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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与抵抗的仪式:墨西哥的公共庆典与流行文化》,[美]威廉·比兹利、[美]谢丽尔·英格利希·马丁、[加]威廉·弗伦奇编,李音、周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512页,149.00元

仪式是人类学研究的经典议题。功能主义理论强调仪式社会整合的功能,主张集体参与的仪式可以为个人提供归属感、认同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然而,如果没有共同的世界观、共享的象征意义,仪式的整合功能显然无法实现。特纳从象征层面上,提出了支配性象征符号与工具性象征符号的概念,将仪式置于社会、政治和宗教的权力网络中,实现仪式静态功能与动态运作分析的联结。虽然特纳注意到社会历史变迁对仪式象征意义的影响,必须承认的是,经典人类学对仪式的研究,多聚焦非洲、澳洲等无文字、无历史的土著社会,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共时性取向,由此使得仪式的运作呈现出均质的、集体主义的取向。

在历史悠久、有着深厚文明积淀的复杂社会,仪式往往呈现出多重的、复杂的面貌。仪式象征意义的多重性随着这些社会卷入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而越发加剧。殖民主义对亚非拉地区的渗透,西方文明和以西方社会为主体性的现代性开始在全球暴力扩张。在对西方文明的抵抗中,非西方社会逐渐成长为独立的、成熟的政治主体。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对地方社会的支配,在横向层面上加剧了区域社会的分化,推动区域社会多重政治主体性的生成。在区域社会内部,技术的进步与劳动分工的出现,推动着社会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换,造成社会结构的分化。为了维系自身的统治,不同时代的统治者们通过对仪式传统的参与、建构,借用仪式传统的权威属性,并通过新元素的挪用与植入,表达、宣扬自身的价值观,在象征层面上确认新秩序的合法性,这一进程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越发明显,由此形成了传统“贯彻某种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贯彻某种权力关系和贯彻某种意识形态的类型”的面向。地方社会的仪式在延续历史传统的同时,呈现出动态的、历时性的演变进程。这正是霍布斯鲍姆所言的“传统的发明”。然而,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地方社会而言,社会结构的分化、多重权力主体的生成使得统治精英对仪式的挪用不具备整体主义的效应。精英之外的多重权力主体,亦会通过仪式的操练,表达他们自身的诉求,甚至与精英抗争,赋予仪式“弱者的武器”的属性,由此构成了仪式变革与抵制变革的双重取向。这正是《统治与抵抗的仪式:墨西哥的公共庆典与流行文化》的理论基础。

《统治与抵抗的仪式:墨西哥的公共庆典与流行文化》聚焦的正是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从殖民主义时期到独立战争时期,再到现代化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墨西哥社会大众仪式经历的种种变化。殖民时期的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以大众宗教、公共庆典的方式,宣扬殖民力量对墨西哥社会的支配,形成了基于殖民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权力结构。在摆脱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实现独立后,统治精英超越殖民主义、宗教传统和地区主义的束缚,以建筑物、歌曲、景观等多种象征再造的方式,实现国家认同的再造。这一对公共仪式再造的行动,在十九世纪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现代化工厂的设立,作为现代化象征的改革大道的建立,从各个方面确定着现代化对墨西哥社会的重塑,以及自由主义神话在这片古老文明土地上的兴盛之姿。二十世纪墨西哥大革命后,在革命民族主义思潮的支配下,革命制度党政府试图通过节日庆典、公立学校和博物馆的设立以及革命宗教运动,确立革命制度党政府与殖民时代和独立时期政府的连续性与统一性,推动统一国家秩序的建立,实现民族国家的秩序生成。在殖民时代以来社会历史剧变的情形下,少数族裔、工人、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女性与农民等群体也以对仪式的参与,表达着他们对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就此而言,《统治与抵抗的仪式》以微观的、底层的视角,系统地呈现出仪式的统治的和抵抗的双重面向,勾勒出殖民体系以来墨西哥社会历史变迁的图景。

十六世纪以来,墨西哥社会仪式的发展、变化与丰富,固然呈现出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墨西哥社会分化的事实,然而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民众对仪式传统的借用,却在相当程度上实现着仪式灵活性与实用性的再生产,丰富着仪式的象征意义,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赋予仪式生命力与活力。更为重要的是,多重主体对仪式的参与、借用,亦在墨西哥地方社会的整体性情境中,在时间、空间、文化与认识论的多个维度上,勾勒出具备区隔的、差异性的主体以仪式为路径完成的互文性意义的再生产进程。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与现代化将原本统一的墨西哥社会分割为精英、权贵和资本代表的现代性的墨西哥和由农民、土著、女性代表的传统的墨西哥,造成了墨西哥社会持久的割裂。通过对仪式传统的借用与共享,仪式在空间、时间和感知的维度上,实现了墨西哥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政治生活的转变。通过对共有传统的仪式的共享,超越不同主体狭隘的诉求,由此在墨西哥社会多元主体之间重构着文化与身份的联结。在丰富仪式的内涵,实现仪式象征动态演变的同时,作为传统的历史记忆与仪式超越地方社会的界限,生长为区域社会的联结机制。这也正是墨西哥现代民族国家生成的基础,也形塑了墨西哥社会仪式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赋予了仪式在墨西哥社会中持久的生命力。        

在微观案例之上,《统治与抵抗的仪式》呈现的是墨西哥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生成之路。无论殖民时期,抑或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时期,宗教仪式都是本书中举足轻重的部分。宗教仪式在不同时期政治统治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显示出墨西哥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的生成逻辑。现代性被普遍认为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合理化的进程。经济自由主义的生长,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类对理性、自由的探寻与天主教代表的精神领域保守主义的冲突构成欧洲社会现代性生成的基本动力,由此使得欧洲社会现代性的生成表现为宗教在世俗生活领域的不断退缩,逐渐内化为个人事务的世俗化进程。然而,在拉丁美洲,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纵向维度上土著的文化传统与殖民时代以来欧洲文明、横向维度上的多元族群及其文明之间的杂糅与并列。因此,拉丁美洲现代性的生成并非对历史传统的替代与革命,而是在历史与当下、多元与差异并存的情形下建立联结,确立彼此之间的关系与秩序的进程。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组成的宗教仪式,恰恰是超越阶层、种族之间的区隔,实现社会联结的重要路径。由此,在墨西哥,现代性的发展并不表现为对宗教的否定与拒斥,而是国家权力与秩序以对宗教仪式的借用与挪用,将宗教仪式纳入到社会发展的进程,推动宗教本土性的生成,实现社会整体发展进步的过程。多元主体对于仪式的挪用,更赋予了宗教仪式及时回应社会变迁的能力,使其成为墨西哥乃至拉丁美洲现代性生产的重要主体。

在宏观层面上,《统治与抵抗的仪式》呈现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民族国家建构的理念。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影响下,殖民者与自由主义时期的政治精英敌视墨西哥社会的本土传统,试图通过文化传统、科学技术、价值观念与劳动控制的引入,以欧洲文明重构墨西哥社会的文明传统。然而,天主教对于混血相对包容的态度,以及早期殖民者多为男性的现实造成了混血现象在拉丁美洲的普遍发生,推动着拉丁美洲杂糅文化的生成。这一包容多元族群诉求的杂糅文化更在墨西哥独立运动中起到了基础性的政治动员的意义。在二十世纪后,民族主义支配下,立足于墨西哥社会杂糅文化的特征,统治精英一方面承认了西班牙文明对于墨西哥社会的贡献,更将墨西哥本土的阿兹特克文明视为民族国家的基石,以此完成民族国家的再造,实现一种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之路。羽蛇神与上帝平等地共处于这片太阳子孙的土地,作为民族文化融合的瓜达卢佩圣母成为这个新生的民族国家的象征。源远流长的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也在民族主义的关怀下得到了延续。

本书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对墨西哥文明主体性与独立性的认可,但这一认可却并不彻底。《统治与抵抗的仪式》聚焦的是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墨西哥社会仪式的发展变化,在时间的选择与分析态度上呈现出与“传统的发明”旨趣相似的后现代的仪式观与认知观。这一观念认为,仪式并非是过去传统的延续与遗留,而是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回应,是为了创造政治身份而对历史传统的动员与建构。这一论点的背后是世俗化论调的风靡。世俗化理念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真实的民族,所谓民族的历史叙事就是对通过历史文本以及某些神话、特定符号重新解释的结果。由此,本书关注的重点是“统治的仪式”与“抵抗的仪式”,没有过多着墨于阿兹特克文明与玛雅文明中的仪式,也没有对仪式传统的真实性,以及仪式的本原意义进行讨论。事实上,这些古老文明的仪式传统一直存续于地方社会之中。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政治经济学和特定类型的认识论,这些仪式、习俗与规范,恰恰是定义“我们是谁”,定义“我们身份来源”的关键。本书的作者之一埃里克·范·杨在结语《作为吸血鬼的国家——墨西哥的霸权计划、公共仪式与大众文化(1600-1990)》里做出了委婉的批评,认为本书缺乏一种族群的、地域研究的视角。在我看来,问题的根源却在于本书是一个从西方为中心,自上而下的视角审视第三世界国家的墨西哥卷入世界体系、完成民族国家重建的历程,缺乏彻底的本土主义立场对墨西哥社会与文明的整体性认知,以及对墨西哥社会语言、生活与习俗的系统性呈现。事实上,这正是墨西哥经典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

《民众教育馆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塑造(1928-1949)》,朱煜著,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版,99.00元

民众教育馆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教育的中心机关,繁盛时全国数量高达一千六百十二所,近二十年,以之为题的硕博士论文有百余篇,但对此长期持续关注的却不多,朱煜教授与笔者,算是不多人中的同行者。他这本新作《民众教育馆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塑造(1928-1949)》里面所谈的民众教育馆,其时常见而当下陌生,朱教授带领大家重新领略书中岁月。

一、千帆过尽:作为研究对象的民众教育馆

民众教育馆前接北洋政府时期的通俗教育馆,后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馆,相对于其“前世今生”,民众教育馆建制最为瞩目,与政府的“现代化国家建设”最为紧密。国民政府先后颁布《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1932)、《修正民众教育馆规程》(1935)和《民众教育馆规程》(1939,1947年修订),均对民众教育馆任务做了规定,特别是《民众教育馆规程》中明确规定:“民众教育馆应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与社会教育目标,实施各种社会教育事业,并辅导各该地社会之发展。”换句话讲,要研究民众教育馆的影响,就需要了解社会教育的定位。

社会教育作为一个舶来词汇,最早见于德国学者第斯多惠(Friedrich Adolph Wilhelm Diesterweg)的《德国教师陶冶的引路者》(1835)一书,他看到失学儿童和青年较多,提出设立“实科学校”予以补救,让他们学习一些实际知识和技能,使之成为有用的公民,社会教育就是通过知识补习,使被教育者能过上新的生活。从社会教育产生的源头来看,它是作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的对策而出现的,主要教育对象是失学的儿童和青少年,后逐渐扩及成人。日本学者山名次郎、佐藤善治郎将该词引入,译作“社会教育”,成为日本“促进社会的团结和融合”事业的泛称。社会教育一词,在中国初现于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第二十九期上(1902),介绍日本教育学者利根川与作的社会教育观念,稍后第三十一期介绍佐藤善治郎的观点,指出社会教育目的是提高社会之智识、道德。1904年《教育世界》连续刊登绍介德国学制社会教育主张(如纳托普的《社会教育》【连载第14、17、24期】、贝尔格曼的《社会教育学》【第93-95期】、维尔曼的《教化学》【第96-101期】、纳托普的《社会教育学》【第106期】和巴尔善的《教化论》【第120期】;1905年《教育世界》第1-3期连续刊登了贝尔格曼的《社会教育》等),在译者并不十分精准的文字包装下,“社会教育”以澎湃潮浪势头涌入,以“补学校教育之不逮”的名义,迅速与白话报刊、图书馆、简易识字学塾、讲演所等“开民智”事业融合,纳入清末中央政府“兴国家”的政治改革框架中。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部专设社会教育司,将晚清学部普通司师范科“通俗教育、家庭教育及教育博物馆等事务”及专门司庶务科“图书馆、博物馆等事务”归拢过来,专司学校教育之外的各类教育行政。在实践中,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扩充教育、成人教育、乡村教育、识字教育、补习教育、民众教育、基本教育等词与社会教育混用,英文中Social Education、Popular Education、Adult Education等均对应社会教育。作为舶来词汇的社会教育,从引入之初便与“开民智”的国家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

而从中国传统来看,“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书·董仲舒传·对贤良策》),以“化民成俗”为目标的社会教化受到普遍重视,董仲舒形象地将其比喻为政府“设堤防”工程,“政教合一”的运行机制,使得各级官吏负有天然的“牧民督教”之责,历代统治者通过社会教化构筑起庞大而严密的教育网络教化普通民众,社会教化是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在这种历史传统关照下,对王阳明、曾国藩大儒景崇的蒋介石,“一直在思索如何发展一套精神和文化架构以补足、加强民族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美]陶涵著、林添贵译:《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77页),获得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权后,多次以电文、演讲方式宣传民众训练的重要性。1931年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拟定《三民主义民众教育具备的目标》,直接将训政与社会教育等同起来,“训政重在训字,而训就是教育,训政的对象是民众,所以训政可说是民众教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700-701页);在国民政府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撮合下,中国社会教育社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设洛阳试验区,试验“政教合一”社会教育办法,传统社会教化被作为“中国国情”纳入现代社会教育的知识谱系,“乡遂之制,木铎之徇,与夫后之乡约,皆社教之事也”,陈立夫藉为吴学信《社会教育史》作序之际,强调“而社会教育之明订于教育制度,则为时甚晚,以是取材借镜,多源于欧美。虽然,工具不妨从新,方法固当博采,而制度则宜于本适合国情之原则,以谋创造者也”(“陈[立夫]序”,详见吴学信:《社会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3页)。由此,国人不熟悉的舶来词“社会教育”被置换到有数千年传统的“政教合一”的社会教化话语体系中。民众教育馆作为社会教育中心机关,作为传统社会不曾出现过的“陌生”,被嵌入到熟悉的社会教化中去,千余年来“牧民督教”和“治国平天下”历史传统,丝滑对接到政府与知识精英的“开民智”“唤起民众”时代使命中。

正如前文所言,1928-1949年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社会教育,无论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还是抗战期间的川渝滇等大后方,都与民族国家建设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社会教育事业繁多,实施机关更是五花八门,要探索它与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心机关的民众教育馆无疑最具代表性,这也是学界对民众教育馆最为关注的原因所在。

二、谁解其中味:撰述视野、方法及主要贡献

《民众教育馆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塑造(1928-1949)》是朱煜教授继《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1928-1937):以江苏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一书后的继续深入。作者从探讨基层社会现代改造到民族国家意识塑造,环环相扣,既充分回应了社会与文化的宏观背景,又密切关照了民众教育馆演进历程,作者集十年之功,拓展了时段,扩展了地域,由表及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从民众日常生活路径因应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这个时代命题,“透过对民众教育馆塑造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的演变历程及其成败的梳理,也许有助于进一步考察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或可为分析国民党失败之因提供一个微观的视角”(340页)。作者的系列研究,对近代中国社会教育领域重要专题的深入推进,功不可没。他十几年如一日,持续关注民众教育馆,聚焦近代基层民众“教育空间”的构造及其变迁,揭示国家权力是如何透过这一渠道触及社会底层。

对于历史研究来讲,史料的挖掘、辨析与运用,是推进研究的关键所在。除了已刊史料及不断更新的数据库外,作者北上南下,搜集到大量星散于各地档案馆的档案资料。笔者多年奔走全国各地档案馆,“邂逅”过各种稀奇古怪的地方规定,对作者后记中的记述,感同身受:“近几年来,我利用假期及外出访学的机会,东奔西跑搜集到不少有用处的资料,包括南京、北京、上海、成都、重庆以及台北等地档案馆所藏的档案资料。尤其令我难忘的是,2014年和2017年的夏天,我在重庆、重庆、南京等地‘抗高温’‘战酷暑’,坚持整个暑假,每日到档案馆查阅历史档案的经历”(362页),为了能尽可能多抄录一些档案,将作息时间调整至与档案馆同步,这种作者自嘲为“自虐”的甘苦,笔者亦深有体会。印象最深的,他曾笑谈过一个壮举——2017年那年暑假,整整两个月的笔录手抄,耗费掉上百根签字笔的笔芯,用橡皮筋扎起来一大捆。这份为寻找史料而下的苦功,体现了作者作史的态度,为立论提供了坚实基础。

民族与国家的重合是近代国家的重要特征。在“国家意识”添加了“民族”二字,便更为符合1928-1949年中国国内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作者以民众民族国家意识养成为主线,以不同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工作重点串起了“唤起-培养-普及-重塑”全过程,灵动鲜活,颇有文字的张力。在具体写作中,作者重视对研究对象的恰当界定,以探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域内的民众教育馆为主体,对于这一时期边区政府领导下的民众教育馆不作重点,不涉及日伪和伪满洲国的民众教育馆,这种处理方法很是智慧,不枝不蔓,保证了研究主题的集中。作者重视以实证为主,按照史学的历时性学科逻辑,分时期梳理民众教育馆塑造民众民族国家意识的教育活动,以便检视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在实证的基础上,尝试借鉴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将民众教育馆放置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视野中,由此,它的识字扫盲、壮丁训练、休闲教育、民众读物、抗战动员及馆舍空间布置等活动,便顺利转化为仪式、符号、场域、课本等媒介,通过考察这些媒介的政治文化象征,来分析民众教育馆对下层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演变历程及其成败。比如作者基于国民政府的民众运动的“教育转向”,以孙中山“唤起民众”为逻辑起点,从国民党党内追随者、知识精英两个层面入手,来分析国民政府的“党政双轨”政策,铺陈民众教育馆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第一章);比如梳理民众教育馆如何借助展览室(抗日救国)、国货展览会(国之观念)、史地文物展览(历史记忆),以及巡回讲演队等事业呈现“国家”的视觉(94-122页);比如分析民众教育馆借助壮丁训练、识字教材的“国家话语”对民众进行精神灌输、达成民族国家精神的培养(156-196页);比如大后方民众教育馆采取编印通俗课本、宣传手册、发行报纸、布置陈列室等展开抗战宣传,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普及民族国家意识(211-246页);而战后复员时期则集中“民族复兴节”、总理诞辰等节庆与纪念日的政治象征,来探讨民众教育馆对民众民族国家意识的重塑(272-289页)等等。

三、走马观花:商榷、拓展空间及其他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学术作品得到公允评价和同道商榷,是对作者心血的真正敬重,更是读书人对学术敬畏的态度。笔者曾有幸得到学友的严肃学术书评,对指出的不足和给出的商榷之处,珍之重之,因此也愿意担着“不懂江湖规矩”之“迂腐”,就自己阅读所得,提出几点与作者商榷。

一是绪论中对北洋政府时期的通俗教育的效果评价,“民初以来已有通俗教育馆的设置,不过,通俗教育虽有益于民智的启迪,然仅注重浅近通俗,加之政府推行不力,无显著成绩和效果”(第9页),立论基础是作者的一篇文章(朱煜:《试论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运动——以江苏为考察中心》,《历史教学》,2017年),以江苏为考察中心得出的结论,运用到对全国范围内通俗教育的评价,不免有以偏概全之虞。实际上,清末民初通俗教育的核心地域在京津地区,而非江浙,清廷以及民初北洋政府曾动用很大的行政力推动社会教育,特别是民国元年蔡元培担任首任教育总长,力排众议,首设社会教育司,其建章立制的意义影响深远,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大学院制,蔡元培依然是核心领导人,清末民初的通俗教育的实践经验自然被吸收沿用。社会教育发展是连绵不断的,不因政权更迭而完全断裂,这一点,从社会教育司1912-1926年的司长人选可见一斑,首任司长夏曾佑,是光绪十六年进士、礼部主事出身,继任者为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高步瀛曾任晚清学部侍郎,而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大学院社会教育处处长陈剑修同样在北洋政府教育界是风云人物,凡此等等,可见以“谁主沉浮”来裁定成绩和效果不大靠得住。

二是书中对民众教育与社会教育概念的处理上,作者对两者从制度层面、工作内容两个方面做了简略区分,但“基于民国社教界往往将他们作为同义词使用的实情,本书在行文中一般也将之作为含义相同的名词处理”(16页)。这种处理不失为一种简便方法,但对于1928-1949年期间的民众教育馆的研究来讲,却不够精准。从学界习惯用法看,1928-1937年期间,学界的确常将民众教育与社会教育混用,但随着抗战全面爆发进行“战时教育”阶段后,“民众教育”一词逐渐淡出,国民教育、基本教育等词与社会教育关联的情况频现,时段性非常明显。再者,从制度层面看,从各级政府颁布的规章制度讲,民众教育馆始终与社会教育一词绑定,1932年后,按照政策规定,民众教育馆除去在馆内及划定的民众教育区(基本施教区、推广区)开展活动外,还有辅导和示范辖区内社会教育机关的职责;1939年5月颁布的《民众教育馆工作大纲》中,更进一步明确,“民众教育馆之施教任务,除自身实施各种社会教育外,应负辅导或协助本区内社会教育机关及公私立中小学兼办社会教育之责”。如此,为避免纠葛,似乎统一为“社会教育”更为妥当。

三是顺便为拙著《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的论述范围做个申辩。朱教授在学术史梳理中,谈及该书聚集民众教育馆与近代乡村社会变迁,但“民众教育馆创建于城市,推广至乡村,不过即便1932年以后重视‘下乡’,城市民众教育馆依然存在,因此该书以《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为论题,实际上主要关注乡村的民众教育馆,其论述范围实际上是不完整的”(22页),实际上,笔者在书中专门设专节讨论了民众教育馆的空间布局,结论便是民众教育馆麋聚城市通衢,主要关注的并非设在乡村的民众教育馆,而讨论的乡村社会等同于费孝通所讲的乡土中国,以农立国的经济基础对下层民众心理影响至深。将来如有机会重新修订,笔者定会明确指出,不再依赖想当然的“约定俗成”。

民众教育馆作为一个历史存在,尽管学界已进行一些挖掘和探索,有了一些成果心得,但以其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来讲,尚有不少拓展空间,就自己思考,列出一二,也算呼朋引伴,一起继续社会教育学术旅程。

一是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就目前学界成果看,区域内的民众教育馆研究最为丰富,笔者也曾就全国范围内做过全景扫描,但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尚属薄弱,比如在1928-1937年期间,可以进行江浙之间的对比(同为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域之间的异同)、江浙与京津之间的对比(国民党统治核心区域与非核心区域异同)、山西与山东的对比(同为军阀主政,阎锡山与韩复榘之间的异同);而在1938-1945年期间,可以进行国统区与边区政府、日伪、伪满政权区域之间的对比研究,在大量详实、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加持下,相信会有更丰饶的研究成果。

二是长时段的研究,突破现今按照政权更迭划分的框架,将民众教育馆的“前世今生”都纳入进来,从晚清通俗教育馆的酝酿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馆,从长时段来梳理和分析民众教育馆的内容、任务和使命的更迭。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面对民族国家建设任务,颁布1951年新学制,改革社会教育司,拆分其执掌事务,将民众教育馆改为人民教育馆、文化馆,通过对基层民众“文化翻身”教育贯彻“翻身文化”,培养广大工农群众中国式的新政治习惯,进而重构出一个数量庞大的新政治文化共同体,对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塑造工农群众的政治心理和生产新的集体记忆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全时段来切入,更能清晰看到近代中国政府及知识精英一脉相承的通过“开民智”来建构民族国家的脉络,这里面,既有借鉴域外经验的主动,更有将中国传统进行现代赋形的努力,对于当下探索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或许是个很好的途径。当然,如此布局,需要对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的发生发展有全盘理解,需要更开阔、更多元的研究视野,对研究者挑战很大。



《大逆事件:死与生的群像》,[日]田中伸尚著,臧志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424页,68.00元

1911年,我在去庆应义塾大学的通勤路上,看见一辆接一辆的囚车沿着市谷曲折的道路驶向日比谷的法院。在我所见所闻的各类世事中,没有比这更令人厌恶的事情了。身为一名从事文学的作家,自觉难以在这个思想问题上保持沉默。但小说家佐拉不就是因为对“德雷福斯事件”发出正义之声,而被迫流亡国外的吗?于是,我和世上的文人们一样,一言不发。我觉得自己似乎无法承受这种良心上的痛苦,为自己忝为文人而感到羞耻。

——永井荷风《花火》

1911年时,永井荷风刚满三十二岁。一年前,靠着森鸥外和上田敏的推荐,在欧美游历多年的永井荷风在庆应大学谋得了教职,当时他在市谷的住处离东京监狱不远。而他在散文《花火》中所描述的,正是“大逆事件”中各被告人从东京监狱被押往法院的场景。

所谓“大逆事件”,是指1910年至1911年间,日本政府为镇压国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而捏造的一起政治案件。1910年5月,长野县警方以“非法持有爆炸物”的罪名逮捕了宫下太吉、管野须贺子、新村忠雄、古河力作等四名涉事人,指控他们曾在1909年制造炸弹并进行过爆炸实验。在审讯过程中,警方发现宫下曾有过使用炸弹袭击天皇的大胆设想,因此将此案件从一般的刑事治安案件提升至谋害君主的重大罪行。根据日本战前的法律规定,凡针对天皇本人及直系皇族的犯罪行为及未遂犯罪行为,皆可以“大逆罪”惩处。而在发现宫下太吉等人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背景后,日本政府、警方便以此事件为借口,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抓捕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日本当时著名的社会主义学者幸德秋水、森近运平、奥宫健之、大石诚之助、成石平四郎等多达二十六人先后被捕。其中,大部分人要么跟宫下太吉等四人只有数面之缘,要么就压根不认识,其交集或共同点仅在于他们都是“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的信徒”。而幸德秋水之所以受到牵连,甚至被列为首谋,除了因为他和直接参与爆炸计划的管野须贺子处于事实婚姻之外,更是因为他本人在当时日本思想文化界的响亮名声,以及在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信徒中的威望。早稻田大学的梅森直之教授在《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中概括道:“对于‘大逆事件’的调查,最终只不过是按照一开始所预定的故事情节,捏造被告们的相互关系来扩大可被起诉的嫌疑人范围……而幸德秋水则被检察官分配了这一大阴谋首犯的角色。”实际上,根据之后围绕“大逆事件”的一系列研究,构思这出狠毒剧本的幕后大佬正是当时的政坛元老山县有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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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书影

根据日本当时的法律,“大逆罪”的审理是不公开的,亦不适用于“三审制度”,而是直接由大审院(最高法院)做出最终判决,且不得上诉。在案件秘密审理期间,因认识为幸德秋水等人辩护的律师平出修,著名的短歌诗人石川啄木得以了解此案的内情。在读了幸德秋水在狱中的“辩白书”等一系列庭审资料后,石川啄木非常敏锐地指出:“大逆事件”的本质就是“思想镇压”。为此感到愤愤不平的他,在“大逆事件”审理期间曾向友人写信剖白内心:“我曾犹豫过是否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我现在不再犹豫了。”此后,他还开始系统性地阅读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

整个审判过程,也印证了石川啄木的判断。在明显缺乏必要证据的情况下,大审院的法官们完全依照警方和检察官提供的“剧本”进行了所谓“审判”。这桩涉及众多被告的重大案件,在不公开的情况下仅进行了不到一个月的审理,审理期间甚至都没有传召任何证人。最终,大审院对二十四名被告判处死刑(后有十二人被减刑为无期徒刑),另两人以非法持有爆炸物判处有期徒刑。由于所谓“大逆罪”的判决不得上诉,初审即终审,仅仅七天后,包括幸德秋水在内的十二名被告即遭到处决。

因被这场颠倒是非的审判所激怒,石川啄木在1911年曾写了八首以“大逆事件”为主题的诗。这些诗的风格与他早期私人化的诗作完全不同,转而呼吁青年人奋起行动。其中一篇题为“无休止讨论”的长诗,一开头便这样写道:

我们读书,我们争论。

但我们眼中闪耀的光芒

无法与五十年前的俄罗斯青年相提并论。我们讨论我们必须做什么。

但没有一人,将手紧握成拳头里,敲打着他的桌子,大声地喊着V NAROD!

“V NAROD”是1874年前后俄国民粹派革命者的运动口号,意为“到人民中去”。

事实上,在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中,对“大逆事件”抱持疑问乃至反感态度的不仅仅是永井荷风、石川啄木等个别人。但凡有些司法常识或分辨能力者,皆认为此案件完全是一场由国家主导的残酷闹剧。甚至连当时有着“体制内身份”、担任军医总监的文豪森鸥外也曾借助短篇小说《食堂》中的人物之口说道:既然你们认为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是一心求死,那么反而应该在监狱里给他们好吃好穿,让他们长命百岁。

著名作家德富芦花在得知幸德秋水等人被捕入狱后,不惜低头向已经断绝关系的哥哥——著名右翼学者德富苏峰写信求情,只因身为“皇国主义”吹鼓手的德富苏峰与当时日本的政界高层尤其是元老们有着深厚交情。此外,德富芦花甚至还写了一封“致天皇”的直诉状,天真地希望明治天皇能给予幸德秋水等人特赦。在得知死刑“照常执行”的消息后,懊恼的德富芦花并没有如永井荷风那样“一言不发”,而是在1911年2月1日赴第一高等学校(日本当时的精英学校,简称“一高”)发表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演讲。演讲以“谋叛论”为题,公开批评国家机器捏造“大逆事件”的行径:

政府对幸德等人采用的手段,从一开始就像是蛇吞蛙一样,非常阴险冷酷……也许他们是为国家考虑,但是在上天看来,这无疑是谋杀、谋杀。通过死刑宣判来威吓国民,然后恩赦其中的十二人来稍微讨好下国民,对其余十二人则突然予以处刑——不,不是处刑,而是暗杀,是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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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朝日新闻》对“大逆事件”判决的新闻报道

更可悲的是,这些因“莫须有”罪名而被处决的受害者,死后仍要忍受国家的迫害。当局不允许遗族为他们立墓碑,也不允许扫墓纪念,企图抹杀他们曾经存在过的一切痕迹,让他们背上所谓“国贼”的骂名。而那些侥幸未死者,则要在余生继续忍受国家施加的歧视与迫害。1947年10月,伴随日本战败投降以及天皇本人发表“放弃神格”的《人间宣言》,“大逆罪”的条款也从刑法中撤销。然而,“大逆事件”中的牺牲者却并未获得国家层面的道歉与赔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揭示‘大逆事件’真相的会议”发端,兴起了推动该案件再审的社会运动。1964年,日本律师联合会在东京世谷监狱的刑场旧址建立了一座悼念“大逆事件”受害者的慰灵塔。延宕数年后,日本最高法院在1967年给出了判断,称:“此案是由战前的特殊案例引起的事件,无法与现行法制进行对照。而大逆罪既已废止,那么便无法进行再审。”事实上否决了进行再审的要求。尽管如此,对“大逆事件”原委以及后续影响的探究,却从未停止过。其中,尤以调查记者、非虚构作家田中伸尚的系列历史调查和论著最具代表性。

从1997年开始,田中伸尚便开始围绕“大逆事件”牺牲者的遗族及其周遭人事展开一场横跨日本全国的历史调查之旅。在《大逆事件:死与生的群像》一书中,他逐一刻画此事件中二十六名被告及其后人如何面对这场国家犯罪。同时,田中也通过一系列调查访谈,详细描述了这场冤案如何被制造,又如何被平反的全过程,展示了当时日本国家机器的残酷性。通过这场跨越百年时空的寻访,田中以冷峻的笔触揭露了明治维新后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绝对天皇制、极端国家主义对普通人带来的威胁与恐惧。

事实上,田中伸尚有关“大逆事件”的专著,除了《大逆事件:死与生的群像》外,还有多部。新近的著作就有《一粒麦子的死亡:森长英三郎律师的“大逆事件”》(一粒の麦死して-弁護士・森長英三郎の「大逆事件」,岩波書店,2019)。在这部独特的传记中,田中将视角聚焦在战后投身于“大逆事件”再审运动的森长英三郎律师,通过这位律师在战后日本社会奔走呼吁的一系列义举,从另一个角度解析了“大逆事件”对日本社会的长远影响。用田中本人的话来说便是:“明治的‘大逆事件’并未随着世纪舞台的转换而落下帷幕,尚未终结的它仍在继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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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麦子的死亡》日文版书影

2001年,和歌山县新宫市议会一致通过了恢复六名来自纪州的“大逆事件”被告名誉的宣言。2011年,幸德秋水的家乡高知县四十万市举行了“要求恢复‘大逆事件’牺牲者人权全国联络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这样写道:“我们有必要永远牢记,‘大逆事件’是国家犯罪。它和吞并韩国、侵略亚洲的历史重叠在一起。”同年,日本律师联合会也发表公开信,要求日本政府为恢复“大逆事件”受害者的名誉采取实际措施。

当国家的司法体制逃避纠正历史上错误判决的责任之时,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有必要确保真实的历史事实能被铭记和传承。田中伸尚以《大逆事件:死与生的群像》为代表的系列研究,意义正在于此。

《大逆事件:死与生的群像》,[日] 田中伸尚著,臧志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1月版,424页,68.00元

不是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的读者可能不太了解“大逆事件”,国内出版界之前似乎也没有出版过专门研究这一事件的译著。日本非虚构作家田中伸尚的《大逆事件:死与生的群像》(大逆事件 : 死と生の群像,2018)为我们了解这一事件提供了丰富详实的文献史料、遗属采访和多种视角的历史叙事,其意义不仅在于引领读者重返事件的历史现场,更在于揭开了这一事件如何长期被冰封在历史冻土之下的真相——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晦暗迷离,包括事件受难者、遗属、民间组织、学界研究者等在内的几代人内心挣扎、不断呼吁,但是至今仍然未能在国家司法体制层面上还受难者、被牵连者以清白。

本书作者田中伸尚自1979年开始踏上走访“大逆事件”遗属、收集社会各阶层为受难者申冤的文献史料之旅,反复挖掘和思考被“时间”所风化的历史与现实景象,所欲追问的是在历史冻土之下的“大逆”罪名这根毒刺何时才能连根拔除。该书单行本在出版之前曾在杂志上连载,2010年初版问世之后,作者继续走访遗属和相关人士,2018年出版了现在这个修订版。从该书的写作文体来看,属于非虚构的历史写作文本,具体来说就是一部建立在文献档案与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基础上的非虚构历史著作。作者在叙事上采用的是多重视角与不同文体叙事的手法 ——作为历史人物“群像”的传记性叙事、关于调查采访过程的现场叙事、以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为主题的政治伦理思辨、围绕若干议题的社会舆情及心理分析等等,多重叙事视角穿插并进,历史研究叙事与非虚构文学叙事的双重视角同时敞开,读者可以自由穿行在历史与现实的多层叙事之间。法政大学校长田中优子为该版撰写了一篇题为《向着不会发生“大逆连锁”的未来》的解说,是一篇很好的导读。

“大逆事件”发生在明治末期的1910年5月,以激进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宫下太吉制造炸弹的行为被警方发现为开端,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指控企图暗杀天皇。根据1908年起施行的《刑法》第七十三条“加害或者试图加害天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或者皇太孙者处以死刑”的规定,该案以“大逆罪”提交法庭。大审院特别刑事部在非公开审理中,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仅用了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在1911年1月18日做出判决,以“大逆罪”判处被告幸德秋水、管野须贺子、森近运平、宫下太吉等二十四人死刑,同时以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判处另外两人有期徒刑十一年和八年。1月19日,武田九平等十二人被恩赦改为无期徒刑,但是根据 “大逆罪”一审即终审的规定,判决本身并没有被纠正。被判死刑的秋水、运平等十二人分别于1月24日、25日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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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公布的“大逆罪”判决书

关于该案,作者指出:“战后有关这一事件的诸多研究清楚地显示,该事件是当时的政府为彻底消灭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同情者,铲除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所实施的国家犯罪。然而直到战败前为止,事件的真相一直被隐藏在黑暗之中。遭受连坐者们被交付法庭公审、盖上了谋害天皇的‘逆徒、国贼’的烙印,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大批处刑,导致社会上弥漫着对天皇制国家的恐惧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害怕,几乎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一事件。”(第4页)简单来说,就是借试图谋杀皇室的“大逆罪”之名实施的一次极为残暴的思想镇压事件。

应该说明的是,宫下太吉制造炸弹的意图的确是刺杀天皇。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急剧变革阶段中,对政敌实施恐怖谋杀是一种重要手段,发生过1878年大久保利通被刺杀、1889年外相大隈重信被炸弹炸伤等重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对于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对否定一切权力和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如何对待皇室是一个深刻的课题”(34页)。宫下就是通过一本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而开始想到“必须造炸弹,让人民知道,天皇和我等一样,也是会流血的人,以此来打破人民对天皇的迷信”(36页)。他曾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幸德秋水、森近运平,后来得到管野须贺子、新村忠雄、古河力作在口头上赞成,于是1909年11月3日在明科车站附近的山崖试爆了一颗铁皮小罐制作的炸弹。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梅森直之对宫下太吉等人的暴力倾向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将被告视为事件的‘牺牲者’,并不会抹去他们的主体性思索与行为的意义。正如既有研究已经指出的那样,至少宫下太吉、新村忠雄、古河力作、管野须贺、幸德秋水这五人,具有必须打倒天皇制的认识,以及在‘革命’的决定性局面中不放弃使用暴力的觉悟。”(梅森直之《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大杉荣和他的时代》,王盈、臧志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9月,95页)

值得注意的是,警察在1910年5月根据掌握的情报逮捕宫下以及所谓同案犯的时候,开始只是涉嫌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但是在这时也已经把幸德秋水也列入名单之中。随后在逼供中得到制造炸弹的目的是刺杀天皇的“自供”之后,案件性质马上转变为“大逆”罪案。田中伸尚认为,“当时国家的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于国家而言,要实现这一图谋,没有像第七十三条这么方便、这么易于捏造的法律了……”(42页)他认为从逮捕的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司法当局的意图从一开始就将目标对准了秋水:“因为当时秋水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象征,司法当局为了遏制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才利用宫下案启动了‘大逆罪’这一罪名。”(45页)另外还有一个促使案件升级的原因,那就是司法官僚希望利用宫下案启动“大逆罪”,作为破获大案要案的功劳而有利于自己升官。

在“大逆”案的预审讯中,也可以清楚看到司法当局为了将事件升级而采用了诱供、逼供等手段千方百计编造故事、罗织罪名。被告中的很多人从未有过与警察、检察官打交道的经历,在恐怖的盘问、逼供中瑟瑟发抖地被迫承认控方捏造的情节并不少见。更残酷的是,松尾卯一太的妻子倭久在接受控方审问时被强迫做出对丈夫不利的证言。她在审讯后给卯一太写了一封信,自责“念及爱儿、老父大人,加之思及事已不可改变,遂有要何回答作何回答、不知之事亦装作知晓而作答之处。夫君若在东京接受调查被问及此事,心中定会责备竟有如此之愚妇,思及于此深感不安,但愿夫君念及我思虑老父大人及二子之愚心,勿予深责”。作者说“多么令人悲伤!读着这封信我不禁流下了眼泪,官府竟然如此逼迫一个一无所知的妻子,我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109页)。预审笔录是在讯问结束后由法官肆意取舍选择汇总而成,例如据说是秋水讲的为了革命的“决死之士”一词,实际上是司法当局编造出来的。在审判中,不仅不公开、不传讯证人,而且记有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供述等的审判记录“公判始末书”也都不知去向。

大审院特别刑事部于11月9日决定将该案交付大审院审理,《东京每日新闻》抢先发出题为“二十六名社会主义者或处死刑”的号外。在审理期间,全国各地报纸都是以“奇怪的大阴谋”“史无前例的大阴谋”“令人恐怖的大阴谋”“大逆无道”等标题来报道,造成高压的舆论态势。尽管三十二岁的律师平出修在12月28日的辩护发言中把断言此案产生于无政府主义这一“信念”的“平沼论罪发言”驳得体无完肤,也让包括秋水、平四郎在内的许多被告深受震撼和感动,但由于是不公开审理,外面社会完全听不到这一极为雄辩的辩护发言。这一天来自美国和德国大使馆的官员被特别允许参加旁听,听到了平出的辩护发言。虽然从法庭审理开始之前起,世界各地对日本政府的批评就不断高涨,从美国到欧洲都出现了抗议活动,但是这些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也都没有作用。1月15日,外务省向日本驻外使馆发送了有关“大逆案审判”的说明,同时内务省将该说明的英译本发给国内的英文报纸。该材料告诉世界,审判是严格依法进行的,并无不公不正:“多数被告均属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为了普及其主义,作为手段之一,竟敢阴谋于本年秋季对皇室行大逆,并暗杀国务大臣、放火抢劫,恐怖至极。此事实已经多数被告之交代、炸弹之存在及其他证据所充分证明。”但是石川啄木从文中“本年秋季”一语中看出,该说明信在前一年即1910年就已经准备好了,并且从内容中看出,“政府在判决之前已预断被告有罪”。

为了配合利用“大逆”案镇压思想,就在审判还在进行、事件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文部省向全国的图书馆发出训令,禁止阅览社会主义方面的图书。甚至还发出指示,对提及“社会主义”这个名称的教职员、大学生、中小学生给予解职或开除的处分。9月初,五种社会主义文献被禁止出售,尚未出售的被扣押,之后每天都有数种社会主义的书籍被禁止发行。在《东京朝日新闻》做校对工作的啄木每天都会接触到思想镇压的信息,他在《日本无政府主义阴谋事件经过及其附带现象》(1911年 6 月)中记载道:“有的只因标题中有‘社会’两字便受牵累……令人哭笑不得。”(76页)

明治政府在末期对异端思想的镇压有其历史背景。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始于1900年社会主义协会的成立,核心成员幸德秋水(1871-1911)、片山潜等人继而成立了社会民主党,但是马上就遭到禁止。幸德秋水等创办了报纸《平民新闻》,通过反对日俄开战来壮大社会主义运动。应该说,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日本臣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印行、集会及结社之自由”,是当时反战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得以传播的环境。日俄战争结束后的日本经济更加恶化,出现民众暴动、工人罢工等社会事件。在1906年合法成立的日本社会党马上领导了反对东京公交车票涨价的运动,其影响迅速扩大,最早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也在该年6月从美国回到日本。他在社会党总部发表的演讲提出要在议会之外进行直接的反抗斗争,1907年2月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此进行了激烈争论,并公开发表了相关文件和幸德的演讲报告。日本内务省很快下令解散社会党,法院下令禁止社会党党报流传,幸德秋水、西川光次郎、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主要的社会党人开始受到内务省专门派出的警察特务监视。同年11月在美国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在一份材料上提出针对天皇的恐怖行动,并把该材料秘密发回国内。1908年6月22日发生警察殴打、逮捕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社会主义者的“赤旗事件”,在7月上台的桂太郎在其组阁时发表的“政纲”中,公然提出了要遏制与社会主义有关的出版和集会等的思想镇压方针,明显强化了对社会主义思想及言论的镇压和对社会主义者的监控和现实迫害。这种局势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阵营中激进分子的反抗情绪和行为,1910年5月工人宫下太吉因制造炸弹、图谋刺杀天皇而被捕的事件就成为“大逆事件”发生的起点。概括地说,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虽然在表面上有言论和结社等自由,但是在国内矛盾加剧、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刺杀意图出现的局势中,对异端思想的镇压是必然的,这就是在“大逆事件”中政府以“大逆”罪名制造思想镇压案的动机来源。

另外,还可以进一步思考梅森直之把“大逆事件”与亚洲的反殖斗争联系起来的观点,他认为1909年10月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内枪杀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与以1910年5月宫下太吉因制造炸弹被捕为开端的“大逆事件”具有同时代性。即从中不但可能读出与早期社会主义相共鸣的“暴力哲学”的痕迹,而且“如果从统治权力的角度俯瞰两者,那么其关联性就相当明显了”。比如警察把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朝鲜人”都视为潜在危险而把他们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因此认为这两起事件并非各自独立的特殊事件,而是显示了更为广阔的国家与社会变动的相似案例——“明治后期不仅是国民性意识形态的完成期,也是这一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再次遭受来自内外的拷问的时期。”(梅森直之《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大杉荣和他的时代》,117页)田中伸尚在他的书中通过引述2011年的“大逆事件”高峰会议《宣言》的一句话谈到了这个认识视角:“我们有必要永远牢记,‘大逆事件’是国家犯罪。当年,它是和吞并韩国、侵略亚洲的历史重叠在一起。”(388页)

作家德富芦花在获悉“大逆”案犯已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之后,极为悲伤和愤怒:“政府的谋杀,暗杀!”“这是政府的阴险伎俩啊!”2月1日他去第一高等学校演讲,激烈抨击了“大逆事件”中政府所采用的手段,最后以反复呼吁不要害怕谋叛来结束他的演讲。超过千人的讲堂先是一片寂静,随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田中伸尚认为在此之后,像芦花那样正面批判“大逆事件”及其审判的言论在日本近代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即使在“大正民主”时期(138-139页)

“大逆事件”执行的死刑只是国家犯罪的第一阶段,对于死者遗属来说接下来是漫长的痛苦阶段。死刑的当天傍晚,森近运平和古河力作的遗体被送入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但是原来同意接受其遗体进行解剖的大学“或许是顾忌到国家权力的意思突然改变了态度”,拒绝接受。森近运平生前很受到村里人的尊敬,在得知他被判死刑后当地立即出现了请求免除其死刑的活动。但是当得知已经执行死刑之后,村里的氛围骤然改变,“像是被冻住了一般”(20页)。2月1日出版的《山阳新报》上有一篇题为《逆徒运平的遗骨》的报道,描述森近运平的骨灰由其亲属大西道太郎带回故乡的情景:“据说在火车上他的亲属看上去小心翼翼,生怕被人指责。”另外,当时各地的警察就“大逆事件”中被处死者的安葬和墓标等事项对遗属进行了严厉的干预,但是这种干预并没有法律依据。“警察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社会中植入这样一种印象:这些人是死后‘连墓地也不能有的逆徒’。……守夜、葬礼、墓标或者纪念碑等形式以及墓志铭上的文字等,不仅是怀念死者、治愈伤痛的方式,也是他们对残暴处刑表达愤怒的共同所在,还是他们传递记忆的言论空间。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明治国家绝不允许其存在。”(16页)新宫净泉寺住持高木显明被处死刑之后,他的妻子、养女被迫离乡出走。在养女加代子的回忆中,有时候她和儿子一起被带到浜松警察署,并没什么事情,只是被长时间地留置在那里;后来一想,那肯定是“天皇陛下和皇族等经过浜松的时候”。  而在另一方面,最早发现宫下制造炸弹的明科派出所巡查小野寺藤彦受到高度赞扬,说他为防止“大逆”实施立下了巨大功勋。明科当地和周边地区的警局、政府、议会等都竞相对其进行表彰。

田中优子在她的解说《向着不会发生“大逆连锁”的未来》中说,从本书中看明白了三个事实。一是当时散布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对国家不满的人,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反战论者;他们相互之间并无联系,也没有形成集团,但是他们却被当局肆意视作集团一网打尽,并受到刑事追究。这一点令她感到震惊。二是当时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证据捏造,认为在本书中可以看到许多具体的例子。第三个事实是,被贴上“逆徒”的标签后,最终会在数十年间,甚至现在,在其出生的故乡都会成为人们疏远的对象。在此之外她还强调了一个弄明白的事实:“‘大逆事件’源于日俄战争时的反战运动,被认为实施了共谋的那些人都是反战主义者。由此告诉我们的事实是,当国家决定要使用武力时,就会面向国内,对国民实施强制统一,并对那些不顺从者进行威吓。”(401页)

有关秋水等人被处死刑的“大逆事件”的最初记录等,最早由记者宫武外骨编辑的《幸德一派大逆事件始末》(1946年底)一书向公众披露。但是一般人心目中对天皇的观念以及曾经知道“大逆事件”的人对该事件的看法并未因此发生什么变化。石川啄木整理的收录有判决书全文等资料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阴谋事件经过及其附带现象》,以及收录有秋水给两位辩护人的“陈辩书”等资料的《狱中来信》(其中还附有他自己写的非常重要的“编者注”)于1951年公开发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扩展到了全国,在此背景下,出现了申请复审“大逆案”的活动,在有事件牵连者的地方,工会和市民等开始尝试在社会层面为事件受牵连者平反,建诗碑也是其中的一项活动。1960年2月23日,以学者和文化人为中心成立了“大逆事件事实揭示会”,1961年1月18日坂本清马和森近运平的妹妹荣子一起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了复审申请。但是,1965年12月10日,清马收到了东京高等法院的驳回复审申请决定(日期标注为1965 年12月1日)。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森长律师为了鼓励遗属走出悲伤,将自己参拜墓地的记录汇集成了一本题为《风霜五十余年》的小册子。在序言中森长这样写道:“如果不搞清楚由于大逆事件以及当局的迫害和官僚政府的宣传,众多被告人的家属以及免于死刑的被告人是多么痛苦,他们是怎样忍受那种痛苦的,就无法把握‘大逆事件’的本质。一想到在五十多年后的现在,遗属们的痛苦部分地还在延续,我再次痛感‘大逆事件’乃世纪大案。” 田中伸尚认为这令人想到这些遗属和家属所遭受的苦难并非仅仅来自当局的迫害,也有来自社会环境可怕的压力。据说森长的这本小册子出来之后,有遗属发来了“事到如今不要再挖了”的声音,那也许正是被社会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遗属和家属们的悲伤的呼喊(23页)

时至2001年,今川德子在《致高屋的乡亲们》的文章中继续拷问至今仍然保持沉默的家乡人的心灵:“面对‘大逆事件’,面对森近运平,我们的视线为什么必须移开?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后来在各方努力下情况有所改变,2005年刊行的《井原市史·近现代通史编》用了九页篇幅详细记述了有关运平的内容;在2008年市教育委员会分发给所有家庭的、面向市民的《井原历史人物传·生于故乡的伟人》中也提到了森近运平。在县的层面,在冈山商工会议所编辑、2006年刊行的《“冈山测试”官方认定教材:冈山文化旅游测试考试教材》等材料中,也出现了运平的名字,而这些材料是用来培训官方认定的观光导游的。但是在今川看来,在她读小学时就已经感觉到的那种深沉的缄默与黑暗,即使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20-21页)。因此她在采访中使用了“冻土之下”的比喻来进行描述,田中伸尚由此想到的是,“即使判明该事件是一起冤案,在当事者的老家,谋害天皇的‘逆贼’这一国家烙印所带来的黑暗仍然像漫漫长夜难以迎来黎明吗?”(22页)这是该书留给读者思考的最深刻的问题。

《大逆事件:死与生的群像》,[日] 田中伸尚著,臧志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1月版,424页,68.00元

不是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的读者可能不太了解“大逆事件”,国内出版界之前似乎也没有出版过专门研究这一事件的译著。日本非虚构作家田中伸尚的《大逆事件:死与生的群像》(大逆事件 : 死と生の群像,2018)为我们了解这一事件提供了丰富详实的文献史料、遗属采访和多种视角的历史叙事,其意义不仅在于引领读者重返事件的历史现场,更在于揭开了这一事件如何长期被冰封在历史冻土之下的真相——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晦暗迷离,包括事件受难者、遗属、民间组织、学界研究者等在内的几代人内心挣扎、不断呼吁,但是至今仍然未能在国家司法体制层面上还受难者、被牵连者以清白。

本书作者田中伸尚自1979年开始踏上走访“大逆事件”遗属、收集社会各阶层为受难者申冤的文献史料之旅,反复挖掘和思考被“时间”所风化的历史与现实景象,所欲追问的是在历史冻土之下的“大逆”罪名这根毒刺何时才能连根拔除。该书单行本在出版之前曾在杂志上连载,2010年初版问世之后,作者继续走访遗属和相关人士,2018年出版了现在这个修订版。从该书的写作文体来看,属于非虚构的历史写作文本,具体来说就是一部建立在文献档案与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基础上的非虚构历史著作。作者在叙事上采用的是多重视角与不同文体叙事的手法 ——作为历史人物“群像”的传记性叙事、关于调查采访过程的现场叙事、以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为主题的政治伦理思辨、围绕若干议题的社会舆情及心理分析等等,多重叙事视角穿插并进,历史研究叙事与非虚构文学叙事的双重视角同时敞开,读者可以自由穿行在历史与现实的多层叙事之间。法政大学校长田中优子为该版撰写了一篇题为《向着不会发生“大逆连锁”的未来》的解说,是一篇很好的导读。

“大逆事件”发生在明治末期的1910年5月,以激进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宫下太吉制造炸弹的行为被警方发现为开端,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被指控企图暗杀天皇。根据1908年起施行的《刑法》第七十三条“加害或者试图加害天皇、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或者皇太孙者处以死刑”的规定,该案以“大逆罪”提交法庭。大审院特别刑事部在非公开审理中,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仅用了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在1911年1月18日做出判决,以“大逆罪”判处被告幸德秋水、管野须贺子、森近运平、宫下太吉等二十四人死刑,同时以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判处另外两人有期徒刑十一年和八年。1月19日,武田九平等十二人被恩赦改为无期徒刑,但是根据 “大逆罪”一审即终审的规定,判决本身并没有被纠正。被判死刑的秋水、运平等十二人分别于1月24日、25日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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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公布的“大逆罪”判决书

关于该案,作者指出:“战后有关这一事件的诸多研究清楚地显示,该事件是当时的政府为彻底消灭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同情者,铲除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所实施的国家犯罪。然而直到战败前为止,事件的真相一直被隐藏在黑暗之中。遭受连坐者们被交付法庭公审、盖上了谋害天皇的‘逆徒、国贼’的烙印,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大批处刑,导致社会上弥漫着对天皇制国家的恐惧和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害怕,几乎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一事件。”(第4页)简单来说,就是借试图谋杀皇室的“大逆罪”之名实施的一次极为残暴的思想镇压事件。

应该说明的是,宫下太吉制造炸弹的意图的确是刺杀天皇。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急剧变革阶段中,对政敌实施恐怖谋杀是一种重要手段,发生过1878年大久保利通被刺杀、1889年外相大隈重信被炸弹炸伤等重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对于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对否定一切权力和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如何对待皇室是一个深刻的课题”(34页)。宫下就是通过一本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而开始想到“必须造炸弹,让人民知道,天皇和我等一样,也是会流血的人,以此来打破人民对天皇的迷信”(36页)。他曾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幸德秋水、森近运平,后来得到管野须贺子、新村忠雄、古河力作在口头上赞成,于是1909年11月3日在明科车站附近的山崖试爆了一颗铁皮小罐制作的炸弹。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梅森直之对宫下太吉等人的暴力倾向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将被告视为事件的‘牺牲者’,并不会抹去他们的主体性思索与行为的意义。正如既有研究已经指出的那样,至少宫下太吉、新村忠雄、古河力作、管野须贺、幸德秋水这五人,具有必须打倒天皇制的认识,以及在‘革命’的决定性局面中不放弃使用暴力的觉悟。”(梅森直之《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大杉荣和他的时代》,王盈、臧志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9月,95页)

值得注意的是,警察在1910年5月根据掌握的情报逮捕宫下以及所谓同案犯的时候,开始只是涉嫌违反《爆炸物管制处罚规定》,但是在这时也已经把幸德秋水也列入名单之中。随后在逼供中得到制造炸弹的目的是刺杀天皇的“自供”之后,案件性质马上转变为“大逆”罪案。田中伸尚认为,“当时国家的目的是要消灭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于国家而言,要实现这一图谋,没有像第七十三条这么方便、这么易于捏造的法律了……”(42页)他认为从逮捕的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司法当局的意图从一开始就将目标对准了秋水:“因为当时秋水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象征,司法当局为了遏制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才利用宫下案启动了‘大逆罪’这一罪名。”(45页)另外还有一个促使案件升级的原因,那就是司法官僚希望利用宫下案启动“大逆罪”,作为破获大案要案的功劳而有利于自己升官。

在“大逆”案的预审讯中,也可以清楚看到司法当局为了将事件升级而采用了诱供、逼供等手段千方百计编造故事、罗织罪名。被告中的很多人从未有过与警察、检察官打交道的经历,在恐怖的盘问、逼供中瑟瑟发抖地被迫承认控方捏造的情节并不少见。更残酷的是,松尾卯一太的妻子倭久在接受控方审问时被强迫做出对丈夫不利的证言。她在审讯后给卯一太写了一封信,自责“念及爱儿、老父大人,加之思及事已不可改变,遂有要何回答作何回答、不知之事亦装作知晓而作答之处。夫君若在东京接受调查被问及此事,心中定会责备竟有如此之愚妇,思及于此深感不安,但愿夫君念及我思虑老父大人及二子之愚心,勿予深责”。作者说“多么令人悲伤!读着这封信我不禁流下了眼泪,官府竟然如此逼迫一个一无所知的妻子,我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怒”(109页)。预审笔录是在讯问结束后由法官肆意取舍选择汇总而成,例如据说是秋水讲的为了革命的“决死之士”一词,实际上是司法当局编造出来的。在审判中,不仅不公开、不传讯证人,而且记有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供述等的审判记录“公判始末书”也都不知去向。

大审院特别刑事部于11月9日决定将该案交付大审院审理,《东京每日新闻》抢先发出题为“二十六名社会主义者或处死刑”的号外。在审理期间,全国各地报纸都是以“奇怪的大阴谋”“史无前例的大阴谋”“令人恐怖的大阴谋”“大逆无道”等标题来报道,造成高压的舆论态势。尽管三十二岁的律师平出修在12月28日的辩护发言中把断言此案产生于无政府主义这一“信念”的“平沼论罪发言”驳得体无完肤,也让包括秋水、平四郎在内的许多被告深受震撼和感动,但由于是不公开审理,外面社会完全听不到这一极为雄辩的辩护发言。这一天来自美国和德国大使馆的官员被特别允许参加旁听,听到了平出的辩护发言。虽然从法庭审理开始之前起,世界各地对日本政府的批评就不断高涨,从美国到欧洲都出现了抗议活动,但是这些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也都没有作用。1月15日,外务省向日本驻外使馆发送了有关“大逆案审判”的说明,同时内务省将该说明的英译本发给国内的英文报纸。该材料告诉世界,审判是严格依法进行的,并无不公不正:“多数被告均属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为了普及其主义,作为手段之一,竟敢阴谋于本年秋季对皇室行大逆,并暗杀国务大臣、放火抢劫,恐怖至极。此事实已经多数被告之交代、炸弹之存在及其他证据所充分证明。”但是石川啄木从文中“本年秋季”一语中看出,该说明信在前一年即1910年就已经准备好了,并且从内容中看出,“政府在判决之前已预断被告有罪”。

为了配合利用“大逆”案镇压思想,就在审判还在进行、事件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文部省向全国的图书馆发出训令,禁止阅览社会主义方面的图书。甚至还发出指示,对提及“社会主义”这个名称的教职员、大学生、中小学生给予解职或开除的处分。9月初,五种社会主义文献被禁止出售,尚未出售的被扣押,之后每天都有数种社会主义的书籍被禁止发行。在《东京朝日新闻》做校对工作的啄木每天都会接触到思想镇压的信息,他在《日本无政府主义阴谋事件经过及其附带现象》(1911年 6 月)中记载道:“有的只因标题中有‘社会’两字便受牵累……令人哭笑不得。”(76页)

明治政府在末期对异端思想的镇压有其历史背景。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始于1900年社会主义协会的成立,核心成员幸德秋水(1871-1911)、片山潜等人继而成立了社会民主党,但是马上就遭到禁止。幸德秋水等创办了报纸《平民新闻》,通过反对日俄开战来壮大社会主义运动。应该说,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日本臣民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印行、集会及结社之自由”,是当时反战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得以传播的环境。日俄战争结束后的日本经济更加恶化,出现民众暴动、工人罢工等社会事件。在1906年合法成立的日本社会党马上领导了反对东京公交车票涨价的运动,其影响迅速扩大,最早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也在该年6月从美国回到日本。他在社会党总部发表的演讲提出要在议会之外进行直接的反抗斗争,1907年2月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此进行了激烈争论,并公开发表了相关文件和幸德的演讲报告。日本内务省很快下令解散社会党,法院下令禁止社会党党报流传,幸德秋水、西川光次郎、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主要的社会党人开始受到内务省专门派出的警察特务监视。同年11月在美国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在一份材料上提出针对天皇的恐怖行动,并把该材料秘密发回国内。1908年6月22日发生警察殴打、逮捕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社会主义者的“赤旗事件”,在7月上台的桂太郎在其组阁时发表的“政纲”中,公然提出了要遏制与社会主义有关的出版和集会等的思想镇压方针,明显强化了对社会主义思想及言论的镇压和对社会主义者的监控和现实迫害。这种局势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阵营中激进分子的反抗情绪和行为,1910年5月工人宫下太吉因制造炸弹、图谋刺杀天皇而被捕的事件就成为“大逆事件”发生的起点。概括地说,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虽然在表面上有言论和结社等自由,但是在国内矛盾加剧、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刺杀意图出现的局势中,对异端思想的镇压是必然的,这就是在“大逆事件”中政府以“大逆”罪名制造思想镇压案的动机来源。

另外,还可以进一步思考梅森直之把“大逆事件”与亚洲的反殖斗争联系起来的观点,他认为1909年10月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内枪杀韩国统监伊藤博文与以1910年5月宫下太吉因制造炸弹被捕为开端的“大逆事件”具有同时代性。即从中不但可能读出与早期社会主义相共鸣的“暴力哲学”的痕迹,而且“如果从统治权力的角度俯瞰两者,那么其关联性就相当明显了”。比如警察把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朝鲜人”都视为潜在危险而把他们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因此认为这两起事件并非各自独立的特殊事件,而是显示了更为广阔的国家与社会变动的相似案例——“明治后期不仅是国民性意识形态的完成期,也是这一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再次遭受来自内外的拷问的时期。”(梅森直之《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大杉荣和他的时代》,117页)田中伸尚在他的书中通过引述2011年的“大逆事件”高峰会议《宣言》的一句话谈到了这个认识视角:“我们有必要永远牢记,‘大逆事件’是国家犯罪。当年,它是和吞并韩国、侵略亚洲的历史重叠在一起。”(388页)

作家德富芦花在获悉“大逆”案犯已被执行死刑的消息之后,极为悲伤和愤怒:“政府的谋杀,暗杀!”“这是政府的阴险伎俩啊!”2月1日他去第一高等学校演讲,激烈抨击了“大逆事件”中政府所采用的手段,最后以反复呼吁不要害怕谋叛来结束他的演讲。超过千人的讲堂先是一片寂静,随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田中伸尚认为在此之后,像芦花那样正面批判“大逆事件”及其审判的言论在日本近代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即使在“大正民主”时期(138-139页)

“大逆事件”执行的死刑只是国家犯罪的第一阶段,对于死者遗属来说接下来是漫长的痛苦阶段。死刑的当天傍晚,森近运平和古河力作的遗体被送入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但是原来同意接受其遗体进行解剖的大学“或许是顾忌到国家权力的意思突然改变了态度”,拒绝接受。森近运平生前很受到村里人的尊敬,在得知他被判死刑后当地立即出现了请求免除其死刑的活动。但是当得知已经执行死刑之后,村里的氛围骤然改变,“像是被冻住了一般”(20页)。2月1日出版的《山阳新报》上有一篇题为《逆徒运平的遗骨》的报道,描述森近运平的骨灰由其亲属大西道太郎带回故乡的情景:“据说在火车上他的亲属看上去小心翼翼,生怕被人指责。”另外,当时各地的警察就“大逆事件”中被处死者的安葬和墓标等事项对遗属进行了严厉的干预,但是这种干预并没有法律依据。“警察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社会中植入这样一种印象:这些人是死后‘连墓地也不能有的逆徒’。……守夜、葬礼、墓标或者纪念碑等形式以及墓志铭上的文字等,不仅是怀念死者、治愈伤痛的方式,也是他们对残暴处刑表达愤怒的共同所在,还是他们传递记忆的言论空间。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明治国家绝不允许其存在。”(16页)新宫净泉寺住持高木显明被处死刑之后,他的妻子、养女被迫离乡出走。在养女加代子的回忆中,有时候她和儿子一起被带到浜松警察署,并没什么事情,只是被长时间地留置在那里;后来一想,那肯定是“天皇陛下和皇族等经过浜松的时候”。  而在另一方面,最早发现宫下制造炸弹的明科派出所巡查小野寺藤彦受到高度赞扬,说他为防止“大逆”实施立下了巨大功勋。明科当地和周边地区的警局、政府、议会等都竞相对其进行表彰。

田中优子在她的解说《向着不会发生“大逆连锁”的未来》中说,从本书中看明白了三个事实。一是当时散布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对国家不满的人,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反战论者;他们相互之间并无联系,也没有形成集团,但是他们却被当局肆意视作集团一网打尽,并受到刑事追究。这一点令她感到震惊。二是当时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证据捏造,认为在本书中可以看到许多具体的例子。第三个事实是,被贴上“逆徒”的标签后,最终会在数十年间,甚至现在,在其出生的故乡都会成为人们疏远的对象。在此之外她还强调了一个弄明白的事实:“‘大逆事件’源于日俄战争时的反战运动,被认为实施了共谋的那些人都是反战主义者。由此告诉我们的事实是,当国家决定要使用武力时,就会面向国内,对国民实施强制统一,并对那些不顺从者进行威吓。”(401页)

有关秋水等人被处死刑的“大逆事件”的最初记录等,最早由记者宫武外骨编辑的《幸德一派大逆事件始末》(1946年底)一书向公众披露。但是一般人心目中对天皇的观念以及曾经知道“大逆事件”的人对该事件的看法并未因此发生什么变化。石川啄木整理的收录有判决书全文等资料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阴谋事件经过及其附带现象》,以及收录有秋水给两位辩护人的“陈辩书”等资料的《狱中来信》(其中还附有他自己写的非常重要的“编者注”)于1951年公开发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扩展到了全国,在此背景下,出现了申请复审“大逆案”的活动,在有事件牵连者的地方,工会和市民等开始尝试在社会层面为事件受牵连者平反,建诗碑也是其中的一项活动。1960年2月23日,以学者和文化人为中心成立了“大逆事件事实揭示会”,1961年1月18日坂本清马和森近运平的妹妹荣子一起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了复审申请。但是,1965年12月10日,清马收到了东京高等法院的驳回复审申请决定(日期标注为1965 年12月1日)。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森长律师为了鼓励遗属走出悲伤,将自己参拜墓地的记录汇集成了一本题为《风霜五十余年》的小册子。在序言中森长这样写道:“如果不搞清楚由于大逆事件以及当局的迫害和官僚政府的宣传,众多被告人的家属以及免于死刑的被告人是多么痛苦,他们是怎样忍受那种痛苦的,就无法把握‘大逆事件’的本质。一想到在五十多年后的现在,遗属们的痛苦部分地还在延续,我再次痛感‘大逆事件’乃世纪大案。” 田中伸尚认为这令人想到这些遗属和家属所遭受的苦难并非仅仅来自当局的迫害,也有来自社会环境可怕的压力。据说森长的这本小册子出来之后,有遗属发来了“事到如今不要再挖了”的声音,那也许正是被社会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遗属和家属们的悲伤的呼喊(23页)

时至2001年,今川德子在《致高屋的乡亲们》的文章中继续拷问至今仍然保持沉默的家乡人的心灵:“面对‘大逆事件’,面对森近运平,我们的视线为什么必须移开?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后来在各方努力下情况有所改变,2005年刊行的《井原市史·近现代通史编》用了九页篇幅详细记述了有关运平的内容;在2008年市教育委员会分发给所有家庭的、面向市民的《井原历史人物传·生于故乡的伟人》中也提到了森近运平。在县的层面,在冈山商工会议所编辑、2006年刊行的《“冈山测试”官方认定教材:冈山文化旅游测试考试教材》等材料中,也出现了运平的名字,而这些材料是用来培训官方认定的观光导游的。但是在今川看来,在她读小学时就已经感觉到的那种深沉的缄默与黑暗,即使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20-21页)。因此她在采访中使用了“冻土之下”的比喻来进行描述,田中伸尚由此想到的是,“即使判明该事件是一起冤案,在当事者的老家,谋害天皇的‘逆贼’这一国家烙印所带来的黑暗仍然像漫漫长夜难以迎来黎明吗?”(22页)这是该书留给读者思考的最深刻的问题。



《实践乌托邦:新城镇运动思想史》, [美]罗斯玛丽·魏克曼著,周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468页,68.00元 

城市是人类文明中乌托邦理念与物质经验的交汇之所。“乌有之地”在具体的文化、历史和政治脉络中反复显现湮灭,催生出巨大张力,吸引不少学者关注。纽约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城市史方向的罗斯玛丽·魏克曼(Rosemary Wakeman)教授就长期聚焦对城市乌托邦的反思。她的一系列学术作品集中探讨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中,支撑和生成现代城市乌托邦理念的价值和意识形态,以及乌托邦理念在实际流通和实现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性影响。魏克曼于2014年发表《是否存在理想的社会主义城市?作为现代之梦的社会主义新城镇》(Was There an Ideal Socialist City? Socialist New Towns as Modern Dreamscapes, in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German City, Palgrave Macmillan, 2014),2021年发表《美国乌托邦与气候变化》(American Utopia And Climate Change, Amerikastudien/American Studies, Volume 66, Issue 1 [2021]);《实践乌托邦:新城镇运动思想史》(Practicing Utopia: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New Town Movement)出版于2016年,属于同一脉络。

《实践乌托邦》回溯了新城镇运动乌托邦的话语和实践,揭示其智力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全书基于翔实的史料,将具体实践与乌托邦理念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不同个例呈现出来。作者在历史叙事的娓娓道来中,将交通、建材和大众媒介的变化描绘为连接实践与乌托邦理念的关键,两者之间纠缠转换的动态景象串起了全书的叙事。全书城市思想史的写法体现出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所说的媒介视角。正如德布雷在《普通媒介学教程》中所言,讨论理念及其实现之间具体的转换条件,恰恰是媒介学的基本工作。重视城市乌托邦从理念到实践发生转化的具体条件,能激发人们更积极地投入实践,干预和创造“城市星球”的美好未来,并为传播与城市史的跨学科对话提供可能。

快速交通网络的转型

快速交通网络(铁路、公路、飞机和电子通讯网络等)的历史变化是理解新城镇运动最主要的线索之一。新城镇运动常被追溯到艾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的“田园城市”概念。田园城市以公共建筑为中心形成聚落。聚落间用农业带隔开,并以快速交通网络连接。据称田园城市胜在“结合了城市和乡村的优越”,满足对怀旧、秩序、分权或工业保护的不同需求,并催生出各种本地变体。

快速交通网络是实现这种“结合”的关键。俄罗斯第一座田园城市即由莫斯科喀山铁路公司在莫斯科以东四十公里的普罗佐罗夫斯卡亚车站建造而成。俄国交通部当时为铁路员工建造了不少类似的居住点。同时,大量的田园城市实验也在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涌现。魏克曼认为这些项目“很大部分由热衷为中产通勤者提供郊区住宅的铁路公司开发”。居住于“田园城市”的中产群体成了铁路系统最主要的乘客。田园城市增长的空间地理也与铁路网络的扩张多少吻合。当时铁路系统运营成本较高,并能够在较大地理范围里快速地运输乘客。在这样的条件下,各地的田园城市中出现了大量文化多元的中产阶级社区(1920-1939年间,德国鲁尔、汉堡、斯图加特等定居点,巴黎城市规划研究所的工作和《纽约及其周边区域规划》皆与此相关)。随后,快速交通的作用在“线性城市”实践中变得更为显著。“线性城市”用绿化带和交通干道来分离工业区和住宅区,将城镇建设为沿铁路线性排列的节点,替代了传统田园城市的同心圆模式。城市扩张和道路网络同步。线性城市的增长更直接地与快速交通网络不断的延展和现代工业的分布结合起来。福特式的工业文明理念与交通网络扩张交互,共同催生具有一定暴力色彩的标准化定居点建设热潮。标准化定居点沿交通路线的快速扩展,正好与德国当时在欧洲东部的加速扩张契合。这与战后城市规划对地方独特性的重视形成鲜明比照:战后瑞典模式中,瓦林比三个线性区域定居点选址与通往斯德哥尔摩的轨交站点重叠,规划专注建成环境的本地特点;在外环道路连接的印度博卡罗钢铁城中,邻里单位成了“未来解决方案和历史问题间不确定的调停方式”,尼赫鲁提出要“在不破坏旧基础前提下,建立更高规格的社区生活”;阿拉伯人偏好按地形轮廓蔓延建成曼妙弯路,而非笔直的高速道路网络,线性城市于是就不那么横平竖直;非洲加纳居民在铝业公司仓库对面的特马新村从事传统渔业,代表现代经济的多级公路交汇网络令租金远超过当地工人收入,产生孤立拥挤的阿莎曼棚户区。

二战期间,飞机和田园城市作为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眼中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大发明,发生了更密切的关联。一方面,空袭的威胁迫使城市工业(尤其是能源和军事工业)进一步疏散。铁路网络、工业(资源)重镇和城市区域分布交叉,形成与军工相结合的地区性功能集群。大量产业工人也迅速被安置到交通网络的沿线。在世界战争的威胁下,军工与城市的关系增强了政府“造梦”的权力。包括英国新城镇委员会(1945)等政府机构,开始更深入地实际干预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和城市规划,开始拥有更多创造乌托邦的权力。无独有偶,冷战期间对核打击的恐惧也迫使政府将工业更多分散到被农村包围的低密度社区,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机场或飞机轮船的生产本身是军事工业最重要的构成。战时许多新的定居点就是为了飞机或轮船的生产而建成,其中包括华盛顿州温哥华市郊的麦克劳林高地和波特兰附近的凯瑟威尔。美国密歇根州“轰炸机城”的设计方案,社区建造商阿特金森(W. P. Atkinson)与陆军航空兵司令部及联邦住房管理局合作建设的“航空工业城”及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轰炸机厂对洛杉矶地区的城市样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战期间美军共建造了一千多个基地,海军建造了六十多个大型的机场。战后,其中有五百多个多余的军用机场被移交给城市当局,构成后续城市区域沿航空交通线发展的节点。实际上,盖迪斯为俄亥俄州建造的“未来城市”模型便是以五个不同的机场作为基点。林立的摩天大楼间各类飞行器呼啸而过的场景已经成为象征“未来城市”乌托邦意象的标志性元素,为后续对太空城市和未来之城的想象奠定了基础。

到了二十世纪中期,通讯技术发展使未来城市成为被编织进全球通讯网络(不仅铁路网络)的“世界性都市带”。与沿铁道而建的“线性城市”不同,新的定居点沿彼此互联互通的交通和通讯系统网状铺开,并且随着沟通系统的脉动,无休止地进行延展和创生。动态的道路、航线、电网、排水、废物处理网络,尤其是电子信号更为轻盈实时的全球传输与城市融合,创造出“非定居型”的城市意象。不仅如此,新的动态以数字网络的全球参数为尺度。通讯网络的全球扩张和航天航空技术的进步使新城镇乌托邦获得了全球意识。以宇宙为尺度的“高速交通(通讯)网络”让宇宙漫游的乌托邦想象与控制论矩阵选择的新城镇生活之间产生连接。通讯网络甚至改变了原来交通系统对城市的意义。城市规划中越来越多采用交通数据分析系统和计算模拟技术,甚至将数学模型的思维体现到城市道路的建设中。譬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加州流线型道路系统是对数学模型直白的视觉表达。随着道路系统的形态转变,人们越来越多将城市想象为环流互联状的沟通系统。对区域交通网络和出行负荷的计算建模成为设计规划工作新的内容。大都市圈区域规划和互联互通的城市世界被生产出来,构成了看不见轮廓的国家城市体系。由计算机系统控制的城市交通、自动驾驶汽车、世纪巡洋舰和互相连接更为紧密的大型区域成了对城市主要的想象。

构筑城市的“建材”变化

城市构建材料的变化是勾连新城镇乌托邦与实践的第二条关键线索。

混凝土板材和新型涂料的广泛应用支持了现代城镇乌托邦中进步、理性和正义理念的产生。用混凝土建筑的城市呈现出更加清晰理性的几何秩序和更为一体化的特征。新城镇社区中,混凝土建筑群以简单的几何形式排列,整齐的大街小巷贯穿其中。长廊、人行道、倒影池等设施衬托出主建筑的造型。街道被涂上鲜明的对比色,增强了社区的一体感。芒福德和本顿·麦凯(Benton MacKaye)等人提出“有机人类社会的基本地理单位是具有明确物理界限和完整性的单一市镇”。混凝土建材构造的定居点恰好与之呼应,被认为具备产生有机人类社会交往的基本条件。人们相信有机一体的城市建筑秩序能提升公共生活质量,培养邻里意识和责任感,也为围绕民族共同体概念实现地区乌托邦的理想创造可能。此外,混凝土建材还具有公正开放的伦理价值。新的建材拉低了建筑成本。廉价的住房让更多年轻家庭、大量产业工人、新的移民、战后难民等群体都有可能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生活。廉价的建筑使战后大量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有望能实现安居乐业的向往。新建材让乌托邦变得更为可信。乌托邦的输出正是由此展开。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的建筑规划常受制于材料短缺和对降低建造成本的要求。建筑材料和成本双重压力下,建筑形式和材料上的本土变通成了最为实际的选择。建材和建造技术的变化创造出 “田园城市”不少本土化的变体和地方性身份认同。 

在混凝土结构的基础上,数字技术很快使得信息和“大都市”区域的模拟预测模型成为城市最新的“构筑材料”。可计算的系统、界面、模型、集成和虚拟现实叠加成为城市最新的构成元素。与混凝土支持的模块化不同,数字模型和感应网络等材料将城市社区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可供复制的通用模块。它们像编程插件一样被嵌入到不同的城市系统,发生融合重塑,创造出新的形态。建模系统对城市的设计,优化和利益的最大化成了其中的关键。自动嵌入大都市景观的标准化智慧城市,如今也成了城市乌托邦包罗万象的愿景。与此呼应,巨大的预制板材、建造生产组装过程的一体化、可移动模块化墙板等技术让整个城市逐渐转化为规模巨大的预制模型。城市原本层级制的社会形态随之变为由居住单位(点)和交通通信流(线)汇聚勾连的开放平台。譬如,新陈代谢派在东京设计的插入式巨型建筑和预制模块单元建筑,就可以随时通过加入新的组件来实现城市的生长升级,适应新的功能需求。城市成为可以根据插入系统进行实时扩展和再编程的有机体。从无到有地创造新模型和新插件的可能,被作为新一代城市规划者的电子工程师和科学家赋予了道德上的义务和意识形态的含义。 

规划视角和景象改变

新城镇运动中,航空摄影和大众媒介以不同方式设定了规划视角和景象。视角变化同样切实地改变了新城镇实践与乌托邦之间的关联方式。

军事技术“无心插柳”,使航空摄影成为城市规划的默认媒介。自上而下的观看支持了新城镇建设中的“家长主义”和科学奇观。通过飞行器的视角,规划师得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整体的规划。垂直距离的拉大使城市地理和基础设施在规划视角中被非人化。摄影技术将三维现实“压平”表现为二维的平面对象,大大增强了城市的“可分析性”。城市被视为俯瞰对象加以客观的分析。整体客观的观测让规划师得以设定更宏大的“世界范围的规划”。规划师对改善城市整体状况的掌控感,加之战争中民族国家展现出的惊人力量,让帕特里克·艾伯克隆比(Patrick Abercrombie)等规划师提出“规划的道德使命……需要自上而下的安排”。由此,国家、规划机构和企业在新城镇的规划建设上多少带有自上而下“温和的家长作风”,与市民形成了基于进步承诺的社会契约。同时,鸟瞰作为可视化城市规划的视觉框架,产生出包括《大伦敦规划》等大量未来城市的视觉奇观。航空摄影测量图成了评估土地征税、划分分区和规划区域环境的工具。在牵涉城市的社会形态时,鸟瞰视角让城市类型学、规模分类和人口数量统计学在规划设计中被构建起来。社区成为社会工程科学的衍生。城市的每一平米都被赋予功能,每个单位都处于社区等级中。令人着迷的未来城市景象由此成为承诺现代化和民族独立的乌托邦范本。

但居高临下的规划视角也隐含了反乌托邦的阴影。数学家和城市理论家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对此批判说“让邻里单位成为城市形式的观点一败涂地,与社会现实不符。设计师根本看不到人们会对他们设计的绿色田园做些什么”。航拍的规划视角看不到乌托邦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后,成千上万的人们在被美化为乌托邦试验地的移民营中艰苦度日。随后,控制论的精确和纯形式逻辑与俯瞰的权力控制形成了新的耦合。魏克曼指出“系统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当它从空中视角跨地区向人们展示时尤为如此”。1960-70年代大量被设计史学者雷纳·班汉姆(Reyner Banham)叫作“现代运动的恐龙”的巨型建筑出现,也与规划者高高在上的俯瞰角度有关。现代主义者提出的“去规划实验”恰是对此进行的反抗。

此外,大众媒介的运作让市民与规划师都获得了更戏剧化的空间感知。譬如,1939年纽约世博会制作的纪录片《城市》直观地展示了新英格兰村庄的静谧和谐和匹兹堡城市机械、拥挤和令人窒息的日常压力。进行类似对比的还有英国中央新闻署制作的卡通电影《查理在新城》。关于大型城市疾病、污染、拥挤、人口过剩等令人厌恶的景象,被影视反复地呈现给普通市民,与田园城市的样板形成对比。城市景象的呈现体现了影视系统的运作逻辑和摄像镜头的语言语法。二战后,工业重组过程中格拉斯哥和科尔比钢铁小镇贫民窟衰败的状况也通过影视传播——大量新移民涌入,遍地破瓶、垃圾,满街是酗酒的工人。如此画面激发起更多对美好城市的期待和乌托邦实践。人们对传统城市的惊惧也受到当时各类通俗读物影响。如《人口爆炸!》手册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共发行了十三个版本,登上了《时代》的封面。与此类似,苏联社会主义样板城镇的政治象征也在新闻报道、电影、小说、诗歌和流行音乐中传达出宏大的憧憬。比如诺瓦胡塔在大量文学、电影和音乐中被建构成表演各种奇迹的剧场。《我在建设这座城市》《一座城市的诞生》等纪录片用镜头捕捉到波兰新城镇中新人(青年劳动模范)高昂的精神面貌。在《明亮的夜》等社会现实主义小说中,女主人公梦见自己“俯瞰”即将成为田园城市的斯大林施塔特。巧合的是,英国规划师借助广播电影媒介,也利用俯瞰的视觉奇观向民众展示他们的城市梦。在各种建筑展中,游客充满震惊地直面伦敦大都会地区巨幅的航拍照片。乌托邦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后,媒介同样为市民描绘了想象中的应许之地。1961年以色列宣传片《阿什杜德》将沙海中的新城镇描绘为“有未来的城市”。处境悲苦的印度难民在新城镇的媒介影像中,被描绘为自信英勇的公民,积极投入国家的独立发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城的诞生》等纪录片向大众表现规划师、建筑师和社会学家如何弓身坐在办公桌前,勾画城市蓝图。市民则被媒体表现为个性自由、家境优渥的摩登青年。事实上,媒体夸张和奇观式的表达也构成了城市乌托邦最直接的表达。阿特尔斯坦·斯皮尔豪斯(Athelstan Spilhaus)的漫画《我们的新时代》(Our New Age)在全球一百一十家报纸上连载——漫画中充满了关于太空旅行、激光和实验城市的图像。乌托邦的影像激发了明尼苏达实验城项目的灵感和实践。

由此看来,《实践乌托邦》从实践入手,细致阐明了乌托邦与本地经验在历史连接中呈现出的复杂面向。交通、建材和规划视角是历史叙事背后的草蛇灰线,构成三条隐含的关键线索。其中,交通通讯直接指向了连接乌托邦和实践经验过程中运动和传输的潜能;建筑材料更多关涉将乌托邦理念外化与留存的可能;而规划视角和景象则设定了实践者从哪个站位出发来连接理念和经验世界。三条线索相互纠缠,共同创造出新城镇运动中乌托邦和实践之间彼此转化的物质条件。新城镇是潜力与抱负的物质结构,是现在与未来两个世界的中介。交通、建材和规划视角设定了中介的样貌和边界上各种张力的产生。与其将乌托邦视为被实践的对象,从实践和乌托邦间发生连接的可能条件入手,或能切实窥见城市和现代生活更多另类的可能。魏克曼教授围绕城市乌托邦的考察立足具体实践,为我们更好的理解数字时代激进的城市乌托邦,更充分地实现乌托邦和经验之间存在的诸般潜能指明了方向。人们多大程度上能从实践入手,在具体条件中不断调整、不断尝试、不断创造和更新“乌有之地”关切到都市星球居民的集体未来。

保罗·林奇

“在世界末日那一天

我想种下一棵树”

——W.S.默温

爱尔兰作家保罗·林奇(Paul Lynch)的长篇小说《先知之歌》(Prophet Song)是一部引送读者凝视深渊的“惊心”之作,一出版即获得了广泛赞誉,并赢得2023年度的布克奖,布克奖评委会称其“震撼心灵……真正的杰作”。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当末日来敲门,“世界一片混乱,你脚下的土地飞向空中,太阳照在你的头上,却一片漆黑”,一位母亲试图带领家人幸存的故事。小说的出色之处在于,它以诗意的语言呈现出险恶能量与个人现实的尖锐冲突,犀利犹似巨兽的利齿,给阅读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刺痛感和心理深处的颤栗。《先知之歌》不是批判现实主义地展示苦难,而是完全原创地预演了爱尔兰民主社会快速滑向极权并全面崩溃时的毁灭性景象,逼真地捕捉到了政治恐怖的噩梦性质和陷于其怪圈中的人的不幸、不信与不屈。从某种意义上说,末日实际上是被人为引爆的灾难,它具有地方性。在小说的结尾处,林奇写道:

先知们吟唱的不是世界末日,而是已经发生、将要发生、对某些人而不是其他人正在发生的事情,世界末日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某个地方,而不是另一个,世界末日总是一个地方性事件,它来到你的国家,造访你的城镇,敲响你的家门,而对其他人来说,它不过是一些遥远的警告,新闻里的简短报道,或已成为民间传说的事件的回声。(Paul Lynch, Prophet Song: A Novel,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23, p.304)

保罗·林奇的五部小说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均获得了著名的文学奖项。回看他之前的几部作品,几乎全部聚焦于触及生存底限的极端情况下的个体的反应。他曾说过,他的所有小说都是关于“人类面对冷酷和陌生世界时的尊严”。其处女作《清晨的红色天空》(Red Sky in Morning, 2013)是一部险象环生的逃亡小说,故事从十九世纪的爱尔兰多尼戈尔郡荒蛮的沼泽地展开,一路被凶猛追杀的主人公科尔·科伊尔横渡大西洋,逃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劳工的营地,仍未能逃脱厄运的追猎。第二部小说《黑雪》(Black Snow, 2014)的主人公巴纳巴斯·凯恩带着家人离开美国纽约那“吞噬他们的空虚”,返回爱尔兰多尼戈尔的荒原,然而他们辛苦劳作了十二年的农场被一场意外的大火夷平,四十多头牛全部被烧死,一个雇工葬身火海,之后灾难接踵而至,巴纳巴斯拼尽全力试图重建家园,却发现自己孤立无援,是故乡的异乡人。这部小说获得了法国书商奖的“最佳外国小说奖”,被《星期日泰晤士报》誉为“杰作”。第三部《格瑞丝》(Grace, 2017)故事以爱尔兰大饥荒为背景,十四岁的女孩格瑞丝被母亲赶出家门自谋生路,经历流浪与死亡,通过历史现实与回顾性虚构创造的一部具有幻觉之美、史诗般成长小说。这部小说是《巴黎评论》和《纽约时报书评》的推荐书。《大海之外》(Beyond the Sea, 2019)被誉为“大师之作”(《爱尔兰独立报》),是一部贝克特式戏剧化的绝境求生小说,不但探索了生存与存在危机,也带出了气候变化与海洋生态恶化的问题:成堆的海洋垃圾、胃里塞满白色塑料颗粒的海龟和信天翁,金属残骸、破旧的渔网和鱼线、褪色的塑料制品。《泰晤士报》称其“具有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威廉·戈尔丁的影子”,并赢得了2022年法国海员文学奖。

213

《清晨的红色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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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之外》

除《大海之外》,林奇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主要是在爱尔兰,小说开篇给人一种暴风雨前的平静感,特定的历史背景远远呼应,随即迅速切入某个或一系列极端性事件,在巨大旋流中制造激烈的小漩涡,主人公则在其中颠荡陷于绝境,其命运多舛,其人性如黑夜里微弱的烛光,他们的内心无时不在苦思,试图探明事情真相,探寻自身存在的真义,而不可测的命运涡流时刻都可能将其吞噬,游上救赎之岸的希望渺如星辰。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揉入了爱尔兰习语,携带着爱尔兰文化中的诸多暗流,小说中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复杂多变的外在环境处于交融状态,故事以自己的节奏摆脱线性推进的历史叙事的束缚,梦境打断叙事,叙事如梦如幻。林奇的作品语言精确,具有独特的美感,完美地将真与幻元素艺术化地融为一体,带有一种诗意的夏加尔式的奇异幻觉:

岸边有一匹蓝色的马,它来到她身边,她永葆年青,她骑行在水边,骑行在光里,楼下大厅的电话铃响了,她从梦中骑行入房间。Prophet Song, p.15)

林奇还擅长使用一种环绕式叙事方式,他似乎创造出了一种动态的电影语言,也许这得益于他曾担任报纸电影评论家,评论了一千多部电影,从中汲取了很多关于叙事的知识。被誉为优雅精确的抒情大师的林奇的文字具有穿透力,精致、细腻,其动感颇具电影镜头的表现力:

她用勺子舀起几滴食物,在那一瞬间看到了地下深处的东西,一根被腐蚀的管道碎片脱落入水管中,它被水流冲走,水被铁锈和铅污染,水通过管道冲入城市的千家万户、企业和学校,从水龙头流出,流入水壶、玻璃杯和茶杯,流入人们口中,铅被胃肠道吸收,被组织和骨骼、主动脉和肝脏、肾上腺和甲状腺储存起来,毒素在隐秘地发挥着作用,直到在实验室里通过尿液和血液显现出来。Prophet Song, p.67)

571

《先知之歌》

保罗·林奇的第五部小说《先知之歌》是迄今为止他写出的最出色的作品。这部小说的写作始于2018年,历时四年,不难看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全球历史事件在其中有许多投射,但它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历史在其中只是午夜异象,发出模糊不祥的预兆和警示。林奇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创作此小说的初衷是“想写一本能够洞悉现代混乱的小说”。他认为,西欧正处于“危险时代,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崩溃的感觉”,难民危机、右翼政权的威胁、民主国家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转变等等,他想借助这部小说探索在一个异化了的社会系统中处于绝境中的个人,究竟能拥有多少自由意志,或者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一个人身上能有多少人性?”

《先知之歌》的背景设定在爱尔兰,一场不知名的流行病后,执政的爱尔兰联盟党(NAP)通过《紧急状态法》以“应对国家面临的持续危机”并借机无限扩张权力,引发了动荡与内乱,最终导致战争爆发和难民危机,但是很明显,林奇的重点不是深入这一系列的政治现象进行调研与批评,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实验场,关切于具体人物在其中的体验、情感波动、思维活动以及如何行动,他聚焦的是灾难性事件中的个体,是“那一颗心”在某一时刻的跳动,他尽可能以最丰富的方式展现这一刻。所以,它不是一部政治小说。林奇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我对成为一个传递政治信息的作家不感兴趣,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太局限了。我认为真正的复杂性需要无数的视角。”这种观点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印证。小说以一种同步的视角,同时绽现内心活动与外部的环境与事件,读者有时会感到自己仿佛被幽闭在女主角艾莉什的视界中,随着她走动、察看,与她一起经验绝境迫近时的恐慌与焦虑,经受难以忍受的窒息感。书中大段文字不分段落,交织着人物的对话、心理活动和场景描写,增加了张力和压迫感,使得整本书都“充满推动力和对抗性”(布克奖评语)

《先知之歌》的主人公艾莉什是一个科学家,她的丈夫拉瑞是爱尔兰教师工会的副秘书长,他们有四个孩子,安逸地生活在都柏林城郊一座带花园的房子,原本计划复活节去北美度假。小说始于夜晚的敲门声,两个“几乎看不清面目的”便衣警察登门来找她的丈夫。“敲门声”是许多小说开头常用的一种文学手法,以引入悬念、谜团或叙事的转折点,如卡夫卡的《审判》的开端,又气又饿的K“随即听到敲门声,一个他从来没有在这幢房子里见过的人进了屋”,而《先知之歌》里的秘密访客并不像《审判》里的两个守卫那般强硬,他们彬彬有礼,甚至宽慰艾莉什“没什么好担心的”。但他们离开后,艾莉什却察觉“一种无形却能感觉到的东西”随那两个人闯入了她的房子:“当她穿过客厅,经过孩子们的时候,她能感觉到它正与她并肩潜行。”林奇用这种委婉隐晦而略带惊悚的句子开启了一场国家级噩梦,借由细微的个人感觉带入世界的巨大动荡,预兆艾莉什之前的平静生活将由此滑入无法想象的混乱和灾难。

几天后,去参加教师游行的拉瑞失踪,她身边的同事和熟人不时被带走、失去音讯:“丈夫和妻子们,母亲和父亲们没入水中。儿子和女儿们,姐妹和兄弟们消失,沉入地下。”但即使这样,家人和生活而不是外部动荡的世界,才是艾莉什关注的焦点。生活,意味着持续的日常压力,特别是当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即使竭尽全力也不可能维持正常的情况下,当这个虚构的爱尔兰社会陷入无序,食品与日用品日渐短缺,物价飞涨,断水断电成了常态,暴力事件频繁发生时,她必须保证冰箱里有牛奶,必须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安抚出牙哭闹的幼儿,照顾年迈的父亲,即使外面实行宵禁、暴徒在深夜打砸她的汽车、墙壁被喷污、房屋被空袭的炸弹击中。艾莉什的父亲西蒙很早就觉察到了时势的严重性。西蒙也是一位科学家,在妻子离世后独居,他晚年患了痴呆症,记忆力在逐渐消退,他脱离现实的时刻多于清醒的时刻。但他一次次警告艾莉什:你得带孩子们离开。离开,意味着完全抛开当下的生活,让自己连根拔起。她无法离开,没有选择。正如她的邻居,一位前城市规划师格里·布伦南,在社区被轰炸后气愤地说的:

很明显,他们想做什么,他们想把我们像害虫一样赶走,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想把我们像老鼠一样消灭,这只是时间和投入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离开?告诉我,他们不能把我们赶走,实在没法了我们就住到地底下,我要在我那该死的花园里挖个洞,如果你一辈子都住在一个地方,再想住到别处去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你说的那种,神经学上的,深植入大脑的,我们要挖洞,我们要挖,不管怎样,你还能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还能去哪儿,就让他们把我从洞里拖出来装进棺材里吧。Prophet Song, p.227)

灾难背景下的人物难以看清他们所面临的事件真正的危险程度,也很少有人能从目前的具体境况预测到未来命运的可能图景,无辜而茫然的普通人几乎难以偏离自己早已习惯的社会角色,日常生活似乎游离于历史性之外,他们无法理解国家机器里的执行者的纯功能、无道德、情感畸形的特质。艾莉什最初心存幻想:“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她想,这间厨房和花园里的小公寓都不是真实的,她将打开后门,外面将不再是蒙蔽的梦魔般的黑暗,她会醒来,侧身,发现拉瑞仍躺在她身边。”艾莉什搁置了父亲的建议,选择继续留下来,留在自己的家里,等待丈夫,以及后来出走、加入反政府武装的大儿子马可归家,直到……最后,汇入逃亡人流的她闭上眼睛,看到那有已被吞噬的,看到她全部的爱已所剩无几,只剩下这具躯体,一具没有心的躯壳,“一具用肿胀的双脚驮着孩子前行的躯壳”。 

古老的先知游荡在大地上,他们以吟唱的方式发出预言,在历史的轨道上投下暗影。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濒临绝境的情形都似曾相识,仿佛是人类共有的幻觉记忆。可以说,《先知之歌》是一部预言性小说,给出了毁灭的无情与紧迫性,它暗示历史在不断循环重复,相似的灾难可能会被一代代人经历,但荒谬的是,苦难与血迹连同悲伤都将被踩进土壤里,被一次次忽视甚至遗忘,这让你不得不承认“人类从灾难中学到的东西就像实验室的兔子从生物学中学到的一样多”(布莱希特语)。《先知之歌》读者应当留意的另一个警示是,在面对难以估量的现实或潜在的破坏,面对政治灾难带来的物质和道德毁灭的速度和规模性,个体的任何经验实际上都是无能为力的,人的自主性并不比科学家笼子里的动物的自主性大,如艾莉什所言:

我不明白,当你被这样一个畸形怪物抓住时,自由意志怎么可能存在,一件事接一件事,直到这鬼东西有了自己的势头,而你却无能为力。我现在看清了,我所认为的自由其实只是挣扎,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可言。Prophet Song, p.302)

但这种悲观,也许有可能成为个体醒悟、起而抗争的起点。林奇将书名定为“先知之歌”的用意是:先知们从来没有停止他们的悲歌,人类在每个世纪所经历的灾难只是下一场更深刻危机的开始,历史进程的根本性转变并没有到来,但即使这样,顽强的个体仍然需要承担起自己的命运,这是救赎到来的前提。

林奇的创作以绝境为原点,揭示个体的无力但不臣服于厄运,寻求正义的渴望、据理力争的勇气,他让我们看到,地狱升起成了世界的主宰,看到在世界诡谲惊悚的裂缝中挣扎的人,看到绝境中的人性必将极化,它不再只是作为一种虚设的理念,而是变成个体特有本性的裸露。林奇的创作视野越过了历史事实显现出来的明象,这为他的作品注入了超越具体历史境遇的可能。林奇的哲学思辨在风景、人物自身及周围环境的细节中展开,以人物现状为出发点讨论永恒的问题,将故事重新定位到政治、社会学已知事实之外,将其回归到个体生活经验与思索中,使得个人的不幸具有了普遍悲剧的特征。无论是十九世纪的佃农、大饥荒中的村民、二战时期的移民,还是假想未来的都柏林的知识分子,他们遭遇到的命运——被连根拔起、流离失所——迫使其在形而上学的领域寻找根基。保罗·林奇残酷却优雅地推动着情节和思考,他的小说故事的每一元素都可看作是一张无边之网的扭结,它们相互牵扯,个体与整体相互作用,其意义指向文本的外部,指向读者的眼睛和心灵。

林奇从一个个锚定的思考点发出问询,几乎被零距离带入小说人物的读者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当我们被限制和孤立时,思想和心灵会发生什么?”当我们失去了存在根基的,生活只有黑暗、迷失,陷入绝境甚至虚无时,能做什么?何以疗愈社会对个人造成的创伤?如何识别社会谎言的编码,解读出真相?如何承受痛苦,与无尽的痛苦和解是否有可能?当通往真理之路被阻塞,是否还会有救赎,如何获得?林奇的创作彰显,文学依然承担着对历史时刻中的个体化描述,文学而不是政治和历史承担了个体遭受非理性的命运打击时的理性的揭示,代替受难者向崩坏的世界发出指控,向患集体夜游症的人发出警告,最重要的一点是,文学保存了个体和生命的饱满存在。

专门研究蚂蚁的进化生物学家、有争议的公共知识分子威尔逊(E. O. Wilson,1929-2021)在2013年清明节那天的《华尔街日报》上发了篇专栏文章,题目是“伟大科学家≠数学好”,大意是许多成功的科学家数学都不咋样,很多甚至是数学半文盲,比如他自己,所以那些期望成为科学家的年轻人,没必要把高等数学太当回事。这引起了年轻气盛的伯克利数学家弗兰克尔(Edward Frenkel,1968-)的不满,他几天后(4月9号)给在线杂志《石板书》(Slate)写了篇文章《别听威尔逊胡扯》(Don't Listen to E. O. Wilson),文中引用生物学家道金斯对威尔逊的批评,并且指出威尔逊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过的一篇文章的错误根源恰是威尔逊弄错了数学。弗兰克尔进一步指出,威尔逊从他自己过时的职业生涯中获得的经验并不适用于现代生物学,他不应该误导青年人。弗兰克尔也是文理兼通之才,著有科普型回忆录《爱与数学》(Love and Math)讲述了他艰辛的学习过程,以及1990年代移民美国之后的数学成就和艺术爱好。

《爱与数学》英文版书影

这场小论战引起了科学共同体的关注,尤其在数学家和生物学家圈子。这也可以看作是斯诺(C. P. Snow)1950年代提出的“两种文化”(理科文化和文科文化)之争的更细颗粒度的版本。在线报纸《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也收到科学家的来信,其中生物学家中鲜有支持威尔逊的,倒是有几位数学家同情威尔逊,指出也许弗兰克尔误读了威尔逊。同年8月的《美国数学会动态》(Notices of AMS)转载了威尔逊和弗兰克尔的两篇论战文章,并刊登了几封不同观点的数学家来信。这有点像学科歧视,也有点像种族歧视,对被歧视的群体的同情必须来自于歧视群体。

王浩在论及不同学科的形式化vs直觉《王浩︱生物学的形式与直觉》,《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3年12月5日)时,把学科按照形式化程度依次排列为心理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数学和计算。越往后,形式化程度越高,这里计算包含了逻辑。这种分法也不算独特,纸质《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五版的目录卷Propedia就把学科按照如此分类,在心理学类还有社会科学等等。这种层层依靠的分类方法在西方的话语中一直就有,知识越发达,分类就越细。物理学家霍金在《时间简史》中说,罗素曾经在一次天文学的科普讲座上被一位老太太教训:“世界哪儿有那么复杂,就是一个放在乌龟背上的平板。”罗素反问:“那乌龟站在什么上面呢?”老太太答:“小伙子,你挺聪明,乌龟下面是更大的乌龟,一路乌龟啊(turtles all the way down)!”我们可以借用这个说法,最底层的乌龟就是逻辑,逻辑上面是数学,数学上面是物理,物理上面是化学,化学上面是生物,生物上面是心理,如此类推。这种说法其实就是粗颗粒度的还原论。下面为上面设置了边界并且提供工具,上面为下面提供需求。有些新学科可能脚踩几条船,例如计算机科学,可能其中软件会更踏实地踩在数学上,而硬件踩在物理上,计算理论则可能来源于逻辑。由罗素传开的“层层王八”的说法就是把学科和数学以及数理逻辑的远近程度排了个序,离数学和逻辑近的,形式化程度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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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对数学素有尊重。柏拉图学院门口就有块牌子:“不懂几何的别进来。”(Let no one ignorant of geometry enter.)按照这个标准,当代的哲学系都该关门。欧陆最后的严肃哲学家康德也有类似表述:“一个自然学科的科学成分取决于能用到多少数学。”(A doctrine of nature will contain only as much proper science as there is mathematics capable of application there.)康德之后,为人类贡献知识的群体就用“科学”而不再是“哲学”来冠名自己的领域。哲学这个品牌逐渐被廉价转让给了劣质散文作家群体,就像中国的各种打着意大利品牌的家具店其实和意大利一点关系都没有。康德再多活二十年,估计都不好意思再谈哲学了。现代逻辑源于弗里格和罗素,也恰因为罗素,哲学系一度有幸成了逻辑学家的家园,这在某种意义上挽救了哲学的颓势,为哲学多续了几十年的寿命——罗素当时也有可能把逻辑安放在数学系。但现在几乎所有好的逻辑学家都去了数学系和计算机系,哲学系再度变得空洞化,寄生群体都是对智力无所要求且语文不及格的人,靠着希腊先贤为“哲学”留下的荣光混日子。

物理学家费曼干脆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懂了足够多的数学从而能够理解自然,还有一类则不是(people had or not had the experience of understanding mathematics well enough to appreciate nature once)。化学在康德的时代还是炼金术(alchemy也是阿拉伯的舶来的半成品),炼金术是纯经验的,没用到数学不算科学。也许我们可以把牛顿痴迷于炼金术理解为这是他企图使之科学化的努力。康德之后差不多一百年,苏格兰多才多艺的科学家达西·汤普森(D'Arcy Thompson)认为化学已经可以算科学了,但生物学尚在成为科学的过程中,他的时代还没有DNA。他写了本《生长和形态》(On Growth and Form),力图在生物学中找出点数学的痕迹。数学家们并没把这书当回事,但最近火起来的复杂论学者倒是把这个当宝藏。自称为复杂性科学家(complexity scientist)的应用数学家阿比斯曼(Samuel Arbesman)在《太过复杂》(Overcomplicated)一书中对比了物理学和生物学方法论的异同,说生物学思维和物理学思维不一样,企图用复杂性科学来为生物学和经济学找到数学基础。大部分生物学家朦胧地认为自己是一元论者,但是如果把话说白了——生物是机器,他们又有些犹豫。

这种排序并非科学独有。马勒《第三交响曲》的乐章排列依次为:鲜花告诉我,动物告诉我,人告诉我,天使告诉我,爱告诉我——这么由唯物到唯心地逐步递增。当然,每个人都有夸大自己学科重要性的倾向,费曼在《物理学讲义》里思考了物理学和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乃至心理学的关系。费曼在讨论心理学时讲到了计算机与神经系统的关系,考虑到费曼和同校的米德(Carver Mead)关系紧密,这不奇怪。在他去世前,还讲过计算机设计和理论的课程呢。但心理学大概是费曼可以游走到的最远的学科了。在费曼等一众理论物理学家眼里,社会科学根本不算科学,连伪科学都不算,更别提他们对哲学的鄙视了。

现代科学家更加强调数学在科学中的作用。数学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1960年在《纯粹与应用数学通讯》上发表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目叫《数学在自然科学中不可思议的作用》(Unreasonable effectiveness of mathematic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但他对数学和生物学的关系似乎有些困惑。计算机科学家海明(Hamming)受维格纳启发也写了篇类似的文章,题目干脆就叫“Unreasonable effectiveness of mathematics”,1980年发表在《美国数学会月刊》上,把“不可思议的作用”更进一步拓宽到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后来,“不可思议的作用”成为一系列文章的惯用题目。

“复杂系统”研究,可能是因为一些在物理系不太被待见的人企图找个大雨伞避雨而已。很多毒舌的理论物理学家嘲讽同系的复杂性科学家们,说他们把没有形成坚实理论的东西都称为复杂性科学。但也许时代在变,2021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给了意大利物理学家乔治·帕利西(Giorgio Parisi)等三位,因为他们在复杂系统的贡献,让复杂性科学家们欢呼。威尔逊数学不好,自然不会把还原论进行到底。但他有些说法还挺有意思,例如:“还原论加上复杂性成就科学,而复杂性没有还原论则成就艺术。”(The love of complexity with reductionism makes science. The love of complexity without reductionism makes art.)还原论的好处是经济,而坏处是对智力要求较高。计算模拟(simulation)的好处是在不知道解析解的情况下也可以构建复杂的模型,既不是从最抽象的数学入手,也不是从最朴素的观察入手,而是从中间下手。

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也不单纯是数学是物理学的基础那么简单,否则形而上学(metaphysics)就应该是数学了。数学家也常从物理学中得到灵感。数学家马克·李维(Mark Levi)在有趣的科普著作《数学机械师》(Mathematical Mechanic)中就举出很多可以用物理学解决的数学问题。物理学家中也有不太注重从现成数学中寻找依据的,费曼就是一个,当他碰到数学问题时,总是自己去发明,实在证不出来就猜。杨振宁并不太认可费曼的这种态度,他更欣赏戴森(Freeman Dyson)。费曼的猜测就是戴森证明的,可惜戴森没得诺奖。费曼在课堂上讲过一个玩笑:一个物理学家请教一个数学家一个三维空间的问题,而数学家总是讲n维空间,物理学家说我只关心三维空间。但过了一段时间,物理学家又来了,说能不能再给我说说四维空间,数学家答:设n=4。化学抽象了生物学中的共性,物理学抽象了化学中的共性,数学又抽象了物理学中的共性。解决一个数学问题可以解决一类物理学问题,而解决这个数学问题的难度有时甚至低于解决这类物理学问题中的任何单独一个。牛顿为物理找到了数学的精确性,但化学和生物学在牛顿的年代尚缺踏实的基础。随着计算生物学等交叉学科的兴起,生物学最近几年变得越来越硬。近来又有所谓AI for Sciences,谷歌的蛋白质折叠工具AlphaFold被生物学家誉为“最重要的科技进展”。

由此说数学是所有学问的基础倒也不差。从罗素开始的逻辑学家们也自信逻辑可以为数学提供坚实的基础。但王浩晚年在几处都曾表达过他的困惑:数学在物理学中,物理学在化学中都起到非凡的作用,为什么数学家却不买逻辑学的账。比起物理学家对数学家的尊重,逻辑学家似乎并没有得到数学家足够的重视。其实,理论计算机科学在很多学校里是挂在数学系的,例如麻省理工,他们在数学系的地位和逻辑学家类似。逻辑学家没有得到数学家更多尊重的一个隐性原因可能和美国1960年代推行的“新数学”教育运动相关。因为苏联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卫星Sputinik-I(史普尼克一号)导致美国反思自己的教育体系。当时的共识是苏联的数学和工程教育要优于美国,大量的工程师学到更多的数学而且是更严谨的数学。于是美国开始在中学教育中提倡“新数学”,内容加入了集合论、布尔代数和抽象代数。作为折中,一部分几何内容被删掉。这个运动受到家长和一些数学教育家的反对,最终失败。其中最知名的反对者是写过《古今数学思想》的纽约大学数学家克莱因(Morris Kline),他1973年出书《为什么强尼不会加法:新数学的失败》(Why Johnny Can't Add: The Failure of the New Math),试图分析新数学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数学的学习过程是渐进的,而对“新数学”有深刻影响的布尔巴基学派,对中学数学教育的要求过度抽象。陈省身差不多是布尔巴基的同龄人,同该学派中多位人物是朋友和合作者,与灵魂人物韦依(Andre Weil)更是关系密切,但他并不赞同他们对平面几何斩尽杀绝的做法,尤其是丢东聂(Jean Dieudonne)提出的“打倒欧几里得”的口号。小平邦彦当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作为旁观者观察到,“新数学”运动失败后,中学数学教育基本回归传统,但是删掉的或者缩编的平面几何却没有得到恢复。在这个意义上,逻辑是个失败者:直接插入逻辑内容的正面进攻失败,而作为逻辑训练最直观的几何教育又退出。难怪数学家不待见逻辑学家。

“新数学”改革的失败给人留下印象:通识教育的核心不易动。计算机科学家周以真(Jeannette Wing)2006年首先提出“计算思维”,核心思想是“计算”有点像数学,已经变成各个学科的工具。计算思维对未来的影响不只是它的应用价值,也被数学共同体所认识。陶哲轩在被问及克雷数学研究所七大问题中黎曼猜想何时能被解决时,他估计黎曼猜想大概是倒数第二被解决的,而理论计算机科学中的P vs NP问题是最后一个。以图灵和他导师丘奇(Church)命名的丘奇-图灵论题(Church-Turing Thesis)具有深刻的哲学含义,它为数学和物理学划定了边界,这个边界可以推广到“心身问题”(mind vs body),还可以被认为是乔姆斯基语言学的逻辑基础。从事量子计算机实验的实验物理学家不懂理论计算机科学,常说外行话。“计算”作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似乎正在逐渐获得认同,这肯定值得另一篇文章来辩护。

关于数学是发现还是发明,一直有争论。柏拉图主义的数学是实在论的,太阳底下无新事,因而数学是发现。两派之争的核心是数学中是否存在着物理中不存在的东西。如果按照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二分法,数学肯定更偏理性,而物理科学更偏经验。理性中多发明,经验中多发现。在这个意义下,数学也可被看成是最低成本的发明。杨振宁接受数学家季理真的采访记录被编成《百年科学往事:杨振宁访谈录》,其中提到杨先生说如果给他机会重新选择,他会学数学而不是物理。其实数学和物理真不好分家,尤其是理论物理。数学和理论计算机科学也是难舍难分,数学家彭罗斯(Roger Penrose)得过诺贝尔物理奖,物理学家威腾(Edward Witten)得过数学菲尔茨奖,理论计算机科学家维格森(Wigderson)也得过数学的阿贝尔奖,丘成桐得过物理学的格罗斯曼奖并与物理学家合作紧密。

麻省理工的物理学家兼科普作家泰格马克(Max Tegmark)认为数学的内涵和物理的内涵是相等的,数学中有的,物理中都有。他在《我们的数学宇宙》(Our Mathematical Universe)中说:是数学公式创造了实在(mathematical formulas create reality),他这话有些偏颇,因为有些问题不存在解析解,但却有近似的数值解。我们姑且把他的“数学公式”理解为某种数学或计算的方案。他还说:存在的只有数学(there is only mathematics; that is all that exists)。不知道赞同这个说法的,是数学家多还是物理科学家多。有一则故事说威尔逊山天文台要建一架天文望远镜,爱因斯坦曾经的太太艾尔莎听说后说:“我丈夫在旧信封的背面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爱因斯坦的晚辈好友、逻辑学家哥德尔,作为一个实在论者,可能也不会像泰格马克走得那么远。这不止在数学和物理,在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上,乔姆斯基就称语言即思维,达尔文有类似的倾向,但从没有表达过鲜明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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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数学宇宙》英文版书影

凯瑟琳大帝在世时搞改革开放,从法国和德国引进高端人才。狄德罗在被凯瑟琳召见时表达了对数学的仇视,认为数学没用。狄德罗被同时在圣彼得堡伺候凯瑟琳的欧拉奚落。数学家大概是最早对变质的哲学家鄙视的人群。如果以学科和数学的距离来衡量学科的软硬程度,离数学越远的越软,离数学越近的越硬,那么化学和生物确实离数学较远。

微软的学术服务(MAS)搜集了超过两亿多篇学术出版物,其中主要是学术论文、书和专利,并将之按照学科分类,例如数学、物理、工程、政治学等。每个学科又包含若干之学科,例如在数学下面有代数,而代数下面有抽象代数等。我们可以把语义距离推广到学科的分类,来定义“知识距离”,用以测量不同学科和数学的关系,看看谁硬谁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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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科与数学的逐年距离

我们可以看出,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一直都是数学的近邻,其他学科都是与数学越来越远。有点让人吃惊的是,生物学比政治学和哲学都软。因为MAS把语言学和大部分逻辑都放到哲学下面,这维持着哲学在MAS中的体面。好在2000年后,生物学变得越来越硬,有证据表明这是生物学的子学科——例如计算生物学——在起作用。事实上,学科之间的距离随着时间是越来越远的,即使在理工科内部,学科之间的距离也是逐年递增。只有邻近的学科,例如数学与物理,化学和生物学,基本维持恒定的距离。也许费曼、杨振宁们是对的:物理学真是试金石,以生物学为界,比生物学远的学科都是文科,比生物学近的都是理工科。值得指出的是,神经网络作为深度学习的前戏在19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一段小高潮,领头者就是生物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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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科与物理学的逐年距离

数学不仅有“不可思议的用处”,还可以治疗浮躁,因为数学需要天赋的智力并且后天花费力气才能学得会,这就是欧几里得所谓“没有通向数学的皇家捷径”。

李伯重(章静 绘)

经济史学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的英文新著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新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史》)近日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二十六篇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英文论文。李伯重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文科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国际著名经济史学家,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这些文章发表于不同刊物、不同场合,最早的写于1986年,最晚的发表于2021年,涵盖了李伯重教授三十五年的学术历程。应《上海书评》之邀,经济史学者周琳近日就本书对李伯重先生做了四次采访,李先生分享了他五十年来的学术研究与中英文写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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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李伯重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History这本书的篇章是怎么选择的?在内容上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

李伯重: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收在两个部分中的文章都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没有在内容上做特别的区分。但是这本书的确有一个主线,就是我个人的经历。

在我这一代的学者中,我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比较特殊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有相对较多的海外工作经历。在海外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必须运用英语,因此我从1986年开始,就不断用英文写作学术论文以及讲演文稿。三十多年来,写了几十篇,现在选出二十六篇结集出版,成为本书。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海外一些学人对我的研究有兴趣,希望能够对我的研究多有些了解,另一方面是对我自己过去的工作做个总结,同时也给国内外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如何成长的例子,作为他们探索学术人生时的参考。因此这部论文集的两个部分,都是依照文章写作的时间顺序编排的。姑且不论其学术含量如何,年轻学者可以看到我是如何学习英文写作的,从最初那篇比较幼稚的写作,到后来相对成熟的表述,经历了很长的过程。

年轻学者需要了解的一点是:我的英文是到了成年以后才从字母表开始自学的。我在中小学时,唯一能学的外语是俄语。到了“文革”时期,我被送到边疆农村,作为“知识青年”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才开始自学英文。学习是在一天农田劳作之后回到住处,晚上在油灯下进行的。不仅没有老师,而且也没有课本,更不用说录音带等学习设备了。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本苏联出版给苏联人学英文的教科书,于是我就用这本书进行自学,当然走了许多弯路,而且学的只是“哑巴英文”。这个学习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招致了风险(我在一篇文章中谈过此事,该文已收入拙著《良史与良师:学生眼中的十位著名史家》)。由于当时全国青年的英文水平都非常差,所以我在1978年考厦门大学的研究生时,英文居然考了第一名。到了厦门大学,才开始正规的英语学习,由厦门大学外语系郑朝宗教授等学者担任老师。郑先生是著名英国文学专家,他为这届研究生开的课是读英国著名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夏洛蒂·勃朗特等)的原著选读,这对于我们这批英文基础很差和对西方文化了解甚少的研究生来说,难度实在太高,因此学习兴趣也不太高。而且那时也没有多少英文的中国史著作可读,因此对英文没有予以特别重视。再加上我们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那时认为日语对研究更有用,因此我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学日语,在英语方面花的精力就少了。

直到1986年,经吴承明先生推荐,我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才开始用英文写学术文章。限于当时的条件,我仅读过寥寥可数的几本海外学者写的中国经济史英文原著。特别是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的《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9),这本书对我的学识和英文有重大影响。我读得非常认真,每个生词都查了字典,在写作时尽力模仿他的文风和表述。在工具书方面,我也只有当时国内出版的英汉辞典和汉英辞典各一本,对经济史的英文写作帮助有限。我想请一位精通英文的经济史前辈学者来指导英文写作,但也无法找到。因此只好硬着头皮,尽力写这篇文章。这次写作非常辛苦,以致病倒。文章写好后,借来一台英文打字机,从头学习打字。好不容易把文章打完,送还打字机时,不料打字机从自行车上掉落摔坏,只好用几个月的工资去购买一台新打字机还给人家。这次会议结束后,蒙黄宗智先生邀请到加州大学做一个短期访问,随后又请我于1988年去那里教书一个学期。自此之后,开始不断到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一些名校和研究中心教书和做研究。在这些教学和研究中,我不断努力提高英文,最后才能够参加国际经济史学坛的许多重要会议和活动,并且在一些重大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主旨报告。这个过程表明:一个人只要努力,即使起点低,条件差,仍然还是能够做出一些事来的。现在的年轻学者各方面的条件,比我这一代学者要好太多了,我相信他们只要努力,肯定能够做出比前辈学者大得多的成就。

写作本书第一篇文章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您为什么会选择生产力研究?这好像并不是那个时候的很多学者会选择的研究方向。

李伯重:1949年以后,中国学界几乎没有人谈生产力。这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政治上“极左路线”的影响,人们所理解的“革命”就是变革生产关系,因此学界也批判“唯生产力论”,连研究现实经济的人都不敢深谈生产力的问题,所以历史上的生产力的研究几乎没有人做。我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条件接触海外的经济史研究成果,因此完全不知道海外经济史研究到底研究些什么,以及怎样进行研究。当时只能读马列著作,在“文革”中,我读了《资本论》三卷,觉得马克思对生产力也是相当重视的。此外,我也读过一些1950年代翻译过来的苏联经济史学家的作品,像梅伊曼、斯卡兹金、波尔什涅夫等,觉得这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比国内大多数学者要深,但他们也还谈到了生产力问题,这就和当时的国内研究很不相同。国内学者长期说“生产关系”,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一套,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讲,所以我就想试试新的东西。

到了1978年,我考上了厦门大学的研究生。这时刚好改革开放了,可以找到一些海外出版的学术著作来读。我读得最熟的一本就是上面提到的德怀特·珀金斯教授的《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这本书研究的最重要对象是“经济成长”。经济成长当然与技术、人口、资源合理配置等因素密切相关,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开始探索,越做越觉得有意思。而且国内改革开放以后,风气也有所转变,但是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还是不太多,所以我想尝试一下新的问题和新的方法。我的硕士论文做的就是与生产力相关的问题,虽然现在看来比较幼稚,但是我觉得能够从此开始一个新的道路那就很好。

当然,生产力的研究有它的局限性,我们还是要从“经济成长”的角度,把经济当作一个系统进行研究。过去我们把“经济成长”划分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两个范畴,我觉得还是应该更全面地来看。古典经济学以及之后经济学的发展,为我们还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研究框架。所以我后来逐渐不再强调“生产力”,而是更关注“经济成长”。

在这本书涉及的三十五年中,您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一直在转变,请您谈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促使您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

李伯重:这的确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1986年第一次到美国去参加罗斯基教授和李明珠教授组织的工作坊。这个工作坊的目的是让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话,经济学家能向经济史学家学什么,经济史学家需要经济学家提供什么?当时我英文很差,开会也不怎么听得懂,所以带着一个很简陋的录音机,录下来反复地听。之后,我去美国教书、做研究,一开始接触的大多是汉学家,后来接触研究欧洲史的学者越来越多。接触越多,眼界越宽,风格也就会改变。而且作为一个学者,你写东西要让人家看得懂,不单是语言的问题,整个思维和表述方式,必须是能够进入主流,才能与大家一起讨论问题,加入争论,提出新观点。如果仅仅是把国内照样翻译过去,是不会有多少人注意的。因为想看这些著作的人,如果是汉学家,他们看你的原文就行了,而不是汉学家,人家就很难理解你所说的东西。所以我的转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从1986年算起,大概也有几十年了吧,风格一直在改变。像《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那本书,风格就和早期截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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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李伯重著,中华书局,2010年5月

中国的现代史学是从国外引进来的,经济史学更是这样。中国传统中没有经济史学,只有“食货学”。像欧洲过去有“政治算术”,但那也不是真正的经济史学。经济史学是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出现的。经济史研究必须有一套理论体系、分期构架、丰富的史料,对历史有比较深切的了解,做出来的成果才能算做真正的经济史,从而也才能真正用中国的情况去参加更广泛的讨论。如果一个中国学者不太肯花时间去了解外面的动态,闭门造车,这是对自己很不利的。

这本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所收文章,以中国经济史(特别是明清江南经济史)为主,因为这是我毕生治学的重点。但是随着见识增长,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要做好经济史,绝不可把眼光仅只盯着自己有限的研究领域。英国经济史学者克里吉(Eric Kerridge)说:“经济史是从通史或总体史中抽取出来的,而农业史、工业史、商业史等又是从经济史中抽取出来的。这种专门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集中思考总体史的某一具体方面,以揭示整体的发展。其他诸如政治史、宪政史、宗教史、法律史、药物史、海洋史、军事史、教育史等等,其目标都是这样。但现在各门专业壁垒高筑,互不理会,经济史也沾上了这种毛病。首先,经济学家渗入经济史学带来了一种非历史的观念(unhistorical cast of mind)。其次,统计学家的侵入也使经济史变得面目可憎。最后,经济史也受到‘历史假设’的困扰,‘历史假设’不仅违背事实,也违反最基本的常识。要摆脱这些困扰,经济史家与社会史家应该联合起来,开始新的综合。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现时,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与当今世界做出对比,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我觉得他说得很好,道出了今天许多学者的共同心声。因此,我一直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从社会史、生态环境史、自然地理史、文化史、政治史、全球史等方面,来观察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变化。作为结果,我也用英文写作了一些用这种新眼光引导的文章,收入了本书。我希望年轻学者也体会克里吉上面那段话中说的“整体的历史”的意涵,并将其作为自己治学的一个目标。

您的英文写作是怎么练出来的,这个过程中要经历些什么?

李伯重:我自己的体验是:熟能生巧,用一种外语写作,必须常读、常写,才能写好。前面说到,我学习英文写作得益最大的就是德怀特·珀金斯教授那本《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那是我最早读的英文书,我很喜欢那本书,后来和珀金斯教授的关系也很好,我的《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英文版An Early Moden Economy in China: The Yangzi Delta in the 1820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也多蒙珀金斯教授惠作序。我把他的《中国农业发展:1368-1968》这本书读得很熟,从而模仿他的风格来写,那本书的写法是非常正宗的经济史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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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著《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英文版(
An Early Moden Economy in China: The Yangzi Delta in the 1820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

我认为,学习任何东西,必须要先模仿,然后才能慢慢建立自己的风格。如果年轻学者向我问点英文写作的经验,我建议找一两本分量也不太大、写得很好的英文专业著作,读得很熟,模仿着写。当然也不需要完全模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渐渐地把自己的风格加进去。珀金斯教授的那本书,我当时读得熟到这样的地步:书中的一个句子,我大概能记得它出现在哪一页。这样,写作时遇到表达同样意思时,自己没有好的表达方式,就可以翻开看看珀金斯教授是怎么写的,然后调整自己的表述。先父李埏先生是一位经济史学家,他从前写过一篇谈读书的文章,说读书一定要有主次轻重之分,就像古代的大将打仗都有自己的亲兵,就是在身边最得力的一个小部队。读书也是这样,需要熟读几本书,将其作为自己的“亲兵”(李埏:《读书和灌园》,收入《李埏文集》第五卷“札记与杂文”,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

每个人的兴趣和研究方向不同,所以你需要自己去发现这样一两本书,你喜欢的,值得你花很大的力气去学的书。

在为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写书评的过程中我专门数了一下,到现在为止您自己写的书(不包括被翻译的)已经有十六本了,这着实让我很吃惊。因为我自己常常遭遇写作时的卡顿和自我质疑,所以我很想知道您的写作速度和流畅程度是怎样锻炼出来的?

李伯重:其实我虽然写了十来本书,但我的写作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我的第一本书是1975年出版的(千里、延之:《北宋方腊起义》,云南人民出版社)。半个世纪写十来本书,平均四五年才写一本,这个速度已经不算快了,对不对?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我在这半个世纪中的写作,一开始很慢,到了后来写作速度也有所加快。首先,写作与积累的关系很大。如果你心目中有一个主线,那么你做的每一步工作都是一个积累。这样积累下来,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发生变化,就像水烧到一百摄氏度就会沸腾。那个时候你头脑中涌现出来的新想法,就会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因为持续的研究和思考可以为你新的想法提供支撑。如果没有这个积累,哪怕你有很多好想法,找不到支撑,要把它用学术的方式表现出来,当然就会比较费劲。

其次,就是我刚才说的,心目中一定要有一个主线。我从做研究生开始,心中关切的主线就是“近代化”的问题。我最早是做唐代经济史研究,过去对唐代的评价,多半是从“大唐帝国的辉煌”“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民不聊生”这些角度来谈。这些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如果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唐代留下的遗产与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选择的就是“江南”。这个地区相对受战乱影响比较少,经济相对比较稳定,它特有的一些秉赋也使它成为一个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的地区。宋代江南的历史我没有专门研究,但是我讨论过“十三、十四世纪转折”的问题,也可以视为对唐代江南经济研究的一个延续。这些都为我后来的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因为任何重大历史变化,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我从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就研究明清江南经济史,一直到今天。这样一步一步的积累,都是围绕着“近代化”这条主线的。

明代中期以前的经济史,基本上可以视为“近代化”的前史,但是到明代后期,“近代化”的端倪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以往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现在经常讨论的“晚明社会转型”“晚明大变局”问题,实际上都是在告诉我们,应该把明代后期看成中国近代化的起点,虽然它有“前史”,还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但它确实是开始。后来到了清代,一般认为清代中国经济受了很大的挫折,这是事实。但是另一方面,清朝也为中国创立了一个空前统一、长期安定的局面,并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体系。江南因为各方面的因素,在这个市场体系中是受惠最大的,所以在“斯密动力”的推动下,江南市场经济就更向前走了一步。所以从我最初的经济史研究,一直到2020年出版的《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英文版,实际上就是一步一步地往这个方向深入。

另外我一直有一个感觉,要研究中国近代化的问题,就中国谈中国,就江南谈江南,是不行的。你说江南出现了近代化,他说没有出现,关键是“近代化”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讨论就不能继续下去。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只能是其他地区得出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共同规律。这个共同规律最典型地显现在英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这是因为,在世界历史上,英国在近代化过程中走在最前面。因此,对于近代化的历史而言,研究英国的经验具有特殊的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由于英国的这种特殊地位,所以成为世界近代化研究的重点。而作为曾经长期存在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英国可以为英国经济史研究提供最好的条件,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就是在英国写成的。到了二十世纪,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和文化中心,汇集了众多各国优秀学者,因此在近代化研究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英文是我用得比较多的一种语言,改革开放后有了条件,我就大量阅读英国经济史的文章和著作,特别是工业革命前后的研究,这就改变了我的视野。心里面有了一个“什么是近代化”的概念,再回过头来看看江南,哪些是对江南适用的,哪些是不适用的?这样的话,就更加能够思考江南的近代化究竟有哪些特点了。

当然,和英国比较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还要看到世界格局的改变对江南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对全球化做了非常好的论述,所以刘明华等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全球化思想非常重要,对今天也有很大意义。如果有了全球史的知识背景,就不会只是单纯地看英国,或者看某一个其他国家,而是将问题扩展到:十六至十九世纪中国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时候阅读范围就更加扩大,一步一步走下来。

但是在尝试使用全球史视野来研究中国的过程中,我始终坚持经济史的问题主线是“近代化”。到今天我们还在这条路上走,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是至关重要的,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ouglass C. North)说的:“历史是联结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不把历史研究清楚,我们对今天的很多情况也是看不清的。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对历史认识的偏差,我们已经吃了很大的苦头,走了很多的弯路。所以以近代化为主线,把中国经济史放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中进行研究,是我长期的学术研究主旨。有了这个主线,就不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下子搞这个,一下子搞那个。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所有人的聪明程度差别也不会太大。但是在一条路上,用半个世纪的力量去做,总还是可以做出一点事的。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这本书中,有一些文章批评了既有的研究,质疑一些具有共识性的说法,比如“选精、集粹”“13、14世纪转折”“丝绸之路”等。其实学术批评怎么说都是一件沉重的事,您是怎么去做的?

李伯重:这与个人性格有关,我自己学问浅薄,所以非常尊重其他学者的研究,但我也不迷信权威。对于其他学者的看法,我认为正确的就接受,不正确的就质疑、批评。另外,学者之间的批评应该是,而且也可以是友善、积极的,就像我在《“何伟亚事件”和“亚伯拉罕案件”——从“人口史风波”谈学术规范、学术纪律与学术批评》(刊于《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7日)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自己力求这样做,就像我在“选精、集粹”那一篇文章中,对我非常敬重而且和我关系非常密切的斯波义信先生、伊懋可(Mark Elvin)先生,还有我很尊重的梁庚尧先生的观点都做了批评。文章发表之后,我寄给他们看,请他们批评指正。他们读了我的文章后,都有积极的回应。伊懋可先生原来认为中国历史上技术的发展到明清就基本停止了,而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他后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提出了他在对我的文章做了思考之后的新看法。我觉得他的新看法非常好,也使我对技术进步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所以在我在后来的文章里几次引用他的信。斯波义信先生认为我谈的是对的,而梁庚尧先生不同意我的批评,我就说那请您最好写一篇文章和我辩驳,这样让读者更加了解他的思路。他真的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中首先就提到,这是我鼓励他写的。

我觉得学术就是要大家一起通过讨论甚至争论,才能进步。像傅衣凌先生、吴承明先生、斯波义信先生都是我非常景仰的前辈学术大家,我一向把他们视为自己的老师。而作为史学大家,他们都不会固守自己的观点。傅先生在晚年改变了学术观点,认为中国不应该是一个“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多元结构的“传统社会”;吴先生在晚年也放弃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认为应该是“市场经济萌芽”。我也曾写文章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对吴先生先前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吴先生并不因此就感到不快,相反还会接受我说的合理的部分,进一步去做积极的讨论。这种真正的大家风范,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

在您五十年的研究生涯中,有没有觉得遗憾的部分?

李伯重:遗憾当然是太多了,比如外语的能力。由于时代的特点,我从小学开始学俄语,学了两年停了,中学又学了四年,俄语水平已经可以读一些原著,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类的书。但是后来六十多年不再接触,几乎全都忘了。现在我也看当年在“国际经济史学会”开会时认识的一些俄罗斯经济史学家的作品,比如鲍里斯·米罗诺夫(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ро́нов)。原文我现在也读不了,但我偶然看到中译本(Б.Н.米罗诺夫著,张广翔等译:《帝俄时代生活史:历史人类学研究,1700-1917年》,商务印书馆,2013年),觉得写得很好,不仅与苏联时期的研究风格完全不同,而且使用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做了很好的量化分析,讲俄罗斯帝国时期人民的生活、经济发展。像这样的著作,对于我们认识我国最大的邻国、且对我国近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俄国,会有很大帮助。但是限于语言能力,我已无法从他的其他著作中获取知识了。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学日语比较多,在当年的学习班里还考第一名,我的硕士论文所引用的文献,日文文献占了很大分量。我也曾翻译过日文的论文,如日本的中国农史大家天野元之助先生《中国农业史上的耕具及其作用》(译文刊于《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239-259页)。但是后来日文也生疏了。原来读过的东西还勉强可以读,新的东西却已经读不了了。

日本学者在日本经济史研究方面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像速水融、斋藤修等学者的研究,都是一流的。在中国的近代化历史研究方面,日本的近代化经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照物。同时,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经济、文化方面联系非常紧密。不了解日本的经济史,就不能更深入地看到中国在近代化历程中的特点。日本学者在研究东亚经济史方面,也做得非常好。比如十六世纪以后日本和中国、东南亚之间贸易的研究。其中有一个问题让我感触很深,就是关于东亚海域的金属贸易问题。中国是日本最大的金属出口对象国,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的资料远比日本少。而且此外,日本商人、武士在东南亚也非常活跃,与中国商人也有很密切的合作,这也是从全球史视野出发来研究中国经济史所需要掌握的。但我现在只能翻翻这些研究,大致了解一下,自己要认真来读这些著作已经比较困难。所以觉得是很大的遗憾。

另外,虽然自己也认真地读了一些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著作,但是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我也觉得挺遗憾的。

您可否谈一下您最近正在进行的工作?

李伯重:最近有两本书稿即将完成。一本是《什么是经济史》,讲经济史研究的各种模式、范式,经济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等等。书稿已经基本完成了,还需要查阅一些引文和出处。另外一本是《16-19世纪中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这本书涉及明清政府对中国海外贸易抱持的态度以及背后的原因,也涉及现在学界的一些争论。做这个研究,不仅需要看许多中国的材料,还要看许多国外的材料。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还是“近代化”,我认为这是中国近期历史中最重要的事。在这个时期中,有许许多多事情发生,都对中国“近代化”过程的艰难曲折起了作用。除去各种外部原因外,当然更有内部的原因。因此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自己是不是都做得很好?

《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周玉波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2023年10月出版,456页,118.00元

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揭开了“歌谣运动”的序幕。近二十年时间里,胡适、刘半农、顾颉刚、周作人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投身于近现代民歌的整理、研究中,许多成果虽属草创,却具有库恩所说的“范式”意义。这场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眼光向下的革命”,承继了古代士大夫歌谣搜辑的传统,也孕育着具有现代思想意义的“民俗意识”的萌芽(关于“歌谣运动”的研究可参赵世瑜《中国民间文化探索:眼光向下的革命》、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

百年回眸,在肯定前辈学者功绩的同时也应该指出,当年的一些理念和方法还远未自洽和完善,近现代民歌在文化留存、保护、建设等方面的意义也有待进一步挖掘。近年来,学界开始重新认识民歌的文学、文化价值,周玉波教授的《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就是在接续“歌谣运动”的文化理想下,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楬橥近现代民歌的发生发展情形及其在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进程中的表现,钩稽其与赖以生存的国家、民族、民众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尽可能客观真实地还原‘最后一座高峰’的斑斓色彩”(第1页)的一部力作。

近现代社会生态全景图

《庶民之声》以十六章、五十六万字的容量,通过丰富多彩的民歌,全方位展现了近现代社会生态。全书内容编排有着清晰的脉络:第一章至第五章,以时间为经,区域(场所)为纬,选取代表性文献,从背景、题材、内容、成绩、影响等多个方面,探究近现代民歌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形;第六章至第八章,以专题形式,讨论抗战民歌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大运河民歌、婚嫁喜歌整理研究的想法与路径;第九章至第十章,以“唱春调”“绣荷包”“纱窗外”为个案,讨论近现代民歌与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及民众生产生活的密切联系,以及民歌与戏曲、小说文本的互动情形;第十二、十三章,在文化发展演进的综合语境中,立足具体文献,兼及民歌传播接受的实际,阐述近现代民歌与方言、俗字、民俗等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关系;第十四、十五章,介绍、讨论了日本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藏中国近现代民歌、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藏民歌的大致内容,以期尽可能全面深入地呈现近现代民歌文献的存世情形与近现代民歌生成发展的面貌。第十六章则是总体性、总结式的盘点,以“百姓生活史、时代写真集”的视角,指出近现代民歌“社会百科全书”的身份特征。有学者在论述“歌谣运动”的学术导向时,将其总结为“文学的”“民俗学的”“历史学的”(李传军、罗含:《表彰隐藏的光辉:歌谣运动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民俗研究》2019年第四期),《庶民之声》对近现代民歌全幅图景的展示,正呼应了“歌谣运动”的三个导向,并在雅俗互动的视野中,注重文献与个案、综论与专题、时间与区域的多维关联。因此全书虽然内容庞杂,却脉络清晰,逻辑严密。

全书的多个章节,单独拈出来都可作为细致观察近现代社会风貌的一扇窗户。以第七章“大运河民歌:宝贵的遗产流动的文化”为例,广义的大运河民歌,泛指流行流转于大运河船民、渔民和沿线城乡民众中的民歌俗曲,蕴含着本区域的风土人情、民众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其中的《运河拉船号子》《运河渔船搭跳扛粮歌》等“船工号子”,与《淮南子》中“前呼邪许,后亦应之”的劳动号子遥相呼应,展现了运河民众劳作时团结协作、不畏艰难的精神。再如天津民歌《画扇面》“四月里天长没有寒风,小二姐高楼摆下龙门阵,手拿扇子笑盈盈,高丽纸白生生,画了个扇面儿显显才能”(节选),生动描绘了杨柳青女画师白俊英描画扇面的情形,可以视为大运河区域民风民俗的场景再现。还有扬州民歌《洋烟 侉侉调》“一更京儿里,月儿照花台,恨的洋人大又大不该,你在外国将生意做,因何混进我们中华大国来。漂洋来过海,火轮跟过来,私将烟土中华大国卖”等“醒民救世歌”,关注时事,宣扬爱国情怀,继承了《诗经》与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即便是以悲苦为基调的“唱春调”,也是民众“饥者歌其食”、与艰辛生活相抗争的一种表达方式,读者能够由此了解运河沿线民众旧时生活的艰难情状与运河民歌题材内容的丰富多姿。

918917

北京唱本《花鼓子》

《庶民之声》还为读者呈现了大量较为珍贵的近现代民歌原始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献的使用代表着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就近现代民歌而言,以业已出版的民歌文本为研究对象是较为便捷的路子,然而其局限也不言而喻:文献的全面性和原始性都没有保障。《庶民之声》全书据以言说的文献,一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等收藏的民歌唱本,二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等庋藏的中国近现代民歌唱本,三是台湾地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的民歌唱本,四是作者多年搜求所得的民歌唱本。前三类文献大都没有公开出版,研究者如想查阅通常要费一番周折;第四类中的民歌抄本、印本,通常只在民间流通,是作者无数次与书商讨价还价的战果。因此,《庶民之声》所呈现的近现代民歌,具备了“原生态”“一手文献”的特点,能为论述提供最坚实的文献支撑,也为读者呈现出原汁原味的近现代社会生态。

古今之间

卓人月推崇明代民歌曰“我明一绝”,傅惜华形容清代民歌为“旧调之外,复出新声,竞胜一时”,那么,该如何给近现代民歌定位呢?《庶民之声》认为,近现代民歌“在形制、题材、内容、功能与审美趣味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与前代民歌大不一样的特征,也因此成就了传统民歌发展的最后一座高峰”(第1页)。为了客观呈现这“最后一座高峰”的“斑斓色彩”,全书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宏大视野,注重揭示近现代民歌的优秀内涵。

《庶民之声》中涉及的近现代民歌,除了《时调雅曲》等民歌唱本外,还从类别视角综述了抗战民歌、婚嫁喜歌,从地域视角介绍了扬州民歌、大运河民歌,对于“唱春调”“纱窗外”等民歌牌调的流转与变体,也注重从民众文化心理的角度阐释其内在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念、爱国情怀、荣辱观念等诸多内涵,在本书所征引的民歌文本中都有体现。

上海大美书局编辑、沈鹤记书局发行于民国三十年(1941)的《时调大观》中,有一首《提倡国货五更调》:

一更一点月出初,提倡本国货,呀呀得哙,努力就去做,始终如一不懈惰,用工夫,精求精呀,各物日增多,呀呀得哙,何愁国不富……五更五点正沉西,救国大事体,呀呀得哙,大家心要齐,外货虽贱勿要俚,有志气,劝同胞呀,国耻纪心里,呀呀得哙,永矢弗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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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唱本《时调大观》

“五更调”(又称“五更曲”“叹五更”)是古代民歌中常见的牌调,常用来咏唱男女私情。抗战时期,在“提倡国货、共纾国难”的国货运动中,这一古老牌调被注入了新的内容,成为宣扬爱国情怀的时代文艺作品。《时调大观》中另有一首以“赌鬼”自叹口吻警谕世人的《赌鬼十叹》,列举了沉迷于牌九、扑克、麻雀等赌博方式的危害,结尾“第十叹来叹完了,叹我赌鬼真苦恼,田地房产才输脱,到底年底黄皮梁”,可谓沉痛。《北京小曲百种》“劝诫类”也有一首《圣人叹》,其中“敬天敬地敬祖坟,千万莫忘父母的恩”“无义财食不可亲,谁敢背地胡扯乱云”等话语,与《赌鬼十叹》相互呼应,在沿袭传统“劝世”民歌的惩恶劝善主旨的基础上,又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庶民之声》并不仅仅满足于挖掘近现代民歌的内涵。早已定型的“歌谣”概念与“歌谣学”理论,在产生之初就有历史局限性,已经难以涵盖、指导近现代民歌传承保护工作,也就是说,建构具有当代学术学科意义的“民歌学”理论迫在眉睫。因此,在“附录一”《“中国民歌学”理论建构刍议》中,作者在辨析“民歌学”理论概念、提出“民歌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中国民歌学”理论建构的意义。所谓“中国民歌学”,意谓“民歌学”的研究主题——民歌是中国的;“民歌学”所遵循的理论、采用的方法是中国的;“民歌学”的目标,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解决中国文化问题,服务中国文化建设。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视野下,《庶民之声》认为:“新形势下的历代民歌的整理与研究,理应有更高的目标、更好的规划、更大的力度、更实更细的举措和更为理想的成绩,尝试建构‘中国民歌学’理论体系,既可在学术、学科层面,为民歌整理与研究工作营造良好的环境,亦可为实际工作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持。”(419页)

在新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中,“民间文学”自1997年一分为三后,重新回归到中国语言文学大类之下,成为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近现代文学”并列的二级学科,“歌谣学”则与“神话学”“故事学”“传说学”“史诗学”等一起,成为二级学科的分支学科。时移事易,作为分支学科的“歌谣学”,无论内涵还是外延,理应已经接近或等同于《“中国民歌学”理论建构刍议》所讨论的包含更广的“民歌学”。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多年之后回顾民歌研究史,这篇文章的意义或许会与《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歌谣周刊·发刊词》等同样重要。

914

苏州唱本《采桑山歌》

为“庶民”写心

民歌研究是小众的,其研究对象——民歌却是大众(庶民)的。作者解释以“庶民之声”为名的缘由道:“一是感念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对‘庶民’命运的关注与对‘庶民’使命的期待,二是虽然浅陋,仍期作近现代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到民间去’运动在百年后的余音嗣响。”(第8页)《庶民之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受到大众欢迎,相当大的原因是为“庶民”写心的大众情怀与学术温度在写作中得到了忠实贯彻,让它成为了一部接地气的著作。

洪长泰认为,五四知识分子正是通过研究民间文学,对中国文化提出了一些新见解,那些久为人漠视的歌谣和传说,在文学和文化价值上,不仅不逊色于“上层文化”,而且比“上层文化”更加多姿多彩、生气勃勃([美]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董晓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刘半农、周作人、顾颉刚等一代知识分子,标举“到民间去”的旗帜,既承袭了“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冯梦龙《叙山歌》)等古代文人“民间视野”的传统,也呼应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赫尔岑等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号召。

319

洪长泰著《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昔时今日,人情不远。《庶民之声》所关注的,多是社会下层的普罗大众,是“怨恨苍天眼不睁,何日何时才出烟花门”的青楼女子,是“一天到晚不能安静,东跑西颠活头不轻省”的老妈子,是“十月里来岭梅黄,夜长日短苦工忙”的湖丝阿姐,是“不望金银来打发,只望把儿留在家”的哭嫁新娘,是“驴牛骡马都饿死,用物家私一扫光”的洪灾难民,是“人说道天生一根叫花骨,勿讨饭总归勿成人”的街边乞儿,是“当兵离了家,一心当兵去把鬼子杀”的热血青年……细读《庶民之声》,读者会不自知地沉浸到文字中,体会着民歌中人物的哀与乐。正如本书末章所说:“近现代民歌可以视作无数普罗大众发自内心的合唱,合唱中的哀怨、叹息、抗争、呼号等声音之外,理应包括《采茶山歌》中‘还要做只采茶山歌唱一唱,落得大家意洋洋’和《湖丝阿姐》中‘有夫自当随夫主,一生鱼水乐和谐’这样倔强的予人以温暖和希望的天籁之声。”(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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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文库藏唱本《采茶》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着手整理《老民谣 老童谣 老情歌》算起,《庶民之声》的作者从事民歌整理与研究已近三十年了。民歌研究者“到民间去”是理所应当的,但真正做到却不容易。在这三十年里,作者一直以开放的思维游走于学院和民间,将严谨的学术训练与踏实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附录二”《近现代民歌的当代遗存——以沭阳小调为例》就是这“一定的田野调查工作”的例证。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作者还抱持理解之同情、共情的心态,关注、结识了一批民间艺人,“后记”里有一段话,是向民间艺人致敬的:“‘生命力’的本体,是我念兹在兹一说再说的民间文化、传统文化,是在生活的底层挣扎奋斗的民间艺人,是数量有限日渐稀少弥足珍贵的民歌的知音。”(450页)在民歌研究圈子里,周玉波教授常提一个词“抱团取暖”,这也是他发起设立“民歌时调群”,在学报主持“民歌与民歌学”专栏以凝聚众人力量推进民歌研究的初衷。就当前的人文学术而言,民歌研究绝算不上显学,因此,同行间的切磋交流,也便有了“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钱锺书1988年7月7日致郑朝宗信)的温度。

《庶民之声》出版数月来好评如潮。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能够得到大众接受并不是容易的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作者在“后记”中说:“多年来我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从事历代民歌整理研究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借由民歌感受民间文化、传统文化历经千年而绵延不绝的魅力,感受普通民众‘在极端困苦生活中的生命力’。”(450页)一百前年的“歌谣运动”,其余波延荡至今,在《庶民之声》这里产生了回响。希望这声音既是旧章的完结,也是新篇的启端。

《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周玉波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2023年10月出版,456页,118.00元

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揭开了“歌谣运动”的序幕。近二十年时间里,胡适、刘半农、顾颉刚、周作人等一大批知识分子投身于近现代民歌的整理、研究中,许多成果虽属草创,却具有库恩所说的“范式”意义。这场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眼光向下的革命”,承继了古代士大夫歌谣搜辑的传统,也孕育着具有现代思想意义的“民俗意识”的萌芽(关于“歌谣运动”的研究可参赵世瑜《中国民间文化探索:眼光向下的革命》、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

百年回眸,在肯定前辈学者功绩的同时也应该指出,当年的一些理念和方法还远未自洽和完善,近现代民歌在文化留存、保护、建设等方面的意义也有待进一步挖掘。近年来,学界开始重新认识民歌的文学、文化价值,周玉波教授的《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就是在接续“歌谣运动”的文化理想下,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楬橥近现代民歌的发生发展情形及其在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进程中的表现,钩稽其与赖以生存的国家、民族、民众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尽可能客观真实地还原‘最后一座高峰’的斑斓色彩”(第1页)的一部力作。

近现代社会生态全景图

《庶民之声》以十六章、五十六万字的容量,通过丰富多彩的民歌,全方位展现了近现代社会生态。全书内容编排有着清晰的脉络:第一章至第五章,以时间为经,区域(场所)为纬,选取代表性文献,从背景、题材、内容、成绩、影响等多个方面,探究近现代民歌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形;第六章至第八章,以专题形式,讨论抗战民歌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大运河民歌、婚嫁喜歌整理研究的想法与路径;第九章至第十章,以“唱春调”“绣荷包”“纱窗外”为个案,讨论近现代民歌与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及民众生产生活的密切联系,以及民歌与戏曲、小说文本的互动情形;第十二、十三章,在文化发展演进的综合语境中,立足具体文献,兼及民歌传播接受的实际,阐述近现代民歌与方言、俗字、民俗等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关系;第十四、十五章,介绍、讨论了日本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藏中国近现代民歌、台湾地区“中研院”史语所藏民歌的大致内容,以期尽可能全面深入地呈现近现代民歌文献的存世情形与近现代民歌生成发展的面貌。第十六章则是总体性、总结式的盘点,以“百姓生活史、时代写真集”的视角,指出近现代民歌“社会百科全书”的身份特征。有学者在论述“歌谣运动”的学术导向时,将其总结为“文学的”“民俗学的”“历史学的”(李传军、罗含:《表彰隐藏的光辉:歌谣运动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民俗研究》2019年第四期),《庶民之声》对近现代民歌全幅图景的展示,正呼应了“歌谣运动”的三个导向,并在雅俗互动的视野中,注重文献与个案、综论与专题、时间与区域的多维关联。因此全书虽然内容庞杂,却脉络清晰,逻辑严密。

全书的多个章节,单独拈出来都可作为细致观察近现代社会风貌的一扇窗户。以第七章“大运河民歌:宝贵的遗产流动的文化”为例,广义的大运河民歌,泛指流行流转于大运河船民、渔民和沿线城乡民众中的民歌俗曲,蕴含着本区域的风土人情、民众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其中的《运河拉船号子》《运河渔船搭跳扛粮歌》等“船工号子”,与《淮南子》中“前呼邪许,后亦应之”的劳动号子遥相呼应,展现了运河民众劳作时团结协作、不畏艰难的精神。再如天津民歌《画扇面》“四月里天长没有寒风,小二姐高楼摆下龙门阵,手拿扇子笑盈盈,高丽纸白生生,画了个扇面儿显显才能”(节选),生动描绘了杨柳青女画师白俊英描画扇面的情形,可以视为大运河区域民风民俗的场景再现。还有扬州民歌《洋烟 侉侉调》“一更京儿里,月儿照花台,恨的洋人大又大不该,你在外国将生意做,因何混进我们中华大国来。漂洋来过海,火轮跟过来,私将烟土中华大国卖”等“醒民救世歌”,关注时事,宣扬爱国情怀,继承了《诗经》与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即便是以悲苦为基调的“唱春调”,也是民众“饥者歌其食”、与艰辛生活相抗争的一种表达方式,读者能够由此了解运河沿线民众旧时生活的艰难情状与运河民歌题材内容的丰富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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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唱本《花鼓子》

《庶民之声》还为读者呈现了大量较为珍贵的近现代民歌原始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献的使用代表着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就近现代民歌而言,以业已出版的民歌文本为研究对象是较为便捷的路子,然而其局限也不言而喻:文献的全面性和原始性都没有保障。《庶民之声》全书据以言说的文献,一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等收藏的民歌唱本,二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双红堂文库”、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等庋藏的中国近现代民歌唱本,三是台湾地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的民歌唱本,四是作者多年搜求所得的民歌唱本。前三类文献大都没有公开出版,研究者如想查阅通常要费一番周折;第四类中的民歌抄本、印本,通常只在民间流通,是作者无数次与书商讨价还价的战果。因此,《庶民之声》所呈现的近现代民歌,具备了“原生态”“一手文献”的特点,能为论述提供最坚实的文献支撑,也为读者呈现出原汁原味的近现代社会生态。

古今之间

卓人月推崇明代民歌曰“我明一绝”,傅惜华形容清代民歌为“旧调之外,复出新声,竞胜一时”,那么,该如何给近现代民歌定位呢?《庶民之声》认为,近现代民歌“在形制、题材、内容、功能与审美趣味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与前代民歌大不一样的特征,也因此成就了传统民歌发展的最后一座高峰”(第1页)。为了客观呈现这“最后一座高峰”的“斑斓色彩”,全书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宏大视野,注重揭示近现代民歌的优秀内涵。

《庶民之声》中涉及的近现代民歌,除了《时调雅曲》等民歌唱本外,还从类别视角综述了抗战民歌、婚嫁喜歌,从地域视角介绍了扬州民歌、大运河民歌,对于“唱春调”“纱窗外”等民歌牌调的流转与变体,也注重从民众文化心理的角度阐释其内在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理念、爱国情怀、荣辱观念等诸多内涵,在本书所征引的民歌文本中都有体现。

上海大美书局编辑、沈鹤记书局发行于民国三十年(1941)的《时调大观》中,有一首《提倡国货五更调》:

一更一点月出初,提倡本国货,呀呀得哙,努力就去做,始终如一不懈惰,用工夫,精求精呀,各物日增多,呀呀得哙,何愁国不富……五更五点正沉西,救国大事体,呀呀得哙,大家心要齐,外货虽贱勿要俚,有志气,劝同胞呀,国耻纪心里,呀呀得哙,永矢弗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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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唱本《时调大观》

“五更调”(又称“五更曲”“叹五更”)是古代民歌中常见的牌调,常用来咏唱男女私情。抗战时期,在“提倡国货、共纾国难”的国货运动中,这一古老牌调被注入了新的内容,成为宣扬爱国情怀的时代文艺作品。《时调大观》中另有一首以“赌鬼”自叹口吻警谕世人的《赌鬼十叹》,列举了沉迷于牌九、扑克、麻雀等赌博方式的危害,结尾“第十叹来叹完了,叹我赌鬼真苦恼,田地房产才输脱,到底年底黄皮梁”,可谓沉痛。《北京小曲百种》“劝诫类”也有一首《圣人叹》,其中“敬天敬地敬祖坟,千万莫忘父母的恩”“无义财食不可亲,谁敢背地胡扯乱云”等话语,与《赌鬼十叹》相互呼应,在沿袭传统“劝世”民歌的惩恶劝善主旨的基础上,又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庶民之声》并不仅仅满足于挖掘近现代民歌的内涵。早已定型的“歌谣”概念与“歌谣学”理论,在产生之初就有历史局限性,已经难以涵盖、指导近现代民歌传承保护工作,也就是说,建构具有当代学术学科意义的“民歌学”理论迫在眉睫。因此,在“附录一”《“中国民歌学”理论建构刍议》中,作者在辨析“民歌学”理论概念、提出“民歌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中国民歌学”理论建构的意义。所谓“中国民歌学”,意谓“民歌学”的研究主题——民歌是中国的;“民歌学”所遵循的理论、采用的方法是中国的;“民歌学”的目标,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解决中国文化问题,服务中国文化建设。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视野下,《庶民之声》认为:“新形势下的历代民歌的整理与研究,理应有更高的目标、更好的规划、更大的力度、更实更细的举措和更为理想的成绩,尝试建构‘中国民歌学’理论体系,既可在学术、学科层面,为民歌整理与研究工作营造良好的环境,亦可为实际工作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持。”(419页)

在新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中,“民间文学”自1997年一分为三后,重新回归到中国语言文学大类之下,成为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近现代文学”并列的二级学科,“歌谣学”则与“神话学”“故事学”“传说学”“史诗学”等一起,成为二级学科的分支学科。时移事易,作为分支学科的“歌谣学”,无论内涵还是外延,理应已经接近或等同于《“中国民歌学”理论建构刍议》所讨论的包含更广的“民歌学”。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多年之后回顾民歌研究史,这篇文章的意义或许会与《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歌谣周刊·发刊词》等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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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唱本《采桑山歌》

为“庶民”写心

民歌研究是小众的,其研究对象——民歌却是大众(庶民)的。作者解释以“庶民之声”为名的缘由道:“一是感念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对‘庶民’命运的关注与对‘庶民’使命的期待,二是虽然浅陋,仍期作近现代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到民间去’运动在百年后的余音嗣响。”(第8页)《庶民之声》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受到大众欢迎,相当大的原因是为“庶民”写心的大众情怀与学术温度在写作中得到了忠实贯彻,让它成为了一部接地气的著作。

洪长泰认为,五四知识分子正是通过研究民间文学,对中国文化提出了一些新见解,那些久为人漠视的歌谣和传说,在文学和文化价值上,不仅不逊色于“上层文化”,而且比“上层文化”更加多姿多彩、生气勃勃([美]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董晓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刘半农、周作人、顾颉刚等一代知识分子,标举“到民间去”的旗帜,既承袭了“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冯梦龙《叙山歌》)等古代文人“民间视野”的传统,也呼应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赫尔岑等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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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长泰著《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昔时今日,人情不远。《庶民之声》所关注的,多是社会下层的普罗大众,是“怨恨苍天眼不睁,何日何时才出烟花门”的青楼女子,是“一天到晚不能安静,东跑西颠活头不轻省”的老妈子,是“十月里来岭梅黄,夜长日短苦工忙”的湖丝阿姐,是“不望金银来打发,只望把儿留在家”的哭嫁新娘,是“驴牛骡马都饿死,用物家私一扫光”的洪灾难民,是“人说道天生一根叫花骨,勿讨饭总归勿成人”的街边乞儿,是“当兵离了家,一心当兵去把鬼子杀”的热血青年……细读《庶民之声》,读者会不自知地沉浸到文字中,体会着民歌中人物的哀与乐。正如本书末章所说:“近现代民歌可以视作无数普罗大众发自内心的合唱,合唱中的哀怨、叹息、抗争、呼号等声音之外,理应包括《采茶山歌》中‘还要做只采茶山歌唱一唱,落得大家意洋洋’和《湖丝阿姐》中‘有夫自当随夫主,一生鱼水乐和谐’这样倔强的予人以温暖和希望的天籁之声。”(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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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陵文库藏唱本《采茶》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着手整理《老民谣 老童谣 老情歌》算起,《庶民之声》的作者从事民歌整理与研究已近三十年了。民歌研究者“到民间去”是理所应当的,但真正做到却不容易。在这三十年里,作者一直以开放的思维游走于学院和民间,将严谨的学术训练与踏实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附录二”《近现代民歌的当代遗存——以沭阳小调为例》就是这“一定的田野调查工作”的例证。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作者还抱持理解之同情、共情的心态,关注、结识了一批民间艺人,“后记”里有一段话,是向民间艺人致敬的:“‘生命力’的本体,是我念兹在兹一说再说的民间文化、传统文化,是在生活的底层挣扎奋斗的民间艺人,是数量有限日渐稀少弥足珍贵的民歌的知音。”(450页)在民歌研究圈子里,周玉波教授常提一个词“抱团取暖”,这也是他发起设立“民歌时调群”,在学报主持“民歌与民歌学”专栏以凝聚众人力量推进民歌研究的初衷。就当前的人文学术而言,民歌研究绝算不上显学,因此,同行间的切磋交流,也便有了“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钱锺书1988年7月7日致郑朝宗信)的温度。

《庶民之声》出版数月来好评如潮。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能够得到大众接受并不是容易的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作者在“后记”中说:“多年来我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从事历代民歌整理研究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借由民歌感受民间文化、传统文化历经千年而绵延不绝的魅力,感受普通民众‘在极端困苦生活中的生命力’。”(450页)一百前年的“歌谣运动”,其余波延荡至今,在《庶民之声》这里产生了回响。希望这声音既是旧章的完结,也是新篇的启端。



《汪荣宝日记》

汪荣宝是学者、诗人、清末立宪运动的重要人物,后半生作为外交官服务于民国。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他与李家驹奉命合作起草《钦定宪法大纲》,曾参考过外国法典和法学著作。《汪荣宝日记》1911年9月5日:

晚阅美浓部博士译述厄利纳克氏《宪法变化论》,末段述国会制度之缺点及代表主义之无用,精警透澈。以他人行之数十年而犹未惬意者,我乃方思学步,即一一摹拟惟肖,已不免学人所嗤,况复袭其皮毛而遗其精义,欲以挽回颓运,岂可得哉?掩卷深思,百忧交集。(韩策、崔学森整理,王晓秋审订,中华书局,2013年,292页;《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影印《汪荣宝日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9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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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学家Georg Jellinek

“厄利纳克”一名,已由《汪荣宝日记》的整理者指出为“德国法学家Georg Jellinek,清末民初时亦译作耶里匿克、耶利内克”(《汪荣宝日记》索引,366页)。“厄利纳克”就是格奥尔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1851-1911),这个人物的比对正确,剩下的问题是要回答:汪荣宝所读的是什么书呢?

从标题看,《宪法变化论》最接近于耶利内克的专著Verfassungsänderung und Verfassungswandlung. Eine staatsrechtlich-politische Abhandlung(Berlin: O. Häring, 1906),字面义“宪法改变与宪法转变:一个国家法与政治学的论纲”(笔者的柏林老同学、法学博士唐垒帮我确认过此条文献)。美浓部博士,即美浓部达吉(1873-1948),东京大学教授、宪法学者。美浓部对耶利内克主张的君主为“国家法人”深为认同,发展为“天皇机关说”。在1906年出版的耶利内克这本新书上,美浓部确曾下过功夫,他于明治四十一年(1907年)三月十九日在法理研究会上演讲,加以介绍,速记整理稿连载于《国家学会雑誌》二一卷第八号和第九号(1907年),书名译为《宪法の改正と宪法の变迁》。后来美浓部达吉译本收入ゲオルグ・イェリネック《人权宣言论(外三篇)》(日本评论社,1929年,185-225页)。美浓部还撰写过《『エリ子ツク』氏憲法変化》(收入美浓部达吉《宪法及宪法史研究》,有斐阁书房,1908年):这恐怕就是汪荣宝1911年读到的美浓部“译述厄利纳克氏《宪法变化论》”。

所以,汪荣宝所读的《宪法变化论》就是德国公法学家耶利内克的《宪法改变与宪法转变:一个国家法与政治学的论纲》。原书1906年在柏林出版,经过日本学者的及时接受、介绍,曾留日学习法政、时任宪法协纂大臣的汪荣宝也很快掌握到这个信息,加以参考利用,时为1911年,不可不谓“预流”。

借助美浓部的介绍,耶利内克的其他著作在清末也受到注意,被译为中文,如:《各国宪法源泉三种合编》(《人权宣言论》《论少数者之权利》《历史上国家之种种相》),挨里揑克著,美浓部达吉原译,林万里、陈承泽重译,潘承锷校订(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当年汪荣宝借助日本中介了解到的著作“宪法变化论”,现在有了中文全译本:《宪法修改与宪法变迁论》,格奥尔格·耶利内克著,柳建龙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距离汪氏在日记中为落人后而唏嘘低回,已是一个世纪之后。新出孙笑侠《法科知识人》(商务印书馆,2023年)甄选现代中国法学史的代表人物,凡六十家,而为清末、民初修宪都作出过贡献的汪荣宝落选,不能不令人遗憾。

《诗歌的坏时代:布莱希特诗选》,[德]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著,黄雪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丨上海贝贝特,2024年1月版,516页,88.00元

龙年来了。温煦的阳光也来了。无论是路上的风雪冰凌,还是被惨绿的箭头刺痛的目光,顷刻之间都在年复一年的祝福贺语中消失。这时读德国著名戏剧家、诗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的《诗歌的坏时代:布莱希特诗选》,发现年轻的布莱希特已经懂得这样安慰自己:“我总是想:一切都会好起来。/ 春天已来临,好时代将来临 / 消逝的日子已回归 / 爱,已重新启程,不久一切将如同往昔。”(126页)既然谈到“好时代”,那么,什么是“坏时代”?既然写诗,那么,诗歌何为?

这是关于时代、诗歌和诗人的大哉问。布莱希特在《诗歌的坏时代》中这样回答:“两个声音在我内心争吵 / 苹果树开花带来的喜悦 / 和粉刷匠演讲引发的恐惧。/ 但只有后者驱使我 / 走向书桌。”(285页)在果树开花的喜悦与希特勒带来的恐惧之间,诗人只被后者驱使,发出反抗的声音。这是布莱希特的诗歌和戏剧中最尖锐、最有力量的回答,是今天还在写诗、读诗最重要的理由。想起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关于诗与时代的关系的名言是“诗与帝国对立”——这可以看作是读布莱希特这本《诗歌的坏时代》的导语之一。

当人们谈起布莱希特的时候,恐怕更多了解的是他在戏剧创作和理论方面的巨大贡献与影响,但实际上他在诗歌领域的贡献同样巨大。他一生写了两千多首诗歌,乔治·斯坦纳曾说诗歌对于布莱希特来说几乎就是一场探访和呼吸,认定布莱希特是那种“非常罕见的伟大诗人现象”,并把布莱希特与里尔克并列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两位德语诗人”。更重要的是,从诗人与时代的关系来看,“他的诗歌是一个时代写在墙上的不可磨灭的题辞”(恩斯特·费舍尔)。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布莱希特诗歌也不会太陌生,早在八十年代就有过湖南文艺社的《布莱希特诗选》,前几年有黄灿然翻译的《致后代: 布莱希特诗选》(译林出版社,2018年),现在这部《诗歌的坏时代》据称可能是目前收录最全的布莱希特德语直译本,收入不同时期的诗歌三百十八首。译者写了长篇译序,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布莱希特诗歌的创作历程和相关评述,是一个很好的读本。

布莱希特生活的魏玛共和国诞生于重重危机之中,激烈的党争、分裂的社会、极端主义左、右翼的对抗性政治以及喧哗撕裂的公共舆论构成魏玛时期的政治。在另一方面,魏玛的伟大成就不容抹杀和忽视,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韦茨(Eric D. Weitz)所揭示的,无论如何魏玛是一个在精神文化上激动人心的时代。韦茨开列的几位魏玛时期伟大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是托马斯·曼、贝尔托·布莱希特、库尔特·魏尔、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马丁·海德格尔和汉娜·赫希,“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红极一时,他们的作品,我们至今依然阅读、观看和聆听,依然心驰神往、满怀欣赏”(《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Weimar Germany:Promise and Tragedy,2007;姚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267页)。谈魏玛文化的光辉成就,布莱希特的戏剧和诗歌必定有其重要位置。

写诗对布莱希特来说是一种生活在时代与现实中的自然呼吸,由此而见证了纳粹极权政治的残暴与恐怖、社会底层的苦痛与血泪、作为幸存者的知识分子的耻辱与负罪感。他的诗歌之所以是“坏时代”中的好诗歌,是因为“作为诗人,他别无选择,必须坚持做这样一个黑暗时代的言说者,承担起‘不幸消息通报者’的角色,这便是布莱希特的危机诗学”(译序)。同时也因为他以最简单、直率的诗歌语言揭穿了统治者的谎言与被压迫者的沉默与怯懦:“我总在想:最简单的话 / 就已足够。”(437页)译者在“译序”中谈到布莱希特创建了一个“实用诗歌”和“即兴诗歌”的诗学体系,强调的是诗歌应该具有教育和政治作用,然后才是文学价值,乔治·斯坦纳曾评价布莱希特的语言“就像启蒙课本的语言,拼写出简单的真理”。在阅读中的确可以强烈感受到“布莱希特的诗歌更是一种直接的、当下的言说。这种骤发性的,看似质地粗糙的诗歌写作,更接近生活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译序,xix)。埃里克·韦茨对于充溢在布莱希特作品中的揭露性如是说:“在他的揭露下,道德誓言不过是些陈词滥调,甚至更糟;社会地位也不过徒有其表,暗藏人性的狡诈和堕落,只是以谎言和剥削攀上高位者的面具罢了。”同时,“布莱希特是那种文风最为粗犷的作家,运用凌厉的笔锋、简练的词语和刺耳的元素,以发出探问、激发思考,挑战任何简单、线性的道德观念,质疑任何个人或群体能代表纯粹美德的想法。”(同前引书,283页)

从中文翻译来看,我只能从对译文的理解和比较来谈一点想法。比如该译本《致后代》中的这几句:“的确,我生活在昏暗的时代!/ ……这究竟是什么时代,甚至 / 谈论树也形同一场犯罪 / 因为它包含对诸多恶行的沉默!/ 安然穿过街道的人 / 于他落难的朋友 / 是否已遥不可及?”(281页)在网上看到的同一译者翻译的“布莱希特23首”中这几句是这样译的:“是的,我活在黑暗时代。/ ……这是什么时代,/ 一次关于树木的谈话都是一种罪责 / 因为它意味着对那么多罪恶保持缄默。/ 那位沉着地走过马路的先生/ 是否 他已经背叛了 / 那些需要他的朋友?”(http://www.360doc.com/content/22/0901/08)我觉得后者的译法意思更显豁和更有力量:“我活在黑暗时代 / 关于树木的谈话都是一种罪责 / 因为它意味着对那么多罪恶保持缄默 / 是否 他已经背叛了 / 那些需要他的朋友?”。  究竟什么是“坏时代”“黑暗时代”,这几句诗所包含的意思极为深刻和沉痛,细思极恐:纳粹恐怖政治的存在实际上是彻底地污染和毒化了日常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事物,没有什么人是纯粹无辜的。那么,“黑暗的时代 / 也有歌吗?/ 是的,也会有歌声响起。/ 唱着黑暗的时代。”(249页)“唱着黑暗的时代“,这就是坏时代中的好诗歌,力图唤醒和刺痛在纳粹极权专制下苟活的人。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从布莱希特的诗歌中借用“黑暗时代”作为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Men in Dark Times,1968;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的书名,她认为在这首诗中的“黑暗时代”指的是混乱、饥饿、屠杀、刽子手和对于不义的愤怒以及没有出现对不义的抵抗而产生的绝望,而且这种状况“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阿伦特借用这个“黑暗时代”的用意是要说明公共领域的功能就是“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见该书“作者序”)。这对于我们理解和思考何谓诗歌面对的“坏时代”以及诗人的职责也很有启发意义。该书收入阿伦特专门讨论布莱希特的一篇长文,对其诗歌与戏剧创作的贡献、在时代政治中的复杂性以及晚年困境的分析评价极为尖锐和深刻。“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他是一位诗人——也就是说,他必须去言说那些不可言说的。当一切都沉默时,他不能保持沉默。”(221页)促使他必须言说的是悲悯之情,阿伦特认为“悲悯无疑构成了布莱希特最强烈和最基本的激情……其光芒几乎贯穿布莱希特所写的全部戏剧”(226页)。这种悲悯之情充溢在这部《诗歌的坏时代》中,是在阅读中读者最容易被感染的氛围。阿伦特高度评价布莱希特的诗歌才能,认为仅从他以“一个带来不祥消息的使者”这一短语来定义“流亡者”就足以“显示了布莱希特杰出的诗歌才能,那是所有诗歌都必须具备的聚集经验的最高才能”(217页)。同时她承认布莱希特身上有教条主义成分,而且经常依附于意识形态,把他晚年诗歌天赋的丧失看作是“一个诗人所能受到的最意味深长的惩罚”(203页)。对于布莱希特在他生命最后几年的处境和创作的枯竭,阿伦特致以深刻的理解和同情:“他最终一定认识到他面临的是无法靠引用……去解释和论证的处境。”(236页)因此,“今天当我们要去对他作出判断的时候,我们该考虑些什么呢?我们必须为我们亏欠于他的一切给出我们的敬意”(237页)。我们不难认识但是更深入思考的是,“在20世纪以及其他任何时代,要做一位诗人是多么艰难”(239页)

说起来,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还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三四十年代,流亡中的布莱希特在莫斯科看过梅兰芳的演出,在纽约与访问美国的老舍有过会谈。1959年根据中国与东德的交流协议,导演黄佐临在上海排演了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1978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又邀请黄佐临和陈颙共同排演他的《伽利略传》,“这台戏对中国知识分子在灾难中的人格进行了严肃的拷问,思想意义在‘文革’刚刚结束的当时无与伦比”。1983年,香港大学学生会戏剧社上演了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这部讲述战后高加索地区两个集体农庄争论土地归属问题的戏在当时的香港获得极大的关注。1985年4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将布莱希特的名剧《高加索灰阑记》搬上舞台(陈顒导演),1986年12月此剧应邀赴香港“国际布莱希特节”演出。这年我在广州友谊剧院两次观看青艺演出的这部《高加索灰阑记》,“一切归属于善待它的人”(“That what there is shall belong to those who are good for it”)成为当时思想启蒙中的一个重要议题。1998年为纪念布莱希特诞辰一百周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演了他的《三毛钱歌剧》。直到去年,《布莱希特的鬼魂》在上海游荡,当年由布莱希特创建的柏林剧团的两名木偶师、两名音乐家在舞台上众多栩栩如生的木偶唤醒历史的亡灵,马克思、卡夫卡、弗洛依德、帕瓦罗蒂、撒切尔夫人、列宁和叼着雪茄的布莱希特在叙说、争吵,延续着十九至二十世纪思想的碰撞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该剧在2022年首演,布莱希特在此时的复活似乎也是对这个“坏时代”表示难以沉默。

布莱希特是“坏时代”的极为敏锐的揭露者和思考者。有一次他断言世界上最好的士兵是俄国兵和意大利兵,在座的人大吃一惊,因为当时意大利正在阿尔巴尼亚打败仗、很多士兵开小差,怎么还是最好的士兵呢?他回答说,这正说明他们知道为了谁和为了什么才被投入战争;布莱希特认为最好的士兵是有思想的士兵。(维兰·赫茨菲尔德《论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见张黎编选《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页)又有一次,布莱希特采访一个被深深卷入“大清洗”中的被告,谈话表明当时这些被告是清白的,但是布莱希特却说“他们越是清白,就越是该死”,听起来似乎让人无法理解和容忍。(见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217页)

回到《诗歌的坏时代》,看看诗歌中的“坏时代”究竟坏到什么程度——你会发现布莱希特的政治诗歌绝非是简单的口号,他能以最简单的诗歌语言揭露了坏时代中很多复杂、晦暗甚至是微妙的真实语境和各种心态。创作于1920年的早期诗集《颂诗》借圣经的“诗篇”“圣歌”体裁来“创作以欲望与反叛为主调的诗歌,诗行透着青春的大胆、迷茫、异域风情和虚无主义的思想……”(第5页,译者注释)还应该看到的是,其实在此时的《颂诗》中已经透露出一种深入骨髓的政治揭露与反抗情绪:“白色水面升至脖颈的那一瞬,我们眼睛都不眨一下。/ 当黄昏的幽暗吞噬我们,我们抽起了雪茄。/ 当我们被天空淹溺,我们没有拒绝。/ 水没有和任何人说起,它曾淹过我们的脖子。/ 报纸没有刊登关于我们的沉默。/ 天空并未听见淹溺者的呼喊。/ 我们曾坐在大石头上,像一群快乐的人。/ 我们杀死了几只议论我们沉默面孔的金丝雀。/ 谁在议论石头?/ 谁想知道,水、黄昏和天空对于我们的意义!(23-24页)这里的水、黄昏、天空无疑象征着一种压迫性的力量,“我们”无动于衷的沉默反衬着青年作者心中愤怒的波澜。

在《三毛钱歌剧》中,诗人呼吁拒绝统治者对人民的道德说教:“你们这帮先生喜欢教我们至理大道 / 什么规矩生活,远离罪恶的泥沼 / 你们得先让我们吃饱……/ 先填饱肚子,再讲道德。/ 要让穷人也能切一片 / 属于自己的面包/ ……啊,你们这帮先生切勿自以为是:要知道,人只是靠罪行活着!”(102页)痛快淋漓地戳穿了说教者的虚伪面纱。在富人对清洁与秩序的执着中,诗人看到的却是他们的世界本身“却已陷入脏污”——他们的“吃人机器,血汗工厂 / 正开足马力赚取暴利!唉,烂泥已升至下巴,/ 又何必把指甲 /洗得干干净净?”(149页)在《心存希望的人!》这首诗中,作者要唤醒世人不要再期待统治者、那些压迫他们的人会自动发善心——“你们在期待什么?/ 期待聋子自言自语?/ 期待贪得无厌的人 / 施舍一点东西!”就像“期待老虎大发善心,/ 邀请你们 / 拔掉它们的牙齿!”(150页)

对于希特勒以粉饰现实作为欺骗国民的手段,诗人的揭露与针砭是如此的形象和痛快淋漓:“粉刷匠希特勒说:/ 亲爱的同胞们,让我来干吧!/ 他提来一桶新石灰 / 把德国重新刷一遍 / ……粉刷匠希特勒 / 除了涂抹,什么都没学 / 让他干活 / 他就把一切来涂抹  / 涂满整个德国。”(160-161页)关于“粉刷匠”,译者在前面的注释中说:“原文Anstreicher(粉刷匠),也可译作油漆匠,隐喻政客(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astner]) 曾言:‘政治家提着巨大的颜料罐,宣称他们是新的建筑师,到头来都只是粉刷匠。’),特指希特勒,暗讽其画家抱负。”(147页)联系到希特勒曾学过绘画,毕竟也有两把刷子,所以这个雅称很贴切。

对于德国,诗人通过揭露它蒙受的耻辱表达了真正的爱国之情:“哦,德国,苍白的母亲! / 你竟满身污污垢 / 坐在各民族中间。/ 在被玷污者当中 / 你如此醒目。”因为在德国,“你最穷的儿子 / 被打死在地。/……你屋子里 / 谎言如此响亮。/ 而真相 / 却必须沉默。/ ……为何,压迫者围着你唱起赞歌 / 被压迫者却在控诉你?/ 被剥削者 / 伸出手指指着你  / 剥削者却在称颂 / 你屋子里想出的体制! 所有人都看见 / 你在遮掩滴血的裙角 / 这是你 / 最好的儿子的血迹。/……你屋里传出的话,听见的人都会嘲笑/……哦,德国,苍白的母亲!/……你坐在各民族中间 / 已沦为嘲笑或畏惧的对象!”(162-163页)写于1935年的《犹太人的大罪孽》不仅揭露了纳粹帝国把所有社会灾难嫁祸于犹太人的阴谋,更重要的是揭穿了帝国对自己人民的压迫统治:“我们国家的苦难都是犹太人的错 / 大家都知道,元首演讲时这么说/……这是否意味着:没有犹太人 / 长官们和老爷们就不会 / 住宫殿与别墅 / 不会花天酒地,胡吃海喝 / 既想称霸国内,又要压迫外国/  就不必拥有无比庞大的军队 / 是否没有犹太人,就不会有两百万探子 / 和五千八百万被监视的民众 / 就不会有庞大的纳粹党 / 每年侵吞人民六百亿收入的 / 两百亿还要多。”(181页)对于这些简单、有力的质问,读者即便对于1935年的纳粹帝国历史没有多深入的了解,相信也不难读懂。

从魏玛时代向纳粹帝国转变的历史时刻是对德国知识分子的考验,其中也充满了各种复杂的语境。布莱希特的《关于〈火炬〉第888期(1933年10月)刊登的十行诗的含义》非常罕见地以诗歌表达了一种理解与同情的复杂心情。以辛辣讽刺而闻名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在纳粹夺权后没有马上对纳粹政权口诛笔伐,在沉默了半年多之后,只写了一首十行诗刊登在其主编的《火炬》Die Fackel杂志第888期上。该诗表达的观点是在极端暴行前,语言是无力的。这让一向尊崇他的读者和友人极其失望和愤怒。“布菜希特写这首诗的初衷是试图理解克劳斯长久沉默的原因,表达为友人辩护的立场。”(译者注释,152页)布莱希特首先揭露“暴力成倍增长 / 呐喊归于沉寂 / 罪恶走上街头撒野”,这时“被掐死的人 / 话语堵在喉咙。/ 沉默蔓延,从远处看 / 就像一片赞同”(152页)。诗人在追问:“那么,斗争结束了吗?/ 暴行会被忘却吗?/ 被害人会被掩埋,证人会被封口吗?/ 暴行是否会获胜,尽管代表不公不义?”他认为不是的,尽管“暴行会被遗忘。/ 被害人会被掩埋,证人会被封口”。因为压迫与暴行没有停止,“赚取利息的人不会忘记追逐暴利。/ 被压迫者不会忘记踹向他们脖子的脚。/ 在暴力登顶之前 / 会发起新的反抗”(153 页)。因此,他认为一度沉默的雄辩家仍然会作为证人出现在历史的法庭上,“当雄辩家 / 为他乏力的声音道歉 / 沉默走到法官席前 / 取下遮脸布,露出它 /证人的面容”(154页)。没有读过克劳斯的原诗,只能说在极端暴行的现实中语言的确是无力的,但是因为无力就沉默只是在个人处境中的一种选择。布莱希特认为即便是迟来的、为语言的乏力而道歉的声音仍然是对历史作出的见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道理。

虽然为克劳斯辩护,同样写于1933年的《反对“理中客”》更能表明布莱希特的坚定的反抗立场。不知原文是什么,“理中客”这个译法感觉很接地气。诗中的“理中客”指的是那些“日子安稳的人”,他们对于与不公平作斗争而受伤的人不仅只是旁观,而且指责他们受伤是活该。诗人质问这些“生活安稳的朋友 / 为何对我们如此敌意?难道因为我们 / 与不公斗争,就成了你们的敌人?/ 如果抗争者被打倒 / 绝不是不公占了理! / 因为我们的失败 / 并不能证明 / 与卑鄙斗争的人微不足道!/ 旁观者至少应该羞愧,/ 这是我们的指望。”(157-158页)“理中客”在某种语境中有一种用法指的是自诩“理性、中立、客观”而实则选择性失明,但在这首诗中指的是一种对待反抗者遭到失败的指责态度。

还有比“理中客”更坏的,那就是向纳粹警察举报的“邻居”:“我就是那个邻居。是我举报了他。我们不希望我们楼里住着一个煽动家。”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当我们挂出万字旗的时候他却无动于衷;当我们说重新相信未来的时候他竟然笑了起来。把他带走,我们至少拥有了清净。最后,“我们已经发现,有些人一见我们,就移开目光。但是带走他的人说我们做得很好”(170页)

他有些篇幅很短的诗歌是被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传闻所激发,就像一幅幅的速写,但是其中常有敏锐和深刻的观点。例如《政权的公告》:“政权的公告 / 像影子尾随 / 谎言。/ 统治者在咆哮 / 人民在低语。”(197页)又例如《调查》:“据说,当局将进行 / 一项调查。某个市区 / 深夜无人入眠。 / 没有人知道,是谁 / 也不知道,那人犯了什么罪  / 所有人都成疑犯。 / 当人民必须深更半夜扫除自家门前的嫌疑 / 大人物犯下的累累罪行 / 就不再 / 被留意。”(174页)从“调查”的对象来看,有可能不是一般的刑事犯;既然人人都需要撇清嫌疑,于是大人物的罪行“就不再 / 被留意”。

《他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所讲述的是“内部”的故事:“他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 在斗争年代 / 他们吸纳每一个 / 帮助他们的人 / 后来,斗争结束了 / 他们提出了更多要求  / 想知道他的名字 / 家乡在哪里,业余时间做什么 / 还有:他还帮助过谁 / 于是,他突然消失了。”(175页)这像是在许多回忆录里出现过的故事,令人惊讶的是早在1934年,布莱希特就能讲述得如此精准,结尾的“消失”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问题只是,那个时候的德国读者真的能够理解这个“内部”的故事吗?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虽然他作为政治诗人的语境已经彻底发生了变化,但是诗人的幽默与思维的敏捷仍然没有丧失。布莱希特于1953年夏天在民主德国的布科镇(Buckow)写的一首短诗《解决之道》是这样的:“六·一七起义后 / 作协秘书派人 / 去斯大林大街散发传单 / 传单上写着,人民 / 已失去政府的信任 / 只有通过双倍的努力  /才能重获信任。更简单的办法 / 难道不是让政府 / 解散这届人民,然后 / 另选一帮?”(381页)译者的翻译也很接地气。

读完这部布莱希特诗选之后,想到凡是能够在诗歌中讲述的都还不是最坏的时代,因为最坏的时代其实无法产生好的诗歌。也不能再相信雪莱说什么冬天到了、什么就不会远了,必须承认坏的就是坏的,冬天就是冬天。说到冬天,诗人要告诉我们的是“饥饿与寒冷将把自己 / 分发给穷人!”(132页)他听说冬天的每个晚上,在纽约第26街的拐角处站着一个男人请求路人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一夜住宿,于是想到的是:“世界不会因此而改变 / 人与人的关系不会改善 / 剥削的年代也不会缩短。/ 但一些人有了一夜安顿 / 这夜的寒风被挡在了屋外 / 袭向他们的雪落在了路面。”诗人说“别把书放下,当你读到这里”,接着重复诉说着“一些人有了一夜安顿……但世界并没有改变……”(142页)当我读到这里,想到的是诗人对穷人的怜悯真实而感人,尤其是当我们刚刚才为风雪路上的人暗自祈祷;同时对世界的认识又是如此深刻——无论是怜悯与诗歌都难以改变世界,这真的让人无法把书放下。

《东西互渐的画坛新潮:文化交流场域中的民国洋画运动》,王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395页,118.00元

在明万历年间就已传入中国的西洋画为何历经三百多年才形成气候?民国初期,随着革新意识渐强,中国绘画该要如何去探索一条发展的新路?除了以往的美术方法之外为何还需要开拓洋画研究这一新的路径?为何要健全洋画研究的基础来促进美术创作的发展?二十世纪上半叶洋画运动的真实面貌是怎样的?所谓“海派”又有着怎样的艺术特质?这些正是王韧在《东西互渐的画坛新潮:文化交流场域中的民国洋画运动》中想要回答的问题。

王韧认为,洋画运动作为二十世纪初中国美术界的一件大事,见证了中国美术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更与当时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有着间接的关联和相互的影响,三者同属思想和文化运动的范畴。然而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有关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著作早已汗牛充栋,可是围绕民国洋画运动的专著却“付之阙如”,知道这场运动的人士也多限于美术界和文化界,可见相关研究方兴未艾。这场中国美术史上的“新文化运动”之重要性也有待进一步挖掘。

西洋画传入中国并不是二十世纪的新鲜事。苏立文在《东西方艺术的交会》一书中指出:“在欧洲文化渗入中国的过程中,耶稣会传教士起到了先锋作用。他们带来的欧洲图画、印刷品和书籍,最先影响了中国美术。反过来,他们对中国美术的详细描述,又将中国美术介绍给了17世纪的欧洲。”这股中国文化的西渐之潮最终触发了十七、十八世纪波及欧洲主要国家的“中国热”。然而“西学”与“西画”在中国的影响却在那几百年间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究其根本,王韧认为“这源自明清自上而下的固守政策和传统文化优越感带来的天然排外思想”。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晚清。随着清朝政府的逐渐衰落和救亡图强的形势趋紧,西学才真正受到重视。这种危机感也同样出现在美术领域。康有为“曾在《万木草堂所藏中国画目》之‘国朝画’中分析清朝绘画‘衰敝极矣’的状况,忧心‘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因此他警醒后人应学西法……并称‘国人岂无英绝之士,应运而兴,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正是在这种主动求变的动因下,“西画及其艺术思潮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渐取得与中国传统绘画伯仲的地位”,也为民国的洋画运动打下基础。

事实上,洋画运动的快速发展与新文化运动有着重要关系——前者被吸纳成为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联动展开。由此在蔡元培先生社会美育思想的影响下,洋画运动肩负起艺术启蒙的重要使命,甚至被誉为启蒙事业的“急先锋”。这一切何以可能?一方面,蔡元培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将艺术的社会实践性价值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此,艺术革新的意义便突破了艺术专业圈的藩篱而具有更为深远的社会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蔡元培“艺术创作当随科学进步而进步”的教育观则道出了这种“引领”和“启蒙”何以实现的方法,即通过引入学习讲求科学精神的西洋艺术来改造当时的中国画,从而通过新时代的美术教育来助力实现新文化运动“德先生”“赛先生”的纲领。于《在北大画法研究会之演说词》中,蔡元培具体比较了中西美术的差异,梳理了西方绘画史中对于中国画的借鉴案例,并发出感叹“彼西方艺术家能采我之长,我人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由此提出“今世为东西文化融合时代”,“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的观点。这就是二十世纪初开拓洋画研究新路径,通过健全洋画研究的基础来促进我国美术创作发展的动因所在,同时也为中国绘画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当然,中西画学究竟该如何融合?国画要如何吸收西画之长而又不丢失自己的身份?油画如何在民族化的同时又保持绘画语言的纯正性?诸如此类的问题直至今日依然是画坛热议的话题,可见中西画学的融合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代代艺术家不断地为之探索和耕耘。尽管如此,民国初年这一新课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其引发了中国美术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这也是洋画运动的重要价值所在。

那么,洋画运动具体是如何展开的?其真实面貌是怎样的?王韧在书中通过大量史料对此进行了还原,从而呈现出二十世纪初这场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全国的美术运动“潮汛”“潮起”“潮涨”“潮涌”的历史画卷。“潮汛”意指清末民初洋画运动的“前夜”。在此序曲阶段,周湘、徐咏青、张聿光、李叔同等先驱不仅致力于创作,更培养了许多后来致力于洋画运动的新生代艺术家。以中国私立美术教育机构创办第一人周湘为例,自1909年始的十余年间,他相继在上海创办了“图画专门学校”(后改名为“中华美术专门学校”)、“中西图画函授学堂”“上海油画院”“背景画传习所”“西法绘像补习科”“西法油画传习所”“中华美术专门学校”等最早的私立美术专门学校,为中国艺坛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才,其中就有“洋画运动中成就卓著的乌始光、丁悚、陈抱一、刘海粟、张眉荪、杨清磬等人”。而乌始光、刘海粟、张聿光及其学生汪亚尘等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图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前身)的最初创办人,他们发起的这所学校则拉开了洋画运动的序幕,宣告了新美术教育之肇始。学校在经历了五次更名,六次主要的迁址,多次课程改制以及教学方法的不断创新后,“最终形成了‘三院六科’成熟的学校体制”。其校刊《美术》杂志作为我国近现代最早的专业性美术杂志之一,致力于传播当时最前沿的美术思想,可谓洋画运动初期的理论喉舌。而由该校教师发起的“东方画会”更是洋画运动走向集群的标志,也推动了洋画创作向写生的转变。上海美专更培养出了一大批洋画运动、乃至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著名人物,如徐悲鸿、朱屺瞻、滕固、万籁鸣、倪贻徳、吴茀之等,诠释着该校创办的初衷“顾不以养成教育人才服务社会已也。本吾国固有之艺术传统之发挥光大,默察时代潮流,体验未来人生,创为代表时代新魂艺术,斯本校国人矢志努力之重大使命也”。因此,于右任先生高度评价其为“新兴艺术策源地”。在上海美专的“潮起”过后便是汹涌的“潮涨”阶段。1920年代中期开始,大批美术留学生陆续归国,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上海作为他们施展才华的第一站”,进一步壮大了上海的洋画队伍。他们“办美术学校、西画社团,参与各种洋画活动”,可谓盛况空前:上海艺术大学、中华艺术大学、立达学园美术科、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等私立美术院校相继成立;天马会、晨光美术会等西画社团也自五四运动后大量涌现,并通过美术展览扩大社会影响;外国画家也纷纷来华举办美术展览。这一时期的洋画运动在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影响下,通过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两条路径践行着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理想。紧随其后的下一个十年则见证了上海洋画界趋向成熟的整体面貌,堪称洋画运动的繁荣期。在这一阶段,西画美术用品国产化、普及化;美术类书籍、画册的流通渠道有了明显改善,介绍世界各路美术流派的书籍大都能在上海滩买到;新兴的美术学校、西画社团仍不断出现,而大批受到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影响的留日留欧青年艺术家归国创建的社团更是形成了“洋画界各种形式流派的西画社团共存的多元化格局”;与此同时,各类美术展览此起彼伏让人眼花缭乱,艺术杂志层出不穷,1920年代后期出现的洋画批评群体也在1930年代洋画界表现得非常活跃。凡此种种共同汇聚成了1930年代洋画运动的“潮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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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咏青绘风景,郑曼陀绘人物,交通农商两部注册,公益转运报关兼理保险总公司,1926年月份牌。

由此,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全国的这场洋画运动促进了中国美术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堪称“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新文化运动”。不仅如此,它也重新诠释了海派文化的特质。在此之前,海派艺术多指海派中国画,代表人物有任伯年、吴昌硕、虚谷、蒲华等。而洋画运动为海派艺术注入了新的文化资源,自此海派西洋画也成为海派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徐咏青、张聿光、刘海粟、陈抱一、徐悲鸿、林风眠、吴大羽、关良等西洋画家亦是海派文化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当我们今天再谈海派文化时,对于这些名人早已是耳熟能详,然而回望历史才发现,正是洋画运动拓展了海派文化的外延。而所谓海派也正是这样一种开放的、融合的,随时代发展不断生长的文化理念和地域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又是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成就了洋画运动。作者正是通过一张张详细到年月日的大事年表、珍贵的老照片等详实的历史资料复原了这段被忽视的历史,从而思考它在中国美术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使命和价值。

2024年出门的第一餐是一碗热面条,十里河玉香宫的河州牛肉拉面。北方人讲究“出门饺子进门面”,寓意着进门团圆、出门顺当。玉香宫的辣油一绝,香而不辣。一碗劲道的拉面,浇上辣油倒上醋,再配上热腾腾的牛肉汤,剥一瓣蒜,秃噜一口面,呼噜一碗汤,出了一身汗,连汤都喝了个干净。

想着出门买点货,其实买的是寂寞,地皮大多一年没啥收获,拿出来的都是压箱底的存货,换点过年钱。聊聊天,画画饼,转了大半天只买了一通信札,冲着写信人买的——谭祖任。

谭祖任(1871-1943)致黎湛枝(1870-1928)信札

吃会

谭祖任,字瑑青,号聊园,人称“谭馔精”,其父为晚清广东进士谭宗浚。谭家祖籍广东南海,在京城为官多年。谭祖任家学渊源,是清末著名学者、鉴赏家和词章家,其人爱好书画,擅写颜欧。但他的名气却不在诗词篆刻,而在美食。

谭祖任的祖父是清代广东著名大儒谭莹,早年经常带着其子谭宗浚(即谭祖任的父亲)一起出席各种饮宴,品尝各地美味佳肴。而谭宗浚一生酷爱珍馐美味,亦好客酬友,常于家中作西园雅集,亲自督点,炮龙蒸凤,甚至不惜重金聘请京师名厨来家中烹饪美食。谭家人不断吸收各派烹饪名厨的烹饪技巧,汲取了广东菜和北京菜的特色,创造了独具风味的私房菜——谭家菜。后来,在谭祖任的推动下,谭家菜真正走向社会,名声大震。

关于谭祖任做菜的故事,朱家溍先生在《故宫退食录·饮食杂说(二)》中有详细描述,在此就不多赘述。余生恨晚,丰盛胡同的“吃会”吃不着,鱼翅宴饭后的普洱茶喝不到,只能购下一通墨迹,放在饭厅,睹物思人,怀人思味。希望能在某日梦中见一回那位一切烹饪自己调度指挥的“谭老伯”。

关于谭札上款人黎湛枝,还有一则小掌故。2022年广东崇正拍卖公司春拍中有一册岭南名家递藏、明末诗人欧主遇上款、伊秉绶补书并题跋的陈子壮行书信札册。据考,该册从徐炘秘箧中流出后,经吴桂丹长期庋藏,后“不知如何遗失”,吴氏哲嗣远基搜访积年而不得,岂料已由谭祖任辗转购藏。1922年春,谭氏在京邸宴客,席间以所藏示诸来宾,黎湛枝识得此册为“幼舫(引者按:即吴远基)家故物”,谭氏遂“许原物归赵”。吴远基闻讯,亟登谭门“备价赎归”。可见黎湛枝亦是谭祖任“吃会”中的常客,而在丰盛胡同的“吃会”中,竟还有广东历史重要文献“完璧归赵”之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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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饭店谭家菜菜单

藏札之趣,除了写信人与收信人的掌故,还有对书法艺术的欣赏、文献史料的考据。我本人则更加关注文人间书信内容的趣味。文人谈吃是一个轻松有趣的话题。我手中另有几通谈吃之信,时而拿出品读,倍加有趣。

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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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辐致新凤霞信札

新孃大人:

命小儿车新民送上夹江豆腐乳一罐(用麻油加白糖吃别有风味)使您在吃了唐场豆腐乳后换换口胃也。

我今年七十,求您一幅画,不敢命题,由您兴到随笔,大笔一挥,留个纪念。

最近我又迁入文联新宿舍,求您一幅大作,当使白壁生辉了,画好,用信寄下为盼!专此即颂

健康长寿!

祖光安好!

企何,友鹤的问候

车辐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

车辐是“四川的老活宝”,集记者、编辑、作家、美食家于一身,著有《川菜杂谈》《锦城旧事》等。

1982年,这位被吴祖光称作“成都土地爷”的老顽童七十大寿,恰逢又搬家致新文联宿舍,于是,“用麻油加白糖”吃的“夹江豆腐乳”成了求新凤霞画作“补白壁”的润滑剂,“不敢命题,由您兴到随笔,大笔一挥,留个纪念”。信中还提及“唐场豆腐乳”,可见车老上次给“新嬢”夫妇送上的是“唐场豆腐乳”,这次换成“夹江豆腐乳”,正所谓“换换口胃也”。吴祖光先生每饭不离这小小豆腐乳,多年后,还在《中国烹饪》专门发表了《腐乳·窝头议》一文,并对“成都好友车辐先生保证不断供应给的四川唐场豆腐和白菜豆腐”表示了感谢。

一通短札诙谐传神,隔着信纸腐乳飘香,从吃这个有趣的生活元素引申开来,把简单的求字问候、礼尚往来写得有滋有味儿。

车辐与二流堂、吴祖光夫妇的交往可以上溯至抗战时期,双方交往的几十年中,吃食成了纽带,志趣相投,情味相近,这才有了车辐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诗句:“我悔白头未交运,当年未入二流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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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国庆,车辐与吴祖光、新凤霞在北京吴宅合影(杨槐即车辐)

雅集

文人雅士间交往,既有谭祖任那般一切烹饪自己调度指挥的豪华“吃会”,也有车辐这般挂念老友不断供应些腐乳小菜的友情,更多的还是三五相约的“下馆子”雅集。

鲁迅先生便是“下馆子”的“探店高手”。据《鲁迅日记》记载,自1912年抵京起,他就光顾过广和居、致美楼、便宜坊、同和居、东兴楼等北京知名餐馆约六十五家之多,甚至到北京的第二天就去广和居报到。在广州不到一年的时间,更是创下了四十三次下馆子的记录,《鲁迅日记》中提到的广州餐馆一共有二十五家,分别是北园、别有春、妙奇香利记、陆园茶室、大观园茶室、荟芳园、陶陶居等。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学的文科教授以两种杂志为圆心悄悄形成了两派,一个是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另一个便是周氏兄弟打头阵的《语丝》派。1924年11月2日,周作人与钱玄同、川岛、江绍原、顾颉刚、李小峰等人一道,应邀出席了孙伏园组织的聚餐会,会上拟定了《语丝》杂志的创刊事宜。11月17日《语丝》第一卷第一期在北京顺利问世。而此后,聚餐会也成了《语丝》同人交流的重要形式。哪怕是周作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立志“闭户读书”的蛰伏时期,张大帅进京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志士、取消北京大学校名并将北京国立九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的动乱时期,聚会也未曾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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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致徐祖正(耀辰)信札(1927年8月29日)

1927年8月末,周作人在给徐祖正的一通信中写道——

耀辰兄:

手书读悉。知已痊可,甚以为慰,唯尚宜摄养为要。昨下午在百年处谈北大文科事,本想谈毕往兄处一转,再往北海吃饭去,乃谈话很费时间,弄得来不及去了。九月四日小集,甚为赞成,大抵以在公园或北海为适宜罢?尔时恐兄尚不能冒夜凉,或在下午亦可,好在那一天系礼拜日,当不成问题也。《语丝》之会到者(连王君在内)仅七人,嘱诸君作文,疑、朱(自清)二君已有允意,唯凤举因公事忙,尚不能必耳。如已可外出,便时望来谈谈。礼拜日如有小集,午前来此何如?

八月廿九日,作人。

信中获知,徐祖正病以痊愈,周在陈大齐(字百年)处谈北大文科之事很久,“很费时间”,导致未能去徐处探望,去北海(仿膳)吃饭也来不及了。周另与徐约9月《语丝》小集,地点“大抵在公园(中央公园来今雨轩)或北海(仿膳饭庄)为适宜罢?”并告知《语丝》上次小集及约稿情况:“连王君(应为王品青)在内仅七人”“凝(钱玄同,号疑古),朱(自清)二君已有允意”“唯凤举(张丰举)因公事繁忙,尚不能必耳”。可见,周对约稿情况不太满意。信的最后向徐发出邀请:“如已可外出,便时望来谈谈。礼拜日如有小集,午前来此何如?”

据《周作人日记》载:“九月北大消减,当然去职……”“十月二十二日,北新京局因事停止营业,语丝停刊……”可见写信之时,周作人与诸同仁正为非常时期北大及语丝之事奔走,做最后的努力。而聚会地点,则是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长美轩或北海仿膳的茶社。

公园即中央公园,北洋政府于1914年将社稷坛辟为公园开放,1928年国民政府南迁,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将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邓云乡曾拟文回忆:“公园门票五分,平时少逛,夏天常逛。中山公园简称公园,北海公园简称北海……上北海常坐五龙亭,上公园常坐长美轩。来今雨轩是洋派人物光顾的地方,我不爱去。春明馆是老先生聚会的地方,蒙文通、钱宾四(穆)、汤锡予(用彤)三人常坐一桌。夏天坐公园可以从太阳刚下山时坐起,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当一顿饭,继续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才起身,决不会有人来干涉你。”周作人在《语丝》发过一篇题为《包子税》的短文,说的就是在长美轩吃包子的经历:“中央公园的长美轩是滇黔菜馆,所以他的火腿是据说颇好的,但是我没有吃过,只有用火腿末屑所作的包子却是吃过,而且还觉得还好,还不贵,因为只要两分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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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公子周丰一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订婚

北海即北海公园,仿膳茶社和五龙亭茶社最为出名,1936年夏,青年作家田涛接到凌叔华的请帖,邀请其至北海公园仿膳社喝茶,“那是在北海露天茶社,喝茶吃仿膳社的小窝头……这是一次请大家写稿支持她编的《文艺周刊》的约稿茶话会。陪同她来的陈西滢先生,谈话老练诙谐,使有些拘谨的场面变得活跃畅快。在苍松翠柏荫凉下,听着蝉鸣,迎着北海的湖光水色,天渐清凉的时候,大家随意散去”。吴相湘在北大求学时,也时常去北海公园:“当我在北平图书馆阅览疲倦,漫步回宿舍时,常进入北海公园休憩,‘仿膳茶社’最有名,顾名思义可知其模仿御膳,其中肉末烧饼,相传是慈禧太后最喜爱的食品之一。我常在仿膳茶社尝食,就是北方馆的芝麻烧饼,内夹酱炒肉末,并没有特殊风味。因此,我对五龙亭茶社的‘小窝窝头’,反而比较欣赏。”相比而言,周作人对仿膳的第一印象并不很好,他在《南北的点心》一文中说:“北海公园内旧有‘仿膳’,是前清御膳房的做法,所做小点心,看来也是平常,只是做得小巧一点而已。”在知堂老人心中,与南方的“嘉湖细点”相比,北方的“官礼茶食”还是显得粗糙了。

正当我贪婪地沉浸在上一代文人富足的精神世界中,一阵疾风掠过,抬眼望去,是外卖小哥飞驰而过的电摩。我唏嘘一笑,心想:在千篇一律的招牌和满是预制菜、快餐文化的当下,回望上一代人信札里的“滋味儿”,心中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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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文专用笺上的鲜果

“琥珀”汉语里也曾写作“虎魄”或“虎珀”。《汉书·西域传》说罽宾国产虎魄,与珊瑚、璧流离(即猫儿眼,一种青色宝石)等并列。以虎为名,可能由于它的色泽;“魄”或“珀”都是对音,后者也指示它具有玉石的质地和性状。说它是虎的精魂沉入地下所化不过是附会,古人对它的成因并不糊涂。“枫脂沦入地中,千秋为虎珀”(晋郭璞《玄中记》),“曾为老茯神,本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觌”(唐韦应物《咏琥珀》诗),枫脂、松液,都把质地说明白了,韦应物还分明看到了琥珀里的那只小蚊子。

港口城市哥尼斯堡,又译柯尼斯堡,德语原名Königsberg,位于波罗的海东南角格但斯克湾,毗邻波兰和立陶宛。它现名Kaliningrad,即加里宁格勒。

哥尼斯堡原本是条顿骑士团北方十字军1255年所建。当时,条顿骑士团征服了当地古普鲁士部落,新建的要塞称哥尼斯城堡,意为“国王山”,以纪念波希米亚国王普热米斯尔·奥托卡二世(1230-1278)。哥尼斯堡先后被条顿骑士团国、普鲁士公国和东普鲁士定为首都或首府。二战中它被盟军摧毁,划归苏联,并被更名为加里宁格勒,以纪念苏维埃早期领袖米哈伊尔·加里宁。现在,它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东岸的飞地。

哥尼斯堡一直是东普鲁士地区和苏、俄的重要港口,也是重要的文化中心,数学和哲学发达。欧洲自来小国林立,有城堡、有国王都不稀奇,王子、公主即使不是多如牛毛,也相当常见。比起国王和城堡,大哲学家反倒可能更稀罕一点,康德(Immanuel Kant)这样的就更稀罕了。

在康德时代的哥尼斯堡虚拟漫步

据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侯鸿勋、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1992),1724年4月22日,康德出生于普鲁士王国治下的哥尼斯堡。准确地说,是克奈普霍夫岛(Kneiphof),此岛在当年6月13日并入哥尼斯堡市。

康德经常被描绘成一个僵硬刻板的人,我们在了解康德的哲学以前,就耳闻当地人可以根据他散步的时间来对钟表,不论阴晴,只有一次他因读《爱弥儿》入迷而破例。其实学生时代,他就很擅长打牌,甚至通过打台球赚钱来贴补学业。他也喜欢参加聚会,穿着时髦、优雅。他博学多才,但也有无穷无尽的娱乐和有趣的轶事,他还让别人不要做书蠹学究。朋友甚至担心康德没有足够的时间工作,因为他会被社交的漩涡干扰和卷走。然而大部分时候,他选择过的那种生活深静似玄酒。

康德的生活史是难于叙述的。因为他没有生活,又没有历史。他……过着一种机械有序、几乎是抽象的独身生活……这人的表面生活,和他那种破坏性的、震撼世界的思想是多么惊人的对比!……思想领域里这位伟大破坏者康德,在恐怖主义上,远远超过了罗伯斯庇尔。(H.海涅著,海安译《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2,101页)

康德不婚不育,不颓废,不激动,岿然固守书斋,甚至一生不曾离开哥尼斯堡地区。外人看来,他的生活平静得近乎恐怖,然而他讲授自然地理,地球的边边角角都关注到了,还提出过星云假说解释太阳系形成。对他,套用雅克·普莱维尔(Jacque Prévert)的诗句来形容也毫不牵强:

哥尼斯堡是地上的一座城,

地球是天上的一颗星。

他的城市与星球,两者自在融通,天然合一。

当时的哥尼斯堡是大都市,规模和人口都超过柏林。康德父祖两代都是皮匠,以制马鞍为生,家人笃信新教,给小康德起名“以马内利”。康德自小学习拉丁语,入大学后攻读神学,并对数学、物理十分感兴趣。因为家境贫寒,他的学业时常中辍,最后尚未完成物理学毕业论文,就不得不出外做乡村私人教师以谋生。他去得也不远,就在哥尼斯堡地区向东一带、与波罗的海相反的方向。康德先后在三个家庭授过课,这段生活算得上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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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住所,他六十来岁才买下这栋住房(佚名画家所作插图,1844)

做了大约九年私人教师后,康德于1755年回到哥尼斯堡大学,提交拉丁语论文《论火》,取得学位答辩资格,后又通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这相当于今天的博士了。为了取得大学授课资格,康德又提交了第二篇拉丁语论文《对形而上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新解释》,通过答辩。自此成为编制之外的私募教师,其薪俸由愿意选课的学生负担。次年康德致函国王,希望递补教授空缺,并且照例提交论文《物理单子论》。论文得到赞许,但因当局取消了补缺制,他未能如愿。康德教授的课程众多,包括自然地理学、数学、力学、工程学、伦理学、物理学、修辞学等,最繁忙时,一天要教五个钟点的不同课程。

1758年,因为七年战争的失败,东普鲁士被俄国占领,全体市民向俄国女皇效忠,大学也转交俄方。康德曾向女皇申请教授席位,也没有成功。四年后,哥尼斯堡又被移交回普鲁士。1770年康德终于被任命为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1786年他升任哥尼斯堡大学校长。他1797年退休,1804年2月12日逝世。在哥尼斯堡大学任教期间,康德先后当选为柏林科学院、彼得堡科学院、科恩科学院和意大利托斯卡那科学院院士。

以1770年为界,康德前期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后期致力于哲学,《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判断力批判》(1790)“三大批判”出版,分别探讨了认识论、伦理学及美学,标志着康德哲学体系完成。政治上,康德是一名自由主义者,支持法国大革命以及共和政体,出版过《论永久和平》,提出议制政府与世界联邦的构想。他生前最后一本著作《人类学》(1798),是对自己整个学说的概括和总结。

自从回乡任教,康德就再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死后也被安葬在当地大教堂。他任教多年的哥尼斯堡大学1945年停办,但1948年以后苏联又在原址成立加里宁格勒国立师范学院,1967年改制为加里宁格勒国立大学,2005年更名为伊曼纽尔·康德·波罗的海大学。康德终究是旷世智慧的结晶,不论他的家乡城市属于哪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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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宁格勒琥珀博物馆的展览

这座哥尼斯堡城,除了康德,还以琥珀知名。在《自然地理学》矿物界半金属部分,康德提到琥珀:

琥珀似乎是从变硬了的石脑油或者石油产生的。凯斯勒报道说,意大利在许多挖掘出琥珀的地方也流出石油;海盐可能导致它的硬化,此外是一种细柔的土。(李秋零译《自然地理学》,《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69页)

自然地理是康德最喜爱的一门课程。此书就是他在哥尼斯堡大学数次讲授此课的讲稿,虽然1802年才正式出版,但早在1757年就留下了提纲。康德对当时各门学科,举凡天文、地理、物理、人类学、教育学、宗教、政治,几乎靡所不知,并在这些领域都留下了相关著作,是当之无愧的通才式学者。知识并不都来自书本,为了打听消息,康德还常常去港口和南来北往的水手们聊天。他的《自然地理学》既粗具地理学的门径,又带有古老的自然史、博物学的痕迹,书中甚至探讨了人鱼问题。对这样一个近乎将所有学科门类尽数囊括的学者,很难想象他会忽略哥尼斯堡本地极其著名的特产:琥珀。

1799年,当时新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来到哥尼斯堡,“哥尼斯堡城曾献给皇后一颗琥珀饰物。康德谈论起他曾有机会看到过的一些罕见的琥珀,并且谈到这种‘波罗的海黄金’是怎样开采的”(《康德传》,279页)。看来,他几十年间一直关注波罗的海琥珀。这当然毫不意外。

这种古老的树脂化石,半透明、其中有昆虫之类生物封闭于内的,称为琥珀;不透明,没有昆虫、单纯树脂化石常称为蜜蜡。波罗的海东岸是世界著名琥珀产地,拥有全球近九成的琥珀储量,哥尼斯堡正以富藏和加工琥珀著称,如今的加里宁格勒琥珀博物馆享有盛名。

约四千万年前,波罗的海沿岸覆盖着茂盛的原始森林,树木枯死后大量树脂逐渐被掩埋,经过千万年的地质作用石化,形成了琥珀。后来地形历经桑田沧海的变化,琥珀又被深埋在海床,不时被海浪冲上海岸,为海边渔民发现。古阿拉伯语anbar,意谓“海上的漂流物”,原本指龙涎香,后来也指琥珀,正是对它们形成于海洋的认知和语言体现。琥珀质性较柔软,是易燃的宝石,受热达到一定温度会发出松脂的香味。对北欧人来说,琥珀有着温暖的黄褐色或棕红色,就像落入大海的散碎黄金,可用作香料、药物、首饰、器物。琥珀曾经堪比黄金,商人将其从北海、波罗的海往南转贩到地中海、北非一带,也从黑海一带经由丝绸之路运往东方(《琥珀之路:大国崛起》,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丰富的古代地质和生物信息就蕴含在这宝石中。康德《自然地理学》认为海洋常常转变为陆地、且陆地又转变为海洋,这看法很可能得到过来自琥珀的证据支撑。在自然史家康德眼里,琥珀之奇不在于价比黄金,而在作为古地质信息的载体,它所凝固和刻写的古代时间与空间样本,作用于探索者的感官,给人活色生香的刺激和启发。康德不但不否认、还尤其看重认知过程中的官能这一面。汉语说“感知”,可见我们也认为先有感而后有知。巨细无遗、周遍广远的物的世界,赋予了康德纷繁印象和溥博觉知,这才奠定了他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与判断力三大批判的根基,让他的哲学具有丰盈的肉身。

通常以为康德沉迷于形而上的领域,只关注理念,很少把眼光投向物质世界,其实不然。康德一向认为知觉包含感觉,特别重视人的感官体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至死不渝。他的遗稿斩钉截铁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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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有真空的经验,也不可能对其中对象有任何结论。为了了解物质的存在,我需要物质对我的感官的影响。(原文见Immanuel 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AA XXI,p.216)

首先要有物质,它对官能发生作用,人们才能获得认识。康德不只是哲学家,他也是博物学家,又是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那些广博的领域造就了他的哲学。即使最抽象的学科,也离不开物质与官能。官能是物质与认识的中间环,直接,神秘。通过它,我们才能获得认知,并返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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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康德和芥末罐(Karl Friedrich Hagemann,1801)。据Kant Iconography ©Steve Naragon,原图的复制品共三幅,这是第一和第二幅,康德的右手在第二幅中更完整。

“芥末”Senf和“感官、官能”Sinn的联系,或许是漫画的一个联想抓点。

在外人眼里,一个哲学家,过着机械得近乎枯槁的日子,竟然在说官能!无怪乎雕塑家哈格曼(Karl Friedrich Hagemann)画有一幅漫画速写,一般称之为“康德与芥末罐”(Kant mit Senftopf)。漫画上的康德满面皱纹、佝偻着身子,手捧小罐,全神贯注,仿佛身外再无他物。哈格曼是被派到哥尼斯堡为康德塑像的,他的确留下了一尊康德胸像,迭经战火保存至今,这幅漫画可能就是那趟塑像之旅的副产品。据说康德每顿饭都要有芥末,而且常常亲自研磨。哲学家小心翼翼捧着芥末罐,这形象定格在雕塑家笔下。当时,康德已经老了,雕塑家正年轻。在年轻雕塑家眼里,康德这模样与“哲学王”相去甚远,多少有点可笑,漫画的谐谑色彩正由此而来。作者可能也玩弄了一点语言的花招,芥末(Senf)是以对感官(Sinn)的刺激著称,但对固守哥尼斯堡书斋的老康德来说,他一生难道也曾有过感官享乐吗?那不是和芥末罐里得来的一点可怜辣味差不多吗?然而康德哲学所探究的物质和官能并非通常所说的感官享乐,相反,他认为在培养感官的细腻和敏锐时,过于强烈的刺激是有害的。其实他对官能的一切了然于胸,依旧选择了守着自己小小的芥末罐,甘之如饴。

《维摩诘经》说,以须弥山之高广,纳入一粒芥子当中,也一点都不增不减。喜马拉雅山就在芥菜籽中,这看似不可思、不可议,但并非不可想象。如果一微粒而能容摄无边法界,康德的芥末罐周遍含容,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康德一生未离家乡,周遭万物却无所不在其感知中。他钻研这星球漫长神秘的历史和未来,波海的海珀曾为他带来灵感。他主动拘囿于哥尼斯堡,哥城是裹住他的那团松脂,他是松脂里的生物,存在过,挣扎过,又被凝定、冲压成形。重现海岸时,琥珀熠熠有光,芬馨自发,凝聚其中的陆海升沉、纤微毕现的生命密奥,历劫长新。那是他的哲学,也是宇宙的诗学。

二十世纪的琥珀城,还关联着两位著名女性:版画家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1867-1945)和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都在哥尼斯堡长大,又在刚成年时离开。时代不再是缓慢沉积的泥沙,而是巨大的风暴,瞬时裹挟了几乎所有人,她们勉力承蕴了这扑面风雨,擘画出新河道,一路拓辟广袤新域。一切皆在剧变,似乎永未定型,她们就在这板荡中奋发。那浑沦渥沛的存在,生新泼辣,仿佛虎魄城出走的生命诗学。她们与康德,虽有动静之别,瑰意琦行却本无二致。

——芥末罐碎掉了,现在她们置身于大片芥菜田。

按:关于琥珀(尤其波罗的海琥珀)的成因、分布、贸易诸方面情况,除了文中引据资料,还有Getty Museum、Wikipedia、National Geograpihc等网站可参考,皆附有精美罕见的琥珀图像。不过,有的网站不同语种的版面内容、图像和资料来源也可能有较大差异。另外,Königsberg/Kaliningrad城的历史,维基页面各有详细介绍,可以合观。

唐力行(章静 绘)

苏州评弹由评话与弹词两个曲种组成,其渊源可追溯到唐、宋,但真正意义上的苏州评弹则兴起于明末清初,与苏州市民社会的繁兴同步。评弹从兴起之初便走出苏州这一江南的中心城市向吴语区扩散,之后形成了苏州、上海两个中心,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评弹小社会也发生了大变化,呈现出一番新天地。

唐力行教授先后在安徽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任教,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研究课题涉及徽商、江南史等。近二十年来,唐力行教授一直致力于苏州评弹与江南社会的研究,由其主编的“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已出版二十三种,包括资料集成、口述历史、研究论著等,这些成果为读者了解明清以来江南区域社会历史提供了极佳的视角和丰富的内容。

唐力行教授投身评弹研究,有其特别的因缘。他的父亲是著名评话表演艺术家唐耿良先生,他带着史家的眼光回到从小耳濡目染的评弹世界中,重新审视在评弹“内”“外”之间的人物、文本以及历史。2023年出版的《探骊得珠:江南与评弹》呈现了唐力行教授在这一领域的思考,以及他多年来培养的学生团队在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上的探索。近期,《上海书评》专访了唐力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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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骊得珠:江南与评弹》

近二十年来,您和您的团队一直在做评弹史研究,成果有口述史,有资料集,还有不少论著,您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在近六十岁的时候开辟这一领域研究的原因是什么?

唐力行:评弹研究不完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本来就是江南研究的一个专题。做评弹研究的开始,其实是为了帮助我父亲完成他的回忆录。我的父亲唐耿良,就是一个说《三国》的苏州评话艺人,他在旧社会学艺、出道,因为爱学习、擅思考,很快就有了名气,成了名满江浙沪的响档,被誉为“唐三国”。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又成为第一批推动评弹组织化、号召建立评弹团的艺人之一,1951年建立的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我父亲还当了一段时间的副团长。那个时期,我父亲热情响应国家的号召,编写了很多新书,参加了很多活动。再之后是动乱十年,父亲被打倒,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登上书台。他依然热爱评弹,在拨乱反正后做了很多评弹的抢救整理工作。我觉得我父亲的一生是一个大变革、大转型时代的缩影,是近现代评弹历史的缩影,所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建议父亲去撰写回忆录,这也属于文化抢救工作了,因为有很多信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不过他年纪毕竟很大了,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帮他去搜集整理资料,做一些历史细节的补充和核对工作,包括后续的文稿整理校对及出版工作,也就有了后来的《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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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苏州评弹还没有得到国内史学界的关注,很多成果都是文学、曲艺方面的,仅有一部研究苏州评弹曲艺的史学专著,还是国外学者写的(马克·本德尔的《梅与竹》),等于说这是个尚属空白的“处女地”。而且评弹作为一种传统地方曲艺形式,在当代的情况其实不算好,远没有民国时期及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的繁荣,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不好简单回答。所以我认为要促使评弹完成在当代的复兴,历史研究是必要的,要从过去的历史中摸清规律、总结经验,才能对当下和未来的变化有所把握,说得简单一点,就是知道从哪里来的,才能知道要到哪里去。

最后一个原因是我对评弹的感情。我的家乡就是评弹的桑梓之地,听评弹就是苏州人的生活日常,小时候,连空气里都是评弹的弦索之声。再加上我父亲的工作原因,我从小就浸润在评弹的氛围里。所以评弹代表了我无忧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代表了温馨的家庭记忆,代表了对家乡、对逝去光阴的怀念。我现在听到评弹,依然有很强的亲切感,这种感情让我对这门传统曲艺有更多的感性认识,也让我对当下的评弹发展状况存有一些忧虑,我希望能贡献我的一点力量。

谈谈您理解中的说书吧。从小浸润在评弹的艺术氛围中,有过成为一个“说书人”的想法或尝试吗?

唐力行:说书是很个性的东西,不仅是个性的,而且是活的,反文本的。就是说,你今天在这个场合环境里这么说,过几天,还是这回书,外面大环境变化了,你很可能就不是这么说了,是另外一种说法了。过去讲“书路”,一部书就像一条河曲曲弯弯流到目的地,中间经过多少码头,有哪些船只、哪些人,这些大体不会变,但是中间是否要经过一条支流,船只如何行驶,人物如何对话,都是“活”的,同一个说书人早期晚期可能处理都不同。还有随机穿插的“小闲话”,这些就是评弹的奥妙所在,难就难在这里,观众听一部书、一个人听不厌,也在这儿。

成为“说书人”这个想法是没有的,我们兄弟姊妹五人,都是走的读书上学的路,最后都上了大学。以前老话说“做一行怨一行”,虽然我父亲自己走得比较顺,但他这样的响档是艺人中的极少数,而那些占了群体大多数的普通艺人的生活是很艰辛的,我父亲很清楚这一点。

以前的评弹艺人,市场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一般来讲,首先是跟着学,学了以后就放码头闯荡江湖,说得如何,没有人给你评级,完全靠市场检验。评弹不是戏剧,装扮好去唱去演,评弹——尤其是评话,没有任何辅助,就靠一张嘴,一块醒木,一把折扇,一条手帕,要有声有色地吸引住下面的听众,是很难的。一场书说得不好让听客抽了签子,名声一传扬,下一场就没有生意了。而且江浙沪以前评弹很兴盛,每个市镇和稍大的村落都有好几付说书的场子,所以相邻书场说书的艺人被称为“敌档”,说上两天听众都跑到别人那里去了,你就“漂掉”了。所以艺人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次演出,精进技艺,只有这样才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技艺好受听众欢迎的说书先生,一步一步从乡村做进市镇,再做进苏州、上海,那就完成了跃升,成了群体顶层的“苏州先生”“上海先生”,就会有书场场方捧着钱来请。而普通艺人,就必须自己去“踏场子”找饭吃。评弹术语里还有个词叫“走码头”,以前的艺人傍身的只有一两部书,所以在一个地方说完了就要换地方,一生就在江浙沪的码头上转,加上交通不便,艺人其实是长期在外飘零的,真是“年年难说年年说,处处无家处处家”。所以我父亲才着意培养我们走读书上进的路,今后不要做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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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耿良在仙乐演出照

那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会想要做说书人呢?

唐力行: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穷人,无以为生,那么就想试试看能不能真捧得了这个饭碗。比如我的父亲,因自小家境贫寒,无以为生,十二岁便拜师学艺,学了七个月就独自闯荡江湖了。第二种人就是实在喜欢,本来他也有职业的,但是他喜欢,就转行拜师习艺。比如严雪亭,原来在银匠铺当学徒,因喜欢评弹,辞职拜师学艺。

在历史研究中谈近代史,特别是江南社会/上海,总会提到各方面呈现的“近代性”,您认为在这个近代转型的过程中,评弹有其“近代性”吗?

唐力行: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评弹最能够赚钱的地方就是上海。近代性当然有其体现,一个就是书场,过去听评弹都是在茶馆,现在有专业书场。专业书场的条件相比以前,就改善很多,比如有扩音器。传统的办法是在书台下面放几个缸,用这样的方法来增强音效,这就要求说书人要吐词清楚,更要中气足有真功夫。第二个,评弹是雅俗共赏的,到了近代上海,弹词的商业化得到了更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借助电台。那时候电台从早到晚播放评弹。同一个时间,会有数个电台在播评弹节目。因为评弹受众广,当时电台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商业广告,广告穿插在节目中。收听率高的艺人或书目,就能接到更好的广告,这里就有竞争,所以演员和电台老板的收入都与此有关。第三个是一些新长篇书目讲述了近代的故事,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啼笑因缘》等,故事体现了近代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据《申报》载,一些知识精英为评弹定位造舆论,说“荷马的史诗,当然就是中国的所谓弹词”,“倘光裕社、润余社两团体诸君,竭力提倡整顿改良,将来风俗之善良,社会之进步,必咸颂说书之功不置”。再一个体现就是女说书的平等权,这是在上海实现的。

女说书群体是由什么样的人构成的?

唐力行:女说书的情况跟男说书基本上差不多。一方面是家族性的,一般家里有男艺人的话,会把自己的妻子、女儿或姐妹带着。以前光裕社的时候大多是单档,鲜有两个人合作的,最多也就是男双档。突破性别限制之后,男女双档多了起来,就出现了很多父亲和女儿搭档的、兄妹搭档的、夫妻搭档的——就是现在的评弹演员,很多也是夫妻搭档。弹词本身就是讲男男女女的事情,当然双档更吸引人,而且一家人跑码头也更方便。当然,也有不是一家人的,家里穷,拜师学艺的也有。

其实,在光裕社排斥女弹词的时候也有女说书,只是不能到苏州去演。上世纪初,上海就有女弹词,叫“书寓弹词”。这些女弹词是从苏州、常熟过来的,有一点卖唱的意思。到了三四十年代,普余社官司打赢了,女说书可以进苏州了,出了不少优秀的女艺人。

这一点能具体谈谈吗?另外,“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中有两本涉及女说书,可以溯源到明代?

唐力行:从明代开始讲是对的,那个时候的女说书,大多是盲女,明代瞿存斋有诗云:“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唱赵家”,说的便是盲女弹词。此后还有书寓弹词,也称为妓女弹词,上海《洋泾竹枝词》说:“书馆先生压众芳,半为场唱半勾郎”,便是也。职业女弹词出现得较晚,大约要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形成为一个群体。过去在苏州是绝对不允许女弹词上台说书的,因为苏州有评弹的行会组织——光裕社,光裕社的社规就规定了女的不能够加入光裕社,光裕社的男演员如果招收女学生或者跟女艺人搭档说书,就会被开除。而且,外埠码头上男说书和女说书不能够交往,交往也会被开除。

女说书的突破是在上海实现的。我过去看到资料说,在上海,就是南市城隍庙那边,有个女说书叫也是娥(姚荫梅的母亲)的在那里说评话,结果第二天她得到消息,官方要来抓她,她就逃到租界去了。所以,后来女说书基本上都集中在租界,她们还成立了一个组织——普余社,后来跟光裕社打官司,一直告到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最高法院,这个案子惊动了宋美龄,最后,普余社打赢了,评弹的男女之别就成了历史。

1949年之后评弹艺人的境遇应该变化更大。

唐力行:那是自然的。这可以参看丛书中的《评弹1949:大变局下的上海说书艺人研究》。1949年以后,光裕社被取缔了。作为评弹艺人的自治组织——光裕社曾经建立了一套秩序来保护苏州的个体评弹艺人,排斥非土著艺人的竞争,其功能与其他行业的行会组织是一样的。1949年以后,出于基层管理的需要,光裕社被取缔,然后是我父亲等十八位评弹响档联合响应政府号召建立了上海团,评弹艺人就此进入了国家体制,评弹就成了国家宣传的工具。这种转变影响很深的,特别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评弹被确立为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更加明显了。比如院团艺人不需要再这么辛苦地“走码头”了,因为基本跟市场就分开了,国家会拨款来扶持他们;评弹的市场生态也变化很大,以前繁荣的书场业很萧条了,只剩几个老书场还在坚持;再比如艺人以前收徒都是师徒制,现在是学校制,学生的培养与市场离得比较远。这些种种的变化,必然对评弹本身的艺术规定性有很大影响,以前都要去书场说长篇,现在大多是说中短篇或者唱开篇,所以很多传统的长篇都在慢慢流失。以前一个人可以起男女老少各种角色,现在变成演戏似的一人一个角色。类似的变化是很多的,多到我觉得现在的评弹跟以前的评弹已经貌合神离了。

您的评弹研究与其他人做的相关研究,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唐力行:评弹研究有“内史”与“外史”之別。“内史”即艺术视野下的评弹史,注重评弹艺术要素的演变;“外史”即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评弹史,注重评弹与江南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内外史之间虽有区别,但两者是紧密联系的。我们已经出版的十几本专著,始终坚持评弹“内史”与“外史”的辩证统一。比如“评弹与江南社会丛书”中有两本是做书目的,《浮世精绘:苏州弹词中的江南社会》和《评弹艺术的轻骑兵之路:十七年评弹书目传承研究》就是比较典型地运用“外史”的方法去研究内史的。还有《评弹1949:大变局下的上海说书艺人研究》和《盛衰之间:上海评弹界的组织化》,则是把内史放到外史的环境中去研究的案例。这是单纯从“内史”的视野,就艺术而艺术的研究所不能达到的境界,也是我们与其他人的研究的区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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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唐力行先生主编的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

那这已经不仅仅是社会史的研究理论了。

唐力行:是的,主要是新文化史理论,或者叫社会文化史理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新文化史就是国际史学研究前沿的一种潮流,我是在2002年去英国参加一个社会文化史国际会议,才接触到了新文化史的理论。从研究的内容来看,新文化史是试图揭示社会发展中文化因子的能动作用,因此文化成了观察社会的另一种视角。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评弹是非常好的样本。明清时期,评弹就已经成为江南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娱乐商品,评弹艺人深入到江浙沪的乡村市镇去表演,这种市场行为又承担了社会的教化功能,艺人不仅需要将一部分社会观察和生活灌注到表演中去,还会有意无意地对故事中的人、事进行评说、分析,这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引导,起到对社会的规训作用。从曲艺的特质来看,评弹的传播既广且深,还十分灵活多变。所以评弹能够深刻参与江南文化的建构,还集中体现了江南社会的市井百态与江南人民的大众心态。当引入新文化史的理论后,评弹研究的价值一下就凸显出来了,研究的维度也扩展了很多。

不过新文化史理论是国外发展出来的,国内学术界运用新文化史理论的经验还不太足,目前尚处于探索的阶段。比如在戏曲史中成果最丰富的,应该就是京昆剧了,但也大多数不是用新文化史理论做的,至于评弹的基础就更差了。它是一种地方曲艺形式,本身跟戏剧就是不同的,所以更缺乏研究的理论支持和方法论指导。在近二十年的研究实践中,我把苏州评弹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概括为:“从苏州评弹看江南社会,从江南社会看苏州评弹”。丛书中有一本我写的《开拓社会文化史的新领域:苏州评弹与江南社会导论》,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我们的新文化史本土化实践的理论,试图构建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来供后人参考。

比如您提出的评弹生产四要素,艺人、听众、书场和书目,就是一种理论的创新,也是一种研究方法论的提炼。

唐力行:这四个生产要素,每个要素在不同时空条件下会呈现不一样的形态,还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四大要素在评弹的生产系统(市场)内互动,系统与环境(江南社会)互动。在时间、空间这两个维度上去综合考查评弹四要素的流变,开展性别、空间、政治、日常、血缘、传承等多个专题的研究,从而形成一个系统研究架构,呈现在《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中。其中,每一个专题的完成,都是对整体和其他要素的补充。以上所说的从苏州评弹看江南社会,从江南社会看苏州评弹;评弹的“内史”与“外史”的打通,四大评弹生产要素的互动等理论模式,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史料积累和研究过程中慢慢发掘出来的。

您指的是《中国苏州评弹社会史料集成》和《光前裕后:一百个苏州评弹人的口述历史》这两部史料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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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苏州评弹社会史料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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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前裕后:一百个苏州评弹人的口述历史》

唐力行:这两套书前后费时近二十年,我调职进入上师大后指导的研究生大多参与了这两部史料集的工作,可以说是集众人之力而成。《史料集成》主要是文字资料的采集整理,评弹史料鲜见于正史,散落于报刊、杂志、档案、书信、笔记、回忆录、地方志、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物等中,收集的难度很高,全是靠一点一点挖掘出来的。我们收集了一千多万字的资料,然后筛选出三百六十万字,按照纵向的历时性、横向的专题性编排和整理,形成三卷本的《史料集成》。资料集本身就是一部评弹发展史,也涵盖了评弹“外史”与“内史”的方方面面,为建立苏州评弹学提供了文献基础。同时,我们努力推进了《口述历史》的工作。我们曾邀请五十位苏州评弹人进学校,这些评弹人包括艺人、票友、管理者、作者、场方、听众等,连续六年做了五十场《评弹与江南社会》的系列学术报告,这在高校的学术史上应该说是空前的。我们还走出校门做田野,历时二十年采访了近百位评弹人,以更丰富的历史内容、更具体的历史细节,弥补了文字资料的不足。文字资料与口述历史相辅相成,相互证伪,帮助我们呈现出苏州评弹的历史本真。口述历史的采集,还是一项保护工作,尤其是当下许多评弹人年纪都很大了,如果这项工作不抓紧推进,也许他们的记忆就永远消失了。我们从口述史中选择了五十篇,加上系列报告五十篇,推出了一百六十万字的《口述历史》。这两部资料集一方面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评弹、认识评弹的历史,另一方面还能从评弹的特有角度观察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

您说做评弹研究,是因为对当下的评弹发展现状存有一些忧虑,那么评弹历史研究是如何与当下的评弹存续及未来发展联系起来的呢?

唐力行:历史研究必须有现实的人文关怀。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是历史学科,乃至于所有人文学科的价值所在。我是个史学工作者,评弹只是我考察江南社会的一个抓手,或者说是一个视角。由小见大,见微知著,关注的是社会的兴替与文化的盛衰;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对评弹的时代命运也就了然于胸了。从评弹的视角去研究江南,也从江南的视角去研究评弹,内史与外史的辩证结合,可以帮助我们回答你的问题。其实你说的“存续”“当下”与“未来”包含着三个哲学的终极问题:苏州评弹从哪里来?苏州评弹是什么?苏州评弹往哪里去?

苏州评弹从哪里来?苏州评弹形成于明末清初,成熟于清代乾隆年间,其成熟的标志是有了传世的名艺人,经典的长篇书目,有了评弹艺术经验的总结和行业规范、行业组织。评弹为江南人所喜爱并成为江南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评弹最兴盛时期(1926-1966年)江浙沪评弹书场有一千多家,仅苏州城区表演评弹的书场就有一百二十多家,常熟地区有一百零三家;评弹从业人员有两千余人;上演的各类长篇评弹书目一百五十多部;评弹的观众数量仅次于电影观众,受众数量位居第二。         

苏州评弹是什么?苏州评弹的基本特征、艺术规律是在苏州评弹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这种质的规定性一旦形成,也将规定并制约苏州评弹的发展道路。评弹先辈的艺术总结与一百个评弹人的口述历史告诉我们:立足书场演出长篇是苏州评弹的存在形式和生存方式。说书与演戏的根本差别在于说书是“说法现身”,演戏是“现身说法”。说书就是讲故事,说噱弹唱,以说表为主。艺人在演出时一人多角,跳进跳出。评弹是反文本的,是灵动的活的艺术,所以评弹的本质就是创新的。我们在谈评弹的“近代性”时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苏州评弹在上海曾极大繁荣,除了前面谈到的,还有流派唱腔多了、说书节奏加快了,听众票友组织出现了、报纸捧角也十分热闹。可以说在近代化的转变中,评弹繁荣是建筑在遵循评弹艺术规律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

苏州评弹往哪里去?这就是直接回应现实的问题,只要我们把当前评弹的现状与评弹的基本特征和艺术规律加以对照,就难免会产生忧虑。陈云同志说的“评弹要像评弹”,一语就点中了要害。苏州评弹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数百年来一代代的评弹艺人传承创新累积而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有责任保护她。我作为学人,只能做到提供历史经验和理论支持这一点工作,而真正能帮助评弹在当代复兴,还需要仰赖评弹界群策群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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