，香农又于2021年出版了一部关于美国殡葬业的人类学著作。如果按照中文直译，这本书应当被翻译为《美国人的身后世界：21世纪的死亡重塑》。然而，颇为有趣的是，译者将其翻译成了《我喜欢这样被埋葬》。在书中，香农具体而生动地呈现了当下美国殡葬习俗正在发生的种种新变化，探讨了其与美国人对身体、个人以及宇宙运行方式的信仰和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二十世纪标准化的“美国式死亡”

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在其蜚声学界的死亡史著作中，将中世纪以来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划分为五种模式。其中，最后一种模式是“看不见的死亡”。二十世纪的欧洲人多数在医院中离世，遗体由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接走处理。死亡，被科学和工业主宰。原本人们时常见到的死亡，自此在公共生活中消失了。菲利普·阿里耶斯认为，二十世纪的美国就是这种模式的极端个案。美国人死亡后，被迅速“藏”进殡仪馆或郊区公墓中。这体现着美国人对于死亡的普遍恐惧，是一种典型的“死亡否认”。菲利普·阿里耶斯进而断言，美国俨然就是一个“驱逐了死亡的社会”（[法]菲利普·阿里耶斯：《面对死亡的人》下卷，王振亚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444页）。

对于菲利普·阿里耶斯划分的关于欧洲人死亡态度的五种模式，香农并不满意，认为这只是历史学家坐在书桌前整理史料而得出的理想结论。言外之意，无疑是在批评菲利普·阿里耶斯的研究缺乏对现实的深入探究。与此同时，对于菲利普·阿里耶斯关于美国葬礼的观点，香农也并不能完全认同。不过，香农也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美国的殡葬习俗确实有着相当独特之处。显然，只有对二十世纪美国的殡葬习俗略加考察，才能对二十一世纪殡葬习俗的新变化有所了解。

首先，美国人对遗容瞻仰有着一种固执的迷恋。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间，遗容瞻仰构成了美国式葬礼中神圣的一环。香农指出，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外，佛教徒、印度教徒与基督徒也多数期望这样做。为何美国人对遗体瞻仰如此热衷？研究死亡的学者和殡葬师给出了种种解释。其中，一种流行较广的观点认为，这要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基督教福音派的天堂观念。福音派认为，在守灵或下葬前，生者需要瞻仰遗容并牢记逝者容貌，以便将来在天堂相聚。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当时有财力的家庭何以会为逝者制作死亡面具、绘制肖像画或拍摄照片。这一观点，与菲利普·阿里耶斯关于浪漫主义时代欧洲人对死亡态度的模式总结倒是颇为相近。然而，在香农看来，这些观点都不足以“令人信服”。

美国人对遗容瞻仰的执念，构成了遗体防腐被推广使用的基础。现代动脉防腐技术发明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欧洲，原本主要用于医学解剖、保存遗体之用。其操作方法是通过在遗体的动脉处切口，然后由导管泵入防腐剂，同时导出血液。遗体防腐技术被应用于美国人的殡葬活动，要追溯到南北战争时期。据史学家研究，在持续四年的南北战争中，大约有六十二万名美国士兵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美国死亡士兵人数的总和（[美]德鲁·吉尔平·福斯特：《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孙宏哲、张聚国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序言”，003页）。为了符合善终理念，阵亡士兵的家属们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将他们的遗体运回家中。为此，野战医院不得不采取简单的防腐措施，同时对运送遗体的车辆也做了冷冻处理。通过遗体防腐处理的遗体，满足了美国人瞻仰遗容的需要。于是，遗体防腐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开始兴起。

香农认为，南北战争是美国殡葬习俗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其影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在南北战争以前，遗体处理主要由有着经验的家庭妇女或左邻右舍帮忙料理，有着相当的私密性。然而在南北战争以后，男性专业人士在殡葬事务中开始发挥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中专门从事殡仪服务的殡仪馆大量涌现。美国殡葬业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进程，从此迅速发展。家庭在殡葬事务中的重要性，则逐渐降低。到了十九世纪末，殡葬师（mortician）的职业称谓出现。香农专门对“mortician”一词进行了解读，指出“ician”为“physician”（专业医师）一词的后缀。说明这个词在被创造之始，就是希望从事该类行业的人能够被作为特殊医师看待。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殡葬业的专业化已然完成。在这一时期，各种殡葬行业团体、执照制度、法律法规等已一应俱全，标志着美国的殡葬业完全被商业化、标准化。遗容瞻仰和遗体防腐，几乎成了殡葬活动的标配。英国记者杰西卡·米特武德在她那本批判美国殡葬业的标志性畅销书中指出，美国人的这种殡葬“传统”，到了20世纪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新型神话”（[英]杰西卡·米特武德：《美国式死亡》，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15页）。据美国殡葬协会（NFDA）的统计，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百分之九十五的逝者采取了遗体防腐处理。遗容瞻仰、遗体防腐和水泥套棺，成为了二十一世纪以前美国人的标准的、“行将就木”的“美国式葬礼”。

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标准的“美国式葬礼”？香农倾向于认同这样的一种观点。即，遗体对于亲属有着情感疗愈的作用。当亲属在看到或抚摸遗体时，内心的悲伤情绪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纾解。否则，家属的悲伤情绪无所依托，不仅得不到释放，反而还会加重。因此，遗体在葬礼中是作为一种“神圣物”而存在的。人的死亡，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生物性死亡，一个是社会性死亡。香农强调，防腐技术显然是“延长了逝者的生物性死亡和社会性死亡的临界阶段”。美国人对瞻仰遗容的坚持，并不是逃避死亡，而是为了和死者“好好道个别”。因此菲利普·阿里耶斯等人关于美国普遍存在的“死亡否认”的观点，在香农看来是不能成立的。

此外，对于美国葬礼中遗容瞻仰和遗体防腐的标准搭配，香农认为还有着更深厚的政治文化功能。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人种、民族和宗教相当多元的移民国家。然而，绝大多数美国人对遗容瞻仰和遗体防腐的普遍接受，说明了美国的殡葬是作为一种“美国公民宗教”的组成部分发展起来的，体现着美国人的一种国家层面的“礼仪规范”。换句话说，这也是美国人之所以为美国人的原因。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二、二十一世纪以来日趋“个性”的美国式葬礼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尽管遗容瞻仰、遗体防腐依然在人们的治丧活动中占据着相当比例，但是美国的殡葬习俗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在发生着显著变化。对于这一“分崩离析”和“欣欣向荣”同时发生的领域，香农并不想以“家庭相册”的形式、巨细靡遗地一一呈现。具有考古学专业背景的她，更加希望通过考察殡葬习俗中“新生的器物”和“新兴的实践”，来反映新世纪以来美国殡葬习俗的剧烈变迁。

首先，美国殡葬习俗的显著变化，体现在绿色殡葬在民间的蓬勃发展上。香农发现，从卡莱罗纳到新英格兰地区，再到整个西海岸，一场更为广泛的绿色殡葬运动正在美国民众中间兴起。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人对遗体防腐正在失去兴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防腐液无论通过动脉还是静脉进入人体，对于逝者来说都是一种伤害。即便现在的防腐液已不再是副作用很强的福尔马林，依然会对逝者的皮肤产生损害。不仅如此，遗体经防腐处理被埋葬后，还会在墓穴中累积有害物质，从而对土壤、水产生不利影响。

在位于加州塞瓦斯托波尔市的芬伍德公墓，香农看到了一处非常“纯粹”的生态墓区。该墓区在安葬遗体时，不进行任何防腐处理，也不用含金属或塑料的标记物、殡葬用具和陪葬品。仅用可降解的木制棺材、柳条棺材或天然纤维裹尸布，盛殓遗体。为了减少碳足迹，挖掘墓坑也仅限人工挖掘。在墓表上，不使用任何人工雕饰的石材，只是用野外的石块堆积作为标识。在这片生态墓区内野草丛生，狐狸、郊狼、山猫和鹿等野生动物自由出没。有一天早上，公墓员工甚至发现一只美洲狮，正趴在一处墓碑旁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在北加州和其他一些地区，香农还发现，有一些公司正在推广经营“善地森林”的概念与业务。所谓的“善地森林”，实质上是一种“保护性骨灰分撒林”。即，殡葬服务公司购买老龄林（如生命力为数百年的红杉林），然后以国家公园为范本打造成为纪念公园。客户购买将骨灰撒在树下的使用权，价格视树种、树龄、位置以及客户是否单独使用一棵树而定。在树的底部，仅仅安装一块朴素的、印有购买纪念权人姓名的铜牌。为了降低骨灰分撒对当地生态的危害，服务公司还会聘请林业专家，根据当地土壤和树木生长需要制定出不同的保护方案。“善地森林”业务在美国，颇受喜爱大自然人士的欢迎。这一群体中，很多人表示死后“想成为一棵树”。

在一些学者看来，火化十九世纪以来在美国的不断推广，主要是由于这一处置方式经济实惠和携带方便。然而，香农指出其原因要复杂得多。一方面，火化的推广与美国城市化导致的人口过密和土地紧缺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家公共卫生的启动和倡导分不开。此外，还与反天主教人士、无神论者、唯灵论者等分别从各自的立场选择火化这种方式有关。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交相作用下，火化成为了二十世纪美国人处置遗体的重要方式之一。到了1995年，美国的火化率已然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一。一些州的火化率则达到了百分之五十，甚至于更多（[英]杰西卡·米特武德：《美国式死亡》，111页）。据美国火化协会统计，火化后的骨灰，三分之一被安葬在了公墓，三分之一被抛洒在各个地方，三分之一被家属带回了家中。

进入二十一世纪，与火化率不断提高相伴随的，是多元化、个性化的骨灰创意业务正在大量涌现。比如，一项制作包含骨灰在内的“纪念性物品”运动，正在美国兴起。这些“纪念性物品”，包括“玻璃纪念”“生命宝石”和“骨灰画像”等多种形式。相关纪念物品的制作，一般要先经过净化、减除成分，然后再制作成新的物品。香农认为，纪念性物品对于遗属而言，并不仅仅是一种“念想”，而是为了在生者的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借助这些纪念性物品，生者和逝者之间的联系可以延续下去。

在俄亥俄州的一家名为“玻璃纪念”的艺术玻璃工作室，香农看到了一个外形被做成了破碎海浪形状的玻璃制品。在玻璃制品的中央，有一处代表海水泡沫的白色物质。制作人尼克告诉她，那是他的弟弟拉斯提的一小块骨灰。拉斯提生前热爱冲浪，后不幸意外身亡，尼克专门制作了这件纪念品。据尼克介绍，这家工作室专门负责为客户定制含有骨灰的纪念品，目前从全美两万多个殡仪馆接收订单。

生命宝石，是近年来在美国得到迅速推广的另一种新式纪念物。其制作工艺原理，是用极高的温度和压力，加速实现碳单质转化为晶石的自然地质过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工艺主要用来制造人造钻石。如将相关工艺用于骨灰压制，得到的产品便是生命宝石。在美国，目前一件生命宝石的制作成本在两千五百至两万五千美元不等。香农了解到，生命晶石的制作需要提前预订。根据体积大小，制作时间一般在四个月甚至一年。一颗制作成功的生命宝石，会附有一份防伪证书，上边“标注着一个微刻在钻石上且已被录入全球钻石登记簿的编号”。如同每个人都是唯一的存在，每一颗生命宝石也都是独一无二的。不仅玲珑精美，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能够长久保存。香农还发现，选择生命宝石的顾客百分之八十是美国人，其他顾客来自加拿大和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

此外，一种名为“骨灰画像”的业务，也正在迅速发展。骨灰画像，顾名思义，即用骨灰创作逝者的肖像画。从事该项业务的青年艺术家表示，肖像画的绘制在笔法和风格上要求各有差别。最为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人物的独特个性。香农调查发现，每张肖像画的基准价在两百美元。“骨灰画像”的日渐流行，折射出美国人渴望拥有更独特的纪念方式。

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希望能够保存逝者生物属性的创意产品也在探索之中。比如，一些美国人在去世后，其指纹会被殡葬师提取下来，然后通过激光镌刻技术刻在冷却后的、五光十色的玻璃吊坠上。更有一些创业者，将目光投向了逝者的DNA双链。每一个人的DNA都是唯一的，保存住DNA无疑便保存下来逝者最为本质的部分。DNA被提炼出来，也会被保存在性质稳定、肉眼可见的基质上，在室温中长久储存。

特别吸引读者眼球的是，美国部分州还出台了一些法律，允许逝者可以在特定的地点撒散骨灰。逝者的亲属可选择将骨灰带到逝者生前留下美好记忆的地方，然后在合法的地点撒下部分骨灰。一位名叫罗德的受访者，便是这样处置其妻子雪莉以及雪莉父母的骨灰的。被撒散的骨灰，和大地永远融合在了一起。

除此以外，香农还绘声绘色地介绍了美国其他一些新奇的遗体或骨灰处置方式。如遗体堆肥、遗体碱性水解法、遗体冷冻葬、（骨灰）太空葬、（骨灰）圣烟葬……，无不体现出了美国民众在死亡最后一程安排上的独特追求。

最后，不同于20世纪主要由殡葬专业人士料理遗体，美国的葬礼出现了向工业化时代以前的家庭模式回归，逝者家属开始从殡葬专业人士的手中回收权利。香农发现，北加州是家庭自办葬礼的中心。不仅有专门的家庭葬礼指导人士，同时在各地还有家庭葬礼培训班。家庭自办葬礼联盟，甚至在美国各地也出现了。家庭葬礼鼓励家属触摸逝者的遗体，为逝者清洗穿衣，尽量没有遗憾地完满地送逝者最后一程。于是，一些独特的、充满个性化的告别形式出现了。比如，一些逝者在经过专门的技术处理后，被家属摆成生前喜欢的姿势，与前来悼念的亲属、朋友进行告别。家属之所以这样做，有的是基于逝者生前的遗愿，有的则是根据逝者生前的性格特点有意为之。在这场最后的、“浪漫”派对中，逝者成为了一名“无声无息”的主角。相关情节描写，对于中国人而言，无疑充满了“诡异”甚至惊悚的氛围，但却是在美国正发生的事实。此外，在很多美国墓园，香农还发现，美国人越来越喜欢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祭奠死者。

三、为何新世纪的美国葬礼充满“个性”？

如何理解21世纪以来，美国人殡葬习俗中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对此，香农表示自己无意进行全方位考察，但她也进行了很多值得重视的讨论。香农追溯了新世纪以来，美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对美国人生死观念的影响。与此同时，在为期五年的调查中，对于每一位受访者，香农都会尽量问两个问题：“你想选择什么样的安葬方式？”“你认为死后世界是什么样的？”香农将美国近年来殡葬习俗的变化，与美国人对于个人、国家和宇宙的观念认知联系了起来。

在追寻美国历史上殡葬习俗发生变化的因素时，香农尤其强调重要历史节点的影响。正如南北战争中美国士兵的大量死亡，助推了防腐技术被应用于遗体维护，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殡葬传统。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则是形塑美国殡葬习俗的重大事件。在这场暴恐事件中，美国人从现场或电视中看到了双子塔的轰然倒塌以及遍地狼藉的遗体残肢和碎块。当然，还有很多人迄今尚未得到身份确认。在激烈的爆炸中，他们不幸“化成了血雾”。香农强调，美国人完整的遗体代表逝者本人的观念瞬间崩塌了。与此同时，遗体在葬礼中具有的情感慰藉作用也在逐渐消散。在美国人的心目中，遗体失去了“神圣性”，成为了一具具占用资源、需要处理掉的“空壳”。这次暴恐事件后，美国人开始直面遗体，观察它的细节，同时开始接受腐烂的发生。《识骨追踪》《刑事现场调查》以及《行尸走肉》等影视剧的大量涌现，就是当下美国消费文化的一种折射。与此同时，在万圣节等重要活动中，很多美国人将自己打扮成为僵尸的模样，以至乐此不疲。不难看出，“9·11事件”的发生，形塑了美国人的死亡观。

其次，气候危机和自然灾害也对美国的殡葬习俗同样造成了深刻影响。美国，是世界上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二十一世纪以来，飓风、海啸、泥石流等大规模灾害不时发生。2005年的“卡特丽娜”飓风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登陆，造成1863人死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徐富海：《城市化生存：“卡特丽娜”飓风的应急和救助》，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不断发生的气候危机和自然灾害，让美国人的生态环保意识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看到了人为活动对自然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大自然正在对人类的报复。这反映在殡葬习俗中，便是人们对绿色殡葬的认可。香农不无调侃地写道，相对于美国民众对绿色殡葬的欢迎，美国政府和公墓经营者的反应则相对迟滞许多。

与此同时，美国人殡葬习俗的新变化，还与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式微相关。香农指出，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信仰宗教人数的减少，宗教对于人们的影响也在发生变化。这体现在遗体处理上，就是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宗教传统正在失去影响力。大多数宗教对各种葬礼，也不得不持开明的态度。关于灵魂是什么，“人们也不再以宗教的观点马首是瞻”。在新世纪反抗传统、质疑权威的文化趋势下，美国社会围绕殡葬生发出了“高度个人化的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人越来越喜欢按照自己的个人想法行事。有些葬礼在他人看来，甚至有些“随他去”的玩闹性质。同是在这一过程中，那些跨行业进入殡葬领域、创办殡葬产品创意公司的创业者，无疑又成为了塑造死亡的“引领者”和“操刀手”。他们在一起，塑造着美国人的死亡。

此外，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也影响到了美国人对待殡葬的态度。现代临终关怀事业，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后迅速传到美国。到了20世纪80年代，临终关怀服务已得到美国人的广泛认可，并被纳入联邦医疗保险。临终关怀原本是为罹患绝症的病人，提供医疗护理和情感关爱。后来，临终关怀服务扩展到了帮助弥留之人了解自己的选择，以及掌控那些可能会影响自己或家庭的重大决定。临终护理事业的发展，使得病人及家庭的决策权日益彰显，出现了临终护理的“家庭回归”。随着临终护理从医院和长期护理机构向家庭的转移，病人也能够积极参与策划身后的纪念活动。香农一针见血地指出，临终关怀事业在美国的发展强化了美国人的一个观点，即“在殡葬问题上，个人拥有选择权。”

最后，美国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导致美国殡葬习俗深刻变化的深层原因。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香农将个人主义与美国人的“人观”联系在了一起。人观，即“人的观念”，是一个由人类学家莫斯提出的专业术语，主要用来讨论一个社会中的人如何看待个人与国家和宇宙之间的关系。人观是一个流动性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观也会发生改变。香农指出，传统美国的个人主义的人观认为，人的灵魂、个体都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这直接影响着二十一世纪以前美国人对待遗体和个人的态度。然而，在“9·11事件”等各种重大事件的影响下，美国人的人观发生了深刻改变。二十一世纪美国人的人观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可分的。这反映在人们对待逝者上，逝者的某一个部分或某一生物属性都可以代表其本人。也便如此，包含骨灰在内的各种纪念物才会在美国大行其道。香农指出，这种可分的人观，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又强化了美国个人主义的发展。从而，也在影响着当下美国人在“美国人是谁？”“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等问题上产生疏离，在很多重要社会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香农的这一认识是深刻的，不仅可以很好地解释美国各种新奇殡葬习俗的出现，同时对于理解美国社会的其他现实问题也颇有助益。

在香农看来，遗容瞻仰、遗体防腐作为一种全国性的“仪式规范”，受到多数美国人的认可，这在深层次上体现着一种“国家-身体”的观念认同。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美国人传统的个人主义人观的变动，美国人的宇宙观也在发生着改变。香农指出，尽管美国人对传统宗教正在失去兴趣，但是美国人并未因此而变得更加世俗，而是对神秘主义的“灵性”充满好奇。“对鬼魂、转世和星尘的信仰，塑造了美国人的宇宙观”。与传统宗教的天国观念不同，鬼魂、转世和星尘的观念更多指向的是此在的世界。用香农的话说，这种新的宇宙观，指向的是“一种以共有的生态观为基础而形成的地球共同体”，而不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以国家为导向的“想象共同体”。在这种宇宙观影响下，美国的“公墓正在成为森林，整个国家都成了潜在的死亡景观，哪里都有可能是逝者的安息之所”。个人和生态地球之间的联系，成为了美国人思考死亡的核心议题。

对于美国殡葬习俗在二十一世纪日新月异的变化，香农并不想给出面面俱到的解释。但是，通过她诸多颇有见地的分析，依然能够让读者了解到这些变化发生的重要原因。即，拥有高度个人化信仰、尤其强调自我主体性的美国人，正在根据其个人信仰、性格、爱好等重新形塑死亡，同时也在赋予自己的生命以全新的意义。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译者将这本书翻译成了《我想这样被埋葬》。当然，尽管当下美国的殡葬习俗正在变得别具个性，但在形形色色的习俗背后，也体现着人类对生命意义追寻的共通之处。美国人在面对死亡上，无论是灵魂观，还是转世说，抑或是人死之后成为星尘永留世间，都反映出了人类对于生命永恒的一种执着追求。21世纪的美国人对生命永恒的追求，并没有改变。而这，恰恰是殡葬文化的本质所在。换句话说，尽管美国的殡葬习俗形式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来生，从来就不是虚无。

读罢全书，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对这样一本连作者本人都认为“古怪”的殡葬人类学著作，译者为何要不辞辛劳翻译成为中文？英文原版中各种新奇的专业术语，翻译起来实非易事！个中原因恐怕除了译者对死亡议题有浓厚兴趣外，可能还与其希望中国人能够对当代殡葬习俗的演变以及背后的生死问题多加关注和省思有关。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当前中国大陆地区的年死亡人口已然突破了一千万。按照一场丧事约有三十人参加计算，一年参加过丧葬活动的人口即多达三亿多人。在此种情形下，人们对于死亡和殡葬议题不可能不发生兴趣。在现实中，殡葬服务中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潮流。由此，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如何审视和思考死亡？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又应当如何安排好人生的最后一程？中国的殡葬习俗又在发生哪些显著变化？无疑都是有趣的思考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香农这本书被译成中文，也便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美]爱德华·巴普蒂斯特著，陈志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625页，118.00元

在美国史及世界近代史的叙事中，奴隶制通常被视作一种落后制度，终将为自由劳动和机械化生产所取代。在传统的美国史研究中，以权利话语为中心的书写范式一般都将非裔美国人的奴役经历排除在国家现代化叙事之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以来，随着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兴起，从历史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的路径使得关于美国奴隶制的传统叙事得以改写。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爱德华·巴普蒂斯特（Edward E. Baptist）的《另一半未被讲述的故事：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The Half Has Never Been Told: Slaver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Capitalism, 2014，中译本为《被掩盖的原罪：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下文简称《被掩盖的原罪》）正是在这种史学转型的关键时刻问世。巴普蒂斯特将研究视野聚焦于1790-1860年的七十年间，通过详实的档案研究揭示了一个被长期遮蔽的历史故事：十九世纪美国南部种植园中盛行的“压迫系统”（pushing system）才是美国经济腾飞的核心引擎。以往的美国史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关注到了奴隶制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但极少有学者将对奴隶的暴力压迫置于分析框架的核心，这种忽视恰恰凸显了巴普蒂斯特研究的突破性意义——他不仅对美国现代化神话进行了彻底的道德重估，更将暴力纳为理解美国资本主义崛起的核心分析范畴，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一、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研究的范式与路径

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奴隶制史的权威学者、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乌尔里希·菲利普斯（Ulrich B. Phillips）凭借《旧南部的生活与劳动：南部社会与经济史研究》（1929）为美国南部史研究奠定了基调。他将奴隶制描绘为一个注定衰亡的经济体系：种植园经济尽管在特定时期能够获利，却因固有的低效性而无法适应工业化浪潮，南部因此注定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远远落后于北部。这种低效论主导了此后数十年的奴隶制史和南部史研究，使“北部自由资本主义更为优越”成为理解美国区域发展的主流范式。直到1944年，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一书中通过构建“殖民地-宗主国价值转移”理论，指出英国工业革命的持续活力本质上源自奴隶贸易与西印度糖业利润。这一开创性研究将奴隶制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要素，并影响了后续的学术研究。“南部特殊论”、计量史学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社会与文化史转向相继出现，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书写亦大体沿着这三条路径展开。1965年，研究南部史的著名社会史学家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D. Genovese）出版《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认为美国南部的蓄奴社会更接近于封建家长制，而非北部的资本主义结构。这一观点既驳斥了传统史学研究中“奴隶制经济低效”的论断，也对 “奴隶制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简化叙事提出质疑，为理解美国内战前的南北差异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吉诺维斯的这一分析框架被学界概括为“南部特殊论”（Southern Exceptionalism），即蓄奴的南部在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和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展现出与北部工业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封建-家长制”特征，是美国历史上独特的社会形态。吉诺维斯的研究关注的是南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他对奴隶制的经济效率问题并不感兴趣。与之相对的是，采用计量方法研究美国奴隶制问题的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与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于1974年出版了《十字架上的岁月：美国奴隶制的经济学》一书，明确指出美国内战前南部种植园的经济效率比北部的自由农场要高出34%，认为就经济效率而言南部奴隶制远远优于北部的自由劳动制度。在随后的几年间，“棉田回报率领先自由市场”这一论断在美国社会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之间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论战。争论沿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学术路径展开：在历史观层面，学者们质疑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是否不自觉地陷入了为奴隶制经济效率“辩护”的意识形态陷阱；在方法论层面，批评者对其数据样本的选择偏差、模型设定的理论假设以及量化结果的历史解释力提出质疑。这场争论虽然揭示了计量史学在解释奴隶制这类兼具经济效率与道德悖论的复杂历史制度时面临的理论困境，但也直接促进了数字人文数据库的构建。二十世纪末，以艾拉·伯林（Ira Berlin）、赛蒂娅·哈特曼（Saidiya Hartman）为代表的学者则从奴隶的日常生活、身体与情感出发，寻找更能揭示人性与权力的叙事路径，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重新平衡了计量研究的局限。这一路径虽然淡化了经济制度的影响，但其充满人文关怀的学术视角为新资本主义史学考察资本主义和人类活动之间的互相塑造奠定了基础。

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兴起既是美国史学发展演变的内在结果，也是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回应。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资本主义系统性缺陷的暴露促使学界重新审视资本积累的历史逻辑。历史学科内部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持续追问和对奴隶制、殖民主义等暴力积累形式的再发现进一步催生了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发展。新资本主义史学在继承社会文化史的微观分析传统的同时，创新性地运用全球史视野和数字人文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范式。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开拓性贡献在于，它敏锐地捕捉到地方经济实践与全球资本流动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动态本质和历史性。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近年来新资本主义史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在研究美国南部种植园经济时，新资本主义史家既考察棉花等大宗商品在全球贸易链条中的流动轨迹，同时也分析国家财政体系与种植园信贷网络之间的制度性关联。通过对按揭票据、州政府担保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细致考察，新资本主义史家将加勒比海的甘蔗园、美国南部的棉花田与伦敦的金融网络紧密联结在一起。这种研究路径不仅重新定义了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现代世界经济起源的认知。

约1862年，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霍普金森种植园，奴隶们在甘薯地里劳作。

二、身体、金融与空间：压迫系统铸就美国资本主义

长期致力于十九世纪美国南部史和奴隶制史研究的爱德华·巴普蒂斯特是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先锋之一。他在学术生涯早期出版的《缔造一个旧南部：内战前佛罗里达州中部的种植园边疆》（2002）一书就展现出对十九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关注。该书通过考察奴隶的被迫迁徙、种植园主的财富积累与白人小农的生存策略三者间的复杂互动，再现了正在形成中的奴隶制资本主义社会图景——既有赤裸裸的暴力掠夺，也蕴含着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始逻辑。巴普蒂斯特这种将微观主体性与宏观权力结构相结合的双重视角，也体现在《被掩盖的原罪》一书的研究中。2012年，他在《有毒债务、骗子贷款、人的抵押和证券化与1873年恐慌》一文中进一步拓展了这种研究范式。通过将金融工具分析、经济周期理论与社会史细节纳入同一逻辑链条，巴普蒂斯特构建起一个从个体暴力现场到全球资本流动再到系统性危机的完整分析框架，大大推进了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被布朗大学历史系教授、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另一位先锋学者塞斯·罗克曼视为新资本主义史学的“必读之作”，该文也预先勾勒了《被掩盖的原罪》的宏大叙事框架。2014年，《被掩盖的原罪》出版，以极具冲击力的研究视角重构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叙事。巴普蒂斯特通过聚焦1790-1860年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奴隶制扩张，揭示了暴力机制如何成为美国经济崛起的核心动力。该书突破了传统史学将奴隶制边缘化为“落后制度”的叙事范式，创造性地论证了奴隶主如何通过系统化的肉体惩罚和金融创新，将黑人身体转化为资本积累的基本单位，推动棉花产业与全球市场的深度整合。

该书的第一个重大创新之处在于研究地域的选择。在已有关于美国奴隶制的研究中，大西洋沿岸的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往往是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但巴普蒂斯特却将目光聚焦于西进运动下动态扩张的西南部“奴隶劳工营”。首先，地域选择的改变揭示了关键的历史事实：东南部虽然充当了南部蓄奴的“仓库”，但真正驱动奴隶制经济持续扩张的却是以新奥尔良为枢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在这个新兴的奴隶制边疆，巴普蒂斯特勾勒出一幅与传统认知截然不同的历史图景：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种植园主不再是守旧的乡绅，而是站在残酷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前沿的、具有前瞻性思维和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他们将数以万计的奴隶强行迁移至密西西比河流域种植棉花，使密西西比河流域成为奴隶制资本主义最具活力的试验场。在这里，土地投机与商业冒险构成了社 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组织原则。为了进一步提高收益，这些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奴隶主发展出了一套以“系统化酷刑”为核心技术的生产体系，通过暴力手段持续提升棉花采摘效率。同时，巴普蒂斯特没有将奴隶制视为一种区域性制度。他在观察密西西比河流域奴隶制动态扩张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奴隶制经济对十九世纪美国以及大西洋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极具侵略性和扩张主义的西南部种植园主阶层，直接支撑了北部工业体系的资本形成。甚至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建立的全球竞争优势，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西进的“棉花王国”所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原材料供应。巴普蒂斯特的地理-经济分析框架，重构了传统上对美国奴隶制空间格局与发展动力的理解。他不仅将研究焦点从静态的东部海岸转向动态的西部边疆，更揭示了奴隶制经济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结构性关联。这种空间视角的转换，使人们能够在一个更具张力的分析维度上，重新审视奴隶制在美国资本主义崛起过程中的核心地位。

本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独特的“创伤叙事”手法，这一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巴普蒂斯特突破了传统经济史研究中“价值中立”的方法论，通过质疑美国主流历史叙事中的“美德宝库”神话——即将美利坚国家的繁荣归因于自由精神和民主制度的自我美化传统，揭露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本质及其对非裔美国人群体造成的持续创伤。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新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历史研究越来越关注边缘群体的经历。到二十世纪末，情感史研究方法的引入进一步拓展了学者对历史创伤的理解。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将量化分析与情感体验分开讨论。《被掩盖的原罪》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将这两种研究路径整合，既保持了经济史研究的实证严谨，又融入了对历史创伤的道德审视。其次，这种创伤叙事不仅限于揭露奴隶制的暴力本质，更将其置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宏观框架中加以考察。不过，虽然巴普蒂斯特采用了“创伤叙事”方法，却没有因此淡化十九世纪奴隶劳动与国家资本积累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巴普蒂斯特笔下，奴隶主对黑人身体的残酷剥削——包括鞭打、酷刑和性暴力等——并非单纯的个人暴行，而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要求。通过分析从独立战争至美国内战之前的数据资料，巴普蒂斯特证明这种制度化的种族暴力帮助美国构建起了跨大西洋的贸易网络，并构成了美国现代化进程的基础。尤为重要的是，他指出这种暴力遗产的影响并未随着奴隶制的废除而消失，而是以各种形式延续至今，使当代美国社会整体成为这一制度的历史共谋。

巴普蒂斯特的创伤叙事也决定了其独特的史料选取和运用方式。巴普蒂斯特同时运用了十九世纪出版的前奴隶自述文本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公共工程管理局（WPA）收集的口述访谈。前奴隶自述文本的即时性特征和WPA口述访谈的回忆性特质相互印证与补充，动态地展现了奴隶群体认知框架的历史延续与变迁，构建起奴隶群体世界观的整体图景。同时，他将种植园经营记录、奴隶交易单据等量化资料与奴隶口述史料并置对照，通过数字与叙事的相互印证，构建起一个多维度的证据体系。这种方法不仅增强了研究的说服力，更促使读者在理性认知与情感体验的张力中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本质。虽然这种强烈的道德介入立场引发了读者的情绪波动和一些学者的批评，但不可否认，它为奴隶制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同时也为理解美国社会持续的种族矛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视角。

《被掩盖的原罪》以黑人身体的不同部位作为章节划分框架，按时间顺序追踪了1790-1860年间近百万奴隶从东部旧蓄奴州向西南部棉花区的强制迁徙过程。独特的叙事结构揭示了奴隶制将被奴役者异化为经济单位的残酷本质，剖析了黑人的商品化在美国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该书前两章“足”和“头”集中说明，独立战争后，美国如何开始实施系统性的西部扩张战略并初步建立起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全国性信贷网络。在这一过程中，蓄奴州政府以“人道迁徙”为名，将大量奴隶从东部烟草种植区转运至西南部新兴的棉花种植区。这种人口转移具有双重经济功能：既解决了东部各州的债务危机，又为西部开发提供了抵押资产。通过将奴隶作为抵押品获取银行信贷，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西南部地区逐渐构建起一个将国债、银行票据与奴隶契约相互关联的金融体系，初步建立起全国性的信贷网络。同时，海地革命（1791-1804）、路易斯安那购地（1803）、1811年德国海岸奴隶起义和1812年战争等国际事件，共同重塑了墨西哥湾地区的经济地理格局，使新奥尔良发展成为连接奴隶种植园与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枢纽。这一转变标志着美国南部的奴隶制从一个区域性经济制度，升级为具有全国性意义的资本积累项目。

随后，巴普蒂斯特展开分析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即全球棉花市场的需求激增如何重塑了美国奴隶制的资本运作模式。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催生的棉纺织业不断扩张，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奴隶劳动为核心的新型金融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南部的奴隶主展现出惊人的金融创新能力：他们将奴隶人身及其预期棉花收成标准化为可交易的金融产品，通过复杂的抵押贷款机制，将这些“动产奴隶”转化为流动资本。纽约和伦敦的金融机构则积极参与这一过程，将奴隶抵押票据纳入跨大西洋信用体系，建立起“人体-商品-资本”的价值转换链条。这种金融创新得到了州级制度层面的支持。多个蓄奴州通过立法设立银行，这些金融机构不仅为奴隶买卖提供信贷支持，其发行的债券更获得州政府的信用担保。北部资本和外国投资者也通过购买这些证券化产品从中获利。与这种金融现代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产领域的暴力本质。相较于经济学家艾伦·奥姆斯特德（Alan L. Olmstead）和保罗·罗德（Paul W. Rhode）将内战前棉花采摘生产力的提高归功于品种的引进和完善，巴普蒂斯特认为“压迫系统”才是其根本动力。种植园主通过精确计算的鞭刑和不断增加的劳动定额，将恐惧转化为可量化的生产效率，使奴隶人均采棉量提升百分之四百。这种以肉体折磨为手段的“效率革命”，暴露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最为残酷的一面，反映了美国奴隶制与自由理想之间的根本矛盾。

在巴普蒂斯特看来，奴隶制经济不仅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也是南部政治权力的来源。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的通过具有双重历史意义，其表面上维持了联邦内部的政治平衡，实则为奴隶制经济的持续扩张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进入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第二合众国银行的倒台进一步解除了对奴隶抵押贷款业务的金融监管，直接催生了一场以奴隶为抵押品的全国性投机浪潮。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呈现出三个特征：首先，南部种植园主阶层通过灵活运用宪法条款和联邦权力制衡原则，成功为奴隶制扩张计划构建起完整的法律保护体系；其次，全国范围内的商业利益集团通过心照不宣的政治共谋，共同维护了这一特殊的经济制度；最后，随着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金融自由化进程的推进，西南部边疆地区的银行机构大量利用联邦资金开发出创新性的奴隶抵押金融产品，这些金融工具很快被纽约和伦敦资本市场吸纳，最终导致以奴隶人身价值为支撑的信用体系滋生大量泡沫。这一系列发展不仅改变了美国的金融体系结构，更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国家政治经济走向。就在全国沉浸在棉花预期收入带来的财富幻想中时，1837年与1839年的两次经济危机以残酷的方式揭示了美国经济体系对奴隶制的深度依赖。当原棉价格波动与杰克逊政府“铸币流通令”政策相叠加时，建立在奴隶抵押票据投机之上的金融泡沫轰然破裂。银行系统陷入瘫痪，土地价格暴跌，棉花市场崩溃，大量奴隶被紧急拍卖以清偿债务，而负债累累的奴隶主则纷纷逃往得克萨斯以躲避追偿。这一时期的经济动荡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曾借助奴隶制完成原始积累的北部各州通过产业多元化较快实现了经济复苏；而将全部经济命脉系于棉花种植的南部则陷入经济和信用危机。这种经济分化催生了新的区域意识形态对立——北部开始以“现代工业文明”自居，同时将奴隶制塑造为阻碍国家进步的“落后制度”。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围绕新领土上的奴隶制存废问题的政治博弈愈演愈烈。从密苏里妥协到得克萨斯兼并，从威尔莫特附文引发的争议到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表面中立，再到莱康普顿宪法的强行通过，一系列政治事件表明，曾经共同受益于奴隶经济的南北双方已陷入不可调和的对立。当金融杠杆与政治妥协都无法维持奴隶制的利润空间时，区域矛盾最终升级为武装冲突。内战虽然在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但将黑人劳动商品化、金融化的深层机制并未消失。战后的强制劳动和种族隔离制度使黑人群体虽然摆脱了奴隶身份，却被禁锢在新的经济与政治压迫体系之中。

《被掩盖的原罪》有力地回应了美国史学界关于奴隶制和美国历史的三个主要假设。首先，第一种观点认为奴隶制与更为广泛的美国经济格格不入，即认为奴隶制与美国北部和英格兰新兴的资本主义是分离的，因为奴隶制根植于一种落后的、反现代的和静态的模式。然而，巴普蒂斯特证明了十九世纪西进运动中形成的新型奴隶制通过劳动定额、家庭拆散等暴力手段，使奴隶劳动生产率达到与北部工厂相当的水平。同时，西部运动的政治事件与州际奴隶贸易的发展互动也反驳了奴隶制史研究的第二个主要假设，即认为奴隶制与共和主义和自由劳动理念相去甚远，必然终结。关于奴隶制的最后一个假设是，奴隶制的最可怕之处在于剥夺了被奴役者的公民权利。然而，正如该书所阐明的那样，剥夺权利远非奴隶制最糟糕的一面，而是奴隶制将折磨、强奸和谋杀人类合法化。该书非但没有淡化奴隶制的暴力本质，反而通过丰富的细节展现奴隶制的血腥，这也正是它如此震撼人心的重要原因。

美国佐治亚州，棉花种植园内的采摘场景。

三、争议与启示：奴隶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定位

学术研究既应包含大胆、富有想象力的研究，也要包含富有挑战性甚至言辞尖锐的学术批评。斯坦利·埃尔金斯（Stanley Elkins）、罗伯特·福格尔和斯坦利·恩格曼等人的学术研究曾引发了几代学者的激烈争论。巴普蒂斯特的研究也是如此。《被掩盖的原罪》独特的语言风格、非传统的材料选取方式以及突破性的核心论点，一经出版就在学术界内外引发了广泛讨论和诸多争议。如前文所述，巴普蒂斯特同时采用量化数据和WPA口述访谈以及前奴隶自传来论述他的观点；但如何在保持创伤叙事风格的基础上有效整合量化数据是巴普蒂斯特面临的挑战，也是引起经济史学家批评的主要原因。部分经济史学者认为他对棉花生产的数据研究过于简单，部分数据存在错误。传统史学界则批评其过度依赖情感化的叙事方式，牺牲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经济学人》杂志曾刊发一篇言辞激烈的匿名评论，批评巴普蒂斯特把书中的白人都写成了“恶棍”，而将黑人描绘成 “受害者”，从而将对该书的讨论引向了对历史人物的道德审判。然而，“了解苦难的感受”对《被掩盖的原罪》的写作主题至关重要。不可否认，巴普蒂斯特关于奴隶制下棉花生产的研究仍有待完善。巴普蒂斯特采用“压迫系统”的描述取代福格尔和恩格曼的帮派劳动制度和棉花品种的更新，但他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并不相互排斥。即使棉花更耐种植也更易种植的情况下，奴隶仍必须以极快的速度采摘。然而，巴普蒂斯特对“压迫系统”的强调也突破了传统分析框架，将身体暴力纳入资本积累的核心机制。他对南部棉花生产和北部棉纺工厂发展的对照分析虽不如经济学家那样严谨，但也打破了将南北作为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揭示了南北之间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在语言风格上，《被掩盖的原罪》的目标读者不仅限于专业历史学者，更包括大众群体，作者需要刻意避免使用过于学术化的语言。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奴隶的苦难和商品化造就了美国的强大和富有”这一结论必然挑战美国主流的认知。为此，巴普蒂斯特必须采取直白有力的叙事方式唤起读者的恐惧和共鸣，促使读者直面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事实。总的来说，巴普蒂斯特的写作方法体现了他试图在学术严谨性和公众传播效果之间寻找平衡的努力。这种尝试无论成功与否，都为历史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相较于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在中国学界引起的广泛讨论而言，《被掩盖的原罪》中译本的出版并未产生同等程度的学术反响，这一差异部分源于两部著作在研究视角和论述方式上的不同。《棉花帝国》以全球视野考察跨大西洋棉花贸易网络，而《被掩盖的原罪》则聚焦于十九世纪前半叶美国奴隶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具体运作机制。巴普蒂斯特在研究中特别强调暴力因素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这种直截了当的论述风格虽然强化了其观点的影响力，但也因其鲜明的立场而引发部分学者对其学术客观性的质疑。此外，该书将创伤叙事与学术分析相结合的独特写作方式，既包含了社会史的情感维度，又融合了经济史的量化研究，使得中国史学界难以将其简单归类于某一传统史学分支。对于初次接触该著作的中国读者而言，这种多维度的叙事结构在提供丰富视角的同时，也可能因信息密度过高而增加理解难度，导致读者难以准确把握全书的核心论证脉络。这种接受困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外史学研究方法和写作范式上的差异。

诚然，《被掩盖的原罪》的学术语言和道德立场对中国和美国史学界而言都颇具挑战性，但其仍不失为新资本主义史学领域关于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巴普蒂斯特认为奴隶制并非外在于资本主义体系，而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暴力机制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核心作用。贝克特同样承认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强迫劳动，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不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对立面，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并在《棉花帝国》第五章中重新诠释了美国奴隶制与大西洋棉花贸易体系的关系。同时，两部著作都重视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贝克特的叙事中，国家在棉花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扮演着关键角色。巴普蒂斯特则看到了国家如何影响奴隶制的扩张和金融制度的改革，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又如何反过来影响政治决策。更重要的是，巴普蒂斯特与贝克特一样，突出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维度。资本主义需要历史化，资本主义不是人类的自然特征。因此，新资本主义史家真正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时刻的运作方式，考察的是资本主义和人类活动之间互相塑造的方式，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和历史性。新资本主义史学旨在对“运作中的资本主义”进行实证研究，而不只是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解读。奴隶制是如何体现资本主义的，即使它借鉴了旧的等级制度和结构？《被掩盖的原罪》作出了回答。该书打破了经济史学者依赖数据模型的固有范式，纠正了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忽略经济因素的狭隘视角，重构了美国奴隶制史的新叙事。巴普蒂斯特笔下的奴隶制不是封建落后的社会制度，而是不断变化、移动和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一体系塑造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社会活动。巴普蒂斯特的研究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和可塑性，为新资本主义史学提供了一个经典的研究范例，证明即使是看似“非典型”的经济形态，也可能蕴含着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口罩：近代东亚的卫生与政治》，张蒙 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丨新民说，2025年5月版，58.00元

读张蒙主编《口罩：近代东亚的卫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不仅能够了解口罩在近现代东亚历史中的使用情况，而且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收获是有关图像学与图史互证研究的图像史料和相关研究。

在该书“导言：东亚的口罩世纪”中，作者简要地回顾了医学史领域中对于口罩的研究状况。文章指出在新冠疫情之后，许多学者重新思考口罩的历史：“由于新冠疫情的刺激， 口罩史在全球范围内都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和视角也大量借鉴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3页）这的确是疫情改变世界的一个学术史例证，口罩史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还有其他方面有待挖掘和发展。该论文聚焦于东亚地区，收录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和韩国五个国家的学者的八篇论文，既是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去研究口罩这一全球化的卫生用品的使用历史，同时也是从口罩的使用历史这一独特的视角去研究防疫与国家治理、民族主义与地缘政治的内在关系。

作者认为，近代第一个撰写口罩历史的学者很可能是伍连德（1879-1960）（同上）。伍连德的祖籍是广东台山，出生于海峡殖民地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州），190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他的身份、教育背景和经历使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医学家、公共卫生学家和医学史家在中国现代检疫与防疫事业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现代公共卫生与防疫的先驱者，在他身上还被投射着近现代中国的公共治理与地缘政治的复杂元素。他本人撰写的英文专著《肺鼠疫论集》（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于1926年在日内瓦出版，“虽然他的研究存在着鲜明的进化史观的倾向，但其搜集到的许多珍贵史料已成为我们日后研究的重要起点”（4页）。现收入本书的《口罩的历史》选自他这部著作中的第七章第二节“个人防护”，以文献、图像等史料论证口罩从欧洲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期的德国和中国清朝的发展过程。

英国医学人类学教授克里斯托·兰特里斯（Christos Lynteris）的《鼠疫口罩：个人防护装备在防疫中的视觉显现》从人类学和图像研究的视角研究口罩在防疫中的视觉意义，是一篇视觉独特、论述深刻的重要论文。本书主编张蒙的论文《“伍氏口罩”的由来》从热带医学史和细菌学史入手，论证了口罩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从“呼吸器”到“口罩”的转换发展状况。美国学者禹夏（Sarah Xia Yu）的论文《口罩与地缘政治：理查德·皮尔森·斯特朗在东北鼠疫照片，1910-1911》聚焦在东北鼠疫防疫工作中的美国防疫人员理查德·P.斯特朗（Richard P. Strong）拍摄的许多照片，补充了我们一直未能看到的美国医师视角。

在新冠疫情初期，日本采用了较为“和缓”的防疫政策，本书收录的哈佛大学日本史教授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的论文《日本和亚洲的新冠政策历史背景》强调，日本政府之所以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而是期待民众自觉戴口罩，这是明治时期以来的“教化”理念的延续，是政府和民间机构紧密合作的结果。日本学者住田朋久在他的论文《日本的鼠疫口罩：思考1899年德国的辩论和大阪医患的苦难》中考证了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日本经历的鼠疫情况。韩国学者玄在焕的论文《日据时期朝鲜卫生口罩的出现与普及》指出朝鲜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出现大规模戴口罩的情况，而且在30年代出现了大量的质疑口罩有效性的声音，可能与朝鲜的反日舆情有关。本书最后一篇论文是玄在焕、濑户口明久和白玫共同撰写的《关于东亚戴口罩社会历史的若干思考》，该文是对2020年召开的一次线上工作坊“东亚社会戴口罩的社会-物质史”的介绍和总结，并提出了继续深入研究口罩史的设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工作坊第一组的讨论中，三位发言人重新审视了“口罩源自东北”的观点，指出在1899年德国和日本就已经提出使用口罩预防鼠疫，早于1910年的东北鼠疫。

总的来说，这本聚焦于东亚口罩使用历史的研究论文集从医学史、防疫史、人类学和区域政治史等多种维度重新挖掘了潜藏在人们所熟悉的“口罩”之中的研究视角与问题意识，初步揭示出在东亚地区口罩的生产、使用与传播过程中存在与衍生的公共治理、身份象征、权力话语和文化转译等问题。当这些议题放在整个东亚近现代史的研究场域中，所凸显的是现代性进程中的科学理性与公共治理之间的磨合与冲突，是整体性的历史叙事中不应缺少的一环。

在这本文集中，一个相当突出的面向是关于口罩的历史图像研究，这是我特别关注的问题。伍连德在他的《口罩的历史》（吉祥译）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图像的问题，但是采用了多幅图像作为历史依据，表明了对图像史料的高度重视。图1-1《16世纪鼠疫防护服》（10页）描绘了在十六世纪针对鼠疫防疫而使用的特殊服装，“它由一个填充有香料的喙状面具和一件用皮革或油布制成的衣服组成。在之后的几年里，面具还装上了水晶制成的眼镜。有时医生会踩高跷或骑马去探视病人。施蒂克（Sticker）在收集许多关于使用这种服装的参考资料后说，亚历山大港的检疫官拉多尼医生（Dr. Lardoni）总是骑马离家，他和他的马从头到脚都被油布遮蔽。虽然有着各种防护措施，拉多尼还是感染了鼠疫并死于1835年”（9页）。在注释中看到施蒂克这部著作出版于1908年，但是没有说明在伍连德这部著作中使用的这幅防护服图像的来源出处。图1-5《棉纱布口罩的佩戴方法》（18页）应该就是文中所讲的1921年疫情爆发后的“我们的最新口罩”的佩戴方法，是一种比较简易、实用的方法，我们今天的口罩佩戴方法与此基本相同。伍连德说，“在工作人员和群众都不熟悉肺鼠疫的地区，佩戴口罩会显得很可笑或被认为没有必要。”（24页）在1918年山西疫情爆发的时候，当地政府和公众都对抗击疫情的工作人员在春节穿着古怪的服装（丧服）表示不满（25页）。这种看法或不满直到今天也会在不同的情境中出现。

克里斯托·兰特里斯的《鼠疫口罩：个人防护装备在防疫中的视觉显现》（Christos Lynteris，Plague Masks: The Visual Emergence of Anti-Epidemic 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Medical Anthropology，Vol. 37, No. 6，2018，pp. 442-457；赵怡晨译）是一篇非常难得的医学人类学与视觉人类学相结合的论文，该文运用各种图像和文献史料深入地阐释了东北鼠疫时期的口罩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应该注意的是该论文发表于2018年，所描述的情景和阐释的观点在一年多之后世界各地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得到来自更多方面的证实。作者从图像的视觉切入：2013年12月1日《南华早报》周日刊的封面视觉设计和封面故事图像，“大多数图像捕捉到的在不同场景中的人物，都戴着各种各样面部使用的个人防护装备（PPEs）……将这些图像放到一起，口罩便充当了一种意义层累的次级能指符号（second-order signifier）。通过将新型病原体组装、整合为一种切实存在的生存风险，这一图式实际上也为控制‘下一场大流行’的科学手段提供了辟邪式的承诺。”（33页）但是，他发现在对防疫口罩的研究中几乎都未从“面具”（mask）一词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他对此感到困惑（34页）。因此，他说“在本文中，我着力回答这个被忽视，但在人类学意义上相当重要的问题：盖住面部或面部孔窍的防疫装置，应当被视作科学语境中的面具吗？又或者我们应该将此名称简单地视作传统的延续？在流行病学语境中研究这类面部佩戴技术的使用和发展时，我们是应该完全接续关于面具的人类学文献，还是转而从其他民族志学、符号学或社会理论领域中寻求理解这一现代生物医学现象的工具？”（同上）当使用“面具”这个概念来描述人们熟悉的口罩的时候，会有某种奇异的感觉。译者对此也加了注释来说明：“本文在多个意义上使用‘mask’一词，结合具体语境将之译作‘口罩’‘面罩’‘面具’等词，请读者注意其中可能存在的双关语义。”（同上）这的确是在阅读中应该留意的概念语境与内涵的变化。

从人类学研究的视角来看，面具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广泛社会行为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者在此主要依据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意在考察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时期出现的个人防护用具，讨论面部佩戴的个人防疫装置是否应当被视为一种面具。我将通过这项研究说明，这发明不仅具有面部佩戴用具以阻止感染这一细菌学上的意义，而且使那些环绕口鼻的布料织物成为类型转换的媒介——在这一转换中，佩戴者成为‘卫生现代性’中的‘理性’臣民。我认为，个人防护装备的出现与科学时代中面具及其符号意义的转化密切相关——这本质上是一个不可简化的视觉过程，即使未体现防疫活动的仪式化，也彰显了现代防疫技术的核心，即一种以设计为驱动的主体化（subjectivation）潜力。”（35-36页）本来，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普通人，佩戴口罩的行为自然表明了对于卫生防疫的公共性和理性的认同，因此所谓“卫生现代性”的“理性臣民”头衔是无需特别册封的。但是作为一种视觉上的改变——佩戴口罩的确带来一种人类面部的视觉识别的变化，把它看作是“一种以设计为驱动的主体化”的过程，的确值得思考和研究。

其实，如果从图像学研究的视角来看，问题会更加明晰和凸显。W.J.T.米切尔（W.J.T.Mitchell）的《元图像：图像及其理论话语》（Metapictures: Images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ory，唐宏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第二章“关于面孔：主题与譬喻”论述了视觉中的面部裸露或遮蔽所产生的意义联系。他指出：“面孔——无论是指表面（sur-face），还是这个表面所揭示的深度，正如列维纳斯（Emanuel Levinas） 所认为的那样，都是人身体中保持赤裸的那部分，因此也是身体隐藏和伪装的最大潜力所在。蒙上面纱，或者仅仅用墨镜遮住眼睛，就会自动让人感觉有点挑衅意味，甚至咄咄逼人。……过去两年（2020—2022年），全世界都陷入一种由疫情流行而来的强制性的面部遮盖制度中，它将口罩变成了公共卫生的象征和一个政治敏感问题。”（同上书，31-32页）无论是疫情流行期间的佩戴口罩还是来自国际新闻中的面纱、头巾，人类面孔的裸露与遮盖在视觉中具有强烈的象征性与敏感性，是视觉文化中最为关注的对象。在图像中出现的戴防疫口罩的面孔不仅仅是记录在历史档案中的生命关切，同时也是对各种管制以及社会心态、舆情的刻录。

1910年秋天，死亡率百分之一百的东北鼠疫暴发于中俄边境，引发了涉及中、日、俄三国的生命政治和地缘政治危机。伍连德被任命为防疫总医官，他采纳了空气传播理论，积极宣传使用防护口罩。1911年4月，在奉天万国鼠疫会议上，伍连德为国际代表展示了一本题为《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集（1910年10月-1911年3月）》（Views of Harbin [Fuchiatien] Taken During the Plague Epidemic，December 1910 - March 1911）的摄影集。摄影集包含了六十一张照片，带有中英文题注，“它与俄国人、日本人的类似摄影作品构成了一种竞争关系”（40页）。摄影集的视觉技巧令人印象深刻：从对哈尔滨的鸟瞰开始，越来越深入这个受难的城市；在全景式的图像之后，镜头聚焦于傅家甸苦力社区内部的黑暗景象，然后就是伍连德领导下的防疫措施：焚尸、隔离、实验室工作、数据统计、挨家挨户检查、接触者隔离、消毒、流动救治、援助穷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焚烧那被认为滋生鼠疫的地方。兰特里斯发现在这本摄影集中，口罩从头到尾都如此突出，甚至可以说口罩才是伍连德的摄影叙事的中心。在这六十一张照片当中，有四十七张是人物摄影，其中又有三十二张拍的是戴着口罩的人。镜头中一共有两百三十个人戴着防疫口罩，无一例外都在摄像机前摆好姿势，紧紧地挤在一起。防疫人员通过口罩来显示自身，白色口罩创造了引人注目的人像效果：不戴口罩的人往往与周围景观融为一体，而口罩的白色轮廓与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几乎所有伍连德手下的工作人员都戴着口罩，形成了一种视觉对比，强调了防疫的统一战线。这种整齐划一的口罩奇观既体现在单独的照片里，又贯穿在整个相册中（40-41页）。图2-1所示是摄影集中的第二十三张照片“第三区防疫执行处员役”，前面一排是身穿实验室大褂的医生和他们的助手，后面一排是穿着连身工作服的“苦力”和马车夫，都戴着口罩。第二十七张照片“第四区员役”也是拍摄了三排戴口罩的防疫人员。兰特里斯指出：“统一戴着白色口罩的景象，模糊了疫情防控过程中不同阶级和职业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以及这种不信任感的实际体现。这一景象也突出了伍连德的卫生模范军与其社会‘背景’之间的反差——‘背景’以傅家甸的脏乱街道转喻了感染者和接触者的落后。这种视觉模式与伍连德将鼠疫归咎于移民苦力的整体策略相一致……伍连德的摄影不仅仅是说明性的，而且从视觉上构建了一种基于阶级的病原学，进而支持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他将中国统治阶级从疫情灾难的责任中解脱出来，转而将责任推向另一种人类学类型上的人群——这些已经被东北舞台上的国际参与者视作应对疾病的产生和传播负责的人：苦力。”（41-42页）从防疫人员集体戴口罩的行为到在摄影图像中刻意凸显这一群体形象，当然带有以视觉图像建构防疫叙事、进而建构现代性国家政治形象叙事的意图。

当然这已经不是伍连德的发明。自1894年香港爆发鼠疫第三次大流行以来，全球鼠疫摄影中已经发展起来的修辞术。如戴维·诺克斯·格里菲斯（David Knox Griffith）在香港鼠疫中拍摄的照片，身着白色制服和白色头盔的英国士兵被描绘成一种净化的力量。历经全球各地大众媒体的复制传播（包括摄影和石印版画），士兵成了偶像般的人物。但是兰特里斯也指出了伍连德的用意有不同于格里菲斯的地方：“在1894年香港鼠疫照片当中，控制疫病在视觉上成为一场文明之战、种族之战，敌人则是病菌和中国的落后之间所谓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伍连德使用了具有英国殖民性的视觉修辞，去描绘十七年之后他在东北的抗疫工作。由此，他尝试说明中国现在如何具备了有效对抗这种联系的能力。这时，这种联系不再与殖民势力控制下的种族有关，而变为与阶级有关。”（44页）

在我看来，从种族主义视觉叙事转变为阶级分层叙事，在图像中是由于身着白色制服和白色头盔的英国士兵在视觉上具有明显的标识性，而伍连德照片中那些统一戴白色口罩的防疫人员则是与作为背景的苦力街区的反差而凸显出来。这既与被摄影对象的形象性有关，同时也是由于摄影者的一种主观意图。兰特里斯认为，“我们应当从摄影集中得到这样的结论：伍连德并不是在鼠疫成因以及抗疫模式已经得到确认之后，简单地把口罩作为道具来绘制疫情的特写，而是围绕防疫口罩制作了这个影集，将之作为国家组织的医学理性和视觉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伍连德的口罩摄影带来了传染病经验结构的改变，这既促进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维护，也开启了中国的生物政治学时代”（44页）。 这说明伍连德的口罩摄影的目的和意义主要不是作为历史的记录，而是作为改变防疫政策和促进主权宣示的工具。

兰特里斯没有止步于揭示这些口罩摄影图像的现实性功能，而是把研究延伸到人类学视角中的面具研究和神话研究。“这就好比斟酌夸扣特尔人（Kwakiutl）创造面具的神话一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理解，虽然口罩是一种实践性质的预防技术，在某些情况下才有效，但其物质应用总是与一定的象征功能，更准确地说是与神话（mythic）紧密相连。我认为，正是这种功能使‘口罩’因其本义，成为了‘面具’（mask）。”（47页）接下来作者论述了一个关于理性化的观点：“应该从历史和民族志的角度将口罩的产生看作一种抗争性的医学理性主义的象征，进而认识到口罩不仅仅是一件保护佩戴者免于感染的装置，它把佩戴者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卷进医学理性和卫生现代性的表演之中。口罩的效力依赖于唤起一种想象中的过去——主要是在欧洲长期对抗黑死病的斗争中，逐渐接受和理性化这类个人防护用具的过去。”（48-49页）在这里已经把图像的功能追溯到人类学的想象与神话传统之中，虽然看起来距离图像分析有点远了，但是那种关于图像的想象性与建构性力量的思考很有启发性。

禹夏的论文《口罩与地缘政治：理查德·皮尔森·斯特朗的东北鼠疫照片，1910-1911》（Masks and Geopolitics in Richard Pearson Strong's Photos of the Manchurian Plague Epidemic，1910-1911，2021；白羽贝译）介绍了美国医生理查德·皮尔逊·斯特朗在1910年至1911年的东北鼠疫期间拍摄的防疫照片。这些照片详细记录了控制鼠疫的过程和许多防疫措施，“并以其对防疫工作中的口罩和制服的极具吸引力的视觉描绘，增强了伍连德及其背后的清政府在管控鼠疫上的合法性”（82页）。与兰特里斯的论文相同的是，都把摄影图像中的口罩、制服作为分析的重点。因此，“本文探讨了斯特朗拍摄的照片如何描绘在东北鼠疫控制过程中医疗人员的制服”（同上）。关于这些照片的历史价值，禹夏更强调了东北地区的地缘政治问题：日本和俄国不仅企图侵占中国的领土，还想在鼠疫危机中争夺管控的合法性，因此这些照片不仅对医学史、防疫史的研究意义重大，而且对于研究当时全球卫生防疫的地缘政治也有重要意义。

卫生防疫工作离不开广泛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斯特朗的照片中的巡查队、担架搬运工队、消毒队，甚至是监督大规模火化病死者尸体的当地官员都穿戴着口罩、长袍、手套等个人防护装备，在论文中有多幅照片记录了防疫工作中的这些情景。从中国政府的外交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斯特朗的到来和他拍摄的照片有着重要的意义。疫情爆发后，在东北的英国、俄国和日本官方人员向其母国发出警报，清政府也任命伍连德前往东北，然后呼吁“各个国家”派遣更多的专家作为顾问和研究人员，以便“对俄国人和日本人进行政治平衡”。照片集的编撰者斯特朗医生与其同事奥斯卡·蒂格（Oscar Teague）医生共同领导的美国医疗代表团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大量津贴，被允许进入所有由中国人管理的场所，并与伍连德密切合作。美国人支持中国的鼠疫防控队伍以对抗日俄，并为伍连德的工作提供更多的合法性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发挥了外交使团的功能（89页）。因此伍连德的防疫制服不仅保护了穿戴者免于感染鼠疫，还实现了一个重要目的：重申中国政府在这一地理区域上的管治合法性。无论是从现实生活还是从摄影图像上来看，穿上全套制服的鼠疫防控人员不再以种族、阶级等身份示人，而是呈现为一种共同的主体身份：科学的防疫工作者。“这样的照片便在视觉上展现了一种秩序和果决。这种秩序和果决源自伍连德对‘国家组织的医疗理性和卫生现代性的想象’。这些照片通过对防疫人员的全方位刻画，凸显了中国在应对医学危机时的医疗和行政能力。”（91页）

但是，在今天看来，还有更重要、更深刻的一个议题是隐藏在官方防疫管治之下的社会问题和民生悲剧。作者指出：“在伍连德后来的回忆录中，他将1910-1911 年的鼠疫大流行看作中国医学现代化的一个转折点，但对绝大多数东北民众而言，这次疫情只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这些图像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地民众对该团队侵入性的、‘野蛮的’防疫措施有所抵制，也没有迹象表明当时医生们害怕遭到诉诸武力的公开报复。照片本身及其标题都没有提醒观众注意到，伍连德的团队和地方当局采取了侵入性的隔离和消灭鼠疫的措施。图4-4展示了转运鼠疫患者和他们的接触者的运输工具，包括一些为了在转运过程中进一步隔离罹病者的密封箱。这张照片的标题轻描淡写，委婉地描述了当地中国人受到的严厉对待。”（93页）这个问题谈得很敏锐，这些图像的确无法承担全面揭示防疫历史真相的任务，而在更大程度上是被用作宣示官方管治的合法性与成就感的图像载体。

美国学者罗芙芸（Ruth Rogaski）的《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向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谈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很快成立了天津都统衙门，其中一个部门是卫生部（service de santé），防止传染病爆发是这个新机构的首要任务，她指出：“从天津的中国居民角度来看，都统衙门所实行的最具侵略性的做法——房屋消毒，尸体火化，检查人的粪便，规范排泄行为，以及用化学药物喷洒人体——都是以‘保卫生命’的名义进行的。”（《卫生的现代性》，178页）违反都统衙门各种法令的人会被以很野蛮的手段强迫从事公共卫生劳役：辫子被剪掉，头被剃光，穿着半蓝半红、胸前绣着“卫生”字样的制服，脚被镣铐锁着，在大街上挑粪便和污水。这时“卫生代表着政府对人民进行规训、惩罚和规范的权力。违反卫生条例的文人会被剥夺代表他们尊严的标志（辫子、文人长袍），并被迫穿上绣着卫生二字的制服进行公共劳动。在一块空地上排泄就有死在一个武装的外国士兵手下的风险。”（同上，190页）很显然，在没有合法地建构起一套卫生安全法规、防疫法规之前，并且处在没有任何法治传统的语境之中，任何强制性、侵入性的管制行为无疑是会发生的。问题是即便在表面上有了相应的法规体系，但是在功利主义目标下的官僚体系仍然会置法治于不顾。

因此，禹夏在他的论文最后部分进入了批判性的视角，指出：“正如克里斯托·兰特里斯所写的，历史学家需要超越斯特朗照片中描绘的伍连德的个人防护设备的‘构成性神话’以及所有人整齐划一地戴口罩的‘口罩奇观’。历史学家还必须批判性地审视伍连德在东北地区发挥的中国英雄的作用。这些以一个医生视角编排并拍摄的照片，掩盖了现代鼠疫防治手段与当地社会之间的割裂。这一点特别体现在伍连德将流动、贫穷的劳动者认定为传染源的做法上。”（96页）从历史图像学的研究视角来看，图像所呈现的情景往往同时也会提示出它所隐匿的情景，只要研究者充分了解历史语境，从更多方面的渠道获得被遮蔽的信息，图像中所缺失的真相就会呈现出来。

《少年中国：民族青春与成长小说，1900-1959》，宋明炜著，康凌、肖一之、樊佳琪、廖伟杰译，2025年5月出版，366页，60.00元

“新中国”的概念，作为一种“未来”想象，诞生在二十世纪之初。二十世纪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觉认同的第一个“世纪”，时间本身被赋予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而中国的历史有了未来指向。新旧世纪之交，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海外的维新派青年领袖梁启超（1873-1929），恰巧在横渡太平洋的中途感悟世纪更迭的意义：“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在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自我先，不自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即将开启的新世纪预示着改天换地、扭转乾坤的非凡前景，而梁启超以诗意渲染的时空体并非实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华夏旧邦，而是想象之中居于世界历史、全球政治版图的新世纪的未来中国。尽管晚清最后十年开启的时刻，二十世纪伊始，正值变法失败、庚子国难，这是一个在政治上空前绝望的时代，但也是在这十年中，孕育了中国现代思想与文学的乌托邦传统。在梁启超及其同志的笔下，各种乐观的政治预言、未来时态的小说叙述造就了想象的“新中国”。

在中国经历的第一个世纪初，梁启超将未来中国定义为一个充满新生活力的“少年”国家，称“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而他想象的少年中国，借鉴他仰慕的“少年意大利”，是一个渐趋“完全成立”的现代主权国家。与此同时，梁启超撰述《新民说》，从进取精神、权利思想、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进步、合群、尚武、政治能力等多个方面，勾勒出有“独立之精神”的理想国民形象。这种种政治论述，最终进入梁启超提倡的“新小说”，以革新文学来启蒙民智：“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他并且亲力亲为写作政治理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虽然此作未完，却成为新小说的经典，为同时代作家表达政治诉求的小说提供了基本的叙述结构及目的论的情节模型。

晚清小说既有揭露社会无边黑暗面的“谴责小说”，也有种种想象华丽的“理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首先预设六十年后的中国，已然是一个世界强国，而此强国并非完全抄袭西方列强形态，而是以儒教复兴获得道德上的理想型形态；改良派小说家吴趼人，则在《新石头记》中从二十世纪初的政治泥潭一跃进入充满未来色彩的“文明境界”，这一个看似模仿凡尔纳科幻奇景的世界，却处处强调其植根于中国传统美德的政治制度，以及从中国固有知识传统演变出来的各种发达科技 ；此外，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反写十九世纪种族论述，描绘中国出征欧洲，大败白种民族 ，陆士鄂《新中国》畅想立宪四十年后的中国雄冠世界，万国博览会在上海举办，而浦东陆家嘴已然是国际金融中心 。这些结合政治狂想与科学小说的作品，在晚清有将近十年的繁荣期，其中孕育的乌托邦冲动，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充盈中国的政治文化空间，以民族自新为基础的“新中国”论述继续发扬，持久不衰。

今天距离梁启超发明“少年中国”，提倡“新小说”，启发一代作家书写新中国主题的未来小说，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梁启超在小说中试图演绎的六十年未来历史，那个“未来”的时刻表已经走完了两轮。在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少年中国》（Young China），后来经过修改在哈佛大学出版，这个论述的构架和完成也已经有二十年了。中文版近日由三联书店推出，我自己检视一遍，却颇有一种失落感。自己早已不是当年在图书馆里昼夜写作不停的青年，而我在书中论述的“少年中国”及其种种表象在当前的语境中都变成过时的大说。

《少年中国》究竟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延续着现代性主题的论述与辩证，其中最突出的象征意义是赋予历史时间一个目的论的形式。“少年中国”和“新青年”论说的基础是预设未来的乌托邦愿景。其中交织着现代性的诸种意识与意识形态：社会永久的进化、进步；国家如一个青年那样的不可逆的成长过程；文学则也是这样一个不可回流的时间长河中的浮标。《少年中国》着重研究的还是青春话语在文学中的形构过程，这就是现代成长小说的诞生。后者是以单一主人公为叙述主体的现代小说形式，这是近代小说最凝练、最经典的叙述形式，中国青年们走过的一段段人生旅途——倪焕之、梅行素、高觉慧、蒋纯祖、林道静，构造了目的论小说叙事的结构与形态，但同时如是的现代小说也表达了现代性在民族国家层面的精神追求。

原著之所以从1900年开始，结束在1959年，当然从梁启超提出《少年中国说》到新中国十年献礼电影《青春之歌》上映，这恰是一个甲子，从话语到意识形态，从论述到小说叙述，都完成了一个趋于经典化的论述。但在此之后，此一奠基在现代性论述基础上的青春话语和成长小说，在中国文学中逐渐褪色、隐匿。不是说此后就没有了青春话语和成长小说，但现代性的时间、国族、结构上高度统一的表述和文本却在此后的又一个甲子（1960-2020）中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甚至到了1980-2000年间，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反对、超越成为时代的一个新主题。虽然也许并不缺少新青年，但成为时代象征的却是另外的青年形象——顽主、白领、消费主义者。“青春”成为可以消费的对象、可以浪费的能量，但另一方面“青春”不再成为推动历史的力量，新一代永远年轻，似乎再也不会老去了。

我在完成《少年中国》的时候，开始关注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在梁启超畅想“新中国未来”、开启了政治理想小说和科学小说的乌托邦叙事传统的一百年后，中国文坛再次出现了融合政治想象与科幻小说的写作。新一代作家对中国主题做出各自的回应，无论是光年尺度上雄浑崇高的“光荣中华”，还是地下世界幽暗深邃的“鬼魅中国” ，都在构想不拘一格的“新中国未来”。我称之为科幻新浪潮的一种具有先锋意识的写作，犹如少年中国倒影里释放出的梦魇，打开现实中不被“看见”的方面，在技术和想象层面打破了现代性的确定与目的论，反而指向测不准的未来。在科幻小说中，无论是《三体》中的黑暗森林，还是《地铁》中的未知世界，所有此前我们用以解释现代性的知识、话语和思维定式，都不再有效，如我在此前论述中所说：“表达不可能与不确定的世界，在科学和政治层面想象未来的历史，超越已知的、可见的空间，这些特征已经使得科幻小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它犀利地切入那些（即使是微弱地）意识到有别种可能性的大众想象与知识思考。”

但我也认为新浪潮对于文学想象主流模式的颠覆意义，不仅局限于科幻这个文类，也以“科幻性”（science fictionality） 的影响在重塑更广义的二十一世纪华语文学。所谓“科幻性”表征文学对于传统写实模式的不满，放大了文学想象在未知和不确定层面具有的启示力量， 在科学技术加速重塑世界的呈现方式与人们的感觉结构的情境中，指向超越既有政治和文学范式的可能性。自觉将“科幻性”引入文本实验的作家，已经越来越多，如科幻新浪潮那样，打开了不同于二十世纪（梁启超的世纪）的新面向，而更具有“新”小说的文本实验自觉。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角度回头看二十世纪的新中国想象，不仅强调出小说叙事的历史后设意义，而且也往往写出乌托邦漫长暗影、从机制中发现算法的全面管控、在新民或旧民中看到后人类身影。 过去十五年，我自己未曾预知，由对新浪潮科幻以及呈现“科幻性”的中国小说的分析，在二十一世纪的文学地形图中让我用另一种方式重访“少年中国”，只是此处科幻想象的未来中国，与梁启超辈们心中的少年中国，已经迥然有异。充满危机意识和末日意识的科幻小说中，现代性目的论轰然倒塌。当代科幻作家和借用科幻性来写作的作家，要克服“看的恐惧”，敢于发现别人想不到的“真相”，但在文学的基础上，他们所遵从的小说伦理，也正是对梁启超在一百二十年前提出的新小说主张的回应。

《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4月版

《未来有无限可能》，山东文艺出版社2024年8月版

最近回应年轻朋友的题目，我将现代性的少年中国理想比作一头巨兽，《少年中国》所要处理的是现代性这个超级知识-感知结构的发生与嬗变。这个结构在过去两百年主导世界，但也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逐渐式微。它的结束，标志着我们时代一种新的“当代”感受的开始——意识到我们的具身性和个体位置，而所有在微观层面的 “微小抵抗”或“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实在”，针对宏大理想虚空承诺的“逃逸”，而非蒋纯祖式的理想耗尽。过去，从梁启超到杨沫，都在试图建构一个尚未存在的新世界。今天我们已承载了太多现代历史文化的重负，它变得巨兽化、怪物化。科幻小说透过克服看的恐惧，去写词与物之间的深渊，我使用了“打孔”（perforate）和“穿透”（pierce）的比喻：我们杀不死现代性这头巨兽，但可以在它身上穿孔。这样说并不就是反叛少年中国理想，而是当这个理想从梦想的种子变成充塞时空、无处不在的巨兽时，我们在各自位置上能做的事——一种更微观的抵抗和穿透。

《看的恐惧》（
Fear of Seeing），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版

《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美]马钊著，孔祥文译，上海教育出版社｜万镜MirrorForest，2025年5月出版，384页，78.00元

1945年春，汪伪政府统治下的北平正处于剧烈的经济与社会动荡之中。3月6日早晨，朝阳门内大街153号福顺号烧饼铺的伙计孙士春焦急地等待着彻夜未归的妻子孙李氏。她于前一天称要回娘家，却一整夜未归，这显然非同寻常。于是，孙士春选择报警。警察调查发现，几日前孙李氏与婆婆发生激烈争执，夫妻因此被逐出家门，自立门户。然而，在缺乏婆家支援的情况下，孙李氏开始担忧丈夫卖烧饼的微薄收入难以支撑一家生计。她遂找到邻居梁赵氏，请求后者帮忙“另嫁一人”。梁赵氏经不起她的软磨硬泡，最终请附近切面铺掌柜李金和牵线，介绍自己的侄子李凤来给她认识。3月5日，在邻居的协助下，孙李氏与李凤来经由火车站逃往后者的老家枣强。然而第二天，警察便将他们二人抓获归案。

两个月后，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若是在清代，依《大清律例》“若夫无愿离之情，妻辄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孙李氏将面临严厉惩罚（110页）。但在1945年的民国，这类行为已不再属于刑法制裁范围。法院认定孙李氏与李凤来之间既不构成通奸也不涉及重婚，而邻居梁赵氏亦不构成拐骗妇女罪，因为出逃是出于孙李氏的自主意愿。这个案例不仅体现了民国司法在处理性别议题上的观念转变，更揭示了战乱时期社会底层妇女在面对经济崩溃与家庭危机时的求生手段。这也正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马钊教授《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一书所描绘的时代景观。

近年来，围绕女性社会地位与家庭角色的议题频繁地登上热搜，舆论场上的热议表明，在女性地位不断提升、女性主义理念被逐渐普及，性别矛盾日益加剧的当下，我们亟须对女性的身份与角色进行重新思考与定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回过头来看《弃夫潜逃》所聚焦的日伪统治与解放战争时期北平下层妇女的日常生活，看该书通过对民国时期刑事审判案卷的细致梳理，以深入浅出的写作手法，揭示底层女性所面临的家庭困境，探讨她们如何通过自身的生存“手段”，在法律与制度的空隙间艰难谋生。这部作品处处展现了马钊博士作为历史学者对时代变革中个人生命经验的关怀。无论是对专业历史研究者，还是对更广泛的公众读者来说，这都是一部值得关注、引发共鸣与思考的历史书写典范。

尽管《弃夫潜逃》在中文世界问世仅仅数月，但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英文原著Runaway Wives, Urban Crimes, and Survival Tactics in Wartime Beijing, 1937-1949（中文直译为“逃跑的妻子：战时北京的城市犯罪与生存手段，1937-1949”）是在作者200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于2015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发行。因此，我们在讨论本书的成书背景时，不仅要着眼于当下中国的社会背景与学术生态，也应该回到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英文世界的学术脉络中，去理解它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贡献。在这一时期，北美的中国史研究，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的社会史转向，“以中国为中心”、立足中国历史与社会内在逻辑的研究方法已经深入人心；再加上中国内地档案馆的对外开放使得利用档案文献，特别是司法档案，聚焦庶民社会，以自下而上的视角研究中国史的趋势日益兴起。与此同时，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史研究受到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转向影响，开始关注隐藏在宏大社会结构之下微观的个体经验与日常生活；尤其是社会性别史的兴起，将性别权力关系引入历史分析范畴，把女性视为能动的历史参与者，而非仅是革命叙事中的受害者。

《弃夫潜逃》英文版

与此同时，马钊博士彼时就读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正处于这场史学转型的核心地带，他的两位导师——罗威廉（William Rowe）与梅尔清（Tobie Meyer-Fong）教授，一位是北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另一位则是运用新文化史方法研究明清史的代表性学者。二十一世纪初北美中国史研究的脉络与本书作者的自身的学术谱系，几乎决定了《弃夫潜逃》必将是一本兼具社会史研究方法与文化史问题关怀的著作。一方面，作者继承了导师罗威廉教授对城市社会史的关怀，从民国时期北京地方法院的刑事审判档案入手，探讨战时的城市空间、社会治理以及女性的职业、犯罪与经济状况；另一方面，该著借由法国文化理论家米歇尔·徳·塞托（Michel de Certeau）所提出的“手段”（tactics）这一概念，探讨底层女性在时代裂变的历史环境中谋求生存的个体经验。

在我看来，《弃夫潜逃》一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作者突破了主流民国史研究对政治事件的关注，借助对司法档案的仔细分析，拨开了启蒙与进步叙事的迷雾，带我们窥见战时北平下层女性真实的日常生活，剖析她们如何通过对城市空间、邻里关系、婚姻与家庭关系、社会习俗等仅有“资源”的理解与利用，在法律与制度之间为自己争取出十分有限却仍然有效的生存空间。正是在这些微观的个体行动中，作者揭示了改革与革命带来的制度与观念变迁怎样影响底层妇女的经历，也展现了后者如何通过自身的生活实践与犯罪行为，促使国家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社会与道德结构（31、285页）。

不过，与其将《弃夫潜逃》视为一部纯粹的性别史著作，我更倾向于把它定位为一部关注制度变革、城市发展与个体经验之间关系的社会史研究。就像作者所指出的：“妇女身份与城市空间的建构不仅由性别关系所决定，还同时带有鲜明的阶级特征。”（30页）与许多聚焦于性别角色建构与权力关系的社会性别史著作相比，这部著作的视野更为宏阔。它以底层女性为历史主体，从她们的日常处境出发，辐射到战时北平城市社会的多重面向。因此，尽管我在前文提到，《弃夫潜逃》的付梓回应了当下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广泛关注，而且目前公众媒体中所能见到的关于它的讨论多集中于妇女议题，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单一的妇女史著作。它更应被视为一部融合城市史、法律史与妇女史等学术视角的社会史研究。如果忽视了这些议题上的多重维度，我们对这部书的学术贡献的理解也势必会被削弱。

举例来说，本书第一章便通过对下层妇女劳动状况的考察，呈现了战时北平的社会经济结构与职业观念。作者不仅探讨了女性如何依靠零工与灰色经济应对生存危机，还进一步揭示了北平城市经济结构对女性就业机会的限制。由于工业化进程缓慢，城市内正式岗位稀缺，妇女在工业与商业领域中可获得的工作机会极为有限。作者借助当时的社会调查资料指出，北平社会普遍认为妇女应当留在家中从事农业劳动，而非外出做工。正因如此，许多年轻女性在工厂短暂工作后便结婚离职，已婚妇女则通常不参与正式劳工市场（62-63页）。

此外，作者还细致考察了“职业”一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文语境中的语义演变。尽管该词早已有之，但其现代意义的确立与频繁使用主要出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45-47页）。国民政府当时将“职业”界定为“直接、间接取得金钱或实物报酬之作业”（50页），并将其与“既有生产力、又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有偿劳动”联系起来（51页）。随着职业教育的推广，这一原本中性的词汇逐渐被纳入民族解放与妇女运动等更宏大的政治叙事之中。作者认为，“职业”语义的转变不仅为当时社会提供了重新理解劳动与性别角色的新语言，也体现出妇女工作在国家意识形态中被逐渐政治化、国家化的过程。这一文化史取向的语义分析，既为后续章节中讨论女性弃夫离家处境铺垫背景，也体现出作者对语言与思想在社会变革中作用的关注。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分析维度是司法观念与实践的演变。在第二章中，作者通过分析判决与法律条文中对男性在家庭中的供养义务的界定，揭示了民国时期官方家庭观念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弃夫潜逃案件裁判的影响。在传统观念中，丈夫被认为是家庭供养者，而妻子则被相应地视为“受抚养者”。因此，战时北平那些选择弃夫潜逃的下层妇女，并非如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那样意在挑战男性权威，而往往是出于抗议丈夫未能履行他们的供养义务（95页）。然而，1930年和1931年颁布的《民法》明确规定：“因负担抚养义务而不能维持自己生活者，免除其义务。”（115页）这表明，当时的法律已经不再将男性视为当然的供养者，亦不将女性视为被供养者。通过对供养义务的重新界定，法律在制度层面鼓励女性追求经济独立、自主谋生，促使她们从家庭中的附属地位中逐步脱离出来。通过对家庭供养关系的再定义，《民法》实际上摒弃了清朝法律中将弃夫潜逃入罪的立法原则——认为这是一种挑战家庭权威的行为；因此，弃夫潜逃不再被视为一种犯罪，女性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的行为由此得到了法律层面的支持与保障。

在此基础上，本书第六章对司法审判中妇女性行为裁决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战时北平司法实践与性别观念之间的互动。作者借助黄宗智对《大清律例》的分析指出，在清代法律体系中，女性通常被视为“消极的抉择实体”（passive agency），面对男性的追求，她们要么反抗，要么顺从，但其行为始终只是对男性主动性的被动回应。而在民国法律框架下，女性则逐渐被当作具备自主意识与行为能力的刑事主体（291页）。然而，制度层面的变化并不必然带来民间观念的同步转型。1945年7月杨占英离家出走案可以说是一个明证。在这一案件中，杨与二十二岁的男友张克贤私奔，藏匿于后者姐夫家中。杨母因为猜测二人已经发生了性关系，羞愤之下报案控告张克贤“拐卖妇女”。她不仅将张描绘为惯于诱骗妇女的危险人物，还坚持女儿出于“家教严格”而无力反抗，是被张用淫威所逼迫。这一控诉手段，表面上是对女儿“清白”的捍卫，实则是通过重申她的“贞洁”与“被动性”来博取法律与社会的同情。在这一过程中，母亲的行为看似动用了法律工具维护女儿权益，实则进一步压缩了女性作为具有自主选择能力个体的社会认知空间。这一案例不仅生动展现了司法制度改革与民间性别观念之间的错位，也显示出女性亲属在现实困境中试图借助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模糊地带，为“体面”讨回空间的手段。

黄宗智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面向是作者对城市空间的关注——这可以说是本书一个贯穿始终却并未在标题中体现的主题。我想，作者的这一关怀并非仅仅是出于其师承城市史大家罗威廉教授，亦是源自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情感联结与居住体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平，长期陷于经济衰退，市民不得不面对频繁的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始建于明代的城墙，将这座城市环绕成一个“巨大的封闭空间实体”，使得“人口只能在城市内部膨胀”（11页）。不过，再坚固的城墙也无法抵抗十九世纪初以来持续的移民涌入。大量外来劳动力迁入，重构了北京的城市空间，在城区内形成了众多的贫民聚居区。而正是在这些低矮杂乱、破旧不堪的城市空间中，本书的主人公们——北平的下层妇女——经历着她们日复一日的生活。

本书的第三章重点讨论了胡同与大杂院这类颇具京城特色的城市空间，以及下层女性对它的理解与利用。尽管在当时的社会改革家与市政官员看来，大杂院不仅是设施破败、缺乏隐私的贫民窟，也是道德暧昧、犯罪滋生的罪恶“温床”。然而，作者却别开生面地指出，对于居住其中的女性而言，这些区域是“妇女与小家庭圈子之外的人进行互动的主要社会空间”（165页），因而也有助于她们构建提供情感支持、处理生活与经济困难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不仅包括日常的友谊与交往，也时常涉及婚外情、性交易，甚至人口买卖等灰色地带。除了胡同与大杂院，二十世纪上半叶交通技术的现代化也为下层女性拓展家庭以外的行动空间、实施弃夫潜逃的生存选择提供了新的可能。在第五章中，作者聚焦人力车、铁路、公路等交通方式，分析道路基础设施如何扩大女性的空间流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更为庞大且组织化的妇女买卖、商品走私网络。这类网络挑战了国家对城市治安的管控，增加了治理难度；另一方面，也为部分女性逃离家庭提供了现实支持。借此，作者描绘出女性生存手段、城市空间与犯罪行为之间所构成的一组三角关系：对于战时北平的下层女性而言，许多违背主流道德或法律规范的行为，恰恰是她们逃离绝望家庭、争取微小生存空间的生活手段；而特定的城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为这类行动提供了庇护与通道。

城市空间与妇女生存手段之间所折射出的，正是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这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议题。作者借用德·塞托的“手段”（tactics）概念，勾勒出战时北平下层妇女在法律与制度间穿梭，有时甚至不得不以犯罪为手段谋求一线生机的无可奈何。这种史家对普通人日常挣扎的捕捉，对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生命状态所流露出的悲悯关怀，令我敬佩与动容。然而，我窃以为，正是在这一点上，本书也的确存在继续着力的空间。如果我们将这些生存手段重新嵌入制度、性别与经济结构中审视，不难发现，其脆弱性与暂时性远远超过了其创造性与有效性。尽管作者在书中一再提及女性作为时代与结构变动的“受害者”，称“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战时北京政治不稳定和长期贫困的受害者”（133页），但在实际书写中，作者的史笔有时会略显过于侧重她们“创造性”地运用制度、游走于法律与秩序边缘的能动性，以至于在个别措辞的使用上可能会引起一些歧义。

例如，在第五章中，作者使用“亚文化”（subculture）一词来描述女性对人口买卖的参与（264页）。尽管他明确指出，这一概念引自美国史学者霍华德·P. 丘达科夫（Howard P. Chudacoff）所著的《单身汉的时代：一种美国亚文化的建构》（The Age of the Bachelor: Creating an American Subcul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并解释其意在指涉“主流文化之下的一种情况尚可且无大碍的组成部分”，但在我看来，将“亚文化”一词应用于此，仍值得商榷。我理解作者试图通过这一概念将“妇女买卖”行为去污名化，意在指出，即便是这类通常被视为出卖女性主体性的犯罪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是底层妇女在极端困境中出于生存考虑而作出的自主选择。她们试图利用自身的生育能力、性能力与生产能力等所谓“性别红利”，最大化生存资源，争取生存空间。然而，在书中，这层复杂逻辑似乎并未被明确展开，从而容易引发误解，使读者以为作者是在浪漫化妇女买卖，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带有文化认同与自觉的行为。毕竟，在当下的流行语境中，“亚文化”一词常被用来指代某种边缘但积极、独立且具有身份意识的文化共同体。

《单身汉的时代：一种美国亚文化的建构》

不过，在我看来，正是作者在“揭示结构性压迫”与“赋予能动性”之间的游移与摇摆，突显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也体现出历史学者在把握史实、权衡立场时所展现出的审慎与克制。因此，在我看来，这本书真正有力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呈现了战时北平下层妇女在夹缝中求生的生存手段与现实智慧，更在于提醒我们：当我们被这些“手段”所展现出的坚韧与创造力所打动时，不应止步于对个体能动性的赞叹，而要进一步追问——究竟是怎样的制度剥夺、经济失序与伦理压迫，使得这些看似自主的“生存手段”，成为她们几乎别无他途的唯一选项？《弃夫潜逃》这部作品对像我这样的后辈学人而言，是一次深刻的启示，它提醒我们，关注底层妇女的历史，不仅是为了呈现她们的能动性，更是为了帮助后人理解那些能动性为何如此有限，又为何如此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