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教廷：教宗对抗希特勒的秘密战争》，马克·里布林著，焦静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409页，89.00元

1940年3月11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在梵蒂冈迎来了一位不得不见的“不速之客”——时任纳粹德国外交部长的里宾特洛甫，此时，他正处于权力巅峰。不久前，他刚因为成功促成《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而深受希特勒器重。自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后，欧陆的西线战场一直处于诡异的对峙局面中，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此时也尚未对英法宣战。里宾特洛甫此行的最大任务自然是劝说墨索里尼尽早正式对英法宣战，而仅次于此的任务便是与教宗庇护十二世（尤金尼奥·帕切利）会面。

1938年5月，希特勒访问罗马时，教宗庇护十一世选择离开梵蒂冈和罗马，去了东南面的甘多尔福堡，借此回避与希特勒会面的可能性。用庇护十一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不愿意留在一座会悬挂“敌视基督的异教十字旗”（即纳粹万字旗）的城市。相较于自己的前任，庇护十二世对与纳粹最高层会面持开放态度，这或许与他曾长期担任梵蒂冈驻外使节、国务卿，负责外交事务的经历有关。早在1933年时，他就曾推动梵蒂冈与德国就天主教地位和教会权力问题签署过一份所谓“政教协约”，但之后的纳粹政府却并未遵守这份文件。在庇护十二世当选为教宗后，欧战随即爆发，当时的他至少在表面上决定效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本笃十五世的做法——即维持中立。

庇护十二世

长久以来，梵蒂冈及教宗本人如何看待法西斯运动以及纳粹德国都是一个引人关注且敏感的话题。早在战争结束前，就有不少人将庇护十二世没有公开明确批判纳粹暴行视为一种纵容乃至包庇，也认为天主教会是为了自保选择向“暴君”低头妥协；至于庇护十二世，则可能有“同情”纳粹及反犹倾向。这类观点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一度成为主流，如犹太历史学家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änder）的《庇护十二世与第三帝国》（Pius XII and the Third Reich）便是其中代表。在这本出版于1966年的专著中，弗里德兰德为读者们绘声绘色地描绘了里宾特洛甫与庇护十二世会面的场面：纳粹德国政府向梵蒂冈提出了与西方盟国和谈的所谓条件，而梵蒂冈则在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与柏林达成了共识。希特勒还希望在西线发动大规模攻势前，将庇护十二世拖入这场分赃游戏。弗里德兰德认为，这可以解释日后庇护十二世为何在战争中选择无视犹太人大屠杀等纳粹暴行，并在公开场合保持所谓“沉默”。1999年英国记者约翰·康维尔（John Cornwell）在专著《希特勒的教皇》（Hitler's Pope）中再度重复和强化了这个观点。

不过，无论是梵蒂冈方面的档案，还是德国或意大利方面的档案，都并未找到能够坐实弗里德兰德书中描述的相关记录。实际上，站在纳粹德国的角度来看，1940年3月的这场会谈并不是一场“成功”的外交会谈。对当时的纳粹德国来说，里宾特洛甫的造访更多是出于外交宣传的考虑，此外则是为了安抚、拉拢德国、意大利境内的天主教徒。会谈中，里宾特洛甫向庇护十二世转达了希特勒的话：“国家社会主义与天主教会之间达成基本和解是完全可能的。”庇护十二世对此的回应则是一份记载德国天主教会如何遭受迫害的备忘录，并直白地指出：“事实表明，德国正在发动一场针对教会的战争。”在其他问题上，里宾特洛甫同样未能说服庇护十二世相信德国的全面胜利即将到来，后者再三表达了对波兰的同情。当里宾特洛甫指责“波兰的神职人员只顾着参与政治，反对德国人”时，庇护十二世则表示：“可以要求波兰神父保持沉默，只专注于他们的牧职，不给占领当局制造麻烦，但不能指望他们放弃对祖国的热爱。”

不难想象，这场会谈最终近乎不欢而散。

事后，纳粹德国外交部没有发布任何关于这场会谈的公报和新闻稿，以至于当时的国际社会围绕会谈内容产生了大量猜测。有人认为这是“纳粹的胜利”，也有人认为这是“卡萨诺之行”的翻版，还有人认为这是柏林方面最后的警告，等等。至于梵蒂冈方面，虽然也没有发布关于这场会谈的官方公报，却以另一种形式婉转地表达了态度。在会谈后的12、13日，庇护十二世连续两天在公开讲话中强调正义与和平的重要性，不点名地要求德国纠正不正义的行为，如此方能实现和平。这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远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教宗在与里宾特洛甫的会谈中代表德国和波兰受迫害者发声”的报道。3月17日，庇护十二世在给德国枢机主教们的信中写道：“从人类的角度而言，目前我们看不到任何有利于和平和德国教会处境的迹象……”单从1940年3月的这次会谈，就不难看出庇护十二世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不与纳粹德国公开对抗，但以一种隐蔽和间接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事实上，庇护十二世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努力可能还远不于此，他甚至曾以更秘密的方式直接参与了反对希特勒的战争。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关于如何认识庇护十二世以及梵蒂冈在二战期间所扮演的角色，逐渐有了更多元的观点和解读。如情报研究专家、历史作家马克·里布林（Mark Riebling）的《间谍教廷：教宗对抗希特勒的秘密战争》便希望通过对最近三四十年来陆续解密的档案的系统梳理，来挑战乃至推翻有关庇护十二世与纳粹同流合污的指责——他在书中所呈现的内容恰恰与之相反：庇护十二世是一位暗地里运营着反纳粹情报网的“间谍大师”。

在里布林所搜集的资料中，有两部分特别引人注目。

其一，是梵蒂冈方面尤其是庇护十二世的监听录音。在被选为教宗后，庇护十二世便决定在自己的书房安装监听设备，以便录下他与访客的对话。当然，监听工作也并不局限于教宗书房，而是可能在梵蒂冈的任何一个地方，例如西斯廷教堂的某个阴暗角落。里布林将这些录音称为“梵蒂冈保守最严的秘密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才逐步为人所了解。其二，则是原美国中情局反间谍主管詹姆斯·安格尔顿（James Angleton）所搜集的情报文件。二战前后，安格尔顿曾是美国战略情报局（OSS）罗马站的负责人，曾通过各种方式搜集了大量涉及庇护十二世及其亲近人士的资料。顺便一提，这位安格尔顿先生当时也是英国军情六处高级官员、日后被证明是苏联间谍的金·菲尔比的亲密好友。从安格尔顿搜集的这些资料中，可以窥见庇护十二世在战争期间是如何运作梵蒂冈情报网的。

首先，这个情报网之所以能成立，有赖于德国国内的反纳粹势力。早在1939年秋天，德国国防军内部反希特勒的军官们就开始尝试与庇护十二世建立秘密联系。一方面，这是因为这群军官中很多人都有天主教的信仰背景。例如1944年7月差点成功刺杀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便是天主教徒。在与这群反希特勒的军官取得联系后，庇护十二世甚至还在宗教上给刺杀行动开了“绿灯”。这位教宗曾告诫这些军官：根据天主教教义，公民可以刺杀“不公正地使用权力”的暴君，而希特勒正属此列。他们可以在希特勒的飞机上安装炸弹，这是为了与邪恶斗争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德国国内的反纳粹者们还相信梵蒂冈可以通过遍及全世界的网络向同盟国方面传递信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或许是德国国防军情报局（阿勃维尔）的首脑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海军上将。在波兰前线目睹党卫军的种种暴行后，卡纳里斯便决心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职位，致力于推翻希特勒和纳粹的统治。而与梵蒂冈和庇护十二世建立直接的秘密通信渠道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事实上，卡纳里斯与庇护十二世是老相识。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就认识了当时是宗座驻德国大使的庇护十二世。卡纳里斯非常欣赏庇护十二世的谨慎、现实主义以及对纳粹意识形态的反感。于是，在1939年底，一位来自巴伐利亚的律师、一战老兵以及虔诚的天主教徒约瑟夫·穆勒（Josef Müller）就成了卡纳里斯与庇护十二世之间的秘密信使。这位艺高人胆大的巴伐利亚壮汉冒着天大的风险多次穿梭于德国与梵蒂冈之间，甚至会亲自开着小型飞机来运送秘密文件。为了掩护与梵蒂冈的联络行动，卡纳里斯将其伪装成了国防军情报局的另一项秘密工作：监视意大利境内的“反德人士”与“和平主义者”，而穆勒则是被招募来执行这项工作的外围特工。实际负责与穆勒接头的则是庇护十二世的私人助手德国籍主教罗伯特·莱伯（Robert Leiber）

威廉·卡纳里斯

约瑟夫·穆勒

正是通过卡纳里斯-穆勒这一渠道，庇护十二世得知德国内部有一股反纳粹势力试图刺杀希特勒本人。他在1940年初，就秘密向英国政府告知了这一情况，并表示愿意充当德国反纳粹势力与同盟国之间的中间人。此外，庇护十二世也通过美籍的耶稣会传教士与战略情报局向美国传递了相同的情报。

1940年5月6日，纳粹德国在西线发动全面攻势的前夕，威廉·卡纳里斯和约瑟夫·穆勒想方设法向梵蒂冈秘密传递了这则军事情报，内容非常详细，包括进攻时间、部队部署等。7日，庇护十二世则派自己的助手将此情报告知法国的外交官：未来三四天内，德国将大举入侵低地国家，还提供了“预期作战方式的战术情报，包括伞兵和破坏行动的部署情况”。同时，庇护十二世也通过其他渠道直接向比利时政府发出了预警，并亲自向比利时公主玛丽·何塞转达这则情报。不过，显而易见，无论是法国还是比利时都未能重视梵蒂冈方面传来的情报或者根本来不及做好准备。

除了组织军事和政治情报网络外，庇护十二世还从穆勒传递的报告、照片乃至电影胶片中得知了纳粹在东欧各地惨绝人寰的屠杀暴行。庇护十二世曾称希特勒“不仅是一个不可信赖的恶棍，而且还是一个从骨子里就邪恶的人物”。当他获悉纳粹执行了大规模、有系统的屠杀时，甚至曾像孩子那样流泪痛哭。然而，当西线战役正式打响，尤其是意大利正式参战后，梵蒂冈便如一叶海上孤舟，深陷轴心国的包围之中。这或许正是庇护十二世在公开场合对纳粹暴行保持沉默的根本原因。

里布林认为所谓“教宗的沉默”其实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战略选择，而且当时德国国内反希特勒的势力也希望庇护十二世能保持沉默，以避免德国国内的天主教徒沦为报复的牺牲品。与之相对，一向厌恶天主教会的希特勒甚至可能希望梵蒂冈公开发表谴责纳粹的言论，如此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像“碾碎蟾蜍一样碾碎教会”。长期从事外交事务的经验无疑形塑了庇护十二世现实主义的处事策略，这与身为宗教组织领导人的道德责任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张力。虽然在表面上保持着沉默，但庇护十二世不仅维系着一张跨国的反纳粹情报网，也曾多次在外交上忤逆希特勒的要求，正如他与里宾特洛甫会面时所做的那样。例如，他曾拒绝接受纳粹德国派驻梵蒂冈的大使——纳粹党的老牌政治盟友弗朗茨·冯·帕彭（Franz von Papen）。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里布林在《间谍教廷》中以大量资料为基础、用引人入胜的生动笔调为我们讲述了这场庇护十二世所参与的“暗战”，但并不意味着庇护十二世本人以及梵蒂冈在二战期间的所有政策和行为均无可指摘之处——实际上，无论是“公开的沉默”，还是拯救犹太人的努力程度以及二战后对旧纳粹分子的态度，仍有不少值得商榷、讨论乃至批评的地方。庇护十二世如何通过各种秘密手段重新加强教宗权威，也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主题。

另外，如果对梵蒂冈的情报史感兴趣，还可以参考另两位学者的研究，分别是大卫·阿尔瓦雷斯（David Alvarez）的著作《梵蒂冈的间谍：从拿破仑到大屠杀的间谍活动与阴谋》（Spies in the Vatican： Espionage and Intrigue from Napoleon to the Holocaust）、伊沃纳尼克·德诺埃尔（Yvonnick Denoël）的《梵蒂冈间谍：从二战到教皇方济各》（Vatican Spies：From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Pope Francis）。这两部著作都从更宏观的角度和长时段的维度描述了梵蒂冈如何通过隐秘手段悄然影响着国际局势的走向，可以弥补更多《间谍教廷》中未涉及的主题，其中不乏“惊人的阴谋”与“肮脏的手段”。

《梵蒂冈的间谍：从拿破仑到大屠杀的间谍活动与阴谋》

《梵蒂冈间谍：从二战到教皇方济各》

至于究竟如何看待庇护十二世本人在二战期间的行为，或许可以用他本人的话来总结。

1939年3月6日，刚当选不久的庇护十二世在自己书房接见了惴惴不安的德奥主教们。监听设备录下了这场会面的对话。在会面结束时，庇护十二世告诉主角们：

我们不能放弃原则……如果他们想战斗，我们也不要害怕。但我们还是要看看是否有和平解决的方法……如果我们试过所有方法，他们坚决要战斗，我们也一定会反击。如果他们拒绝，我们必须要战斗。

《间谍教廷》正是通过精彩的文本和缜密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庇护十二世如何履行自己的承诺，并投入这场秘密战争之中。

《浪漫爱情与厌女：源自中世纪的悖论》，[美]霍华德·布洛赫著，张鹏瀚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388页，78.00元

十二世纪法国南方宫廷，慵懒的午后，琴弦轻轻拨动，一首首赞美女性、表达恋慕的歌曲流淌而出，随后讲述骑士花招百出追求女主人的各种传奇故事流布盛行，到该世纪末，一位叫安德烈亚斯·卡佩拉努斯（Andreas Capellanus）的廷臣撰写了《论爱的艺术》，专门教导骑士们如何赢得女主人的芳心。从情歌、浪漫传奇到爱情技巧，这些文学作品似乎构成了某种体系，1883年法兰西学院研究古法语文学的加斯通·帕里斯（Gaston Paris）将十二世纪法国南方兴起的这种骑士之爱称为宫廷爱情（courtly love，或译典雅爱情），并予以概念化，从此成为现代学术体系里的一个颇具热度的话题。它仿佛一个神奇的多棱镜，以现代眼光投射，立即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光谱。

一些学者认为它是现代爱情的渊薮，即西方浪漫之爱（the romantic love）的发源处，一些学者则认为它只存在于文字当中，并非实际发生；有些学者认为它源自法国南部靠近地中海阿拉伯文明的特殊性，另有学者则认为原因在于法国内部封建制度的变化……但不论持有何种观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对于香颂（即中古法语游吟诗人情歌）和浪漫传奇对女主人的追捧，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假思索地予以承认和肯定。“第一位游吟诗人”的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曾经歌云：“一切财富都该恭顺，/那尊贵的女士，因她亲切的善意/也因她美丽而有令人愉快的面庞；/而他需要再守候一个百年/才能博取她的爱所带来的快乐。”又或：“她快乐时，患病的男人也会康复，/她生气时，健康的男人也会死去/智慧的男人也会变成傻瓜/英俊的男人也会顿失神采/最有教养的人也会变得粗鄙/最粗鄙的人也会变得有教养。”（278页）这些诗句将女人捧上神坛，表现出极度“恋女”现象，无怪乎夏尔·康普鲁（Charles Camproux，1908-1994）说宫廷爱情有一种“追求女性解放的意愿”，黛安·伯恩斯坦（Diane Bornstein, The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 1983）认为宫廷之爱“把女性颂扬为一股使人高尚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从而表达了一种新的女性主义，与教会建制中的反女性主义以及教会所认可的性态度针锋相对”。宫廷之爱本就自带一层浪漫面纱，早前女性主义研究侧重挖掘历史上的女性力量，把宫廷爱情树立成与教会厌女相对的一种进步力量，为这本为通奸的爱情又镶上了“进步”的金边。

不是没有人发现其中的吊诡之处，但这些研究均属小范围质疑。1991年耶鲁大学霍华德·布洛赫（R. Howard Bloch）出版《中世纪厌女症与西方浪漫爱情的发明》（中文译名《浪漫爱情与厌女：源自中世纪的悖论》）一书，锐意迸发，连施三招，彻底撕破宫廷爱情的面纱，将其真实面貌揭露于人前。

第一招：“女性”是一个“思维工具”（149-150页）。我们熟知西方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西蒙娜·德·波伏娃，她提出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即女性是一种社会建构。布洛赫则进一步指出基督教文化把“女性”看作一种思维工具，用作思想领域的推论活动。他花费整整三到四章的篇幅梳理了从耶典版圣经（即以耶和华称呼神名的旧约版本）到早期教父作品，分析认为：基督教这套话语体系建立起了女性与身体的关联、女性与装扮的关联，而又将审美导向神学。前两者成为我们常常听到的“女人不理性”“女人多嘴多舌、歇斯底里”“女人好打扮、贪图享受”等厌女的陈词滥调；后者与禁欲主义相结合共生出“贞洁”观念，以此鼓励女性摆脱婚姻，成为区别于罗马传统的基督徒的社会标记。因此布洛赫认为，基督教的独创性恰恰在于综合了其诞生时期地中海厌女和崇女的各色论调，重新定位女性特质，把女人交替贬抑为“魔鬼的门径”和理想化成“基督的新娘”，而且把彼此冲突的性态度同时放置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正是这种双重态度将女人抽象成一个观念，把“她”变成一个成分复杂的、根本性的“思维工具”，而不再是一个个的女性个体。

第二招：指出“厌女”与“恋女”互为镜像。宫廷爱情的载体是骑士文学，而骑士文学歌颂骑士对女主人（domna），通常是一位地位较高的有夫之妇的爱慕和追求，即婚外情。这导致主角总是陷于两难困境，一开始情人互誓守护秘密，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由于各种原因，一方被逼打破沉默，通奸的秘密暴露，结局往往是惨烈的，爱情自然灰飞烟灭。于是宫廷爱情的第一个悖论产生了：“爱只有作为秘密才能存在；这份秘密的爱只有被泄露（包括作者创作）才能存在；而在泄露之后，爱就不复存在。”（218页）情歌的作者同样如此，一旦宣诸于口，爱情就陷入风险或死亡。

宫廷爱情的第二个悖论是：作为浪漫之爱的客体，骑士文学的女主角必须迎合骑士阶层的理想，不但完美无瑕，而且作为他人欲望的对象，自身不被允许拥有欲望，所以面对骑士的追求，她们往往表现得冷若冰霜、残忍无情，“女人要为人所爱，就必须不为所动、不可企及、不受玷污，——简而言之，必须是一个贞女”。（262页）骑士文学将女性高度理想化，将爱情指向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实则潜藏着对女性特质的贬抑，因为一旦把爱的对象描述出来，变成某个具体而真实的女人，就意味着爱的对象和爱情本身同时被摧毁。

最后是骑士文学对女性和爱情的矛盾态度。学者们早前的研究已经发现骑士文学的作者中间似乎不少人有两副面孔，比如威廉九世的诗歌第一、二、五歌对女性的描述粗鲁猥亵，而其余则表现出对女性的尊重、服从和崇拜；卡佩拉努斯《论爱的技艺》第一、二卷称赞爱情高尚，第三卷则抨击爱情和肉体欲望。学者们曾经给出很多解释，比如威廉九世浪子回头，卡佩拉努斯规避谴责等等。而结合前两个悖论，布洛赫颇具解释力地提出，“对女性的谴责和对女性的理想化同时存在，它们并非同一个现象呈现出的对立面貌……”，“厌女”和“恋女”并非二者居其一，而是两者皆是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纠缠状态，即互为镜像。（285页）

第三招：引入历史情境。布洛赫专研中世纪法语文学，目前出版的专著涉及中世纪法语诗人、诗歌、文体和文学生产，本书主要使用的方法也是文本和语言分析，但是诸多历史维度研究的引入为本书分析论证增添了一大利器。十一世纪中叶开始，西部欧洲的贵族家族形态出现重大转变，随着封地继承制度发展，形成了时间上前后相继、进行线性排序的世系意识，长子继承制挤出的一群未曾婚娶、无人资助、四处游荡的年轻人，他们是骑士文学的男主角，或者说骑士文学反映的是他们的价值取向。十一世纪末由于教会的干涉，世俗贵族的父母包办婚姻遭到合意婚姻的挑战，而相较于其他地区，法国南部妇女在处置、继承财产方面拥有更大可能性。布洛赫综合各种历史研究得出他的结论：西方浪漫之爱的发明代表了一次篡夺或重新占有，在女性开始能够占有构成男性财富模式的传统要素时，通过将女性理想化，重新占有女性本身，厌女与宫廷爱情呈现的“恋女”这两种对女性特质的抽象化是共谋关系，其功能都是把女性偏移出历史。（339-340页）

正如作者自己在导论里说的，这本书还没正式出版就引发了一些争议，由于作者身为男性讨论厌女的话题，被一些人质疑他暗度陈仓，实则为厌女背书。经历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后，到八十年代反女性主义暗潮涌动，而女性主义学者研究历史上的厌女现象，最终却造成该问题自然化。1986年历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发表《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性别研究从挖掘女性历史、发现女性声音转向更深层次，紧接着美国在九十年代掀起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性别研究开始沿着斯科特指出的后结构主义路径，主张充分暴露反女性主义历史内在的张力和矛盾，予以彻底批判和清算，于是催生了一系列有关宫廷爱情的新研究。例如1990年莎拉·凯（Sarah Kay）的《游吟诗歌的主体性》、1993年罗伯塔·克鲁格（Roberta Krueger）的《古法语浪漫诗歌的性别观念和女读者》、1995年西蒙·高特（Simon Gaut）的《中世纪法语文学的性别和体裁》等等，2001年简·伯恩斯（E. Jane Burns）曾经梳理其时中世纪爱情文学研究，提及九十年代相关著作近三十本。《浪漫爱情与厌女》成为布洛赫众多学术著作中最出圈的一部与这波热潮不无相关。

作为美国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中最具解构性的著作之一，该书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是激进的，例如情感史家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就认为游吟诗人和浪漫传奇的作者并不那么关心情人的贞操，爱情也并非总是不能实现。（William M. Reddy, The Making of Romantic Love: Longing and Sexuality in Europe, South Asia and Japan, 900-1200 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 25.）但是该书将“厌女”与“恋女”互为镜像的观点很好地解释宫廷爱情内在的矛盾现象，彻底抹去了宫廷爱情的浪漫色彩和进步色彩，还其本来面貌，迄今为止，依然是宫廷爱情研究史上一部后结构主义的代表性作品。

米歇尔·埃斯帕涅（章静绘）

米歇尔·埃斯帕涅（Michel Espagne），德语文化研究专家，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名誉研究员，曾任“日耳曼地区”研究所主任和“文化迁变卓越研究中心”主任。埃斯帕涅长期从事德国思想史与文化史、法德关系和文化迁变相关研究，是文化迁变理论创始人之一，因对法德关系的研究曾获2011年盖-吕萨克-洪堡奖（Prix Gay-Lussac Humboldt）。他出版了多部专著，代表作为《笔迹：海涅手稿中泛神论的构建》（Federstriche.  Die Konstruktion des Pantheismus in Heines Arbeitshandschriften）、《海涅时代巴黎的德国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迁移》（Les Juifs allemands de Paris à l'époque de Heine: la translation ashkénaze）、《法德文化迁变》（Les transferts culturels franco-allemands）、《未越莱茵河：十九世纪法国哲学家眼中的德国》（En deçà du Rhin: l'Allemagne des philosophes français au XIXesiècle）、《作为文化迁变的艺术史：安东·施普林格的旅程》（L'histoire de l'art comme transfert culturel: l'itinéraire d'Anton Springer）、《琥珀与化石：十九至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德俄迁变》（L'ambre et le fossile: transferts germano-russes dans les sciences humaines XIXe-XXesiècle）。此外，他还主编或合编了《德国之镜》（Le miroir allemand）、《关于非洲的知识迁变》（Transferts de savoirs sur l'Afrique）、《威廉·冯·洪堡的古希腊主义及其在欧洲的延续》（L'hellénisme de Wilhelm von Humboldt et ses prolongements européens）、《中亚：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迁变》（Asie centrale: transferts culturels le long de la route de la soie）、《中国、法国—欧洲、亚洲：概念的轨迹》（Chine France - Europe Asie: itinéraire de concepts）、《法国—越南：对人类学史的贡献》（France-Vietnam: contribution à une histoire de l'anthropologie）。

埃斯帕涅的代表作之一《法德文化迁变》的中译本今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近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巴黎高师文化迁变与跨学科人才培养中心共同主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协办的“《法德文化迁变》新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其间，《上海书评》特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后陈雅雯就文化迁变理论和法德关系研究等问题专访了埃斯帕涅教授。访谈中，埃斯帕涅从德语文化研究与海涅研究出发，回顾了文化迁变理论的诞生、核心内涵、研究领域的拓展及其发展现状，并就该理论与比较主义、全球史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跨国史研究中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期待。

《法德文化迁变》，[法]米歇尔·埃斯帕涅著，齐赵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297页，54.00元

从字面上翻译，您是一位日耳曼研究专家（germaniste），您所在研究所的名称也叫作“日耳曼地区”（Pays germaniques）。中国读者对这两个术语可能还比较陌生，那该如何理解“日耳曼研究”和“日耳曼地区”？使用德语是不是界定它们的主要标准？

米歇尔·埃斯帕涅：起初我是在另一个名为“现代文本与手稿研究所”（Institut des textes et manuscrits modernes）的单位工作，这个研究所至今仍然存在。在那里，我完成了我的第二篇博士论文（国家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海因里希·海涅的手稿。此后，我离开了该所，在1996年左右创立了一个新的研究所，那就是“日耳曼地区”研究所。之所以创办它，是因为我并不想只从事文学手稿研究。通过对海涅的研究，我意识到在理解这样一位作家时，历史的视角非常重要。因此，我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创建一个新的单位，吸引并汇集了一批历史、文学、哲学以及日耳曼研究等领域的学者。将研究所命名为“日耳曼地区”，主要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当时有一些学者对奥地利非常感兴趣，但显然，不能将奥地利等同于德国。此外，还有说德语的瑞士地区，以及法国的阿尔萨斯等地。要涵盖所有这些地区，最合适的方式，便是采用“日耳曼地区”这一统称。

“日尔曼地区”不仅包括现在使用德语的地区，还应该包括那些过去曾经使用德语，如今已不再使用的地区。例如捷克的布拉格，德语在当地曾被长期使用。又比如波兰的城市弗罗茨瓦夫（Wrocław），该城在1945年归属波兰之前一直使用德语，那时人们称它为布雷斯劳（Breslau）。再比如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故乡柯尼斯堡（Königsberg），现在叫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但这不妨碍它拥有深刻的德国历史印记。还有法国的阿尔萨斯，其首府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曾是歌德求学的地方，历史上也长期讲德语。因此，“日耳曼地区”涉及所有如今使用德语或曾经使用德语的地区。

这么看，也可以把“germaniste”翻译成“德语文化研究者”了。您刚刚提到海涅，您是在1985年答辩通过了研究海涅的国家博士论文。在您读博的年代，国家博士论文的分量相当重要。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海涅作为研究对象？是什么促使您对德语研究产生兴趣？

海涅

米歇尔·埃斯帕涅：我第一篇用以取得博士学位的论文聚焦一位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他写过一部在日耳曼地区享有盛誉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完成这篇博士论文后，我继续写了第二篇关于海涅的博士论文。之所以选择海涅，是因为他在法德关系中的独特性。海涅是一位长期生活在巴黎的德国作家。他于1831年抵达巴黎，并一直居住至1856年逝世。海涅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他在法德之间扮演了文化桥梁的角色。他试图向法国人解释德国，向德国人解释法国。因此，在德国民族主义盛行的时期，海涅一度被视为德国的敌人，因为他亲法而且是犹太人。此外，海涅的手稿保存得较好。这批手稿先是被犹太银行家萨尔曼·肖肯（SalmanSchocken）购得，后来又一度被再次出售，几经辗转，最终被法国购入并存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这批资料的获得促使法国学界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海涅手稿的研究小组。这一研究小组正是我曾工作过的现代文本与手稿研究所的前身。

这段关于海涅的研究经历，对您后续从事法德关系研究产生了何种影响？

米歇尔·埃斯帕涅：这项研究让我意识到，在这一具体研究案例背后，存在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文化迁变”（Transfert culturel）的思维模式。海涅曾努力将德国的某些思想元素引入法国。比如，他撰写了一本名为“德国宗教与哲学史”（Histoire de la religion et de la philosophie en Allemagne）的著作，旨在向法国人解释德国哲学。为了让法国人能够理解德国哲学，海涅试图寻找一套法国人能够接受的词汇体系。他最终在圣西门主义者那里找到了办法。因为圣西门主义者很早就意识到了德国哲学的吸引力，其中一些人甚至专程去柏林听黑格尔讲课。他们由此形成了一套可以表达与德国哲学相近思想的词汇体系。海涅正是借用了这套圣西门主义者的词汇，向法国读者解释德国哲学的内涵。从海涅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为了促进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理解，思想交流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而曲折的努力。所以，在研究海涅时，应该从两种文化空间相互理解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典范性个案。但这并非唯一的例子。十九世纪的法国思想史就是一部与德国交流的历史。例如十九世纪的法国哲学常常被看作是对德国哲学的翻译或某种解读。反过来，德国哲学的发展也离不开法国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在德国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大多数青年黑格尔派在1840年代都曾前往法国，马克思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去那里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学说需要一个重要的政治补充。在德国，你可以研究哲学，但如果你想从事政治，就必须去法国。

如果我们从整体来看，会发现在法国与德国之间发生了许多十分有趣的现象，它们涉及转移、转化和翻译。而且，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学科中都能找到。以罗曼语族文学研究（romanistique）为例，这是一门具有矛盾性的学科。它兴起于德国，致力于研究罗曼语族文学，同时带有某种对法国的偏见。研究者将所有的罗曼语族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涵盖法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文学，甚至还包括一些几乎不为人知、文化影响很小的文学，例如奥克语文学或者意大利某些地区的文学。这些文学均被视为罗曼语族文学悠久传统的体现。

为什么罗曼语族文学研究会包含对法国的偏见，甚至说是某种敌意？

米歇尔·埃斯帕涅：因为这是一种将法国相对化的方式。当你将法国文学与撒丁岛文学等量齐观，实际上就是在削弱法国文学的地位。也就是说，通过把所有罗曼语族文学归为一类，就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把法国“淹没”在这一整体中。这正是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迪茨（Friedrich Christian Diez）在撰写罗曼语语法书时所做的事情。他也被认为是罗曼语研究的鼻祖。有趣的是，他的研究又引起了法国学者的注意，法国人也随之开始投身罗曼语族文学的研究。作为法国人，他们在研究本国文学时，当然不会抱有德国同行那样的偏见。但是这一来一往的过程，正显示出法国与德国之间那种复杂的交流关系。在几乎所有人文科学领域中，都可以观察到这种交流现象。

我注意到文化迁变理论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矛盾：一种文化会通过大量借鉴另一种文化来构建其集体身份认同，有时甚至是特意去构建能与后者区分开来的身份认同。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米歇尔·埃斯帕涅：十九世纪的各种文化就是在相互联系和对照中形成的，即便它们之间存在敌意。例如，民族这一观念发展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但它在德国哲学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深化，尤其是在德国思想家费希特那里。格扎维埃·莱昂（Xavier Léon）是法国研究费希特的重要学者。他创办了十九世纪末法国最重要的哲学期刊《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并将费希特的思想引入到法国的思想话语中。因此，十九世纪末法国人关于民族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费希特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德国思想对民族的解释参与了法国民族观念的塑造。这构成了一种相互交织的思想关系。类似的现象也可见于十九世纪的俄国思想史，它的发展也主要建立在对德国哲学的引介上。而到了二十世纪，情况则反了过来。这一时期在德国与俄国的关系或是法国与俄国的关系中，影响流动的方向往往是从俄国向外扩散。可见文化之间的相互依赖并非总是同步发生的。有时文化交流是单向的，有时则是双向的。但无论如何，这种文化交流，即文化元素的传递，确实构建了各自的文化身份。

您在《法德文化迁变》（Les transferts culturels franco-allemands）一书中文版序言中提到了文化迁变理论诞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您也曾提到您并非“文化迁变”理论的唯一创始人。能否请您具体谈谈这一理论是在怎样的思想背景和问题语境中诞生的？它最初是在法语还是德语环境中被提出的？如果我们试图确定一个标志着文化迁变理论诞生的起源，您觉得可以追溯到哪一年或者哪一事件？

米歇尔·埃斯帕涅：这一理论最初诞生于法语环境中。我当时与一位长居巴黎的德国同事米夏埃尔·维尔纳（Michael Werner）合作从事相关研究，他也常被视为文化迁变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不过对他来说，文化迁变理论实属法德关系研究的范畴，他并不愿意涉足其他文化区域。至少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他没有像我那样去尝试拓展这一理论的研究范围。

在文化迁变理论诞生后不久，它开始从法国向国外传播，并不局限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消失后，这一理论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我与德国莱比锡的研究者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通过他们的努力，文化迁变理论在整个德国得到了广泛传播。此外，通过我与俄罗斯科学院研究人员的交流，该理论也被引入俄罗斯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了与俄罗斯的合作，我们如今也与多个国家保持着学术往来，比如我们曾多次与希腊学者共同举办研讨会。德国人在现代希腊历史上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其民族身份的构建过程中。

我觉得该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985年前后。当时，我们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开设了一门名为“文化迁变”的研讨课。这门研讨课起初主要探讨海涅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后来所涉及的研讨范围逐渐扩大。这一研讨课至今仍然存在，如今是由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德国莱比锡大学共同举办，你也曾参与其中。我们乐于邀请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共同探讨文化之间的交汇及其所带来的转变问题。

《法德文化迁变》首次出版于1999年，您认为该书在文化迁变理论的发展中占据什么地位？如今，我们能否将文化迁变视为一种方法论——它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视角？

米歇尔·埃斯帕涅：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总结了我从研究海涅及德国转向关注更广阔领域的过程。从这本书开始，我开始关注更广泛的文化空间，同时并没有放弃对德国的研究。它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一种阶段性的总结。

至于后一个问题，我想这取决于你，我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不过我觉得文化迁变至少是一种有助于理解文化如何形成的理论思路。在文化迁变理论中，总是存在批判性和解构性的时刻。以法国的文学史或者哲学史为例。人们往往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民族性的东西：我们谈论中世纪的法国作家、十七世纪的法国作家等等。但其实要批判这种观点、拆解这种叙述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事实上，这种连续性并不存在。法国文学史上处处充满了交汇点。法国作家始终在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例如波德莱尔是爱伦·坡的翻译者，马拉美对德国哲学非常着迷。然而，当我们书写一部国家文学史时，却很容易忘了这点。固然可以只考虑法国文学来撰写法国文学史，但那样的叙述终究是失实的。我不太了解中国文学，但我认为在撰写中国文学史时——比如说——忽略了茅盾作为翻译家的身份，那将是一种严重的遗漏。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家非常关注国外的动态。这一点对我刚才提到的像希腊这样的国家同样适用。

如果我们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那么文化迁变是否似乎也包含着一种对现存的民族国家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历史叙述的威胁？

米歇尔·埃斯帕涅：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威胁。我认为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丰富和强化民族国家的力量。比如法国可以说是一个由多种文化组成的拼图。在法国，有讲布列塔尼语的布列塔尼人，有讲巴斯克语的巴斯克人，阿尔萨斯人理论上讲德语。在法国南部，有被统称为奥克语的方言；法国北部则是奥依语。在与比利时接壤的敦刻尔克地区，人们说弗拉芒语。此外，随着不同移民潮的到来，法国如今大约有六七百万穆斯林，其中阿尔及利亚人占很大比例。我记得还有大约三十万越南人。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今天的法国，这些文化的贡献都被转变成了法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国家确确实实存在，但需要明白外来元素也参与了它们的构成。

关于当下文化迁变理论的发展，您是否留意到该理论已经被部分学者用于他们的研究？

米歇尔·埃斯帕涅：坦白说，如今我对这一问题已经不再有清晰的把握。我查阅过一些书目，发现有大量书籍在标题中使用了“文化迁变”这个词，这些书籍涉及的语言非常广泛，包括法语、英语、德语、希腊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语等等。我并没有逐一阅读这些著作，但我有时会怀疑，“迁变”（transfert）这个词在被学者使用时，是否有时只是被简单地当作了“搬运”（transport）的同义词。你知道，“搬运”这个词只是简单的移动，而非重新赋予意义。

我也观察到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比如去年9月我去了趟巴西，发现文化迁变这个概念在巴西学者中非常受关注。因为巴西是一个靠文化输入构建起的国家。葡萄牙文化与当地传统民族文化在这里相遇碰撞，亚洲文化也占有重要地位，这里有中国人，但更多的是日本人。所以，他们对文化迁变的研究思路很感兴趣，这与他们理解自身历史的方式相契合。但这不是虚无主义，不是使用这种研究思路就否定了巴西的存在，而是要去理解巴西是如何形成，巴西这个大熔炉是如何运作。

另外还有一点很有趣，我注意到一位名叫叶隽的中国学者，他提出了“侨易”这一概念，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这一概念和文化迁变的概念很相近。

您提到在“文化迁变”的应用中可能存在对“迁变”这一名词的误解。这也是我想要进一步请教的问题。我注意到在中文语境中，对“文化迁变”这一术语的翻译已经出现了分歧。据我目前所见，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译法，分别是：“迁变”“迁移”“变迁”。

米歇尔·埃斯帕涅：“变化”（changement）的概念在我看来非常重要。仅仅谈论“移动”（déplacement）是不准确的。因为“移动”一词暗示事物可以被搬运而不发生变化。但实际上，当事物在空间或者时间中移动时，它们的意义会发生改变。以一幅中国绘画为例。它当然在实体层面可以被运到法国。但一旦它被挂在巴黎的某个艺术沙龙里，或被某人买下置于资产阶级的客厅里，它就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变成了一种对东方怀旧情绪的表达，一种异国情调的象征。它获得了在中国没有的另一种价值。

这点适用于一切，包括文学。文学作品的意义取决于其所处的语境。如果你把一部巴尔扎克的小说翻译成中文，它当然还是巴尔扎克的小说，但由于它是用中文表达的，它的内容其实已经被极大地改变了。同样地，如果你把鲁迅的小说翻译成法文，也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东西了。我认为把这种变化看作是一种损失是荒谬的。并不是说中文的巴尔扎克就比不上法文的巴尔扎克。实际上，用中文表达的巴尔扎克与用法文表达的巴尔扎克是不同的，它变成了另一种东西。这种转变也适用于艺术。巴黎的协和广场中央有一座埃及方尖碑，其实它的存在有些奇怪。当埃及方尖碑出现在巴黎市中心时，它就不再是古代埃及的那座方尖碑，不再具有相同的意义。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某样东西一旦被移动，它本身就拥有了独立于其原始版本的价值。我们不应该认为那些被迁移过的东西，尤其是对于文化迁移来说，就比原始的版本更无趣。换句话说，不应该认为用中文翻译的黑格尔就比用德文表达的黑格尔更不重要，或者认为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就比在其故乡特里尔谈论的马克思更不准确。通过文化迁变而产生的对象，它们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

据说这本《法德文化迁变》引发过诸多争议，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米歇尔·埃斯帕涅：引发争议的主要是这本书的第二章“超越比较主义”。我在其中批判了比较主义（comparatisme）。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比较是不可避免的。在进行科学研究或构建理论时，比较是将各种要素组织为体系的必要手段。然而，当这种方法本身被视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即“比较主义”，它就会带来问题。因为你在做比较时，就是在区分。例如，当你比较法国和德国，你就会区分法国和德国。这种区分往往会使人忽略这两个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无数联系。这就是比较主义的风险所在。此外，当你做比较时，你往往会建立起某种等级秩序，即比较的一方比另一方好。所以一旦涉及等级，就需要去追问：是谁在比较？是谁建立了这一等级秩序？我们必须意识到，比较的主体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察者，而是具体的你和我。例如，作为法国人，如果我去比较法国和德国，我可能会倾向于认为法国更好。又或者，如果我是德国人，就有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然而，比较主义很少关心是谁在做比较。但通常情况下，往往是某一主体将自己与他者进行比较。这在我看来，本身就已经非常值得怀疑了。

此外，一旦将非欧洲国家纳入比较的视野，很快便会面临殖民主义的问题。例如，如果我们将十九世纪的中国与同时期的英国比较，很容易得出英国更发达的结论。但这样的比较毫无意义。它仅仅只是凸显了一种殖民主义的视角。这是我对比较主义的主要批评之一。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批评。

比较主义者对您的批评有何反应或回应？

米歇尔·埃斯帕涅：他们为自己的学科辩护。他们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关心交流问题。但在我看来，如果他们真的关注交流问题，就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主义者。因为确实有从严格意义上践行比较主义的研究者，比如我的一些同事和朋友。我也只是想强调比较主义的潜在危险。而且，不同国家从事比较主义研究的方法并不相同。尤其是我发现俄罗斯的研究方式非常有说服力。它与法国式的比较主义研究完全不同。在法国，比较主义研究者倾向于强调民族认同，展现被比较对象之间的不可沟通性。为了比较，人们划分出社会群体，将这些群体固化，以至于看不到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比较主义往往强调差异，而不是那些在不同对象间流通的东西。

举个例子，关于“文学中的爱情”这一主题的比较主义研究。有些法国比较主义者在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些国家的文学中都发现了爱情的描写，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意大利人会爱，法国人会，英国人会，德国人也会。这没错，但这一结论相当有限。另外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领域中流行一种观念：只有法国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大约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人才真正开始关注外国文学，设立了一些外国文学教席。获得这些教席的教授们理论上负责讲授关于但丁、莎士比亚等外国作者的课程。但实际上，他们的教学往往是为了证明那些被拿来比较的外国文学存在各种缺陷，而唯有法国文学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我认为法国的比较主义总是带有这样一种有些荒谬的维度。

您认为文化迁变的方法和比较主义的方法可以在同一项研究中并存吗？

米歇尔·埃斯帕涅：是的，我认为两种方法完全可以共存，只要比较主义者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引入文化迁变的视角就可以。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格外注意：当我们在讨论比较主义时，似乎往往预设我们已经清楚“比较”（comparer）这一词汇的含义。然而，它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并不相同。中文里表示“比”的汉字，在我看来，描绘的是两个并肩行走的人。这与英语中“compare”所传达的含义大不相同。德语中表示“比较”（vergleichen）的单词也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这个词还表示“在两个人或两种理论之间达成妥协”。所以“einen Vergleich machen”意为“找到一个折中方案”。而意大利语中表示“比较”的词“confrontare”则表示“对抗”“对立”。因此，如果你去研究不同国家的比较主义，你会发现同一个词涵盖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方法。我尤为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的比较主义。其比较文学的创始人维谢洛夫斯基（Aleksandr Vesselovsky）写过一本名为“历史诗学”（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的著作，是俄罗斯比较主义的重要代表作。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比较就是在各种文学中寻找最初的、近乎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基本要素。他把这些既属于文学又具有某种人类学性质的基本要素称为“母题”，他的研究方法就是在不同文化中辨识这些母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以比较为基础的文学人类学的尝试。

维谢洛夫斯基

文化迁变也让我联想起近年来流行的另一个概念：“交缠的历史”（histoire croisée）。您怎么看待它和文化迁变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它们几乎表示的是同一种观念。

米歇尔·埃斯帕涅：是的，这两者大致上是同一种观念。文化迁变这一概念最初是为了考察两个空间之间的关系，但它也承认可能存在多个空间之间的互动。但话说回来，我们不能把这种逻辑无限扩展，否则我们什么都理解不了。我们可以同时研究两个文化空间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三个文化空间之间的关系，但要同时研究二十个空间之间的关系，在实际中几乎不可能实现。“交缠的历史”主张的是存在更加广泛的交错关系。我本人对此完全不反对，甚至认同一切都相互交织这一前提。然而，如果我们希望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就需要限定考察范围，对这纷繁交织的网络进行简化，选择具体的个案来研究。

那全球史呢？在当前全球史研究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您又是如何看待文化迁变理论在全球史研究中的角色和潜力？

米歇尔·埃斯帕涅：坦率地说，我对全球史始终怀有些许不安。我很高兴它的存在，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不再仅仅关注国家历史，而是转向跨国历史。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流通”。但流通并非在全球各地普遍发生。在我看来，全球史可能会遇到与比较主义相同的问题。正如我之前所说，在比较主义研究中，人们会在意大利文学、法国文学等文学中找到爱情。在全球史中，我们也可能在世界各地发现相同的历史现象，从而过快地建立起类比关系。

此外，全球史遮盖了一个事实，即看似普遍的“全球的”（global）一词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种英语世界的视角，甚至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视角。我一直觉得，全球史是美国历史学家讲述某一现象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表现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会发现那些被视为具有美国特色的历史现象，也出现在印度尼西亚、日本、俄罗斯、葡萄牙甚至巴西等地。这种方法通过给某些国家打高分，给其他国家打低分，可能会隐匿地制造等级差异。例如，如果从全球的角度考察“（美式）民主”（democracy）这一概念，你会发现有些国家被认为更符合这一模式。我认为在全球史中存在这一趋势。

法国历史学家对全球史不感兴趣吗？

米歇尔·埃斯帕涅：感兴趣。但如果我们真的对全球各国的历史感兴趣，那最好是去非常具体地观察实际发生的交流。举个例子，我更感兴趣的是了解在中国，人们如何理解、定义与发展“民主”这一概念，而不是从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视角，按某种强加的等级秩序去审视全球的民主状况。

在法国有一股史学思潮让我很感兴趣，即所谓的“均等史”（histoire à parts égales）。然而全球史并非均等史。如果你留意当下的全球史研究，会发现它往往使用的是英语、法语或其他欧洲语言的文献，而这些资料会将自身的观点普遍化。我的同事罗曼·贝特朗（Romain Bertrand）曾清楚地指出，书写像马来西亚这样国家的历史，根据所使用的资料是来自欧洲殖民者还是本地马来人，所呈现出的面貌会截然不同。似乎当地的马来人和殖民者并未经历同一段的历史，也未提及同一系列事件。我们如今读到的马来西亚史，基本反映的还是殖民者对马来西亚的看法。这种视角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它忽视了被殖民人群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自身历史的方式。要真正理解他们所建构的历史，需要掌握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文献传统的传承。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必须重视语言学和语文学的维度，而非仅仅满足于泛泛之论。这些笼统的表述或许可以被定义为全球史，但实际上反映的只是英语世界或者欧洲对世界历史的认知。

你选择一个国家，然后研究它的历史以及它与另一个国家、另一种文化的关系，这要求你用相关语言去研读原始资料。这种学术训练比从美国视角出发，笼统地认为一国比另一国更民主要复杂得多。后者也是全球史的危险所在。不过有时候，当全球史研究得当，它实际上会回到文化迁变的研究路径上。这一点与比较主义的发展有些相似。如果全球史愿意考虑文化迁变研究，那当然是受到欢迎的。“全球”也可以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被发现。在我看来，这才是理解全球的最佳方式。

编者按：从1989 年开始，上海古籍社启动抢救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西域文献文物项目，1992 年开始出书，三十多年来，已经出版了俄国、法国、英国从敦煌、新疆、黑水城等地掠取的文献、文物资料图录数百册。其中俄藏敦煌文献十七册，俄藏黑水城文献三十一册，预计2026年出齐。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摄影方式发表图版最多的古代写本文献出版项目。蒋维崧先生撰文回忆了俄藏敦煌、黑水城文献出版前后与俄方交往的点滴轶事，可以一窥当年筚路蓝缕的艰辛。本篇为第三篇。

志存高远，不让须眉——怀念克平教授

克平（К. Кепинг，1937-2002，女）是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出生于中国天津，其父是白卫军军官。十月革命后，他与克平的母亲结婚。她母亲是东正教信徒。1945-1954年克平在天津俄罗斯移民社团办的学校接受了小学与中学教育。这时，俄罗斯在中国的传教团体被莫斯科主教废除，克平全家也被遣返苏联。克平先是进入塔什干的中亚国立大学，不久便转入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下简称列大）东方系的中文专业。1959年在列大毕业后，被列宁格勒东方研究分所聘为科研人员。

1960年，克平婚后生了双胞胎的儿子，虽然后来发生了婚变，但她很快重新投入科学研究，她进入函授研究生阶段，开始研究久已消亡的西夏语。她供职的东方研究所书库存有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探险队从中国发掘携归苏联的大批西夏文文献，俗称哈剌浩特特藏。苏俄学者伊凤阁（А. И. Иванович）、聂历山（Н. А. Невский）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贡献是被世界学界高度赞扬为先驱的。学术研究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继续努力——薪火相传。在克恰诺夫、萨弗罗诺夫（М. В. Софронов）的基础上，克平对西夏语的语言系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她对西夏典籍《文海》的内容、词汇、文字以及语言现象作了最详细的阐述。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后，奠定了她申请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基础。她在1970年和1985年先后晋升为初级研究员和高级研究员，1993年，晋升首席研究员。

我1992年初次到圣彼得堡，4月的一天下午，我在友人费锦昌、张静娴夫妇家中第一次见到克平。费锦昌是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派遣人员，其夫人是交换学者。他们很乐于在这段苏俄大变动时期结识各不相同的苏俄知识分子，尤其是能用中文表述思想的学者，而克平正是理想的俄国人士。克平性格开朗合群，与天津人交往不少。孟列夫曾说起，1989年中俄两国学术交流，俄方派出使团去中国半年多，他和克平在列车上遇到了天津的年轻人，克平高兴得马上用天津话与“老乡”们交谈起来。我也很想听听克平的天津话，还保留着“嘛”字音否？不仅克平，连她的老母亲回到俄罗斯后几十年，还念念不忘提起中国。她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却是“我们中国如何如何——”。连克平都忍不住要数落她：“你又不是中国人，凭什么说这等话！”但她就是喜欢念叨中国的一切。她甚至一直想念中国的调味品酱油。1990年府宪展等去了圣彼得堡四十天，允诺下次再来时一定带瓶酱油送她。可惜两年后，中国团队所带的酱油已无从赠送，因为老太太已去世了。

1992年在费、张夫妇住地与克平见面时，我们得知她刚从荷兰讲学归来不久。她对西夏语语法的研究已获得国际学界的肯定与尊重。她毫不隐讳地批评苏联解体后的国内社会诸多怪相，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百姓困苦，乱象丛生。她直言提出疑问：“过去说美苏争霸，苏联还有个‘老二’的地位，宇宙空间还能争雄，这么多的国家财富，一夜之间，不知到哪里去了？”她经历过五十到八十年代的苏联，那时的一卢布在国际市场上几乎与一美元等值，现在一美元可以换一百多卢布。贬值幅度之大、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当我们问起她的家庭经济情况，她马上很有骨气地回答：“我不困难。”我想这不是因为她是教授，工资高而不困难。事实上很多教授都入不敷出而不得不打零工，挣“外快”以补贴家用，克平因为有出国讲学，得到了西方的津贴，才不至于捉襟见肘。

过了一年，即1993年10月，本社与俄东方所又达成了新的协议，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我们与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联合组团赴圣彼得堡展开工作。黑水城文献在俄国东方所的入藏量是确凿无疑的世界第一。中国学界开始科学研究西夏文字的拓荒者应该是王静如先生，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研究西夏的中国学者重新注目俄藏西夏学文献的刊布。经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在1993年签订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协议。

早在1989年，中苏双方成立了互派学者赴对方国家进行学术交流的动议。克平得讯后便积极争取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她写信给中方民族研究所的副所长史金波，希望史金波能提供一定的帮助，她甚至表示愿意做史金波名义上的学生。克平在1985年已有了高级研究员的职称，在国际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她为了珍贵的学术交流机会，这种牺牲精神是很难得的。当然，那年的中国之行，与史金波等的当面切磋，也令她大有收获而产生“不虚此行”的感慨。

克平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行六人去她家做客。六个大男人，史金波、白滨、聂鸿音、杨建国、蒋维崧、严克勤，外出异邦多日，正是饥肠辘辘之际，克平以一己之力，在家待客可不是易事。她家是二室一厅的住房，1993年时，中国的居民住房还很紧张，那时史金波已是正教授，兼任民族所副所长，但家中只住二室一厅的房子。我与小严去拜访他，他家的客厅也很小，属过道厅。克平是个聪明能干又尊重传统的人，她在事业上分外要强，不让须眉，生活上也都是自己动手。不仅培养两个儿子成材，自己还取得了巨大进步。

席间谈起东方所的西夏学研究，克平直言不讳地说：“克恰诺夫不喜欢人家搞西夏。”学界中这种“同行是冤家”的现象很普遍，未闻俄罗斯学界也有这种事，但大家均不便多问。平心而论，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所内的西夏学专家确实以“两克”——克恰诺夫、克平为双峰并峙，无人能望他俩项背。其中克恰诺夫领域宽广，不仅对西夏法典，尤其是《天盛律令》深有研究，而且编著了西夏刊刻的《大藏经》分类目录，穷年累月，孜孜以求，给后世学者提供了研究的阶梯，功德无量。当然因为所涉领域过于宽广，不免存在一些舛误。而克平的研究以精深著称，她对西夏语音系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并力图释读西夏文字系统存而未决之疑难。她与同事不仅在1969年对《文海》这部巨著作了研究阐释，还对《孙子兵法三家注》《类林》《新集慈孝记》作了研究，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了《西夏语的形态及类型学特征》，获得学术界广泛的好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两“克”之间的曲直是非是外人无法判断，也无从调和的。

才过了两个星期，克平又一次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还是原先的六位、一个也不缺。我们觉得如此兴师动众，太不好意思了，她却非常诚恳地说：“你们出门在外，很不容易，我们有责任尽一份力量照顾。”她的真挚使你无法推辞。她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几乎没有词不达意之处。1989年，她在北京作学术交流时，为北京电视台录制了“学俄语”的节目，如同“英语九百句”那样，大大普及推广了俄语。多年后，跟着学习的“受众”还怀念这位有着圆形脸庞、口齿清晰、发音标准的俄国老师。我听她的中国话也觉得亲切舒适，唯有一次，她发觉自己有些词不达意，只能用手势来表述。原来她想说“引号”这个词，被“卡”住了，一时不知道这个词中国话怎么说。

1993年12月，史金波等完成了首期鉴别、制卡任务，返回北京。我和小严多住一个月，将拍摄进度补上。一天，克平找我，托我带封信回国后寄给另一位西夏学者李范文。她很慎重地告诉我：“请你看一下这封信。如果我有写得不妥的地方，将来告诉我。”我因此看了信。她的汉字写得不如孟列夫老练，但比丘古与克恰诺夫都强。因为她是用现代汉语的语体文写的，意思很明白，毫无言文脱节、诘屈难通的地方。她在信中说，得知李范文老师在编纂西夏字典，很高兴，相信字典编成后一定会有助于推进对西夏文献的阅读，她期待着《字典》的出版。

1995年，在银川召开了西夏学的国际研讨会，克恰诺夫和克平都受邀参加了会议。我奉社领导之命，去银川开会，并接“两克”到上海一游。当年，《俄藏黑水城文献》已摄片完成了两轮工作，积累了一万多拍底片，有待编辑出版。那年克恰诺夫是东方所的副所长，所长仍是彼得罗相。中方主编是史金波与本社社长魏同贤。按学术地位与声望来说，克平应该出任本书的编辑委员。但史金波可能担心引发克恰诺夫的不满而影响黑水城文献合作出版，也就迟迟不提此事。所以1997年前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一、二、三及第七册均没有克平的名字。直到出版该书第八册时，史觑准机会，看“两克”矛盾平和时，方提出补克平为编委，克恰诺夫很痛快地同意了，此事才告顺利解决。

“两克”到访上海，克恰诺夫是俄方主编，又是东方所副所长，而克平仅是学者，像是自行来的私访者。谈及本社与东方所的合作计划进度安排时，克恰诺夫明确表示“克平不参加会议讨论”。我便安排本室一女同事小李陪克平去逛街。好在“两克”在上海期间，本社都给了生活补贴，“两克”要买些小礼品的钱是足够的。

克平脾气爽直，不会巧言令色。到沪第二天，我们在社里的饭厅由专职厨师掌勺，请他们晚宴。席间气氛轻松，谈及东方所多位老朋友的近况，我忽然想起庞晓梅女士。她是庞英的女儿，而庞英是五十年代留苏学生，中苏关系破裂后，庞英留居在苏俄。女儿庞晓梅便出生在俄，早已嫁人，入了俄籍。庞晓梅也在东方所供职，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反而是中国话磕磕巴巴的。我不知道她和克平关系如何，随便问起庞女士近况如何。不料克平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认识她！”这时克恰诺夫也在座，默不作声。我也有些尴尬，又接着问起“伊拉如何？”伊拉即波波娃，在孟列夫敦煌室内供职，几年后当上研究所的副所长，后来又晋升为所长。大概对伊拉有好感，克平便介绍了几句她的近况。过了两年，伊拉来沪，我跟她提及此事，她马上说克平“是个很独立的人”！伊拉那时已经能进行不复杂的中俄会话，“很独立”的表述，大概是指克平有自己的行事风格，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不轻易附和别人。

这时距离1997年《俄藏黑水城文献》正式出版的日子已不远。全书第一册前面冠有中俄双方主编的《前言》，俄方的《前言》当然是克恰诺夫撰写的。他在文中为科兹洛夫考察队在黑水城发掘文物的行为作了辩护。中方则认为，虽然是在清末发生的行为，是在两国人民都没有主权条件下发生的事情，但毕竟是在中国疆域内获取了中国文物，应该受到责备。然而双方都不想在这一问题上纠缠而妨碍黑水城文献整理出版的大业，终于决定在双方的《前言》中各作立场表达，互不指责对方。克平很显然地站在克恰诺夫《前言》中表述的立场一边，这是可以想得到的。

2000年，我们又一次去俄罗斯编拍《俄藏黑水城文献》，这是自1993年开始的大规模编拍行动的最后一次。7月，聂鸿音也特地从北京赶来助战。克平与聂鸿音在西夏学上交流不少，共同语言颇多，有惺惺相惜之感。她又一次设家宴款待我们三个中国友人：聂、蒋、严，还请了冬宫的基勒和鲁道娃作陪。克平学术上一丝不苟，孜孜以求，生活上也知道享受。她铺上了美丽的台布，将色拉做得可口又漂亮，令人一见就觉得凉爽可口，舌尖生津。这几天恰逢俄一艘潜水艇出事，失去与地面的联系，艇上人员有几十个，都是年轻人。克平非常关心这些人的命运，她跟我说：“他们都这么年轻，前途无量，祈祷他们平安脱险，父母师长都在等着他们呢！”有一天，潜艇上发出的求救讯号被地面听到了，她很兴奋地告诉我，说明他们还可能获救。直到多天以后，救援措施已经用尽，终于没能使潜艇浮上水面，救援行动宣告失败，圣彼得堡街头店铺纷纷挂出了哀悼死者的半旗，她也表示了沉痛的心情。她是个有两个儿子的母亲，从她的表情与经历，我充分体味了她的深情。

2000年的10月1日快到了，也就是临近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二周年的庆祝日了，我们历时七个年头的现场编拍工作已近尾声，计历次辛劳所得，其摄黑水城文献底片仅黑白片即已近三万拍，涵盖了整个俄藏黑水城文献精华的绝大部分。俄方的全力支持配合当然是这一项目成功的重要保证。我向社长、总编辑提出举行一次告别宴会，答谢俄方人员代表的辛劳付出。社领导非常理解与支持，还提醒我们招待会菜肴要丰盛一点，不可怠慢俄方人员。我们拟定了邀请名单，第一位就是所长克恰诺夫。接着是孟列夫、克平，还有所长助理波波娃，以及外事秘书法兰祖诺夫等，也有手稿部可爱的文献管理员娜佳等。我特意写了简明的谢辞，并请孟列夫作同步翻译。我的谢辞致完后，孟列夫作了很精到的解释，接着克恰诺夫以所长身份表示对双方成功合作的满意态度。他又客气地说，俄方限于条件，不能像中方这样以丰盛的宴会欢送朋友，表示惭愧。克平的发言很有意思，她说，这几年的往来，感觉到你（蒋维崧）的俄语有了很大进步，大多数讲话者的俄语发言你大部分都听懂了。希望你像走亲戚一样，今后还要常来圣彼得堡，这样你的俄语会进步更快！我当时很感动，铭谢她的勉励，但自知将有愧于她的期望。

克平是个睿智的女学者，一生自强不息，每见到她忙碌的身影，我会想起一千多年前中国东汉时的女史学家班昭。孟列夫在怀念克平的文章结尾中提到她时说：“她的直言无忌是同事们所共知的。”2000年克恰诺夫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索罗宁（К. Солонин）举行论文答辩，争取授予博士学位。克平在1993年就晋升为东方所这一学科的首席研究员，理所当然地以指导教师身份参与答辩。克平在会上当着包括克恰诺夫等许多专家的面，不假辞色地向索罗宁提出了许多尖锐的直击要害的问题。索罗宁论文未得通过，答辩失败。那年我正好在东方所工作，隔天后遇见索罗宁，他怨愤地用中国话对我说：“这个老太婆有神经病，你知道吗？”过了不两年，克平意外地因病不治，突然去世了。孟列夫在追念她的文章中说克平“是一个迷人的女性，一个非常有同情心和细心的伴侣——也是一个非常苛刻（通常是不必要的）人”。这也许婉转地表达了孟列夫的看法，弦外之音，不难明白。又过了数年，索罗宁修改了博士论文，作了很大的修订补充，重新申报，获得了批准，被授予博士学位。他在北京偶遇聂鸿音，谈到2000年的答辩未获通过那件事，索罗宁承认，那时论文写得确实不够好，功夫下得不到家，承克平教授不客气地指正，启发了他深入思考，下大力气修改。回忆起来，应该对她表示由衷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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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厚少文，安刘必勃的所长——怀念克恰诺夫教授

克恰诺夫（Е. И. Кычанов）生于1932年，卒于2013年，享年八十一岁。他的父亲是土地工程师，母亲是幼儿园教师。这样的出身背景算得上是初级知识分子家庭了。

克恰诺夫自己很要强，好学不倦。1950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在那个时代，列宁格勒大学（简称列大）与莫斯科大学（简称莫大）就像中国的北大、清华那样有名。克恰诺夫入学后进步很快，颇得师长们的赏识，1955年被录取为研究生，主修西夏学。以后数十年，他一直专注于俄国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率领的四川-蒙古探险队所获的黑水城文献研究，取得了令全世界相关学界瞩目的成果。

苏联亚洲民族博物馆（即今日的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收藏有数量庞大的敦煌文献以及西夏文文献并不是秘闻。1958年，中国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曾到访过列宁格勒，亚洲民族博物馆友好地接待了中国同行。当时年方三十出头的孟列夫曾接待过郑振铎，为郑等展示过收藏的敦煌卷子。郑印象极深，不知道苏方还有什么其他秘藏。由于郑振铎一行随即飞机失事而罹难，这个信息没有传播开来。

将苏俄藏有数量惊人的敦煌文献这一消息透露给中国学术界的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Б. Л. Рифткин），他曾经促成北京的中华书局影印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的出版。他把苏俄藏敦煌经卷的讯息告诉了中华书局，同时也提醒中国朋友，苏联官僚主义官场习气严重，处事拖沓，与之谋事合作，一定得有“泡蘑菇”的思想准备。

李福清治中国明清时期的俗文学史，写有研究中国白话小说的专著，正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审读出版。他和该社的社长魏同贤志趣相投，是相交多年的朋友，于是又把苏俄藏有敦煌文献的消息告诉了老魏。老魏是个胸有大志的出版家，极富战略眼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他和全社同仁的努力下，上古社已从连年亏损的困局中走了出来，正在积极擘画新的大型选题，目的不仅是扭亏为盈，还要享誉中国甚至世界学坛，走出国门。李福清提供的信息正中他的下怀，他便积极行动起来，走访学界前辈季羡林、饶宗颐、潘重规诸人，最终确定目标是编拍一套《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首要的标的即锁定出版苏俄的藏品。经过颇不简单的报批审核顺序，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又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了出版苏（俄）藏敦煌文献的设想计划。上古社便积极筹备去苏，实地考察苏（俄）藏品情况。

稍早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赴俄考察的是中国的两位西夏学者史金波与李范文。1987年1月4日-27日，史金波和李范文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派遣，前往东方研究分所进行学术交流。史与李均为国内顶尖的西夏学研究专家，分别撰有西夏语言学专著《文海研究》《同音研究》，被学术界敬称为一时瑜亮的“双璧”。他们的联袂访苏，很自然地受到苏联学界的欢迎和重视。苏联的西夏学者克恰诺夫、克平等和他们互相交流、探讨了不少疑难之处。这段日子正是寒冬，室内虽有暖气，但进出学部大门，还得全副冬装御寒。多年后，到了1993年，史金波参与《俄藏黑水城文献》的编拍，又一次在冬天来到圣彼得堡，他对1987年的严寒还记忆犹新。史、李两人的这次苏俄之行收获颇丰，对中国学者来说，更明白了苏联占有了得天独厚的黑水城文献的巨大的优势，又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秉烛达旦钻研了多少日子，苦心孤诣，成就非凡。中方的学者痛感必须改变这种劣势，促进文献资料的全面公布，使全球学者在同一跑道上竞技赛跑。史、李二人回国后，向各自的上级部门汇报，请求酌情考虑，尽早安排出版黑水城文献的计划。

上海古籍出版社也不失时机，于1989年下半年派出了以魏同贤为团长的访苏代表团，团员三人，分别为总编辑钱伯城、副总编辑李国章、影印编辑室主任李伟国。他们抵达列宁格勒后，受到苏方诚挚的欢迎。彼得罗相所长与资深首席敦煌文献研究员孟列夫都出席了欢迎宴会，并提供了阅卷考察的种种方便。早在1965年，克恰诺夫就被所长彼得罗相提拔为负责科研的副所长，他的学术成果很显著，为东方研究所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在俄国人眼里，西夏学与敦煌学是同出一辙的东方学分支，克恰诺夫与史金波、李范文交流合契，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行应该也能水乳交融。克恰诺夫与克平都为史金波、李范文所熟识，所以交谈起来就多了不少话题。但是1989年时，上古社方面是专为考察东方所收藏的敦煌写卷而来，哈剌浩特（即黑水城）的西夏文藏品的出版尚未列入议事日程。当知道了这一情况后，“两克”就很知趣地退场了，丝毫没有强人所难的意思。

这批出自黑水城文献中的绝大多数是用党项先民创制的今天已经消亡的死文字书写或刊刻的资料。从内容上说，黑水城文献十分庞杂，不仅有佛教经律论，还有译自汉文四部书的儒道作品，尤其是有来自民间的珍贵的租赁文书，这是反映当时社会从官府到民间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不可多得的资料。西夏政权立国后割据西陲，与宋、辽或金互不相属，雄峙西北，并称三国，而以正统自矜的北宋与辽（契丹，以后是金）又不为西夏政权立传，使西夏遗留下来的正宗资料很少，其真实面貌一向不能确认，形成历史的空白，致后人修西夏史时往往徒叹资料的匮乏。如今这一大批浩如烟海的写本、刻本重见天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宝物。当然，这批文献的绝大多数以西夏文字书写或刊刻，不仅形体上迥异于汉字，即使逐字对应汉字辨识后，也还有大量的语法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正确理解文意。在这些问题上，苏（俄）的学者伊凤阁（А. И. Иванович）、聂历山（Н. А. Невский）做出了可贵的努力，筚路蓝缕，导夫先路。后继者即是如今的克恰诺夫、克平等，还有中国的史金波、李范文等。尽管已经死亡的西夏文字尚不能完全释读，但毕竟已能解读十之五六，“死”文字不死。

虽然上古社此番访列宁格勒是为东方所庋藏的敦煌文献而来，但了解到了东方所珍藏的巨量的西夏文文献，是个意外收获。这几位中国古籍行家不仅熟悉汉文古籍，有丰富的版本目录知识，更可贵的是他们有灵敏的行业嗅觉与深远的目光。虽然西夏文字已经死亡，但记载这段失传历史的史料不会完全死亡，只要有史在，国便不会亡。李国章、李伟国认为，俄方所藏的黑水城西夏文文献，如果真能付以影印出版，西夏“绝学”未必不能如甲骨卜辞一样存亡继绝，复振一段空缺的西夏历史。数年后，上古社联合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与俄东方所签订协议，大规模地编拍黑水城文献，历经三十余年努力，数度往返圣彼得堡与北京、上海之间，终于出版了三十三大册八开本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使西夏学的研究成为了国际显学。饮水思源，我们是不能忘记主编这套文献的三位前辈，中方、俄方决策者与亲历者克恰诺夫、史金波、魏同贤的功绩永存。1987年史金波、李范文的访苏，1989年魏同贤等人访苏，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如同在即将燃烧的炉膛中加了一把柴火。

史金波地处北京中枢，消息广泛而且敏捷。1992年年底，他邀请院外事局杨建国陪同，联袂到沪，拜访魏同贤与钱伯城。一见面，史金波就出示了刚收到的克恰诺夫给他的亲笔信。信中明确表示，圣彼得堡东方文献所已获上级批准，可与中国相关部门合作出版他们所藏的哈剌浩特文献（即黑水城文献）。克恰诺夫本人也已获研究所所长彼得罗相授权，拟于1993年上半年访华，商谈合作出版的具体事宜并签订正式的协议书。1993年的中俄会谈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进行。俄方出席会谈的是得到所长彼得罗相授权的副所长克恰诺夫教授，中方的代表分别为：民族所的西夏学学者史金波与白滨，二位均是资深的研究员；代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是总编辑李国章与副社长兼副总编的李伟国。由社科院派往俄罗斯留学返国不久的杨艳丽女士担任翻译。她掌握的俄语词汇量很大，所以翻译时游刃有余，毫无窒碍，使中俄双方的洽谈一直很顺畅地进行。

但是因为要达成书面协议，文字的表述必须严密周全，两国三方的义务和权利都应有周密且无懈可击的表述，中俄的代表都逐条逐字逐句琢磨，不敢疏忽。当解释协议文本中，出版方（上海古籍社）拥有出版后的一切版权，包括“邻接权”时，却有了争议。俄方认为他们研究所仍有研究文献，征引文献，无论局部还是整篇文献都可引用、刊印，包括发表照片等等，中方从版权角度考虑，当然希望这种现象有所限制，即将黑水城文献的首发权尽可能多地保留于这套书内。当听到中方对“邻接权”的解释时，克恰诺夫有些失态，他勃然大怒，怫然变色说：“你们派车子来把这些东西都运回中国去吧，我们什么权利都没有了！”顿时会场气氛凝固，似乎会谈进行不下去了。这时正逢中午，民族所已准备好了工作午餐，午餐俭约而不失丰盛，克恰诺夫问：“这是便饭么？”显然他对中国的经济活力感到吃惊。事缓则圆。午休后会谈重启，主要是出版方对“邻接权”作了解释，当克恰诺夫理解了这条条文并没有限制俄方人员的研究权利，更没有限制俄方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权益，包括发表研究成果的权利等，同意该条写进协议书，风云突变的阴霾被驱散了。而克恰诺夫给中方代表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大家谈起这件事都对他颇有敬意。

1995年8月在银川召开了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西夏学专家与会者不少，克恰诺夫与克平和莫斯科的治西夏学的萨姆索诺夫等也来了。因为编拍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将在1997年举行首发式，首批面世四大册出版物，其中汉文第一至三册，西夏文第七册，必将引起学界不小的反响。而第一册将冠以中方主编史金波与俄方主编克恰诺夫各自撰写的《前言》（并附中、俄、英三种文字文本），交代黑水城文献的来龙去脉以及整理出版的缘由经历，事关重大，所以中俄双方都下了很大功夫推敲修改，务求臻于完美。在这次银川会议上，我以责任编辑身份和克恰诺夫谈起尚未完成的黑水城文献的编拍进度等事，并涉及怎样看待科兹洛夫所率的四川-蒙古探险队在黑水城地区所获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物以及它们流失境外的事。科兹洛夫所率的考察队进入黑水城地区已是二十世纪初，距清朝即将覆亡仅几年时间，但清政权仍在俄人所到之处实行着有效的统治。所以俄人必须拜会当地的清朝官员，征得他们许可，并送上礼物（如留声机、手枪等），方能进行“考察”。当然也应该承认，科兹洛夫考察队在发现了整整一个王家图书馆的文物，尤其是图书、器物、绘画等捆载而去时，是得到当地官员许可的，清朝官吏率众为考察队送行。所以，俄国人一直认为，这是合法行为，没有欺骗，这种文物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是世界上屡见不鲜的正常的现象。

我们可以不赞成这种观点，可以有所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搁置争议，走出泥沼，承认这种文物所有权的转移，加速统一对文物的利用价值的认同，加强对其文献价值的认识统一。这才是真正地不负党项先民创制这种文字而留下浩瀚文献的初衷。所以，当1997年这套新书的第一批四册八开本样书首发时，克恰诺夫作为俄方主编致辞时，他也同意我们的意见，不再强调科兹洛夫考察队获取黑水城文献的正当性，避免争论，他在俄方《前言》中一笔带过。中方主编史金波在《前言》介绍这套书的历史文献价值。这样就引导读者真正认识文献价值的意义了。新书首发后，我们共同驱车去北京远郊的清代东陵参观。次日，克恰诺夫意味深长地说，他看到了，“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不尽之意在于我们均宜更努力而着眼于前人带不走的永恒的存在。

克恰诺夫是个本分、厚道的所长。他的领导人风格与前任所长彼得罗相迥异。2000年10月前后，伊拉·波波娃来上海出差，因为在异国他乡，和她谈起共同的熟人——东方所的同事，大家都很直率。我把古籍社的两代社长魏同贤和李国章比作东方所的彼得罗相与克恰诺夫，前者（魏同贤和彼得罗相）都是果断、有为；而两位后继者则是心善、宽容。波波娃的见解和我完全一致，可见这大概是真实的情况反映。克恰诺夫原是苏联共产党员，到苏共解散停止活动以后，执政党一夜消失，所以这段历史也就不提了。1992年，我们第一次到圣彼得堡东方所工作三个月后，将启程回国，按照惯例，所长彼得罗相与副所长克恰诺夫，并约了孟列夫、丘古等为我们四人饯行。双方聊天谈起对两国现状的观感时，克恰诺夫忽然呼了一句：“社会主义的中国万岁！”这句没头没脑，令我愕然，当然印象尤深。

1995年，克恰诺夫与克平参加银川的西夏国际会议后路过上海，因为赴俄编拍黑水城文献还有不少工作需要安排协调，就在我们社的员工餐厅午餐。他注意到“你们的员工每人在社里午饭都不收费，这种做法很好”。他认为这是一种增强员工凝聚力的好措施，可惜东方研究所没有条件仿效。克恰诺夫治西夏学，对中国古代文化有所了解。我每次赴俄，总要携带社长李国章签字的亲笔信向他致意，请他关照支持。1997年，据中方团长史金波估计，全部工作已经过了一半之量，但什么时候能克奏全功还不敢说。李国章在致克恰诺夫的信中说，中国有句古语，“行百里者半九十”，意即我们不能松懈，要善始善终。克恰诺夫读信后沉思良久，很有感悟，我以后多次听他重复“行百里者半九十”。

1997年9月上旬，史金波、聂鸿音按原定计划，在完成了阅卷、编目、选择取舍后，将离开圣彼得堡回北京。克恰诺夫带了礼物分别赠送我等四人，以示惜别。他和史金波交情最深，送给史的是金笔与一瓶原产的墨水，送我的是漂亮的领夹与长袖衬衫的袖口夹；送聂鸿音与小严的是各一条领带。他给我礼物时，我正在去阅览室的路上，他交礼物给我时，慎重地说：“小的，但是好的！”使我有些受宠若惊。那年国庆，我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按惯例举行招待酒会，宴请各国客人。我和克恰诺夫一起出席了酒会。席间，他私下向我介绍了多位俄国来宾的身份，文学所、科技所等，克氏特意笑着说明，每一位部门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这是说明苏联和俄罗斯政权的和平对接与成功转型么？

2000年，我们已大体完成了《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全部现场编拍工作，从1993年这个项目上马，历时八年，吃尽千辛万苦，终于见到了胜利曙光。我们向社领导请示，拟在彼得堡市内中国风味的饭店举行一次告别宴会，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赵昌平总编辑很快就有了答复，同意我们的设想，并提醒我们，菜肴应该丰盛一点，因为此举也代表了本社社领导对东方所的专家、手稿部提阅文献的工作人员的谢意。于是邀请了克恰诺夫所长以及孟列夫、克平、伊拉·波波娃等俄方专家和法兰祖什夫（外事秘书）、捷姆金夫妇、娜佳（手稿部提卷人员）等等一行共十人赴宴。我们还特地准备了中国特色的醇正白酒。宴会开始前，我代表社领导致祝酒辞，回顾从签订协议，到落实出版的全过程，感谢俄国朋友的全力支持。我引用了中国诗人朱熹的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这一项目的成功实施，虽然还有许多有待完成的工作要做，但什么困难也阻挡不了中俄人民友好合作的前进步伐。孟列夫翻译得很顺畅，俄国客人都沉浸在八年的往事的回忆中。

席间最大的官员便是东方所所长克恰诺夫，他真诚地回顾了八年来我们共同走过的路程，又对俄国的经济现状表示了遗憾，在中国同行离开时，“所方不能为你们举行如此‘盛宴’”。后来克平、法兰祖什夫等等也讲了话，对中国同行的忘我工作表示了钦佩，气氛十分融洽。第二天，我听克平转告，对昨天的告别宴会，出席的俄方同事都很满意，尤其是那些很少有机会参加外事活动的文献提卷人员娜佳等，她们一个劲儿地称赞中国同事的热情礼貌与周到，还称赞中国菜肴的丰盛与美味可口。愿这种美好的记忆永远保留在俄国朋友的心田吧。

克恰诺夫是2013年得病去世的。我们得到消息很迟，在一年之后。每想到他，我总不免怅惘凝思。他在苏联俄罗斯转型时期，继果断有为的彼得罗相出任所长，不畏烦剧，不惧重重困难，持重勿失，将与中方合作的大项目——《俄藏黑水城文献》出版进行到底，使黑水城文献最主要的精华早日与全世界学人见面，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黑水城文献能够有今天这么高的知名度，有这么广泛的研究者，与原始文献的影印刊布有莫大的关联。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藏有许多各个国家的古代珍贵文献，到2025年《俄藏黑水城文献》出版完毕全书的最后一册即第三十三册，也许是东方所与国外合作出版的最大规模的一种资料丛书。克恰诺夫有理由为此而骄傲。中国西汉时的大臣周勃“重厚少文”，但高祖皇帝刘邦预见将来“安刘者必勃也”。我想，对圣彼得堡东方所而言，克恰诺夫不就是周勃吗？

米歇尔·埃斯帕涅（章静绘）

米歇尔·埃斯帕涅（Michel Espagne），德语文化研究专家，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名誉研究员，曾任“日耳曼地区”研究所主任和“文化迁变卓越研究中心”主任。埃斯帕涅长期从事德国思想史与文化史、法德关系和文化迁变相关研究，是文化迁变理论创始人之一，因对法德关系的研究曾获2011年盖-吕萨克-洪堡奖（Prix Gay-Lussac Humboldt）。他出版了多部专著，代表作为《笔迹：海涅手稿中泛神论的构建》（Federstriche.  Die Konstruktion des Pantheismus in Heines Arbeitshandschriften）、《海涅时代巴黎的德国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迁移》（Les Juifs allemands de Paris à l'époque de Heine: la translation ashkénaze）、《法德文化迁变》（Les transferts culturels franco-allemands）、《未越莱茵河：十九世纪法国哲学家眼中的德国》（En deçà du Rhin: l'Allemagne des philosophes français au XIXesiècle）、《作为文化迁变的艺术史：安东·施普林格的旅程》（L'histoire de l'art comme transfert culturel: l'itinéraire d'Anton Springer）、《琥珀与化石：十九至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德俄迁变》（L'ambre et le fossile: transferts germano-russes dans les sciences humaines XIXe-XXesiècle）。此外，他还主编或合编了《德国之镜》（Le miroir allemand）、《关于非洲的知识迁变》（Transferts de savoirs sur l'Afrique）、《威廉·冯·洪堡的古希腊主义及其在欧洲的延续》（L'hellénisme de Wilhelm von Humboldt et ses prolongements européens）、《中亚：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迁变》（Asie centrale: transferts culturels le long de la route de la soie）、《中国、法国—欧洲、亚洲：概念的轨迹》（Chine France - Europe Asie: itinéraire de concepts）、《法国—越南：对人类学史的贡献》（France-Vietnam: contribution à une histoire de l'anthropologie）。

埃斯帕涅的代表作之一《法德文化迁变》的中译本今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近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巴黎高师文化迁变与跨学科人才培养中心共同主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协办的“《法德文化迁变》新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其间，《上海书评》特约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后陈雅雯就文化迁变理论和法德关系研究等问题专访了埃斯帕涅教授。访谈中，埃斯帕涅从德语文化研究与海涅研究出发，回顾了文化迁变理论的诞生、核心内涵、研究领域的拓展及其发展现状，并就该理论与比较主义、全球史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跨国史研究中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期待。

《法德文化迁变》，[法]米歇尔·埃斯帕涅著，齐赵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297页，54.00元

从字面上翻译，您是一位日耳曼研究专家（germaniste），您所在研究所的名称也叫作“日耳曼地区”（Pays germaniques）。中国读者对这两个术语可能还比较陌生，那该如何理解“日耳曼研究”和“日耳曼地区”？使用德语是不是界定它们的主要标准？

米歇尔·埃斯帕涅：起初我是在另一个名为“现代文本与手稿研究所”（Institut des textes et manuscrits modernes）的单位工作，这个研究所至今仍然存在。在那里，我完成了我的第二篇博士论文（国家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海因里希·海涅的手稿。此后，我离开了该所，在1996年左右创立了一个新的研究所，那就是“日耳曼地区”研究所。之所以创办它，是因为我并不想只从事文学手稿研究。通过对海涅的研究，我意识到在理解这样一位作家时，历史的视角非常重要。因此，我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创建一个新的单位，吸引并汇集了一批历史、文学、哲学以及日耳曼研究等领域的学者。将研究所命名为“日耳曼地区”，主要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当时有一些学者对奥地利非常感兴趣，但显然，不能将奥地利等同于德国。此外，还有说德语的瑞士地区，以及法国的阿尔萨斯等地。要涵盖所有这些地区，最合适的方式，便是采用“日耳曼地区”这一统称。

“日尔曼地区”不仅包括现在使用德语的地区，还应该包括那些过去曾经使用德语，如今已不再使用的地区。例如捷克的布拉格，德语在当地曾被长期使用。又比如波兰的城市弗罗茨瓦夫（Wrocław），该城在1945年归属波兰之前一直使用德语，那时人们称它为布雷斯劳（Breslau）。再比如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故乡柯尼斯堡（Königsberg），现在叫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但这不妨碍它拥有深刻的德国历史印记。还有法国的阿尔萨斯，其首府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曾是歌德求学的地方，历史上也长期讲德语。因此，“日耳曼地区”涉及所有如今使用德语或曾经使用德语的地区。

这么看，也可以把“germaniste”翻译成“德语文化研究者”了。您刚刚提到海涅，您是在1985年答辩通过了研究海涅的国家博士论文。在您读博的年代，国家博士论文的分量相当重要。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海涅作为研究对象？是什么促使您对德语研究产生兴趣？

海涅

米歇尔·埃斯帕涅：我第一篇用以取得博士学位的论文聚焦一位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他写过一部在日耳曼地区享有盛誉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完成这篇博士论文后，我继续写了第二篇关于海涅的博士论文。之所以选择海涅，是因为他在法德关系中的独特性。海涅是一位长期生活在巴黎的德国作家。他于1831年抵达巴黎，并一直居住至1856年逝世。海涅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他在法德之间扮演了文化桥梁的角色。他试图向法国人解释德国，向德国人解释法国。因此，在德国民族主义盛行的时期，海涅一度被视为德国的敌人，因为他亲法而且是犹太人。此外，海涅的手稿保存得较好。这批手稿先是被犹太银行家萨尔曼·肖肯（SalmanSchocken）购得，后来又一度被再次出售，几经辗转，最终被法国购入并存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这批资料的获得促使法国学界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海涅手稿的研究小组。这一研究小组正是我曾工作过的现代文本与手稿研究所的前身。

这段关于海涅的研究经历，对您后续从事法德关系研究产生了何种影响？

米歇尔·埃斯帕涅：这项研究让我意识到，在这一具体研究案例背后，存在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文化迁变”（Transfert culturel）的思维模式。海涅曾努力将德国的某些思想元素引入法国。比如，他撰写了一本名为“德国宗教与哲学史”（Histoire de la religion et de la philosophie en Allemagne）的著作，旨在向法国人解释德国哲学。为了让法国人能够理解德国哲学，海涅试图寻找一套法国人能够接受的词汇体系。他最终在圣西门主义者那里找到了办法。因为圣西门主义者很早就意识到了德国哲学的吸引力，其中一些人甚至专程去柏林听黑格尔讲课。他们由此形成了一套可以表达与德国哲学相近思想的词汇体系。海涅正是借用了这套圣西门主义者的词汇，向法国读者解释德国哲学的内涵。从海涅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为了促进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理解，思想交流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而曲折的努力。所以，在研究海涅时，应该从两种文化空间相互理解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典范性个案。但这并非唯一的例子。十九世纪的法国思想史就是一部与德国交流的历史。例如十九世纪的法国哲学常常被看作是对德国哲学的翻译或某种解读。反过来，德国哲学的发展也离不开法国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在德国社会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大多数青年黑格尔派在1840年代都曾前往法国，马克思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去那里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学说需要一个重要的政治补充。在德国，你可以研究哲学，但如果你想从事政治，就必须去法国。

如果我们从整体来看，会发现在法国与德国之间发生了许多十分有趣的现象，它们涉及转移、转化和翻译。而且，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学科中都能找到。以罗曼语族文学研究（romanistique）为例，这是一门具有矛盾性的学科。它兴起于德国，致力于研究罗曼语族文学，同时带有某种对法国的偏见。研究者将所有的罗曼语族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涵盖法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文学，甚至还包括一些几乎不为人知、文化影响很小的文学，例如奥克语文学或者意大利某些地区的文学。这些文学均被视为罗曼语族文学悠久传统的体现。

为什么罗曼语族文学研究会包含对法国的偏见，甚至说是某种敌意？

米歇尔·埃斯帕涅：因为这是一种将法国相对化的方式。当你将法国文学与撒丁岛文学等量齐观，实际上就是在削弱法国文学的地位。也就是说，通过把所有罗曼语族文学归为一类，就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把法国“淹没”在这一整体中。这正是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迪茨（Friedrich Christian Diez）在撰写罗曼语语法书时所做的事情。他也被认为是罗曼语研究的鼻祖。有趣的是，他的研究又引起了法国学者的注意，法国人也随之开始投身罗曼语族文学的研究。作为法国人，他们在研究本国文学时，当然不会抱有德国同行那样的偏见。但是这一来一往的过程，正显示出法国与德国之间那种复杂的交流关系。在几乎所有人文科学领域中，都可以观察到这种交流现象。

我注意到文化迁变理论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矛盾：一种文化会通过大量借鉴另一种文化来构建其集体身份认同，有时甚至是特意去构建能与后者区分开来的身份认同。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米歇尔·埃斯帕涅：十九世纪的各种文化就是在相互联系和对照中形成的，即便它们之间存在敌意。例如，民族这一观念发展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但它在德国哲学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深化，尤其是在德国思想家费希特那里。格扎维埃·莱昂（Xavier Léon）是法国研究费希特的重要学者。他创办了十九世纪末法国最重要的哲学期刊《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并将费希特的思想引入到法国的思想话语中。因此，十九世纪末法国人关于民族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费希特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德国思想对民族的解释参与了法国民族观念的塑造。这构成了一种相互交织的思想关系。类似的现象也可见于十九世纪的俄国思想史，它的发展也主要建立在对德国哲学的引介上。而到了二十世纪，情况则反了过来。这一时期在德国与俄国的关系或是法国与俄国的关系中，影响流动的方向往往是从俄国向外扩散。可见文化之间的相互依赖并非总是同步发生的。有时文化交流是单向的，有时则是双向的。但无论如何，这种文化交流，即文化元素的传递，确实构建了各自的文化身份。

您在《法德文化迁变》（Les transferts culturels franco-allemands）一书中文版序言中提到了文化迁变理论诞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您也曾提到您并非“文化迁变”理论的唯一创始人。能否请您具体谈谈这一理论是在怎样的思想背景和问题语境中诞生的？它最初是在法语还是德语环境中被提出的？如果我们试图确定一个标志着文化迁变理论诞生的起源，您觉得可以追溯到哪一年或者哪一事件？

米歇尔·埃斯帕涅：这一理论最初诞生于法语环境中。我当时与一位长居巴黎的德国同事米夏埃尔·维尔纳（Michael Werner）合作从事相关研究，他也常被视为文化迁变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不过对他来说，文化迁变理论实属法德关系研究的范畴，他并不愿意涉足其他文化区域。至少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他没有像我那样去尝试拓展这一理论的研究范围。

在文化迁变理论诞生后不久，它开始从法国向国外传播，并不局限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消失后，这一理论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我与德国莱比锡的研究者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通过他们的努力，文化迁变理论在整个德国得到了广泛传播。此外，通过我与俄罗斯科学院研究人员的交流，该理论也被引入俄罗斯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了与俄罗斯的合作，我们如今也与多个国家保持着学术往来，比如我们曾多次与希腊学者共同举办研讨会。德国人在现代希腊历史上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其民族身份的构建过程中。

我觉得该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985年前后。当时，我们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开设了一门名为“文化迁变”的研讨课。这门研讨课起初主要探讨海涅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后来所涉及的研讨范围逐渐扩大。这一研讨课至今仍然存在，如今是由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德国莱比锡大学共同举办，你也曾参与其中。我们乐于邀请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共同探讨文化之间的交汇及其所带来的转变问题。

《法德文化迁变》首次出版于1999年，您认为该书在文化迁变理论的发展中占据什么地位？如今，我们能否将文化迁变视为一种方法论——它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视角？

米歇尔·埃斯帕涅：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总结了我从研究海涅及德国转向关注更广阔领域的过程。从这本书开始，我开始关注更广泛的文化空间，同时并没有放弃对德国的研究。它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一种阶段性的总结。

至于后一个问题，我想这取决于你，我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不过我觉得文化迁变至少是一种有助于理解文化如何形成的理论思路。在文化迁变理论中，总是存在批判性和解构性的时刻。以法国的文学史或者哲学史为例。人们往往倾向于将其视为一种民族性的东西：我们谈论中世纪的法国作家、十七世纪的法国作家等等。但其实要批判这种观点、拆解这种叙述是非常容易的。因为事实上，这种连续性并不存在。法国文学史上处处充满了交汇点。法国作家始终在阅读外国作家的作品，例如波德莱尔是爱伦·坡的翻译者，马拉美对德国哲学非常着迷。然而，当我们书写一部国家文学史时，却很容易忘了这点。固然可以只考虑法国文学来撰写法国文学史，但那样的叙述终究是失实的。我不太了解中国文学，但我认为在撰写中国文学史时——比如说——忽略了茅盾作为翻译家的身份，那将是一种严重的遗漏。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家非常关注国外的动态。这一点对我刚才提到的像希腊这样的国家同样适用。

如果我们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那么文化迁变是否似乎也包含着一种对现存的民族国家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历史叙述的威胁？

米歇尔·埃斯帕涅：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威胁。我认为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丰富和强化民族国家的力量。比如法国可以说是一个由多种文化组成的拼图。在法国，有讲布列塔尼语的布列塔尼人，有讲巴斯克语的巴斯克人，阿尔萨斯人理论上讲德语。在法国南部，有被统称为奥克语的方言；法国北部则是奥依语。在与比利时接壤的敦刻尔克地区，人们说弗拉芒语。此外，随着不同移民潮的到来，法国如今大约有六七百万穆斯林，其中阿尔及利亚人占很大比例。我记得还有大约三十万越南人。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今天的法国，这些文化的贡献都被转变成了法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国家确确实实存在，但需要明白外来元素也参与了它们的构成。

关于当下文化迁变理论的发展，您是否留意到该理论已经被部分学者用于他们的研究？

米歇尔·埃斯帕涅：坦白说，如今我对这一问题已经不再有清晰的把握。我查阅过一些书目，发现有大量书籍在标题中使用了“文化迁变”这个词，这些书籍涉及的语言非常广泛，包括法语、英语、德语、希腊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语等等。我并没有逐一阅读这些著作，但我有时会怀疑，“迁变”（transfert）这个词在被学者使用时，是否有时只是被简单地当作了“搬运”（transport）的同义词。你知道，“搬运”这个词只是简单的移动，而非重新赋予意义。

我也观察到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比如去年9月我去了趟巴西，发现文化迁变这个概念在巴西学者中非常受关注。因为巴西是一个靠文化输入构建起的国家。葡萄牙文化与当地传统民族文化在这里相遇碰撞，亚洲文化也占有重要地位，这里有中国人，但更多的是日本人。所以，他们对文化迁变的研究思路很感兴趣，这与他们理解自身历史的方式相契合。但这不是虚无主义，不是使用这种研究思路就否定了巴西的存在，而是要去理解巴西是如何形成，巴西这个大熔炉是如何运作。

另外还有一点很有趣，我注意到一位名叫叶隽的中国学者，他提出了“侨易”这一概念，在某些方面我觉得这一概念和文化迁变的概念很相近。

您提到在“文化迁变”的应用中可能存在对“迁变”这一名词的误解。这也是我想要进一步请教的问题。我注意到在中文语境中，对“文化迁变”这一术语的翻译已经出现了分歧。据我目前所见，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译法，分别是：“迁变”“迁移”“变迁”。

米歇尔·埃斯帕涅：“变化”（changement）的概念在我看来非常重要。仅仅谈论“移动”（déplacement）是不准确的。因为“移动”一词暗示事物可以被搬运而不发生变化。但实际上，当事物在空间或者时间中移动时，它们的意义会发生改变。以一幅中国绘画为例。它当然在实体层面可以被运到法国。但一旦它被挂在巴黎的某个艺术沙龙里，或被某人买下置于资产阶级的客厅里，它就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变成了一种对东方怀旧情绪的表达，一种异国情调的象征。它获得了在中国没有的另一种价值。

这点适用于一切，包括文学。文学作品的意义取决于其所处的语境。如果你把一部巴尔扎克的小说翻译成中文，它当然还是巴尔扎克的小说，但由于它是用中文表达的，它的内容其实已经被极大地改变了。同样地，如果你把鲁迅的小说翻译成法文，也已经不完全是原来的东西了。我认为把这种变化看作是一种损失是荒谬的。并不是说中文的巴尔扎克就比不上法文的巴尔扎克。实际上，用中文表达的巴尔扎克与用法文表达的巴尔扎克是不同的，它变成了另一种东西。这种转变也适用于艺术。巴黎的协和广场中央有一座埃及方尖碑，其实它的存在有些奇怪。当埃及方尖碑出现在巴黎市中心时，它就不再是古代埃及的那座方尖碑，不再具有相同的意义。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某样东西一旦被移动，它本身就拥有了独立于其原始版本的价值。我们不应该认为那些被迁移过的东西，尤其是对于文化迁移来说，就比原始的版本更无趣。换句话说，不应该认为用中文翻译的黑格尔就比用德文表达的黑格尔更不重要，或者认为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就比在其故乡特里尔谈论的马克思更不准确。通过文化迁变而产生的对象，它们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

据说这本《法德文化迁变》引发过诸多争议，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米歇尔·埃斯帕涅：引发争议的主要是这本书的第二章“超越比较主义”。我在其中批判了比较主义（comparatisme）。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比较是不可避免的。在进行科学研究或构建理论时，比较是将各种要素组织为体系的必要手段。然而，当这种方法本身被视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即“比较主义”，它就会带来问题。因为你在做比较时，就是在区分。例如，当你比较法国和德国，你就会区分法国和德国。这种区分往往会使人忽略这两个国家之间所存在的无数联系。这就是比较主义的风险所在。此外，当你做比较时，你往往会建立起某种等级秩序，即比较的一方比另一方好。所以一旦涉及等级，就需要去追问：是谁在比较？是谁建立了这一等级秩序？我们必须意识到，比较的主体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察者，而是具体的你和我。例如，作为法国人，如果我去比较法国和德国，我可能会倾向于认为法国更好。又或者，如果我是德国人，就有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然而，比较主义很少关心是谁在做比较。但通常情况下，往往是某一主体将自己与他者进行比较。这在我看来，本身就已经非常值得怀疑了。

此外，一旦将非欧洲国家纳入比较的视野，很快便会面临殖民主义的问题。例如，如果我们将十九世纪的中国与同时期的英国比较，很容易得出英国更发达的结论。但这样的比较毫无意义。它仅仅只是凸显了一种殖民主义的视角。这是我对比较主义的主要批评之一。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批评。

比较主义者对您的批评有何反应或回应？

米歇尔·埃斯帕涅：他们为自己的学科辩护。他们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关心交流问题。但在我看来，如果他们真的关注交流问题，就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主义者。因为确实有从严格意义上践行比较主义的研究者，比如我的一些同事和朋友。我也只是想强调比较主义的潜在危险。而且，不同国家从事比较主义研究的方法并不相同。尤其是我发现俄罗斯的研究方式非常有说服力。它与法国式的比较主义研究完全不同。在法国，比较主义研究者倾向于强调民族认同，展现被比较对象之间的不可沟通性。为了比较，人们划分出社会群体，将这些群体固化，以至于看不到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关系。比较主义往往强调差异，而不是那些在不同对象间流通的东西。

举个例子，关于“文学中的爱情”这一主题的比较主义研究。有些法国比较主义者在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这些国家的文学中都发现了爱情的描写，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意大利人会爱，法国人会，英国人会，德国人也会。这没错，但这一结论相当有限。另外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领域中流行一种观念：只有法国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大约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人才真正开始关注外国文学，设立了一些外国文学教席。获得这些教席的教授们理论上负责讲授关于但丁、莎士比亚等外国作者的课程。但实际上，他们的教学往往是为了证明那些被拿来比较的外国文学存在各种缺陷，而唯有法国文学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我认为法国的比较主义总是带有这样一种有些荒谬的维度。

您认为文化迁变的方法和比较主义的方法可以在同一项研究中并存吗？

米歇尔·埃斯帕涅：是的，我认为两种方法完全可以共存，只要比较主义者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引入文化迁变的视角就可以。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格外注意：当我们在讨论比较主义时，似乎往往预设我们已经清楚“比较”（comparer）这一词汇的含义。然而，它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并不相同。中文里表示“比”的汉字，在我看来，描绘的是两个并肩行走的人。这与英语中“compare”所传达的含义大不相同。德语中表示“比较”（vergleichen）的单词也让我印象深刻。因为这个词还表示“在两个人或两种理论之间达成妥协”。所以“einen Vergleich machen”意为“找到一个折中方案”。而意大利语中表示“比较”的词“confrontare”则表示“对抗”“对立”。因此，如果你去研究不同国家的比较主义，你会发现同一个词涵盖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方法。我尤为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的比较主义。其比较文学的创始人维谢洛夫斯基（Aleksandr Vesselovsky）写过一本名为“历史诗学”（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的著作，是俄罗斯比较主义的重要代表作。维谢洛夫斯基认为，比较就是在各种文学中寻找最初的、近乎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基本要素。他把这些既属于文学又具有某种人类学性质的基本要素称为“母题”，他的研究方法就是在不同文化中辨识这些母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以比较为基础的文学人类学的尝试。

维谢洛夫斯基

文化迁变也让我联想起近年来流行的另一个概念：“交缠的历史”（histoire croisée）。您怎么看待它和文化迁变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它们几乎表示的是同一种观念。

米歇尔·埃斯帕涅：是的，这两者大致上是同一种观念。文化迁变这一概念最初是为了考察两个空间之间的关系，但它也承认可能存在多个空间之间的互动。但话说回来，我们不能把这种逻辑无限扩展，否则我们什么都理解不了。我们可以同时研究两个文化空间之间的关系，甚至是三个文化空间之间的关系，但要同时研究二十个空间之间的关系，在实际中几乎不可能实现。“交缠的历史”主张的是存在更加广泛的交错关系。我本人对此完全不反对，甚至认同一切都相互交织这一前提。然而，如果我们希望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就需要限定考察范围，对这纷繁交织的网络进行简化，选择具体的个案来研究。

那全球史呢？在当前全球史研究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您又是如何看待文化迁变理论在全球史研究中的角色和潜力？

米歇尔·埃斯帕涅：坦率地说，我对全球史始终怀有些许不安。我很高兴它的存在，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不再仅仅关注国家历史，而是转向跨国历史。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流通”。但流通并非在全球各地普遍发生。在我看来，全球史可能会遇到与比较主义相同的问题。正如我之前所说，在比较主义研究中，人们会在意大利文学、法国文学等文学中找到爱情。在全球史中，我们也可能在世界各地发现相同的历史现象，从而过快地建立起类比关系。

此外，全球史遮盖了一个事实，即看似普遍的“全球的”（global）一词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种英语世界的视角，甚至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视角。我一直觉得，全球史是美国历史学家讲述某一现象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表现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会发现那些被视为具有美国特色的历史现象，也出现在印度尼西亚、日本、俄罗斯、葡萄牙甚至巴西等地。这种方法通过给某些国家打高分，给其他国家打低分，可能会隐匿地制造等级差异。例如，如果从全球的角度考察“（美式）民主”（democracy）这一概念，你会发现有些国家被认为更符合这一模式。我认为在全球史中存在这一趋势。

法国历史学家对全球史不感兴趣吗？

米歇尔·埃斯帕涅：感兴趣。但如果我们真的对全球各国的历史感兴趣，那最好是去非常具体地观察实际发生的交流。举个例子，我更感兴趣的是了解在中国，人们如何理解、定义与发展“民主”这一概念，而不是从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视角，按某种强加的等级秩序去审视全球的民主状况。

在法国有一股史学思潮让我很感兴趣，即所谓的“均等史”（histoire à parts égales）。然而全球史并非均等史。如果你留意当下的全球史研究，会发现它往往使用的是英语、法语或其他欧洲语言的文献，而这些资料会将自身的观点普遍化。我的同事罗曼·贝特朗（Romain Bertrand）曾清楚地指出，书写像马来西亚这样国家的历史，根据所使用的资料是来自欧洲殖民者还是本地马来人，所呈现出的面貌会截然不同。似乎当地的马来人和殖民者并未经历同一段的历史，也未提及同一系列事件。我们如今读到的马来西亚史，基本反映的还是殖民者对马来西亚的看法。这种视角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它忽视了被殖民人群用自己的语言描述自身历史的方式。要真正理解他们所建构的历史，需要掌握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文献传统的传承。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必须重视语言学和语文学的维度，而非仅仅满足于泛泛之论。这些笼统的表述或许可以被定义为全球史，但实际上反映的只是英语世界或者欧洲对世界历史的认知。

你选择一个国家，然后研究它的历史以及它与另一个国家、另一种文化的关系，这要求你用相关语言去研读原始资料。这种学术训练比从美国视角出发，笼统地认为一国比另一国更民主要复杂得多。后者也是全球史的危险所在。不过有时候，当全球史研究得当，它实际上会回到文化迁变的研究路径上。这一点与比较主义的发展有些相似。如果全球史愿意考虑文化迁变研究，那当然是受到欢迎的。“全球”也可以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被发现。在我看来，这才是理解全球的最佳方式。

编者按：从1989 年开始，上海古籍社启动抢救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西域文献文物项目，1992 年开始出书，三十多年来，已经出版了俄国、法国、英国从敦煌、新疆、黑水城等地掠取的文献、文物资料图录数百册。其中俄藏敦煌文献十七册，俄藏黑水城文献三十一册，预计2026年出齐。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摄影方式发表图版最多的古代写本文献出版项目。蒋维崧先生撰文回忆了俄藏敦煌、黑水城文献出版前后与俄方交往的点滴轶事，可以一窥当年筚路蓝缕的艰辛。本篇为第三篇。

志存高远，不让须眉——怀念克平教授

克平（К. Кепинг，1937-2002，女）是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她出生于中国天津，其父是白卫军军官。十月革命后，他与克平的母亲结婚。她母亲是东正教信徒。1945-1954年克平在天津俄罗斯移民社团办的学校接受了小学与中学教育。这时，俄罗斯在中国的传教团体被莫斯科主教废除，克平全家也被遣返苏联。克平先是进入塔什干的中亚国立大学，不久便转入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下简称列大）东方系的中文专业。1959年在列大毕业后，被列宁格勒东方研究分所聘为科研人员。

1960年，克平婚后生了双胞胎的儿子，虽然后来发生了婚变，但她很快重新投入科学研究，她进入函授研究生阶段，开始研究久已消亡的西夏语。她供职的东方研究所书库存有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探险队从中国发掘携归苏联的大批西夏文文献，俗称哈剌浩特特藏。苏俄学者伊凤阁（А. И. Иванович）、聂历山（Н. А. Невский）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贡献是被世界学界高度赞扬为先驱的。学术研究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继续努力——薪火相传。在克恰诺夫、萨弗罗诺夫（М. В. Софронов）的基础上，克平对西夏语的语言系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她对西夏典籍《文海》的内容、词汇、文字以及语言现象作了最详细的阐述。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后，奠定了她申请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基础。她在1970年和1985年先后晋升为初级研究员和高级研究员，1993年，晋升首席研究员。

我1992年初次到圣彼得堡，4月的一天下午，我在友人费锦昌、张静娴夫妇家中第一次见到克平。费锦昌是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派遣人员，其夫人是交换学者。他们很乐于在这段苏俄大变动时期结识各不相同的苏俄知识分子，尤其是能用中文表述思想的学者，而克平正是理想的俄国人士。克平性格开朗合群，与天津人交往不少。孟列夫曾说起，1989年中俄两国学术交流，俄方派出使团去中国半年多，他和克平在列车上遇到了天津的年轻人，克平高兴得马上用天津话与“老乡”们交谈起来。我也很想听听克平的天津话，还保留着“嘛”字音否？不仅克平，连她的老母亲回到俄罗斯后几十年，还念念不忘提起中国。她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却是“我们中国如何如何——”。连克平都忍不住要数落她：“你又不是中国人，凭什么说这等话！”但她就是喜欢念叨中国的一切。她甚至一直想念中国的调味品酱油。1990年府宪展等去了圣彼得堡四十天，允诺下次再来时一定带瓶酱油送她。可惜两年后，中国团队所带的酱油已无从赠送，因为老太太已去世了。

1992年在费、张夫妇住地与克平见面时，我们得知她刚从荷兰讲学归来不久。她对西夏语语法的研究已获得国际学界的肯定与尊重。她毫不隐讳地批评苏联解体后的国内社会诸多怪相，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百姓困苦，乱象丛生。她直言提出疑问：“过去说美苏争霸，苏联还有个‘老二’的地位，宇宙空间还能争雄，这么多的国家财富，一夜之间，不知到哪里去了？”她经历过五十到八十年代的苏联，那时的一卢布在国际市场上几乎与一美元等值，现在一美元可以换一百多卢布。贬值幅度之大、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当我们问起她的家庭经济情况，她马上很有骨气地回答：“我不困难。”我想这不是因为她是教授，工资高而不困难。事实上很多教授都入不敷出而不得不打零工，挣“外快”以补贴家用，克平因为有出国讲学，得到了西方的津贴，才不至于捉襟见肘。

过了一年，即1993年10月，本社与俄东方所又达成了新的协议，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我们与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联合组团赴圣彼得堡展开工作。黑水城文献在俄国东方所的入藏量是确凿无疑的世界第一。中国学界开始科学研究西夏文字的拓荒者应该是王静如先生，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研究西夏的中国学者重新注目俄藏西夏学文献的刊布。经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在1993年签订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协议。

早在1989年，中苏双方成立了互派学者赴对方国家进行学术交流的动议。克平得讯后便积极争取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她写信给中方民族研究所的副所长史金波，希望史金波能提供一定的帮助，她甚至表示愿意做史金波名义上的学生。克平在1985年已有了高级研究员的职称，在国际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她为了珍贵的学术交流机会，这种牺牲精神是很难得的。当然，那年的中国之行，与史金波等的当面切磋，也令她大有收获而产生“不虚此行”的感慨。

克平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行六人去她家做客。六个大男人，史金波、白滨、聂鸿音、杨建国、蒋维崧、严克勤，外出异邦多日，正是饥肠辘辘之际，克平以一己之力，在家待客可不是易事。她家是二室一厅的住房，1993年时，中国的居民住房还很紧张，那时史金波已是正教授，兼任民族所副所长，但家中只住二室一厅的房子。我与小严去拜访他，他家的客厅也很小，属过道厅。克平是个聪明能干又尊重传统的人，她在事业上分外要强，不让须眉，生活上也都是自己动手。不仅培养两个儿子成材，自己还取得了巨大进步。

席间谈起东方所的西夏学研究，克平直言不讳地说：“克恰诺夫不喜欢人家搞西夏。”学界中这种“同行是冤家”的现象很普遍，未闻俄罗斯学界也有这种事，但大家均不便多问。平心而论，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所内的西夏学专家确实以“两克”——克恰诺夫、克平为双峰并峙，无人能望他俩项背。其中克恰诺夫领域宽广，不仅对西夏法典，尤其是《天盛律令》深有研究，而且编著了西夏刊刻的《大藏经》分类目录，穷年累月，孜孜以求，给后世学者提供了研究的阶梯，功德无量。当然因为所涉领域过于宽广，不免存在一些舛误。而克平的研究以精深著称，她对西夏语音系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并力图释读西夏文字系统存而未决之疑难。她与同事不仅在1969年对《文海》这部巨著作了研究阐释，还对《孙子兵法三家注》《类林》《新集慈孝记》作了研究，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了《西夏语的形态及类型学特征》，获得学术界广泛的好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两“克”之间的曲直是非是外人无法判断，也无从调和的。

才过了两个星期，克平又一次邀请我们去她家做客，还是原先的六位、一个也不缺。我们觉得如此兴师动众，太不好意思了，她却非常诚恳地说：“你们出门在外，很不容易，我们有责任尽一份力量照顾。”她的真挚使你无法推辞。她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几乎没有词不达意之处。1989年，她在北京作学术交流时，为北京电视台录制了“学俄语”的节目，如同“英语九百句”那样，大大普及推广了俄语。多年后，跟着学习的“受众”还怀念这位有着圆形脸庞、口齿清晰、发音标准的俄国老师。我听她的中国话也觉得亲切舒适，唯有一次，她发觉自己有些词不达意，只能用手势来表述。原来她想说“引号”这个词，被“卡”住了，一时不知道这个词中国话怎么说。

1993年12月，史金波等完成了首期鉴别、制卡任务，返回北京。我和小严多住一个月，将拍摄进度补上。一天，克平找我，托我带封信回国后寄给另一位西夏学者李范文。她很慎重地告诉我：“请你看一下这封信。如果我有写得不妥的地方，将来告诉我。”我因此看了信。她的汉字写得不如孟列夫老练，但比丘古与克恰诺夫都强。因为她是用现代汉语的语体文写的，意思很明白，毫无言文脱节、诘屈难通的地方。她在信中说，得知李范文老师在编纂西夏字典，很高兴，相信字典编成后一定会有助于推进对西夏文献的阅读，她期待着《字典》的出版。

1995年，在银川召开了西夏学的国际研讨会，克恰诺夫和克平都受邀参加了会议。我奉社领导之命，去银川开会，并接“两克”到上海一游。当年，《俄藏黑水城文献》已摄片完成了两轮工作，积累了一万多拍底片，有待编辑出版。那年克恰诺夫是东方所的副所长，所长仍是彼得罗相。中方主编是史金波与本社社长魏同贤。按学术地位与声望来说，克平应该出任本书的编辑委员。但史金波可能担心引发克恰诺夫的不满而影响黑水城文献合作出版，也就迟迟不提此事。所以1997年前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第一、二、三及第七册均没有克平的名字。直到出版该书第八册时，史觑准机会，看“两克”矛盾平和时，方提出补克平为编委，克恰诺夫很痛快地同意了，此事才告顺利解决。

“两克”到访上海，克恰诺夫是俄方主编，又是东方所副所长，而克平仅是学者，像是自行来的私访者。谈及本社与东方所的合作计划进度安排时，克恰诺夫明确表示“克平不参加会议讨论”。我便安排本室一女同事小李陪克平去逛街。好在“两克”在上海期间，本社都给了生活补贴，“两克”要买些小礼品的钱是足够的。

克平脾气爽直，不会巧言令色。到沪第二天，我们在社里的饭厅由专职厨师掌勺，请他们晚宴。席间气氛轻松，谈及东方所多位老朋友的近况，我忽然想起庞晓梅女士。她是庞英的女儿，而庞英是五十年代留苏学生，中苏关系破裂后，庞英留居在苏俄。女儿庞晓梅便出生在俄，早已嫁人，入了俄籍。庞晓梅也在东方所供职，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反而是中国话磕磕巴巴的。我不知道她和克平关系如何，随便问起庞女士近况如何。不料克平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认识她！”这时克恰诺夫也在座，默不作声。我也有些尴尬，又接着问起“伊拉如何？”伊拉即波波娃，在孟列夫敦煌室内供职，几年后当上研究所的副所长，后来又晋升为所长。大概对伊拉有好感，克平便介绍了几句她的近况。过了两年，伊拉来沪，我跟她提及此事，她马上说克平“是个很独立的人”！伊拉那时已经能进行不复杂的中俄会话，“很独立”的表述，大概是指克平有自己的行事风格，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不轻易附和别人。

这时距离1997年《俄藏黑水城文献》正式出版的日子已不远。全书第一册前面冠有中俄双方主编的《前言》，俄方的《前言》当然是克恰诺夫撰写的。他在文中为科兹洛夫考察队在黑水城发掘文物的行为作了辩护。中方则认为，虽然是在清末发生的行为，是在两国人民都没有主权条件下发生的事情，但毕竟是在中国疆域内获取了中国文物，应该受到责备。然而双方都不想在这一问题上纠缠而妨碍黑水城文献整理出版的大业，终于决定在双方的《前言》中各作立场表达，互不指责对方。克平很显然地站在克恰诺夫《前言》中表述的立场一边，这是可以想得到的。

2000年，我们又一次去俄罗斯编拍《俄藏黑水城文献》，这是自1993年开始的大规模编拍行动的最后一次。7月，聂鸿音也特地从北京赶来助战。克平与聂鸿音在西夏学上交流不少，共同语言颇多，有惺惺相惜之感。她又一次设家宴款待我们三个中国友人：聂、蒋、严，还请了冬宫的基勒和鲁道娃作陪。克平学术上一丝不苟，孜孜以求，生活上也知道享受。她铺上了美丽的台布，将色拉做得可口又漂亮，令人一见就觉得凉爽可口，舌尖生津。这几天恰逢俄一艘潜水艇出事，失去与地面的联系，艇上人员有几十个，都是年轻人。克平非常关心这些人的命运，她跟我说：“他们都这么年轻，前途无量，祈祷他们平安脱险，父母师长都在等着他们呢！”有一天，潜艇上发出的求救讯号被地面听到了，她很兴奋地告诉我，说明他们还可能获救。直到多天以后，救援措施已经用尽，终于没能使潜艇浮上水面，救援行动宣告失败，圣彼得堡街头店铺纷纷挂出了哀悼死者的半旗，她也表示了沉痛的心情。她是个有两个儿子的母亲，从她的表情与经历，我充分体味了她的深情。

2000年的10月1日快到了，也就是临近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二周年的庆祝日了，我们历时七个年头的现场编拍工作已近尾声，计历次辛劳所得，其摄黑水城文献底片仅黑白片即已近三万拍，涵盖了整个俄藏黑水城文献精华的绝大部分。俄方的全力支持配合当然是这一项目成功的重要保证。我向社长、总编辑提出举行一次告别宴会，答谢俄方人员代表的辛劳付出。社领导非常理解与支持，还提醒我们招待会菜肴要丰盛一点，不可怠慢俄方人员。我们拟定了邀请名单，第一位就是所长克恰诺夫。接着是孟列夫、克平，还有所长助理波波娃，以及外事秘书法兰祖诺夫等，也有手稿部可爱的文献管理员娜佳等。我特意写了简明的谢辞，并请孟列夫作同步翻译。我的谢辞致完后，孟列夫作了很精到的解释，接着克恰诺夫以所长身份表示对双方成功合作的满意态度。他又客气地说，俄方限于条件，不能像中方这样以丰盛的宴会欢送朋友，表示惭愧。克平的发言很有意思，她说，这几年的往来，感觉到你（蒋维崧）的俄语有了很大进步，大多数讲话者的俄语发言你大部分都听懂了。希望你像走亲戚一样，今后还要常来圣彼得堡，这样你的俄语会进步更快！我当时很感动，铭谢她的勉励，但自知将有愧于她的期望。

克平是个睿智的女学者，一生自强不息，每见到她忙碌的身影，我会想起一千多年前中国东汉时的女史学家班昭。孟列夫在怀念克平的文章结尾中提到她时说：“她的直言无忌是同事们所共知的。”2000年克恰诺夫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索罗宁（К. Солонин）举行论文答辩，争取授予博士学位。克平在1993年就晋升为东方所这一学科的首席研究员，理所当然地以指导教师身份参与答辩。克平在会上当着包括克恰诺夫等许多专家的面，不假辞色地向索罗宁提出了许多尖锐的直击要害的问题。索罗宁论文未得通过，答辩失败。那年我正好在东方所工作，隔天后遇见索罗宁，他怨愤地用中国话对我说：“这个老太婆有神经病，你知道吗？”过了不两年，克平意外地因病不治，突然去世了。孟列夫在追念她的文章中说克平“是一个迷人的女性，一个非常有同情心和细心的伴侣——也是一个非常苛刻（通常是不必要的）人”。这也许婉转地表达了孟列夫的看法，弦外之音，不难明白。又过了数年，索罗宁修改了博士论文，作了很大的修订补充，重新申报，获得了批准，被授予博士学位。他在北京偶遇聂鸿音，谈到2000年的答辩未获通过那件事，索罗宁承认，那时论文写得确实不够好，功夫下得不到家，承克平教授不客气地指正，启发了他深入思考，下大力气修改。回忆起来，应该对她表示由衷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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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厚少文，安刘必勃的所长——怀念克恰诺夫教授

克恰诺夫（Е. И. Кычанов）生于1932年，卒于2013年，享年八十一岁。他的父亲是土地工程师，母亲是幼儿园教师。这样的出身背景算得上是初级知识分子家庭了。

克恰诺夫自己很要强，好学不倦。1950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在那个时代，列宁格勒大学（简称列大）与莫斯科大学（简称莫大）就像中国的北大、清华那样有名。克恰诺夫入学后进步很快，颇得师长们的赏识，1955年被录取为研究生，主修西夏学。以后数十年，他一直专注于俄国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率领的四川-蒙古探险队所获的黑水城文献研究，取得了令全世界相关学界瞩目的成果。

苏联亚洲民族博物馆（即今日的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收藏有数量庞大的敦煌文献以及西夏文文献并不是秘闻。1958年，中国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曾到访过列宁格勒，亚洲民族博物馆友好地接待了中国同行。当时年方三十出头的孟列夫曾接待过郑振铎，为郑等展示过收藏的敦煌卷子。郑印象极深，不知道苏方还有什么其他秘藏。由于郑振铎一行随即飞机失事而罹难，这个信息没有传播开来。

将苏俄藏有数量惊人的敦煌文献这一消息透露给中国学术界的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Б. Л. Рифткин），他曾经促成北京的中华书局影印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的出版。他把苏俄藏敦煌经卷的讯息告诉了中华书局，同时也提醒中国朋友，苏联官僚主义官场习气严重，处事拖沓，与之谋事合作，一定得有“泡蘑菇”的思想准备。

李福清治中国明清时期的俗文学史，写有研究中国白话小说的专著，正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审读出版。他和该社的社长魏同贤志趣相投，是相交多年的朋友，于是又把苏俄藏有敦煌文献的消息告诉了老魏。老魏是个胸有大志的出版家，极富战略眼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他和全社同仁的努力下，上古社已从连年亏损的困局中走了出来，正在积极擘画新的大型选题，目的不仅是扭亏为盈，还要享誉中国甚至世界学坛，走出国门。李福清提供的信息正中他的下怀，他便积极行动起来，走访学界前辈季羡林、饶宗颐、潘重规诸人，最终确定目标是编拍一套《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首要的标的即锁定出版苏俄的藏品。经过颇不简单的报批审核顺序，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又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了出版苏（俄）藏敦煌文献的设想计划。上古社便积极筹备去苏，实地考察苏（俄）藏品情况。

稍早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赴俄考察的是中国的两位西夏学者史金波与李范文。1987年1月4日-27日，史金波和李范文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派遣，前往东方研究分所进行学术交流。史与李均为国内顶尖的西夏学研究专家，分别撰有西夏语言学专著《文海研究》《同音研究》，被学术界敬称为一时瑜亮的“双璧”。他们的联袂访苏，很自然地受到苏联学界的欢迎和重视。苏联的西夏学者克恰诺夫、克平等和他们互相交流、探讨了不少疑难之处。这段日子正是寒冬，室内虽有暖气，但进出学部大门，还得全副冬装御寒。多年后，到了1993年，史金波参与《俄藏黑水城文献》的编拍，又一次在冬天来到圣彼得堡，他对1987年的严寒还记忆犹新。史、李两人的这次苏俄之行收获颇丰，对中国学者来说，更明白了苏联占有了得天独厚的黑水城文献的巨大的优势，又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秉烛达旦钻研了多少日子，苦心孤诣，成就非凡。中方的学者痛感必须改变这种劣势，促进文献资料的全面公布，使全球学者在同一跑道上竞技赛跑。史、李二人回国后，向各自的上级部门汇报，请求酌情考虑，尽早安排出版黑水城文献的计划。

上海古籍出版社也不失时机，于1989年下半年派出了以魏同贤为团长的访苏代表团，团员三人，分别为总编辑钱伯城、副总编辑李国章、影印编辑室主任李伟国。他们抵达列宁格勒后，受到苏方诚挚的欢迎。彼得罗相所长与资深首席敦煌文献研究员孟列夫都出席了欢迎宴会，并提供了阅卷考察的种种方便。早在1965年，克恰诺夫就被所长彼得罗相提拔为负责科研的副所长，他的学术成果很显著，为东方研究所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在俄国人眼里，西夏学与敦煌学是同出一辙的东方学分支，克恰诺夫与史金波、李范文交流合契，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同行应该也能水乳交融。克恰诺夫与克平都为史金波、李范文所熟识，所以交谈起来就多了不少话题。但是1989年时，上古社方面是专为考察东方所收藏的敦煌写卷而来，哈剌浩特（即黑水城）的西夏文藏品的出版尚未列入议事日程。当知道了这一情况后，“两克”就很知趣地退场了，丝毫没有强人所难的意思。

这批出自黑水城文献中的绝大多数是用党项先民创制的今天已经消亡的死文字书写或刊刻的资料。从内容上说，黑水城文献十分庞杂，不仅有佛教经律论，还有译自汉文四部书的儒道作品，尤其是有来自民间的珍贵的租赁文书，这是反映当时社会从官府到民间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不可多得的资料。西夏政权立国后割据西陲，与宋、辽或金互不相属，雄峙西北，并称三国，而以正统自矜的北宋与辽（契丹，以后是金）又不为西夏政权立传，使西夏遗留下来的正宗资料很少，其真实面貌一向不能确认，形成历史的空白，致后人修西夏史时往往徒叹资料的匮乏。如今这一大批浩如烟海的写本、刻本重见天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宝物。当然，这批文献的绝大多数以西夏文字书写或刊刻，不仅形体上迥异于汉字，即使逐字对应汉字辨识后，也还有大量的语法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正确理解文意。在这些问题上，苏（俄）的学者伊凤阁（А. И. Иванович）、聂历山（Н. А. Невский）做出了可贵的努力，筚路蓝缕，导夫先路。后继者即是如今的克恰诺夫、克平等，还有中国的史金波、李范文等。尽管已经死亡的西夏文字尚不能完全释读，但毕竟已能解读十之五六，“死”文字不死。

虽然上古社此番访列宁格勒是为东方所庋藏的敦煌文献而来，但了解到了东方所珍藏的巨量的西夏文文献，是个意外收获。这几位中国古籍行家不仅熟悉汉文古籍，有丰富的版本目录知识，更可贵的是他们有灵敏的行业嗅觉与深远的目光。虽然西夏文字已经死亡，但记载这段失传历史的史料不会完全死亡，只要有史在，国便不会亡。李国章、李伟国认为，俄方所藏的黑水城西夏文文献，如果真能付以影印出版，西夏“绝学”未必不能如甲骨卜辞一样存亡继绝，复振一段空缺的西夏历史。数年后，上古社联合中国社科院民族所与俄东方所签订协议，大规模地编拍黑水城文献，历经三十余年努力，数度往返圣彼得堡与北京、上海之间，终于出版了三十三大册八开本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使西夏学的研究成为了国际显学。饮水思源，我们是不能忘记主编这套文献的三位前辈，中方、俄方决策者与亲历者克恰诺夫、史金波、魏同贤的功绩永存。1987年史金波、李范文的访苏，1989年魏同贤等人访苏，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如同在即将燃烧的炉膛中加了一把柴火。

史金波地处北京中枢，消息广泛而且敏捷。1992年年底，他邀请院外事局杨建国陪同，联袂到沪，拜访魏同贤与钱伯城。一见面，史金波就出示了刚收到的克恰诺夫给他的亲笔信。信中明确表示，圣彼得堡东方文献所已获上级批准，可与中国相关部门合作出版他们所藏的哈剌浩特文献（即黑水城文献）。克恰诺夫本人也已获研究所所长彼得罗相授权，拟于1993年上半年访华，商谈合作出版的具体事宜并签订正式的协议书。1993年的中俄会谈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进行。俄方出席会谈的是得到所长彼得罗相授权的副所长克恰诺夫教授，中方的代表分别为：民族所的西夏学学者史金波与白滨，二位均是资深的研究员；代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是总编辑李国章与副社长兼副总编的李伟国。由社科院派往俄罗斯留学返国不久的杨艳丽女士担任翻译。她掌握的俄语词汇量很大，所以翻译时游刃有余，毫无窒碍，使中俄双方的洽谈一直很顺畅地进行。

但是因为要达成书面协议，文字的表述必须严密周全，两国三方的义务和权利都应有周密且无懈可击的表述，中俄的代表都逐条逐字逐句琢磨，不敢疏忽。当解释协议文本中，出版方（上海古籍社）拥有出版后的一切版权，包括“邻接权”时，却有了争议。俄方认为他们研究所仍有研究文献，征引文献，无论局部还是整篇文献都可引用、刊印，包括发表照片等等，中方从版权角度考虑，当然希望这种现象有所限制，即将黑水城文献的首发权尽可能多地保留于这套书内。当听到中方对“邻接权”的解释时，克恰诺夫有些失态，他勃然大怒，怫然变色说：“你们派车子来把这些东西都运回中国去吧，我们什么权利都没有了！”顿时会场气氛凝固，似乎会谈进行不下去了。这时正逢中午，民族所已准备好了工作午餐，午餐俭约而不失丰盛，克恰诺夫问：“这是便饭么？”显然他对中国的经济活力感到吃惊。事缓则圆。午休后会谈重启，主要是出版方对“邻接权”作了解释，当克恰诺夫理解了这条条文并没有限制俄方人员的研究权利，更没有限制俄方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权益，包括发表研究成果的权利等，同意该条写进协议书，风云突变的阴霾被驱散了。而克恰诺夫给中方代表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大家谈起这件事都对他颇有敬意。

1995年8月在银川召开了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西夏学专家与会者不少，克恰诺夫与克平和莫斯科的治西夏学的萨姆索诺夫等也来了。因为编拍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将在1997年举行首发式，首批面世四大册出版物，其中汉文第一至三册，西夏文第七册，必将引起学界不小的反响。而第一册将冠以中方主编史金波与俄方主编克恰诺夫各自撰写的《前言》（并附中、俄、英三种文字文本），交代黑水城文献的来龙去脉以及整理出版的缘由经历，事关重大，所以中俄双方都下了很大功夫推敲修改，务求臻于完美。在这次银川会议上，我以责任编辑身份和克恰诺夫谈起尚未完成的黑水城文献的编拍进度等事，并涉及怎样看待科兹洛夫所率的四川-蒙古探险队在黑水城地区所获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物以及它们流失境外的事。科兹洛夫所率的考察队进入黑水城地区已是二十世纪初，距清朝即将覆亡仅几年时间，但清政权仍在俄人所到之处实行着有效的统治。所以俄人必须拜会当地的清朝官员，征得他们许可，并送上礼物（如留声机、手枪等），方能进行“考察”。当然也应该承认，科兹洛夫考察队在发现了整整一个王家图书馆的文物，尤其是图书、器物、绘画等捆载而去时，是得到当地官员许可的，清朝官吏率众为考察队送行。所以，俄国人一直认为，这是合法行为，没有欺骗，这种文物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是世界上屡见不鲜的正常的现象。

我们可以不赞成这种观点，可以有所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搁置争议，走出泥沼，承认这种文物所有权的转移，加速统一对文物的利用价值的认同，加强对其文献价值的认识统一。这才是真正地不负党项先民创制这种文字而留下浩瀚文献的初衷。所以，当1997年这套新书的第一批四册八开本样书首发时，克恰诺夫作为俄方主编致辞时，他也同意我们的意见，不再强调科兹洛夫考察队获取黑水城文献的正当性，避免争论，他在俄方《前言》中一笔带过。中方主编史金波在《前言》介绍这套书的历史文献价值。这样就引导读者真正认识文献价值的意义了。新书首发后，我们共同驱车去北京远郊的清代东陵参观。次日，克恰诺夫意味深长地说，他看到了，“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不尽之意在于我们均宜更努力而着眼于前人带不走的永恒的存在。

克恰诺夫是个本分、厚道的所长。他的领导人风格与前任所长彼得罗相迥异。2000年10月前后，伊拉·波波娃来上海出差，因为在异国他乡，和她谈起共同的熟人——东方所的同事，大家都很直率。我把古籍社的两代社长魏同贤和李国章比作东方所的彼得罗相与克恰诺夫，前者（魏同贤和彼得罗相）都是果断、有为；而两位后继者则是心善、宽容。波波娃的见解和我完全一致，可见这大概是真实的情况反映。克恰诺夫原是苏联共产党员，到苏共解散停止活动以后，执政党一夜消失，所以这段历史也就不提了。1992年，我们第一次到圣彼得堡东方所工作三个月后，将启程回国，按照惯例，所长彼得罗相与副所长克恰诺夫，并约了孟列夫、丘古等为我们四人饯行。双方聊天谈起对两国现状的观感时，克恰诺夫忽然呼了一句：“社会主义的中国万岁！”这句没头没脑，令我愕然，当然印象尤深。

1995年，克恰诺夫与克平参加银川的西夏国际会议后路过上海，因为赴俄编拍黑水城文献还有不少工作需要安排协调，就在我们社的员工餐厅午餐。他注意到“你们的员工每人在社里午饭都不收费，这种做法很好”。他认为这是一种增强员工凝聚力的好措施，可惜东方研究所没有条件仿效。克恰诺夫治西夏学，对中国古代文化有所了解。我每次赴俄，总要携带社长李国章签字的亲笔信向他致意，请他关照支持。1997年，据中方团长史金波估计，全部工作已经过了一半之量，但什么时候能克奏全功还不敢说。李国章在致克恰诺夫的信中说，中国有句古语，“行百里者半九十”，意即我们不能松懈，要善始善终。克恰诺夫读信后沉思良久，很有感悟，我以后多次听他重复“行百里者半九十”。

1997年9月上旬，史金波、聂鸿音按原定计划，在完成了阅卷、编目、选择取舍后，将离开圣彼得堡回北京。克恰诺夫带了礼物分别赠送我等四人，以示惜别。他和史金波交情最深，送给史的是金笔与一瓶原产的墨水，送我的是漂亮的领夹与长袖衬衫的袖口夹；送聂鸿音与小严的是各一条领带。他给我礼物时，我正在去阅览室的路上，他交礼物给我时，慎重地说：“小的，但是好的！”使我有些受宠若惊。那年国庆，我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按惯例举行招待酒会，宴请各国客人。我和克恰诺夫一起出席了酒会。席间，他私下向我介绍了多位俄国来宾的身份，文学所、科技所等，克氏特意笑着说明，每一位部门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这是说明苏联和俄罗斯政权的和平对接与成功转型么？

2000年，我们已大体完成了《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全部现场编拍工作，从1993年这个项目上马，历时八年，吃尽千辛万苦，终于见到了胜利曙光。我们向社领导请示，拟在彼得堡市内中国风味的饭店举行一次告别宴会，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赵昌平总编辑很快就有了答复，同意我们的设想，并提醒我们，菜肴应该丰盛一点，因为此举也代表了本社社领导对东方所的专家、手稿部提阅文献的工作人员的谢意。于是邀请了克恰诺夫所长以及孟列夫、克平、伊拉·波波娃等俄方专家和法兰祖什夫（外事秘书）、捷姆金夫妇、娜佳（手稿部提卷人员）等等一行共十人赴宴。我们还特地准备了中国特色的醇正白酒。宴会开始前，我代表社领导致祝酒辞，回顾从签订协议，到落实出版的全过程，感谢俄国朋友的全力支持。我引用了中国诗人朱熹的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这一项目的成功实施，虽然还有许多有待完成的工作要做，但什么困难也阻挡不了中俄人民友好合作的前进步伐。孟列夫翻译得很顺畅，俄国客人都沉浸在八年的往事的回忆中。

席间最大的官员便是东方所所长克恰诺夫，他真诚地回顾了八年来我们共同走过的路程，又对俄国的经济现状表示了遗憾，在中国同行离开时，“所方不能为你们举行如此‘盛宴’”。后来克平、法兰祖什夫等等也讲了话，对中国同行的忘我工作表示了钦佩，气氛十分融洽。第二天，我听克平转告，对昨天的告别宴会，出席的俄方同事都很满意，尤其是那些很少有机会参加外事活动的文献提卷人员娜佳等，她们一个劲儿地称赞中国同事的热情礼貌与周到，还称赞中国菜肴的丰盛与美味可口。愿这种美好的记忆永远保留在俄国朋友的心田吧。

克恰诺夫是2013年得病去世的。我们得到消息很迟，在一年之后。每想到他，我总不免怅惘凝思。他在苏联俄罗斯转型时期，继果断有为的彼得罗相出任所长，不畏烦剧，不惧重重困难，持重勿失，将与中方合作的大项目——《俄藏黑水城文献》出版进行到底，使黑水城文献最主要的精华早日与全世界学人见面，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黑水城文献能够有今天这么高的知名度，有这么广泛的研究者，与原始文献的影印刊布有莫大的关联。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藏有许多各个国家的古代珍贵文献，到2025年《俄藏黑水城文献》出版完毕全书的最后一册即第三十三册，也许是东方所与国外合作出版的最大规模的一种资料丛书。克恰诺夫有理由为此而骄傲。中国西汉时的大臣周勃“重厚少文”，但高祖皇帝刘邦预见将来“安刘者必勃也”。我想，对圣彼得堡东方所而言，克恰诺夫不就是周勃吗？

《塑造宋代历史：史料与叙事》，[美]蔡涵墨著，刘云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644页，119.00元

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Sources and Narratives, Charles Hart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400pp.

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近年出版的著作《塑造宋代历史：史料与叙事》是我认为当前宋史研究中极具开创性的成果。该书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深具解释力的分析模型，也在方法上推动了我们对史料本身性质与作用的重新思考。作为一名从事宋代政治与宗教史研究的学者，我感受到这本书在切实地改变我们所处的学术生态。

正因如此，我对庄语乐先生日前撰写的书评《宋代历史是被“塑造”出来的吗？》颇感遗憾。他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一些论证细节的问题上，继而对蔡著中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倾向提出严厉批评，却未能准确呈现本书最重要的论点：蔡涵墨试图使读者理解，宋代史料并非绝对中立的事实记录，而是不同政治力量在各自历史书写的话语体系和制度框架中长期博弈、不断塑造和传承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儒家制度主义（Confucian institutionalism）的叙事最终胜出，从而造成了我们现今流行的对宋代政治史的理解。如果忽略了这一核心问题，那便等于错过了本书对当代宋史研究最根本的挑战与启发。

我之所以决定撰写这篇回应性的书评，也有着个人的缘由。在我过去的学术成长过程中，曾对“谁在书写宋代历史”这个问题产生过长期的困惑。我相信个体的学术经验，往往能帮助我们更具体地理解一部作品的意义。因此，这篇书评不只是一次专业性的评论，也是一次带有反思性质的写作。我希望通过回顾自身的学术轨迹，解释蔡涵墨这本书为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并展示它如何为我们开启理解宋代历史的新路径。

为了尽可能忠实于原著的论点与用词，在本文中，我引用《塑造宋代历史》时将依据英文原版的页码。读者若手头持有中文版，也可通过章节内容在译本中找到相应段落。这种处理并非出于对译本的不信任，而是基于一种基本判断：翻译本身就是一个重新建构与再诠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义与语气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流失，尤其是像蔡涵墨这样的著作，其许多理论关键词在语言迁移中往往承载着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歧义或张力。我将在后文进一步说明这种中文读者阅读译作的复杂性。最后，我也希望借这次书评的机会，进一步思考《塑造宋代历史》对整个宋史研究领域可能带来的意义，并简要介绍蔡涵墨近年来出版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宋代中国的政治结构》（Structures of Governance in Song Dynast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这本书尚未有中文版问世，但可以看作是对《塑造宋代历史》的延伸与深化，标志着蔡涵墨不只是对既有历史叙事提出批判，更在尝试重新构建我们理解宋代政治与社会运行方式的基本框架。

蔡著在处理什么样的问题：从我个人的学术经历说起

在2010年代的前几年，我在北京读研究生，主修宋史。当时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而这个困扰其实来自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宋代政治史的路径。一方面，那几年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非常热门，在研究宋代的年轻学生中几乎是人手一本。这本书强调儒家士大夫在宋代政治中的地位，认为他们在君主面前有时可以分庭抗礼，甚至能够公开抗议皇权的决定。这种观点塑造了一种“士人政治”的理想图景，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也因此广为流传。

但与此同时，我也发现自己的老师中有学者对此深表怀疑。比如资深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就对余英时的论点不满。他倾向于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解释路径，主张宋代士大夫并不值得美化，是腐朽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更进一步地，他甚至觉得，一些宋代历史的译作用“精英”（elite）这个词来形容这些士大夫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为“精英”应当意味着某种道德高度，而这些人并不配得上这样的道德称号。

这样两种观点，在当时的我看来各有体系、各有根据，却又几乎无法调和。一种视宋代为儒家士大夫能够与皇权分庭抗礼、共同执政的黄金时代；另一种则视儒家士大夫为自我包装的利益集团，道德上早已败坏，行为上多出于功利计算，远谈不上什么“为天下苍生”的理想主义。更重要的是，这两种说法都能找到自己的史料依据。我当时常常感到困惑：如果宋代历史能被如此不同地讲述，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段历史？

蔡著的主要论点

蔡涵墨《塑造宋代历史》所提出的问题，与我在研究生时期所遇到的学术困惑高度相关。这本书并不试图解决宋代的政治生态是否可以被定义为具有高尚理想的“士人政治”，而是关注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今天所依赖的宋代历史叙述，是如何被书写出来的？是哪些人，在何种体制、语境与政治逻辑下，决定了哪些材料被保留，如何被解释，又为何以那样的方式被传承？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所提供的并非是宋代政治史的重构，而是一种理解“历史为何如此”的路径。只有了解宋代历史书写的形成，我们才能更有把握地重构这一时代的历史。

概而言之，这本书挑战了一种深植于宋代以来的史学传统，即以儒家立场为核心的历史解释模式。蔡涵墨指出，这种解释体系不仅主导了宋人自身对历史的编写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宋代的理解。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聚焦于五类关键史料的成书背景与传世过程：包括《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道学史家编纂的历史，以及元代修撰的《宋史》。蔡涵墨不仅分析这些史料的内容，更深入挖掘它们产生的政治与知识语境，进而揭示出编史者试图传达的意图与信息。

下半部分则讨论这些史料如何共同构建出一套“宏寓”（grand allegory）式的历史叙事。所谓“宏寓”，是一种长期主导对宋代理解的大叙事框架，它产生于两种政治理念之间持续的张力之中：一是五代时期以技术官僚（technocrats）为主导，强调对君主个人效忠的体制运作方式；另一种则是在庆历年间逐渐形成的儒家制度主义（Confucian institutionalism），主张通过道德教化与制度建构来限制君权。蔡涵墨指出，宋代儒家史家往往倾向于后者，并通过重新组织历史材料、建构一套理想化的王朝往事，来对当下政治加以批评或引导。这种史学写作不只是记录，更是一种具有规范意图的建构（pp. 1-22）。

在这里，我需要稍作说明。蔡涵墨在书中提出的technocracy一词，若直接译为“技术官统治”或“技术官僚体制”，在中文语境中可能引发一定误解。在宋代官制中存在所谓“伎术官”，指的是那些掌握特定技艺、直接服务于皇帝的技术性职位，例如医术、天文、音乐等。这类官员虽被称作“伎术官”，但与蔡涵墨所指的technocrats并不相同。在英文语境下，technocracy指的是一种统治的方式。在这一方式下，那些在特定领域拥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人会因其专业能力而获得可观的政治权力。蔡涵墨认为这类技术官僚构成了五代时期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往往是临时被任命的专员，因其在财政、军事、调度等领域的突出能力而受到重用。他们未必出身望族，也未必通过科举系统，但却拥有在体制中实际运作的权力。因此，尽管“技术官僚”这一中文翻译或许还有待进一步斟酌，但为了行文的便利，我仍保留这一用法。理解这一术语的准确含义，对于把握蔡涵墨所描述的五代宋初政治生态，以及他后续提出的“宏寓”结构，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蔡涵墨的分析中，宋代历史书写并非单纯地出自儒家史家的道德判断或对皇权的歌颂，而是在儒家士大夫与技术官僚这两种政治逻辑之间的长期张力中，被有意识地组织与诠释出来的叙事结构。然而，正是这一层理论的复杂性，在庄语乐的书评中被显著地简化甚至误读。他将“宏寓”理解为一个对皇室的单向赞颂系统，忽略了其本质上由儒家士大夫主导、意在规训皇权的建构性过程。在庄语乐的书评中，有一段话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他对蔡涵墨观点的理解偏差：

这部分在“史料”之上，进一步将一切宋史史料视作一种“塑造”，历史编纂作为政治“工具”，“除了谄媚皇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力量推动实录中叙事的形成”（导论，第22页），也即，宋史史料对作者而言主要是“宏寓”，“宏寓”又是由“谄媚皇室”和“共治工具”两大要素组成的。（引文中出现的页码为中译本页码）

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概括了蔡涵墨对史料建构性的强调，但问题在于，庄语乐把一个本质上复杂而富有层次的理论，简化成了一个单一方向的政治工具论：仿佛历史书写的全部动力都是“为了谄媚皇室”。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实录本身确实是皇权体制下的产物，它的编纂目的主要是为了记录皇帝的日常与功绩，从结构上服务于帝王形象的建构。特别是实录的编纂在宋代需要通过皇帝的审查，而这一过程被称作“进御”（p. 8）。从这个意义上说，蔡涵墨使用adulation（中文译为“谄媚”）一词并非没有依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英文中的adulation含有“过度称颂”之意，其语气虽批判但不带中文“谄媚”一词那种强烈的道德贬义。若读者仅依据中文译词来理解原书，很可能会误解作者在语言上的语气与立场，进而误判他的整个论点。

其次，庄语乐将“历史编纂作为政治工具”理解为一种对皇权的服务机制，这种看法虽然不完全错误，但却遮蔽了蔡涵墨“宏寓”概念中的另一个支柱。蔡涵墨提出，“宏寓”不仅由“对皇室的赞颂”构成，更重要的另一部分是其儒家制度主义的功能：即儒家士大夫通过史料的选择、叙述与解释，来向当时的皇帝施加规训与批评。这种历史建构不只是为权力服务，它本身也是与权力博弈的一部分。

更关键的一点是，庄语乐似乎将“宏寓”理解为一半来自技术官僚对皇权的赞颂，另一半来自儒家士大夫对皇帝的规劝之言。然而，蔡涵墨的分析并非如此对半切割，而是明确指出，“宏寓”本身就是由儒家士大夫主导发起的：他们选择、整合、组织史料，构建一个具备政治教育目的的历史叙事结构（p. 19）。即使是那些看似赞美皇室的记录，也可能被置于反面教材的语境中，用以提醒当朝皇帝什么是糟糕的治国方式。若忽视这一问题，就会误将“宏寓”看作是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分工合作，而不是士大夫以史笔为武器进行政治介入的一种体现。

正因如此，庄语乐虽然引用了蔡涵墨关于“谄媚”与“共治”的双重结构，但他既未处理清楚“宏寓”的主导者是谁，也未充分展现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政治批评张力。这种简化的解释方式，不仅削弱了蔡涵墨原本理论中的复杂性，也容易让读者误以为《塑造宋代历史》只是在做一种负面的批判宋代史学的工作，而忽略了它所揭示的那种士大夫借助史料塑造话语、争取政治权力的活跃姿态。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译作：一个具体的例子

在这部分，我想通过庄语乐书评中对《太平故事》的讨论，来回应庄文中对《塑造宋代历史》的某些批评。这是一个比较细节性的讨论，涉及英文本的翻译、中文史料的理解，以及作为书评者对原书论点的把握能力。之所以选择展开这个案例，是因为它能清楚地说明一个更大的问题。庄语乐在书评中提出蔡涵墨的著作存在“硬伤”，但他所列举的证据其实只是全书中极为有限的一小部分，既不能代表整本书的论证水平，也不足以支持他对全书的否定性评价。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案例中，我们会看到，庄语乐对史料的使用和理解并不足以支持他想要得出的结论。换句话说，他试图通过一些看似具体的考证来证明蔡涵墨的研究“站不住脚”，但庄文的指责却经不起推敲。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个案例值得被认真地拆解与分析。

在讨论《太平故事》与《国朝会要》的关系时，庄语乐首先质疑蔡涵墨所谓“《太平故事》是《国朝会要》节本”的说法，认为作者把两者的关联分散在不同章节，却始终缺乏确凿证据来证明这种从属关系。他尤其指出，蔡涵墨将《太平故事》和《国朝会要》的进呈归于王洙。然而根据庄语乐的理解，这部书应由富弼领修并上呈，王洙虽在史院任职，参与编纂，却并无明确证据表明由他进呈。然而，这样的批评其实是建立在对英文原文语义的误读之上。

蔡涵墨写道：Wang Zhu submitted the first huiyao…; the Precedents…followed five months later.（p. 28）也就是说，他只明确了王洙进呈《国朝会要》，而《太平故事》的出现是在时间上“随后”，并没有说“由王洙进呈”。事实上，他在下文明确指出，是富弼命令将《太平故事》分发给中书门下与枢密院的官员，供政策参考之用。因此，蔡涵墨并没有逻辑上将《太平故事》归为王洙所进，而是庄语乐根据中文译文中不够严谨的表述作出的判断。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庄语乐认为蔡涵墨提出《太平故事》是《国朝会要》的节本。然而，若我们回到英文原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蔡涵墨的表述是：The Precedents… was a more focused subset of the former.（p. 28）这一句中，“subset”意指“子集”，是一种在内容主题上更聚焦的关系，并不等同于“节本”或“节选”关系。译者将这一词译为“节本”，实则是一种过度阐释。这一翻译误导了庄语乐，使他以为蔡涵墨在主张《太平故事》是从《会要》直接节录而来，进而批评其“无证据”。但如果读者参照英文原文，就会发现这种批评其实基于翻译的误解，而非对作者原意的准确把握。

当然，我无意苛责译者。翻译本身就是一件极为艰难的工作，任何一个认真从事翻译的人都会承认：在不同语言之间传递复杂学术概念时，语义的偏差、语气的误读，乃至措辞的选择，往往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我们固然应当努力追求精准、严谨的表达，但与此同时，也需要给予译者更大的理解和宽容。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语义的流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为某些措辞处理的偏差，就否定一部著作的全部价值。

正因如此，面对像《塑造宋代历史》这样具有理论野心与结构创见的著作，我们更应将注意力放在它试图提出的核心问题和整体框架上。蔡涵墨的真正贡献，不在于他是否在每一段文字中都万无一失地还原了某一条史料，而在于他是否拓展了我们对宋代历史的理解方式，是否提出了打破旧有史观的新思路，是否帮助我们从既有叙事中脱身出来，重新看见被遮蔽的结构与逻辑。这些才是学术讨论中更值得关注与争论的地方。若只在个别术语或细节上反复咬文嚼字，不仅可能误伤译者，更有可能错过一本著作真正想带来的视角转换与理论突破。

庄语乐接着从文本形态与内容入手，试图进一步否认《太平故事》与《国朝会要》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他援引《太平宝训政事纪年》对《太平故事》的大篇引文，强调其与《会要》在呈现形式和文本上并无重合，因此认定《太平故事》不可能是《会要》的节本；他又特别提到书中“臣弼等释曰”的评语体例，认为如果作者真正研究过《太平故事》，就会发现它更接近石介的《三朝圣政录》，而非《国朝会要》。但如前所述，蔡涵墨原文使用的是“a more focused subset”，即“一个更聚焦的子集”，而非“节本”这一在中文语境中带有“内容节录”含义的术语。这一翻译偏差本身就已经偏离了蔡涵墨的原意，因此庄语乐建立在“节本”之上的这套批评，其实并未击中原作者的论点。

更值得注意的是，庄语乐所强调的“臣弼等释曰”这一表述，其实反而有助于佐证蔡涵墨的观点。《太平故事》的编纂，确实是富弼主导下一个集体协作的产物，而非孤立于其他官修项目之外的独立创作。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记载，宋仁宗确曾诏命王洙、余静、孙甫、欧阳修等人共同编纂“故事”。仁宗的决定是由于富弼所上的奏章，富弼也因此成为编纂的主导。在同一时期，王洙正在负责《国朝会要》的编修工作（《长编》卷一〇九、一四八）。这些明确的编修背景说明，《国朝会要》与《太平故事》不仅在时间上紧密相连，在人事安排上也有重要重叠。蔡涵墨提出两书可能共享部分编修素材，进而将《太平故事》视为一种面向皇帝、具有政策教化意图的“更聚焦”的文本，这是一个完全合理且有史料支撑的推断。

庄语乐继而质疑蔡涵墨对富弼政治意图的解读。蔡涵墨在书中认为富弼的《太平故事》强调了“儒家‘仁’的美德是宋初治国的基本性质”。但在庄语乐看来，这其实是对史料的误读误用，因为富弼仅仅在称颂宋太祖平定四方的过程，并未上升到所谓“治国性质”的层面。然而，若我们细读原文，会发现他的理解其实过于简化了文本的内在逻辑。富弼在《宋史全文》卷二中的原话如下：

富弼曰：太祖之爱民深矣。王师平一方而不为喜，盖念民无定主，当乱世则为强者所胁。及中国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横遭锋刃者，遂至于感泣也。推是仁心而临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

富弼在叙述宋太祖平定天下的过程中说到，太祖对百姓的爱护非常深厚。当王师攻下一地，他并不因此感到喜悦，因为他担心百姓在失去稳定君主的动荡时期，会被强权所胁迫；等到中原强盛后，中原统治者又兴兵征伐，致使一些百姓平白遭受战乱之苦。富弼认为以这样的仁心来治理天下，也就难怪能如此迅速地实现太平。这里所强调的“仁心”，其实正是富弼在借由太祖的经历提炼出一种可供当政者借鉴的政治理念。所谓“致太平之速”，并非简单指战事进展迅捷，而在于太祖目睹百姓疾苦后生出深切同情，并以此仁心治理天下，才最终迅速安定四方。

蔡涵墨正是敏锐地捕捉到这种由历史经验通向政治理想的转化，将其纳入“宏寓”阐释之中。因此，他指出《太平故事》强调“仁”作为宋初治国理念，并非曲解史料，而是对富弼话语深层政治意涵的恰当把握。相较之下，庄语乐将“仁”的表述理解为纯粹的历史叙事，而非政治寓言，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对文本厚度的简化。

在进一步探讨《太平故事》的政治意义时，庄语乐对蔡涵墨提出了更为尖锐的质疑。他认为蔡涵墨误读了罗从彦《遵尧录》卷四的一段文字，误认其把仁宗统治时期的成功归因于《太平故事》所确定的政策。庄语乐认为罗从严仅仅是在阐述富弼的撰述意图，因此蔡涵墨所谓《太平故事》“成为界定祖宗成就的史学基础”，在他看来只是牵强的推断。然而，若我们仔细阅读罗从彦的原文及其语境，会发现庄文这段批评本身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罗从彦的原文如下：

臣从彦释曰：仁宗承平之久，纪纲不振，盖因循积习之弊耳。然能为太平天子四十二年，民到于今称之，以德意存焉故也。况德意既孚于民，而纪纲又明，则其遗后代宜如何耶？此弼之所以奋然欲追祖宗，思刬革也。

罗从彦在解释富弼编修《太平故事》的用意时认为，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虽能长期保持太平，但其实朝廷的法度已经渐渐松弛。他之所以还能做个太平天子，关键在于其推行德政的意图深植人心。正因为仁宗的“德意”已深得民心。罗从彦才设想，如果再辅以严明的法度，那留给后代的典范将会多么可观！在罗从彦看来，富弼编纂《太平故事》正是为了搜集祖宗成法，来弥补仁宗在“纪纲”方面的不足。从语气来看，罗从彦此处对富弼编修《太平故事》褒奖有加。

可见，这段文字的重点并不在于赞美仁宗治下的太平已臻完善，而是通过一种温和却清晰的批评，指出仁宗虽以德得民，治理仍有不足，特别是在纪纲方面。富弼因而希望通过编辑《太平故事》，收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政治先例，用以规谏仁宗，使其既能承续德意、又能重振法度，实现道德教化与纪纲的双重完善。

庄语乐将这段话简单归结为“富弼的撰述意图”，既没有说明清楚撰述的目的为何，也模糊了罗从彦本人的政治判断和修史动机。至于蔡涵墨的解读，他确实将这段话简化为将仁宗朝的成功“归因于《太平故事》确定的政策”，略有误读。但若从更大的结构来看，他的基本判断仍然站得住脚，甚至可以说罗从彦的这段话进一步强化了蔡涵墨的论点：《太平故事》确实在当时被一部分士大夫视为一部具有政策启发功能的“祖宗成法集”，其史学功能与政治功能之间的界限是模糊而紧密交织的。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庄语乐的书评其实并未完全掌握蔡涵墨原著的本意。其批评的出发点，有一部分建立在译文的层次之上，而对英文原文的语义把握并不总是准确；同时，他对史料本身的解读，也存在明显的选择性与片面性。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使他对蔡涵墨的某些严厉批评显得力道过重，论证也略显仓促。

我无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真正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一例子指出在阅读、翻译与评论之间，其实横亘着非常复杂的理解链条。当我们面对一本英文著作，尤其是那些试图以理论与方法重新架构史学视角的作品时，译者与读者所面对的挑战远比表面看起来大得多。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诠释，而任何诠释都可能带来意义上的偏移。当我们试图用中文去阅读一部英文作品时，事实上已经处于一种“再建构”的过程中。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更应以一种温和而同情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通过翻译引进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而不是急于用“硬伤”或“错误”去否定一部作品的整体贡献。否则，我们可能真正错过的是这些作品给予我们的新视角、新问题意识。这不仅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历史，更关系到我们如何以开放的姿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史学对话。

一条重新理解的路径

如果说《塑造宋代历史》的核心工作在于拆解一套由儒家史家建构的“宏寓”，那么蔡涵墨的续作《宋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译本尚未面世）则试图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建构一套理解宋代政治运作结构的分析框架。这部续作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来解释宋代的国家权力结构：“技术官僚与儒家制度主义的连续统一体”（technocratic–Confucian continuum）。

蔡涵墨著《宋代中国的政治结构》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连续统一体”（continuum）并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一个模型，一个帮助我们理解不同政治行为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工具。它的两端分别是技术官僚与坚定的儒家士大夫（committed Confucian）：前者强调对皇帝的忠诚，依靠专长能力在行政、财政、军事等领域中施展影响；后者则立足于儒家经典与道德理想，主张通过制度设计与教化来约束权力。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绝少有人会完全处于光谱的一端。大多数政治人物在实际操作中都处在这条连续体上的某个位置，随环境与时势而变动（pp. 1-26, 115-142）。

这一模型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儒家vs.非儒家”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也避免了对历史人物的标签化判断。通过“连续统一体”，我们能够理解一个儒家士大夫在某些情境下为何会采取技术官僚式的策略，反之亦然。更关键的是，它让我们看到，在传统儒家史学中被边缘化的群体，也可能在国家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比如说，宫廷女性、宦官、外戚武官多是通过技术官僚的渠道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传统儒家史学叙事将这些政治势力视作对王朝稳定的严重威胁。蔡涵墨的模型则有助于我们分析这些人物在当时政治光谱上的位置，而非陷入儒家叙事的窠臼。这一方式使得我们能够以更细致、动态的方式理解宋代政权结构的复杂性。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蔡涵墨提出的“技术官僚与儒家制度主义连续统一体”模型，恰好为我在研究生时期所见的那种对立的学术观点提供了一种解释的路径。假设我们同意坚定的儒家士大夫在撰写历史时，确实有其政治意图：他们通过强调自己筛选的先例，试图规范皇权的行使，并将这些理念包装成一套合乎儒家正统的治理蓝图；那么这一部分内容自然在他们所参与编纂的史料中被充分凸显，成为我们今日读史时反复遇到的“理想政治叙事”。

但与此同时，这些士大夫也往往将那些与他们立场不同、行为风格更偏向技术官僚路线的同僚视为威胁。那么他们则会在史料中将此类人物描述为贪污腐化、结党营私、误国误君之徒，进而归咎于这些人导致了国家体制的败坏。这种鲜明的褒贬与价值判断，构成了我们今天在许多宋代史料中可见的一种叙事模式：一方面是对儒家制度理想的推崇，另一方面是对“奸佞”的严厉批判与历史性清算。

蔡涵墨的重要贡献，不在于他选择了哪一边，而在于他让我们意识到，这两种表面看似互相排斥的叙述，其实是出自同一群史料生产者之手。他们既在建构理想，也在排除异端；既在塑造政治规范，也在操控历史记忆。这正是“宏寓”与“连续统一体”两个理论工具的关键所在：它们提醒我们，不应再从价值立场上简单评判孰是孰非，而应深入理解这些叙事如何反映出政治结构、权力分布与话语策略的复杂互动。

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讨论和验证这样一条“连续统一体”。但蔡涵墨的贡献不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终极的答案，而在于他为我们打开了一种思考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本身就是珍贵的：它促使我们跳出既有的叙述框架，去重新审视那些看似熟悉却未被充分理解的史料与现象，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复杂性的新路径。在面对史料丰富但解释分歧严重的宋代政治史时，这样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模型，或许正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

《塑造宋代历史：史料与叙事》，[美]蔡涵墨著，刘云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644页，119.00元

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Sources and Narratives, Charles Hart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400pp.

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近年出版的著作《塑造宋代历史：史料与叙事》是我认为当前宋史研究中极具开创性的成果。该书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深具解释力的分析模型，也在方法上推动了我们对史料本身性质与作用的重新思考。作为一名从事宋代政治与宗教史研究的学者，我感受到这本书在切实地改变我们所处的学术生态。

正因如此，我对庄语乐先生日前撰写的书评《宋代历史是被“塑造”出来的吗？》颇感遗憾。他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一些论证细节的问题上，继而对蔡著中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倾向提出严厉批评，却未能准确呈现本书最重要的论点：蔡涵墨试图使读者理解，宋代史料并非绝对中立的事实记录，而是不同政治力量在各自历史书写的话语体系和制度框架中长期博弈、不断塑造和传承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儒家制度主义（Confucian institutionalism）的叙事最终胜出，从而造成了我们现今流行的对宋代政治史的理解。如果忽略了这一核心问题，那便等于错过了本书对当代宋史研究最根本的挑战与启发。

我之所以决定撰写这篇回应性的书评，也有着个人的缘由。在我过去的学术成长过程中，曾对“谁在书写宋代历史”这个问题产生过长期的困惑。我相信个体的学术经验，往往能帮助我们更具体地理解一部作品的意义。因此，这篇书评不只是一次专业性的评论，也是一次带有反思性质的写作。我希望通过回顾自身的学术轨迹，解释蔡涵墨这本书为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并展示它如何为我们开启理解宋代历史的新路径。

为了尽可能忠实于原著的论点与用词，在本文中，我引用《塑造宋代历史》时将依据英文原版的页码。读者若手头持有中文版，也可通过章节内容在译本中找到相应段落。这种处理并非出于对译本的不信任，而是基于一种基本判断：翻译本身就是一个重新建构与再诠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义与语气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流失，尤其是像蔡涵墨这样的著作，其许多理论关键词在语言迁移中往往承载着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歧义或张力。我将在后文进一步说明这种中文读者阅读译作的复杂性。最后，我也希望借这次书评的机会，进一步思考《塑造宋代历史》对整个宋史研究领域可能带来的意义，并简要介绍蔡涵墨近年来出版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宋代中国的政治结构》（Structures of Governance in Song Dynast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这本书尚未有中文版问世，但可以看作是对《塑造宋代历史》的延伸与深化，标志着蔡涵墨不只是对既有历史叙事提出批判，更在尝试重新构建我们理解宋代政治与社会运行方式的基本框架。

蔡著在处理什么样的问题：从我个人的学术经历说起

在2010年代的前几年，我在北京读研究生，主修宋史。当时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而这个困扰其实来自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宋代政治史的路径。一方面，那几年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非常热门，在研究宋代的年轻学生中几乎是人手一本。这本书强调儒家士大夫在宋代政治中的地位，认为他们在君主面前有时可以分庭抗礼，甚至能够公开抗议皇权的决定。这种观点塑造了一种“士人政治”的理想图景，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说法也因此广为流传。

但与此同时，我也发现自己的老师中有学者对此深表怀疑。比如资深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就对余英时的论点不满。他倾向于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解释路径，主张宋代士大夫并不值得美化，是腐朽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更进一步地，他甚至觉得，一些宋代历史的译作用“精英”（elite）这个词来形容这些士大夫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为“精英”应当意味着某种道德高度，而这些人并不配得上这样的道德称号。

这样两种观点，在当时的我看来各有体系、各有根据，却又几乎无法调和。一种视宋代为儒家士大夫能够与皇权分庭抗礼、共同执政的黄金时代；另一种则视儒家士大夫为自我包装的利益集团，道德上早已败坏，行为上多出于功利计算，远谈不上什么“为天下苍生”的理想主义。更重要的是，这两种说法都能找到自己的史料依据。我当时常常感到困惑：如果宋代历史能被如此不同地讲述，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这段历史？

蔡著的主要论点

蔡涵墨《塑造宋代历史》所提出的问题，与我在研究生时期所遇到的学术困惑高度相关。这本书并不试图解决宋代的政治生态是否可以被定义为具有高尚理想的“士人政治”，而是关注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今天所依赖的宋代历史叙述，是如何被书写出来的？是哪些人，在何种体制、语境与政治逻辑下，决定了哪些材料被保留，如何被解释，又为何以那样的方式被传承？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所提供的并非是宋代政治史的重构，而是一种理解“历史为何如此”的路径。只有了解宋代历史书写的形成，我们才能更有把握地重构这一时代的历史。

概而言之，这本书挑战了一种深植于宋代以来的史学传统，即以儒家立场为核心的历史解释模式。蔡涵墨指出，这种解释体系不仅主导了宋人自身对历史的编写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宋代的理解。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聚焦于五类关键史料的成书背景与传世过程：包括《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道学史家编纂的历史，以及元代修撰的《宋史》。蔡涵墨不仅分析这些史料的内容，更深入挖掘它们产生的政治与知识语境，进而揭示出编史者试图传达的意图与信息。

下半部分则讨论这些史料如何共同构建出一套“宏寓”（grand allegory）式的历史叙事。所谓“宏寓”，是一种长期主导对宋代理解的大叙事框架，它产生于两种政治理念之间持续的张力之中：一是五代时期以技术官僚（technocrats）为主导，强调对君主个人效忠的体制运作方式；另一种则是在庆历年间逐渐形成的儒家制度主义（Confucian institutionalism），主张通过道德教化与制度建构来限制君权。蔡涵墨指出，宋代儒家史家往往倾向于后者，并通过重新组织历史材料、建构一套理想化的王朝往事，来对当下政治加以批评或引导。这种史学写作不只是记录，更是一种具有规范意图的建构（pp. 1-22）。

在这里，我需要稍作说明。蔡涵墨在书中提出的technocracy一词，若直接译为“技术官统治”或“技术官僚体制”，在中文语境中可能引发一定误解。在宋代官制中存在所谓“伎术官”，指的是那些掌握特定技艺、直接服务于皇帝的技术性职位，例如医术、天文、音乐等。这类官员虽被称作“伎术官”，但与蔡涵墨所指的technocrats并不相同。在英文语境下，technocracy指的是一种统治的方式。在这一方式下，那些在特定领域拥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人会因其专业能力而获得可观的政治权力。蔡涵墨认为这类技术官僚构成了五代时期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往往是临时被任命的专员，因其在财政、军事、调度等领域的突出能力而受到重用。他们未必出身望族，也未必通过科举系统，但却拥有在体制中实际运作的权力。因此，尽管“技术官僚”这一中文翻译或许还有待进一步斟酌，但为了行文的便利，我仍保留这一用法。理解这一术语的准确含义，对于把握蔡涵墨所描述的五代宋初政治生态，以及他后续提出的“宏寓”结构，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蔡涵墨的分析中，宋代历史书写并非单纯地出自儒家史家的道德判断或对皇权的歌颂，而是在儒家士大夫与技术官僚这两种政治逻辑之间的长期张力中，被有意识地组织与诠释出来的叙事结构。然而，正是这一层理论的复杂性，在庄语乐的书评中被显著地简化甚至误读。他将“宏寓”理解为一个对皇室的单向赞颂系统，忽略了其本质上由儒家士大夫主导、意在规训皇权的建构性过程。在庄语乐的书评中，有一段话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他对蔡涵墨观点的理解偏差：

这部分在“史料”之上，进一步将一切宋史史料视作一种“塑造”，历史编纂作为政治“工具”，“除了谄媚皇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力量推动实录中叙事的形成”（导论，第22页），也即，宋史史料对作者而言主要是“宏寓”，“宏寓”又是由“谄媚皇室”和“共治工具”两大要素组成的。（引文中出现的页码为中译本页码）

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概括了蔡涵墨对史料建构性的强调，但问题在于，庄语乐把一个本质上复杂而富有层次的理论，简化成了一个单一方向的政治工具论：仿佛历史书写的全部动力都是“为了谄媚皇室”。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实录本身确实是皇权体制下的产物，它的编纂目的主要是为了记录皇帝的日常与功绩，从结构上服务于帝王形象的建构。特别是实录的编纂在宋代需要通过皇帝的审查，而这一过程被称作“进御”（p. 8）。从这个意义上说，蔡涵墨使用adulation（中文译为“谄媚”）一词并非没有依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英文中的adulation含有“过度称颂”之意，其语气虽批判但不带中文“谄媚”一词那种强烈的道德贬义。若读者仅依据中文译词来理解原书，很可能会误解作者在语言上的语气与立场，进而误判他的整个论点。

其次，庄语乐将“历史编纂作为政治工具”理解为一种对皇权的服务机制，这种看法虽然不完全错误，但却遮蔽了蔡涵墨“宏寓”概念中的另一个支柱。蔡涵墨提出，“宏寓”不仅由“对皇室的赞颂”构成，更重要的另一部分是其儒家制度主义的功能：即儒家士大夫通过史料的选择、叙述与解释，来向当时的皇帝施加规训与批评。这种历史建构不只是为权力服务，它本身也是与权力博弈的一部分。

更关键的一点是，庄语乐似乎将“宏寓”理解为一半来自技术官僚对皇权的赞颂，另一半来自儒家士大夫对皇帝的规劝之言。然而，蔡涵墨的分析并非如此对半切割，而是明确指出，“宏寓”本身就是由儒家士大夫主导发起的：他们选择、整合、组织史料，构建一个具备政治教育目的的历史叙事结构（p. 19）。即使是那些看似赞美皇室的记录，也可能被置于反面教材的语境中，用以提醒当朝皇帝什么是糟糕的治国方式。若忽视这一问题，就会误将“宏寓”看作是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分工合作，而不是士大夫以史笔为武器进行政治介入的一种体现。

正因如此，庄语乐虽然引用了蔡涵墨关于“谄媚”与“共治”的双重结构，但他既未处理清楚“宏寓”的主导者是谁，也未充分展现这一概念中所包含的政治批评张力。这种简化的解释方式，不仅削弱了蔡涵墨原本理论中的复杂性，也容易让读者误以为《塑造宋代历史》只是在做一种负面的批判宋代史学的工作，而忽略了它所揭示的那种士大夫借助史料塑造话语、争取政治权力的活跃姿态。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译作：一个具体的例子

在这部分，我想通过庄语乐书评中对《太平故事》的讨论，来回应庄文中对《塑造宋代历史》的某些批评。这是一个比较细节性的讨论，涉及英文本的翻译、中文史料的理解，以及作为书评者对原书论点的把握能力。之所以选择展开这个案例，是因为它能清楚地说明一个更大的问题。庄语乐在书评中提出蔡涵墨的著作存在“硬伤”，但他所列举的证据其实只是全书中极为有限的一小部分，既不能代表整本书的论证水平，也不足以支持他对全书的否定性评价。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案例中，我们会看到，庄语乐对史料的使用和理解并不足以支持他想要得出的结论。换句话说，他试图通过一些看似具体的考证来证明蔡涵墨的研究“站不住脚”，但庄文的指责却经不起推敲。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个案例值得被认真地拆解与分析。

在讨论《太平故事》与《国朝会要》的关系时，庄语乐首先质疑蔡涵墨所谓“《太平故事》是《国朝会要》节本”的说法，认为作者把两者的关联分散在不同章节，却始终缺乏确凿证据来证明这种从属关系。他尤其指出，蔡涵墨将《太平故事》和《国朝会要》的进呈归于王洙。然而根据庄语乐的理解，这部书应由富弼领修并上呈，王洙虽在史院任职，参与编纂，却并无明确证据表明由他进呈。然而，这样的批评其实是建立在对英文原文语义的误读之上。

蔡涵墨写道：Wang Zhu submitted the first huiyao…; the Precedents…followed five months later.（p. 28）也就是说，他只明确了王洙进呈《国朝会要》，而《太平故事》的出现是在时间上“随后”，并没有说“由王洙进呈”。事实上，他在下文明确指出，是富弼命令将《太平故事》分发给中书门下与枢密院的官员，供政策参考之用。因此，蔡涵墨并没有逻辑上将《太平故事》归为王洙所进，而是庄语乐根据中文译文中不够严谨的表述作出的判断。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庄语乐认为蔡涵墨提出《太平故事》是《国朝会要》的节本。然而，若我们回到英文原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蔡涵墨的表述是：The Precedents… was a more focused subset of the former.（p. 28）这一句中，“subset”意指“子集”，是一种在内容主题上更聚焦的关系，并不等同于“节本”或“节选”关系。译者将这一词译为“节本”，实则是一种过度阐释。这一翻译误导了庄语乐，使他以为蔡涵墨在主张《太平故事》是从《会要》直接节录而来，进而批评其“无证据”。但如果读者参照英文原文，就会发现这种批评其实基于翻译的误解，而非对作者原意的准确把握。

当然，我无意苛责译者。翻译本身就是一件极为艰难的工作，任何一个认真从事翻译的人都会承认：在不同语言之间传递复杂学术概念时，语义的偏差、语气的误读，乃至措辞的选择，往往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我们固然应当努力追求精准、严谨的表达，但与此同时，也需要给予译者更大的理解和宽容。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语义的流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因为某些措辞处理的偏差，就否定一部著作的全部价值。

正因如此，面对像《塑造宋代历史》这样具有理论野心与结构创见的著作，我们更应将注意力放在它试图提出的核心问题和整体框架上。蔡涵墨的真正贡献，不在于他是否在每一段文字中都万无一失地还原了某一条史料，而在于他是否拓展了我们对宋代历史的理解方式，是否提出了打破旧有史观的新思路，是否帮助我们从既有叙事中脱身出来，重新看见被遮蔽的结构与逻辑。这些才是学术讨论中更值得关注与争论的地方。若只在个别术语或细节上反复咬文嚼字，不仅可能误伤译者，更有可能错过一本著作真正想带来的视角转换与理论突破。

庄语乐接着从文本形态与内容入手，试图进一步否认《太平故事》与《国朝会要》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他援引《太平宝训政事纪年》对《太平故事》的大篇引文，强调其与《会要》在呈现形式和文本上并无重合，因此认定《太平故事》不可能是《会要》的节本；他又特别提到书中“臣弼等释曰”的评语体例，认为如果作者真正研究过《太平故事》，就会发现它更接近石介的《三朝圣政录》，而非《国朝会要》。但如前所述，蔡涵墨原文使用的是“a more focused subset”，即“一个更聚焦的子集”，而非“节本”这一在中文语境中带有“内容节录”含义的术语。这一翻译偏差本身就已经偏离了蔡涵墨的原意，因此庄语乐建立在“节本”之上的这套批评，其实并未击中原作者的论点。

更值得注意的是，庄语乐所强调的“臣弼等释曰”这一表述，其实反而有助于佐证蔡涵墨的观点。《太平故事》的编纂，确实是富弼主导下一个集体协作的产物，而非孤立于其他官修项目之外的独立创作。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三记载，宋仁宗确曾诏命王洙、余静、孙甫、欧阳修等人共同编纂“故事”。仁宗的决定是由于富弼所上的奏章，富弼也因此成为编纂的主导。在同一时期，王洙正在负责《国朝会要》的编修工作（《长编》卷一〇九、一四八）。这些明确的编修背景说明，《国朝会要》与《太平故事》不仅在时间上紧密相连，在人事安排上也有重要重叠。蔡涵墨提出两书可能共享部分编修素材，进而将《太平故事》视为一种面向皇帝、具有政策教化意图的“更聚焦”的文本，这是一个完全合理且有史料支撑的推断。

庄语乐继而质疑蔡涵墨对富弼政治意图的解读。蔡涵墨在书中认为富弼的《太平故事》强调了“儒家‘仁’的美德是宋初治国的基本性质”。但在庄语乐看来，这其实是对史料的误读误用，因为富弼仅仅在称颂宋太祖平定四方的过程，并未上升到所谓“治国性质”的层面。然而，若我们细读原文，会发现他的理解其实过于简化了文本的内在逻辑。富弼在《宋史全文》卷二中的原话如下：

富弼曰：太祖之爱民深矣。王师平一方而不为喜，盖念民无定主，当乱世则为强者所胁。及中国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横遭锋刃者，遂至于感泣也。推是仁心而临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

富弼在叙述宋太祖平定天下的过程中说到，太祖对百姓的爱护非常深厚。当王师攻下一地，他并不因此感到喜悦，因为他担心百姓在失去稳定君主的动荡时期，会被强权所胁迫；等到中原强盛后，中原统治者又兴兵征伐，致使一些百姓平白遭受战乱之苦。富弼认为以这样的仁心来治理天下，也就难怪能如此迅速地实现太平。这里所强调的“仁心”，其实正是富弼在借由太祖的经历提炼出一种可供当政者借鉴的政治理念。所谓“致太平之速”，并非简单指战事进展迅捷，而在于太祖目睹百姓疾苦后生出深切同情，并以此仁心治理天下，才最终迅速安定四方。

蔡涵墨正是敏锐地捕捉到这种由历史经验通向政治理想的转化，将其纳入“宏寓”阐释之中。因此，他指出《太平故事》强调“仁”作为宋初治国理念，并非曲解史料，而是对富弼话语深层政治意涵的恰当把握。相较之下，庄语乐将“仁”的表述理解为纯粹的历史叙事，而非政治寓言，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对文本厚度的简化。

在进一步探讨《太平故事》的政治意义时，庄语乐对蔡涵墨提出了更为尖锐的质疑。他认为蔡涵墨误读了罗从彦《遵尧录》卷四的一段文字，误认其把仁宗统治时期的成功归因于《太平故事》所确定的政策。庄语乐认为罗从严仅仅是在阐述富弼的撰述意图，因此蔡涵墨所谓《太平故事》“成为界定祖宗成就的史学基础”，在他看来只是牵强的推断。然而，若我们仔细阅读罗从彦的原文及其语境，会发现庄文这段批评本身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罗从彦的原文如下：

臣从彦释曰：仁宗承平之久，纪纲不振，盖因循积习之弊耳。然能为太平天子四十二年，民到于今称之，以德意存焉故也。况德意既孚于民，而纪纲又明，则其遗后代宜如何耶？此弼之所以奋然欲追祖宗，思刬革也。

罗从彦在解释富弼编修《太平故事》的用意时认为，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虽能长期保持太平，但其实朝廷的法度已经渐渐松弛。他之所以还能做个太平天子，关键在于其推行德政的意图深植人心。正因为仁宗的“德意”已深得民心。罗从彦才设想，如果再辅以严明的法度，那留给后代的典范将会多么可观！在罗从彦看来，富弼编纂《太平故事》正是为了搜集祖宗成法，来弥补仁宗在“纪纲”方面的不足。从语气来看，罗从彦此处对富弼编修《太平故事》褒奖有加。

可见，这段文字的重点并不在于赞美仁宗治下的太平已臻完善，而是通过一种温和却清晰的批评，指出仁宗虽以德得民，治理仍有不足，特别是在纪纲方面。富弼因而希望通过编辑《太平故事》，收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政治先例，用以规谏仁宗，使其既能承续德意、又能重振法度，实现道德教化与纪纲的双重完善。

庄语乐将这段话简单归结为“富弼的撰述意图”，既没有说明清楚撰述的目的为何，也模糊了罗从彦本人的政治判断和修史动机。至于蔡涵墨的解读，他确实将这段话简化为将仁宗朝的成功“归因于《太平故事》确定的政策”，略有误读。但若从更大的结构来看，他的基本判断仍然站得住脚，甚至可以说罗从彦的这段话进一步强化了蔡涵墨的论点：《太平故事》确实在当时被一部分士大夫视为一部具有政策启发功能的“祖宗成法集”，其史学功能与政治功能之间的界限是模糊而紧密交织的。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庄语乐的书评其实并未完全掌握蔡涵墨原著的本意。其批评的出发点，有一部分建立在译文的层次之上，而对英文原文的语义把握并不总是准确；同时，他对史料本身的解读，也存在明显的选择性与片面性。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使他对蔡涵墨的某些严厉批评显得力道过重，论证也略显仓促。

我无意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真正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一例子指出在阅读、翻译与评论之间，其实横亘着非常复杂的理解链条。当我们面对一本英文著作，尤其是那些试图以理论与方法重新架构史学视角的作品时，译者与读者所面对的挑战远比表面看起来大得多。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诠释，而任何诠释都可能带来意义上的偏移。当我们试图用中文去阅读一部英文作品时，事实上已经处于一种“再建构”的过程中。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更应以一种温和而同情的眼光去看待这些通过翻译引进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而不是急于用“硬伤”或“错误”去否定一部作品的整体贡献。否则，我们可能真正错过的是这些作品给予我们的新视角、新问题意识。这不仅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历史，更关系到我们如何以开放的姿态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史学对话。

一条重新理解的路径

如果说《塑造宋代历史》的核心工作在于拆解一套由儒家史家建构的“宏寓”，那么蔡涵墨的续作《宋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译本尚未面世）则试图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建构一套理解宋代政治运作结构的分析框架。这部续作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来解释宋代的国家权力结构：“技术官僚与儒家制度主义的连续统一体”（technocratic–Confucian continuum）。

蔡涵墨著《宋代中国的政治结构》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连续统一体”（continuum）并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一个模型，一个帮助我们理解不同政治行为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工具。它的两端分别是技术官僚与坚定的儒家士大夫（committed Confucian）：前者强调对皇帝的忠诚，依靠专长能力在行政、财政、军事等领域中施展影响；后者则立足于儒家经典与道德理想，主张通过制度设计与教化来约束权力。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绝少有人会完全处于光谱的一端。大多数政治人物在实际操作中都处在这条连续体上的某个位置，随环境与时势而变动（pp. 1-26, 115-142）。

这一模型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儒家vs.非儒家”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也避免了对历史人物的标签化判断。通过“连续统一体”，我们能够理解一个儒家士大夫在某些情境下为何会采取技术官僚式的策略，反之亦然。更关键的是，它让我们看到，在传统儒家史学中被边缘化的群体，也可能在国家治理中扮演关键角色。比如说，宫廷女性、宦官、外戚武官多是通过技术官僚的渠道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传统儒家史学叙事将这些政治势力视作对王朝稳定的严重威胁。蔡涵墨的模型则有助于我们分析这些人物在当时政治光谱上的位置，而非陷入儒家叙事的窠臼。这一方式使得我们能够以更细致、动态的方式理解宋代政权结构的复杂性。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蔡涵墨提出的“技术官僚与儒家制度主义连续统一体”模型，恰好为我在研究生时期所见的那种对立的学术观点提供了一种解释的路径。假设我们同意坚定的儒家士大夫在撰写历史时，确实有其政治意图：他们通过强调自己筛选的先例，试图规范皇权的行使，并将这些理念包装成一套合乎儒家正统的治理蓝图；那么这一部分内容自然在他们所参与编纂的史料中被充分凸显，成为我们今日读史时反复遇到的“理想政治叙事”。

但与此同时，这些士大夫也往往将那些与他们立场不同、行为风格更偏向技术官僚路线的同僚视为威胁。那么他们则会在史料中将此类人物描述为贪污腐化、结党营私、误国误君之徒，进而归咎于这些人导致了国家体制的败坏。这种鲜明的褒贬与价值判断，构成了我们今天在许多宋代史料中可见的一种叙事模式：一方面是对儒家制度理想的推崇，另一方面是对“奸佞”的严厉批判与历史性清算。

蔡涵墨的重要贡献，不在于他选择了哪一边，而在于他让我们意识到，这两种表面看似互相排斥的叙述，其实是出自同一群史料生产者之手。他们既在建构理想，也在排除异端；既在塑造政治规范，也在操控历史记忆。这正是“宏寓”与“连续统一体”两个理论工具的关键所在：它们提醒我们，不应再从价值立场上简单评判孰是孰非，而应深入理解这些叙事如何反映出政治结构、权力分布与话语策略的复杂互动。

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讨论和验证这样一条“连续统一体”。但蔡涵墨的贡献不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终极的答案，而在于他为我们打开了一种思考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本身就是珍贵的：它促使我们跳出既有的叙述框架，去重新审视那些看似熟悉却未被充分理解的史料与现象，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历史复杂性的新路径。在面对史料丰富但解释分歧严重的宋代政治史时，这样一种具有解释力的模型，或许正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

近日接连读了两部历史图像研究的专著，很自然又想到了库尔特·塔科尔斯基（Kurt Tucholsky）说的那句话：“一幅画所说的话何止千言万语。”（Ein Bild sagt mwhr 1000 Worte [A picture says more than a thousand words]，转见Peter Burke，Eyewitnessing： The Use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1，p.9；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2页）面对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无数图像，想到有无数人曾经看到过那些图像，要说的话真的何止千言万语。在“图像”与“观看”之间的思考与探索，既有兴奋与洞察，也有清醒与困惑。如何从历史图像学的研究视角尝试去读懂其间的“千言万语”，这是研究者的意图与祈愿。

《神交：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纸神专藏”研究》，李明洁著，商务印书馆，2025年6月版，304页，98.00元

李明洁教授的《神交——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纸神专藏” 研究》（商务印书馆，2025年6月）以收藏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富路特夫人（Anne Swann Goodrich，1895-2005，中文名：富平安） 捐赠的“中国纸神专藏”（Chinese Paper Gods Collection）为专门研究对象，是首次对这份图像档案及其捐赠者进行全面整理、挖掘和研究的学术成果。这是一份收藏在海外的极为珍稀的中国民俗神灵图像档案，面对的是一片穿越在“中国纸神”世界和世界的“中国纸神”之间的幽冥领域，作者以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艺术学和历史图像学等跨学科、跨文化的深度研究向世人重新展示了这份图像档案所蕴含的文化密码与精神世界，揭示了中国传统民俗信仰文化中的精神价值、被遮蔽的文化交流史实以及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新讲述中国民俗的普世意义。

首先引起作者注意的是“中国纸神专藏”（ChinesePaper GodsCollection）中的“纸神”（Paper Gods）这个概念，因为无论在中国百姓历来的民间信仰实践中，还是在国内宗教学、民俗学和民间美术等相关的学科研究中，这个提法是相当罕见的。在这里“纸神”所指称的是这批主要是门神和纸马的藏品，来自1991年捐赠这批藏品的富平安，那么她的依据是什么？她在自己的著作《北京纸神：家庭祭拜一瞥》（Anne Swann Goodrich，Peking Paper Gods： A Look at Home Worship，1991）中说是1931年在北京看到门上贴的画像和妇女手上抱着纸做的小神龛，于是问人得来的答案就是“纸神”（Paper Gods）（5页）作者也知道在1924年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关于征集新年民俗物品的倡议中有“神纸”这个提法，那么会不会是富平安用英文记下的“纸神”其实只是当时北京人说的“神纸”呢？（同上）从两种文字转译的变异来看是有可能的，另外作者也指出，早在1963年，藏家孙家骥（1919-1978）在其文章中就使用过“纸神”这一提法及“表面上看来是一张画，实在是神”这一准确的性质判断。因此，虽然“纸神”之名在中文语境中是极为罕见的，而且也无法证实哥大东亚图书馆的“中国纸神”（Paper Gods）这个概念究竟是误译还是译自中文，“不过至少可以证明，以‘为神所依’来作为分类标准，是可以心同理通地从中国民俗版画中归纳出一批具有区别性特征的‘纸神’来的；而且放眼海外广泛收藏的中国纸质民俗文物和民俗文献，哥大东亚图书馆的做法并非孤例，而是有着相当的典型性，尤其是在20世纪前后海外汉学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著作中，‘纸神’之说频现，它们用Paper Gods或者类似的外文说法。来概称中国各类民间纸质神像，其出现的概率要远大于中文语境中之所见。”（7页）比如，美国传教士队克勋（ Clarence Burton Day， 1889-1987）1915年来华，几年后任教于杭州之江大学并开设“宗教史”课程，他和学生们共同收集了两千多张纸马。他详细考察了纸神在浙北农村的使用、其背后的民间信仰系统及民国“新生活运动”后的变化情况，于1940年出版了《中国农民信仰：中国纸神研究》（CiD Clarence Burton Day，Chinese Peasant Cults： Being A Study of Chinese Paper Gods， Shanghai：Kelly and Walsh Limited，1940），副标题中就用了“纸神”（12页）。这是在“纸神”概念使用中清理出来的词源情况。

然后就指向概念研究中的观念性问题。美术史界向来沿用的分类概念首先是绘画、书法、雕塑等，其次又有宗教、皇家、文人、民间之分，都是宏观分类概念。再往下分类，比如原来流行的“民俗版画”“年画”等分类概念的确无法完整地表达出对象的使用性质与文化属性。正如李明洁所指出的，在这些概念下“所谓的研究往往只侧重民俗版画作为民间艺术的图像特点，或者讨论具体图像的象征意义，极少从民间信仰的特征及其仪式用品的角度出发，去统括这些纸品整体的特性和功能，甚至可以说是刻意回避‘纸神’因为具有‘神性’这一核心特征而作为整体的存在。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理解海外人士在域外语境中以‘他者’视角，对中国民间信仰之‘神灵系统’所做的这样一种直观的概括，重新思考‘纸神’的‘神性’的首要性，复活并深究‘纸神’作为一个神系统及其载体的功能，重估‘纸神’所承载的信仰仪式和社会习俗交互作用的综合价值。”（8页）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作者还进一步强调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一再强调的是，‘纸神’这一命名方式明显区别于中国年画、民俗版画乃至纸扎等传统民俗纸质产品的内部分类，呈现出了别具一格的整体性观察视角、对照性的认知方式和特别突出的灵性关怀，是概览近现代汉学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时无法回避的概念。如果暂时略去散见于日记、游记、照片和信函中的零星录述，专注于现代意义上的系统性研究的话，海外学术话语中出现的中国‘纸神’，就会呈现出相对清晰且较为整饬的学科性特质。这是在20世纪前后世界格局剧变的历史背景下，中外频繁的冲突与密切的交流所致，也是域外汉学研究自身的传统延续所及。尽管统括在‘汉学’名下，但细查源流，还是旨趣各异，其中最显著的当推宗教学、人类学、艺术史学和民俗学。”（10页）

在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复活在传统语境中“纸神”的真实性质，复活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及其日常操作系统，一个神、纸、人合一的原生态景观；二是“他者”目光中的神性体系回归本土，首先带来的是“正名”的机遇与文化记忆的激活。远游的“纸神”魂兮归来，的确是一件大事。或许在某种类型的东方主义论者和激进主义无神论者的心目中，纸神崇拜就是妥妥的封建迷信，是对现代理性的屏隔与拒绝，因而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文化心理障碍。应该说这一视角并非全无道理，但是任何事情一旦被从真实生活语境中抽离出去，有“道理”的视角也会变得苍白无力。《神交》解构了理性话语中对于民间信仰的误读，重新连接了信仰与生活语境，使“纸神”背后的血肉之躯重新获得生命，不再仅仅是“封建迷信”概念中的他者。但是，当在西方收藏家与研究者的“他者”目光中复活的“纸神”远游归来的时候，如何重新认识和接纳被“正名”的“纸神”？如何在双重“他者”魅影中使“纸神”的本土主体性满血复活？这是汉语相关学界应该思考的问题。我认为，作者对“纸神”这个概念的挖掘与坚持的确有其重要意义，是从概念史的视角中重新连接被边缘化的地方知识与全球化融合的真实联系，有利于打破底层与日用文化研究中的学科中心主义与概念固化格式。在民间信仰研究中恢复神性概念的真实语境。

接下来，作者分别从宗教学、人类学、艺术史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阐述了自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各国传教士、学者、收藏家群体来华收集、传播、研究和收藏“中国纸神”的具体情况，可以说是呈现出一幅以“纸神”为中心的海外联络与藏宝图。在这幅“纸神”景观中，更凸显了该书研究焦点——哥大东亚图书馆的“中国纸神专藏”的独特价值：富平安的捐赠来源于她一次性地在北京纸店旺铺的集中性采购，时间、地点、售购双方的信息都明确清晰，这批藏品直接就是当地当时民众信仰生活的使用品，加上她以公理会传教士的身份接触到北京普通百姓的信仰生活，在她出版的《北京纸神：家庭祭拜一瞥》《中国地狱：北京十八地狱庙与中国的地狱观念》和《东岳庙》这三本书中均记录了当年采写的当地信众的说法和做法，使得这批“中国纸神”专藏具有极高的原真性和较为充足的原生背景资料（13-14页）。另外还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传教士的特殊身份使其对中国“纸神”收集及研究的覆盖率和细致度乃至其形而上的阐释性“都殊为卓著”，较为严谨地为清末民初中国百姓的民间信仰及其日常实践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图像档案；二是教会学校常组织中国学生参与收集纸马的活动，不但有利于扩大收集范围和藏品的代表性，同时也培养了中国学生从宗教学、民俗学等视角重新认识自己文化传统中的信仰体系以及习焉不察的地方性知识（15-16页）。

在我看来，从“中国纸神”的神性正名到信仰文化传译中的传播、回归与交汇现象，正是“神交”这个书名中蕴含的深意。“在本土的文化自觉日渐高涨的今天，域外‘中国纸神’档案在多重往复的意义上，成为亟需被认真审视的镜像式的存在。近现代汉学对‘中国纸神’的研究，在新世纪全球化的浪潮中，温故知新地敞开着视域融合的学术新空间，跨越山海，无问西东。”（38页）的确如此，该研究的意义莫大焉。在《纸神归来：哥大‘中国纸神专藏’研究如何重构民俗记忆与文明对话》这篇研讨会报道中，几个小标题分别是：学术点睛：为什么“纸神”概念是重要的？图像之争：谁掌握民俗图像的阐释权？隐秘信使：被折叠的学术史，思想交锋：问题意识和努力方向。

在我看来还有一个重要议题应该突出，就是在第三章“从《神祠存废标准》看‘中国纸神专藏’的历史物质性”中所论述的民间信仰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与博弈。在2019年5月由金光耀教授和我召集主持的《图与史：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图像及视觉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文史研究院共同主办）上李明洁教授的发言就是讨论这个议题，后来写成论文发表。中华民国内政部于1928年颁布《神祠存废标准》作为清理传统神祠的法律依据，作者以此与“中国纸神专藏”展开分类对照研究，带有结论性的阐释是：“《标准》作为民国政府‘政权意志’的代表，从大口径来说，当然合理，但其中似也需要考虑到其背后的政治博弈和地域因素。该《标准》在1928年年末由浙江首推，当然反映了1928年正式建政，尤其反映了国民党‘党治’和‘训政’的背景下对意识形态（包括‘民间信仰’）进行规管的意图，也反映了江浙是南京政权实际上的畿辅地区的事实。实际上，名义上相同的民国政府，不仅前后期（以1928年为界）政策特点不同，而且南北（南京、北京）之间也差异明显。如果从这些角度去理解哥大纸马，或许就不是单一维度上的‘官’（国家／现代）‘民’（民间/传统）关系，而是复数形态下的‘官’（不同政府）‘民’（不同地域）关系，情况可能会更复杂。”“在《标准》的透视下，哥大纸神的历史功能和历史意义显现了出来，正是这一特质使其区别于以艺术流派风格和木版水印技术为遴选标准的常见的年画收藏。”（95-96页）哥大纸神收藏的历史意义固然得到进一步的论证，但是相比之下，在民国新政权背景下的民间信仰与国家意识形态规训的博弈无疑具有更重要的研究意义。

《视而不见：近代中国视觉文化》，黄琼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丨新民说，2025年5月版，328页，69.00元

黄琼瑶博士的《视而不见：近代中国视觉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是一部以晚清民初视觉文化与社会变迁等历史景观为核心的研究论文集，通过对画报、广告、印刷、电影等视觉媒介生产、传播及接受等多层面的深入研究，揭示了视觉图像作为历史变迁和社会心态的形象视窗的广度与深度。在近年来我所读过的同类研究主题著作中，收入该书的这批论文的确如陈建华教授为本书撰写的长篇序言《“看客”的密钥》所说的，“文章史料与理论运用俱佳……尤其是她着重探讨‘技术’与‘性别’这两个方面，走在视觉文化研究的前沿……”（1页）的确是这样，读者不妨跟随作者混入上海开埠庆典现场，在密集的看客人群中感受新的时代氛围，同时还可以发现被涂改的慈禧贺寿灯笼，令人想到在中西、新旧之间复杂微妙的政治文化博弈；你也可以跟随作者遍览百年前时装仕女的新潮，或是在一旁贪看法治旗号下的示众、凶杀或追捕……只要你睁开眼睛、注视图像，时代的变迁就是一幕幕精彩纷呈的视觉景观。

陈建华教授的序言更是一篇极为精彩的导论，既有对本书各种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的深刻分析，同时也不断阐释了他一直探索的重大问题：在摩登视觉文化与中国现代历史道路的想象共同体之间，究竟有着怎么样的联系和历史性挫折。这篇“序言”一开始就谈到上海在清帝国危机历史背景中的繁盛得益于中外文明的交往，租界内政经外交的制度和运作机制所尊奉的是列强宰制的“公理”而非天朝的道德律令。从《申报》到《点石斋画报》，大众文化和娱乐的公共平台、映现全球奇观的视觉媒介被建构起来，本埠新闻在画报里被生动赋形，光怪陆离。从空间、制度、公共平台以及视觉景观来看，这是中国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新纪元。“如此，书名中的‘视而不见’，也可看作对新媒体的隐喻。照相和石印技术造成印刷业的突然兴起，也带来新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在民族想象共同体的时代，发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我与他者的关系……人们走出传统田园牧歌的光晕，迎来一个二元的新世纪，注视当下发生的一切，面对瞬息变化的、不确定的时代与自我。”（3页）准确来说就是，新媒体到来的时代就是一个关于认知世界、建立民族想象共同体、重新认识时代和自我的新时代，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这是一种衍生的阐释。黄琼瑶自己对此书名也有过解释：“它包含了围绕着‘观看’的三重迷思”，一是在图像时代中有很多人仍是“视而不见”；二是对“看见”本身 的反思——“我们能否想象自己的眼睛，破除表层符号，抵达深层的精义？”；三是对世界的认知、理解中的有意漠视和无视，认为不应拒绝观看、理解和探索。（12-13页）这也是一个思考“视而不见”的重要视角。

从陈建华认为可以看作是对新媒体的隐喻的说法，我想可能还有着更切入研究语境和问题意识的指向性。他继续谈到《点石斋画报》作为华洋合作的产物存在了十五年，其间的合作不免存在冲突、协商与妥协，其持续性值得关注。那么我们是否对此“视而不见”或不够重视？他说画报的内容极其庞杂，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却很少言及它的政治文化倾向与华洋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鲁道天·瓦格纳在《进入全球想象图景：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中指出，画报“代表了读者中普遍盛行的价值观”，“高度尊重当局的根本上保守的政治和社会立场”。陈建华说这提示有益。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否“视而不见”呢？画报中有包括许多关于中西巡捕、印度巡捕或洋人的报道，揭露他们为非作歹、欺压良民、知法犯法，由此“不难发现图像在千姿百态中贯穿着一根法治的主线，旨在维护城市经济秩序管治与文明规训。华洋之间如果确有比个人情感更有效的某种默契．那应该是共同尊奉的重商主义契约精神和注重实利的意识形态，而这也正是新媒介的公共性逻辑”（6-7页）。所有这些不正是在近年来已成某种热点的清末民初画报研究中被“视而不见”的问题意识吗？如果在我们的研究中的确存在这些“视而不见”的现象的话，其原因恐怕不是由于材料的局限带来的视觉盲区，而是因为某种固化的主流观念导致的研究者语境中的“视障”。

在黄琼瑶的这个颇有启发性的“视而不见”议题以及陈建华把它看作是新媒体的隐喻中，我想到的是几年来在阅读陈建华的几本大著以及与他访谈过程中一再讨论过的那个宏观的历史问题。由于“摩登”就是建立在现代都市物质与商品贸易基础上的一种文化建构，新奇、时髦、感性刺激和欲望消费是其核心涵义，那么从社会历史的变迁来看，摩登就是一种推动社会向现代性转型的重要文化力量。在中国现代历史的革命、改良、保守等激烈的观念及实践博弈的历史叙事之中，摩登作为一种文化力量的历史作用一直被忽视或被严重低估。这种认知和研究中的“视而不见”与宏大历史叙事中的排斥性紧密相关，上海摩登的现代性叙事不得不被遮蔽在历史的褶皱之中。因此在今天的摩登视觉文化研究中，应该揭开导致“视而不见”的那块意识形态观念的面纱，重新认识在图像世界中呈现的“日常现代性”（everyday modernity）所具有的形塑历史-社会机制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个问题，陈建华曾经指出：“所谓制度移植并不限于政治上师法欧美或苏俄的方面，而是多元多层次的，尤其在日常生活、大众心态方面的变迁要比政治体制来得更为基本而深刻。”（《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自序）而摩登都市的图像生产与传播正是这种“制度移植”的视觉文化证据，这种“更为基本而深刻”的历史力量实在是不应该“视而不见”的。或许可以说，把“视而不见”看作新媒体的隐喻，也是一种“‘看客’的密钥”。

陈建华从黄琼瑶关于“女看客”的出色研究中，看到了绘制画报的画师们的集体“心态”：“与其说是无意识的投射，毋宁说是形而上地构建一个民族想象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共同体作为全球信息与价值的流通渠道，必定是五光十色、众声喧哗的，以表达、对话为基本沟通形式，为文明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这种多样性与过渡性也展现在“女看客”在启蒙与娱乐之间具有妥协色彩的视觉修辞上。如果与《申报》相比较，《点石斋画报》更为完整地构建了想象共同体，这是其特殊贡献。至于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口口声声以‘四万万同胞’的名义呼唤‘民族主义’时代的到来，将中国的想象共同体推向新阶段，也正应了麦克卢汉（McLuhan）的‘媒介即延伸’的说法。”（13-14页）说实在的，能够从“看街女”图像中敏锐地看到梁启超所呼唤的民族主义新时代和中国想象共同体的新阶段，真的需要破除“视而不见”重重视障。

回到黄琼瑶书中那篇同样出色的论文《图像穿破历史：上海租界开埠五十年庆典组图的图像阐释》。1893年11月17日至18日，上海公共租界举办了一次庆祝上海开埠通商五十周年的盛大庆典，《点石斋画报》在1893年12月3日以名为《赛灯盛会》的连续九幅画报的篇幅报道和描绘了此次庆典的盛况。作者运用内部语境和外部语境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和精湛的图像分析方法，“尝试从《赛灯盛会》的图-文关系中，察看开埠庆典在视觉化中被赋予的价值、意识形态与情感层级等面向，以期从中勘探晚清上海租界之中微妙而复杂的华洋关系与社会心态”（5页）。其中有两个研究议题我觉得颇有意义，写得也比较深入。一个是“献媚西人”与“尊君亲上”，1893年11月17日这一天也正是慈禧的五十九岁寿辰，但是在《赛灯盛会》的图文中并没有强调此次庆典与慈禧寿辰之间的关系，仅在《赛灯盛会三》中的一处出现“寿”。但是实际上在庆典过程中却是兼顾开埠庆典与贺寿，那么为什么在画报中有意弱化贺寿呢？作者还看到了保留了修改痕迹的印刷前的《赛灯盛会》原稿，意外发现图中部分灯笼上原本题写的“预祝万寿”被统一涂改为“通商大庆”。这是图像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细节研究，为本文的论证提供了有力证据。关于《赛灯盛会》如此处理的原因，一是在报道新闻时的把握主题的原则；二是本来就不想报道慈禧寿辰，只是为了避免给人以“献媚西人”的口实而保留了一个“寿”字。这既说明了清政府的权力在上海租界影响式微。但是更重要的是《赛灯盛会》“展现了当时深层的社会心态的另一种真实，揭示了开埠庆典意义建构的多重面向：虽然开埠庆典中现代性的繁荣掩盖了殖民性的创伤，民族主义的情绪并未成为主流，但对当时的华人而言，参与西人的开埠庆典仍需要找到正当的理由。……这使得慈禧寿辰成为华人参与开埠庆典的托词，同时，也使华人陷入调停两者的困境。双面的灯笼实现了‘献媚西人’和‘尊君亲上’之间的调停，成为晚清上海民众情感结构的隐喻，在清政府与租界的双重压迫之下，双面的灯笼映照出晚清上海民众的双重焦虑。”（26-27页）

另一个议题是对第九幅、也是最后一幅图像的分析。画面描绘的是赛灯游行中的一个小插曲，一个欠债者被债主在观灯队伍里发现并被抓住。这种戏剧性情节其实非常真实，在今天的新闻中就有过不止一次的某犯罪嫌疑人在歌手演唱会上被抓获的报道。作者对此图的分析很有意思：一是图画叙事技巧的展现；二是要传达训诫的意义；三是在不影响和谐主题原则下的小冲突。陈建华指出，“作者处理‘看客’的辩证关系，从图像系列的编码方式揭示其背后华洋权力关系。精彩的是对最后第九幅图的解读，此时画风一转，图中是某看客被其债主认出、被揪住辫子的情景。这使整个庆典的气氛一下子走了调，‘无意间透照出租界里西方治权的缝隙和开埠庆典视觉宰制的失效’，琼瑶通过形式分析揭示画报制作背后华洋权力的复杂关系，别具启发性。”（序言，6页）可以说，从摩登上海的视觉文化中，可以辨析出一种在开埠的历史语境中面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氛围，以及一种都市身份的自我觉醒。这些视觉图像提供了从全球视角的现代性与跨国文化叙事中重新认识和讲述现代中国故事的历史证据。

最后回到远游归来的中国“纸神”与“视而不见”的时代隐喻。两部著作虽然研究主题不同，但是有着重要的相通之处——都是在以“日常现代性”为中心的视觉图像中挖掘的历史记忆，探索重构真实历史语境，引领读者重新认识自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文学与都市商业、视觉文化与印刷资本主义、抒情美学与建构中产社会制度的关系的历史轨迹。从历史图像学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不断成长、多元共生的图史研究的新“话语场”。

《陆澹盦侦探影戏小说集》，陆澹盦著，战玉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1155页，168.00元

一百年前上海的福州路上，当时号称远东最大的大世界游乐场，曾聚集着无数从各地涌来上海轧闹忙的游客与本地电影爱好者，他们未必总能买得上大世界游乐场影戏园的电影票，却也总能从《大世界报》上阅读到电影剧情改编的小说，聊以慰藉。如今小说改编电影已经习以为常，但一百年前的上海，开创系列电影短片（影剧）改编小说，以飨读者的，乃是沪上传奇人物，陆澹盦。那些西方商业巨制，好莱坞明星名导的力作，许多都在二战的炮火中焚毁破坏，但有幸的是，这些传奇故事被陆澹盦（后改名澹庵、澹安）的传神妙笔，以另一种方式保留了下来，堪称电影史和文学史的传奇佳话。

陆澹安（1894-1980）

陆澹盦活跃于上世纪前半叶，一如沪上知识分子多有的复合身份，既是南社古典才子，又是沪上现代文人，创报纸杂志、写侦探小说、开电影公司、改编评弹、办学教书，不一而足。中年后转向治学，于古典文学、金石碑版、戏曲传奇等均有研究。他创作纷繁，且内容巨量，是文学电影研究的宝库，也是文献搜罗的难题。

复旦大学战玉冰编纂的这套《陆澹盦侦探影戏小说集》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皇皇千余页，多是编者和同人搜罗资源，爬梳旧章的心血所得。据目前所见资料，陆澹盦曾先后将七部美国侦探冒险电影改编为影戏小说，分别是《毒手》《黑衣盗》《侠女盗》《红手套》《老虎党》《德国大秘密》和《金莲花》（其中《侠女盗》一书目前仅见下册），总共超过五十万字。本书将这七部侦探影戏小说全部整理、收录，实在可谓是出版界的盛事，也是文学研究界的收获。战玉冰是当下侦探小说研究的重要学人，文献扎实，校笔精严，由他来整理，实在是不二之选。战玉冰与同人历经数年网罗陆氏陈年旧作，厘定真伪版本，与陆氏后人也多有往还——是次出版，封面题字便由陆澹盦之孙陆康先生搦管挥毫，铁画银钩，也是家学美传。

陆澹盦写作影戏小说所参考的几部美国电影，远渡重洋来到上海，在大世界的放映，其实是以一种连续默片的形式（或称影剧）呈现，每次播放二三十分钟的片断，结尾留有悬念，吸引观众第二天再次入场，若因故无法到场，凡可参考稍后出版之《大世界报》上对应故事，为再次入场而可以衔接剧情。因此影戏小说的写作与传播，在商业上相当有匠心，因而大受欢迎，这些想象力卓绝，悬念迭起的故事，在报纸刊出后，很快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多次推出单行本，亦大受读者追捧（各版本书影见是书文前彩页）。不过时光淘洗，战火频仍，这些曾经振奋人心的故事随着电影胶片的破坏在历史中湮灭无闻。这次隔了一个世纪的整理与重新出版，无疑是献给早期电影和侦探小说的一封情书。

除了对西方视觉文明与文体的引进，影戏小说的写作对传统小说的体例也有所继承，如上所说，影剧颇似历史上后来兴起的电视剧，每次播放二三十分钟的片断，结尾留有悬念，这种循环连载的方式，其实甚合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小说传统，于是陆澹盦也在小说中运用了多种传统小说的技巧来处理现代视觉文明的经验和西方故事。我们或可将其理解为一种东西方文化接触时的文化转译活动，这是晚清民初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理解维度与研究的方向，如何把西方文化和现代经验引入中国语境，如何弥合语言，伦理，宗教等范式的张力，在这一文化冲击激烈的时期，是颇具兴味和十足值得研读思量的。西方汉学家如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曾撰书《把世界带回家》（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将这种特殊时期的文化生产做统摄性的研究。具体到小说这一纸上媒介与电影这一视觉文本的转化，其实是对过往文化范式的重大挑战：中国传统文化中书之成文的“立言”传统，成为将现实中视觉性的景观、器物、表演，以及抽象性的言语与情感体验，永久性保存的一种最有效途径。简言之，文本是第一性的。施济群在《毒手》序言中就谈及“同人往观之，深恨此俶奇诡异之佳片仅电光火石，一现昙花，因谋所以永之者”，也就是说，再好的电影，如果没有文本化，被刻成字，始终是昙花一现。我们或可以说，在面对视觉现代性的挑战与诱惑时，这批有着传统襟怀的文人，选择了最熟悉的方式给这种视觉奇观以回应。

实际上，影戏小说家的创作也流露出一种对活动影像本身的不信任。他们对电影的意义表述能力有着怀疑，他们始终相信，文字是比画面更具有正统性与阐释空间的。而电影缺乏正统性的表达方式带给他们震撼的同时，也造成了他们不安。但他们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正是这种并不正统的艺术形式，使得本来并不特殊的电影情节，产生了特殊的奇观效果。早期电影学者米莲姆·汉森（Miriam Hanson）提出了一种观念，即“白话现代主义”（Vernacular Modernism），她认为早期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成为全球化时代中一个通俗易得的文化认同体系，是最简易的世界语，是全球性的通俗白话。电影汇聚了现代的美学经验和消费潮流，塑造了世界各地的现代经验，使得“现代”这一普遍观念在各地生根并产生不同地方的版本：影戏小说作者的创作行为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世界语”找到“某种合适的表达形式”，进而突破许多界限，最终本土化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作者心中“认同”和“改造”的成分始终处在一个博弈与交锋之中。而陆澹盦就在创作影戏小说的过程中，自我开掘了对侦探小说的兴趣与电影本土化创作的野心，我们可以说正是在影戏小说的创作过程中，陆澹盦逐渐完成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现代化之历程。

1924年中华电影学校成立，陆澹盦和洪深、严独鹤共同担任电影讲习班讲师，由陆澹盦教授编剧技巧，指导过诸如胡蝶、徐琴芳、高梨痕等一大批后来重要的电影人。他还相继成立了中华电影公司和新华电影公司，编写《人面桃花》的剧本，并也曾亲自上阵导演电影，比如《风尘三侠》以及根据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改编的电影，长篇剧集《火烧红莲寺》等……可以说，陆澹盦将电影视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的事业，而《毒手》这篇影戏小说是他在电影领域内的第一次直接创作的缘起。目前可见的资料中，陆澹盦与电影发生联系也恰恰是在上海大世界俱乐部看电影，继而改写成影戏小说这件事了。可以说《毒手》是陆澹盦影戏小说创作的开始，也是陆澹盦侦探小说创作的试水之作，更是他涉足电影业的渊源所在。

陆澹盦也因《毒手》等影戏小说而知名，大胆书生在《小说点将录》中将其拟为急先锋索超：“澹庵性急，为文甚速，因拟以急先锋。澹庵善为影戏小说，风行一时，是亦小说中之偏师也。”因《毒手》等侦探类型小说创作经验的积累，他开始原创侦探小说《李飞探案》并成为民国侦探小说三巨头之一，此是后话。继而得以编辑大红大紫的《红杂志》《金刚钻报》以及《侦探世界》、成为报界闻人的陆澹盦，本人的传奇故事其实都和这批影戏小说的写作不无关系。

战玉冰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与学术讨论，在六部半小说后附上了他对陆澹安影戏小说的研究总结《陆澹盦侦探影戏小说研究》，这篇文章年初发表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报》，是影戏小说研究中最新的重要成果。影戏小说的关注与研究，始于陈建华教授在十多年前的发凡，稍后笔者以及台湾的陈硕文都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而对影戏小说背后的电影文本，生产机制做如此综合性的资料剃抉与深度切入，这部分的研究工作无疑是相当值得重视的重大收获。笔者早先做相关研究时，花了许多工夫，《毒手》《黑衣盗》《侠女盗》《红手套》《老虎党》《德国大秘密》和《金莲花》这些长篇影戏小说篇目虽有所知晓，但大部分作品具体的出版情况，内容，写作手法，参考的具体电影信息等等，都无从获知。全中国范围内的原版单行本图书也只零星，这次都被战玉冰一网打尽，可谓叹为观止。而最初的《大世界报》版本，单行本，存在一定脱漏矛盾，不合今人体例的部分，战玉冰也综合比对校订，为读者提供了优质可靠的阅读版本。

《形成中的学科：跨文化视角下的精英、学问与创新》，[英]G. E. R. 劳埃德著，陈恒、洪庆明、屈伯文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10月出版，258页，75.00元

究竟何为一个学科？这个问题看似浅显，因为在世界各地大学的院系划分，如数学、医学、各种自然科学、人文学科，通常泾渭分明，对于很多经典“学科”来说，不同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大同小异。然而，若从业者只是顺从地接受现有的学科范畴与分类，而不加以反思，其实表明他们并未深入思考“我们究竟在做些什么”。另外，研究这一问题也将帮助我们理解和指导很多新兴学科的发展。

劳埃德（G. E. R. Lloyd）认为，当今院系学科分类源自于十九世纪欧洲的制度性发展，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西方中心论”的局限性。他批判这种狭隘思维，并主张用跨文化的全球视角来理解不同社会和历史时期的学科研究传统。在劳埃德所著的《形成中的学科：跨文化视角下的精英、学问与创新》（Disciplines in the Making: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Elites, Learning, and Innovation）一书中，他分析比较了哲学、数学、科学等八个核心学科在古希腊、古代中国和其他社会历史时期的学术传统，侧重于社会结构与精英阶层在学科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经典学科学术传统的多样性

在对“哲学”的分析中，劳埃德首先指出，即使在自称为“哲学家”的人中间，究竟“何为哲学”仍存在争议，比如对哲学的理解应该是严格的还是宽泛的。所谓“严格”的定义，大致上遵循了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希腊传统。这一理解自然是具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而“宽泛”的观点认为，“哲学便是人类基本的认知能力的一种拓展，是对道德尤其是推理之类主题的深思、论证”（10页）。在试图调和这两种定义的过程中，劳埃德首先分析了古希腊哲学传统中关于哲学的范围与目的的不同看法及相关辩论。继而以中国的资料作为一个测试实例（test case），分析佛教传入以前的古代中国学术传统与风气，并与古希腊传统比较。他认为，相较于古希腊，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兴趣更为浓厚，这一点与罗马时期的哲学类似。劳埃德对古印度和早期伊斯兰哲学也做了类似的分析，最后探讨了在文字缺失的社会里，哲学存在的可能性。他认为，非正式的哲学技艺广泛存在，但在某些哲学领域中存在的许多得到明确界定的问题，以及对它们的系统分析构成了当今的哲学学科。总体而言，哲学的发展若能采纳某些多元主义的看法，将有助于避免其走向狭隘。

随后，劳埃德将目光转向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数学传统。两种文化都认为数学是理解其他不可估量之物的基础。两者都对类似的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算术、几何学、音乐和声以及天文学应用等等。两个社会的数学都在两千年前就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此后却都陷入长达千年的相对停滞。他认为“其原因之一是精英阶层为了保持自身地位而付出了不懈努力”（68页）。两种数学传统的方法论各有千秋。希腊传统注重公理化，以便在学术争论中给出确定性的结论，而非说服性或推测性的论点。中国传统则更侧重不同数学现象之间的联系和统一，主要使用外推法和类推法来获取新知。

何为“科学”

该书对“科学”的讨论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对“科学”的狭义理解，也就是没有附加条件的单词“科学”主要指的是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而非社会科学心理学或“道德科学”。从“狭义”的视角来看，科学实践仅仅在从科学革命到现在的两百多年里才存在，而非人类文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观点假定历史上发生过一次科学革命，在这场“大分界”（Great Divide）之后，被认为对现代科学具有关键作用的实验方法、“假设-演绎”方法才产生并付诸实践，“科学”由此诞生。然而，采纳这种观点会带来对科学起源问题的困扰：人们为何突然开启这种探索？若缘于新获得的认知能力，又该如何理解这种新能力的产生？如果这种新的探索仅依赖于对既有认知能力的运用，又为何这些既有能力没有在更早的时期或其他文化被人们利用（想想李约瑟之问）？

广义的科学观认为，科学即主动理解世界的雄心，是普遍见于全人类的普遍现象。世界各地的具体科学的不同表现形式，仅体现了他们对各种现象的兴趣、研究动机和手段上的多样性。这种观念面临的困难是如何理解不同时代和社会对世界的真实理解极为不同。劳埃德试图运用“思维方式”这一概念去关注探索方式的多样性、应用者的自觉性和对方式本身的理解程度，进而对“狭义”的和“广义”的科学观进行调和。比如，分类型思维方式可被视为有普世性，但具体分类方法具有多元性；实验方法可被视为广泛存在的试验和试错的系统化发展。同样，科学可被理解为普通平常认知手段的延伸。望远镜、显微镜等新的工具和干预手段的产生，又拓宽了科学的探索领域。所谓大分界可被视为“科学深化过程中许多探索方式上的发展、变化所组成的一个完整序列……（各个）探索方式……之间常常表现得更具有互补性、累进性，而不是替代性”（202页）。学科建立后，科学精英的作用有两面性：一方面，从业者培训要求越来越高，过早独立门户难于立足；另一方面，拥有稳固地位的精英人士要在创新和顺从之间维持脆弱平衡。

学科分类与精英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劳埃德尝试通过跨学科视角思考各学科之间的共性和联系，总结各个学科得以建立的途径、精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促进和抑制创新的因素。他指出，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精英所发挥的积极影响包括：确保知识、技艺的传递；使各学科获得支持和声望；对科研成果的质量进行监督；组织协作型观测、研究……而消极影响是，人类可以观察到种种倾向：闭门经营，抵制变革，阻碍创新，保守而专断”（213页）。劳埃德认为，对每一学科的定义经常是有争议的，有时即使参照国际知名高等教育机构的定义，专家之间也不存在普遍共识。事实上，一个学科不仅在内部定义自己，还通过在外部与其他研究领域进行对比而界定自身。尽管该书中讨论的八个学科之间的区别是显然存在的，但它们之间的分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格。当前的学科界限是一把双刃剑：它帮助研究者迅速直抵该领域的前沿，但同时也意味着对学科关注中心越走越窄。“思维狭隘是精英自我认知中的特有病症。”（218页）成功的创新是没有固定模式的，运用起源于其他学科中的观念、模式、方法可以收获创新的硕果。劳埃德主张避免“当下的学科分类神圣不可侵”的想法。

当代的“形成中的学科”

劳埃德的这本著作于2009年问世，商务出版社的中文版出版于2024年。在此十五年间，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迅速崛起，为大众所熟知，成为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形成中的学科”。在此，笔者拟借劳埃德的分析框架，尝试梳理这两个学科的发展脉络的发展过程，抛砖引玉，望能引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考。

（一）成为数据科学

自2012年以来，数据科学逐渐成为显学。然而，数据科学到底是什么，各界专家尚未形成共识。著名的“数据科学韦恩图”将其定位于数学统计、计算机科学和领域专业知识的交集。但这一表述并非描述性的定义，而更像是借由与“外部”学科的比较来定义自身：数据科学相较统计研究，更强调计算机技术；相较机器学习，更强调专业领域知识；相较数据处理，则更侧重数学。这种比较性的定义表明数据科学的学科边界天生难以清晰划定。

数据科学韦恩图

“数据科学家”这一职业在2012年前后迅速流行开来，源于商业界日益重视海量大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的收集与利用，同时也得益于Hadoop、云计算等适用于大数据处理的技术工具的推广。这一时期的业界数据科学家往往具有处理这种大数据的经验，比如实验物理的研究生。在当时关于统计学和数据科学的异同的讨论中，一种流行观点是数据科学聚焦“大数据”，即那些需要分布式储存与并行计算的数据，而统计学则偏向“小数据”，即可由单台计算机直接分析的数据。尽管此划分非常片面，却反映了数据科学走进公众视野的历史契机。我们姑且把“狭义”的数据科学定义为可以利用“大数据”来解决问题的分析方法。这一时期也可以被视为数据科学发展史上的“大分界”，它从此作为独立的职业和学科为世人熟知。许多关于数据科学历史的作品将其起源追溯到约翰·特基（John Turkey）1962年对数据分析的未来的预言，甚至更早（参见拉斐尔·C.阿尔瓦拉多[Rafael C. Alvarado]的《数据科学：1963-2012》[Data Science from 1963 to2012]一文）。这种观点自有道理，但无法解释今日“狭义”数据科学和2012年以前主流统计学传统之间的差异，也未能涵盖以其他形式存在的数据分析传统。

借鉴劳埃德对科学的分析思路，我们可以将“广义”的数据科学理解为：一切以数据分析为核心来解决问题的系统性努力。类似于科学革命之前世界各地的具体科学传统的多样性，广义的数据科学传统也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广泛地存在于统计学、商业分析、计算机科学、定量遗传学、生物信息学等学科和领域中，其差异也可归因于不同群体的对各种现象的兴趣、研究动机、和使用手段不同。2012年前后“狭义”数据科学的崛起，与图像数据、网络数据等新型大规模数据收集能力的普及密切相关，同时也依赖于对既有数据分析能力的运用。这一数据科学的大分界可被视为是数据科学深化过程中许多探索方式发展变化组成的一个完整序列。尤其值得统计学界注意的是，如今数据科学家的职责以及数据科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并未限于大数据，而是和统计学的范畴开始逐渐重合。

目前，要深入探讨“精英”在数据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仍颇具挑战性——相关讨论仍在动态演变中。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来自不同领域的精英群体尚未就数据科学学科的本质，以及其应该如何发展等问题形成全面共识。各个高校的数据科学专业设置也有显著差异。依我之见，尽管适度探讨“是什么让数据科学成为数据科学”有助于从业者稳固根基，但更重要的是回归广义数据科学的初心——即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使命。与其执迷于积极维护现有学科分类边界，不如以更加开放和多元的态度，从各方面推动数据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数据科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即使真有一个答案，也无法充当从业者的永恒的行动指南，它只能是对每个时代的“数据科学家”的行动的动态归纳总结。

（二）人工智能走向何方

人工智能（AI）是指由人类制造出来的机器所展现出的智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人工智能正式起步于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尽管“智能”的标准，以及如何评估机器是否具有智能，学界尚无普遍共识（图灵测试仅是一个有意义的提案），但大多数参与者似乎并未对“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学科的研究领域与对象感到任何困扰。从这点上来看，“人工智能科学”更像是“火箭科学”或“农业科学”——它是以制造（和提高）人工智能为目的的综合性学科。其文化上先天是结果导向的，方法论上先天是多元的。

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三次显著的高潮。第一次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由政府资助推动，出现了以搜索式推理和自然语言研究为代表的研究成果。这一波热浪终因美国七十年代后期经济下滑，加之早期对人工智能的乐观预期未能兑现而冷却。第二次高潮是1980年代，始于“专家系统”在商业界的应用兴起，进而推动“知识处理”成为AI研究的焦点。多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加大投入，推动了一系列创新。比如反向传播算法的出现使得神经网络获得新生。第三次高潮是2010年至今，以深度学习的突破和ImageNet的成功为最初标志，持续到大语言模型和强化学习开花结果的今天。

以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过程为例来探讨精英的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是在2010年以后，主导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往往不再是学术精英，而是商业精英。以往，商业界多通过资助高校或学术机构进行研究，而如今，大公司更倾向于直接雇佣人工智能人才在企业内部完成高水平研究。相比之下，学术界精英所获得的非商业资金相对有限，往往难以支撑大数据收集储存和大模型训练所需的算力成本。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大”：使用大量算力在大数据上训练大模型。理查德·萨顿（Richard Sutton）的博客文章《苦涩的教训》（The Bitter Lesson）被很多业内精英奉为“苦口良言”：真正有成效的进步往往来自通用方法和计算能力的提升，而非人为构造的复杂机制。在商业界，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为“算力军备竞赛”。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这是正确的道路吗？前两次人工智能热潮结束都是与政府资助锐减密切相关。第三次浪潮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主要由商业资本驱动。那么，今天的商业资本会更有耐心和前瞻性吗？对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人工通用智能）时间表的预测提供了有趣的侧面观察。一项研究分析了九十五个2012年以前的预测，发现有代表性的观点是AGI将在预测时间点的二十年后出现；另一项2025年的调查显示，发表过AI文章的研究者平均预测AGI会在十年后实现，而AI公司领袖普遍认为只需二到五年。可以想象的是，这种差异反映出AI公司在回应投资者期望时有强烈动机去造神、造梦，通过制造“年度重大突破”维持信心。对于行业领先者来说，大规模算力投资可能是维持技术领先和制造稳定投资预期的最稳妥策略，这种从知识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也有利于排挤新兴的竞争者。

然而，这样取得的“创新”一般都只是延续性的量变，而非革命性的质变。“深度探索”（DeepSeek）的横空出世即为一例：该团队以极低的训练成本取得了接近行业领先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性的，它撼动了“算力等于模型表现”的既有范式。虽因政治原因，DeepSeek暂时无法直接抢占西方市场，但它激励了全世界的中小型AI公司以及缺乏商业资本支持的学术界精英，让他们看到了对AI巨头弯道超车的可能。AI龙头企业如何应对，以及国家资本到底是扶持寡头，还是鼓励更具多元的创新生态，是一个值得观察和研究的问题，也决定了未来AI研究和产业的发展方向。我认为，下一个具有革命性的AI创新很有可能并非来自当前的行业巨头。这些创新有可能起源于现阶段看起来处在劣势的方法，在将来新的计算范式（比如量子计算或生物计算）、新兴市场需求或网络结构的改进推动下获得“逆袭”的良机。正如劳埃德在书中的总结：

如果新的观念、记忆、雄心为排他性的团体所操纵，精英之形成所产生的消极后果逐渐抵消乃至超过积极影响……（人类奋斗的历史）是一个在创新与权威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的过程……我们所追踪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与优势共存的劣势，那么我们几乎不可能获得那些优势。（219页）

结语

学科的划分并非天赋真理，而是有着历史背景的社会学产物。在《形成中的学科》一书中，劳埃德摒弃西方中心论的狭隘，通过跨文化视角来理解各学科内不同学术传统中的异同，也探讨了精英阶层在学术传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在学术观点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化会帮助克服学术精英的思维狭隘的倾向，促进各学科的发展。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是当代两大“形成中的学科”，其未来发展正取决于精英们如何看待和利用目前领域内的观点和方法论的多样性。

《构建和平：缔造欧洲解决方案，1945—1963》，[美]马克·特拉克滕伯格著，石斌、王守都、徐菲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5月出版，520页，138.00元

冷战史研究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开始了一场研究范式的转型运动。冷战史研究的著名学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2000年就提出了未来冷战史研究中三种可能的新范式：意识形态、技术与第三世界（Odd Arne Westad, “The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Three (Possible) Paradigm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4, 2000）。其《全球冷战》一书可以被视作这场范式转型运动的开山作品，它以第三世界为视角重塑了冷战史。如今从社会文化、身份塑造、传播、情感等角度出发的冷战史研究似乎已经成为主流，传统的国际政治范式则显得有些陈旧和过时了。

而马克·特拉克滕伯格的《构建和平》一书正是出版于1999年这场冷战研究范式转型运动开始的前夕，它仍旧是一本标准的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著作，可以说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冷战史新研究”浪潮的成果。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这类研究成果很快就被上述所提及的那些研究新范式抢了风头。只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让全世界似乎在一夜之间猛然意识到，国家间的政治权力斗争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时间“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已经到来的讨论甚嚣尘上，北约东扩、大国对抗等话题再次回到了“热搜榜”。

于是，特拉克滕伯格《构建和平》的中译本（下文在引用本书时只标注页码）恰如其分地出版了。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把冷战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加以研究，将有助于理解我们今天仍然生活的世界（第viii页）。“冷战可能已经结束，但冷战时期的政治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还保存完好。它是否可以或应该被保持完整，必然是21世纪的重大政治问题之一。”（493页）当前国际形势为何变乱交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何以到来？这可能要从距离我们最近的那个国际政治格局形态，即冷战当中找寻答案。那么冷战的格局又是如何形成的？作者认为，直到1963年之后大国之间才真正摆脱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从而实现了和平，而德国及其核问题便是一把构建和平的钥匙。

冷战在德国的起源

冷战为什么发生？这是一个没有唯一正确答案的问题。各路研究者从自己的学术关切出发可以给出无数种回答。特拉克滕伯格在这里给出的是一个最简单也最为传统的答案：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冲突是冷战爆发的核心。更确切地说，围绕伊朗和土耳其问题的争论对引发美苏冲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导致了美国对苏基本政策的转变，而这又导致了美国关于德国问题政策的根本转变（54页）。这个根本转变最终导致了西方与苏联的决裂。

在有关冷战起源的学术讨论越来越陷入“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状态时，特拉克滕伯格的观点显得如此的直接和明确。德国问题确实贯穿了冷战历史的始终，可以说冷战始于德国的分裂，终于德国的统一。因此在二战结束之后，德国其实成了同盟国安排战后世界格局的一个“烫手山芋”。

其中的难点可能在于处理这样一个矛盾，即如何在保证削弱德国力量的同时不被德国人记恨？在这个问题上，美英苏三国的领导人们在权力政治与道德声望之间犹疑不决。起初，他们都同意肢解德国，但随着最终胜利的临近，谁都不愿意主动提出肢解德国。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都一致赞同肢解德国，只是在处理的方式和具体办法上有着不同的主张。到了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又都同意分割德国的原则，但谁都不谈具体方案。最终，原本作为分割德国第一步的分区占领从“临时问题”变成了“永久问题”。（沈志华：《经济漩涡：观察冷战发生的新视角》，开明书店2022年版，358—361页）

雅尔塔会议中“三巨头”合影

这似乎让德国在战后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并且完全仰仗于同盟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就德国问题进行合作。但是等到与苏联合作意愿最为强烈的罗斯福去世之后，美英的高级官员们已经认定与苏联之间的真正合作是不可能的。（34页）缺少信任，或者说缺少相互信任的意愿就已经预示着冷战的到来，这在处理德国问题上得到了明显的反映。基于四方管理的一个统一的德国在理论上是最佳方案，但是在波茨坦会议上没有任何人对分区占领从而导致德国分裂表示反感，因为对美国而言，“把德国分成东西两个部分可以为苏联和西方保持大致过得去的关系提供一个基本框架。每一方都可以在自己控制的范围内自由行事，以此为基础，双方可以相安无事”（38—39页）。因此德国在政治上的分裂其实早已注定。

可这样的处置方案无法一劳永逸地带来基于势力范围的和平。战后苏联的对德政策是基于对德索赔出发的，考虑到德国西部的工业水平高于东部，因此它绝不希望自己获得的赔偿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占领区之内。因此在波茨坦会议上，最后确定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原则：一方面“德国必须被视为单一经济体”，保证苏联得以获取德国西部的赔偿，另一方面“分区赔偿”又可以保证苏联在东部“为所欲为”，这为后来的分歧和争论埋下了伏笔（沈志华：《经济漩涡》，377—379页），直接导致了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冲突。

在美国看来，苏联拒绝制定一个全德范围内的“共同进出口计划”违反了“德国必须被视为单一经济体”的原则，但在苏联看来这是遵循“分区赔偿”的原则（沈志华：《经济漩涡》，394页）。而当美国觉得自己有权在德国自由行事，决定从美占区暂停向苏联支付赔偿“直到将德国作为整体的问题得以解决”，并且和英国与法国进行占领区的联合（69页）时，反过来又让苏联觉得这是对波茨坦协定的破坏。美苏双方都从自身利益关切出发来遵循波茨坦协定，又都认为是对方破坏了协定。这样的恶意螺旋最终导致了冷战在德国的起源。

北约的双重功能

当西方在1947年底决定在西占区的基础上建立西德国家时，这必然要与苏联在德国问题上分道扬镳。一旦决定建设西德，就不仅意味着在经济和政治上，最终也要在军事上加以建设。从军事的逻辑出发，如果想要有效地防卫西欧，有必要建立德国的军队，使其最终在军事上自我组织起来以应对苏联的威胁，并且要将它纳入整个西方集团。（101—102页）

从苏联的立场上看，这简直就是西方的“背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才刚刚过去两年，盟友就要与以前的敌人沆瀣一气来对付自己。但在特拉克滕伯格看来，苏联的态度其实有其微妙之处。他认为，斯大林并不反对在德国西部进行经济恢复的工作，甚至西方三区的经济融合都不是问题，他所厌恶的是建立一个德国人的国家以及让德国人拥有过多独立和权力的想法。“苏联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建立一个能够限制德国实力、防止一个西德国家威胁现状的西方体系——如果西方大国可以构建出这种体系，这是苏联愿意接受的。”（110—111页）

这是一个反直觉的观点，就是苏联对于西方国家组成北约其实并不那么反感。如今我们往往过于习惯性地认为：“北约的使命不仅仅是保卫欧洲这个美国地缘政治棋局中的核心地区免遭苏联的控制，还包括保卫西方文明和大西洋共同体，抵御苏联的进攻。”（王立新：《帝国的叙事话语：国家身份塑造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89页）成立北约好像只是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这其实就已经是一种充满“冷战意识形态”的叙事话语了，它更像是一种宣传，向公众掩盖了西方国家的另一个战略目的。

事实上，德国才是那个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德国才是最危险的”这种认知如今已经逐渐被我们所遗忘，只是偶尔会在对它应该“再次奋斗”的调侃中回光返照。但是在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有谁敢打包票说，德国不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当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在即，英法的领导人起初为什么会表现得忧心忡忡呢？因此，北约具备双重功能，除了对抗苏联之外，它其实还要控制德国，这应该是战后世界普遍且合理的共识。尤其是对法国来说，“德国力量这个长远问题尽管现在被苏联问题遮蔽，但从本质上和国内政治因素的角度来看仍然是重要的。美国在德国的存在有助于防止其成为一个问题”（116页）。

同时，这也能很好地解释我们通常对于冷战历史提出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在1949年北约建立之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没有立刻相应地建立华约？因为在苏联长期的地缘政治叙事话语中，德国——而不是美国，才是真正的威胁。直到1955年西德开始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让苏联人感到约束德国实力的体制正在迅速瓦解，而且他们并不知道这种过程会进行到何种程度。（128页）苏联于是才相应地组织起了华约。

1955年5月14日，苏联领导人在波兰华沙与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签订《友好互助合作条约》。

而在1949年，美国的决策者大体上并不足够信任德国，并不愿意放任其成为一支“非西方化”并“介于美苏两国之间”的力量，而是仍然“将德国西部在政治和经济上视为西欧体系的一部分，并处在西方同盟国的监督和保护之下”（139页）。而一个强大而又统一、在东西方之间纵横捭阖的德国，注定成为“未来麻烦的根源”（167页）。所以，北约体系尽管在官方上是针对苏联的，但是实际上解决了苏联的头等安全问题。（182页）

随着1954年末巴黎协定的签订，似乎西方最终建立了一个既可以为欧洲提供防御又可以防止德国变得过于强大从而独立行事的体系。包括联邦德国军队在内的北约部队将会制衡苏联，但是德国的行动自由也将在很多方面受到限制。其中最为重要的限制与核武器有关。（188页）

笨蛋，问题是核武器！

在阅读特拉克滕伯格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总是会让人产生一种套用比尔·克林顿的那个著名口号（“笨蛋！问题是经济！”）的冲动。作者将核武器视为决定性的因素，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冷战之所以是“冷”的，难道不就是因为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没有发生“热”战吗？而双方具备摧毁对方的核力量被视为阻止双方爆发战争的原因。

因此，围绕着核武器，作者在全书中得出了十分有趣的结论。比如，作者认为在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苏联的保守与克制仰仗于美国在当时的核垄断，而一旦这种核垄断被打破，局势将会发生巨大的转变。苏联在德国问题上将会更加自由地继续推进。当1949年8月苏联引爆了自己首枚核装置，世界迅速地进入大危机时期（123页）。随着核垄断被打破，苏联处于更有利的局势，可以接受与西方摊牌，并且准备进行真正的对抗（127页）。

于是，朝鲜战争被作者视为苏联在打破美国核垄断之后采取的一项进攻性行动。“为什么他们具有如此进取的目标？是否因为他们判断军事形势对他们有利？是否因为他们倾向于认为，当事实上有可能获得胜利时，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如早些到来？”（133页）这一连串问题背后的潜台词似乎是在说，正是由于苏联掌握了核武器，所以斯大林才敢允许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

这个论断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斯大林转变对朝鲜战争立场的时间发生在1950年1月底，此时距离苏联完成核试验已经过去了半年，更何况从1949年下半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和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往来电报可以看出，当时他们都反对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的问题。（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201—207页）其次，即便是斯大林改变态度支持发动朝鲜战争之后，苏联无论如何也要置身于战争之外，这是斯大林的底线。（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217页）战争发展的进程也确实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在苏联自身都不愿被卷入朝鲜半岛的情况下，又怎么能够去设想苏联的核武器是支撑它在朝鲜采取进攻行动的客观条件呢？

特拉克滕伯格围绕核武器提出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是：艾森豪威尔希望美国在不久的将来退出欧洲，因此希望北约主要盟国，包括联邦德国，拥有它们自己的核力量。肯尼迪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对此就表示质疑：“你真的相信艾克会让德国人拥有核武器？”（第3页）对此，作者在第五章当中拿出了大量的证据来对艾森豪威尔的“核共享”政策进行论述。其基本逻辑是，美国并不愿意一直在欧洲保持大规模的军事存在，为了能让美国从欧洲撤出，就必须要让欧洲具备独立的防卫能力，承担其中的首要责任。

可是每当有人谈论美国撤军，北约的盟友就变得“几乎精神错乱”（196页）。因为这些西欧国家已经习惯于在军事安全领域搭美国的“便车”，这是西欧在1950年代经济得以复兴繁荣的关键。但是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欧洲是“把山姆大叔当傻瓜耍”，因此要让欧洲承担其防御自身的责任。特拉克滕伯格给读者展现了一个深具理想主义和平等精神的艾森豪威尔，他不希望西欧继续成为美国的被保护国，希望欧洲成为真正的、为自己防御承担责任的盟友。为此必须要让欧洲人意识到，“安全问题不能永远并彻底地依赖于美国”。

如果美国想要让欧洲摆脱对于它的“过度依赖”，让欧洲为自己的命运承担责任，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必须要让欧洲配备核武器——而这也意味着他们可以自己控制这些核武器（198页）。但是问题在于：西德也会参与核武器的使用，这不光可能会让苏联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也会让英法这样的盟友感到担忧。艾森豪威尔的“核共享”显得过于“慷慨”，在独立掌握核武器这个问题上，每个国家其实都抱持一种“最好我有你没有”的立场倾向。

所以在艾森豪威尔任内末期，美国提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建立一支独立的、最终属于欧洲的核力量，该力量的使用不受美国否决权的限制。可是这个被称为“多边核力量”的提议并没有让联盟团结起来，反倒起了反作用（273页）。特拉克滕伯格在本书第六章中非常精彩地呈现了西方盟国内部的混乱和相互之间的外交博弈，他们都把独立拥核视为国家主权，从而担心在美国主导下的“多边核力量”是对自身国家主权的削弱。

艾森豪威尔

比如，英国就强调自己和美国在核关系上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就反对欧洲独立核力量的建立，因此当美国人提出一个英法德联合开发并制造中远程弹道导弹的项目时，英国人就决定在暗地里扼杀这个项目，尽显其“搅屎棍”的本色。同时，英国人则极力在美国人面前“争宠”，“不管我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要让美国人在防务上认为我们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277页）。

法国人则是更加直言不讳地反对美国的“多边核力量”提议，尤其是在戴高乐时期，关于核武器的控制成了问题的核心，因为这是政治独立的关键（288页）。可见掌握完全由自己控制的核力量是每一个自诩为大国领导人的执念。而当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开始萌生这种执念时，问题就将变得严峻起来。在阿登纳看来，一个像德国一样的大国不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核受保护国”，而当德国和其他西方主要大国一样都想要拥有受国家控制的核力量的时候，其他西方诸国就开始焦虑不安。（295页）

对苏联动机解释的不足

联邦德国想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核力量必然遭到苏联的坚决反对。这构成了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苏联对于德国的核能力问题的关切，是整个柏林危机期间影响苏联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第5页）。而最终作为解决柏林危机总体方案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将会阻止联邦德国发展国家控制下的核力量。（398页）

苏联果真是为了阻止西德拥有独立的核力量而在1958年11月挑起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吗？这在很大程度上看起来更像是作者的一厢情愿，因为就连特拉克滕伯格自己也深知他“并没有来自苏方真正充分的证据可供研究，因此最好的办法看来只有顺其自然了”（第5页）。但正如在《构建和平》出版后不久的一篇书评中所评论的那样：“如果关键只是德国的核武器问题，那应该有更为直接而明确的办法去处理它。”（诺埃尔·卡里：《“尾巴摇狗”？——冷战中的德国》，《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夏季号，311页）

事实上，赫鲁晓夫对于柏林危机具备多重的动机，甚至可以说，赫鲁晓夫的想法其实是十分混乱和草率的。对于柏林危机，他其实秉持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而可能恰恰是美国人自己认为阻止西德控制核武器，可以用来交换“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的首肯”。（405页）而这恰好便让苏联人有了可以顺水推舟的机会。当肯尼迪分别于1961年1月、2月与7月向阿朱别伊、赫鲁晓夫和多勃雷宁表示，苏联对柏林的压力很可能导致德国获得核能力的时候，反倒让苏联人找到了柏林危机所能够换得的筹码。于是才有了葛罗米柯在9月末、10月初的表态，认为德国的核问题对苏联来说至关重要（479、405、425页）。因此，作者在这里可能犯了一个“倒果为因”的错误，即把美苏在解决柏林危机过程中达成的关键成果，即阻止西德掌握核武器的承诺，视作苏联挑起柏林危机的原因和目标。

这个问题其实在作者自己对于苏联态度的论述中亦有所显现，即苏联把美国在西德核武器问题上所作的妥协“收入囊中”，却不打算给予任何回报，仍然要求西方撤出西柏林，在肯尼迪看来，这是相当于“用一个苹果换一个果园”（430—431页）。对于苏联这种不愿意投桃报李的态度，其实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便是苏联“贪心不足蛇吞象”，仍然想要逼迫美国做出多让步；另一种则是苏联人发动柏林危机的目的其实并没有达成，美国的这个妥协对它而言仅仅是个“意外收获”。

整体而言，本书紧紧围绕着冷战初期的德国及其核问题这两把构建和平的钥匙，对战后美苏从开始对抗到最终避免战争而达成和平局面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尤其对于西方国家内部在如何对待德国问题以及核武器控制问题上的外交互动与政策博弈进行了极为精彩和深刻的分析，向读者们揭示了西方集团内部英、法、德三国间的“同床异梦”，但也确实在对苏联动机方面的解释显得底气不足，需要来自苏联方面更具说服力的档案证据或研究成果提供补充和论证。

卿朝晖（章静 绘）

钱谦益（1582-1664）是明清之际最富传奇性与争议性的文人、学者。在政治上，他是东林领袖；学术上，他是文坛盟主、史学巨匠。在明朝，与浙党、与福王、与阉党斗争；入清后，却剃发迎降，不久又反清复明。钱谦益复杂的人物形象，既有自我的“塑造”，也有后人的“涂抹”；既有政治的压迫，也有野史的捏造。从而也引出无尽的话题：投降是贪生怕死还是忍辱负重？反清复明是不是真的？“诗史互证”下的柳如是生平事迹是否全部可信？后世对钱谦益的评价为何两级分化？造神和造谣之间，是谁在“制造”钱谦益？

苏州图书馆研究馆员卿朝晖致力于钱谦益研究多年，整理有《牧斋初学集诗注汇校》《牧斋有学集诗注》，并承担中华书局新修订《钱谦益全集》的整理工作。近日，卿朝晖整理出版了三卷本《钱谦益年谱长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最大限度地搜集了目前可知的相关文献，获得了一批新见材料。围绕有关钱谦益的新发现，以及这一历史人物的争议性问题，《上海书评》采访了卿朝晖先生。

《钱谦益年谱长编》，卿朝晖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1624页，498元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遗老、绛云老人。图为《清代学者像传》之钱谦益。

钱谦益的年谱，前人已出过好几种，您为什么要做一部新的年谱长编？有什么新材料、新观点？

卿朝晖：2007年我到苏州图书馆任职，随后参与本馆的古籍善本普查，偶然发现一部清代学者何焯（1661-1722）的藏书，是钱谦益族孙、藏书家钱曾(1629-1701)注释《牧斋初学集》的抄本。新发现的这个抄本注释很多，没有原文。我将它与当下通行的钱仲联（1908-2003）先生整理的《钱牧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比较，发现多出不少注释，大概有四千三百余条。

钱曾少从钱谦益学诗，顺治十七年（1660年）开始为钱谦益的诗集作注，康熙二年（1663年）初稿完成，请钱谦益过目，得到钱谦益的指点认可。钱曾注在钱诗校勘、典故、本事等方面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钱谦益也认为钱曾注将其心事“一一拈出”。不过不久钱谦益就去世了，钱曾此后三十余年虽不停修订、补注，仍觉尚有阙漏，因此也一直没有刊刻出版。学界只有抄本流传。大概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左右，吴兴凌凤翔、海昌朱梅在广东刊刻钱曾诗注，因为文字狱的关系，诗注删改很多，内容非常简略。钱仲联先生整理《牧斋全集》的时候，由于刻本比较易得，就采用了凌凤翔、朱梅这个本子。后来台湾的学者周法高先生发现了钱曾诗注的另一个抄本，内容比凌本多出一倍。周先生于是将此书影印出版，题作《足本钱曾牧斋诗注》（三民书局，1973）。但是我比对后发现，何焯藏本比他这个“足本”还多出一千三百余条。

意识到其中的价值，我联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张旭东先生，以何焯藏本作底本，重做《初学集》中诗歌注释部分，于是在2012年出版了《牧斋初学集诗注汇校》。

我当时只关心钱曾的注释，见其多注典故，很少谈及“本事”——也就是诗歌写作缘起的人物或事件，就想作一些诗歌“本事”的补注工作，后来扩大到文章、尺牍、系年、交游等等，十三年来陆续增补填充，最后积累了八十余万字，就改作“年谱长编”了。

何焯藏《钱曾初学集诗注》钞本

发现何焯藏钱曾诗注抄本，是我研究钱谦益的缘起，但决定做年谱长编，主要还是因为旧谱存在诸多不足。此前常见的钱谦益年谱，主要有清葛万里编《牧斋先生年谱》、清彭城退士编《钱牧翁先生年谱》、金鹤冲编《钱牧斋先生年谱》等。体量较大、相对完整的则是常熟学者方良先生所编的《钱谦益年谱》，大概有三十万字。

此前的年谱，问题之一是过于简陋，条目较少。这个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三部最早的旧谱。因为前人做年谱的观念和习惯，不像今天做长编这样追求细致。另外，旧谱多依据钱谦益自己的文集编排，友朋之间的交游，只存其一，不知其二，无法互相印证，会遗失很多信息。为什么要强调“互证”呢？钱谦益的《初学集》是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也就是他三十八岁左右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诗文大多被他删掉了。所以单从钱谦益文集去编年谱，而不从朋友交游中搜罗线索的话，早年这一段就基本上空缺的。新谱通过钱谦益人际关系网络中其他人的诗文、尺牍等材料补足了这一段。

问题之二是旧谱很多年月不能系年或者系年错误。年谱最重要的就是系年准确，前辈学者条件有限，很多材料没能看到，包括前面提到的钱曾诗注抄本。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新发现了一部《有学集》的抄本，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有编年，《有学集》大概有五百多篇文，其中三百多篇有写作时间，而《有学集》刻本，这些时间都是没有的。这部抄本有许多常熟地区的藏书章，也就是说这部书一直在钱谦益的家乡流转，很有可能是抄自原稿，是比较可靠的。过去没有见这些材料，系年就有很大的问题。

举个例子。严志雄先生和余英时先生曾就钱谦益提出“诗史”观的时间做过多次考证，他们依据的主要是《有学集》刻本系统中《胡致果诗序》一文。由于刻本没有保留写作时间，这篇文章写于何时也不得而知。严先生和余先生提出了几个假设，但现在来看，都是不对的。根据新发现的抄本，时间很清楚，《胡致果诗序》写于“颂系冶城”之时，即被软禁在金陵的时候，于是真相大白，那就是顺治五年（1648年）。当时黄毓祺海上起兵失败被捕，钱氏受到牵连，羁囚南京。这个时间也正好是钱谦益编辑明诗选本《列朝诗集》的时间，《列朝诗集》通过诗歌来保存明代历史，事实上也正是在践行他的“诗史”观。

国家图书馆藏《有学集》全集钞本（律吕本）绝大部分都有撰写时间

第三个问题是存在一些考证错误，这是大家都难免的，就不列举了。

总的来说，《初学集》是钱谦益自己选定的，没有入清，不存在文字狱的问题，因此版本较单一，基本就是崇祯十六年至十七年（1643年-1644年）瞿式耜刻本。而《有学集》在钱谦益去世之前未能定稿，刊刻过程中又受到文字狱的影响，删改严重，后来的金匮山房本虽然屡次校改，但仍和原稿差别很大。刻本易于流布，存世量大，容易获得，但缺失的信息也可能更多；而抄本有它的特殊性，尤其是清初的抄本，在文字狱的背景下意义更加凸显。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钱仲联先生主要依据刻本系统编成《钱牧斋全集》，方良先生又依据《全集》编定《年谱》，难免会留下遗憾。事实上，前人整理的很多经典文集，都有可能被改写，因为当年古籍整理的条件和今天完全不能相比。

至于你说的新观点，我没有把个人观点展示在年谱中，比如后面我们要谈的文坛诗派之争。我认为年谱还是注重材料，而不是注重分析。序言里写过，许隽超先生对我说，编纂年谱应该要有骨、肉、神三个层次——“将诗文编年，考证讹误，补其遗漏，就像叠床架屋，只是骨架；证之交游，突出细节和场景，人物就有了血肉。而只有立于当时，求其内在，方能得其精神”。这是一种理想，要求得一人之精神，何其之难！钱谦益是一个复杂的人，而不是一个脸谱化的形象，我想通过充足的材料，读者看过以后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牧斋初学集》，是钱谦益入清以前的诗文结集

《牧斋有学集》，是钱谦益入清后创作的诗文总集

《投笔集》，本是《牧斋有学集》中的一卷，由于涉及反清，刻本系统将其全部删除，后多以单行本出现。

您刚才提到了，写万历四十八年以前的钱谦益，参照了很多其他人的材料。他为什么要删掉这一段时间的诗文，和他成为“大佬”有没有关系？能否请您谈谈钱谦益的“封神”之路——他是如何一步步成为文坛领袖的？

卿朝晖：《初学集》刊刻于崇祯十六年至十七年（1643年-1644年），明朝的最后两年，这段时期也正是钱谦益政治上的高光时刻。他作为东林党领袖，前期一直受阉党、温体仁等政敌打压，但此时明朝气数将尽，群臣束手无策，请钱谦益出山的呼声很高，不少人在政治上对他寄予厚望。钱谦益也积极参与国家事务，提出要江浙合守、注重海防，又建议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从福建调来防江，这样即使北边沦陷，南方还有一丝希望。

因此在此时编刻文集，我认为，钱谦益有他的意图。一是政治上的需要。他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进士，因为岳父和父亲相继去世，一直在家守丧，十年没有出山。努尔哈赤取得萨尔浒之战的胜利后，朝野震动，他才决定出山。《初学集》第一卷就是《还朝诗集》，他把这件事作为他政治生涯的一个起点。这也和他一贯主张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是抢占了道德的高地。

二是文学上的想法，想通过打压“后七子”和竟陵派来掌握文坛的话语权，塑造自己的形象。钱谦益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举人，在此之前，他是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文学流派“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的支持者、学习者，他能把王世贞（1526-1590）的集子倒背如流。考中举人后，他认识了嘉定的李流芳，转而学习归有光的“唐宋派”。钱谦益的几个朋友都有记载，说他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时候，有意抛弃“后七子”之学。瞿式耜刊刻《初学集》，说钱谦益手刪十之四五，删的主要是早年学“后七子”以及和竟陵派交往的诗文。他把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以前的诗文删掉，就是要和王世贞剥离开。钱钟书先生曾经指出，钱谦益炮制了所谓的王世贞“晚年定论”。钱谦益在很多场合下都提到一件事，说王世贞给归有光写像赞时，后悔年轻时追随复古派。这是借“后七子”领袖之口，来彻底否定“后七子”的文学主张。不少学者都认可这一说法，认为这个事件是钱谦益出于自己的目的编造的。

钱谦益对另一文学流派竟陵派（主要人物钟惺、谭元春都是竟陵人）的批判，则始于钟惺（1574-1624）去世之后，主要是从返经汲古（知识层面）、国运与文运（道德层面）两方面来彻底否定对方，说他们不学无术，是“亡国”的“诗妖”。钟惺是钱谦益的同年进士兼好友，关系不错，经常见面，钟惺的文集中有记载。但在《初学集》里，没有记录与竟陵派主要人物的交往，只有对竟陵派的尖刻批评。钱谦益给钟惺的书作过序，《初学集》也没有收录。另一个竟陵派主要人物商家梅，也和钱谦益交往密切，商的诗集里有几十处与钱见面的记录，而《初学集》中却只字未提。

另外是弟子们的推波助澜。比如弟子陆贻典（1617-1686）编撰的《虞山诗约》，选编常熟士人之诗，并请钱谦益作序。后人谈“虞山诗派”，都把钱谦益当作是虞山派的领袖。计东曾经评价《虞山诗约》，说它“尽删王、李、钟、谭之体”。

总之，《初学集》是钱谦益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这部集子，也基本上奠定了他在文坛的领袖地位。黄宗羲在钱谦益去世（1664年）后作诗悼念他，说“四海宗盟五十年”，差不多就是从《初学集》中写作时间最早的篇目开始算的。《初学集》经由钱谦益本人有意识地删改再审定，包含了强烈的个人意志。从抢占道德高地，打压文坛对手来看，我觉得《初学集》里面就隐藏着他自我的“造神之路”。

《初学集》第一卷就是《还朝诗集》

福王政权覆灭之后，钱谦益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转折，就是作为明朝的群臣之首剃发降清。尽管广为流传的“水太凉”“头皮痒”这类讽刺故事是虚构的，但“贰臣”是钱谦益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撕不掉的标签。您个人如何理解他的降清？

卿朝晖：对于降清，他的弟子顾苓说是忍辱负重，“行文种、范蠡之事”，就是要复国，不得不委曲求全。从事后的种种证据来看，他确实参与了反清复明的活动。

而沈德潜却引用钱谦益另一弟子吴祖修的说法，说是未得相位，心有不甘（政治投机）。我觉得这个“心有不甘”看得很清楚。钱谦益先是作为东林党的领袖和魏忠贤斗争，差点被杀；后来一直被温体仁压制，没能进入内阁。明亡之后，想拥立潞王而非福王，也未能遂愿。没有拿到相位是他的遗憾。如果清廷给他相位，他也有可能不“反”。

吴祖修提出的另一个观点也有意思：牧斋不死，是为了修纂《明史》——国家可以灭，国史不能亡。钱谦益在文集里很多次提到王通的《元经》里面有一句话“书陈亡而具五国”，就是说南朝已经亡了，但晋、宋、齐、梁、陈五国的历史不能亡，透露出明朝虽亡，不能没有国史的意思。黄道周就义前也有类似说法，“虞山不死，国史不死”。

这几种说法，我觉得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是事后的说法。在我看来，当大兵压境，他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位高权重，逃也逃不掉，只有死或者降。“贪生怕死”和“忍辱负重”，我觉得兼而有之。他没有选择死，当然可以说是贪生。但是在诗文中，他又自比姜太公，可能是有忍辱复兴的想法，当然也可能就是政治投机。人性是复杂的。

“水太凉”说的是钱谦益原本要投湖殉国，结果以“水太凉”为借口不跳了。图为电影《柳如是》（2012）对这一情节的演绎。

关于钱谦益参与“反清复明”，您发现实质性的证据了吗？

卿朝晖：“反清复明”，从顾苓等人开始，金鹤冲、陈寅恪、钱仲联都考证过，学术界都认可。但麻烦的是，“事涉隐秘”，缺乏细节的记录。

比如策反清廷金华总兵马进宝之事。顺治六年（1649年），任永历朝内阁大臣的钱谦益的弟子瞿式耜上书南明永历皇帝，说钱谦益虽在“沦陷”之区，却无时无刻不想恢复旧土，他以下棋作比喻，提出一个以收复长江中下游为目的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又叫“楸枰三策”，其中有一条就是策反马进宝。次年五月，钱谦益去了金华。但他去金华做什么，却谁也说不清。

从金华返回后，钱谦益写了一首诗：“帽檐欹侧漉囊新，乞食吹箫笑此身。南国今年仍甲子，西台昔日亦庚寅（皋羽西台恸哭，亦庚寅岁也）。闻鸡伴侣知谁是，画虎英雄恐未真。诗卷丛残芒角在，绿窗剪烛与君论。”（《书夏五集后示河东君》）从用典来看，“画虎英雄”指的是东汉名将马援《诫兄子严、敦书》中的名句“画虎不成反类狗（犬）”。汉光武帝时，拜马援为“伏波将军”，故马援又称“马伏波”。而钱谦益在《有学集》中给马进宝的“代号”正是“伏波将军”。由此看来，金华之行应该和劝说马进宝有关，但可惜这件事没有明确的记录。

不过，在这次年谱编写过程中，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反清复明”的证据。比如钱谦益支持、资助彭士望（1610-1683）、姚志卓等反清人士和永历王朝联络，就有可靠的文献支撑。

顺治八年（1651年）五月，钱谦益在扬州福缘庵写了一组诗，其中有两句：“铃铎人天语，如闻替戾风。”典出《晋书·佛图澄传》，说十六国时期石勒将攻刘曜，群僚皆以为不可，石勒便去问法师佛图澄，法师说这塔上的铃声“替戾”作响，说的就是此次出战，定会捉住刘曜。最后刘曜果然被生擒。刘曜是胡人，钱谦益用这个典故，隐约有反清的意思，但过去并没有证据。而在彭士望的诗文集里，也记录了他自己也来到了福缘庵，并明明白白写着，相见的有钱谦益、姚志卓等人，主事者就是庵主德宗和尚。姚志卓、德宗，都是有别的文献记载反清复明的人，福缘庵本身就是反清的一个秘密据点。彭士望文集里还有一首诗，记载了他那些反清的同伴，中有一句：“更有一老翁，破产图再光。”很明显，这个“老翁”就是钱谦益。但这么明显的记载，为什么过去没有人发现呢？因为彭士望的诗文集也存在刻本和抄本的差别，刻本中许多内容被删改，抄本则保留了完整的信息。彭士望诗文集这个抄本，现在就藏在上海图书馆。

钱曾则更进一步，在《投笔集》注释里特意讲了姚志卓这个人。顺治九年（1652年）秋，姚志卓专程去安徽拜访了钱澄之（1612-1693）。钱澄之曾和方以智一起在桂林支持永历皇帝的流亡政权，与姚志卓的父亲姚之朔是朋友。姚父病死广西，钱、方二人将其安葬。钱澄之回到家乡后，姚志卓去感谢他，并把钱谦益资助他去贵州安龙（永历皇帝所在之处）的事都告诉了钱澄之。这件事也记载在钱澄之儿子钱㧑禄编写的《先公田间府君年谱》中，两种记录可互相印证。

此外，顾苓为钱谦益所作传记以及一些野史的记载，也和上面的记载在时间、事件上高度一致。过去钱谦益参与“反清复明”这件事由于没有细节，不知道都有谁参与，现在我们有了时间、地点、人物，就是彭士望等人的记载提供了确证。

清人对钱谦益的评价两极分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后世的形象。您曾写文章介绍过全祖望对钱谦益的“造谣”。如何理解清人对钱谦益形象的各种塑造？

卿朝晖：清人对钱谦益的评价可以分为三段。清初较为客观，毁誉参半，“毁”主要是在降清和学术两个方面。比如吴殳写过《正钱录》，汪琬也指责过钱谦益的某些文章过于芜杂，不是唐宋派的正统，这都是从学术角度来批评的。事实上，清初士人对他降清的容忍度比较高，一是他的文坛上地位摆在那儿，二是他确有反清活动，好友们都知道。他们都经历过这种天翻地覆的动荡，也比较能理解一个人在生死面前做出的选择。

转折点在清中期，特别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禁毁牧斋著述，皇帝给他贴上了“贰臣”标签。人们对钱谦益的评价完全趋向负面，钱谦益被视为人品道德极坏之人。

到了清末“驱除鞑虏”，又是一种矫枉过正。特别是1928年常熟人金鹤冲编的《钱牧斋先生年谱》，完全把钱谦益视为抗清的正面人物，挖掘他抗清的事迹，“发潜德之幽光”，这和当时的政治氛围有关。陈寅恪先生所撰《柳如是别传》就是金鹤冲的追随者。

全祖望（1705-1755）则比较特殊，他有强烈的道德观，对遗民、烈士的表彰称赞不遗余力，对投降派则恨之入骨。他凭空捏造了很多影响深远的故事，包括顾炎武入狱时拒绝钱谦益搭救，钱谦益与其弟子谢三宾争夺柳如是，为巴结阮大铖而自称是阮大铖弟子，抗清志士钱肃乐等人未卜先知不愿和钱交往等等。

全祖望称顾炎武杀奴被捕入狱，归庄（1613-1673）联系钱谦益出面搭救，钱谦益开出的条件，是让顾炎武自认门生，被正气凛然的顾炎武严辞拒绝。这件事在顾炎武、归庄的文集里没有，两人编纂较早的年谱也没有。但自从全祖望给顾炎武写过神道碑之后，便广为流传，被后世采信，《清儒学案》等都有收录。但事实上，全祖望没有见过顾炎武，这件事可能是道听途说或者凭空想象出来的。

全祖望还称谢三宾与钱谦益为柳如是争风吃醋，而成“贸首之仇”，但事实上柳如是嫁给钱谦益以后，钱谦益和谢三宾还一直保持来往，并未失和。全祖望无非是讨厌钱谦益、谢三宾、柳如是三人，而编造了这一段故事。

全祖望诗文中有关钱谦益的记载大概有十余条，都是负面之词。我们以前对他的碑传文评价很高，现在来看，恐怕要重新审视。因为他的人物书写，显然受到其主观价值评断的影响。

另外，清人对柳如是的评价很高，从文采到气节，她几乎是一个完人。民间野史说柳如是的不是，往往都是为了“黑”钱谦益。比如，钱谦益变节之后北上做官，传言说柳如是独居南京时与人私通，钱谦益的儿子报告了官府，要求严惩奸夫淫妇，钱谦益知道后把儿子大骂一顿，说：“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你还指望一个妇人守节？”这个故事的本质是在讽刺钱谦益。

柳如是（1618-1664），本名杨爱，后改名柳隐，字如是，明末歌妓，钱谦益侧室。又称“河东君”、“蘼芜君”。图为清代钱杜《河东君象》。

我记得您在《年谱长编》里收录了顾炎武拒绝钱谦益搭救这一条。

卿朝晖：是的。我觉得它比较重要，不收也不合适，所以在前面加了“传”字：“传归庄为救顾炎武，来虞山请牧斋救援。牧斋欲炎武投其门下，炎武拒之。”（《钱谦益年谱长编》，1001页）加了“传”的都是我不信的。

陈寅恪先生晚年撰写了巨著《柳如是别传》，影响很大。您编写的年谱中提到柳如是的地方不多。您如何看待陈先生对于柳如是生平的考证，以及他所倾注的个人感情？

卿朝晖：陈先生这本书很有意思，他不叫“传”，叫“别传”，因为柳如是的资料不多，且真伪难辨。但我们现在都把陈寅恪先生的考证认为是信史，其实是不对的。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本书是陈先生内心的写照，或者说是一种试验品。那我觉得，我们重视《别传》，主要还是在他的“诗史互证”方法。但是作为一种方法，一不能无限扩大，比如“杨”就是“柳”、“影”就是“隐”，“云”“影”“怜”都是柳如是，我觉得就是夸大了；二不能先入为主，先假定再论证；三是不能过分相信野史。

关于柳如是的生平，遇到钱谦益以后的部分问题不大，因为有可靠的文献支持。主要的问题是柳如是遇到钱谦益之前的生平，比如和李雯、陈子龙、唐时升、程嘉燧、谢三宾交往等等，我认为很多是靠不住的。比如钱谦益和柳如是初见那一年的冬天，我闻室落成，程嘉燧也来到了钱家，和柳如是有很多唱和，看唱和的内容就知道他们俩以前并没见过，是初见，不可能以前爱得死去活来。说程嘉燧失恋后写的《縆云》组诗，是怀念柳如是，根本没有可能。由于我这个年谱是钱谦益年谱，不是钱柳合谱，所以，柳如是早年的生活把握不住的，我在年谱中都作了回避。

另外一点，我觉得陈先生写柳如是，主要还是在写钱谦益，当然，陈先生在书中也寄寓了自己的情怀。我们现在研究钱谦益，也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其实也在“塑造”钱谦益。钱谦益作为一个大IP，后人对他的“塑造”，恐怕永远不会停止。

《在黑暗中舞蹈——美国大萧条文化史》，[美] 莫里斯·迪克斯坦著，彭贵菊 / 郑小倩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版，628页，138.00元

1929年10月29日的那个星期二，“黑色”正式开始从华尔街蔓延，笼罩美国大地，大萧条时期开始来临。苦难与贫困，流浪与颠沛，罢工与抗争，失望与绝望随后几乎成了那个时期这个国家的代名词。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文化却展现了另一番光景，花样繁复，五彩缤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用繁荣来形容。这里到底有什么奥妙在其中？美国文化史学者莫里斯·迪肯斯坦写于2009年、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翻译出版的《在黑暗中舞蹈——美国大萧条时期文化史》为此提供了答案。

在这部内容丰富，分析细致，情感充沛，角度个性的煌煌大著里，迪肯斯坦在很大程度上真正充实了“文化”这个词的内涵，他的描述横跨文化的各个方面，囊括文学，电影，音乐，摄影，舞蹈，建筑等，具体而言则是包括小说，诗歌，戏剧，图像，照片，黑帮片，歌舞片，喜剧片，歌舞编导，音乐剧，歌曲与交响乐，尤其是爵士乐与蓝调结合的美国音乐等。同时，贯穿于整部书中的还有一些关键词如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人民性，现代文学经典，现代诗人与诗作，好莱坞与其黄金年代，美国梦及其无处不在的影响。以及文学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表现，比如作为揭丑和鼓劲的文学与作为描绘人性之复杂和不可言说的文学，两者的同道与共存，这中间还穿插了种族与党性的矛盾，族裔身份与工人阶级立场一致性要求间的隔阂和冲突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与一个事，一个年代，一个历史阶段相关，即大萧条时期。

在那个特殊时期，贫困如瘟疫般蔓延，天空被昏黑笼罩，物质生活和情感心理直线下坠，但这个时代的另一面是，这是一个好莱坞蓬勃发展的时期，好片连连、星光熠熠、群星璀璨，这也是一个文学创作丰收的季节，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都在这个时期写出了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在美国文学史上开创一个时代的小说家赖特、赫斯顿，诗人弗罗斯特、威廉斯、斯蒂文斯、休斯等也都在这个时期留下了他们的杰作，更不用说摄影家兰格、埃文斯、伯克-怀特等，他们的摄影创作和抓拍让三十年代永远留在了我们眼前，栩栩如生，现实感跃然纸上；还有波特、格什温、科普兰的歌曲、轻音乐、音乐剧、交响乐，蓝调与爵士乐的结合让他们的乐曲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情调，西部牛仔风格与黑人音乐的融汇则产生了轻松、深邃、灵巧、洒脱、潇逸的风格；艾灵顿公爵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爵士乐以及他们创始的摇摆时代，给三十年代刻上了隽永的色彩，从钢琴和小号传递出来的那一丝哀愁仿佛是从天上飘来，灵动而深沉的曲调也让人时时忆起了那个曾经晦暗的年份；而三十年代兴起的装饰艺术风格更让现代主义在美国大地上竖起了建筑的典范，纽约城里的克莱斯勒大厦、帝国大厦、洛克菲勒中心等都是在三十年代建成的。

面对这一时期内容繁多，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文化，迪克斯坦却能做到信手拈来，娓娓道出，他确是对这些东西耳熟能详，如数家珍，但同时可以看出，在他纵横捭阖的叙述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那就是用一种客观、平衡、全面的视角讨论他要讲述的对象。就三十年代而言，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那是一个政治观念凸显，文学社会功能升温，通俗文化流行，商业消费与市场票房崭露头角的时代。左翼文化、国际政治与好莱坞的浪漫喜剧和神经喜剧相向而行，无产阶级文学与人民阵线的文化诉求带来了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但个人思想的凝练与个性追求同样也结出了丰硕成果。迪克斯坦慧眼识珠，他的论述抓住了这个时期文化发展与变迁的主要轨迹，拎出一些颇具代表的作品和现象，给予细致分析。同时，又特别注重这些现象背后的矛盾和冲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反差”，无论是政治观念上的不同甚或对立，还是艺术表现方面的迥异，这些反差其实都构成了三十年代一道特殊的亮丽风景线，迪克斯坦都给予了尽量客观公正，同时又基于个人读解的评述。

就政治表现而言，他特别指出三十年代一些带有明显无产阶级文学特征的作品存在教条主义痕迹，特别是那个时候政党观念上的影响确有让文学成为宣传工具之虞，但同时他也充分看到了这些作品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在揭示与解剖三十年代贫困渊源方面起到的启迪作用。另外，他也特别注意到了作品风格与形式不同以及背后的某些意义展现，因为这些都是文化变迁过程中留下的“缝隙”（迪克斯坦语），而文化史的一个使命便是探讨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开篇讲述了迈克尔·戈尔德的作品《没钱的犹太人》之后，很快就接续上了亨利·罗斯的《安睡吧》。前者是一位终身共产主义信仰者、美共党员，用直抒胸怀的半自传体方式告白天下，犹太人不只是传言中的富有者，在美国纽约的廉住房里，在肮脏不堪、垃圾成堆、人鼠共住的那个环境里，有成千上万的犹太移民，他们是三十年代贫困席卷而来时直接的承受者。戈尔德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政治宣传的渠道，但其揭示三十年代的生活真实的作用同样不可抹杀。可以比较的是罗斯的小说，也是以犹太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但形式方面相差甚大，更是延续了现代主义者乔伊斯、艾略特的笔触，从人物的内向角度出发讲述故事，心理情感以及与此相关的性行为和态度的讲述成了故事的描述对象。两者的共同性与区别，在迪克斯坦的叙述中，构建了关于三十年代贫困景象的感性图像。

关于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离不开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不过，显然，迪克斯坦并不是简单套用政治来阐释那个时代的这部畅销书。他从书中看到了集体主义的某种表现，这指的是小说中描述的罢工和抗议活动，同时指出需要从相对于美国传统的个人主义角度来看小说的这种叙事。看似一笔带过，但这个评论实际上凸显了三十年代文学的显著特征，从中可以体悟文学作品与时代背景的紧密关联。他评述说斯坦贝克的优势不在于宏大主题，而是对于具体事物的真实感的唤起，而这也是迪克斯坦在书中多处提到的三十年代美国文学体现的社会现实主义的要旨。正是这种既紧扣文本，又深入语境的分析手法，让其笔下文化史的展现既有深度，又有厚度，更兼温度，那是因为他对文化现象及背景的读解在做到客观、辩证的同时也带有明显的个人性，在表现自己独特的批评视角同时，也显现了对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份发自内心的关切。有意思的是，在评述完斯坦贝克后，迪克斯坦紧接着讲起了福克纳，这位现代主义大师1930发表的《我弥留之际》如果置于大萧条背景来看，也可以发现与斯坦贝克，甚至戈尔德的相同之处，即关于贫困的描述。不同的是，于福克纳而言，故事讲述的方式要比内容更重要。迪克斯坦的这个发现其实并不新鲜，他的贡献在于，把这两位相差甚远的作家放到一个相同的大背景下解读，这不禁让人眼前一亮。福克纳笔下的南方穷白人却原来也与大萧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是以往的文学史较少提及的。另一方面，他又非常确凿地认为，尽管福克纳为三十年代文学增添了力量，但他并没有进入其中。显然，言外之意是，在其看来现代主义与三十年代之间似乎横亘了某种隔阂。然而，在评点威廉斯、斯蒂文斯这样的现代主义诗人时，他又颇带感情地直言，他们或许并不是三十年代的代言人，但还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卷入其中。可见，即便是在美国文学或者是文化史中常常被浓墨重彩的现代主义，如果缺少了大萧条这一块，那么对其理解就会不甚了了。这也是迪克斯坦要凸显三十年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后来者，迪肯斯坦在讲述这段历史时，遵循了文化多元主义的要求，专辟一节评论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黑人作家赖特和赫斯顿及其作品，从政治与现实的角度，分析了前者在创作《土生子》时面临的党性与种族认同间的矛盾。这个分析让我们看到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与文化构成的复杂性，政治思想在某些时候可以把相同阶层的人团结在一起，这在三十年代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但是种族问题却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使得思想的一致性常常受到挑战，显示出其脆弱的存在。这是赖特后来逐渐脱离政治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与此相对的是，在赫斯顿这位女性人类学家和作家身上，迪肯斯坦看到了与种族问题相关的另一面。 如果说赖特针对的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并由此开拓了黑人文学的抗议传统，那么赫斯顿关注的则是黑人社会内部的生活，但这并不等于局限于黑人群体，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人物及其个性，这恰恰是源于美国文学的传统，与三十年代流行的聚焦集体主义行为的文学逆向而行。迪克斯坦的分析也因此让读者看到了大萧条时期文学的多样化。

对现实感的特别关注，对真实性的重视，对文化与表述现实间的关系以及表现形式的强调，是他在本书中倾注的核心。三十年代文化开始商业化，同时也催生了文化的繁荣，如好莱坞电影，格什温的音乐等。同时，他也特别强调通俗文化的高雅格调，这看起来有点悖论，但实则正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也是本书的中心议题，即大萧条时期文化“反差”景象的具体体现。文化的高雅反过来也渗透进了商业化的过程，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如何看待这种反差？对此，他的评论是这些文化现象不是简单的高端（highbrow）或低端（lowbrow）这样的区分可以总结的，而是两者的融合，这是让三十年代文化充满活力的一个重要取向。相对于此前的二十年代甚至更前以及后来的五十年代活跃的现代主义而言，这种融合极其珍贵，也非常接地气。迪克斯坦将此放置于三十年代一个重要政治氛围中加以阐述，也即人民阵线与文化活动间的互相作用。因反法西斯立场所需，美国的左翼势力，特别是美国共产党开始在三十年代组建统一战线，也即人民阵线。这成为迪克斯坦三十年代文化读解的一条中轴线。在本书中可以发现，他常常用一种联想的方式，贯穿起那个时代的文化现象，在不同文化形态间找到某种关联，如爵士乐与装饰艺术间的关系，其中显现的即兴特征，把两者联系到了一起。究其关联的实质，正是在于人民阵线氛围形成的对人民性重视的文化立场。他可以从斯坦贝克的平民主义思想联系到三十年代的画家托马斯·本顿，后者的绘画在历史上被称为地域现实主义的代表，然后又从这位画家转移到了作曲家科普兰，这位曾经的奉行现代主义为圭臬的音乐家，他的转向说明了时代对于文化之用的需要。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阐发了人民性的特点，即关注大众所需，为其提供可以作为抚慰与娱乐的艺术服务，而这种平民立场自然也是三十年代语境中的政治声音表达。在本书的第四章，他用了整整一章，专门讨论人民阵线背景下的平民主义转向，其中一个值得大讲特讲的例子是民谣和乡村音乐作曲家伍迪·格思里，他后来直接影响了鲍勃·迪伦和其他一大批六十年代后在通俗乐坛扬名的歌手。在迪克斯坦看来，格思里是一位直接为人民阵线增光添彩的人，但他并不是一位直接为政治路线歌颂的歌手，他的人民性表现在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呐喊中，一种发自肺腑的声音传达在其歌曲之中。如果只是从政治立场维护的角度来看格思里，那么会忽视其对艺术创作求真态度的追求，而这其实也是从斯坦贝克到科普兰这样有着平民主义倾向的文化人对人民性的理解路径。迪克斯坦的解读一方面非常有助于了解被浓厚政治氛围裹挟的三十年代文化景观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人体悟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政治观念在美国社会的一个变化轨迹。

五十年代初进入冷战后，三十年代曾经一度火热的左翼政治气氛开始下降，甚至遭遇打压。二十年代兴盛的现代主义迂回曲折，又一次得到复兴。迪肯斯坦是在五十年代末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文学教育的。如他自己所说，相较于思想大于内容的一些三十年代的文学，他更喜欢现代主义的作品，这或许是受到了其老师特里林的影响，后者在三十年代也倾向左翼，冷战时偏向中右立场。现代主义文学是其极力推崇的对象。到了六十年代，又一个政治高潮到来之时，与三十年代对比，看似表面上有一致性，但实质又不同，其中有很多值得探讨的东西，如关于政治的作用和表现，与文学的关系等。简单来说，前者更多显现出政治与生活的紧密关联，表现为信仰与理念的忠诚，后者则逐步滑向政治与语言的牵连，尤其是成为所谓的后结构主义的风向标。三十年代的文学和文化在整体气氛上更贴近现实，靠拢生活，六十年代后的文化则更注重体系批判；前者火热、闹腾、简单、甚至粗暴，后者冷峻、严厉、深邃、复杂，但也更加抽象、难解，甚至有时自说自话。大萧条时期那些浸润了平民色彩的文化作品和现象在发挥社会批判作用的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了愉悦带来的快乐，在体会快乐的同时，也对社会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揭示和批判，有时甚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迪肯斯坦特别花费了不少笔墨，介绍和分析其时好莱坞的黑帮片、浪漫喜剧、神经喜剧和一些主打揭丑的电影，如《小凯萨》（1931）、《路上的野孩子》（1933）、《一夜风流》（1934）、《愤怒的葡萄》（1940）、《公民凯恩》（1941）等。这些电影被归为不同类型片，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这本身就表明了文化市场的繁荣，其中表现的一些共同主题如贫困与追梦，看似矛盾，但其实都与一个时代特征有关：对于成功的迷恋及其不得不吞下的苦果。换言之，则是美国梦的时代悲剧，披上光环的黑帮英雄揭示了成功的阴暗面，即便是如凯恩这样的大亨——那部电影的原型被认为是美国其时报业大佬赫斯特——也会因操弄人性付出代价。迪肯斯坦称之为“失败的成功”，一语道出逐梦过程的悲凉状，而这也是美国社会从二十年代的繁华到三十年代的绝望的写照，文化之写实力量可见一斑。

这恰是整部书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消息。透过历史的尘埃，我们至今依然可以从这些文化作品中感受到大萧条时期的脉动。它们记录下了见证，在揭开疮疤的同时，也抚慰了些许创伤。正如本书的书名所言，“在黑暗中舞蹈”——来自三十年代的著名歌手宾·克罗斯比的流行歌曲。歌词中有这样的语句：“找寻新的爱之光/来照亮黑暗，我有你/我们就可以一起随歌起舞/起舞在黑暗中。”用迪肯斯坦自己的话来说，那个特殊时代的文化人，“他们在暗夜起舞，伴着他们自己的音乐翩然舞动，但他们的步伐充满魅力”。此书惟妙惟肖地传达了这种魅力。

《在黑暗中舞蹈——美国大萧条文化史》，[美] 莫里斯·迪克斯坦著，彭贵菊 / 郑小倩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版，628页，138.00元

1929年10月29日的那个星期二，“黑色”正式开始从华尔街蔓延，笼罩美国大地，大萧条时期开始来临。苦难与贫困，流浪与颠沛，罢工与抗争，失望与绝望随后几乎成了那个时期这个国家的代名词。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文化却展现了另一番光景，花样繁复，五彩缤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用繁荣来形容。这里到底有什么奥妙在其中？美国文化史学者莫里斯·迪肯斯坦写于2009年、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翻译出版的《在黑暗中舞蹈——美国大萧条时期文化史》为此提供了答案。

在这部内容丰富，分析细致，情感充沛，角度个性的煌煌大著里，迪肯斯坦在很大程度上真正充实了“文化”这个词的内涵，他的描述横跨文化的各个方面，囊括文学，电影，音乐，摄影，舞蹈，建筑等，具体而言则是包括小说，诗歌，戏剧，图像，照片，黑帮片，歌舞片，喜剧片，歌舞编导，音乐剧，歌曲与交响乐，尤其是爵士乐与蓝调结合的美国音乐等。同时，贯穿于整部书中的还有一些关键词如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人民性，现代文学经典，现代诗人与诗作，好莱坞与其黄金年代，美国梦及其无处不在的影响。以及文学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表现，比如作为揭丑和鼓劲的文学与作为描绘人性之复杂和不可言说的文学，两者的同道与共存，这中间还穿插了种族与党性的矛盾，族裔身份与工人阶级立场一致性要求间的隔阂和冲突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与一个事，一个年代，一个历史阶段相关，即大萧条时期。

在那个特殊时期，贫困如瘟疫般蔓延，天空被昏黑笼罩，物质生活和情感心理直线下坠，但这个时代的另一面是，这是一个好莱坞蓬勃发展的时期，好片连连、星光熠熠、群星璀璨，这也是一个文学创作丰收的季节，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都在这个时期写出了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在美国文学史上开创一个时代的小说家赖特、赫斯顿，诗人弗罗斯特、威廉斯、斯蒂文斯、休斯等也都在这个时期留下了他们的杰作，更不用说摄影家兰格、埃文斯、伯克-怀特等，他们的摄影创作和抓拍让三十年代永远留在了我们眼前，栩栩如生，现实感跃然纸上；还有波特、格什温、科普兰的歌曲、轻音乐、音乐剧、交响乐，蓝调与爵士乐的结合让他们的乐曲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情调，西部牛仔风格与黑人音乐的融汇则产生了轻松、深邃、灵巧、洒脱、潇逸的风格；艾灵顿公爵与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爵士乐以及他们创始的摇摆时代，给三十年代刻上了隽永的色彩，从钢琴和小号传递出来的那一丝哀愁仿佛是从天上飘来，灵动而深沉的曲调也让人时时忆起了那个曾经晦暗的年份；而三十年代兴起的装饰艺术风格更让现代主义在美国大地上竖起了建筑的典范，纽约城里的克莱斯勒大厦、帝国大厦、洛克菲勒中心等都是在三十年代建成的。

面对这一时期内容繁多，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文化，迪克斯坦却能做到信手拈来，娓娓道出，他确是对这些东西耳熟能详，如数家珍，但同时可以看出，在他纵横捭阖的叙述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那就是用一种客观、平衡、全面的视角讨论他要讲述的对象。就三十年代而言，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那是一个政治观念凸显，文学社会功能升温，通俗文化流行，商业消费与市场票房崭露头角的时代。左翼文化、国际政治与好莱坞的浪漫喜剧和神经喜剧相向而行，无产阶级文学与人民阵线的文化诉求带来了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但个人思想的凝练与个性追求同样也结出了丰硕成果。迪克斯坦慧眼识珠，他的论述抓住了这个时期文化发展与变迁的主要轨迹，拎出一些颇具代表的作品和现象，给予细致分析。同时，又特别注重这些现象背后的矛盾和冲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反差”，无论是政治观念上的不同甚或对立，还是艺术表现方面的迥异，这些反差其实都构成了三十年代一道特殊的亮丽风景线，迪克斯坦都给予了尽量客观公正，同时又基于个人读解的评述。

就政治表现而言，他特别指出三十年代一些带有明显无产阶级文学特征的作品存在教条主义痕迹，特别是那个时候政党观念上的影响确有让文学成为宣传工具之虞，但同时他也充分看到了这些作品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在揭示与解剖三十年代贫困渊源方面起到的启迪作用。另外，他也特别注意到了作品风格与形式不同以及背后的某些意义展现，因为这些都是文化变迁过程中留下的“缝隙”（迪克斯坦语），而文化史的一个使命便是探讨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开篇讲述了迈克尔·戈尔德的作品《没钱的犹太人》之后，很快就接续上了亨利·罗斯的《安睡吧》。前者是一位终身共产主义信仰者、美共党员，用直抒胸怀的半自传体方式告白天下，犹太人不只是传言中的富有者，在美国纽约的廉住房里，在肮脏不堪、垃圾成堆、人鼠共住的那个环境里，有成千上万的犹太移民，他们是三十年代贫困席卷而来时直接的承受者。戈尔德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政治宣传的渠道，但其揭示三十年代的生活真实的作用同样不可抹杀。可以比较的是罗斯的小说，也是以犹太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但形式方面相差甚大，更是延续了现代主义者乔伊斯、艾略特的笔触，从人物的内向角度出发讲述故事，心理情感以及与此相关的性行为和态度的讲述成了故事的描述对象。两者的共同性与区别，在迪克斯坦的叙述中，构建了关于三十年代贫困景象的感性图像。

关于三十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离不开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不过，显然，迪克斯坦并不是简单套用政治来阐释那个时代的这部畅销书。他从书中看到了集体主义的某种表现，这指的是小说中描述的罢工和抗议活动，同时指出需要从相对于美国传统的个人主义角度来看小说的这种叙事。看似一笔带过，但这个评论实际上凸显了三十年代文学的显著特征，从中可以体悟文学作品与时代背景的紧密关联。他评述说斯坦贝克的优势不在于宏大主题，而是对于具体事物的真实感的唤起，而这也是迪克斯坦在书中多处提到的三十年代美国文学体现的社会现实主义的要旨。正是这种既紧扣文本，又深入语境的分析手法，让其笔下文化史的展现既有深度，又有厚度，更兼温度，那是因为他对文化现象及背景的读解在做到客观、辩证的同时也带有明显的个人性，在表现自己独特的批评视角同时，也显现了对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份发自内心的关切。有意思的是，在评述完斯坦贝克后，迪克斯坦紧接着讲起了福克纳，这位现代主义大师1930发表的《我弥留之际》如果置于大萧条背景来看，也可以发现与斯坦贝克，甚至戈尔德的相同之处，即关于贫困的描述。不同的是，于福克纳而言，故事讲述的方式要比内容更重要。迪克斯坦的这个发现其实并不新鲜，他的贡献在于，把这两位相差甚远的作家放到一个相同的大背景下解读，这不禁让人眼前一亮。福克纳笔下的南方穷白人却原来也与大萧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是以往的文学史较少提及的。另一方面，他又非常确凿地认为，尽管福克纳为三十年代文学增添了力量，但他并没有进入其中。显然，言外之意是，在其看来现代主义与三十年代之间似乎横亘了某种隔阂。然而，在评点威廉斯、斯蒂文斯这样的现代主义诗人时，他又颇带感情地直言，他们或许并不是三十年代的代言人，但还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卷入其中。可见，即便是在美国文学或者是文化史中常常被浓墨重彩的现代主义，如果缺少了大萧条这一块，那么对其理解就会不甚了了。这也是迪克斯坦要凸显三十年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后来者，迪肯斯坦在讲述这段历史时，遵循了文化多元主义的要求，专辟一节评论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黑人作家赖特和赫斯顿及其作品，从政治与现实的角度，分析了前者在创作《土生子》时面临的党性与种族认同间的矛盾。这个分析让我们看到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与文化构成的复杂性，政治思想在某些时候可以把相同阶层的人团结在一起，这在三十年代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但是种族问题却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而使得思想的一致性常常受到挑战，显示出其脆弱的存在。这是赖特后来逐渐脱离政治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与此相对的是，在赫斯顿这位女性人类学家和作家身上，迪肯斯坦看到了与种族问题相关的另一面。 如果说赖特针对的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并由此开拓了黑人文学的抗议传统，那么赫斯顿关注的则是黑人社会内部的生活，但这并不等于局限于黑人群体，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人物及其个性，这恰恰是源于美国文学的传统，与三十年代流行的聚焦集体主义行为的文学逆向而行。迪克斯坦的分析也因此让读者看到了大萧条时期文学的多样化。

对现实感的特别关注，对真实性的重视，对文化与表述现实间的关系以及表现形式的强调，是他在本书中倾注的核心。三十年代文化开始商业化，同时也催生了文化的繁荣，如好莱坞电影，格什温的音乐等。同时，他也特别强调通俗文化的高雅格调，这看起来有点悖论，但实则正是文化多样性的表现，也是本书的中心议题，即大萧条时期文化“反差”景象的具体体现。文化的高雅反过来也渗透进了商业化的过程，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如何看待这种反差？对此，他的评论是这些文化现象不是简单的高端（highbrow）或低端（lowbrow）这样的区分可以总结的，而是两者的融合，这是让三十年代文化充满活力的一个重要取向。相对于此前的二十年代甚至更前以及后来的五十年代活跃的现代主义而言，这种融合极其珍贵，也非常接地气。迪克斯坦将此放置于三十年代一个重要政治氛围中加以阐述，也即人民阵线与文化活动间的互相作用。因反法西斯立场所需，美国的左翼势力，特别是美国共产党开始在三十年代组建统一战线，也即人民阵线。这成为迪克斯坦三十年代文化读解的一条中轴线。在本书中可以发现，他常常用一种联想的方式，贯穿起那个时代的文化现象，在不同文化形态间找到某种关联，如爵士乐与装饰艺术间的关系，其中显现的即兴特征，把两者联系到了一起。究其关联的实质，正是在于人民阵线氛围形成的对人民性重视的文化立场。他可以从斯坦贝克的平民主义思想联系到三十年代的画家托马斯·本顿，后者的绘画在历史上被称为地域现实主义的代表，然后又从这位画家转移到了作曲家科普兰，这位曾经的奉行现代主义为圭臬的音乐家，他的转向说明了时代对于文化之用的需要。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阐发了人民性的特点，即关注大众所需，为其提供可以作为抚慰与娱乐的艺术服务，而这种平民立场自然也是三十年代语境中的政治声音表达。在本书的第四章，他用了整整一章，专门讨论人民阵线背景下的平民主义转向，其中一个值得大讲特讲的例子是民谣和乡村音乐作曲家伍迪·格思里，他后来直接影响了鲍勃·迪伦和其他一大批六十年代后在通俗乐坛扬名的歌手。在迪克斯坦看来，格思里是一位直接为人民阵线增光添彩的人，但他并不是一位直接为政治路线歌颂的歌手，他的人民性表现在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呐喊中，一种发自肺腑的声音传达在其歌曲之中。如果只是从政治立场维护的角度来看格思里，那么会忽视其对艺术创作求真态度的追求，而这其实也是从斯坦贝克到科普兰这样有着平民主义倾向的文化人对人民性的理解路径。迪克斯坦的解读一方面非常有助于了解被浓厚政治氛围裹挟的三十年代文化景观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人体悟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政治观念在美国社会的一个变化轨迹。

五十年代初进入冷战后，三十年代曾经一度火热的左翼政治气氛开始下降，甚至遭遇打压。二十年代兴盛的现代主义迂回曲折，又一次得到复兴。迪肯斯坦是在五十年代末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文学教育的。如他自己所说，相较于思想大于内容的一些三十年代的文学，他更喜欢现代主义的作品，这或许是受到了其老师特里林的影响，后者在三十年代也倾向左翼，冷战时偏向中右立场。现代主义文学是其极力推崇的对象。到了六十年代，又一个政治高潮到来之时，与三十年代对比，看似表面上有一致性，但实质又不同，其中有很多值得探讨的东西，如关于政治的作用和表现，与文学的关系等。简单来说，前者更多显现出政治与生活的紧密关联，表现为信仰与理念的忠诚，后者则逐步滑向政治与语言的牵连，尤其是成为所谓的后结构主义的风向标。三十年代的文学和文化在整体气氛上更贴近现实，靠拢生活，六十年代后的文化则更注重体系批判；前者火热、闹腾、简单、甚至粗暴，后者冷峻、严厉、深邃、复杂，但也更加抽象、难解，甚至有时自说自话。大萧条时期那些浸润了平民色彩的文化作品和现象在发挥社会批判作用的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了愉悦带来的快乐，在体会快乐的同时，也对社会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揭示和批判，有时甚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迪肯斯坦特别花费了不少笔墨，介绍和分析其时好莱坞的黑帮片、浪漫喜剧、神经喜剧和一些主打揭丑的电影，如《小凯萨》（1931）、《路上的野孩子》（1933）、《一夜风流》（1934）、《愤怒的葡萄》（1940）、《公民凯恩》（1941）等。这些电影被归为不同类型片，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这本身就表明了文化市场的繁荣，其中表现的一些共同主题如贫困与追梦，看似矛盾，但其实都与一个时代特征有关：对于成功的迷恋及其不得不吞下的苦果。换言之，则是美国梦的时代悲剧，披上光环的黑帮英雄揭示了成功的阴暗面，即便是如凯恩这样的大亨——那部电影的原型被认为是美国其时报业大佬赫斯特——也会因操弄人性付出代价。迪肯斯坦称之为“失败的成功”，一语道出逐梦过程的悲凉状，而这也是美国社会从二十年代的繁华到三十年代的绝望的写照，文化之写实力量可见一斑。

这恰是整部书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消息。透过历史的尘埃，我们至今依然可以从这些文化作品中感受到大萧条时期的脉动。它们记录下了见证，在揭开疮疤的同时，也抚慰了些许创伤。正如本书的书名所言，“在黑暗中舞蹈”——来自三十年代的著名歌手宾·克罗斯比的流行歌曲。歌词中有这样的语句：“找寻新的爱之光/来照亮黑暗，我有你/我们就可以一起随歌起舞/起舞在黑暗中。”用迪肯斯坦自己的话来说，那个特殊时代的文化人，“他们在暗夜起舞，伴着他们自己的音乐翩然舞动，但他们的步伐充满魅力”。此书惟妙惟肖地传达了这种魅力。

《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郭松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600页，98.00元

拿到这部再版的大作，兴奋之余更多的是感慨，这部著作首次出版还是2000年，二十五年光阴瞬息而过，这本书、这个论题几乎被人忘记了，甚至有些以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妇女史领域学术发展为题的文章，也想不到还有这样的一部书，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故意，而是真的忘记了。所以，能认识到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并予以再版，要特别感谢的，是广西师大出版社。

这是一部厚重而且独特的著作。厚重是不必多说的，只要拿起书来翻看一下目录，就能感受得到。但我更强调的，是它的独特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也做社会史，也做妇女史，但我们通常做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时，是没有这样做、这样写的。

《伦理与生活》初版封面

我想，这应当从头说起。

我1985年初次与郭松义先生相识，是因为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邀请他，来担任我的硕士论文答辩评委。王先生那时候还叮嘱我，说按照老规矩，从此我就是他的门生了，要我好好跟着他学习，我也确实一直是这样，以门生的身份与他相处的。再没想到的是事到如今，转眼竟是四十年。

与郭先生有深入接触，自1992年始，那年我从中央民族大学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成立的、由郭先生任研究室主任的社会史研究室，那是郭先生遵从历史所之命，组织人马建立的一个新的学术班子。改革开放初期，大门刚刚开启，外部世界的各种新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汹涌而至，却大多是支离破碎、扑朔迷离，虽然我们研究室的其他几位学者包括我，都比他年轻，但都是从其他传统史学的领域转来，都不知道国内社会史研究应该从哪里起步，它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一切都只能是尝试。

想不到的是，第一个起步的是他。他就真的捡起妇女史这个当时并不为人看好的题目了。虽然他当时在中国经济史领域已经卓有成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已经是中国经济史学会的副主任。

从传统史学的政治史到社会史，不是仅仅改变研究题目那么简单，它涉及史观、研究范式乃至史料、文字表达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内容，这是我在社会史研究领域沉浸挣扎很多年才逐渐明白和体会到的。如今回首，我最钦佩的，是郭先生的实干精神和勇气。记得他当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管结果如何，先做起来再说。

事实上，在决定撰写这部以清代婚姻为题的作品之前，郭先生对于社会史，已经有了比与他同代的许多学者更多的接触和储备。早在1994年，他就已经与当时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李中清教授以及王丰教授合作，编写过《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这也许便是所里任命他为新成立的社会史室主任的原因吧。我调工作进入社科院之前，就曾为他翻译过一些相关的英文论文和信件，大多是与历史人口学有关的内容。他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历史再不能总像过去那样写了。说到底，这是我下决定离开我的母校和老师，参加他这个学术团队的原因。我也因此而亲历他撰写这部书稿的过程，并从中学习到太多的东西。

郭松义与李中清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

特别提起这些，是因为回忆起当年草莱初辟的艰辛，想以此来纪念曾为社会史在中国的发展付出过心血、克服过种种质疑和阻力的前辈学者，郭松义先生正是这一代学者的代表，这部带有着这个新旧交替时期的鲜明特色的大作，尤其是这个转折的一个典型，其中包含了太丰富太复杂的内容。

本书写的虽然是婚姻，是写婚姻必然带入进来的女性，但它与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在那个时期正蓬勃兴起的女性学、女性史，却完全不在一个脉络上，具体地说，根本就不是一路写法，当然，也不是一种想法。所以，它很容易被那些做女性学的学者忽略掉，而这种忽略是非常可惜的，甚至可以说，是她们的一大损失。

但是，它也不是通常人们以为的那样，是一个男学者，以男性视角，为中国女性在历史中的地位和所发生的作用所写的书。它提出的问题和采用来分析问题的方法，在有些方面，也与传统政治史的做法迥异，抱着固有的成见来对待这部著作，便无法看出其中最具创见之处。

郭松义

二十五年之后再读此书，特别有感触的是如下几点：

（一）对清代婚姻的全面阐释

郭先生是将婚姻置于婚姻社会圈来阐释的。开宗明义，他就指出，婚姻是受到当时的道德、法律、传统习俗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制约的一种行为，而且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婚姻的社会性反映在选择配偶上，就是通婚的社会圈，并且同比出现了一个个命运与共、利害攸关的不同阶级、不同层次的婚姻圈以及由政府制订的或者由传统社会沿袭而来的各种对婚姻的限制，如良贱不得通婚、旗民不得通婚（我保留对他这段阐述的一些异议）以及禁止民苗、民番和蒙汉结亲等规定。他运用从各种史料文献辑来的当时人记载的婚姻事例，来讲述嫁娶必论门户的习俗，还讲述了那些曾经通行但今人已不采用的婚姻形态，如中外表亲婚（包括姑表婚和姨表婚）、士绅层的世婚制等。除此之外，还有童养媳、男子入赘以及纳妾等行为，都是在当时并没有被官方明令禁止，但在如今的婚姻中已经不允许存在的情况。

仅仅能将这些五花八门的婚姻样式罗列出来，这部书就已经很有意义了，但是本书的价值绝不止于此。郭先生的重点，是分析产生这些五花八门的婚姻形态的时代背景，他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明清时期还是一个沿袭了皇权统治的传统社会，但在它的内部，却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剧烈变革，这个深刻而沉重的变革，在婚姻上也有体现。

这种体现主要有三点：

一是更加强调婚姻要以契约为凭，而且不断趋于规范化。到清朝晚期，官方更是明确规定婚书需由政府发放，使其完全纳入法律的规范之中。这一方面反映了夫妻双方家庭对于婚姻的重视，从另一方面说，也反映出到传统社会后期，社会上各种矛盾交织，不确定因素不断增长，导致的婚姻关系的不稳定。

二是嫁娶论财之风盛行。郭先生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将这种风气简单地归结为一种风俗，而是将其置于社会圈内，认为这种风气的兴起，是对门第婚以及以门第婚为基础的世婚制的冲击。他花费了大量精力，查阅了他可以查到的大量地方志和笔记、年谱等各种史料，一一列举和比较了从清到民国时期，全国各地婚聘财礼的具体数额并且列表说明。这的确如邱源媛教授在书后的推荐语中说的那样，在“前数字化时代”手动拣出几十万条史料并予以排比分析、总结提炼，需要付出的是非同一般的体力精力，而这里列举的财礼数额列表，仅仅是书里大量存在的统计列表中的一例。郭先生所做的很多叙述和结论，便是在这样用辛勤爬梳获取的史料基础之上做出的，这使本书的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严谨性。

三是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对婚姻造成的影响。郭先生指出，自明以来，特别到了清代，随着生产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以及政府在财税政策上的变化，例如由实物赋役更多地向货币税转化，由力役向出钱雇役转变，以及实施一条鞭法和摊丁入地等，使商业和商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农民缴纳田赋、代役银，都需要货币，都要靠商业和商人来运筹调剂，从而凸显了流通领域的重要性。商业分工愈益细密，商业的财富积累达到新的高度，各类巨商大贾不断涌现，如此等等，均有形无形地提高了商人的地位。这些议题，本来就都是郭先生多年来辛勤耕耘的领域，操练起来驾轻就熟，有着比其他学者更雄厚的基础，以及对这个议题的特殊的洞察力和敏感性。至今仍然记得，当年我和他一道去辽宁乡下做田野，他曾向当地人详细询问“拉帮套”等移民在婚姻中的习俗。所以当他在书中谈到不同状态的移民，婚姻也有不同的方式时，会专门罗列“单个客民的异地婚姻”和“群居客民的婚姻”，针对他们的不同特点来分别予以描述，显示出他对这个领域的熟悉程度。尤其是，他还特别关注了随着向国外移民的增多，在明清时代，出现了涉及地域更广的跨国婚姻的情况。

1998年，辽北田野考察。左起：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

总之，早在进入婚姻史、女性史这个题目之前，郭先生就在研究中提到过清代社会的重商倾向，以及因此而导致的阶级、阶层之间的激烈分化，在很多人仍沉溺于对康乾盛世的钦慕之时，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繁盛掩盖下的社会动荡不安和人们的焦虑，所以提到明清之际的婚姻，他会先去分析引起婚姻变化的原因，以及与社会风气的关系。例如，他谈到当时南北各地都出现了一批“力农致富者”，他们原来可能就是普通农民，但经济实力却在上升，甚至远远超越了下层绅衿以及没落的名门望族的子孙。经济地位的加强，促进了他们谋求政治身份的欲望。除了送子孙课读，通过科考入仕外，便是与有门第的人家结亲，将此作为抬高身份的一种方法。当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成为一种风气的时候，就对传统社会婚嫁首重门第的观念，形成了一种冲击。

郭先生指出，清代商品经济虽然在总体上仍依着于传统经济，但从本质而言与传统经济格格不入，而且必然要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表现出来。具体到婚姻关系，譬如越来越多的官商联姻，就是因商品、贸易的发展而越来越普遍的。最先出现的是那些与官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商，他们很早就涉足盐、铜、边贸等具有专业性的行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晋商和徽商。

（二）选择和运用史料的方式：以人口统计为例

作为一个受传统史学训练多年、功力扎实的学者，郭先生在广泛搜求史料上所下的功夫自不必说，使用史料的方法之纯熟也非初入行者可比，他在这本书中，不仅是在提出自己论点时，将史料作为证据，更主要是用史料来做统计，这就是他独具的特色了。

1963年10月，郭松义（右）于曲阜孔府档案室查阅资料。

凡治史学的人都知道，要想从汗牛充栋的史料中拣取一条或几条，来证实自己言之有据，这并不难，但用大量事例来说明一件事实、一个情况，就要费大量功夫了，何况有的时候，需要的还不仅仅是几十条、几百条，甚至要用成百上千条，来证实一个问题，这便是历史统计学被推崇的一个原因了。郭先生有着与历史人口学家多年合作的经验，深知其中的利弊得失，并且把这些方式运用到这本书中。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各种统计表在书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尤其在讨论男女婚龄、聘与婚的时间间隔、不同地域不同阶级的婚龄差别等问题上。在本书第四章“婚姻地域圈”中，他提到研究通婚地域半径的重要性，也提出研究这个题目时，资料零散且不完整，为此他不惜工本，搜罗了多种资料，专列一节“几组不同资料的统计分析”，包括了族谱和各种档案史料，还有地方文献。这个情况说起来容易，很多学者和年轻的博士硕士，说起自己所用史料时，往往也是这样一套，可是，郭先生的做法，与大多数人是不一样的，他用藏于一史馆的乾隆朝《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时，是将该文件中所涉四百八十三对夫妻，一一做了比对和统计的。至于年谱，他查阅了一百部。在计算机尚未普及的条件下，完全用手和笔，其耐力和毅力令人感佩。我甚至想问，在当下，还有没有人肯下这么大功夫来做一本书呢？

（三）伦理纲常与现实生活

以上所述，是郭先生在传统史学上的功底以及从历史人口借鉴而来的方法。但本书的主题和创见并不在此，“伦理与生活”几个字，才是郭先生要呈现给读者的关键。

伦理，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而这里的伦理，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联系在一起，指的是对男女婚姻的相应法规，是必须遵守的道德约束。但是在明清时期的实际生活中，却有着各种违背伦理纲常的婚姻存在。

这是一个矛盾，怎样展现、怎样评价、怎样分析这样的矛盾，当时曾是郭先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犹记当年与他一道去辽宁省的盖州、铁岭等地做田野考察，我们考察的项目其实与他正在写的这部婚姻之书无关，但他一路上的心思全在这部书上，与我一再提起的，就是这个主题应该怎么表达。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盖州的一天早饭时，他把想好了的这个题目告诉我，我颇感惊喜，因为这个题目确实精彩，确实一语中的地扣到了这部书的主题。

郭先生在书中列举了各种各样的、违背伦理纲常的婚姻现象，例如寡妇再嫁、转房以及出妻、卖妻、典妻以及妇女的拒嫁和弃夫他嫁等，他还专门以婚外性关系和离婚各列一章。所以有人评价，说这部书是关于中国婚姻的一个百宝箱。这话固然不错，但这样说，会多少遮蔽这部书的深刻。

郭先生并没有将这些违背伦常现象的出现简单地归结为生活所迫，他从法律的制定出发，具体分析了法与行、法与情相互脱轨的种种原因。从法的方面来说，制定者未能顾及到现实社会中人们的切身利害或者传承已久的习惯，执行者的因循放任，都会造成各种空隙，产生各种问题，而从百姓一方来说，或因穷困无奈，或因受情所诱，或被伤害而迫不得已。所以郭先生在本书“绪论”的结尾处总结说：

以上是我在本书切入正题前提出讨论的一些问题，目的是想说明，在清代的婚姻关系中，除了统治阶级倡导的、占有主导位置的婚姻行为以外，还存在另外一些做法，尽管它们之间有冲突，也有妥协，情况错综，各有消长，但矛盾始终贯穿其间，反映了历史是在如此多样复杂的情况中发展的。归结这些冲突和矛盾，就婚姻行为而论，主要是道德伦理和现实生活之间存在差异，是价值观念不同所致。基于以上看法，我把本书定名为《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

当时只道是平常，如今再读，才发觉这部大作的宏富。回首这二十多年，尽管投身于这个领域的年轻学者不乏其人，却再没能出现一本能与此书比肩的专著。

定宜庄与郭松义夫妇的近照

此次再版，由于编辑的重视和用心，在文字校订、版面编排、美术设计诸方面，都较初版更精美，更值得珍视。

所以在我为本书写的推荐语中，我说，我郑重推荐这部书，并期盼年轻的学者，尤其是从事社会史、女性史研究的学者都认真地、仔细地阅读这本书，同时我也希望人们通过此书，领略老一辈学者的为人。

《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德] 卡尔·洛维特著，区立远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丨万有引力，2025年5月版，316页，78.00元

近日读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1897-1973）的《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区立远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5年6月），先看到的新书推介语就很有吸引力：“欧洲文明崩溃前夜，知识分子身体与心灵的流亡”“《极权主义的起源》亲历版，见证纳粹掌控社会的过程”“当知识分子‘穿上冲锋队队服’，揭示‘纳粹与哲学’的深层纠缠”“纳粹如何利用尼采思想合法化自己的独裁统治，‘一体化’政策如何一步步渗透到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德国大学精神在极权主义下如何崩塌”……我也知道该书就是十几年前我读过的学林版《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那时也在“一周书记”专栏写过一篇很短的书评。现在重读该书中译本的新版本，正好有机会再补充谈一些阅读心得。因此应该先谈谈这部书的前世今生。

洛维特这部写于1940年、出版于1986年的个人回忆与思想录的原书名是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直译是“1933 年前后我的德国生活”。1940年是洛维特夫妇流亡到日本的第四年，埃达·洛维特在该书首版的“补记”中说不记得洛维特是在什么情况下收到来自哈佛大学的一份有奖征文广告，当时他们正计划于次年移居到美国麻州，那里的哈特佛神学院（Theologisches Seminar in Hartford）聘请洛维特去任职。考虑到移居美国之所需，这份颁发奖金的写作计划颇有吸引力。这份以德文书写的征文广告值得重视，其标题是：“一千美金征文广告给所有在希特勒上台前后熟知德国的人！”，下面说明征文的目的是供研究纳粹对德国社会与民族所造成的社会与心理影响所使用，征文的题目就是《1933年1月30日之前与之后我在德国的生活》。因此，洛维特这部书的原书名就是由征文广告所决定的。评委会要求作者简单、直接、完整地描述自己的生活经历、真实发生的事件，评委的兴趣不在于对过去的哲学思考，而是对个人经历的报道，如能引用书信、日记等私人资料则更有可信度和完整性。“就算您从前从未写作过，只要您有好的记忆力、锐利的观察力，拥有对人与人性的了解，您就应该勇敢参加。”这份征文广告还要求字数不短于两万字，截稿日期是1940年4月1日。洛维特在平日就有把想法、与人交往以及每日的事件翔实记录下来的习惯，也很喜欢附上适当的照片、明信片或剪报等图片，因此很快完成写作，在截止期限之前把书稿寄出。但最后的结果是没有被选用，这事就这样过去了。直到1973年洛维特去世之后洛维特夫人在整理遗物的时候才重新发现这部手稿，终于在1986年出版。

因此哈佛大学的这个征文活动是洛维特这本回忆录的前世起因，这事有着特别的意义：美国学术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多就如此敏锐地意识到通过纳粹德国的流亡者的亲历叙事研究德国的重要意义。美因茨大学教授德特勒夫·加茨（Detlev Garz）于1994年在哈佛大学的档案馆里重新发现了这批应征稿件，所以现在知道当初共有两百七十份报告参加应征，文章长度介于一百二十至三百页的打字稿之间。其中有些精彩的报告也已经出版。（译者导言：关于洛维特与这部自传，15页）

该书第一个中译本就是《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区立远译，学林出版社，2008年12月），根据德国J.B.metzler出版社1986年版单行本译出。广东人民出版社的这本《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是同一译者根据同一德文版译出，匆匆对照了一下，新译版本在一些文字上有修订。如果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来看，《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这个书名当然符合原书和原来的征文题目；但是从今天的阅读与传播需求来看，《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则显然更有吸引力，而且也更突出了书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作为哲学家的作者所思考的核心主题的确是纳粹与哲学家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也正是当年投稿没有被选出的原因，因为在征文广告中已经说了评委的兴趣不在于对过去的哲学思考。

学林版的《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2008年）收入了德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克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为该书撰写的“编者前言”，克泽勒克强调这不是一部事过境迁的往事追忆录，而是一份流亡日本时期所写下的中途报告。“这份文献征引了许多书信，也附上一些与国社党的独裁统治相关的印刷资料。洛维特带着警觉的好奇心与压抑着的愤怒，以及对国社党逐渐转强的鄙视心情，搜集了这些资料。洛维特的亲身经历在这份文献里处处都留下了鲜明的痕迹，这也就是此书具有无以复加的现场感的原因。”在他看来，该书有两种切入方式，描绘了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方面，洛维特以1933年的巨变当作叙事聚焦的核心，报道了他在之前与之后的亲身经历；另一方面，他也深入思索这些经历、思索当前的历史发展带给他的挑战，而这些挑战改变了他的人生，并强迫他作出回应。”（《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编者前言”）应该说第二方面的思索更重要的是以存在哲学、现象学的思考为内在核心，是把“当下”与“历史”的存在性与时代的关系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应该时刻想到的是作者写下这些回忆与思考的那种现实语境：距离发生巨大历史转折的1933年只是七年的时间，直至写作之时仍然身处这一历史巨变所造成的个人危厄情境之中，亲身经历中的许多人与事仍然在生活中产生影响——只要我们注意到书中有不少人名是以缩写字母来书写的，就不难体验到一种深切的警惕与忧虑氛围。这也就是克泽勒克所讲的那种现场感，而不是事后之见成为这部回忆录的基本底色。毫无疑问的是，该书的写作本身就是应对双重压力——流亡中的生存压力与因社会巨变而产生的精神压力——的产物，因此它充满了现场感、见证感和思想的敏锐性。可以说，这种短时段之中的亲历叙事在类似洛维特这样的德国著名哲学家的著述中是很少见、很珍贵的，具有相当独特的意义与精神品格。

洛维特自己对这本自传式思想文稿的性质和意义当然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该书完全只是根据自身经历的回忆以及一些书信和从1933年起开始收存的其他第一手文件写出，这些文件既有残缺也带有偶然性。“不过，这份记录的优点也正在于，它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事件，它所传达的，不多也不少，正是一幅平凡的景象：一个不涉政治的个人，在有限的活动范围内真实遭遇的事情——这份记录只有一点不符合实情，那就是语气；人的回忆具有一种力量，即便最痛苦的往事也能加以转化。一个人隔了六年再来叙述，那些往事早已走进了他的人生，成为一种收获，而原先遭受损失时所经历的痛苦，因此也镇静了下来，被掩盖过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经历本身仍然历历在目，足以让我以一种方式描绘那些事件中的人物，使人明白：他们跟我们仍然息息相关，而其程度更胜于我们所希望。有些评判下得严厉，但我无意改得缓和些，因为这些都是新近的往事。”（引言，1-2页）

哈佛大学的征文广告所给出题目明确规定了“1933年1月30日之前与之后”这个时间段，首先促发了洛维特关于“前”与“后”的思考。因此该书“引言”一开头就是由“前”与“后”来切入：“从一战中诞生的独裁政权，跟从前的法国大革命一样，正开启整部历史的新纪元。而事实上，不可否认地，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变化已成事实，这在德国没有人能争辩。而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的党人跟那些注定只能缄默的反对者，意见是一致的——正如一位朋友前些日子从德国的来信上所说：‘一切都过去了。’”（1页）我们曾经和一直以来也都对类似“……前”“……后”这样的时间修饰语非常熟悉，而对于“一切都过去了”更是心有所思所感，这也正是阅读洛维特这部回忆录的时候一直萦绕于心的时间叙事。但是在洛维特心目中的“前”与“后”并不是辉格历史观的时间叙事，而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时间开始了”。从观念系谱来说，来自尼采的思想。洛维特在1923年以关于尼采的研究论文拿到博士学位，后来在布拉格的哲学家会议上（1934）提出要把尼采视为“时代的哲学家”，把尼采对于德国的意义放在“革命前”与“革命后” 之间的鸿沟之上来理解，由此来理解德国的演变。（15页）

对于作者和无数德国人来说，1933年都是一个巨大的创伤切口，一个掉进深渊的转折点。在六年之后作者描绘了从个人生活的变化折现出来的历史巨变的阴影及其发展逻辑。书中以大量的生活细节、人与事的交往精准地记录了在一体化运动来临之际知识分子的“观望、被动、苟且、逢迎，以及学生的激进与肤浅，……整个大学体系毫无抵抗，怯懦地接受一体化运动……”（译者导言，6页），记录了德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历史巨人面前弃械投降”的前兆与进程。

关于纳粹推行的“一体化”意识形态的严重后果，洛维特的亲身体验是非常微观和非常敏锐的。比如关于“前线条款”，一个犹太人必须用参战的经历来换取免受剥夺普通公民资格的“优待”，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是荣誉而是一种耻辱。但是旁人对他的这一看法却完全无法理解，于是他马上想到这个人“是这么理所当然地让自己被‘一体化’到如此程度，以致于他根本毫无知觉。而他的这种无法理解，直到今天仍然使我震惊，因为这说明了一件事：即便是跟他们这些自以为对纳粹的宣传保持冷漠与超脱的人沟通起来，也是如此令人绝望。”（29页）这些人对于犹太人普遍遭受的悲惨命运采取了完全无所谓的态度，竟然毫无顾虑地同意只有纳粹政府所临时规定予以优待的那些人才可以不受迫害，实际上就是以“前线条款”来平抚自己良心的不安——你看，我们的政府还是有人情味的！直到后来纳粹连这一条款都废除了才让他感到生气。在洛维特身边有不少这种人，他们并非心性凶狠的纳粹，但是他们不知为什么能够把不义、罪恶的底线升得那么高，完全超出了普遍人性所能忍受的程度。这是所有“一体化”社会对人性的最大扭曲，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甚至在直到今天的种族政治、战争行动中仍然延续下来。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洛维特以羞耻之心回想起 1933 年抵制犹太商店的那些日子里，马尔堡的犹太商店橱窗上挂着店主的“铁十字勋章”——这是向马尔堡市民充满苦楚的诉求，也是马尔堡的市民之耻。这时候他说：“今天，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将毫不迟疑地站在德国的敌军这一边，为他们提供军事与政治上的支援。因为这个德国已是一切人性之敌，也因为这个德国坚决地否决了让我们的生活有价值的一切。如今卷入战争的德国人，他们任何的困境与死亡，都不能使我对这套体系产生的结果感到同情，因为这套体系根本毫无同情之心，而且正狠狠地践踏着人类的尊严。”（31页）

洛维特在思想上和情感上都深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影响和感染，他说“在德国只有一个人凭借着他的洞见与人格，还能说出意义重大的、使我们感受到号召的话，他就是韦伯。”他和一群学生请求韦伯于1918／1919年冬季学期在他的演讲厅里作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演讲，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震撼。“他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着的面纱，但是每个人一定都感受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处，有着深刻而真诚的人文理想。”（38-39页）韦伯预计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繁花盛开的春天，而是一个幽暗到不可穿透的黑夜。他说在这个已经祛魅的世界上，继续等待先知来告诉我们该怎么行动是没有用的。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动手去做我们的工作、做好“当前的要求”——当前的要求总是简单而平实的。对于当时的洛维特来说，他的“当前的要求”就是完成学业，不被政党之间的争斗所干扰。应该说，1933年之前的洛维特对于政治斗争的确不感兴趣，他说1918年托马斯·曼发表的一篇《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给他提供了某种程度合理的立场。（40页）

作为一名大学“青椒”，1933年之前的洛维特过得挺顺的：1928年完成就职论文，在马尔堡大学取得“编外讲师”的身份，1929年与柏林女孩埃达（Ada）结婚，1931年得到固定教职，可以妥妥地过上哲学教授的职业生涯。但是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一切都被改变了，就因为他是犹太人。在纳粹帝国语境中这种“就因为……”看起来很无理、很残酷也很自然，因为纳粹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之一就是反犹主义，但是这种理由话语却不是独此一家，经过各种话术包装的“就因为”史不绝书，荼毒生灵。接下来就是对犹太人的残暴迫害，对民主原则、自由精神、人格尊严等所有普世价值的公然践踏。洛维特坚信如果韦伯能活到 1933 年，“这场令全德国的大学教授蒙羞的一体化运动，一定动摇不了他，而且情势再怎么极端也是一样。广大胆怯、懦弱、冷漠的同事们，一定会发现他是一个不留情面的反对者。他的言论也或许能够扭转德国知识分子可悲的命运：这命运是知识分子（Intelligenz）自己招来的……他一定会不计任何代价，反对对犹太同事的污名化——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喜爱，而是出自高尚英勇的骑士精神以及一丝不苟的正义感。”（39页）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我不敢相信光凭他的言论能够扭转德国知识分子可悲的命运，我们毕竟比1940年的洛维特看过更多、知道更多一些。

著名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 1868-1933）在当时德国文坛影响很大，洛维特认为格奥尔格的圈子成为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精神上的开路先锋，为纳粹主义铺好了道路。“不过话说回来，在大战中成长的一代里较为激进的那些人，又有谁不曾为纳粹主义铺过路呢？他们不都确认了旧价值的崩解，也都对当前还存续的一切加以批判吗？”（52页）这是从一战之前就已经出现、一直蔓延到战后的流行思潮：虚无、衰败、绝望，知识分子以各种不同的身份、目标共同推动着毁灭性而不是建设性的行动。直到纳粹党取得了政权，以强迫统一思想为手段，所有的批判性都被纳入统一的纳粹意识形态需求之中，同时提出的规训是停止破坏、建设“新德国”。洛维特说这是一种相反的崩溃——他们称之为“崛起”。（55-56页）这也不是二十世纪上演的第一次国家力量的“崛起”，知识分子为摧毁自己的力量铺路也不是第一次。很典型的事例是在1933年曾经发表抵制信的著名学者斯普兰格尔（Eduard Spranger）在纳粹掌权几年后也完全臣服于专制思想，摇身一变成了纳粹帝国的代表，令洛维特一开始对其前后变化感到难以理解：“这还是同一个人吗？”（223页）接着他分析了对生存之道的依赖、从众心理、缺乏政治上的洞见等等原因。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受迫害的艺术史学者对内心的剖析更为令人动容：“我也无法忍受他们用那种无耻讪笑的姿态在那里撒谎、欺诈、污蔑与损害正义。”（143页）

在这部回忆录中谈得最多的哲学家无疑是引导他进入哲学世界，使他的学院生涯成为可能的导师海德格尔，他在学术上对洛维特有极大的影响。洛维特对海德格尔既心怀感激，同时也对其政治行为和哲学思想猛烈抨击。哈特·克泽勃克指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洛维特日后出版的《贫瘠时代的思想家》一书中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在本书的自传叙述中也已经略具雏形。洛维特对他的老师海德格尔无疑十分肯定，但却又坚决地与他保持一种距离，把这两种态度连起来看，就构成一个难解的谜。这个谜不能光从心理学、社会学或哲学的角度来破解，因为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看，总会有一个角落是看不到的。洛维特明亮的眼光穿透每个角落，他对海德格尔诚实地怀着感谢，但又不受这份感谢误导。”（《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编者前言”，3-4页）在“海德格尔的人格”这一小节中，洛维特对他的“人格侧写”是只有最熟悉他的学生才能写出来的：他身穿的介于市民的常服与纳粹冲锋队制服之间的衣着，他的很难描述的面容与总是不坦然的目光，自然流露的表情则是谨慎、狡狯且猜疑的，他讲课的时候只是看着稿子不停地说话，完全不考虑听众。他在生活中将自己封闭起来，遁逃到工作之中使他的本性变得刚硬与僵冷。

在洛维特对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有两个议题很值得思考。一是海德格尔作为哲学老师所获得的超乎寻常的成功、他的难以理解的著作产生不寻常的巨大影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洛维特提供了他个人的视角和感悟：“起初，他之所以能够对我们产生影响，并不是因为我们期待他会提出一套崭新的哲学系统，而是因为他的哲学意志所具有的内容的不确定性与纯粹的召唤性，以及他智性之强度与对于那‘唯一的要务’之专注。一直到后来我们才明白，这个‘唯一’其实什么也不是，而只是一个纯然的决心，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这个面对着虚无的赤裸裸的决心，将虚无主义甚至‘纳粹主义’隐藏在内。然而这决心一开始却也带有一些特征，使人以为它带有宗教意味的忧虑，因而将它的虚无主义与‘纳粹主义’掩盖了起来——事实上海德格尔当时也尚未能坚决地从他的神学源头脱离出来。”（66页）决绝的意志、专注的决心以及带有宗教意味的精神光影，这是在虚无中产生的意志影响力和精神感染力。

二是存在于他的存在学说中的政治可能性，这是很复杂、微妙但又是有迹可寻，甚至在洛维特看来是证据确凿的一段认知探险。从认识海德格尔的难度来讲，洛维特说“我们学生之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在他个人的悲壮之情（Pathos）与这种概念的热情（Leidenschaft）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联系。最能了解这一点的，大约是天主教神学家如普日瓦拉与罗马诺·瓜尔迪（Romano Guardini），他们比我们更能看穿海德格尔依恃的前提是什么。”（67页）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就更不用说了，但我还是力图在洛维特的解读中思考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党意识形态究竟是如何契合的。洛维特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本体论有一句不曾明讲的箴言讲起：“愿每一个人在自身存在之内坚强。”这是从路德那里来的，海德格尔对此的理解是“重要之处仅在于‘每个人只做他能做的事’，在于‘每个人自己的能够存在’（Sein-Können），或者在于‘将个人实存地框限在本有的、历史的事实性之内’”。洛维特说他同时将这种“能够”当作“必须”或“命运”，接着引述了海德格尔在1921年给他的一封信上的话：“我只做我非做不可的且必要的事，而且我只做到我所能做的程度。……我之所以工作，是来自我的‘我在’，是来自我精神上的、全然事实性的根源。存在（das Existieren）缘此事实性而爆发着怒火。”（68页）什么意思呢？洛维特把它放置于与日后的事实联系起来的语境中分析：“谁要是把海德格尔日后对希特勒行动之拥护跟这段时期连起来看，就会发现，早在这最初的、对历史性存在的表达方式里，便已经种下了他后来的政治抉择的根源，所欠缺的只不过是接下来的一步：从半宗教意味的孤离状态走出来，然后把‘每个人本有的’此在（Dasein）及其‘非如此不可’，应用到他‘德意志的此在’及其历史的命运上，以便将这些存在范畴（‘决定回到自己’、‘面对虚无站在自己之上’、‘愿意接受自己的命运’以及‘将自己交到自己手上’）充满力量地空转，过渡到德意志存在的普遍行动中，然后在政治的地板上加以摧毁。因此，如果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正好跟施米特提出的政治‘意志决定论’（Dezisionismus） 互相呼应——施米特把海德格尔的‘每个本有的此在’的‘能够完整存在’（das Ganzseinkönnen）转用到‘每个本有的国家’的‘极权整体’（Totalität）之上——那么这种呼应并非巧合。本有此在之自我主张对应于政治存在的自我主张，而‘死亡之自由’对应于在战争（作为严峻的政治情境）中的‘牺牲生命’。在这两种情况里，原则都是一致的，即‘事实性’。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当人把生命的‘内容’清除干净后，此生命所能剩下的东西。”（70页）哲学概念的深度没有改变，但是经过与施米特的政治意志决定论连接起来之后，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出口就逐渐呈现出来了。

在下一幕出场的就是1933年被选为弗赖堡大学校长的海德格尔。“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所有其他大学在这段关键的时间里，都缺乏一位不仅挂着纳粹党章，还能凭借学术成就而真能胜任此一职务的领导者。”（74页）在校长就职典礼上，他发表了题为《大学的自我主张》（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Universität）演讲。洛维特对这次演讲的评价很精准、很深刻：“政变之后，思想被一体化了的教授们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小册子与演讲；跟这些比较起来，海德格尔的这场演讲具有很高的哲学性与深度，在措辞与构思上都算是小小的杰作。然而以严格的哲学标准来衡量，这篇演讲充满了模棱两可之处，因为在演讲中，海德格尔竟然有办法把存在主义本体论范畴的概念拿来为历史的‘此刻’（Augenblick，见《存在与时间》，第七十四节）服务，而且手法巧妙，使人产生某种印象，好像其哲学目的跟当前的政治局势先天就能够也必须合而为一，而学术研究的自由也同样先天能够也必须与国家的强制措施合为一谈。‘劳动服务’与‘兵役服务’被等同于‘知识服务’，以至于人们听完演讲后，不知道应该开始研究赫尔曼·第尔斯（Hermann Diels）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Vorsokraktiker），还是应该跟着冲锋队去游行。”（75页）因此他说既不能纯粹用政治眼光也不能完全从哲学角度来评价这一演讲，重要的是要看它所阐释的“大学的自我主张”究竟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在演讲的开头就已经讲出来了：一方面反对国家侵害大学的独立性，强调大学的“自我主张”；另一方面又否定学术自由与学院自治的“自由”（liberal）形式，以便将学院无条件地纳入纳粹的“领导者”与“追随者”的框架里。洛维特说这是“一种奇特的矛盾”，其实我们知道一点也不矛盾，关键是对话语的解释权在谁的手里，既反对又否定与既要又要在修辞手法上也是一致的。海德格尔也解释了自己作为校长的义务既是在精神上领导全体教员与学生，同时又是被“人民交付的精神任务”所领导。这就是德意志的共同命运交付给大学和人民的任务，因此他号召学生作为一名意欲求知者（Wissenwollender），要“挺进”（vorrücke）到“最危险的岗位上”，要大步向前，下定决心承接德意志的命运——也就是要与元首与人民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看到和完全了解“这场崛起（Aufbruch）是多么壮观与伟大”。（77页）

洛维特还从话语措辞、语言风格上揭示了海德格尔哲学话语的真实要害：“纳粹式的政治论述与海德格尔哲学所使用的语言，两者都贯穿着暴力的表达方式。纳粹政治的独裁风格，与海德格尔激烈的、绝对化的措辞方式互相呼应。在两者所发出的挑战里，都有某种冒犯他人感受的阴险兴趣。只有程度的差异，方法却是一样的——最终都是‘命运’使一切意志得到合法性，并为其披上了一件历史哲学的外衣。”（79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接着还是语言的问题：德国的大学在被强制一体化之后，“优秀的人注定只能沉默，大多数人则学会讲两种语言：一种是在私人空间里的真实的语言，另一种是在公共领域里所说的虚假的语言——这种虚假的语言从四面八方将公共领域的一切组织给包围起来了。”（78页）在这种政治语境之中，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整套的此在概念（Daseinsbegriffe）便鲜明地显现出特定的德意志意义，并且在所有这些反复出现的语汇中传达出来：生存与坚决、存在与能在，“能在”与“本已”、“命运”和“必然”，在更常用的层面上就是规训、强制、艰苦、无可转圜、严苛、坚定、锐利、坚持、自立、投身、直面危险、变革、崛起、侵入……洛维特指出：“基本上所有上述的概念与语汇所表达的，是一个面对着虚无，而仍自我坚持着的意志所展现的痛苦而强硬的决心，是一个不与人和平、自己也不快乐的此在——它蔑视幸福与人性，并为此而感到骄傲。”（80页）洛维特说当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1927年出版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书中的那个“本已的”和极端个体化死亡的概念在六年之后竟然可以如此改头换面，被拿来宣扬纳粹“英雄”的荣耀。1933年10月，纳粹德国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1月希特勒下令补办一场公民投票。海德格尔把弗赖堡大学的学生集合起来，以行军的队形带到投票所，让他们全体一起投下对希特勒决定的赞成票。他以校长身份发布的投票呼吁完全是纳粹风格的，同时也是海德格尔哲学里一个媚众取宠的例子。他呼吁“……元首给了人民一个最直接的机会来展现他最自由的决定：全体人民究竟想要本已的此在（sein eigenes Dasein），还是不想要。……元首之所以要求退出‘国际联盟’，不是因为虚荣心，也不是恋眷名望，不是盲目地刚愎自用，更不是追求暴力，而完全是因为他有清晰的意志，要无条件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去承受与掌握我们民族的命运。……元首已经在全体人民的内心里彻底地唤醒了这意志 ，并将其凝聚为唯一的决心。在表明此意志的这一天，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83-84页）在这次投票呼吁的一周之前，海德格尔号召学生要以战斗的精神奉献自己，要坚信的法则就是相信元首：“元首本人，而且唯有元首本人，才是当今与未来德国的现实及其法则。”（86页）无论如何，作为德国的哲学家和大学校长而能够发出这样的号召，这是难以想象的。

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和哲学家的洛维特深刻地指出：“海德格尔之所以追随纳粹的心态与思考方式具有实质上的原因，因此，若把他的政治选择单独拉出来批判或者美化，是不恰当的。比较正确的做法，是从他哲学的基本原则中寻求其政治选择的原因。”（88页）“海德格尔充满哲学意味的政治活动能到达什么程度，并不取决于某种意外的、让人惋惜的偏离正轨，而是源自他对‘存在’的理解的思想原则，在这样的思想原则里，“时代的精神”是具有双重意涵的。”（89页）法国当代哲学家菲利普·拉古-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1940-2007）在他的《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刘汉全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 2月）中也明确表示必须“因为海德格尔的政治态度”而对其思想保持“无限的怀疑”；同样曾是海德格尔学生的维克托·法里亚斯（Victor Farias）在他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时事出版社，郑永慧等译，2000年12月）中从海德格尔一生的各个时期寻找其思想根源，证明海德格尔之追随纳粹并非一时的投机，而是他毕生的信念。其实，自从海德格尔的日记《黑皮书》于2014年初出版以后，这个问题本身已无悬念，海德格尔自己在日记中明确表达出其反犹主义与纳粹立场与他的哲学思想是不可分割的。

这就是在历史反光镜中映照出来的纳粹帝国统治下的哲学家形象。

《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英]彼得·伯克著，周兵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3月出版，297页，88.00元

新环境，要么激发创作，要么使人沉湎于过去而保持沉默。这是一种二元的路径。更多的情况是，他们将这两种路径结合起来，在对比、审视中，将写作、翻译、教学等活动看作介入或疏离世界的方式，试图在语言中找到“家”。“他们”指的是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 ）《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以下简称《流亡者与客居者》）中的流亡者或客居者。该书是伯克知识史系列的第四部作品，主要探讨西方流亡者与客居者在五个多世纪的知识生产、传播和转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伯克关于这个主题的看法如何？它们在知识史和移民史中又具有哪些重要之处？哪些地方可以稍加拓展？

一

《流亡者与客居者》按主题和时间顺序，描述某些个人或群体为何离开故乡，同时如何通过翻译、著述或教学，为全球知识做出贡献。就主题而言，伯克聚焦流亡者和客居者在或融入新国家的文化，或对其抵制，或整合“两种文化中的元素”三种策略的基础上，对知识的创造、传播所产生的积极后果（16—17页）。伯克区分流亡者和客居者：流亡是强制性的迁移，是出于各种原因背井离乡，离开祖国；客居者是指自愿移民人士，他们不得不面临困难选择或者毫无选择。流亡者、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作为一个标签，有时限制人们看到事物的总体面貌和个人差异。因此，“自愿移民和被迫移民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通常只是程度不等而已”（11页）。伯克采用“群体传记学”的方法，主要关注欧美流亡者与客居者，尤其是科学家群体，还有一些非学术群体，例如翻译家、印刷商、新闻记者和出版商，将重点放在“流亡者们对知识的贡献与创造这些知识的个人和群体所身处的境遇之间的关系上”（20页），超越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史或思想史研究。

伯克没有详细讨论文学家和内心流亡的人士，部分是因为这方面的材料太多，部分是为了聚焦讨论主题。从《荷马史诗》中的流亡母题到二十世纪的流亡文学，不是一部作品可以涵盖的。例如，《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第一分册就是“流亡文学”。至于说那些没有离开祖国还能忍辱偷生的内心流亡人士，数量更多。他们如何“忍”，怎么界定“辱”，有些模糊或争议的空间。鉴于上述情形，这些学者及其作品未被完全纳入。

伯克先说明流亡或客居这种边缘视角及其在知识史上的重要性，提到移民通过“一场双重的去地方化”展示了知识生产的多样策略，多次揭示流亡或客居“是一种教育”（23页）。“Education”（教育）的词根是“educare”，意为“引导”“引出”。对个人而言，教育是发展他/她的内在潜能，引导他/她找到自身的完整性；对群体乃至国家来说，是塑造知识共同体，推动知识的去地方化。伯克的这项接受史研究，选取的例子集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多半因为他在语言、思想文化史上的积累和勾连。

第二章提到流亡和客居是一个全球议题，援引了东西方的大量例子，其中侧重西方近现代的例子。第三章以丰富的事例呈现了欧洲近代早期希腊人和犹太人、穆斯林、东正教徒、天主教徒、新教教徒在书籍翻译、印刷出版和教义研习上的贡献。这背后呈现的政治事件包括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92年格拉纳达战争、宗教改革、1685年《南特敕令》的废除，等等。在提到的诸多知识分子当中，伯克详细着墨的是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及其《历史与批判词典》，提到“疏离超然的立场推动了历史研究中的批判方法”（82页），揭示十九世纪“科学史学”的早期起源。这些例子和细节有利于理解近代学术的国际化和“文人共和国”的拓展。

第四章主要关注主动或被动远走他乡的三类客居者：商务的、宗教的和学术的。在殖民主义和全球商业主义的驱使下，知识尤其是像天文学、医学、植物学这样的实用型或应用性知识，沿着商贸路线渐次传开。例如，一些人在爪哇研究植物，研习热带病，增益西方关于亚洲的知识。传教士在与当地民众接触和碰撞中带来了“认知转向”（105页）。比如，利玛窦、卫匡国等传教士向西方传播有关中国的知识，推动启蒙运动的展开，拓宽“认识欧洲自身的新视角”（115页）。客居的学者主要活跃在外国宫廷或国外大学，他们在翻译书籍、传播人文主义、创造新学问、推动国家现代化规划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在客居者中，伯克描述最详细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六位在巴西的法国学者，包括布罗代尔、列维—斯特劳斯、罗杰·巴斯蒂德和地理学家皮埃尔·蒙贝、德·马东（Emmanuel de Martonne），呈现出人文社科知识的跨大西洋图景。在伯克看来，这些客居者仍然通过转介调和（mediation）、疏离超然（detachment）和融合会通（hybridization）三种策略传播知识，绘制因人口流动而带来知识生产的混杂性。

1934年在巴西圣保罗大学的巴西、法国教授。站者，从左到右：René Thiollire（第三位）、Moura Campos（第四位）、Afonso Taunay（第六位）、Etiène Borne（第七位）、Paul Arbousse-Bastide（第八位）、Paul Hugon（第九位）、Júlio de Mesquita Filho（第十位）、André Dreyfuss（第十一位）、Vicente Rao（第十三位）。坐者，从左到右：Reynaldo Porchat（第三位）、Theodoro Ramos（第五位）。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流亡和客居构成了第五章即最后一章。法国大革命之后，流亡人士用海难（naufrage）和地震形容他们的处境，产生了一大批回忆录，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录》、梅纳维尔夫人（Madame de Ménerville）的《流亡岁月》（Souvenirs d’émigration）。这一章以马克思为开端，接着重点讨论1848年及其后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等国家因动荡政局而引发的知识分子外迁。这些知识分子迁往英国、北美、拉美等地，从而形成学术机构和学科重心的转移。瓦尔堡图书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的迁址，影响艺术史和社会学由德国转移到英国或美国。这一部分的例子是我们相对熟悉的，包括卡尔·曼海姆、贡布里希。他们在介入与疏离、理论与实践之间着力，推动知识的发展。1970年以后的例子间或有涉及，但并不是伯克深入分析的对象。

伯克采取全球视角，讨论欧洲、亚洲、美洲等地的人员流动而产生的知识变迁，尽管其重点仍在于西方的知识传统。这种全球视角一方面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趋势，另一方面缘于流亡或客居本身。二十世纪下半叶，全球史、纠葛史兴起。历史学家倡导超越民族国家框架，侧重探索人和物的流动、观念的纠葛和权力关系的转移。另外，流亡不是一个近代的议题，而是始于公元前，始于埃涅阿斯、摩西，还有古希腊的陶片放逐法，从而构建起一种观点：疏离是反思的起点。通过全球视野和个案研究的结合，普遍命题和历史语境的平衡，引文和轶事的呈现，伯克展示出知识分子的流动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

伯克从现实关怀出发讨论细致又复杂的历史问题，强调全球移民的价值。这种现实关怀见于《流亡者与客居者》的“导论”，还有最后的“论英国脱欧”，展示限制移民可能带来的知识地方化和开放带来的收获。“从工匠到学者的移民们，以一种‘双重去地方化’的进程，往往不仅使其‘寄居国’的人们受益匪浅，而且也令他们自己从中获益良多。”（193页）这是对流亡者、客居者以及全球移民在知识贡献上的肯定，在今天西方“自我封闭”的背景下看更具意义。

二

知识史和移民离散史的交叉是一个复杂又多维的研究领域，关乎知识的跨国流动与转化，又涉及知识生产中的结构性因素。在这场流动与转化中，考虑不同形式的失落、失败、限制乃至沉默，以与胜利者的书写形成对照，体现辩证思维。伯克提示，当前的历史“过分关注成功的一面，而忘却了失败的情况”（23页）。此前，流亡者本雅明将忧郁性的失落看作是可能性的条件，是理解历史的缘起。《柏林童年》是本雅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面对失落而写下的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成为理解本雅明的记忆工作及其意义的重要维度。更远一点说，检视这些失落、失败的情况，有利于我们理解西方历史写作的兴盛为何发生在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

与失落相关的是怀旧。“nostalgia”（怀旧）源于希腊语nostos（家或回家）和algos（痛苦），最早在1688年被构造出来，意为渴望回到家乡、故土。因此，怀旧被看作是一种病，思乡病。回忆起家乡、故国，便产生一种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个地方仍然与“我”有遥远又极近的关联。作为现代性的产物，怀旧又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潮流，展现对过去的怀念。按法国哲学家弗拉基米尔·扬凯列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的说法，怀旧的人既在此地和彼处，又非此非彼，既在场又不在场（参考Achim Landwehr, “Nostalgia and The Turbulence of Times”, History and Theory, Vol.57, No.2, 2018）。怀旧是对不可逆时间的一种反应，涉及时间的错位。那些远离故乡的人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乃至面对一种陌生的语言被迫重新开始，在怀念过去时找寻自己的身份。他们怀念旧时光，部分出于对进步不大有信心，部分出于协调语言、民族和身份的关系。比如，扬凯列维奇的父亲萨缪尔·扬凯列维奇是在敖德萨出生的犹太裔，在1880年以后迁至法国，成了医生、译者，翻译了黑格尔、谢林、弗洛伊德和别尔嘉耶夫的许多著作，还出版过《自然与社会》《革命与传统》。萨缪尔在同为犹太裔、流亡者的弗洛伊德和别尔嘉耶夫的作品中，找到一些说法当作心理防御策略，回应现实的困境，达到近似宣泄、净化的效果。在完成关于谢林的博士论文多年后，扬凯列维奇提到父亲、犹太身份和时局对他的持续影响（《评犹太安息日》，1947）。面对断裂的过去，扬凯列维奇父子用这些著述修复创伤经历，展现文化适应，协调自己的身份。因为涉及时间和空间、记忆与失落、家园与陌生，怀旧成为理解身份认同、学术创新的关键透镜，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紧迫议题。

流亡或客居还涉及陌生化、附近或历史距离这样的议题。文学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二十岁即1917年提出“陌生化”概念，倡导艺术家应利用多种手段将熟悉的对象陌生化。伯克指出，陌生化理论“很可能是受到了”该评论家在德国经历的启发（144页），表明陌生化概念的政治性。具有类似经历的布莱希特将这个概念进一步细分为政治陌生化和艺术陌生化。此外，“与大卫·洛文塔尔和马克·菲利普斯交往30年，让我理解了不少‘远观近看’的道理”（第5页）。马克·菲利普斯的距离不仅关乎时间和空间，还涉及形式、效应、意识形态和理解。此外，遥远的目光还是布罗代尔和列维—斯特劳斯关注的主题。他们在远离巴黎的巴西审视历史或人类。

流亡或客居带来的困顿和流动未定，是创作的重要动力。刘知幾引申出来的“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虽然无关流亡或客居，但是涉及写作的动力（《史通·杂说上第七》）。心意有所郁结，转而“述”或者“作”。整理、转译、阐述古人的智慧，揭示古代文本对于当今读者的意义，有利于实现知识的传承和动态生成；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使创作者抒情、得到疗愈。现代西方的说法是，心理学即叙事，预示叙事对学术共同体和心理治疗师的作用。法国诗人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约1523—1560年）在他的诗集《遗憾》（Les Regrets）中将流亡和分离看作为创造力和创新的重要源泉。流亡不仅是文学修辞，还意味着离开法兰西带来的效应。杜贝莱在罗马的经历，激发了他的才智和原创力，使他写出了《遗憾》。正如萨义德所说，流亡者离开熟悉的土地、文化、过去乃至语言，在“中间状态”中形成不同的视野与观点，展现出批评、创见（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伯克转引说，学术创新“往往可以回溯到那些分属两个世界但在任何一个世界里都难以安身的人”（174页）。难以安身，是一种中间状态。流亡者或客居者在融合会通或文化转译的过程中，在与当地人的碰撞交流中，助力知识的传承。

该书如何与伯克的其他著作联系起来？很容易将它关联到伯克的两部《知识社会史》，因为有些案例出现在《知识社会史》中，例如凡勃伦、卡尔·曼海姆、列维—斯特劳斯。还可以联系到伯克的最新专著《无知：一部全球史》（Ignorance: A Global History, 2023），讲述40多种“无知”及其相关观念（如遗忘、否定、不确定性、偏见）对我们生活造成的影响。流亡如何关联到无知？昆德拉的小说《无知》提供了一个思路。小说《无知》被称为昆德拉“遗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讲述了流亡者的无奈。流亡是一种无知，一方面“不知”故乡的状况，无从亲历故乡发生的微妙变化，成就“故乡的陌生人”；另一方面又因“不知”如何真正穿透新的环境和文化，成为“永恒的他者”。也就是说，一部分个体经历可能永远无法整合到他的连贯生命故事中，从而造成认知空白。对个体来说，这种无知可能是一种遗忘或心理防御机制，但对知识史和移民研究来说是一种损失。

三

《流亡者与客居者》缘起于作者2015年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历史学会所作的演讲，于2017年成书。受限于议题、受众，伯克的演讲展示了一幅流亡者和客居者的鸟瞰图，因此可丰富一些细节。

伯克提到了九百多位流亡者和客居者。他们在年龄、族群、职业、阶层、信仰上各有差异，这也导致他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每一个流亡者或客居者都是独特的，各有各的经历。德国国家图书馆在展陈一批流亡档案（Das Deutsche Exilarchiv 1933—1945）时提到：流亡者的流亡经历“取决于诸多因素：外部因素如流亡的特殊原因和时间、路线和目的；还有他们的教育和社会背景、语言能力、个人韧性，以及不可忽视的巧合——这些在决定他们能否在流亡中过上符合自我认知的生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Exile. Experience and Testimony”）。客居者的情况也类似。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就不喜欢他所客居的巴西。这些知识分子的独特经历与他们的作品和语境之间的张力，是令人着迷的地方。伯克多提“全球北方”的学者，但也注意南北方在知识生产上的不平衡状况，展现“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助益知识分子的落脚，例如土耳其接受包括埃里希·奥尔巴赫在内的德国教授。

女性流亡者从事的行业更加受限。“女性在大学获得从事研究和教学的机会整体发展缓慢”且较之男性更难长久（157页）。伯克辑录了1933—1941年“人文科学领域100位女性难民学者”并附简略生平，其中艺术史家占总数的一半。伯克提到历史学家、图书馆员海伦·维鲁佐夫斯基（Helene Wieruszowski）。在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辗转时，维鲁佐夫斯基求助于卡尔·雅斯贝尔斯等学者，并把一些作品献给与她具有同样经历的人，例如汉娜·阿伦特、历史学家艾米·海勒（Emmy Heller）、特奥多尔·恩斯特·蒙森（Theodor Ernst Mommsen）。献辞或致谢往往反映思想谱系，申说友谊，展示爱甚至是悲苦。（顺便说一下，《流亡者与客居者》的“序言”相当于致谢，展现了伯克在本主题上的因缘际会。）从维鲁佐夫斯基以及相关的女性流亡者可以看出，女性是积极的能动者，她们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源和机会，突破工作环境、歧视等结构性限制，改善流亡时期的生活。

犹太人在中国也是一个重要议题。不说早期的开封犹太人，二十世纪就有大量犹太人流亡于上海、天津、哈尔滨。比如，任教于沪江大学的音乐史家埃尔温·费尔伯（Erwin Felber，1885—1964）、国际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波斯坦、柏林爱乐乐团前首席小提琴家赫尔穆特·斯特恩。他们的著作是记忆研究的鲜活档案，不仅展示个人经验，还折射二十世纪宏观政治变迁。郭秋萍主编的《哈尔滨犹太人档案文献汇编》（2020）汇集了一批社会活动家的事迹，其中包括教育工作者。如果将在中国生活过的犹太知识分子加进来，有利于填补现有叙事的空白，还可以重新思考非殖民语境下的移民融合模式，理解现代知识生产的中国要素。

如要增添一些客居者的例子，可以举一百年前任教于厦门大学的保罗·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艾锷风（Gustav Ecke）。修艺术史的艾锷风于1922年完成关于法国超现实主义者梅里恩（Charles Meryon，1821—1868）的博士论文之后，可能因为魏玛共和国的紧张职位和不明朗前景，在亲戚介绍下于1923年来到厦门大学，又于五年后前往清华任教，于1933年到辅仁大学，再后来到美国夏威夷大学。艾锷风与鲁迅、陈万里、梁思成、刘敦桢等教授多有交往，还指导季羡林写毕业论文。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艾锷风多次到泉州，表现出对开元寺的东塔、西塔及其中的天王像的浓厚兴趣，与戴密微共同署名发表《刺桐双塔》。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这类客居者为数不少，又如李约瑟、路易·艾黎。他们向西方传递真实的中国，也向中国引介西方的科技和教育理念，激励后来的知识分子思考个人与社会、知识与行动、国家与世界。

英文版《刺桐双塔》（1935）目录；记录与艾锷风共访泉州的《闽南游记》

穷尽所有流亡者和客居者几乎不可能。就西方的流亡人士而言，历史学家卡洛·博塔（Carlo Botta，1766—1837）、古典学家费利克斯·雅克比（Felix Jacoby，1876—1959）、哲学家E. M. 齐奥朗（1911—1995）和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1905—1995）、科学哲学家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史学理论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1926—2017）、地理学家朱利叶斯·弗罗贝尔（Julius Fröbel，1805—1893）、社会学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1882—1958），还有前述扬凯列维奇，都没有出现在《流亡者与客居者》中。这份名单还可以罗列下去。又比如，历史学家伊本·赫帖卜（Ibn al-Khatīb，1313—1374）、出版商让·克雷斯潘（Jean Crespin，1520—1572）、社会学家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1894—1965）、马克思主义史家小卡约·普拉多（Caio Prado Jr.，1907—1990）、精神分析学家多利·劳布（Dori Laub，1937—2018）、心理学家（Ilse Seglow，女，1900—1984），也未出现。加入这些，不会改变伯克现有的结论，但是更有利于说明知识生产的混杂性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如果结合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时代语境看其著述，将识别出它们之间的关联或无关联。

这里简述既是流亡者又是客居者的乔治·古尔维奇。古尔维奇生于俄国的新罗西斯克（Novorossiysk），于1920年离开俄国，至1925年客居于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大学任教，后移居法国，在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在巴黎，他用涂尔干的方法思考社会权利和法律多元性的关系。1940年法国的溃败及其后的法令使得一大批犹太人走向流亡。1940—1945年，古尔维奇流亡于纽约，协助建立高等研究自由学院并领导社会学研究所。他和一些同在纽约的流亡者（例如列维—斯特劳斯）交流，发表过一些文章。古尔维奇认为，“现实”既不是完全直接的，又不是纯粹建构的；社会结构处在多重社会时间的持续结构和解构的过程中，因此应该通过多重视角加以理解。纽约是反思法国社会学的政治遗产的重要地方。例如，古尔维奇在1945年8月写出《社会权利法案》（The Bill of Social Rights），试图助力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制度建设。返回巴黎以后，古尔维奇将社会学与马克思的观点结合起来。古尔维奇的看法部分关联到他的流亡和客居的经历。这些流亡于纽约的德国知识分子或法国学者通过写作或相关活动，参与到二十世纪全球知识流动的塑造中。

《文化的流亡》（2010）、《流亡的巴黎》（2009）

伯克认为疏离超然是流亡或客居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征，其形式包括“强调整体和全局”、超然地比较、“换位”三种，分别举了一些例子加以说明（29—34、175—178页）。“在超然方面更为突出的例子，还有政治学家弗朗茨·诺伊曼、历史学家卢西·瓦尔加（Lucie Varga）、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和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77页）这四位学者中，瓦尔加不大有名。她当过吕西安·费弗尔的“助理”（entraîneur），还在1936、1937、1939年《年鉴》杂志上发表三篇文章：“在一个山谷：从过去到现在”“国家社会主义的起源：社会分析札记”“过去的巫术：拉迪纳山谷调查”。在此前的1931年，她以“黑暗中世纪概念”为论题取得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这里没法细致分析这些文章。倒是可以问：她何以从研究中世纪史转到采用田野调查方式研究现当代史？这个问题引出两个议题：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情感反应与理性分析的关系。简而言之，瓦尔加是希望从历史中为当时面对的紧迫问题寻得答案。因此，她在提问的时候包含了情感，其中夹杂着她自己的身世、费弗尔的影响和历史的实情。进一步说，情感是理性的基础，是历史学家提问的重要源头。所以，说瓦尔加“超然”或超燃，不大准确。瓦尔加是和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游移于介入与疏离之间，在它们的基本张力下展现语言文字的力量。

总之，伯克重新思考流动性、复杂性、接受性和距离在理解近代以来知识史中的作用，挑战聚焦于静态机构或国家传统的叙事，展示移民和客居者的创造力。这也是一种诚挚的邀请，邀请读者钻研前贤的研究，在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展开更广阔的跨历史、跨地域思考。

一

李菁在撒马尔罕旅途中给我写信，让我给她对历史学家的访谈录新书写一篇序文，我其实很犹豫，因为她对我的采访也收在这本书里，这让我很难拿捏序文的分寸。

不过，看了书的部分内容之后，我又有些释然，因为这里涉及的学者们，除了较早过世的费正清之外，我和其他人多少都有或近或远的交道。我和傅高义先生见过两面，特别在上海还有过一次较长谈话；周锡瑞先生不仅很早在北京见过面，他还在英文刊物上为我的《何为中国》英译本写过书评。我也给柯文先生的自传中文版《走过两遍的路》写过推荐词，说他能在几部著作中多方面为学界提供典范和方法。伊佩霞教授呢，大概是二十多年前吧，我就给她的《剑桥插图中国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中译本写过评论，对比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说它不仅“扩充了历史记述的空间，也增添了历史阅读的兴趣”；而与许倬云先生就更加熟悉，特别是十年前，他不仅特意通过视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我的《宅兹中国》一书举办的讨论会上讲话，而稍后我也应邀给他的《华夏论述》写过“解说”。至于裴宜理教授，我更曾两度是她担任社长的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访学者，至今我还清楚记得2014年5月，我和她在Cambridge一家西餐厅共进午餐时的谈话，她说到在安源和萍乡调查之难，这让我非常感慨。

二

这就是了。这部《李菁历史人物访谈录》写的，其实就是一个有关中国研究的历史学者群体，这个群体，各自色彩不同，风格各异，而且切入中国历史的角度和问题，也彼此参差。这正符合我的理念，也就是“一个历史，共同研究，多种理解”。

在李菁的书中，你可以看到费正清凭借“挖掘中国的更多史料档案，来创建一个更加全面的中国现代史观”，他的“冲击-反应” （impact-response）成为一种理解近代中国转型的典范；而柯文则恰恰从批判费正清这一模式开始，用“中国中心观”即“在中国发现历史”，把理解中国历史的方向掉了一个头；傅高义通过邓小平这个最高层人物来理解当代中国，“研究过日本，又有社会学训练”曾经是他的一个知识背景；同样研究当代中国，裴宜理却更关注“民众反抗与底层政治，横跨政治学与历史学领域”；伊佩霞是古代中国史专家，她的《宋徽宗》《内闱》和早期的《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是从女性、皇帝、贵族等不同层面，即书中所说的“于历史细微处”来理解传统中国的。同样从社会阶层和社会变迁角度观察历史，周锡瑞却是从义和团、辛亥革命，甚至一个姓“叶”的家族历史来观察近代中国的，他强调研究“中国”必须注重“地方”，也注重“人”，因为“每个人的命运轨迹，背后都是波澜壮阔却又风云变幻的大历史”。许倬云先生的专长在先秦社会史，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西周史》曾经是经典著作，不过最近他在美国看中国，写了好些观察大历史的著作，他自己说，他是“从制度史转变到社会经济史、转变到文化史、转变成大历史”。而我呢，当然也喜欢中国大历史，不过和许先生不一样，我不仅是从思想、宗教和文化史进入大历史的，而且是从中国出发看中国史，也从中国出发看全球史。

历史虽然只有一个，中国也只有一个，但历史学者却总是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在一个历史过程中看到不同的历史因果，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观察角度，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有自己的分析立场。每一个历史学者，都试图呈现自己的特别看法。在这本书有关费正清的那篇里，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触，这就是费正清所说的“成为学术上独一无二的人”！好的历史学者忍受不了人云亦云，绝不可能鹦鹉学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中国认识，让他们笔下的中国史，呈现出缤纷色彩，所以，他们才有“被访谈”或者“被记录”的价值。

三

说到“被访谈”或者“被记录”，其实无论是记录还是访谈，看上去这些历史学者是主角，实际上提问、观察和记叙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曾接受过不少采访，对这一点深有感触。一个好的提问者或记录者，她的问题和她的观察不仅可以让受访者愿意讲述自己学术研究的经验和感想，也许，还可以激活受访者新的思考、新的联想，甚至产生新的观点，更能让读者从“读其书”到“知其人”，更洞察他们所处的时代。

李菁的访谈和叙述都很用心，在这部书中，你可以注意她特别讲述的一些关键的“点”，及一些有趣的“事”。这些“点”有的涉及学术大势，这些“事”有的则关系到学者本人。比如，1950年代费正清的东亚区域研究，“对美国获得更全球化、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对外交政策产生的深远影响”，这是有关大历史的“点”；而1960年代的社会思潮影响周锡瑞走向“社会史”，则是因为“我们对外交事务、国家领袖和知识精英等已经没有研究兴趣了。我们想要研究的是‘人民’”，这是关于学者的“事”；又比如，在伊佩霞最初进入中国学领域的时候，为什么驳倒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又译魏特夫）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论》“事关重大”？这应该也是美国的中国学史中一个有趣关节；再比如成书三十多年后，柯文回顾自己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仍然觉得书名起得恰到好处，为什么？他说是因为“这是对黑格尔的观点‘中国没有历史’最机智的反驳”。这话让我们更理解这一学术观念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而李菁的记录中也说到，裴宜理的父母曾经在中国传教或任教，都会说中国话，但裴宜理年少时期从未记得父母用中文交流过，“因为父亲只会普通话，而母亲只会上海话”，这真是有趣的事。

历史学者也是普通人，只是他们从事的，是历史知识的开掘与积累，具体说，是有关东亚和中国的历史知识的传播。好的学者都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心，我特别感动于书中柯文所说的那个故事，他说，费正清在60岁生日时，对学生们立下规矩，“不用回馈我，传递给别人”。

我想，李菁编这本记录学者的书，初衷大概也就是把学者的所学所思，“传递给别人”。

李菁《历史的钟摆》是对八位中外历史学者（费正清、傅高义、周锡瑞、柯文、裴宜理、伊佩霞、葛兆光、许倬云）的记录和访谈。2025年7月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