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斗：纽约唐人街的罪恶金钱与谋杀》，[美]苏思纲著，王佳欣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303页，68.00元

在坐落于广州二沙岛的“广东华侨博物馆”，可以看到早期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接续奋斗又反哺桑梓的历史展陈，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华工参与建设美国太平洋铁路部分和其后“排华”时代颠沛流离的记录。北京师范大学学者黄安华和广东省侨办的沈卫红女士，先后有《沉默的道钉：建设北美铁路的华工》《金钉：寻找中国人的美国记忆》等著作问世，通过回溯华工铸造太平洋铁路的历史，勾勒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的“金山”之路，描绘早期广东人移民美洲的艰辛创业史。“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的尸骨”的说法，有一组数据为证：在太平洋铁路西段——中央太平洋铁路一千一百零四公里的铁路线上，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工程是在华工加入筑路大军后完成的，其代价是平均每两英里的枕木下埋葬了三名华工，一千两百多名华工被夺去了生命，两万磅尸骨被越洋运回中国。

当然，华人在美的“奋斗史”“生活史”也有被国人有意无意忽略的一面，最典型者便是所谓“堂斗”（Tong War, 或译“堂口战争”）也即唐人街区域的华人社团帮派之争。这些往往被归类于“野史”，在口口相传中逐渐变形走样成为“演义”和“传奇”。美国学者苏思纲（Scott D. Seligman）的著作《堂斗：纽约唐人街的罪恶金钱与谋杀》便是这么一本“揭秘”之作。借助当年的新闻报道、庭审卷宗和各类统计数据，他描述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三十多年间，以“安良堂”和“协胜堂”等为代表的纽约唐人街各堂口为争夺赌场、鸦片馆、妓院的控制权而爆发的四次厮杀混战，为读者还原了少为人知而又可信的另一面——华人“农民工”来到人地生疏的“法治新大陆”，是如何适应、破坏、利用法律规则而挣扎求存的。

1906年被捕的华人与逮捕他们的警察在伊丽莎白街警察局门前合影

通过当代大量黑帮电影的熏陶，书中所逐次逐案梳理分析的百年前的堂斗场面已经相当“小儿科”了。作者的野心并不大，其描述的“主战场”局限于纽约唐人街的区域包括勿街、披露街等四条街一个广场，对堂斗最激烈的美国西海岸地区并未触及，甚至对曾任纽约安良总堂“总理”数十年的司徒美堂也很少提及。对中国读者而言，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可能是华人社团与美国政界和司法界的“互动”，或者说，是美国涉旅美华人执法中少为人知的另一面。

十九世纪中叶后，主导纽约政坛的是所谓“坦慕尼协会”——由一个“社会互助组织”发展而来的政治机器，以为民主党政客提供政治献金和拉选票而获得对政府的实际影响力，再从中牟利。纽约警察局的专业化程度很低，许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爱尔兰移民依靠政客的关系，交上两百五十美元的“打点费”就可以进入警察局，“他的资历和成绩均不与薪金挂钩，晋升成为加薪的唯一途径”，“警员的任命、晋升，甚至连如何处理具体案件都常常受政治势力摆布”，警察若想谋求升迁不得不寻找或攀附金主——辖区内的商人。“这个办法在唐人街行不通，因为大部分华人英文不好，而这些警察不会讲中文，沟通的鸿沟横亘在警察与华商之间，而能够填平它的人将获得丰厚的回报。”安良堂这样的组织提供的便是这样的服务（黄金荣的青帮在上海法租界提供也是类似的服务），其首领李希龄是一个“教父”式的人物，苏思纲称他“在顾及自身利益的同时”“始终在考虑华人社会的整体利益”。在安良堂一家独大之时，管辖唐人街的警察分局对其收取保护费、经营黄赌毒等不法行为视而不见，乐得轻松，甚至还给李希龄颁发了“副治安官”的勋章。“警察贪污是唐人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站在食物链上游的官员从唐人街罪恶中谋得的利益并不逊于地方警察”。当以组织偷渡起家的协胜堂打破政治生态，挑战安良堂导致战火不断之时，警察分局便焦头烂额了。协胜堂一度被称为“唐人街的改革者”，但事实证明它不过是另外一帮更暴力的“勒索者”，“安良堂卖的是免受警察骚扰，而协胜堂卖的是免受它的骚扰”。

李希龄是纽约历史上第一位担任公职的华人

协胜堂大佬“素鸭”，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华人社团遇到纠纷时，通常在唐人街内部谋求解决，尽量避免法庭或当局的干涉，但同时也能“借助警察局和法院从战略上提升自己对抗敌人的能力，因此这些执法、司法机构常常成为堂口的合作对象。例如，李希龄定期向赌场收钱并贿赂警方以避免检查。操纵警察袭扰、逮捕敌人也是常见的策略。欺瞒当局、逃避公正裁决、贿赂或者威胁证人作伪证，甚至谋杀将要出庭的证人，或是在证人作证后施以报复和恐吓，这些都是有用的手段，可以根据情况使用。”虽然几乎每一起凶杀案警方都能抓到嫌疑人，但这些人上了法庭却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难以定罪，更靠着社团的保释，一步步溜出法律的掌心。警察局长、地方检察官、法官等动用各种手段都难以奏效，甚至采取了大规模清查、驱逐华人移民的办法，并出面为这“两个彻头彻尾的犯罪组织”组织调停，《纽约时报》为此抨击“通过几个高官来促成两个帮派的和谈……而不是通过警方的严格执法和法庭的定罪量刑来达成最后的协议，这令人感到愤怒和羞耻……签订这份协议的人……构建了一个封闭排外的国中之国，他们在这个小王国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与此同时，唐人街的公众形象也被污名化。尽管在警方统计的二十三类“被捕者出生地”中，华人仅排在倒数第二位，远远少于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俄国人和德国人，但媒体还是认定“多年来唐人街一直是邪恶的同义词……它是纽约最堕落的渊薮。这里藏着最危险的暗杀集团、最不受控制的赌徒团伙、最大胆的鸦片走私者和偷渡者，他们在大都会的下层社会蓬勃发展”（《布法罗快报》）“纽约市最糟糕的贫民窟”“罪犯的大本营”（《纽约世界报》）……“偏见与表象，而不是事实，助长了公众对唐人街的怒火”。

苏思纲明确地给出了时代背景，1875年，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出台了历史上第一个限制性移民法《佩吉法案》，以阻止“亚洲妓女”入境为名限制华人妇女进入美国，使唐人街成为“单身汉的社会”，对烟、赌、娼的“消费需求”也激增。1882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排斥整整一个族群的“排华法案”正式出台：十年之内，华工不能来美国，已经在美国的不能获得公民身份，不能结婚和拥有家庭。中国人变成美国排斥外人的唯一对象。1892年的《基瑞法案》再次延长了《排华法案》，1902年的《斯科特法案》使《排华法案》“永久有效”（直到1943年才废除）。“法律清楚地表明，华人不是美国人”，无法融入的华人越来越绝望。在此背景下，“尽管《纽约时报》的社论对警察和司法制度寄予厚望，但在现实中，华人根本不可能指望它们为自己带来公正……试想，他们为什么要接受一个公然敌视他们的制度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抽象的司法体系和法治的信任不能取代对家庭和社团的忠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对法庭持怀疑态度，为什么他们视法庭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不是可以依靠的正义殿堂。”

在苏思纲所强调的“包娼庇赌”因素之外，华人的“堂斗”有着更悠久的起源和更复杂的因素。早期美国华侨大多来自珠三角地区的农民，迫于战乱和生计漂洋过海，为“抱团取暖”计，依托血缘、地缘或“虚拟血缘关系”（结拜兄弟）等关系，自行创立会馆、宗亲会乃至“堂口”等各种“互助网络”。如旧金山合胜堂1890年重订的例规“我等亲同桑梓，足履蛮邦，无忘指臂之助，共裂肺腑之情，联集一堂，名曰合胜，非挟众而暴寡，非倚势以凌人，愿同心而御侮，外患可以潜消；愿和衷以共济，雀角无忧滋启”，可谓典型。这些社团一方面为移民提供必要的公益式帮助，一方面又对会员实施封建家长式的管理，对外则具有强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进而组织藏污纳垢的“地下经济”和暴力机关。据暨南大学学者潮龙起的研究，最早的堂斗记载是在1854年的加州，由三邑会馆与人和会馆因土地矿权纠纷而引发，其后的“堂斗”五花八门，既有对集体权益的争夺，又有因个人恩怨引发的组织斗争。对“堂斗”的危害，华人也不乏认识，如梁启超便称“凡外洋之粤民，皆有所谓三邑、四邑者……殆如敌国，往往杀人流血，不可胜计……此亦其无政治能力之一大征证也，小群可合，而大群遂不能合”，曾任驻美公使的伍朝枢也称“窃以为堂斗一事，为旅美华侨特有之恶习，相沿四五十年，残杀同胞，贻羞国体”。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堂斗”最后如何落幕也值得研究。苏思纲认为，原因包括了堂口意志的转移，“协胜堂缺乏资金，安良堂缺兵少将，两堂渴望达成妥协”；华人人口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华人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人”，“走出唐人街”成为趋势，不愿意陷于传统的派系斗争；坦慕尼协会的逐渐衰落带来政治上的逐渐清明（实际上，意大利黑手党在此期间蓬勃发展）；经济大萧条对社团收入的严重影响；日本侵略的国难当头，使得不同派系搁置分歧，以司徒美堂为首的新成立的华人爱国联盟成为政治行动的主要力量。依照中方的历史研究，最后一个原因无疑应该列在首位，在时代变化之下，“致公党”取代了“洪门”和“致公堂”，“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取代了“三邑人”“四邑人”等地缘自限。1933年，安良堂和协胜堂最终承诺“两个堂口之间基于任何原因的任何性质的争端，都应提交于中国总领事、中华公所和地方当局仲裁”。二战中《排华法案》废止后，文化包容和融合更进一步，华侨由“侨居”走向“移民”，“家庭生活”取代了“社团活动”，对社团的依存性大大松动。时至今日，“华青帮”等黑帮虽然在美国还有一席之地，但“堂斗”终究成为历史名词了。

苏思纲在书的序言中引用了1904年和1929年两篇纽约报纸关于堂斗主题的“荒谬的专栏文章”，其中充斥着“两个华人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中弹，原因竟是他们喝了立顿红茶，而不是台湾乌龙茶……又有一个旧金山华人因为穿着橡胶高跟凉鞋而挨了枪子儿……”这样的胡言乱语。偏见和误解一直是文化歧视和政治压迫的基石，这才需要历史学家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努力。“堂斗”已经成为唐人街历史文化的一景，落幕八十多年后影响仍难消除，在美华人的“奋斗史”包括以政治认同划界的“内斗史”也仍在接续，在中美摩擦冲突雷声隐隐的背景下，颇有成为“大棋局”中的“新篇章”的可能，识者当以史为鉴。再进一步说，你死我活的“堂斗”都能让步于“共存”，太平洋之大，又如何容不下中美两国呢？

1900年的纽约，正处在成为“世界首都”的前夜。一群“中国苦力”来到了纽约，在陌生的国土上力图保持中国人的尊严和生活。这群人身处两种文明交叉的边缘性位置，对美国人而言唐人街过于“东方”、诡谲和难以理解，但纽约包容了它，也改变了它，它也见证了纽约的成长。

美国华人的“双重边缘性”对理解《堂斗——纽约唐人街的金钱、罪恶与谋杀》（下文简称《堂斗》）十分重要。这种“双重”，一方面是近代中国在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边缘性，另一方面则是十九世纪以来外来移民在以白人为主体的新教文化中的边缘性。《堂斗》用实证的态度考察纽约唐人街暴力冲突的早期历史。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堂口”开始从旧金山的华人群体扩展到纽约，为争夺地盘和势力展开搏斗。“暴力”几乎成了唐人街的标签，堂口之间的斗争——“堂斗”——从二十世纪初一直持续到大萧条时代。作者苏思纲对纽约唐人街的“暴力”和“犯罪”进行了详实考察，“堂斗”体现了华人群体在美国社会中低下、被排斥、被挤压的无奈现实，唐人街和美国社会形成的强烈反差甚至对抗既源自于“排华主义”浪潮的恶果，也根植于传统乡土社会和现代都市文明的冲突。

《堂斗》主要讲述了 “安良堂”“协胜堂”和其他堂口之间发生冲突的曲折故事。商人李希龄（Tom Lee）领导的“联谊堂”（后为“安良堂”）是纽约最大的堂会，而李希龄游离在华人商界上层和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把持纽约市政的权势集团的组织）之间，他的形象正面而威严。另一位传奇人物、“协胜堂”堂主“素鸭”（Mock Duck）则不同，他依靠杀手和暴力试图获得主导唐人街的权力。随着“素鸭”主导“协胜堂”，李希龄的权势开始走下坡路，在纽约唐人街逐渐失去拥有绝对权威的地位。故事还有一个重要主角是纽约市政当局，警察局曾经由坦慕尼协会控制，镀金时代的政治腐败为唐人街的帮派横行提供了“制度支持”。随着进步主义改革运动在纽约吹响号角，进步党人也会击败坦慕尼协会、试图管理唐人街的犯罪和混乱，这种努力虽然往往受到掣肘、法院也很难依靠“证词”和“证据”做出公正裁决，但它成了结束“堂斗”的重要因素。

1913年左右的李希龄

1905年左右的素鸭

在美国历史宏大的篇章里，唐人街的故事并不特殊，外来移民如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有着类似的贫苦移民、黑帮和腐败的故事，“因为多数美国人相信移民是美国贫困、犯罪和政治腐化的根源，威胁了美国社会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实际上社会问题不是美国城市化时期独有的弊端，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共有的痼疾”。（梁茂信：《1860—1920年外来移民对美国城市化的影响》，选自《美国移民史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

对中国人来说，“堂口”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作为一种秘密会党的存在形式，浸染了一种民间的族群意识和自发动员。“天地会”从康熙时代的南方市镇兴起，跨越太平洋在北美大陆播散，到后来孙中山先生改组海外洪门、改堂为党、发起革命，直至1949年10月1日曾经执掌安良堂的司徒美堂作为华侨代表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堂口”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堂口”和“纽约”都有写不完的离奇故事，而那个时代的纽约唐人街刚好成为这两个世界边界的神奇交汇点。

二十世纪初纽约的城市图景几乎是拼接了整个人类主要群体的马赛克，初来乍到的华人加入了爱尔兰裔、英格兰裔、犹太裔、意大利裔、德裔和黑人的队伍中，在纽约最臭名昭著的街区挣扎谋生。统治阶层住在默里希尔（Murray Hill）和格拉梅西公园（Gramercy Park）的豪宅里，大量工人则挤在四坊（Fourth Ward）的廉租公寓、曼哈顿下城的东江（East River）码头和六坊的五分区，这里因酒馆、赌场、妓院和帮派斗争而声名狼藉。1886年远渡重洋的自由女神像被树立在哈德逊河口，纽约代表着美国向世界各地的“疲惫的人们”张开了怀抱。然而，纽约的唐人街却还没有共享到自由火炬下的荣光，华人显得过于“异质”，报纸上的评论者对华人充满“异国情调”的描写并不显得浪漫，背后是怀疑和惊异的注视，“那些叙述者们热衷于编织东方谜事与骇人诡计，以满足读者的想象与期待，而并不意呈现真实的历史”。对苏思纲而言，他既要面对美国社会对华人文化形象的夸张和歪曲，破除白人群体对唐人街“神秘感”背后的不信任和猜忌，也要面对华人群体对着一段并不光彩历史的刻意遗忘，“我也明白很多华裔美国人想要简单地忘记‘堂斗’，以图淡化公众对早期华埠居民的不堪记忆”（《堂斗》，第4页）。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从移民的背景中考察堂斗的历史意味着“堂斗”不仅仅是两帮地痞流氓之间的争狠斗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华人作为移民群体应当享有的平等权利的褫夺。华人的身份成为苏思纲这个“美国学者”对他们进行观察的主要关注点：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美国，身为一个住在唐人街的华人意味着什么？华人以“苦力”的身份进入美国，参与加利福尼亚的金矿挖掘和太平洋铁路建设，1869年太平洋铁路的竣工使得大批华工不得不另谋出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加州议会通过《排华法案》，排华的浪潮逐渐扩大，国会终于1882年5月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十年，这一政策延续了六十一年之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华盛顿州、俄勒冈州、怀俄明州、加州与西部其他州的暴徒开始袭击华人的商铺与家园。很多华人因此返回中国，而留下之人则向东进发，将目光投向中西部和东部的芝加哥、圣路易斯、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等大城市。华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国人迥异，这加深了排华浪潮中对“黄祸”的恐惧，大肆渲染华人“不可同化”为美国人，比如他们过于节俭而不在乎居住条件、不说英语和参与政治等等都成为华人种族低劣、奴隶本性的“证据”，“一些报刊为了煽动起全民性的排华浪潮，或刊登漫画，或连载漫画，丑化华人形象，把华人描述为一张大厚嘴唇、头扎长辫、两目斜视、肤色脏黑的吸血鬼，调戏白人少女”。（梁茂信：《论19世纪后期美国对华移民政策》，《美国移民史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82页）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氛围中，美国华人群体的总数持续下降，既有的华人群体开始从西海岸走向纽约，纽约成为华人聚居的首选，“纽约市华人总数在19世纪最后十年增加了两倍，从两千多增至六千多，还不包括住在郊区和被漏查的华人”（《堂斗》，第37页）。

在美国华人的生产和生活离不开各种互助社团组织，社团分为三种类型：以血缘为主导的、以地域和同乡为主导的和以“结拜”主导的，最后一种则具有黑社会的犯罪性质，称之为“堂”。“堂口”起源于清代中国东南部的秘密社会组织——洪门，这种秘密组织源于南部中国对满清政权的不满，这个组织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号“天地会”。金庸小说《鹿鼎记》里对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描述道：“生平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陈近南确有其人，据说他创立了天地会，所谓“忠义堂前无大小，百万兄弟尽姓洪”。天地会广布南部中国（主要支派有三合会、三点会），天地会与哥老会（云贵川多称袍哥，长江中游多称哥老会、洪江会、江湖会，江浙皖多称洪帮）一齐构成了秘密会党的两大流派。一般而言，它们都可统称为洪门、洪帮（红帮）。“天地会”在海外的“分舵”名号为“致公堂”，这是孙中山在旧金山宣传革命的核心力量，也就是后来的“致公党”。

苏思纲认为中国人的等级观念和家族观念使得这种组织形式在美国得以复活：

在中国，等级地位一直都很重要，在美华人本能地想要按照中国模式来重建熟悉的社区结构。人们强烈的等级意识需要一位族长的出现。他的工作包括建立权威、消除分歧、主持仪式、解决问题以及谋求公共福利。（《堂斗》，第17页）

某种意义上，来自广州地区的李希龄在纽约的唐人街承担了“族长”的角色，这个被称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唐人街最有权势的中国人，代表着华人“变成美国人”的努力。他于1878来到纽约，他比其他人更早地穿上了西式服装，并且把辫子塞进了礼帽，甚至娶了一个比他小十岁的白人老婆。李希龄被旧金山唐人街的最高管理机构“六大公司”（后改为“中国公所”）派往纽约，也得到了坦慕尼协会的认可。他就任了副治安官，成为纽约历史上第一个在政府机关任职的华人。当唐人街经营赌博、娼妓和鸦片的行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兴起后，李希龄则成为沟通纽约腐败的市政和赌场老板之间的桥梁，为寻求谋生出路的华人打开方便之门，也填满了自己和警察们的钱包。坦慕尼协会对警察局的官职明码标价，唐人街经营酒楼、赌场、妓院的老板也期望警察对他们的违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由于语言不通，警察无法直接向他们收取保护费，“赌徒联盟近来约定，赌场每星期每番摊要交八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流入李希龄的口袋，其余交给警方，以防他们突击搜查……王福清估计，这一特权每年能给李希龄带来一万美元收入”（《堂斗》，第35页）。

排华主义对唐人街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导致华人社区男女比例失调，城市空间受到压缩，正值发展的纽约虽然接纳了这些新来者，但是从衰退中迎来的经济增长却并未平等惠及唐人街。毫无疑问“堂斗”是犯罪和暴力冲突，三次堂斗表面上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引发的，却是不同势力对日趋狭小的经济利益的争夺，原因在于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唐人街华人无法依赖法制、民主和“个人奋斗”来实现美国梦。当生存和安全都成为问题的时候，更遑论去习得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成为美国社会攻击唐人街的口实。在缺少女性和家庭的单身汉社会中，华人在美国从事最辛苦的工作，却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得到情感慰藉，“因此多沉湎于吞云吐雾的烟馆，呼卢喝雉的赌场，或是云朝雨幕的妓院之中，吸毒、赌博、嫖妓等陋习成为畸形社会里华侨消解乡愁和忘却劳累苦闷的‘良药’”（潮龙起：《危险的愉悦：早期美国华侨赌博问题研究（1850-1943）》，《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42页）。

在美国，堂口的活动范围是跨区域的，他们也密切关注着中国大陆的形势。纽约是堂口活动的重心，二十世纪初“协胜堂”和“安良堂”开始在美国各地发展分堂，并且建立正式的统筹机构，比如司徒美堂在1905年创立的“安良总堂”。这种跨区域的行动使得堂斗超出了一个城市，两个堂口往不同城市输送杀手、互相报复，持枪互射、埋藏炸药、白刃暗杀等等犯罪手段制造了不少令美国人惊异的屠戮，“随着各分堂的壮大，他们的行为越发独立。而星火一旦燎原，总堂便难以将其扑灭，终至局面彻底失控”（《堂斗》，第216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四场也是最后一次堂斗，由于在匹兹堡的安良堂年会上的派系斗争失败，部分安良堂人倒戈到协胜堂，最终引发了近十年的东部和中西部堂口的反复冲突。这种流血事件让美国报纸觉得华人野蛮、匪夷所思，常常为小事大打出手，并且没完没了，毫无法律观念。苏思纲则认为争斗的原因除了对经济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以外，往往也涉及亚洲社会的“面子”文化，中国人的这个观念高于法律。面子与荣誉、威望息息相关，为了保住面子，决不能忍气吞声，从而导致了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堂口也密切参与中国本土的各种政治运动，比如辛亥革命、抗日救亡。堂口领导人也热心公益慈善，对中国本土的饥荒进行筹款和救济，这为堂口最终转向保守型社团埋下了伏笔。

许多移民社区中都不乏犯罪现象，1904年有三百三十四名华人在纽约被逮捕，而相比之下，爱尔兰人被捕人数接近两千人，意大利人超过一万三千人，俄国人超过一万两千人，德国人超过一万一千人。这一年曼哈顿发生了六百多起命案，不过只有一个死于堂口冲突。但是唐人街的恶名远超其他族裔，甚至成为吸引猎奇者来这里旅游观光的卖点。

公开宣战的堂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不再存在，纽约唐人街的堂斗开始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视线。最重要的原因是华人的生存和居住模式开始改变，同时经济大萧条也打击了堂口的经济能力。华人不再都挤在勿街、披露街和包里街形成的三角区域，开始散居遍布在纽约各个区域。华人的餐厅和洗衣房也更多依靠白人主顾，这都让他们不再依赖堂口这种社团组织维系生活的条件。华人的生意越来越多依赖于非华人顾客的营生，他们跟随着顾客进入他们生活、工作的社区。尽管番摊和鸦片烟一直还在，在经济大萧条和警察的打击下，堂口也无意斗争。另一方面是政治局势的变化，政治改革措施让坦慕尼协会减少了对纽约政治的影响，市政的腐败被有效治理。可以看出堂斗消失的原因是多重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华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开始改变，暴力的犯罪成本过高也就逐渐消失了。新一代华人在美国本土出生，他们更乐于接受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以英语为母语，不愿意加入唐人街的派系斗争。就美国华人的群体感而言，抗日战争期间堂口对中国的援助激发起他们的团结，民族主义情结开始替代了底层社会里的秘密社会的观念，他们不再彼此分裂。

苏思纲笔下的堂口并不神秘，堂口的兄弟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摒弃了那个时代美国社会对唐人街贴的“暴力”标签。城市报纸对堂口罪行进行了夸大和渲染，事实上参与堂口的人数仅仅是华人的一小部分，而且大多数人是为了生计所迫，也不参与暴力活动。苏思纲认为对华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塑造了唐人街的文化形象，美国的法律体系和华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兼容，“白人的偏见，而不是任何事件，使纽约人将唐人街看作这座城市最让人头疼的麻烦之地。与其说华人有计划地让纽约所有法律机构都参与进来，不如说这些法律部门决心侵入华人的生活”（《堂斗》，第119页）。通过苏思纲的这本书可以窥见中国和美国在二十世纪初的交叉点上发生的宏大事件，他不仅仅描写了“天地会”跨越太平洋的传奇，更展示了纽约崛起前夜的浮世绘，亦让人惊叹华人在美国艰辛生存的旅途背后乃是一个古老文明和新兴文明在文化上的交流和碰撞。

诸史《五行志》及《灵征志》《灾异志》，以皇家为核心，记载世间万象的变化，有一个重要的指向，就是与皇帝继任者相关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关于储君的故事最多。

一、立储的规则

储君是为皇帝准备继承人的一种制度。汉代何休注说《春秋公羊传》时，对周朝的“世子”，他解道：“言当世父位，储君副主。”此处世子等同于太子，指帝王之位的继承者，何休定义为国家的副主。历代储君称谓很多，有太子、储贰、储副、储两、东储、元储、储闱、青宫、春宫、东朝、国嗣、副君、冢嗣、殿下、元良、嗣子、嫡嗣等，约四十多个。（《中古储君制度研究》）

在历史上，皇太子是储君的主体，但不是全部。一位皇子自然成为皇太子的先决条件，一是嫡，即正妻或曰皇后所生；二是长，即嫡子中的长子。那么太子死了怎么办？《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写道：“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它是说，如果太子死了，有同母的弟弟，可以立为太子；如果没有，可以立年龄最长的皇子。如果皇子年龄相同，可以选择贤良的；如果王子的品行相同，可以通过占卜来确定，这是先人之道。《公羊传·隐公元年》写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对此何休给出操作细则：“嫡，谓适夫人之子，尊无与敌，故以齿。子，谓左右媵及侄娣之子，位有贵贱，又防其同时而生，故以贵也。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娣；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此皆所以防爱争。”如此梳理面面俱到，不厌其烦，连双胞胎的情况也想到了，可见选取储君的细致与重要。

有了上面的规则，储君之中，除了皇太子，还有几种人可以名正言顺出现，即皇太孙、皇太弟与皇太叔。先说皇太孙，这里说的是因为皇太子缺席，才可能册封孙子为储君。清代赵翼《廿二史劄记》中有“皇太孙”条目，他说“太孙”的称谓，始见于汉宣帝时，当时元帝为太子，他生下成帝，宣帝喜爱，为他起名为刘骜，字为太孙。但这仅仅是“字”，并非立为储君皇太孙。真正立储的皇太孙的事，始于晋惠帝司马衷，愍怀太子司马遹被害后，立他的儿子司马臧为皇太孙。此后立皇太孙的帝王很多，有齐武帝、魏太武帝、唐高宗、辽道宗、金世宗、元世祖、明太祖、明成祖等，“然晋惠帝、齐武帝、金世宗、明太祖皆以皇太子先卒，故立皇太孙以系正统，此事之不得已者。”再说皇太弟，赵翼《廿二史劄记》也有“皇太弟”条目，他说史上第一位皇太弟，也产生于晋惠帝时，先立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后立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此后历朝历代，得到皇太弟身份或称呼的人，如刘宋刘乂；北齐高湛；唐李元吉、李旦（睿宗）、李炎（武宗）、李晔（昭宗）等。（《廿二史劄记·魏齐周隋书并北史》）最后说皇太叔，仅唐代李忱，唐武宗时立为皇太叔，即后来的唐宣宗。二、血统论

注意，以上规则如此复杂，其先决条件都建立在血统论之上。在血缘之内，无论如何争斗都不过分；一旦跳出血缘关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汉高祖刘邦曾与大臣们杀白马盟誓说：“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吕太后掌权后，商议立吕氏子弟为王，大臣王陵反对说，这不符合白马盟誓的约定。吕后闻言很不高兴，又问陈平与周勃，周勃说：“现在是太后执掌朝政，吕氏称王，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事后王陵责问陈平、周勃说：“最初与高帝行白马盟誓的时候，你们不是也在场吗？”不久王陵被罢免了丞相的职务。吕后临终前，还告诫称王的吕产、吕禄说：“高帝平定天下时，曾与大臣约定，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如今吕氏称王，大臣们愤愤不平。我死后，皇帝年幼，大臣们恐怕会有兵变。你们一定要带领军队守卫宫室，慎勿送丧，以防为人所制。”（《史记·吕太后本纪》）但最终汉臣们还是遵循刘邦的训诫，将诸吕横扫，可见血统论的力量。

汉景帝刘启时，窦太后要立他的家人为侯，周勃之子、丞相周亚夫又拿出刘邦“白马盟誓”来反对，说道：“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史记·绛侯世家》）为此周亚夫得罪了景帝及窦太后，最终因诬告饿死在狱中。班固《汉书·五行志》对周亚夫之死忿忿不平，多处记载了周亚夫遇害的故事，风霜雨雪，灾火烧宫，五行灾变的事情，几乎都出现了。

另外，关于血缘继承问题，最严重的事情是在血缘上做手脚，以此偷梁换柱，盗取天下。也是那时没有科学方法，只能靠严加管理或滴血认亲一类传说，但还是防不胜防。《史记·吕不韦传》有记：“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其中已经说明嬴政的身世。再者《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此事时，却隐去了“自匿有身”一句：“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

再一段故事发生在三国末年，《太平御览》中有记：“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佳者，以毒酒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它是说谶图《玄石图》上，有“牛继马后”的谶语，因此司马懿深深忌惮大将牛金，用毒酒将他鸩死。但后来恭王妃夏氏与小吏牛钦私通，生下儿子司马睿，就是晋元帝。此事《宋书·符瑞志》亦有记：“先是，宣帝有宠将牛金，屡有功，宣帝作两口榼，一口盛毒酒，一口盛善酒，自饮善酒，毒酒与金，金饮之即毙。景帝曰：金名将，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瑞，马后有牛乎？元帝母夏侯妃与琅邪国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又见《晋阳秋》《晋书·元帝本纪》《魏书·僭晋司马叡传》）

更为难堪的事情，发生在晋废帝司马奕（海西公）身上。他生来“不男”，即没有生育能力，却不断有皇子诞生，因此世间谣言蜂起。南朝沈约在史书中，针对司马奕的故事，记载两段诗妖。一为：“青青御路杨，白马紫游缰。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再一为：“凤凰生一雏，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马驹，今定成龙子。”都是在嘲笑并质疑，皇帝的皇子从何而来呢？沈约记道：“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龙与内侍接，生子以为己子。”后来司马奕被废为海西公，他的三个“儿子”，都被人用马缰勒死。（《宋书·五行志》）

三、五宗罪

那么诸史《五行志》及《灵征志》《灾异志》，史官记载储君的负面故事，收录原则是什么呢？本文择要记述如下：

（一）残害皇子：史官笔下，这是第一位的重罪。班固《汉书》记载的例子，一是汉高祖刘邦时，先是戚姬日夜哭啼，逼刘邦废掉太子刘盈，换立刘如意（《汉书·外戚传》）。此事未成，《汉书·五行志》也未记载；但吕后残害戚姬、毒死赵如意的故事，却引起很多灾变，有未央宫火灾；有赵如意鬼魂化作恶狗，攻击吕后，导致吕后不久死亡等，成为五行灾变中的重头戏。二是汉成帝刘骜的许皇后，她自己曾生下一子一女，均未能活下来。后来她参与诅咒怀孕的王美人等，遭到废除，最终自杀而死。期间孝景庙发生火灾，雨雪燕雀死，未央宫地震，日食、彗星出现。三是汉成帝刘骜的赵皇后赵飞燕，她们姊妹联手，残害后宫受孕者与皇子，因此天地之间出现很多异象：有诗妖唱道：“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有天象如“摄提易方，星孛大角”；有铁官铸铁时，炉内响声如雷；有凌室、戾后园火灾；有泰山上鸟巢自焚。（《汉书·五行志》）

汉和帝刘肇，由于他的皇子屡屡死亡，因此怀疑宫中有人下毒手，他只好将新生儿隐藏到民间避难（是时皇子数不遂，皆隐之民间）。最终他去世时，只好让出生刚满百日的刘隆嗣位，即汉殇帝。那一年十一月，天空中冬雷滚滚。（《后汉书·五行志》）

（二）废除太子：诸史《五行志》记载许多废太子的故事，背景复杂，但大都是负面的。涉及到的皇帝有汉武帝刘彻、汉章帝刘炟及窦皇后、汉和帝刘肇及邓皇后、汉安帝刘祜及阎皇后、晋惠帝司马衷及贾皇后、东吴太祖孙权、隋文帝杨坚及独孤皇后等，他们都受到史官指名道姓的批评，并且附以天地间灾异的发生。凡此种种，后文会有论及。当然废除太子也不都是坏事，有些太子德行很差，当换不换，也是皇帝的过失。比如南北朝时，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皇太子宇文赟（北周宣帝）毫无威仪礼节，不能胜任；但武帝不觉悟，结果青城门无故自崩，天上还掉下一条黑龙。（《隋书·五行志》）

（三）权臣当道：皇帝在位时不能抑制大臣的势力，他死后即使太子正常嗣位，也有被废除的风险。因此史官记录，责任也在帝王。南陈世祖陈蒨在位时，大风吹倒灵台候楼，原因是他不能抑制安成王陈顼（陈宣帝）的势力，结果他死后，太子陈伯宗（陈废帝）嗣位，不久就被陈顼废掉了。（《隋书·五行志》）

北齐文宣帝高洋，他在位时不能抑制大臣权力，死后太子高殷嗣位，不久就被常山王高演废为济南王，高演自立为孝昭帝。史官记载，文宣帝在位时，曾发生男人喜欢穿女装的现象，此为君变臣之象；还有邢子才曾为太子高殷起字为“正道”，文宣帝说：“正，一止也。我的儿子将被他人替代吗？”邢子才说，那就改一下吧。文宣帝说：“算了，这是天命。”然后回头对高演说：“你们夺权时，不要杀戮啊。”当时还有一条身长七八丈的龙，出现在齐州大堂上，也是高演废帝自代的预兆。再后来，高演也没有吸取前朝的教训，导致他死后，高归彦权倾一时，他先是按照高演的遗诏，立太子高百年为嗣；接着又废掉高百年，立高湛为北齐武成帝。期间也有龙出现在济州浴堂中。（《隋书·五行志》）

精彩的故事见于唐顺宗李诵，他在位时因为生病，王叔文等大臣执掌朝政，导致连月霖雨不霁。最终顺宗将李纯（后来的唐宪宗）立为皇太子，刚一宣布天空就放晴了。（《新唐书·五行志》）

（四）外戚专权：诸史记载此类事件很多，如汉代吕太后、阎太后等。最严重的事件是汉元帝刘奭的皇后王政君，王莽的姑姑。她的故事涉及到成帝、哀帝、平帝三位汉帝，表面上她在任期间，并未残害皇子，但世间怪象不断出现。如汉成帝年间马生角，汉哀帝年间马生三足，暗指王莽出任大司马之祸；还有汉平帝刘衎九岁上位，大权旁落，为王氏篡汉提供机会，不久高帝庙门发生火灾，最终导致王莽篡国。（《汉书·五行志》）

（五）后妃无子：民间常言“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何况帝王之家呢？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晋孝武帝司马曜在位时，一味宠幸贵人张夫人，不立皇后，张氏骄妒成性，造成皇子不繁。再者史官记载，某日孝武帝就寝前对张夫人说，你年近三十，按道理早该被废除了。闻此言张夫人心怀怒气，当夜孝武帝醉酒，突然死去，世传此事与张氏相关。在此期间，螽斯则百堂及客馆、骠骑府库发生火灾；枯树折断后又自立起来；还发生大雨雹。（《晋书·五行志》）

四、皇子们

诸史《五行志》及《灵征志》《灾异志》，记载很多皇帝与皇子的故事，我在做丛考时，全录史官提到的皇子有七十一位，其中不包括后来称帝的皇子。这些皇子都有成为接班人的可能，因此可以称为储君或准储君。当然就整个皇子集团而言，这只是一小部分。那么史官为什么要把他们的故事，记录在《五行志》之中呢？分析一下，大体依据三类情况：一是做储君时去世，二是做储君时被废除，三是皇子叛乱。第三种情况涉及人物众多，情况复杂，本文暂且放下不论。前两种人物略记如下：

（一）赵王刘如意：他被吕后毒死，母亲遭到残害，班固汉志记有八段故事，成为声讨吕后的主要罪状。（《汉书·五行志》）

（二）栗太子刘荣：汉景帝刘启长子，曾为皇太子，被废时受到责讯，自杀身亡。安葬在蓝田，有数万只燕子衔土到他的坟冢上。期间未央宫东阙大火。（《史记·五宗世家》《汉书·五行志》）

（三）戾太子刘据：汉武帝刘彻之子，七岁被立为皇太子。武帝末年，因为江充制造巫蛊之事，累及卫皇后与太子刘据，最终太子自杀。其时未央宫柏梁台火灾；涿郡铁官铸铁崩上天；连年大旱；有蛇入孝文庙；有彗星出现。（《汉书·武五子传》《汉书·五行志》）

（四）汉废帝刘贺：汉武帝刘彻之孙，昌邑哀王刘髆之子。汉昭帝刘弗陵无子，他去世后，霍光等人立刘贺嗣位，但很快将其废除。班固汉志记载：刘贺曾自制仄注冠送人；他见到大白狗戴冠无尾；他见到有熊入室，别人却未见；他嗣位时天气恒阴不雨。（《汉书·五行志》）

（五）清河王刘庆：汉章帝刘炟之子，曾立为太子。后来章帝听信窦皇后谗言，废掉刘庆，立刘肇为太子，又迫害刘肇的母亲梁贵人。结果连年有大量螟虫伤害庄稼；京都牛发生瘟疫。（《后汉书·章帝八王传》《后汉书·五行志》）

（六）平原王刘胜：汉和帝刘肇长子，曾为太子。和帝死时，刘胜生有怪病，只好让出生百余日的刘隆继位，即汉殇帝。刘隆在位二百余日去世，有人欲立此前生病的刘胜为帝，邓太后不许，却立十三岁的刘祜为安帝。结果刘祜登基时狂风大作，大树被连根拔起；还有汉阳阿阳城中失火；南新城山水虣出；连年大水，河东池水赤如血；大风拔树。（《后汉书·五行志》）

（七）南阳王孙和：孙权之子，曾为太子。后来孙权不听劝告，废掉孙和。结果有两只乌鸦衔着喜鹊坠落在东馆；孙和被遣送长沙时，有喜鹊在他的船帆上筑巢；还有大风涌水；大雪平地三尺；地震频仍等现象发生。（《宋书·五行志》）

（八）愍怀太子司马遹：晋惠帝司马衷长子。他受到皇后贾南风残害致死，史官记载天地灾异达九段之多，如：服妖撷子紒；无翅雄鸡坠坑而死；诗妖“南风起，吹白沙，遥望鲁国何嵯峨，千岁髑髅生齿牙”。又曰：“城东马子莫咙哅，比至三月缠汝鬃。”武库大火烧累代异宝；竹子开紫色花；桑树生在东宫；地出血，天雨血；五州大水；三月陨霜，五月雨雹；崇阳陵雷震。（《晋书·五行志》）

（九）司马臧：晋惠帝司马衷之孙，愍怀太子司马遹之子，临淮王。曾被立为为皇太孙，居住在东宫，结果有桑树生长在西厢。不久赵王司马伦篡位，鸩杀司马臧。（《宋书·五行志》）

（十）清河王司马覃：晋武帝之孙，清河康王司马遐之子。他为世子时，所佩戴的金铃上，忽然生出像粟米一样的东西。他的母亲怀疑不祥，毁弃之。后来晋惠帝司马衷立为太子，被东海王司马越杀害。期间尚书诸曹曾发生大火。（《晋书·司马覃传》《宋书·五行志》）

（十一）文惠太子萧长懋：南齐武帝萧赜长子，三十六岁时病死在太子位上。萧长懋次子海陵王萧昭文，他初登帝位时，萧长懋的坟冢上，曾出现一个像人一样的形象，长数丈，青色，直入天空中，有声如雷。不久萧昭文被废。再者文惠太子善长诗文，其中有诗妖如“两头纤纤”诗，后句有“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长王宰相相继薨徂，二宫晏驾；再如七言诗，后句有“愁和谛”，后果有和帝禅位。文惠太子起东田，时人反云：“后必有癫童”，后来果有两位太孙丢失皇位。（《南齐书·文惠太子传》《南齐书·五行志》）

（十二）昭明太子萧统：南梁高祖萧衍长子，三十一岁病死在太子位上。期间曾有盗贼烧毁神武门总章观，大为不祥。昭明太子死后，皇孙也没能得到继任。（《梁书·昭明太子传》《隋书·五行志》）

（十三）陈伯宗、高殷、高百年；南北朝时期的三位太子，上位后又被权臣废掉。上文有记他们的故事。（《隋书·五行志》）

（十四）房陵王杨勇：隋文帝杨坚长子，曾为太子。后来杨坚听信独孤皇后、杨广等人谗言，废太子为房陵王，最终赐死。杨坚临终前，发现杨广奸乱宫闱的恶行，大呼上当，下令追回杨勇，没来得及派人前往，杨坚就死去了。为此史官记载灾异有：泰山石像崩碎；东宫妇人服妖；鸡鸣不鼓翅膀；名字杨勇被人解为一夫之用；有人参夜晚呼喊；云中坠落羔羊；和尚听到两只猪的对话；京都大风地震、佛门自开；久阴不雨。（《隋书·文四子传》《隋书·五行志》）

（十五）让皇帝李宪：唐睿宗李旦长子，太子。却将皇位让给他的弟弟李隆基，成为千古佳话。史官有记，李宪去世那一年冬天，树上结出木冰，即树挂。李宪叹道：“树稼达官怕，一定有大臣将死去，应该是我啊。”（《旧唐书·五行志》）

（十六）惠昭太子李宁：唐宪宗李纯长子，他被册封为太子时，夏秋两次仪式，都因为大雨而作罢，直到冬季完成册封仪式。他还曾更名为李宙，后又改回原名。但李宁在太子位两年后病逝。（《新唐书·宪宗二十一子传》《新唐书·五行志》）

（十七）景献太子赵询：宋太祖赵匡胤十世孙。最初的名字叫赵与愿，六岁时被宋宁宗赵扩收为养子，赐名为赵曮。后来被立为皇太子，更名为赵帱。再后来出居东宫，更名为赵询。二十九岁去世，无后人。史官有记诗妖故事：嘉定三年，都城市井作歌词，末句皆曰“东君去后花无主”，朝廷恶而禁之。未几，太子询薨。（《宋史·赵询传》《宋史·五行志》）

2020年11月30日，法国书店重获开门的第二个工作日，中午十二点半，活在Blursday（指居家太久已经分不清今天是周几，本年度牛津词典新词）状态的笔者正漫不经心地吃着午饭，突然瞥到电视里出现了一个Zoom会议画面。在一种诡异的时代气氛里，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迪迪耶·德古安（Didier Decoin）先生通过Zoom和电视，在书房中宣布今年龚古尔文学奖授予俄淮·勒·特里耶（Hervé Le Tellier）的《异常》（L’Anomalie），该书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异常》，伽利玛出版社2020年8月版

在获得今年的龚古尔文学奖之前，俄淮·勒·特里耶的作品可能还没有被引介到国内。1957年出生的他本是数学家，曾做过记者，甚至有一个语言学的博士学位。从2019年起，他担任“乌力波”文学团体的主席。

笔者拜读《异常》一书的部分章节后，觉得此书的语言风格、故事情节、哲学内涵均对我本人毫无吸引力。一些同样取向保守的文学评论者甚至认为，这本小说更像是某个科幻片的剧本。但也是因为这样，此书绝不会缺乏读者。对“乌力波”文学团体而言，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法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毫无疑问是一种胜利。

“乌力波”是数学家、诗人弗朗索瓦·勒·里昂纳（François Le Lionnais）和诗人、作家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为首的几位同仁于1960年创立的文学团体。最开始，这个社团名叫 “实验文学圆桌会议”（Séminaire de Littérature Expérimentale），而与此同时，创始人之一的雷蒙·格诺又提出三条并不能自证也不能自洽的原则：一、实验文学圆桌会议不是一种文学运动；二、实验文学圆桌会议不是一个学术圆桌会议；三、实验文学圆桌会议并不意味着任意文学（这里的“任意文学”指“超现实主义”运动的“自动写作”）。

《乌力波：潜在文学选集》，伽利玛出版社1988年5月版

1961年2月3号，创始人之一，阿尔伯特-玛丽·施密特（Albert-Marie Schmidt，1901-1966）教授最终提议，将他们这个小团体命名为“潜在文学工坊”（L'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这里，“潜在文学”的意思是，通过主动追求形式上的限制来激发文学创作。大概是出于音韵漂亮的考虑，施密特教授取了这个名字里三个实意词的首个音节，而不是首字母，凑成一个新词“Oulipo”。不知这个词是何时进入中文的，但是“乌力波”这个译名真的非常有趣，仿佛这是一股“乌有之力”牵引的文学浪潮。“Ouvroir”这个词出现在十二世纪，最早指僧侣静思和工作的专门的房间，后来慢慢有了“工房”的意思，也不再专门用于宗教领域。但这个词始终有“不对外开放”的语义。事实上，“乌力波”和共济会一样，只能由现有成员内推和投票来吸纳新成员，不接受外部申请，因此，“乌力波”其实可以看作一个文学追求明确且自我圈定的社团。

虽然最开始的名字里有“实验”一词，笔者眼中的“乌力波”，无论是这个标签下的作品，还是这个社团形式，都既不实验，也不先锋（avant-garde）。它的实践反而是一种文学传统在二十世纪的重新投胎，只是这一次因为有不少科研工作者的参与，看似有一种跨学科的时髦。

为“乌力波”命名的施密特教授于1966年像后来的福柯一样，被一辆卡车撞倒而去世。专长十六世纪文学研究的他之于“乌力波”的影响，就像福柯之于整整一代法国哲学那样。他是这个团体的理论家，因为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太多乌力波创作，甚至出于新教信仰，生前主动销毁了大部分手稿和信件。施密特教授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法国十六世纪的科学诗”（La Poésie scientifique du XVIe siècle）。他的研究涉及从中世纪起，尤其是到十六世纪发展成熟的一系列诗歌。这些诗歌和“日心说”的宇宙观关系紧密，它们都自发地对宇宙、世界、人类加以整体性思考。据其他成员回忆，施密特教授常在会面时给大家讲述古典文学中早已存在但从未被命名为“乌力波”的“潜在文学”（littérature potentielle）。换句话说，“乌力波”所追求和代表的，是早已存在的一种文学现象。现今从属于这个团体的作家可以被这个标签概括，至于过往的作品，即便符合“乌力波”的理念，也没有必要特别归类。

关于主动追求形式上的限制，诗歌方面很好理解，就是形式多样、约定俗成的“格律”。至于其他的文学类型，“主动限制”则指的是文本内在的建筑。对中国读者而言，最知名的“乌力波”作家当属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命运交叉的城堡》和《如果在寒冬，一个旅行人……》这些气氛陌生略怪异的作品都有着踪迹可循的文本内在建筑。卡尔维诺从塔罗牌的形式和游戏规则中得到大量关于文本建筑的灵感。这些作品也被认为是他加入“乌力波”后的积极成果。只是，对文本内在建筑的追求并不能真的算一种文学创新。意大利文学经典之作《十日谈》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乌力波创作，但这对该书本身的文学价值无关紧要。

被许多人认为是法国十九世纪诗歌现代性转折的波德莱尔，一生中绝大部分诗歌创作都是商籁体（sonnet）诗歌。他曾在和友人的信件中写道：“因为形式是约束的，思想却喷薄得更加激烈！”（Parce que la forme est contraignante, l'idée jaillit plus intense !）需要注意的是，波德莱尔用的词是“约束”（contraignante）而非“限制”（contrainte），程度上前者比后者要轻，并且，因为他仍认为思想是“喷薄”（jaillit）出来的而非深思熟虑的结果，其中显示出的文学观仍然可以划分为传统的“创作灵感说”。当然，波德莱尔是否真的代表诗歌的现代性转折，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二十世纪初，现代中文诗歌的开创和探索中也经历了诗歌“建筑美”的讨论，其中尤以闻一多为代表。他在《诗的格律》中说：“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感觉得格律的束缚。对于不会作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事实上，闻一多不仅把“格律”视为形式，甚至当成一种可人为控制的“镣铐”，此时他其实已经将“格律”看成某种美学风格的标志——匀称、整齐、棱角分明的美学。这和他的个人风格也是吻合的。显然，这与同时期的其他诗人的风格很难调和，之后也几乎未能被其他诗人继承。“戴着镣铐跳舞”是一种文学选择，也是一种文学技巧，甚至需要一点“天人合一”的运气。对大多数创作者而言，freestyle（即兴自由风格）大概是更为实际的出路。

“人为主动的限制”注定能让想象力和思想发散得更远吗？在创作这件事上，我们是否会像民国初期恋爱中的男女，因着世俗的藩篱，反而爱得更炽烈？也许是的。只是，据说就统计结果来看，包办婚姻幸福的概率其实比自由恋爱要高……

“乌力波”让笔者想到近几年流行于互联网的“蒸汽波”美学：夸张的粉嫩色彩和色彩种类的限定、上世纪九十年代或更古早的标志符号、技术上刻意装烂装懒。“蒸汽波”也是一种人造的理想。它是一种假装复古实则创新的美学风格。那么“乌力波”是一个看似创新其实复古，等于一种与“蒸汽波”道路相反、路径相似的文学理想吗？当然，这个问题也并不重要。

 “蒸汽波”美学作品一例

《下沉年代》，[美] 乔治·帕克著，刘冉译，文汇出版社/ 新经典文化，2021年1月版，520页，108.00元

《纽约客》专栏作家乔治·帕克畅销书《下沉时代》副标题是《新美国秘史》（The Unwinding: 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不过换个角度看，称之为《拜登外史》也未尝不可，因为书中相当篇幅乃是其贴身幕僚的近距离观察和爆料，可以聊补正史之不足。

《下沉年代》描绘了一个即将崩溃瓦解的超级大国（unwinding有解体、解密之意）——与其称之为美国，不如称之为“没国”，或称“操蛋国度”（Clusterfuck Nation）。在这里，华尔街精英无非是诈骗团伙精英，华府的经济政策和顶层设计根本无力施行，坚信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以民主、自由、平等为立国之本的富裕而强大的国家，即所谓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更成为笑谈。相反，普通民众只能依靠出卖劳动苦苦谋求生存：他们早已失去独立和反抗精神，沦为垄断集团的附庸和工具，沦为字面意义上的“没国人”（Americain’ts）。照《纽约时报书评》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的说法，帕克这部借鉴小说笔法、如万花筒般呈现的新美国史，是他迄今为止“最具野心”的一部作品，堪称是“美国梦”幻灭的现代版——帕克本人也坦承本书立意及文风很大程度上受到大萧条时期著名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美国》三部曲（1930-1936）的影响。

帕克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曾指出，在二十世纪结束以前，美国人普遍相信存在一种契约——一种所有人自得其所的契约：“当时的人们比现在受到更多的约束，拥有更少的自由，但他们有更多的安全感，每一代人都感觉下一代人能够有所完善，做得更好。”但从上一代人（八零后）开始，这种契约已经无法履行。对此帕克解释说：“许多美国人觉得他们在孤军奋战，没人会帮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社会存在一种不公平现象，那就是精英阶层蒸蒸日上，而普通人，包括那些过去或许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却在生活的泥潭中难以自拔。”这也正是作者在本书中所探讨的问题。通过展现社会名流与普罗大众的生活片段，帕克发现美国衰落的乃是历史的必然，因为美国人丧失了共同的价值观——正如书中人物小说家雷蒙德·卡佛所言：“这一刻到来了：妻子和我认为神圣的、有价值的、值得尊重的一切都分崩离析，包括每一种精神价值。”

本书通过巧妙穿插讲述了五个故事：迪恩·普赖斯是一位里根时代的共和党人，抱有乐观精神，而后成为奥巴马改革方案支持者，并致力于在南方乡村推广生物柴油，但在突如其来的能源危机中遭受重创；塔米·托马斯是俄亥俄州扬斯顿市一位非裔美国工人，在“去工业化”的浪潮中，当地实体化的工厂被关闭，城市开始衰败，至1983年，该地成为名副其实的“锈带”（Rust Belt），仿佛癌症病人慢慢被杀死——作者将病因称为“死亡螺旋”（Death Spiral），即经济实体陷入债务持续上升、效益却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杰夫·康诺顿是一位从政的律师，职业生涯初期，即追随政坛新秀乔·拜登参议员，后来在政治理想主义和党派利益诱惑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心灰意冷，选择了远离政坛；贝宝（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是硅谷亿万富翁，他信奉自由主义，认为互联网革命的实质是虚无，并对其前景忧心忡忡。本书第五个故事讲述的并非某个人物，而是一座城市，即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讲述这座美国城市如何在次贷危机及其所引发的金融风暴中经历生死考验。

拜登

帕克将这些私人故事与当时公众人物的生平事迹交织在一起，将相关的新闻标题和简短的传记、评论等拼贴在人物特写中，使得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本书中出现的公众人物，不仅包括金牌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说唱歌手肖恩·科里·卡特（Jay-Z），也包括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当然更包括康诺顿长期追随的政坛常青树乔·拜登。作者将名人轶事与各种报纸头条、广告标语甚至流行歌曲组成光怪陆离的“马赛克”，以此折射时代涌动的洪潮与暗流。

作为一部荣获201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的畅销书，书中的事例引人入胜，足以让世人在这里读懂美国。所谓“下沉年代”，作者其实意指近四十年来美国规模较大的三次社会转型：1980年代第一次转型的具体表征为中产阶级收入停滞，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根据作者的解析，这种转型与信息时代劳动力市场性质的变化、家庭结构的变化、医疗成本的上升以及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等因素息息相关。第二次转型是2008年严峻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作者认为，这场经济衰退的诱因既有全球资本的失衡和美联储政策的不力，更有华尔街的贪婪和风险评估模型的失灵。而当下最为严重的第三次转型则极有可能导致国家政治结构和经济制度的全面瓦解。帕克坚信，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已宣告失败，精英阶层成为财阀的枪手和帮凶：“政治家和将军们已经成为顾问、专家。军队由专业人员组成，而非公民。公立学校让公民的子女都成了半个文盲。”——而精英背后的财阀才是这场金钱和权力游戏的暗箱操纵者。熟稔华盛顿和华尔街游戏规则的人都知道，美国的权力中心存在大量的“自我交易”（或称转手交易），其中绝大多数完全合法，无懈可击。但是，正如帕克在书中一再追问的那样：这些来自哈耶普（以及沃顿）等世界顶尖大学的精英，这些自古以来最具多元文化身份、最倡导机会平等的精英（阶层）为何甘心情愿被收买（或出卖），并最终堕落为利益集团的玩偶？帕克提出的“顶层腐败”理论或许是主要原因，但并不能真正解释长期以来薪酬停止增长、贫富差距加大、社会资本日益集中等现象，这些现象背后显然有更复杂的政治文化因素。

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曾经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业强国，而现在，随着美国民主的衰落，这一时代即将走向没落和终结。借书中人物之口，帕克为“没国”预言了一幅能源紧缺的末日画卷，其中包括基于汽车的市郊生活方式的奔溃，公共社会秩序的坍塌，以及游击战式的暴力革命四处蔓延——整个国家将分裂为半自治的核心区域和武装割据的地方政体。正如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反乌托邦科幻小说《雪崩》（Snow Crash）中描绘的那样，此时美国大部分地区已成为强大的企业财团和黑手党管理的主权飞地——谁也无法逃避他们身边的暴力和社会分裂。

这也是帕克写作本书的初衷，作为调查记者，他有责任和义务向国人揭露美国正在“下沉”的真相：日常生活的结构被瓦解，传统价值观被摧毁，精英阶层唯利是图，政府领导人“玩忽职守”。根据他的诊断，如今“美国生活中唯一默认的权力”，是“有组织的财阀”。其势力之强盛，连政治人物也难免受其操控。书中主要人物之一杰夫·康诺顿，正是在洞穿华盛顿与华尔街的内幕交易后，才黯然退场。而他和拜登之间长达十余年“亲密无间”的政治合作，也为读者了解这位当选总统提供了别样视角。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康诺顿以乔·拜登为榜样，立下雄心壮志，成为拜登的竞选助手、募集资金者、华盛顿说客和美国政事局内人（insider）。但在金融危机期间，目睹华府权贵的勾心斗角和肮脏交易，康诺顿对拜登的崇拜连同其政治抱负一同破灭——他在帕克面前控诉拜登“冷酷无情”，是不折不扣的冷血操纵者：除了他本人的总统梦，别的一概漠不关心。

作为阿拉巴马大学的一名商科学生，康诺顿当年曾邀请参议员拜登莅临学校发表演讲。拜登的口才和亲民形象令康诺顿印象深刻，他立誓，如果这位参议员竞选总统，他愿竭诚效劳。1988年，已经获得MBA学位的康诺顿放弃待遇优渥的工作岗位，作为筹款人加盟拜登的总统竞选团队。拜登竞选失败后，康诺顿进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担任助理。之后，在克林顿任内，他在白宫法律顾问阿布纳·米克瓦（Abner Mikva）手下工作。在此期间，康诺顿亲眼目睹种种政治勾当和暗箱操作，目睹华盛顿政要名流的虚伪假面被一层层揭开（他们最有良知的声明是，“政治并不全然是为金钱”）——当精英阶层和垄断集团赚得盆满钵满之时，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却如待宰的羔羊，苦不堪言。身为“局内人”，康诺顿开始醒悟，所谓美国的民主制度，当初创设之时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私人财产，而今日则演变为保护权贵资本。民主已然变质，立国之本动摇，国家陷于内乱纷争也就毫不奇怪了——而要改变这一切，唯一的方法就是摆脱资本主义——这也是康诺顿理想幻灭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一愿景在美国根本无从实现。

在华盛顿，尽管康诺顿被视为“拜登党”（或称“拜登跟班”），但事实上他认为自己并未得到“公平对待”——比如“忘恩负义”的拜登拒绝让米科瓦举荐自己进入内政部，康诺顿对此深感失望。离开白宫之后，康诺顿对包括副总统拜登在内的奥巴马总统班底的幻想彻底破灭；他搬至佐治亚州靠海的萨凡纳乡间，专心著述，出版了一部回忆录——《收益：为何华尔街总是赢家》（The Payoff：Why Wall Street Always Wins）。据作者本人宣称，本书是对上述所有“失去信仰的人们的真实写照”。

在《下沉年代》一书中，借助康诺顿的叙述，拜登成为并未正式登场的“隐形”主角。他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小城史克兰顿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一向以中产阶级诉求为己任，自称“中产乔（Middle-Class Joe）”。自1972年当选特拉华州参议员至今，他在政坛深耕近半个世纪，堪称美国政坛的资深人物。尽管早年患有口吃，被同学讥笑为“拜拜拜登”，但身残志坚的拜登却通过每日对镜苦练，逐步纠正了这一毛病，并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演讲者。据康诺顿描述，正是在校园聆听演讲后，他被风度翩翩、平易近人的拜登所折服——他记得拜登的开场白：“我知道你们今天晚上到这儿来，是因为你们听说我是一位伟人。”紧接着拜登说：“没错，我是广为人知的所谓‘当总统的料’。”人群哄笑，无不为他的幽默感所倾倒：拜登的名字为“Biden”，时常被人误认为“Bidden”——后者有“被吩咐、被拣选”之意，常用于《圣经·新约》耶稣召唤他人的场景中——此处乃暗指拜登自命为天选之人。

在康诺顿看来，言辞幽默、直言不讳是拜登的强项，但更多时候不假思索也会惹来一身官司。2008年金融风暴期间，拜登在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华尔街的白领犯罪如瘟疫流行，必将“祸及全美”，并将其根源归结于政府司法部门监管的严重失职。随后，他在纽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公然宣称：“人们相信，我们的司法系统及管理部门形同虚设，他们甚至可能从来没有尝试过如何有效地处理上层社会那些违背伦理且涉嫌违法的犯罪行为。”此言一出，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并引发白宫强烈抗议。

同年5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以色列议会的一次演讲中把美国民主党人比作二战前对希特勒一味姑息退让的西方领导人。拜登对此提出尖锐批评，声称布什的演讲是“胡说八道”“令人愤慨”——由于涉嫌攻击现任国家领导人，拜登后来被迫道歉，但事实上此后他并未稍加收敛。在他宣布与奥巴马竞争民主党候选人前，拜登接受《纽约观察家报》记者访问。他在访谈中评价对手奥巴马是他所认识的“第一位口齿伶俐、聪明、干净而且外形好看的主流非裔美国人”，明显犯了“政治不正确”（PI）的大忌，于是又不得不在第一时间出面为自己辩解：他本人无意贬损“过去的那些黑人总统参选人，更没有轻视奥巴马的意思”。这一事件被看作是拜登易犯低级错误的又一个例证——脱口而出的那些令他尴尬或者辞不达意的言论，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当中经常如回旋镖（Boomerang）给他本人及其团队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2012年，拜登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描述自己的从政经历时曾说，“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认识八位总统，和其中三位很亲密。”——此处他使用的英文“亲密”（intimately）一词有暗示性关系之意，令人浮想联翩。在媒体报道后，他又被迫出面澄清。《纽约时报》对此评论说，拜登时常会不小心“把脚放在嘴里”（指犯错误），他头脑中“薄弱的过滤器无法阻止他信口开河”。

除了言语“失当”，拜登的其他政坛糗事也被“身边人”康诺顿一一道破。1988年，拜登第一次参选美国总统，信心满满，但很快被揭发其演讲稿部分内容乃是剽窃——其中“金句”实际上出自时任英国工党领袖金诺克（Neil Kinnock）。这一丑闻持续发酵，拜登在党内同志重压之下，不得不宣布退出竞选。平心而论，拜登的首次竞选失利与其说由于剽窃，不如说出于党争。众所周知，拜登一向擅长以亲民姿态拉拢选民，在当时的一次公众集会上，他声称其祖先曾在宾州煤矿工作，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人生机遇，这令他感到“非常愤怒”——拜登的原意，不过在于共情（或煽情），但党内外人士却揪住不放，考证“拜登的先人中根本没有矿工”，属于恶意欺骗选民。不仅于此，拜登在法学院读书时的“学术不端”行为也被媒体曝光——当时他在一门课程论文中引用了《福特汉姆法律评论》刊载的一篇文章，但却没有明确标注。尽管事发之后拜登被要求重修课程，并最终以高分通过，但毕竟算是操行方面的“一个污点”。此外，媒体还揭露出拜登对自己大学生活的夸大其词：例如他在大学期间共获得三个学位，曾靠全额奖学金进入名校法学院，毕业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以及他曾参加过民权运动，等等。一名政坛新秀有意无意的“自我吹嘘”被无限放大后，上升到道德诚信的高度，无所遁形。一番穷追猛打后，拜登只得黯然告退——他说他的候选人资格已经被他过去的“不实阴影”所覆盖。

与之相关的是，美国有线频道公开播放的一则1990年代的影像资料一度也引发了轰动。拜登当时同意在一次不加剪辑的竞选活动中全程佩戴麦克风——这在美国政坛堪称史无前例。在长达九十分钟的访谈节目中，有八十九分钟他都表现得十分出色，但就在活动即将结束之时，一名选民问起他的法学院成绩，很可能触到了他的痛处，结果被拜登当面回怼：“我觉得我的智商可能比你要高得多。”——这一秒钟的“脱口秀”虽然快意恩仇，却也让他付出了惨痛代价，否则他也不必等到数年后的2008年才开启第二次总统竞选之旅。

照康诺顿的观察，虽然拜登因为此类失言常常被人戏称为“乔炸弹”，但这并不能掩盖他演讲与表达的天才。许多时候，他总能用寥寥数语引发满堂喝彩——比如在纪念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公开演讲中，他的名句“不能仅仅因为我们的政治英雄被谋杀了，就说我们的梦想已经破灭；它深埋在我们破碎的心底”堪称是教科书级别。2013年，拜登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关于大学校园性侵问题发表演讲时说：“不管你喝醉了还是意识清醒，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不管你在床上还是在宿舍里，抑或在街上，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即使你一开始说同意，但随后改变主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日后也成为广为传诵的名言。2019年，针对文莱打算实施伊斯兰法律，允许对通奸和同性恋者处以石刑，拜登指斥这一行径倒行逆施、“骇人听闻”，并主张“不能用民族文化传统为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开脱”。由于涉嫌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国务院后来被迫发表声明——但这就是拜登，我行我素，与一般政客畏首畏尾的风格大相径庭。正如康诺顿所说，历经两次竞选（当时尚未预料到这位年过七旬老人2020年的第三次竞选），“拜登的人生已被研究透彻——就连他植发一事也不例外”。他能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或许与这份“公开透明”的自信有关。

在公开场合以亲民形象示人的拜登私下里其实脾气暴躁，“颇难相处”。尤其是在竞选期间，由于事务繁忙，缺少睡眠，简单对付的垃圾食品又有碍消化，导致拜登焦躁易怒。一旦动怒，他便会使用他最喜欢的俚语（“操他妈的白痴”）来称呼他的男性下属：“操他妈的白痴还没把我要的简介材料拿过来。”——该词既是名词，也是形容词：“这个活动领袖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还是说你们太操他妈的白痴了连这也不知道？”而拜登动怒的原因，大多乃是由于筹款募捐惹出的麻烦。拜登痛恨筹款，痛恨它所带来的麻烦和妥协。一次，康诺顿曾目睹一名年轻幕僚上车时手拿一份名单，提醒这位参议员“该打几个筹款电话了”，不料拜登竟对他大吼：“你他妈给我滚下车去。”拜登的同僚中，有些人似乎大半辈子都在打电话筹款——加州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据说哪怕在健身房里骑室内脚踏车，也要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有时就为了筹得五百美元——但拜登几乎从未打过此类电话（他更信奉面对面的演讲沟通）。他痛恨那些人一方面为他写支票一方面对他提要求，因为他无法忍受自己被利益集团挟持或绑架，更不想欠他们什么人情。身居华盛顿多年，但他从不跟固化的上层阶级打交道，而是每晚都会离开国会山的办公室，穿过马萨诸塞大道走向联合车站，然后搭火车回到威尔明顿的家人身旁。2011年3月19日，为纪念拜登对美铁和美国铁路客运的支持，威尔明顿站被命名为小约瑟夫·R. 拜登车站——在拜登担任美国联邦参议员期间，他在本站和华府之间乘坐火车超过七千次，他也因与美铁的深厚历史而被称作“美铁乔”。而拜登本人更乐意自称“普通人乔”，以示与华府权贵相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意味着一种近乎挑衅般的自负和倨傲。仿佛古罗马刚直的保民官或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他无法被收买，因为他不知感恩”。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在康诺顿看来，在整个华盛顿，除了拜登本人之外，没人觉得他有朝一日还能当上总统——而拜登对总统大位的执念和迷思已经变成了政坛广为流传的笑话。但正如康诺顿指出的那样：似乎很少有人留意到，拜登是一名天生的政治家，已在政界摸爬滚打四十余年，他对美国人想要的东西了如指掌，他对总统职位的渴望也远超众人之上。在他身上展示出某种林肯式的悲剧性力量——坚忍刚强、百折不挠——也是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必需的特质和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至2008年间，先后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拜登在宾州威德恩大学法学院执教一门宪法学研讨课，很受学生欢迎，往往一座难求。为了不辜负学生期望，公务繁忙的拜登有时会从海外乘坐专机飞回位于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分校授课。帕克在《下沉年代》中对金融大鳄及权贵政要极尽嘲讽，拜登这一件小事可算得上是例外，或许因为它代表了美国人一向秉持的传统价值观。在行将解体的当下，这种极具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弥足珍贵。

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瑞秋·马丁（Rachel Martin）采访时，针对后者提出关于（美国）国运兴衰是否具有周期性这一问题，帕克认为从某些方面看，它的确具有周期性。最早的衰退出现在建国之后不久，第一代美国国父（Founding Fathers）去世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乌烟瘴气的党派之争，严重撕裂了美国社会。1860年代内战爆发说明美国民主共和制存在“先天不足”，1920年代经济大萧条宣告垄断资本主义是美国社会的“顽疾”，而2008年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应验了这一论断——当然，这并不代表美国社会已无药可救。正如帕克在访谈结束时所说，“即使这个社会具有凝聚力的价值观已经丧失殆尽，但它并非漆黑一团——其光明之处在于它仍不乏生机活力和美好的梦想，就好像《下沉年代》中的人物屡遭挫折却永不言败。当我将目光从名流政要转向我身边的普通人时，心中仍充满了希望。”———借用伟人名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当此下沉年代，且看愈挫愈勇的拜登能否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搭车上路，一个人的八万公里》，金一诺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读金一诺的环球游记《搭车上路，一个人的八万公里》（上海文化出版社，2019年11月），很开心的同时也产生一些思考。二十八个月、六十六个国家、八万公里，搭顺风车上路、以语言、厨艺和勇气傍身，穿越非洲大陆、美洲大陆、丝绸之路……，当然很有吸引力。但这不是仅仅写给驴友的环球攻略，也不是以历史、政治、文化等宏大叙事为框架的文化游记。在我看来它有着相当独特的个人视角和在地叙事方式，是一部非常个性化、非常有生活质感的环球旅行观察与人生感悟相结合的青春叙事，是以“在路上”的姿态对世界与人生的一部探索录。

作者在“写在前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对我来说，环球旅行看世界，似乎是命定的。”为什么说是“命定”？我觉得教育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五岁的上海小女孩随着父亲到了英国，在没有进国内的小学之前就亲历了七个月英国小学的“愉快教育”，回来后对国内的教育模式已经不太适应了。但是她在自己最喜欢的地理、英语和体育课上都得了最好的成绩，这真让我对这三门课程有了新的看法，这的确是命定要走万里路的入门节奏。在高中时知道了Backpacker（背包客）这个词，中学毕业后就去新西兰留学，毕业的时候游遍了北岛和南岛，后来在美国读研究生的两年里与同学一起自驾走了大半个美国。这样的一份教育履历表上写的首先不是学霸或985，而是自由和无畏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读完硕士回国，没有像许多海归同龄人那样选择在上海找工作，而是先后去了海南，以及马尔代夫和印度尼西亚等地边工作边看世界。后来回上海工作两年多，攒够了钱后又去环球旅行。很难相信在这位旅行达人的炼成过程中，教育对她没有起到重要的形塑作用——那绝不仅仅是地理、英语和体育课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教育所赋予她的价值观念、人生理想和个人意志，使她能够自由和勇敢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是正如曹景行先生在“序”中说的，“像一诺那样对外面世界怀有如此强烈兴趣、敢于去实现环游地球梦想的年轻人还是很少很少。”那么，这是否也与教育——学校的和家庭的、社会的——有点关系呢？

一诺的父亲金光耀教授是复旦大学历史学家、著名的人文学者，他给本书写的后记“心随女儿环游世界”很真挚感人，不是一般般的“天下父母心”。他看待女儿成长中的教育问题很值得当父母的思考：应该充分尊重孩子的意愿，给她足够的空间，但他还是要问自己：难道真的可以认为我对孩子的教育是成功的吗？“作为父母，我们当然希望女儿像大多数同龄人那样，有一份稳定的有发展前途的工作，先立业，然后成家。我身边的年轻同事大都是这样的。所以，与身边这些优秀的年轻人相比，我对孩子的教育可以说是成功的吗？”“但是，我自己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及体悟告诉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诺从小就是一个有自己主意的人，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此，她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出发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走完了28个月的环球旅行……一诺最终做成了她自己想做而又有相当难度的一件大事情，成就了自己希望的一段人生。就此而言，我们充分尊重孩子意愿的教育方法又不能算失败吧？”（后记，364页）这当然是成功的教育，而且是极为难得、可贵的成功教育，是让青春的生命在人生道路上自由绽放的教育。

因此在我看来，《搭车上来，一个人的八万公里》所讲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背包客的旅行故事，而更是一个永远走在路上的人生自我教育的故事。金光耀教授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追随着一诺的环球足迹一路“网游”：“她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会就打开世界地图网站和维基网站，及时了解此地的具体地理方位和各种信息，尤其是安全状况。……就这样，一诺行万里路，我‘读万卷书’，增加了对她途径的几十个国家的了解，也获得了许多新知识。”（361页）这也是一种延伸到父母的教育，有这样的孩子真是一种幸福啊!

美国投资精英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在他三十七岁的时候突然决定要环游世界。他把这种探险式的漫游看作是必须在生活中延续的接受教育——“真实地了解这个世界，看清它的真面目。我要站在它的地面上去看，去真实地了解踏在我脚下的这个星球。”到1990年，罗杰斯和他的女友完成了骑摩托车环游世界的计划，前后用了二十二个月的时间。而金一诺只是一个搭顺风车孤身上路的背包客，一个女生在陆路走过八万公里，全程二十八个月走完了她最想走的“三条路”：丝绸之路、穿越非洲大陆和穿越美洲大陆。她说“旅行，就是背着一个移动的家，去体验别人的生活，也学着更好地过自己的日子。”（“写在前面”，第9页）体验与学习，这正是在生活中延续的教育。

在旅途中关注不同国家的教育状况，这与作者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当然有紧密联系。谈到关注教育，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的视角。在巴西，作者首先关注的是大规模的公立大学教师为要求提高待遇而举行的罢工事件，整整四个月，公立大学都停课。她就住在一些大学生家里，了解这是公立大学时常发生的事情，学生在四年本科期间基本上会遇到一次或几次大罢工。罢工过后，之前落掉的课都得再延期补回来。所以一旦遇到罢工，四年内就毕不了业，课时无期限往后延。因此巴西的有钱人会送孩子上私立学校，起码毕业时间是有保障的。另外颇有意思的是，在里约州联邦大学的学生宿舍楼的楼顶上看到有不少帐篷，原来是有些学生支付不起住宿舍房间的费用，学校允许他们在楼顶搭帐篷，一住就是一学期甚至一年。“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93页）作者被巴西人的这种随性的生活方式惊到了，但我更是被学校的这种理解和宽容的管理方式惊到了。

关于伊朗的国民教育，作者讲的这种情况真是出乎意料：“伊朗国民的平均智商可以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大截。……在大城市的中心随便抓一个伊朗人来问，很容易就遇见拥有两个学位的伊朗人。……在伊朗读公立大学，学费是免费的。顶尖的公立大学，例如德黑兰大学，入学要求非常严格。四年大学所有的学费都由政府提供，作为回报，毕业后需要为政府机构或国营公司工作四到五年。工作期满后，你可以免费拿到你的毕业文凭，随便跳槽去别的公司。”（293页）

作为教育工作者，一诺对孩子有一种很深的热爱之情，在她笔下很自然地流露出来。在亚马逊河上，那些黑瘦的孩子开着小船从河道旁冲向客船边，跃跳到客船上兜售自家种的椰子。个个一头及肩长发，大约八岁左右的样子，会替顾客打开椰壳吃椰肉。没多久，河上反方向又来了一只大船，孩子们立马转移阵地，跳回小船去追赶那只大船，那也是回家的方向，他们还会向我们挥手道别。一诺站在甲板上望着他们，“想起了几年前在东非旅行时，铁路沿路的那些山区的孩子们，远远地看见一周两次的坦赞铁路火车驶过，就从家里跑出来，使劲地追，使劲地跑，就是想跑在欠车前面。即使没能保持几秒就被火车赶超，他们也从不停息。直到我能看见他们的最后一秒，那孩子还是在跑着。阳光下小小的身影，笑得那么灿烂。后来回看视频，我才发现他们没有穿鞋。……这些瞬间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是因为他们有两个共同之处：一是纯正，二是当下。此时此刻其他什么都不去想，一心一意做眼前这件事，并且执意把它做好。乐在其中，不管是追火车还是追船卖椰子。”她“放下椰子，对着向我们挥手远去的那些河边长大的孩子们按下快门，挥手再见。希望他们快乐并且富有。”（73-74页）这两段描述都很有画面感，很鲜活也很有爱心。

旅行不再是为了看风景，更重要的是看人，是对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异同的观察和感悟。在阅读中我发现作者对于世界各地年青人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多有深刻的观察，其中或许更包含了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思考。由此我也痛切地联想到国内九零后一代的人生选择与时代的变化，这可能是这部游记中很值得思考、但或许也容易被读者忽视的问题。

“在巴西，一路上听了很多年轻人抱怨政府和总统。到了巴西利亚，更是强烈地感受到了巴西人对政治的关注。不管是在餐馆、酒吧还是街边，都能见到一些媒体上活跃的政治人物、大学生示威组织的‘领头羊’和拿着高薪的政府官员。”（83页）在里约热内卢，作者在中国认识的留学生老贝来接她，发现他变得木讷、沉默，因为回到巴西也有八个月，工作没着落，天天宅家，“‘每天都是时间，但每天也都忙着投无数份简历。’和很多无业的巴西年轻人一样，一直面试，一直待业。”（88页）在亚美尼亚的大学校园，作者在学校食堂遇到一个类似老贝这样的人，从中国留学回来的亚美尼亚青年大卫。聊起来知道他的情况就是“自由职业者，说得好听些，他可能是一个不仅技艺高超能自给自足，还能自由支配自己闲暇时间的成功海归；或者说，他只是一个手头暂时没有一份全职，随地捡一些零活勉强糊口的半待业人员。”（272页）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吗？

在圣保罗的乘地铁，她观察到上班族如何选择提前出行避开早高峰，“看到这么多正儿八经上班又努力想在大城市站稳脚跟的巴西人。手里夹着有质感的真皮公文包的上班族，低头刷着头条财经类新闻；衣冠随意背着大麻袋的外来务工者（秘鲁、玻利维亚人居多），和我一样目不转睛地在闪烁的路线板上找路。在挤满了人的‘地铁罐头’里，居然一片安静，秩序井然。”（100页）这不也是一幅我们京漂一族的速写吗？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她看到青年精英的生活是这样的：维克（她的宿主）是毕业于智利顶尖大学的建筑设计师，智利青年精英的代表，“他的生活，只能用‘很亚洲人’来形容。周一到周五，家里和办公室两点一线。周末，家里和自己开的小公司，两点一线。在剩下的碎片化的周末时间里，他回父母家吃晚饭，然后抽空去爬个山，攀个岩。”（118页）虽然看起来很精英，但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在经济上特别富余，肩上还扛着私立大学昂贵的学费贷款，这几年的青春全都要付还给政府。每天回家基本就是睡个觉。和朋友合办的小公司接的周末私活，去年一年才赚了人民币一万元。“智利的工作一族可以说是南美洲最‘卖命’的上班族。……智利不是我想象中南美洲的样子。不是巴西人那样载歌载舞，也不是阿根廷人那样散漫悠闲。维克的生活模式在智利也许代表不了所有的青年一代，但这样一种忙碌和拼搏的状态，却是我在南美洲待了近半年从来没见过的，着实让我吃惊。”（同上）但“这样一种忙碌和拼搏的状态”可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从送外卖的小哥到在高校“青椒”，累趴之后的过劳死让人听得痛心。如果说到收入水平，“在智利，赚大钱并不需要走名校毕业的套路，也可以不用自己创业，最赚钱的职业竟然是——矿工”；“智利最大的几家铜矿公司都属于国营企业。矿工在智利是一个高收入群体，一名普通矿工的收入可以达到2000至3000美金一个月（还有年底分红)。”（121-122页）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国内现在招不到三千元月薪的农民工，而拿这份月薪的大学毕业生却大有人在，同样令人感慨。

在阿根廷又是另一个反差很大的频道。“在这里，年轻人弹吉他、半夜吃肉吃烧烤都来不及，几乎不会有人主动提起政治话题，我也天天泡在山清水秀的乡下，时间长了，全然忘记在巴西时看到的那些年轻人的愤慨，好像在阿根廷就只有美景和美酒，这个世上没有纷争。过着这样神仙般的日子，就算经济再低谷，还是天天有肉吃（世界上最好的牛肉羊肉），有酒喝。”（112-113页）

各行各业都有精英与草根，可能你会认为在人生选择上似乎没有人愿意一辈子做草根。在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政府规定登山者必须要有当地向导和挑夫陪同。“我问过山导，既然做挑夫这么累，小费只能拿到山导的一半，同样是走一次乞力马扎罗登顶的线路，为什么这些挑夫就甘愿一辈子做挑夫，而不去考个执照转换一下身份。”（202页）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很中国的问题。她的山导解释说做山导需要会英语、会很多知识，遇到情况要会用脑子，要考到资格证才能上岗；遇到重大事故，资格证有可能被注销，需要重新考试后才能上岗。而“很多‘小黑哥’是很懒的，没有长远的职业规划，所以做一个像兼职一样的挑夫，对他们来说是更好的选择。想打鱼就打鱼，想晒网就晒网。”（202页）还有一个例子。作者在印度与瑜伽老师小潘聊天，对方说不想长期离开印度去赚更多的钱，因为“生活里还有很多比赚钱更重要的事，那些才应该是你的根，是你的快乐之源”；“你应该知道怎么做的，成为什么样的人，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357页）听起来像鸡汤文，但是对于很多青年人的人生选择来说是对的。但究竟什么是“根”、什么是“快乐”，恐怕还是一个问题。“想打鱼就打鱼，想晒网就晒网”，这或许也是一种“根”和“快乐”？就是前面说的，干什么都行，只要“乐在其中，不管是追火车还是追船卖椰子。”

读金一诺的这部《搭车上路》，当然会想起其他一些书，还有一些个人经历。比如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1957），旧的那本不知哪里去了，手头这本是最新的译本。一群没有多少钱年轻人，背着最简单的行李搭顺风车上路，没钱吃饭就去打工然后继续上路，一部自传体小说。在路上的凯鲁亚克在船上的厨房做过帮工、在冷饮店当柜员、在建筑当过工人，然后继续上路。真是永远年轻、永远在路上、永远热泪盈眶。可笑的是太多人从未真正上过路，太多人宁愿墨守陈规过着机械般的人生，还要嘲笑那些在路上的凯鲁亚克们是“垮掉的一代”。而他们根本不理睬这些人，“他们从不疲倦，不会说半句陈词滥调，而是燃烧、燃烧、燃烧，就像……所以人都在惊叹：‘哇——！’”（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陈超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第9页）谈到所谓“垮掉的一代”，我想起一段经历。二十年前我和广州电视台“穿越梦幻大地”自驾越野拍摄组穿越澳洲大地，专门去过新南威尔士州最东边的一个叫林宾（Nimbin）的地方，一个隐藏在丘林之中的小镇。那里是青年造反者最后的乐园，到处是涂鸦和大幅招贴画，图像古怪，色彩鲜明。年轻人聚集在酒吧里吹拉弹唱，街上到处都可以见到年轻的背包族来来往往。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不少从学生造反运动中走出来的青年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我看到的一些图片反映了那时的生活情景：开放的生活，在河流中沐浴、裸泳，在草地上一边晒干身体，一边读书。我参观了一间玻璃工艺品工厂和一间服装学校，都有一种乌托邦的社会实验性质。镇上有一家政府出资的电台，但是工作人员都是自愿者。没有门卫，没有传达室，工作时只有两个人，设备简陋，但却是当地的社区文化建设中枢。这正是我们曾经想像的那种政府部门，看来是不折不扣的乌托邦，但在这里实现了：它属于政府，但是由人民自由地运作……

又比如简·莫里斯（Jan Morris）的《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The World： Life and Travel 1950-2000，方军、吕静莲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作者在“序言”中说：“我本性是局外人，职业是旁观者，倾向于做孤独客，我这辈子一直在看事物和事件，观察它们对我自己的特定感受力的影响”（第9页）。一辈子在行走中观察和书写，这不也是所有背包客的愿望吗？

还有罗瑞·斯图尔特（Rory Stewart）的《寻路阿富汗：在历史与现实之间》（The Places in Between，2004，沈一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该书讲述他在2002年抓住一个历史性的短暂机遇徒步穿越阿富汗中央山地的经历。在路上他不仅要面对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和身体遭受的种种病痛折磨，还要冒着在动乱中被射杀等各种危险，但他坚持徒步行走，就为了在最微观的视野中记录下在地缘与文明的夹缝中挣扎的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生存状态。作者说，“我希望这本书流传于世，并不是因为他内含的国际和政治隐喻，而是被当作一种经历的纪录，发现它在最地方性的、最个人性的方面的深层意涵。”（342页）最后这句话，也正是我在金一诺这本书中所看到的。

写攀登乞力马扎罗山那一节是全书中最有惊险镜头的部分。2012年作者第一次来非洲曾经在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马兰谷村晃荡过一阵，离开的时候知道自己一定会回来、会爬上去。于是就有了4年后这6天的“威士忌路线”之旅，“一场不记名的淘汰赛”。谈到乞力马扎罗山，谁没有读过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山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谁不知道在山的西高峰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这也是我一直想不清楚的问题，但是那个画面总是如在眼前。“……我看着他们被抬下山去。可无尽的黑暗和一直呼啸在耳旁的风，一度让我深陷在绝望和无力的深渊。靠着不断的‘自我诱导’，我激发出自己最后的那一丁点儿体力。”（207页）“最后这段的挑战，就是要克服5700米上的高海拔行走带来的种种‘虚幻、晕眩的新鲜不适感’”；最后，“5895米！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欢迎你！”（210页）作者描写同伴峰哥遭受生命危险，“生命的脆弱和无常没人能预知”。（214页）这让我想起自己有点类似的经历和体验。1999年9月24日，中秋节晚上我们驾车到达珠穆朗玛峰登山大本营，在一片乱石滩上搭帐篷露营，在呼啸的寒风中抖抖索索地吃了一罐八宝粥和两个月饼，然后每人轮流用卫星电话向家人报平安。在帐篷里刚躺下，队员小黎说他头痛，不敢睡，“真怕睡了就永远醒不来了”。这话使我也有点发怵。虽然经过十多天的高原跋涉，已经逐步适应了缺氧和寒冷气候，但毕竟是第一次在海拔五千两百多米、气温不断下降、风力也在增大的情况下露营。后来还是困倦占了上风，进入了恍兮惚兮的梦境。第二天早上醒来，睁开眼睛看到外面的亮光，第一个念头就是“还活着，多好！”然后马上在帐篷外录制我的“读书节目”，谈的是乔恩·科莱考尔（Jon Krakauer）的《进入空气稀薄地带——珠穆朗玛峰攀登灾难亲历记》（Into Thin Air，1997；现代出版社1999年）。为什么要去攀登珠峰？1924英国著名的登山家乔治·利·马洛里（George Leigh Mallory）在回答一位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时回答∶“因为它在那儿！”这是珠峰攀登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登峰者就像受诸神惩罚的西西弗——只要它还在那儿，这一切就是永无休止的过程。加缪说“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的神话》）马洛里在当年的登峰中死亡。他不是那种狂热的非理性主义者，而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唯美主义者、具有明显浪漫气质的理想主义者；最令我神往的情景是，他和同伴在珠峰的帐篷里高声诵读《哈姆雷特》和《李尔王》的章节。

曹景行的“序”最后说：“一诺不会就此停下脚步，写完这本书一定又要去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不知道她会不会就这样终生‘背着移动的家’，只是希望能够一本接一本看到她的新书，越写越深入。”我不仅是希望，而且相信肯定会继续看到她写的新书，看到她不断在世界地图上标注的“移动的家”。

《使人成为有德之人——公民自由与公共道德》，[美] 罗伯特·乔治著，孙海波、彭宁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11月出版，407页，68.00元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成为一个有德之人，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期许，更是这个我们赖以生活的世界中根深蒂固的价值。可惜生活中我们往往不能如愿。当老人抱着孩子走进通勤高峰时的地铁，疲惫瘫坐在座位上的我们总是在挣扎要不要立刻让座；看到四下无人的十字路口，即便是红灯我们多半也会觉得直行不停没有任何问题；明明知道家里的父母期盼着假期与自己团聚，可还是忍不住和朋友订好了飞往新马泰的旅游机票；心里清楚世界的某处正有人由于饥饿而挣扎在生命线边缘，但我们还是喜欢在周五的晚上约好朋友大快朵颐，饕餮之后残羹冷炙剩满一桌；口中承认捐资助学是项善举，可我们还是更愿意用一个月的工资购买最新的苹果手机，甚至不惜分期付款……

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有无数时刻稍稍偏离了道德的正确轨迹。可我们是否有权主张这种轻微的偏离是我们的一项权利，他人特别是国家不得干涉？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规范——法律——是否可以禁止我们的任意，通过刑罚的威胁或惩罚，让我们重回道德的正轨，一板一眼地走下去？

当代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乔治（Robert George）初版于1993年的《成人以德：公民自由和公共道德》（Making Men Moral: Civil Liberties and Public Mor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中译本题为“使人成为有德之人——公民自由与公共道德”）一书，即是对上述问题的系统探讨。他希望通过复兴亚里士多德-阿奎那所代表的“至善主义”（perfectionism）传统，保护个人自由的同时，又维护当代社会中由于自由主义泛滥而饱受侵害的公共道德。在此意义上，他的学说既是美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理念在当代法律与道德领域的映现，又是这种思潮与自由主义多元价值的一次调和。于是，关心乔治教授的论断，不仅是挂怀抽象的法律理论如何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改进这个世界，更是操心在共识日渐稀薄的当下社会氛围中，不同立场之间如何能够有效沟通与对话；而分析他的论述，则不仅有助于我们剖析他在视个人权利为生命的自由主义，与重视社群价值的至善主义保守传统之间的调和是否成功，也有助于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厘定道德与法律的重重纠葛。

《成人以德：公民自由和公共道德》英文版封面

至善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忧虑

在乔治看来，至善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思想传统：它往往认为我们的共同体不仅如自由主义传统所认为的那样，要满足其成员在温饱与安全方面的基本所需，还要使之具备德性。简言之，共同体不仅关注其成员的基本利益，还关切其道德福祉。具体来说，发挥维系共同体功能的法律，不仅有定纷止争的作用，还可以“辅助”人们变得更加道德。之所以说法律只有辅助作用，是因为人类意志之外的任何事物都不会增进人们的道德——一个人具备道德，就是说他会自由地选择去做道德上正确的事物，而非受到强迫或引诱如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法律可以在如下四个方面增进个人与共同体道德：（1）阻止人们选择沉溺于不道德行为的自我堕落；（2）阻止会诱使其他人模仿同样行为的坏榜样；（3）有助于保护道德环境，进而（4）教导人们在道德上的是非观念。总体来看，在最低限度上至善主义想要表明，我们的共同体与法律并不是中立的，它总会赞成会反对某种价值或立场，这令它会对人们在道德上的某些选择持支持或允许态度，但又对某些选择加以否定或禁止。这种态度进一步使得法律在间接意义上影响了人们对于共同体，及其所尊崇价值的态度与行为。

不消说，这种立场会遭到源自西方自由主义阵营的严重怀疑。在自由主义看来，共同体的目标是为其成员提供基本安定与和平的秩序，保证其生存基本所需。在成员福祉与道德上的沉默，并不是自由主义共同体的弱点，反而是其美德：唯有如此，共同体才是足够多元的，才可以容纳每位成员的自主选择和目标。这既保证了他们的平等，又维护了他们的自由。这两者正是自由主义视域下认为人之为人，或人之尊严中最重要的要素。这一立场源自笛卡尔与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传统的翻转颠覆：笛卡尔以彻底且激进的怀疑打消了一切既定的宇宙论和目的论，它们再也无法为人类提供为之奋斗的先在目标；霍布斯则将恐惧深深植入现代人的底色——无论是对同侪相争的恐惧，还是对状似利维坦的主权者的恐惧，都使得人们明白，社会与国家是人为建构的，而非源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自然或第二自然。因此，出于至善主义可能带来的后果，自由主义主要有如下三重忧虑。

其一，如果说共同体及其法律不是中立的，而是特定道德立场的体现，这是否会导致多元性的丧失，进而使得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只有一种声音？在这种情形演化为极致的时候，是否意味着现代各国宪法中确立的、来之不易的各项自由权利丧失殆尽？

其二，如果说共同体及其法律支持特定道德立场，进而鼓励或允许持有相似立场的公民，反对甚至惩罚与之立场不同的公民，这是否意味着共同体违背了平等关切每位公民的承诺，使公民得到平等对待的道德权利受到侵害？

最后，如果说共同体及其法律具有特定道德偏好，这难道不是意味着它们已经为公民选定了应当追寻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这是不是说每个公民无法自主选择或决定自己的人生，他们的个人自主权（autonomy）受到了侵害？

可以说，任何基于至善主义的学说都要回应这三重忧虑，因为现代性是我们这个世界必须面对的现实，它既是历史的（由一系列物质变革产生），又是哲学的（由一系列思想更迭出现），我们并不能单纯地以 “回到古典”来应对，否则便是一种逃避。在这一点上，乔治显然保持了法学家头脑的敏锐与清明，他意识到阐发自己学说的关键便是应对这三重忧虑，因而本书更多是驳论性的，通过批驳对立学说展开自己的观点。正是因为如此，把握乔治的思想也殊为不易——他往往长于在不同学说间调和穿梭，而对自己立场的勾勒则稍显简略。我们先来看他构建自己学说的第一步：对至善主义批判性的继承。

至善主义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

在回顾传统时，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需要秉持克罗齐对待黑格尔的态度，那就是从当下出发考察其中活的与死的东西。乔治显然也要对至善主义传统做此剖析。但这并不简单。按照以赛亚·伯林的说法，至善主义其实是“西方思想的核心传统”（19页，本文所标页码系英文版页码）。这一传统内部无疑存在各种各样的纷争，但却秉持着一种一致性，即“优良的政治与善法不仅渴望确保人们的安全、舒适与繁荣，而且也想要人们变得有德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剖析这一传统的代表性学说则能起到化繁为简的效果。于是，亚里士多德和他最著名的评注者阿奎那进入了乔治的视野。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任何一个不是徒有虚名而真正无愧于城邦之名者，必须以致力于实现善德为目的”，“否则的话，政治的联合只会沦为一种同盟而已……政治联盟存在的目的并不在于社会生活，而是维护一种良善的行动”（21页）。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美德与一个人的自然本性（nature）或品格（character）有关，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指出有些人生来具有美德，但有些人却生来依靠激情生活，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高贵与快乐，只是追逐着自以为的快乐。

亚里士多德

要想使这些天生并不具备美德的人能够过上具有德性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并不能够依靠单纯的道德教化，因为当激情主宰理性的时候，理性论辩总是徒劳无益的。这就使得一种具备德性的共同体生活变得必不可少。法律因之能够对缺乏德性之人施以强制，通过外在强力约束，使得他们具备德性。这呼应着柏拉图笔下人与城邦之间的同构：具有怎样灵魂构成的公民，自然就有怎样的政制与城邦特征；反过来，政制与城邦特征又深深影响着它的公民。

我们可以将亚里士多德上述讲法视为对于刑罚正当性的阐释，但乔治认为更好的方式，是我们将之理解为亚里士多德在强调社会环境对于个人德性培育的重要性。借助法律的强制力，城邦将其珍视的道德价值贯彻于公民之中，让每个人的行为都向此价值收敛，特别是使激情主宰理性之人的理性逐渐夺回“灵魂的高地”。在此意义上，法律不仅有助于社会道德生态的确立，同时也是一种公民教化方式，许多人由于法律强制而逐渐意识到或发现自己的自然本性（理性），进而产生对道德价值的尊崇敬畏，这便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人之为人的第二自然。

但从当下的角度反思，亚里士多德这套学说不无问题。如乔治所言，我们可能并不具备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共同自然本性，我们的人生也并不都是朝着同样的目的进发。这种以自然哲学宇宙论为前提的目的论图景，早已不适合理解现代人。更何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许多人生来便不具备德性，这也有违现代社会人人平等这一价值理念。但更重要是，乔治认为，道德是一种反思性的善，这意味着我们要完全基于自己的意志选择去做符合德性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希望通过法律强制而使人们具有德行的想法难免落空，因为外在强制往往只能带来人们行为符合道德要求，却未必能够使人们内心真正接受和尊崇德性。最后，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言及他笔下的城邦是否会尊崇多元价值。这是乔治认为古典至善主义传统中一直回荡的一个顽疾，即便在阿奎那这里也没有得到解决。

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持有同亚里士多德类似的看法，“……保障他人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我们就有必要通过使用强制力和恐惧加以威胁来限制其恶行”（29页）。但不同于亚氏，他认为每个人的最终目标或终极善不是实现自己的自然本性，而是获得上帝的神圣福祉，这是教堂得以存在的理由，也是政府得以存在的依据。国王应当通过自己颁行的法律来促进人们的善行，使得人们能够获得这一福祉。同时，阿奎那注意到，人类律法与神圣律法不同，因为大多数人在道德上并非尽善尽美，所以人类律法并不是禁止一切恶行，而只是禁止一些为大多数人所尽力避免的较为严重的恶行。他进一步指出，法律若想服务于共同善，就一定要“契合一国的风俗”（32页）。简言之，法律并不要求人类完美，而是强调与人的实际境况相契合，并不会强人所难。

阿奎那

乔治认为，亚里士多德与阿奎那所代表的至善主义传统虽然在维护共同善方面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但却一直未能对善的多元性加以系统论述。这里的“多元性”乔治采取了相对温和的立场，也即没有像当代自由主义者那样将多元主义同相对主义划等号，而是如以赛亚·伯林一般，强调多元性不过表明了每个人并非任由自己自然本性的摆布，而是能够以或好或坏的方式调整自己。“人们以不同方式将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在不同价值的基础上作出不同的选择和承诺，并且这些价值为选择和行动提供了不同的理由。”（39页）从这个角度出发，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论点都包含有某种粗糙的精英主义倾向，他们似乎都认为：人类并非生而平等，德性往往源自天生且与其身份地位密切相关；这些社会中的精英群体所推崇的价值或生活，才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应效仿和追求的。这不仅忽视了多元价值的存在，也忽视了针对同一价值人们可选择的多种不同实现方式。

但即便如此，至善主义在当代仍有许多价值。首先，它虽然主张国家与法律不是中立的而是某种道德立场的体现，但却并不主张国家和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对不道德行为加以禁止。因为一些行为虽然从道德角度来看是不被允许的，但基于审慎理由（比如，禁止这类行为的成本比较高昂，禁止该行为对人们自由的损害较大等）我们可能并不一定有必要禁止它们。因此，法律依旧是法律，道德也仍是道德，两者并不能够彼此混同。

其次，至善主义强调国家与法律在维护公共道德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也承认就维护公共道德而言，家庭、教育以及其它社会制度同样必不可少。国家与法律不是维护道德的唯一工具，甚至也并非第一工具。它在促成人们具备德性的过程中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因为它之所长在于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与氛围，为人们的成长与人生选择提供有助于德性养成的总体框架。

最后，至善主义传统承认法律并不会让我们更加道德，因为法律及其所代表的国家强制力都是推动我们行为的外在因素，而道德则是一种反思性的善，也即我们要从自己意志出发选择道德上正当的行为。简言之，是我们自己而非法律与国家，才能让我们更加道德。

多元至善论的总体框架

在对至善主义传统加以批判性继承后，乔治将围绕自由主义提出的挑战在法哲学论域中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如前所述，自由主义传统首先担心至善主义传统压制多元道德立场，这在法理论中体现为哈特-德弗林有关法律能否强制执行道德（法律道德主义）的争论；其次，它担忧至善主义传统会损害人们的道德权利，这在法理论中体现为德沃金对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剖析，以及沃尔德伦对我们错做事权利的辩护。最后，它忧虑至善主义传统会阻碍个人自主权的实现，这在法理论中体现为罗尔斯与拉兹有关个人自主权的论证。《成人以德》这部作品的主体便是对以上三重忧虑的剖析。我们现在来依次简单看看乔治在这些议题中持有的理论立场。

1. 至善论与道德多元

1957年9月，约翰·沃尔芬登（John Wolfenden）爵士向英国议会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他在其中指出，成年人之间彼此同意的同性性行为不应再被视为犯罪，因为这属于私人道德领域的事物，法律不应干涉。这份著名的《沃尔芬登报告》引发了当时英国高级法院法官帕特里克·德弗林（Patrick Devlin）的强烈不满：他认为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我们的任何行为都具有公共意味。一种行为如果严重导致社会主流意见不满，那么它就具有可责性，法律也应加以禁止。在此意义上，在道德中放任同性性行为，就如同在政治秩序中放任叛国罪一样，最终会引发社会崩溃。

《沃尔芬登报告》

德弗林激烈的措辞使得时任牛津大学法哲学教席的哈特（H. L. A. Hart）非常不满。他立刻撰文同样严厉地驳斥了德弗林的观点。在他看来，德弗林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首先，道德崩溃是否会导致社会崩溃，我们应当从经验层面加以验证，而非简单加以断言。其次，我们的社会中不仅存在实证道德（既定的传统风俗与习惯），还存在批判道德（我们运用理性对实证道德加以评判和分析）。德弗林没有理由认为一种行为只要不为主流意见接纳就要受到法律制裁，更没有必要危言耸听地说一种非主流行为会导致社会的崩溃。不过哈特也指出，德弗林的整体立场虽然不可靠，但如果我们把他的看法理解为一种保守立场，也即社会中一部分群体对既有的道德价值与行为模式具有期待利益，贸然改动会使之无所适从，那么德弗林的学说也不算太过荒谬。

哈特

乔治认为哈特的立场并不正确，因为他依旧坚持存在着国家法律不可介入的私人道德领域。但无论哪种道德都不可能完全与他人无关。在此意义上，德弗林的学说显然更符合直觉。但他从两个方面修正了德弗林的学说。其一，法律并不是可强制任何与主流道德相悖的行为。具体哪种有违道德的行为需要受到法律规制，要满足两个要求。一个是理性的要求，即该行为违背的道德必然为真，而非我们不经反思的观点态度；另一个是有充分的审慎性理由支持我们通过法律强制实施该道德，比如，对色情文学的严厉管控并不应阻碍艺术创作或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其二，德弗林有关道德崩溃导致社会崩溃的看法并不是一种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而是一种譬喻修辞，它指的是当一个社会的主流道德瓦解后该社会中成员间的凝聚力会下降。此时人们虽然彼此生活在一起相安无事，但人与人之间的伙伴感或亲密感不再，颇有同床异梦的味道。乔治因此认为一种源自至善主义的法律道德主义并不必然排除道德多元主义，我们不必因为法律实施道德而担心它会成为压制我们的手段。

2. 至善论与道德权利

有关至善主义与道德权利，乔治通过剖析德沃金论述平等权、沃尔德伦论述做错事的权利加以阐释。德沃金是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典型代表，他坚信国家与法律应当在道德立场上保持中立，因为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得到国家平等对待和关切的道德权利。如果法律秉持特定道德立场，就会有违公民的平等权。概略来看，他提出两种论证来支持这一点。

在早年著作中，德沃金认为一个国家的立法是以政策为导向的，在功利主义指导下选择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但是一个国家的司法却是以原则为导向的，以保护个人权利为鹄的，裁判时并不能出于功利主义原则而伤害个人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讲，从结果出发的功利主义论证并不能证立国家有理由通过法律干涉个人选择。这一论断虽然富有魅力，但乔治认为德沃金夸大了立法具有的功利主义色彩。立法者需要针对多种目标和价值加以权衡，但这些不同的目标与价值往往是不可通约和测度的，因此并不存在德沃金意义上功利主义式的单一的立法目标，而更多的是各种社会成员利益的综合。此时，我们通过执行法律来实现法律目标，也即保护社会成员的利益，其实无可厚非。

德沃金

在稍后的作品中，德沃金又提出新的论证。他认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国家与法律应当尊重这种平等。乔治则认为，法律对个人价值的尊重，是尊重人之为人的价值，是尊重他们作为理性个体能够拥有做出自由选择的能力，以及具有独特的人类善好。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应当尊重人的一切行为与选择。当人们由于情感偏好、意志薄弱等因素影响了理性能力与实现善好的能力，法律无疑应当出手干预。因此，至善主义并不会同公民的平等权利相矛盾，反而是实现该权利的一种途径。

有关至善主义和道德权利的另一重关系，就是我们是否拥有做错事的权利，它意味着一件事虽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是法律干涉我们不去做这件事，同样也是不对的。如前所述，乔治认为在道德层面我们并没有这种权利——一件事在道德上受到负面评价，就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去做；但是否阻止别人去做，则不仅涉及道德因素，还与一系列其它理由相关。比如，干涉这种行为会导致其它更为重要的义务无法履行，或者它会对第三方带来严重损害，抑或会导致执法机构陷入腐败等。当这些道德外理由的力度强过道德因素时，我们便没必要干涉有违道德的行为。因而至善主义并不承认我们具有做错事的道德权利，但并不是要牢织一张铁网将我们束缚在道德教条之下；相反，它具有高度灵活性，使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必事事上纲上线。

既然至善主义不会影响道德多元立场，也不会有违我们的道德权利，那它是否必然侵害我们的自主权，使得我们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呢？

3. 至善论与自主权

并不会。乔治发现，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者在论证个人自主权时，背离了这一词汇在康德学说中具有的道德客观性意涵，而将之理解为个人主观偏好的产物。在康德眼中，个人自主意味着在先验领域个人为自己立法，该法则不仅是个人行为的准则，也是依据理性得出的普遍原则，能够为所有人接受，每个人既是立法者又是该律法的遵从者，理性、权威与自由因此得到调和。如果说自由是康德学说的拱顶石，那么自主便是康德以降自由主义传统的至高价值。但问题在于，康德学说与罗尔斯颇具代表性的契约论自由主义存在根本差异。康德论述的是先验自由，是实践理性视角下基于自由的悬设，来考察我们的行动如何展开、社会何以可能等问题。罗尔斯虽然提出了无知之幕与原初状态的理论装置，模拟了类似于康德意义上的先验世界，但究其本质，其学说内含着某种博弈论要素，旨在通过程序性控制，使原初状态下基于自利的各方能够达成一致，选择出彼此认同的道德。这就在相当程度上主观化了个人自主权这一价值，个人自主不再是康德笔下理性律令的要求，而是基于个人偏好的选择；基于个人自主权获得的结果也不是理性的必然，而是基于个人偏好的偶然。此外，罗尔斯虽然主张原初状态的参与者，除了基本理性外不再有其他预设，但却悄悄偷运进自由主义传统下的个人主义价值。简言之，他的学说距离理性和客观性太远，但却距离感性很近。这让他及基于他的当代学说，误解了个人自主权的意义，也误以为自主权与至善论存在矛盾。

犯有类似错误的还有约瑟夫·拉兹。作为自由主义阵营内的至善主义代表人物，他与乔治持有类似观点，都认为该传统若想在今时今日依旧发挥作用，就需要承认善的多元性。他指出，“存在着诸多彼此并不相容但都具有道德价值的生活形式”（164页），这意味着，有价值的选择或个人自主权依赖于我们所说的“社会形式”，它包含着各种选择与允诺，我们“必须要根据这些选择与允诺的道德合理性来对之加以判断”（165页）。因此，拉兹也将个人自主权等同于个人选择权，认为这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构成性特征。但在乔治看来，个人自主权或许难当此重任：个人选择虽然重要，却未必构成我们行动的终极理由。只有符合实践合理性（practical reasonableness）的选择，才是终极行动理由。简言之，自主权应当从属于实践合理性，以此保证我们的选择符合客观与理性的道德价值。因此，至善主义并不必然与个人自主权冲突，毋宁说它希望的是将个人自主权所具有的偶然与任意规训于实践合理性的客观与理性之中。

拉兹

以上是乔治对多元至善论总体框架的阐发。从实质观点来说，乔治的思考当然不无可商榷之处。除却有关具体人物学说的评判外，可能比较重要的问题包括如下方面：它强调的既尊崇共同体价值，又尊重个人权利的立场，或许更加接近现代社群主义学说，而与古典至善主义稍远；他所倚重的实践合理性概念，在具体意涵上与康德意义上的自主是否有所不同，也有待进一步澄清；他强调我们秉持的道德价值不仅多元，且具有自明性与客观性，或许多元与自明性容易理解，但如何证明我们秉持的价值是客观的呢？这种有关客观性的确信，是否能够逃过笛卡尔笔下的那个喜好变换模样的魔鬼？这些问题其实都有待进一步思索。但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承认，乔治成功地让我们以更深邃的目光凝视美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保守主义思潮，这对今天来说尤为重要。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这部著作的形式方面，看看乔治在本书中呈现出的学术风格。

告别干瘪的法哲学

《成人以德》无疑是一部关注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著作。法哲学中往往在如下三个层面展开有关两者关系的讨论。首先是经验层面：各国法律的发展是否受到道德的影响，法律内容实际上是否包含道德要素？其次是概念层面：当我们判定一条社会规范是否属于法律时，是否必要要援引道德要素作为判准？最后是义务层面：我们是否应当遵守法律这个问题，是否与道德义务相关？

可以说自哈特以降的法哲学主要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论辩，且尤以后两个问题为甚。有关它们的学术分析，无疑也曾产出了巨大成果。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法哲学发展至今天，这三个问题似乎排他性地成为这门学科的关注对象。法哲学家穷尽毕生精力，似乎就在讨论法律的概念、法律与道德关系，用尽各种哲学技巧，试图表明法律与道德必然无关抑或有关。这些精细但又繁复、深邃却也晦涩的哲学思辨和技术词汇，不仅让初学者感到困惑，就连常年浸淫其间的学者也觉得难以把握。这些堆叠的术语和一遍又一遍被法哲学家引述阐发的文本，好像形成了一个高高的门槛，它告诉世人：这个门槛里面是一个不容玷污的纯粹圣殿，门槛之外一些自称法哲学甚至法理学的研究都是不纯粹的。而运用这些术语和操持这些文本的学者，仿佛是这个圣殿的卫道士，他们骄傲而自得地宣称：你们看，只有我的研究才配叫“法哲学”。

可是圣灵仿佛已经离开了这座辉煌的圣殿。无法掩饰的事实是，法哲学距离法学越来越远，但又没有跟上当代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在形而上学、真理论，以及语言哲学等领域的发展步伐。越来越抽象的法哲学在失去对现实问题解释力的同时，仿佛也未呈现出足够的理论广度与前瞻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乔治的著作凸显出超越理论论辩的意义。他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抽象思辨，具体化为国家及其立法是否，以及如何强制实施道德的问题。这不仅为法哲学中有关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讨论补足了重要的一环，也将法律理论同更为广阔的政治哲学背景关联在一起。无论本文归纳的乔治的核心立场是否成立，他的写作无疑都表明，法哲学不仅是哈特、拉兹、德沃金，不仅是《法律的概念》《法律的权威》《法律帝国》，还包括整个思想史中一切可为今时今日所用的有关法律的论断与学说。这些理论资源并没有让圣殿变得虚无，只是实在地指出卫道士所拜的不过是偶像而非真神。

此外，本书将分析哲学进路与对思想史资源的创造转化融为一体。通过在不同理论资源和学说立场之间的牵引关联，乔治笔下的法哲学不仅如一些法哲学者所认为的，是对法律现象的直白描述，还是一种叙事和述说。它告诉我们，那些在今天教科书中被归纳为一个个命题的论点，具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关切，又对今天具有何种启发。在此意义上，他也让我们发现，法哲学也可以是一种尝试性的沟通与理解，我们面对文本努力地重构作者试图表达的观点，不（仅）是为了批判，而是想听一听与我关心同一问题的人们在想些什么，对于发现事理中本身包含的是非曲直又有何价值。在此意义上，重视本书的风格与关注法律是否能使我们更加道德同样重要，甚至在当下来说更加紧迫。

《谷林锺叔河通信》，夏春锦、周音莹、禾塘编，文汇出版社即将出版

一

在收集和整理《锺叔河书信初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2月版）的时候，我们发现锺先生与谷林先生之间的通信基本都有留存。又因了书信初集本身体量已较大，遂萌生了将两位先生往来书信单独编成一集的想法。经与锺先生和劳谷林女士（谷林之女）沟通，此议便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这个样子。

我本人一直比较偏爱阅读古往今来的名家书信，以为那是最能见出写作者真性情的好文章。正如知堂老人所言，书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此集中二老的通信始于1986年8月3日，终于2004年10月9日，前后跨越十八个春秋。其中谷林方面二十三通，锺叔河方面三十四通，合计五十七通，均属首次全文披露。这些书信因为作于相对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仅记录了两人的交谊，还从一个恰当的角度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知识界的思想状况和出版事业逐渐走向繁荣的事实。为此我忍不住要多说几句。

二

关于两人的相识，其缘在书是不言而喻的，话则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锺叔河编的“走向世界丛书”说起。此丛书面世后，在学术界率先引发热烈反响。当时已在读书界声名鹊起的《读书》杂志也以其敏锐的嗅觉自觉地关注起这套书。据锺先生回忆，当时《读书》的一位编辑来信约稿，不久后就于1981年第十二期的卷首推出了“关于‘走向世界丛书’”专题，刊发了戴文葆的《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课题》和锺叔河的《“中国本身拥有力量……”》。谷林因与陈翰伯、倪子明、范用等早已熟识且过从甚密，待改革开放初期陈翰伯等人发起创办《读书》杂志，倪子明被调去做副主编，谷林亦随之成了《读书》的义务校对和编辑。正是有了这一层因缘，谷林开始关注到锺叔河其人其书。

而据现存的书信可知，两人在通信之始主要谈论的则是知堂老人著作的编辑与出版之事，这才是他们的“同好”。据陈子善《关于新编〈周作人集外文〉》一文介绍，1949年至改革开放期间，周作人在大陆出版的著作屈指可数，而且作者只能署名周遐寿或周启明。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周作人的著译才被逐步解禁。八十年代初，湖南人民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先后印了《周作人回忆录》（内部发行）和《周作人早期散文选》（许志英编），成为“报春第一燕”。直到1986年，已调任岳麓书社总编辑的锺叔河继“走向世界丛书”之后，又将视线聚焦到了周作人著作的编辑出版上，特别是《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的相继推出，“在周作人研究界和读书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就在1986年8月3日锺叔河给谷林和秦人路的第一封回信中，锺叔河就他们关心的一系列有关周作人著作的问题进行了说明。信不长，迻录如下——

人路同志并请转祖德同志：

《木片集》即《草叶集》即《鳞爪集》，是最后改定的名字，我所据者为周氏手校打样复印件，只有百二十面。

我正在约黄裳先生编《周作人集外文编》，大约在一千首以上，《木片集》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罢了，此书大约今冬可发排，明年出书。

《知堂序跋》已付排。《日译〈骆驼祥子〉序》已收入，此外还收了集外序跋数十篇，为《知堂杂诗抄序》《〈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等等。因为新的集外文不断出现，陆续送工厂插入排字，很费唇舌。好在我在当右派时当过两年排字工人，和工人打交道还有点办法。上个月拿到稿费，即私人请排字师傅吃了一桌二百八十元的酒席，师傅们也很讲“义气”，总算接受了我的不情之请。

《书房一角》《秉烛后谈》寒斋俱有收藏，《清明前后》恐未别集印行，关于这个题目的详情，乞拨冗见示。

锺叔河

8.3

此札虽短，但历史的信息颇为丰富。信的开头先解释了《木片集》书名的出处，继而相告正在约黄裳编《周作人集外文编》。信中虽明示发排和出书的大致时间，但最终黄裳并未应承此事，而是改由陈子善完成了这个选题，即1988年岳麓书社出版的《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和《知堂集外文·四九以后》。接着又告知《知堂序跋》的付排及其相关内容，最有意思的当属“私人请排字师傅吃了一桌二百八十元的酒席”，师傅们于是很讲“义气”，总算接受了锺叔河陆续将新发现的集外佚文插入排字的不情之请。此外，从此信的上款推测，谷林或许就是经由秦人路的介绍才与锺叔河开始通信的吧。

随着来往的增多，彼此的了解因之而逐渐加深。锺叔河每有新书印出都不忘寄赠谷林。谷林也投桃报李，除了回赠自己的著作外，更是为锺叔河提供了不少周作人的佚文和《老虎桥杂诗》手抄本等珍贵的资料，这些无不令锺叔河心存感念。锺叔河在收到谷林提供的《老虎桥杂诗》手抄本后，于1987年3月26日的信中就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兴奋和感谢，他说：“除了提供了‘杂诗抄’以外的三十多首诗外，还帮我校正了‘杂诗抄’的一些误字”，“从今年一月以来，这是唯一使我高兴的事”。 

三

在两位老人的通信中也不可避免地提到老和病，愈见彼此的关怀，不少细节是过去我们所不曾知道的。比如谷林在1992年9月23日致锺叔河的信中说：“去年九月也曾接到一封赐札，见告尊恙情况，时以为怀。”谷林所说的是锺叔河1991年9月25日写给他的信，信中说：“大著当时即已奉到，不知何以竟未申谢，也许是病的关系。贱疾为‘出血性脑梗塞’，已发作三次，一次比一次重，肯定必死于此，倒也有一点好处，就是其来毫无前兆，一来就人事不知。其实已死过三回了，不过都‘假释’出来了而已，何时正式‘收监’，则还不知道。”从字里行间依然能感受到锺老的那份豁达与风趣。其实，晚年的谷林也同样疾病缠身，他于1995年6月11日致锺叔河的信中就说：“我在四月份住了廿几天医院，切除胃溃疡，以及溃疡面上的癌肿点五处，手术经过顺利。出院后继续注射抗原体，手术医师提出过化疗，我踌躇未定，先改找中医服汤药，再观后效。现在恢复尚属良好，只是显得虚弱，走路腿发软，坐着则无所苦，无碍读书，已属万幸。”锺叔河得悉后，立即驰书宽慰：“知贵体违和，万望珍摄。医生既建议化疗，还是得认真听取医嘱。我有位女同学，八二年即确诊为乳癌，手术后好了几年，八九年发现转移，之后即坚持化疗，每年二次，至今生活如常，每月至少到舍间找内人谈笑半日。同楼还有位老同志，今年已六十八岁，八四年确诊为肝癌，到上海长海医院切除病变部分后，即坚持化疗，亦至今无恙，每天种花养鱼，精神甚好，唯头发脱落稍多耳。此二例可见癌并不可怕，何况尊体不过溃疡面上有疑似之处，发现和切除都比这两位更早，如果遵手术医师之嘱，继续施治，必可早日彻底康复也。”真情所至，言语熨帖，怎不令见者动容。即便有病痛缠身，两人的书事交流并未因此而终结。他们的话题从周作人延伸至曾国藩家书、“人人袖珍文库”“开卷文丛”、《念楼学短》等更多方面。谷林也一如往常，书慰平生，仍以读书校书自娱。就在以上谈病情的同一通信中，谷林写道：

“杂写”上署有“责任校对”的名字，出错罪无可逭。我见书后，先发现一个错字（P87）和一个标点（P93）。后来一位友人指出还有一个错字（P194），我乃重看一遍，才发现一三九页上还有一个错字和一个标点，已寄出二十本皆未及改正。昨天还承一位友人来信告第三页上“十七年”应是“二十七年”之误，证明落叶难扫，而且足见精力衰退，耄学无及了。

海南版的“近代史”，可爱之至，岳麓版的大三十二开本，我虽早买了一本，却一直搁着未曾细看，这回就想一起看一下。袖珍本未收“外”第三种，这使我大、小两种都想留着，不舍得转送掉一种。书末“读过”“还要读”的广告辞也极好，惜书名后未注作译者名字为憾。

知堂十卷集弁言和凡例读后，更益饥渴，还要“摆”多久呢？“不要多印”可否作几种理解：十卷不一次出齐，不做整版广告，印数暂控×千，诸如此类。目下买书之难几有踏破铁鞋之势，出版消息亦极不通畅，闷损曷极！

读过以上文字，我们就可以明白当年陈原何以会称谷林为“书迷”——“书迷者，仿佛是为书而生，为书而死，为书而受难的第一号傻瓜。”其实，只要有好书可读，这个“傻瓜”又是何等的欢愉，以致全然忘却了病痛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四

谷林与锺叔河都是一生当中写过很多书信的人，谷林的书信集已面世的有《书简三叠》《谷林书简》《爱书来》三种，锺叔河已整理面世的虽只拙编《锺叔河书信初集》一种，但实际的数量远远不止这些。他们不仅写信多，还很会写信，正如与谷林熟识的扬之水所言：“暮年时期的先生，写信几乎成为命笔为文的唯一方式。如果先生是在此中寄寓了经营文字之乐，那么他人所感到的便是由文字溢出的书卷气以及与信笺和字迹交融在一起的那般顿挫环荡之情味了。”

其实，我们从谷林与锺叔河的这些往来信札中感受到的，又何止久违的人间“情味”呢，最直观的还是他们文字内容的好，好读、好看，而且耐读、耐看，既有遣词造句的娴熟自如，又有真情洞见的启人深思，无疑是文质俱佳的好文章。

话已说多，就此打住，更多的信息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发现吧！

（本文为《谷林锺叔河通信》前言）

《法老的宝藏——莎草纸与西方文明的兴起》，[美]约翰·高德特著，陈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488页，98.00元

古埃及文明诞生自公元前三千年以前，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文明诞生后蓬勃发展，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建立起强盛的帝国，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富庶的国度。古埃及虽然先后遭到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的入侵和统治，文明逐渐消亡，并且经过中世纪寻宝者的掠夺，文物遭受严重破坏，但是今天依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和珍贵的宝藏。说起“法老的宝藏”，人们脑海中总会想起宏伟的宫殿、金字塔、帝王谷、法老的金棺、黄金面具、精美的工艺品、珍珠玛瑙项链、圣甲虫护身符……至于莎草纸，我们虽然知道它是古埃及人的伟大发明，但是往往并不会将其视作“宝藏”。然而，约翰·高德特的这部著作——《法老的宝藏——莎草纸与西方文明的兴起》，却从非常新颖的角度——莎草纸的历史入手，通过全面的介绍，告诉我们，“纸张才是法老最珍贵的宝藏”。

一、通灵的媒介

丧葬习俗存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中，但是，古埃及人的丧葬习俗，相对来说更有特点，他们狂热地追求死后的“永恒世界”。早在史前文化阶段，埃及就已经出现了原始墓葬，而且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随葬品，比如人的小雕像等等。对古埃及人来说，死亡只是生命的中断，而不是结束。人死后灵魂并不就此消失，而会进入来世的永恒世界。而身体是人灵魂的居所，人死后，灵魂还会回来居住。古埃及人的这种观念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此形成了制作木乃伊来保存死者尸体的丧葬习俗，木乃伊无疑是古埃及文明最重要的象征之一。基于这种虔诚的信仰，古埃及人为自己的后事煞费苦心。法老要为自己修建金字塔等气势恢宏的陵墓，并在坟墓内墙壁上刻上铭文，祈祷永生，普通人也要为木乃伊准备丰富的随葬品。随葬品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就是书写在莎草纸上的“亡灵书”。

在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09年-前1650年），古埃及人形成了死后要在地下世界经历奥西里斯审判的信念。奥西里斯崇拜认为，人死后，要先在地下世界的众神之前陈述自己生前的所作所为，证明自己没有犯过罪。审判的时候，死者的心脏会被放在天平的一端，另一端放上代表真理和正义之神玛阿特的羽毛，在木乃伊的保护神阿努比斯的监督下进行称量。如果心脏和另一端的羽毛平衡，那么负责记录审判的托特神便宣布死者无罪，死者的灵魂便可以在奥西里斯的冥界生存下来。如果不平衡，那么死者的心脏就会被守在一旁的怪兽吃掉，死者也就难以在来世复活。所以人们通常要在死者的坟墓中放一本亡灵书，帮助死者在接受奥西里斯审判时为自己辩护。正如《法老的宝藏》中所介绍的，亡灵书是“永生的守护者”和“天国的入场券”。

莎草纸让古埃及的普通人也能拥有自己的亡灵书，为他们开辟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死者可以在莎草纸卷的指引下，划着自己的纸莎草轻舟驶向天国。一旦成功抵达天国获得永生，逝者就会发现，自己身处在“芦苇之野”。作者在书中向我们介绍了一种新颖到令人惊讶但是却合理有据的观点：“芦苇之野”在更古老的时期真实存在过，因为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非洲的这片区域曾经是一片汪洋泽国。公元前3500年以后，气候开始发生变化，撒哈拉地区才逐渐成为干旱的不毛之地。

对于埃及人来说，与神的交流、对来世生活的希冀是至关重要的，而莎草纸充当了最重要的媒介。为满足死者永生的愿望而准备的亡灵书，是否真的起到了沟通死者和神灵的作用？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它的确向现代的人们传达了信息，沟通了几千年的时空。书中介绍的沃利斯·巴奇等人发现、购买、整理、汇编、复制亡灵书莎草纸卷的传奇故事可谓跌宕起伏，同样也令人产生遐想：这些亡灵书是否已经指引死者获得了永生？虽然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亡灵书本身确实获得了“永生”。无论莎草纸被发现的途径、方式如何，发现者是盗墓贼还是考古学家，都已无关紧要，在一定意义上讲，书写它们的埃及人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被后世铭记。

二、谋利的渠道

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两千四百年前睿智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已经看破这一点。对于这句至理名言，我们理解的侧重点往往在于埃及有着尼罗河赐予的巨大的粮食产量——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从上游带来了大量富含腐殖质的泥沙，淤积在河谷和三角洲地区，形成肥沃的黑土地，使得埃及成为一个富庶的产粮大国。而这部著作告诉我们，“莎草纸产业一定是古埃及雇用劳动力最多的产业之一，也许仅次于食品产业”。这可能是本书将莎草纸称为“法老的宝藏”最直接的原因。

描绘农夫工作的古埃及纸莎草

从公元前3000年直到公元1000年，莎草纸一直是一种垄断产品。纸张的生产制作过程都被认为是法老的财产，因此一直严格保密。王室掌握着莎草纸的生产、分配、销售和税收。公元前二世纪，因为帕加马王国与埃及展开了图书馆藏书的竞争，托勒密五世发布禁令，禁止向帕加马出售莎草纸，这导致帕加马不得不改用昂贵的羊皮纸作为书写材料。到罗马统治埃及时期，莎草纸制造业像这个行省一样，被罗马皇帝私有化，最大的几处纸莎草产地被划为皇帝的世袭产业，所得收益全部归罗马皇室所有。同时，造纸行业被重新组织和标准化，为不断增长的市场供应莎草纸。埃及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50年-前1069年），莎草纸的生产规模增长到每年数千卷，到恺撒控制埃及之时（公元前48年），莎草纸产量更是一度达到数百万卷。纸张的出口也随着海外市场的增长始终持续不断。不但统治者通过垄断莎草纸的生产和贸易，敛聚了大量财富，而且造纸业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普通农民也成为莎草纸产业的受益者。

书中没有重点讲述，但是显而易见可以知道，另外一个获利最大的职业是书吏（scribe，书中译为“写工”）。著名的古埃及文献《职业的讽刺》（Satire of Trades，它也是书写在莎草纸上留存下来的）中将有学问的书吏的幸福与工匠、农民等各种职业的不幸作了一番对比：

它（书吏）是所有职业中最伟大的，普天之下，没有一种职业可与之比拟……被委以重任，受人尊重，并锦衣还乡。铁匠……有着鳄鱼爪般的手指，他们浑身散发着鱼卵般的腥臭味儿。木匠……只有木材、锄头和斧头，还有那些无休无止的劳作，即使在晚间，他也要点灯熬蜡。珠宝制造者……只有夕阳西下时，才能坐下来休息，此时，他的膝盖和后背已酸痛难忍。理发师从清晨到黄昏一直在紧张地忙碌着，像辛勤忙碌的蜜蜂一样。芦苇收割者……蚊子叮咬着他……非常疲倦。制陶工……像猪一样在泥浆中翻掘。泥瓦工……手臂满是泥土，混合着各种粪便。木匠处境悲惨……得到的食品……不能满足孩子们的需要。花匠给自己套上了轭，他的双臂弯曲如同老人，颈部肿胀，还生着脓疮。农夫……手指肿胀，散发着各种臭气。编织店的草织编制者，处境比妇女还悲惨，膝盖顶着他的胃，不能呼吸空气。造箭者劳累虚弱，他要跋涉到沙漠的土地。送信人要去外国……害怕狮子，又担心亚洲人。锅炉工的手指肮脏，一股尸臭味。鞋匠整天都带着肮脏的油桶。男洗衣工在河岸洗衣，和鳄鱼比较接近。渔民……比任何其他职业的人都悲惨——他们工作在河里，与鳄鱼为伴……（摘选自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

通过这篇纸草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在古埃及人的心目中，书吏是一种体面的职业，不用干体力活，还有机会当官。这与我们中国古代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不谋而合。《法老的宝藏》的译者在译注中解释，之所以将“scribe”一词译为“写工”，是因为“scribe并不必然具有‘官/吏’身份”。于这一点，我并不十分赞同。中国古代的“吏”，并不完全指“官”，也指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古埃及书吏从小便接受阅读、写作的技能训练，同时还要学习法律、宗教、行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学成后被分配到政府、神庙等机构，其身份应该更类似于一种从事文案工作的公务人员。所以用汉语中的“书吏”来翻译，是没有问题的。

书吏们凭借自己在莎草纸上书写的技能，赢得了舒适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而莎草纸则通过书吏的笔触，从不起眼的植物纤维变成文明的载体，成为全人类的宝藏。

三、文明的载体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便渴望表达自己、交流信息，从而发展出语言和肢体语言。为了记录和向更广的范围传达信息，人们发明了文字。世界上各个地区的古代先民发明的书写文字的材料各不相同，两河流域有泥板，帕加马王国有羊皮纸，中国有竹简、帛等等，而埃及人发明的莎草纸便利、实用且成本低。

曾经有人问我：“都说‘纸寿千年’，古埃及文明已经消亡一千多年，为什么还能留存下来如此多的莎草纸文献呢？”这看似简单却容易让人忽视的问题让我愕然语塞。《法老的宝藏》给出了很好的解答。书中详细介绍了纸莎草的种植、收割、莎草纸的制作方法、质地特点等，使我们了解到，莎草纸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样脆弱不堪、容易折断，而是充满韧性且易于保存。这种质地的“纸”，在埃及干燥的沙漠环境下，能够保存几千年。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最早的莎草纸发现于埃及的新石器晚期（约公元前3500年），也就是说，莎草纸的使用，历经了古埃及整个历史时期，记载下了古埃及文明。

在埃及博物馆，导游给中国游客介绍纸莎草纸上的历史记录。

莎草纸产业的发展和繁荣，不只为埃及带来了巨额财富，更重要的，它为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可能。早在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686-前2125年），法老的金字塔墓室内墙壁上或者石棺上就刻有给国王歌功颂德的铭文，祈祷国王顺利升入天国。到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60-前2055年），因为政局混乱，王权衰落，地方诺姆长官势力增强，开始逾越礼制，模仿国王的做法，在自己的棺木上也刻上这种“金字塔铭文”。而莎草纸让类似的丧葬文本在平民百姓中得以推广，亡灵书从王公贵族的专利逐渐变成普罗大众的用品，这是莎草纸促进文化传承的最典型案例。

但是很可惜的是，古埃及人并没有利用好这种优势。古埃及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文化的普及只局限在精英阶层。据推测，中王国时期，古埃及人口只有不足百分之一的人有读写能力，到新王国时期，在相对富庶的戴尔-艾尔-麦地那，这个比例也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而且，古埃及人过于迷恋死后的世界，最初的莎草纸卷大多是宗教或者半宗教文献，到新王国时期传入民间后，也大多被用来礼赞神灵。因此，集价格低廉、携带方便、易于书写、便于保存等各种优点于一身的莎草纸，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普及文化知识的作用。文化只有扎根于普罗大众中才有生命力，古埃及文化普及率的低下导致古埃及文明在面临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的入侵时，没有能够保存下本民族的文化，文明逐渐湮灭，上演了一出历史悲剧。

公元前332年，希腊人征服埃及，从此，莎草纸为西方文明的兴起提供了必要条件。古希腊人本来的书写材料五花八门，他们使用过泥板、木板、皮纸、石头、陶片，直到大约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人开展大殖民运动、希腊城邦兴起）才开始使用埃及出口的莎草纸，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文化繁荣的古典时代）莎草纸成为一种常规的书写材料，但是由于埃及法老垄断莎草纸的生产和出口，直到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化时代开始，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莎草纸才成为希腊人写信的普通材料。从希腊人使用莎草纸的这些时间点来看，莎草纸对于希腊人建立城邦，发展出繁荣的古典文化，西方古典文明向地中海世界的传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希腊人、罗马人入主埃及之后，莎草纸的使用和出口开始蓬勃发展，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图书馆的发展。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在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达到鼎盛，拥有藏书多达四十九万卷。这座从不起眼的小镇发展起来的城市成为全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在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的近三百年里，图书馆每年需要约七万张纸。到罗马统治时期，纸张年产量更是达到数百万张。据统计，到四世纪，罗马已有二十九座图书馆，在意大利地区还至少分布着其他二十四座图书馆，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还有更多图书馆分布在希腊各行省、小亚、塞浦路斯和非洲地区。这一切，都是以莎草纸的普及使用为前提。随着图书馆的蓬勃发展，图书贸易开始欣欣向荣。学术精英的作品在普通人群中传播，任何人都可以翻阅或者抄录到他们的作品。这是一个知识、文化从精英化、小众化向通俗化、大众化发展的过程，保证了文明的传承和进化。纸张成为西方文明成长和传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这部著作行文看似信马由缰，有很多奇思妙想，可能会让专业的历史研究者难以接受为学术著作，但是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却给非专业读者带来了很多趣味性和代入感。著作的“不专业”还表现在引用了很多维基百科上的内容，但是，作为一部普及性读物，在确保信息准确的前提下，引用世界上最大的百科网站上的资料，其实也无可厚非。维基百科上的知识，也可以算作一种大众文化，经过作者的筛选、去伪存真，完全可以作为引用的资料。科普读物最重要的是“普及性”和“准确性”，而不是“权威性”。书中的主角——莎草纸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了文化知识的普及。书的译者在翻译上很明显也下了很大的工夫，译者并非历史专业，但是对埃及学相关专有名词翻译得相当准确，而且从简明扼要的“译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译者对古埃及的历史背景知识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Frank Snowden, Epidemics and Society: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Pres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9

在美国东北部的一个角落，自去年三月中旬关闭校门以来，很多适龄幼童再也没能踏进校门。邻里之间、朋友之间多了一份猜忌，甚至连病毒一点概念都没有的幼童都拒绝与玩伴共享玩具。人与人之间已经丧失了信任。这一切源于在美国疯狂肆虐的新冠病毒，源于病例每天都呈五六位数字增长的趋势，源于部分人对新冠病毒恐慌的厌倦。

假设给这场全球流行病换个时代，人们之间又将以怎样的方式相处？社会又将如何应对？我们又将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也许回顾历史是帮助我们寻找答案的最佳捷径，不妨读一读耶鲁大学荣休教授弗兰克·斯诺登（Frank Snowden）出版的新书《流行病和社会：从黑死病到现在》（Epidemics and Society: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Present）。该书由作者在讲义的基础上完善而成。作为本科生课程教义，内容面面俱到，作者对全球流行病史做了一个相对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作为一本医学史著作，作者不仅应用了大量篇幅阐释疾病的生物学和医学基础知识，同时也从文学、艺术以及政治等多个角度将流行病何以肆虐人间的影像一一铺陈开来，讨论的维度和深度十分丰满和立体。

古老的疾病

六十年前，当人类启用DDT消灭蚊虫，疟疾这一古老的疾病眼看即将被人类战胜的时候，人们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脑，患上了历史失忆症，瞬间忘记了西方过去几百年里不断涌现的新的灾难性疾病的事实。当时，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一位著名流行病学家兼世界卫生组织顾问——艾丹·考克本（Aidan Cockburn）说在可预见的一百年内，人间所有的主要传染病都将消失，它们将永远留在教科书里，封存在博物馆里。考克本话音刚落，艾滋病已经在全球悄悄蔓延起来。这个疾病，它最初可能存在猴子和大猩猩群体里，后来不知怎地冲破了物种界限，传到了人类。而后，短短几十年里，一个又一个的新型传染病接踵而来，非典、埃博拉和新冠肺炎，对社会各个层面构成了严重冲击，来势一个比一个凶猛。

我们先来看看细菌学和现代医学发展之前出现过的流行病。在人类历史上，黑死病可谓是极其严重的瘟疫之一。在过去两千年里，黑死病多次暴发，造成了以数千万计的人死亡。据估计，瘟疫爆发期间的中世纪欧洲约有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六十的人死于黑死病。根据黑死病的历史纪录，以及十九世纪发生于亚洲的鼠疫，科学家和史学家推测十四世纪开始的黑死病与鼠疫相同，都是由鼠疫杆菌（Yersinia pestis）造成的疾病。啮齿类动物是鼠疫杆菌的天然储存库，跳蚤将鼠疫杆菌带进了人群。

是不是杀死了老鼠，消灭了跳蚤，鼠疫就消失了呢？鼠疫有三种类型——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症鼠疫。所有的鼠疫都可能引发败血性鼠疫，即鼠疫杆菌可以通过血液循环引发全身感染。肺鼠疫可以先得腺鼠疫经血行蔓延至肺部引发肺炎，引起继发性肺鼠疫。肺鼠疫也可以通过咳嗽在人际间传播，即原发性肺鼠疫。也就是说一旦鼠疫通过飞沫传播，便可能引发严重的疫情。

更恐怖的是，鼠疫病患的症状似乎是上天故意设计出来吓唬人类的。在一些鼠疫病例中，病程发展相当快，症状还没有出现，病人便倒毙了。它们给病人甚至健康的人造成的影响是可视的、异常痛苦的、灾难性的。历史上，在鼠疫大流行之后，许多艺术家通过多种形式展现出死亡的画面或者百姓对瘟疫起因的解读，比如，死亡之舞、阿什杜德的瘟疫、罗马的瘟疫等等。鼠疫患者身体极度发热，如同针扎一般，死时全身发黑。在伦敦，有人为了减轻痛苦，跳进了泰晤士河。在巴黎，有人赤裸着身子蜷缩在窗口。在巴塞罗那，政府下令宠物主人销毁他们的猫和狗。在极度恐慌之下，人们对鼠疫的反应完全出于本能，毫无组织性而言。他们唯一的选择，便是逃离。丈夫抛弃妻子，兄弟抛弃姐妹，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父母亲抛弃自己的孩子，不去照料，不去看管，任其自生自灭。世界末日仿佛就在眼前。

我们还不清楚欧洲鼠疫为什么在十八世纪就消失了。有这样一种说法，亚洲鼠疫终结了欧洲鼠疫。至今，鼠疫一直困扰着人类，几乎每年都有散发，因为它有丰富的自然疫源地。鼠疫、啮齿动物、跳蚤和人类之间的关系的发现，主要归功于法国医生保罗·西蒙德（Paul-louis Simond）。1898年，西蒙德发现除了细菌，还有啮齿动物和跳蚤是鼠疫转向攻击人类的罪魁祸首。不过，他的观点直到十年之后才得到众人认可。啮齿动物很多，比如土拨鼠、花栗鼠和松鼠。战争、生态灾难、灾荒都会迫使人们走进啮齿动物的栖息地。谈到战争，拿破仑一世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主角。这位军事天才的全球征服梦，便是被传染病逐个击破。在海地，他的部队遭遇了黄热病；在俄国，他的部队遭受了痢疾和斑疹伤寒等疾病。

死亡之舞（迈克尔·沃尔吉姆特，1493，图片来源：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阿什杜德的瘟疫(尼古拉斯·普桑，1631，藏于法国罗浮宫)

罗马的瘟疫（朱尔斯·埃利·德劳内，1869，图片来源：巴黎奥赛美术馆）

人类没能将疟疾和鼠疫封存在博物馆，但另外一种古老的烈性传染病，却真正永远留在了人类的记忆里。在亚洲和中东国家，很早便有天花的记录。关于朝廷野史，网络上也热衷于八卦多少皇帝曾经遭受天花的折磨。在欧洲，直到十二世纪左右才开始有了天花的记录。西方世界也有不少名人感染天花，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便曾是天花患者。天花病患在发病时全身长满红疹，然后结痂，最后在脸上留下永久性的瘢痕，容貌由此损坏。在文学家查尔斯·狄更斯的笔下，《荒凉山庄》的一位女主人公艾瑟便不幸感染了天花，命悬一线。她虽然幸运地从死亡线上逃脱了，但天花毁了她的花容月貌，也毁了她爱情。

不同于鼠疫杆菌的是，在自然情况下，天花病毒只能感染人类。天花的消灭主要源于疫苗接种技术的发展。在中国和土耳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法，但安全性堪忧。种痘技术之所以取得关键性突破，最重要的贡献者是一位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他发现挤奶女工感染牛痘后不再感染天花，便于1796年试用牛痘预防天花，获得了成功。之后，牛痘接种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对消灭天花起了巨大作用。最后一例自然感染天花的病例发生在索马里，患者是一位在医院工作的厨师。不幸的是，他在1977年挣脱了天花的魔掌，却于2013年死于疟疾。

狡猾的流行病和脆弱的社会

既然疫苗的威力如此巨大，为何都到了2020年，依然有很多人反对疫苗呢？我们不妨将注意力转移到众人皆知的脊髓灰质炎。和天花一样，病人患了脊髓灰质炎，康复之后即可获得终生免疫。不同的是，引发脊髓灰质炎的病毒有三种，每种病毒都有特异性，康复的病人只对感染过的病毒类型有免疫力。历史上，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源于病患年龄大部分在一至六岁。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 1890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情况发生了转变。彼时，在北美和欧洲，脊髓灰质炎发展成为一种烈性传染病，开始攻击大龄孩童和青壮年。由此，在1949和1954年间，脊髓灰质炎在美国达到了发病高峰。发病机制大致如下，在卫生防疫措施的保护下，儿童在婴幼儿时期避免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侵袭，因而未能建立起后天免疫力。结果，人口中的易感人群不断积累，为以后年龄段的周期性大规模流行病提供了基础。耶鲁大学流行病学家约翰·保罗（John Rodman Paul）说这种疾病已经不能用“小儿麻痹症”来形容了，而应该被称为“现代脊髓灰质炎”。

1960年，一位护士正在照顾美国罗德岛州脊髓灰质炎患者（图片来源：美国疾控中心）

1954年，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乔纳斯·索尔克（图片来源：《时代》周刊）

1953年，美国病毒学家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第一个找出了脊髓灰质炎有效疫苗，这是一种灭活疫苗。1954年3月29日，索尔克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正当美国人沉浸在即将战胜病魔的喜悦当中，一场灾难发生了。这是美国医学史上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医药事故，即卡特事件（The Cutter Incident）。事件的主角是一家位于加州伯克利的制药公司——The Cutter Laboratories。该公司当时负责生产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这场灾难完全是由于疫苗生产和管理程序上出现严重漏洞而导致的。首先，公共卫生部没有起草一个详细的调控方案；其次，公司面临生产大量疫苗的压力；最后，公司没有在最终产品中进行活病毒检测。在1955年，至少有四万个孩子接种了含有活性病毒的疫苗，导致五十一人永久性瘫痪，五人死亡。疫苗也造成了一场小儿麻痹症大流行，导致一百一十三人永久性瘫痪，五人死亡。这个丑闻出现之后，在1956年，相比患病风险，全国五个家庭中便有一个家庭更加害怕疫苗，他们拒绝接种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

到1959年，美国小儿麻痹症发病率本来已经呈现下降的轨迹突然停滞了，而后猛然上升。媒体报道说这是小儿麻痹症在反击，一种毒性更强的新型菌株正在流行。这说明脊髓灰质炎疫苗改变了每年的流行性质。由于灭活疫苗的存在，小儿麻痹症转而感染穷人、少数民族和反对疫苗的宗教团体（例如，荷兰改革宗）。虽然美国在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开发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第一个消灭脊髓灰质炎的国家却是古巴。

还有一些传染病，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潜心研究，却仍然没有办法找到有效疫苗，艾滋病为其中一种。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谈到艾滋病，许多人便会下意识地与一些特殊人群相联系。这些人群也因此承受了比常人更大的痛苦和压力，比如非洲人、同性恋、吸毒者和妓女等等。艾滋病最初出现在灵长类动物的非人类群体中，它是何时跨越物种屏障传播给了人类呢？这些都没有定论。在人群中，可能最早在1930年代出现了几个病例，到1950年代，开始了人际传播。

南非的艾滋病患者人数是全世界最多的。第一例病例确诊在南非，第一例官宣死亡病例也是在南非。2000年，南非每天有六万人被测试为艾滋病病毒阳性，也就是说，八个人中有一个。2006年，艾滋病患病率抵达顶峰，三十多万南非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男性寿命预期跌至五十二点三岁，女性是五十四点七岁，而1998年是六十八点二岁。2017年，七百多万人呈现艾滋病病毒阳性，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点六，另一方面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各方面的努力，南非人的预期寿命有所上升，男性为六十一点二岁，女性为六十六点七岁。

艾滋病在二十世纪中叶传播非常快，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它的出现没有得到重视。当时的南非面临的问题纵横交错，去殖民化、种族隔离、冷战、女性地位极度不平等、黑人医疗系统缺失、公共卫生监督缺乏，还有其它严重的疾病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同时，数百万人的饮食结构不平衡，免疫力低下，大规模的贫穷刺激了疾病的增长。1994年曼德拉接管南非时，艾滋病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患病率已经达了百分之一，达到了国际上认可的严重流行病的门槛。但是，直到1997年，曼德拉都没有针对艾滋病发表过只言片语。曼德拉的继任者姆贝基（Thabo Mbeki）完全不相信科学。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彼得·杜斯伯格（Peter Duesberg）否定艾滋病病毒导致艾滋病的事实时，姆贝基更加不顾所有科学证据，声称他不知道有谁死于艾滋病，谴责那些出具死亡证明的验尸官将艾滋病作为死因。由于政府扣留资金，医院和诊所不得不拒绝艾滋病病人。抗辩的卫生部官员被指责为“不忠诚”而被开除。政府还拒绝给患病孕妇提供药物。可悲的是，在特朗普的管理下，美国联邦政府也拒绝提供领导和制定应对艾滋病问题的战略，拒绝为现有计划提供资金。

根据杜斯伯格提出的假设，艾滋病的根源不在于艾滋病病毒，而是人们长期服用调剂药物及生活水平低下引发的免疫机能崩溃。由于少数人否认艾滋病病毒引起艾滋病的说法使人们将更多的时间用在争论上，而不是用在探讨防止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方略上，这迫使无数人无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2000年，全球约五十个国家五千多名科学家联名签署了一份重要宣言，重申艾滋病是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否认或忽视这一点极度危险。

2005年，曼德拉大儿子死于艾滋病，他悲痛欲绝。事后，他开始发起了抗艾滋病运动，为加强艾滋病的研究、开展安全性行为教育和提高艾滋病医治水平奔走呼吁。在南非，艾滋病是“普遍化”（generalized）的流行病。而在美国，艾滋病是“集中化”（concentrated）的流行病。在美国，艾滋病曾经被宣传为是一种，受过教育、中产阶级、白人同性恋和静脉注射吸毒者的“专利”。这种宣传，造成有色人种忽略了艾滋病，直到1991年，篮球明星运动员埃尔文·约翰逊（Earvin Johnson）向公众宣布感染了艾滋病，才打破了这片沉寂，消除了美国人对艾滋病的刻板印象。

2014年至2016年期间，同样是非洲，不过这次是西非三国，发生了自1976年首次发现埃博拉病毒以来最大且最复杂的埃博拉疫情。疫情首先在几内亚发生，随后通过陆路边界传到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三个国家的学校因此被迫关闭一年。仅仅过了三年，全球爆发了新冠疫情，人人精神紧绷。这个疫情何时结束，尚且未知，也许是有效疫苗普及时，否则便是公众对疾病恐慌倦怠时。

值得一提的是，斯诺登虽然囊括了所有的致病微生物，例如病毒、细菌和原虫等等，但是在疾病方面，却没有涉及所有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传染病。打个简单比方，他讨论了肺结核，就没有讨论深入其他的呼吸道疾病，例如1918年的流感；讨论了通过性传播的艾滋病，就没有讨论梅毒。不可否认的是，书中呈现的所有疾病和历史事件，足以展现出人类和社会在流行病面前的脆弱性。斯诺登总结道，流行疾病不是随机事件，它们沿着以环境恶化、人口过剩和贫困为特征的断层线蔓延。如果我们希望避免灾难性的流行病，就必须在做出经济决策时适当考虑到由此产生的公共卫生脆弱性，决策者就必须对可预见的后果负责。

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说：“人民的福祉才是最高的法律。”（salus populi suprema lex esto）这个古老的智慧时刻教导我们，公共卫生必须高于一切。不幸的是，两千多年以来，悲剧一直不断地重演， 2020年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足以说明一切！

《意欲何为：清代以来刑事法律中的意图谱系》，[美]胡宗绮（Jennifer M. Neighbors）著，景风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348页，68.00元

历史学是一门追求真实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关于解释的学问，这种解释，既包括基于史料细致爬梳基础上的“发现”，也包括对历史意义再阐释的“发明”。既然是解释，那么在追求历史真实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受到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既包括时代思潮，也包括历史学家自身的价值立场。

这种观念对求真当然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作为一种“前见”，它使历史认知成为可能，同时历史认识观念转变，历史才能够常写常新；另一方面，这种观念对求真也可能带来遮蔽。历史学家E. H. 卡尔曾有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研究历史就像是在钓鱼：“事实就像在浩瀚的，有时也是深不可测的海洋中游泳的鱼，历史学家家钓到什么样的事实，部分取决于运气，但主要还是取决于他喜欢用什么样的钓鱼用具钓鱼——当然，这两个因素是由历史学家想捕捉什么样的鱼来决定的。”（《历史是什么？》，[英]E.H.卡尔著，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108页）卡尔的这一比喻尽管不无偏颇之处，不过却也指出了历史学家的观念对认识历史的深刻影响。

这方面尤为明显的例证，便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法律史的认知的变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最为明显的时候，当时布迪（Derk Bodde）、莫里斯（Clarence Morris）在他们关于中国法律史的经典研究中，曾提到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中国法律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列举出这种漠不关心态度背后的复杂原因，除了这一领域本身的难度，比如许多人并没有接受过法律方面的训练，或者阅读中文法律文献时存在着诸多困难外，主要是来自深层次方面原因：认为中国的法典仅具有实用价值而根本不值得进行理论研究；中国的成文法主要以刑法为主，缺乏对私人权利的保护的规定；法典主要是对长期流行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整理；法律条文很少被引用，只有在其他的社会规范无法调节时法律才会介入等。（《中华帝国的法律》，[美]D.布迪和C.莫里斯著，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认识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唯有确定化的、能够适用于所有情形的、形式逻辑化的西方法律，才能更好保护权利，非西方社会的法律不具备这样的特征，它们仅具有像博物馆中展示木乃伊那样的展览价值，和现实无关紧要。

那么，中国法律的历史事实果真如此吗？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国内各级档案馆逐步开放的契机，以及更加强调对研究者自身观念反思的“新文化史”（“新文化史”的重要代表人物如Lynn Hunt、Carlo Ginzburg皆在UCLA历史系任教）在西方学界的兴起，以黄宗智（Philip Huang）教授和白凯（Kathryn Bernhardt）教授和他们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指导的多位博士生为代表，他们通过对清代和民国的诉讼档案进行扎实严谨的经验研究，开始对中国法律史研究中这种“现代主义”价值观念展开系统批判，如今有几位也已经成长为北美学界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他们的学术成果在西方的中国研究学界产生了诸多影响。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实践历史”研究进路，主要是通过对复杂的且更具包容性的法律实践进行细致研究，由此对西方主流理论中的线性式、目的论以及二元对立思维进行深入批判，希望在与西方理论对话的过程中，重构关于认识中国法律史的基本概念，以此实现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构建理论，从而试图将中国法律史研究推进成为一项不仅是回顾性的，同时是带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事业。本书著者胡宗绮（Jennifer M. Neighbors），正是这一共同体中的重要一员，属于黄宗智在加州大学的关门弟子那一代。该著英文版是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历经多年修订，相信认真阅读过该著的读者，能从诸多方面感受到著者的辛勤耕耘。

从著作的写作风格上来看，与黄宗智和白凯所指导的多位学生更多带有“社会史”特征的研究稍有不同，本书更加显示出“法律”特色。这主要因为，作者的选题是关于清代和民国案件中有关犯罪意图的研究，说得再具体些，其实就是关于命案中犯罪意图的研究。我们知道，命案在任何时代或者任何社会中都是大案，由于会涉及剥夺案犯的生命，因此在判决的推理和说理方面，与其他类案件相比而言，可谓是最为严谨细致。而依据我们的常识就会知道，法律推理通常越是严谨和避免专断性，那么越是有可能带来公正的判决结果。另一方面，如何准确地去确定犯罪者的犯罪意图，往往存在诸多困难，原因很简单，犯罪意图并不是可以用肉眼观察到的东西，它往往带有主观性，如果脱离情境去推断犯罪意图显然是任意的、专断的。那么清代法律究竟是如何确定犯罪意图的？这种法律推理思维具有怎样的特征？在与民国时期被移植过来的西方刑事法律的碰撞中，它是否就完全成为历史了呢？

著者如此选题，其背后实际是有明显的理论关怀的，她希望回应西方学界对清代法律的批评，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法律容易受到任意干预及刑法体系的严酷性，其中尤以马克斯·韦伯的批评影响深远。她概括出韦伯识别现代法律的三个关键特征分别是：法律的独立性、法律的程序化、抽象的法律规则与任意情境皆可相匹配。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关键特征所显示出，法律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不受外在干预、更加具有确定性（包括可操作性）、能够适用于所有案件情形。与之相比，韦伯认为清代的法律显然并不具备这三种特性。对韦伯而言，只有西方社会的形式理性类型法律具有系统性、逻辑一贯性及普适性的特点，惟有此类型的法律，可以独立于外在的意志及反复无常的环境情形，而与之伴随的具有形式化、职业化、专门化特征的近代理性官僚制与形式理性法律的统合，对整个社会的理性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清末带着枷锁的平民。

而胡宗绮则指出，如果对比中西法律传统的话，就会明显看到清代法律在处理犯罪意图问题的高度复杂性，由此必然要对那种假定西方法律模式更具进步性的观念进行修正。关于犯罪的心理因素，她认为，无论是将其命名为犯罪意图、犯罪心理、有责性、“主观”因素，还是一般意义上的主观罪责，它其实在很早时候就是中西方法律的标志。这其中，过失犯罪位于故意与意外之间的灰色地带，涵盖了由于某种程度的疏忽大意而犯下的罪过，过失犯罪涉及较低的主观罪责，因为犯罪者要么在其行为中没有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要么忽视了这种行为可能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风险。而将主观罪责划分为故意和过失的二分法，直到二十世纪早期仍然是西方刑法的标志。在她看来，尽管今天的法律学者将故意细分成三类：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和附条件故意，不过，如果细致研究清代法律关于犯罪意图的处理的话，我们将可以看到它是高度复杂的，它比民国时期的法律和整个近代西方法律体系都更加细致。由此她进一步指出，在思考中国杀人律的概念本质时，那种对近代西方法律模式具有进步性和优越性的惯常假定明显需要更新。

为证明此点，贯穿该书的一个主线，或者说该著的主要对话对象，就是韦伯关于现代法律特征的第三点内容——理性化的法律应该具备与每个个案的事实情境相匹配的抽象法律范畴。她指出，韦伯认为清代专制政体与司法独立水火不容，司法官员也无法用理性推论来评估个案，识别与个案最为契合的一般规则。而她则认为，清代的专制政体并未阻碍法律获得高度的抽象性和复杂性，如果深度检视清代的刑律，会发现法律的抽象范畴与具体情境的范畴之间并非存在严格的二分，即使法律的确高度特定情境化，它也是意在使用具体的情境去阐明犯罪意图的不同分类，法律对犯罪意图进行严格的层级划分时，形势与情境都是需要格外关注的因素。胡宗绮这里颇具启发性地将韦伯关于现代法律特征中抽象法律范畴和具体情境这种二元对立概念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二者其实并非是两种必然对立的范畴。我们将可以看到，这一思路成为她关于清代案件中杀人意图研究的主要论证思路。

由此，她在书中进一步分析，如果深度检视清代的刑律，会发现法律的抽象范畴与具体情境的范畴之间并非存在严格二分，即使法律的确高度特定情境化，它也是意在使用具体的情境去阐明犯罪意图的不同分类，法律对犯罪意图进行严格的层级划分时，形势与情境都是需要格外关注的因素。在清代，杀人罪被认为主要有六种类型（六杀）：谋杀、故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除了误杀可以投映到其他类型外，其中五种类型都是标志它们独有的犯罪意图的程度。犯罪意图被认为是犯罪人实施犯罪之时依照其主观目的的严重程度排列而成的精细的层级谱系。这一谱系，由顶端的预谋犯罪开始，以逐步递减的方式向底端延伸。对谋杀来说，杀人的意图在犯罪实施之前已经产生。而故杀的杀人意图，是在下手的瞬间萌生的。斗杀则涵盖了犯罪人仅有伤害受害人的意图。无杀人意图的命案戏杀是性质稍为轻微的一个类别，它意味着在打闹嬉戏或恶作剧的过程中因为鲁莽、冲动而致使对方死亡。最后一类是过失杀，它既包括因为低位阶的疏忽而致人死亡，也包括意外事件致人死亡。对由意外造成的过失杀案件，杀人者则根本没有任何犯罪意图。

著者认为，尽管清代对这些罪行的界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其周遭的环境，律例仍然对它们背后的心理因素给予了充分重视，要求对犯罪人的心理状态进行敏锐的分析，这些罪行同杀人罪的六种主要类型都有助于说明情境与意图在清代法律当中的关系。也就是说，犯罪意图是抽象的概念与具体情境的联结，这就使得法律可以对犯罪意图进行详细的区分。在她看来，在这六种主要杀人类型之外，还能对杀人罪进行精细尺度的衡量，中国对杀人罪的衡量有着非常精细的层级划分其谱系涵盖了从无过失责任、低位阶的疏忽到鲁莽冲动、意图伤害直至故意杀人中国帝制晚期的法律对心理因素的处理，这比西方古今的法律都要复杂得多。这就提醒我们：不仅要对中国法律体系的类型做出反思，还要重新界定现代法律与前现代法律的范畴，通过检视清代有关杀人罪及犯罪意图的律例，这时可以发现，韦伯借以评价中国法律的第三大支柱以及他对法律现代性的定义崩塌了。

接着，她进一步带领我们去探究民国时期的刑事法律实践，我们将可以发现，上述那种对现代性的理解崩塌得更为彻底。胡宗绮通过分析民国法律实践中的困境，尤其是犯罪意图种类的缩减造成的多种影响，试图展示两种法律体系的差异，为之后突出清代法律传统在民国法律实践中的延续做准备。著者指出，从法典层面而言，民国法律中杀人行为只能被视为故意或过失，而原本清律中拥有精细层级结构的犯罪意图——有区别的预谋和临时起意、程度不同的疏忽大意和不计后果，这时都被压缩成为两种刑法意义上的主观过错。在清律中，认真检视犯罪人的主观状态对确定犯罪意图的准确级别，以及相应的准确罪名是至关重要的，但到了民国，却不再适用，此时寻找相应的法律规范不再要求区分预谋杀人和临时起意杀人，它们都被归入同一法律条款之下即一般故意杀人罪行为。根据清律，预谋杀人是杀人犯罪的一种独立类型，且是最严重的类型，但在民国时期法律中，预谋仅仅是量刑的众多因素之一，而且这一因素并不比犯罪人的性格或受害人的态度重要。

在她看来，此前的研究基本在错误的印象下进行，即认为清代法律完全基于情境，而且缺乏抽象概念，传统观点认为基于情境的犯罪类别同基于概念的犯罪类别相互排斥，后者则是更先进和更高级的模式，因此在清代到民国的转型中，杀人罪的流变一直被视作进步的标志，它使中国法律从具体走向一般，从而更接近韦伯心目中理想的现代、理性的法律类型。然而，她则指出，一旦我们理解了清代法律在处理抽象概念时的真实复杂程度，我们就会意识到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一种限制中国法律对主观有责性的细致入微的处理方式，也就是将抽象与具体交织在一起的方法现在受到了限制。

因此本书一个精彩之处是，胡宗绮基于对民国时期刑事法律实践的具体分析，为我们展示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民国时期的法院在使用新的、抽象的、但是有限的犯罪意图种类时所遭遇的困难，恰恰在将清代的复杂方法运用于抽象概念时就会获得明显的缓解。她认为，这实际上反过来又是对韦伯关于传统中国法律论断的第三个支柱即清代专制国家与立法概念的复杂性水火不容的最后致命打击。因为，这些向清代模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是对“现代”的背离，恰恰相反，它们反倒表明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一条反映了二十世纪早期的文化与社会规则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承认从国外引进的部分重大变革具备优势，也承认中国在接受西方与韦伯模式之前的概念框架具备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胡宗绮着重分析的是清代法律的优势，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她认为清代法律优于民国法律，她也不认为民国法律优于清代法律，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两套法律体系谁优谁劣，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仔细研究两个时代的法律实践，我们会发现清代与民国的法律体系各有其优点。清代与民国法律之间的部分连续性，来自民国时期的立法者在实践中他们重新引入了更适合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状况的清代法律元素，与此同时，清代与民国法律之间的一些分歧，也恰恰反映了法律与社会在优先考虑事项上的变化。胡宗绮的研究也从更广泛的意义启发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不能基于某种既定的理念和一元化的思维，而是需要我们在复杂的法律实践中，去深入研究近代中西之间如何碰撞、冲突与融合，从而更进一步深入理解历史的延续与变迁，对近代中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该著还有值得进一步思考或讨论的地方：比如，从中文标题上来看，该著尽管对关于现实法律问题也有启发，不过在书中她并未延伸至关于当代中国刑事案件的讨论，所有具体案例皆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不清楚为何该著中文题目要使用“清代以来”而不是直接使用“清代和民国”；从基本思路来看，著者主要依据丰富的案例试图提炼出清代关于确定命案中犯罪意图的法律实践的逻辑，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带有这样的假定——在这些案例中，清代官员对这些犯罪意图的确定，通常都是合理的？究竟以怎样的原则，来更恰当的审视清代对这些案件的处理究竟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最后，从材料使用上来看，我们知道清代关于成案的诸多汇编中，也有很多关于命案审理的细致说理，那么依据已经出版的案例汇编，能否做出这样一个偏重法律本身的题目呢？更进一步而言，司法档案究竟在何种程度和怎样的意义上，推进我们关于中国法律史的认识？当然，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胡宗绮的这本著作的话，可以看到对司法档案的使用是服务于她关于中国法律史的重要结论的，这是其优点。其实史料无所谓新旧，关键在于研究者能否从中为我们贡献重要的新知，如果基于常见史料也能获得新知，水平倒是可谓更高一筹。总之，该著选题新颖、论证扎实严谨、译文清晰流畅，真诚推荐对中国法律史、中国近代史和比较法、刑法方面感兴趣的读者，认真阅读该著，相信读者阅读后会有收获和启发。

秦志华像  章静绘

2020年11月24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语委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全面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由于简牍、帛书这类文物的科学保护非常困难，因此整理出版尤为迫切。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中西书局是2010年才组建的新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肩水金关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悬泉汉简》等大批出土文献整理报告，以及多种相关的研究著作，成为国内这一领域出版的重镇。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中西书局总经理秦志华先生初入出版行业，就担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责任编辑，二十余年一直在这一领域耕耘，他在采访中谈到：学术出版不怕专业，就怕不“高端”。这也是中西书局对出土文献出版的基本原则。

中西书局一成立就开始做出土文献，现在已经有不小的规模，而且在国内很有影响，当初成立的时候开始进入这个领域，是出于什么考虑，有什么机缘？

秦志华：我们做过出版的都知道，有的书稿选题看重的是出版社，有的看重的是编辑。中西书局有机会参与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可能还是跟我之前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担任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下简称“上博简”）的责任编辑有很大的关系。上博简的编辑出版工作我大概前后参与了五六辑。通过那几年的积累，应该说锻炼了自己的专业能力，也打下了比较好的朋友圈基础。大家一方面对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运作效率比较认可，同时对我作为责任编辑，在其中所承担的角色也还算认可，这样就有机会在出土文献界争取一些选题。

我之前写过一篇小文章，谈到专业出版怎么样取法乎上。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学术出版不怕专业，就怕不“高端”。中西书局从组建开始，就按照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对我们的出版定位，以及当时我们三位社领导（徐忠良、张荣和我）的选题和作者资源，围绕文献整理和学术原创两方面重点展开。我们一直很感谢李学勤先生，中西书局刚刚成立，李学勤先生不在意我们是个新组建的出版社，能够放心地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这样的重要出版项目交给我们。当然这也离不开很多学者的大力推荐，和时任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总裁张晓敏先生的拍板决策。清华简出版项目的落地，应该说就把我们整个局面打开了。2010年初在北京举行了清华简出版签约仪式，也请来了古籍整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界的学者一起来见证，其中，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张德芳先生，当时就表示将把他主持整理的西北汉简交给中西书局出版。由此开端，一个是清华简，一个是肩水金关汉简，就奠立了我们在战国简和秦汉简整理出版领域的基本格局。

当然，我们所提供的出版方案和响应速度也打动了他们。清华简第一辑从交稿到出版，可能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到现在我们还是保持着这样的编辑出版效率，一般6月底交稿，11月初出版。包括肩水金关汉简也是如此。这可能是很多出版社无法想象的。

随后，悬泉汉简、玉门关汉简、地湾汉简、五一广场汉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安大简”）等项目陆续跟进了，中西书局和清华大学合办的《出土文献》期刊也正式创刊。所以中西书局虽然目前在社会大众当中的知晓度可能还不够，但在出土文献界、古文字学界的影响力应该还是蛮高的。

中西书局出版的部分出土文献图书

饶宗颐先生在翻阅《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

最初您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做了五六辑上博简，有一些开创性的做法，与原来不太一样。比如说单根简图像放大三倍多。

秦志华：我1998年大学毕业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底开始参与上博简项目。很感念上海古籍出版社，能够把这么重要的文献材料的出版项目交给一个进社不足三年的非专业的青年编辑。当然压力很大，是跟着很多资深编审、技术编辑、排版制版印刷师傅一点点去学。也从作者那里学，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陈佩芬先生和濮茅左先生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他们先后都已过世了，非常怀念他们。为什么把竹简图版放大？文物界一般有惯例，图版要么原大，要么缩小，没有放大的做法。现在很多文物的著录还是这样。但是上博简打破了这个惯例，做出跟以往不同的有所创新的出版形式。作者首先提出来的要求就是图版放大，这可能也是他们比较得意的想法。我们跟作者一起反复比较、交流。他们的照片只有反转片，也不可能再拍了，这反转片到底能放多大，是要反复试验的。放大到三点六五倍，这个数字是看实际打样效果，在大八开的版面里能放到最大的尺寸。你看上博简的图版，有些能支撑这个放大倍数，有些可能还差那么一点。一般而言，反转片放大两倍就是极限了。我们还设计了每篇竹简的全景图，也有原大的黑白图版，图版的样式比较丰富。所以上博简一出来，我记得裘锡圭先生就对这样的出版形式给予很高评价。之前郭店楚简、居延汉简、银雀山汉简等，大部分是以黑白、原大图版的方式出版的。第一次全部以彩色公布，而且放大这么多倍，上博简是首创，更重要的是符合学界的需求，所以大家也就慢慢接受了放大图版这样一种做法。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页面中放大的竹简图像

上博简做得是蛮辛苦的，因为不光是我个人，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是第一次做这类出土文献项目，之前在敦煌文献方面做得比较有影响。上博简的出版，也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文物考古领域进一步拓展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2001年9月吧，上博简第一辑在深圳印刷（当时上海没法承印），我第一次下厂跟印，每印一版印刷师傅就叫我去看颜色，那时候是半夜印的，印一版大概需要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因为第一本大家心里都没底，而且当时还是传统菲林印刷。后来印刷师傅慢慢都熟悉了，下厂就没这么频繁了。有一年作者方面希望加快出版进度，一年想出两本，其中一本的图版在制版时发生了问题，整本书印出来后才发现，只好重新加工，等于把图版全部换掉。我们倒过来查原因，发现制版出菲林的时候，红色版没有套准。所以类似教训我们也有很多，也不是说都是一帆风顺。

竹简出版的周期很长，难度也很大，组稿、编辑，包括经济核算，压力其实也很大的。

秦志华：首先，竹简的整理过程是非常艰辛的。清华简一年一辑的出版速度，出土文献界已经认为是不可想象了。实际上清华简整理团队集合了清华十来位学者的力量，从每一辑交稿之后就开始准备下一辑的整理工作。而西北汉简数量巨大，整理起来也不容易，肩水金关简一万两千余枚，悬泉简一万八千余枚，释读整理都经过了几十年的反复打磨。

从编辑出版角度来说，难度挑战也很大。肩水金关汉简最初交付给我们的图版是一个大版，十几枚简牍摆在一起拍的照片，另外提供一份低精度的单简图片小样和编号对照表。我们要从大图里把简牍一根根裁下来，跟小样对照，重新编号。后来张德芳先生主动提出，这项工作应该是作者团队的事情，以后就把简裁好、编好号给我们了。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可能大家都需要磨合、探索，分工没有那么清楚，互相补台很重要。作者的重心在释文整理上，我们的重心就放在把编辑出版流程理顺，双方一起围绕目标去协调组织、加快推进。对于清华简、安大简这样的项目，需要核对每处引文，审核每个造字，并从编辑的角度给作者提一些建议。做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的编辑团队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专业，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工作风格。

悬泉汉简实物

《肩水金关汉简》内页

随着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对于出土文献越来越重视，简牍整理出版项目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之前出土文献类图书因为印数不多，要完全靠市场销售维持收支平衡，经济压力很大。2003年《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在云南出版，某种程度上即可见北京、上海的一些专业出版机构已无力去承接了。现在虽然各方面支持的力度大了不少，但又遇到了新挑战，即随着数字技术的发达，有些学者习惯于把全书扫描后放在小圈子里流传，本来印数就不多，长此以往就更难以为继了。所以我们也在调研论证怎么样结合市场需求和读者痛点来做一些适当的开发，尤其是数字化的产品。希望在下一辑清华简时能够实现纸电一体的出版方式，纸质书附赠可检索的PDF，电子书也可以单独销售。平衡读者的需求跟出版社实际的支出，这大概永远是一对矛盾，但总能找到解决办法。

您在做这个工作中，从一开始的马承源先生、陈佩芬先生、濮茅左先生，后来的李学勤先生等，都有很多交往，能谈谈吗？

秦志华：要进入一个新的出版领域，仅仅靠出版社的名望是不够的。上海古籍出版社那时虽然已确定要出版上博简，但对古文字学、简牍学界还不够熟悉。所以我印象很深的就是2001年8月张晓敏先生和我到长沙去参加简牍学界的一次研讨会。会议并没有发邀请给我们，我们是辗转托人去蹭会的。会议名单里面没有我们，签到名单里面也没有我们，所以食宿都不给我们安排。我们自己订房间，自己找会场，自己管吃饭。这个破圈的过程，是需要有点韧劲和耐心的。我们晚上逐个房间去敲门拜访，介绍我们的出版计划，希望得到支持或指导。当然，随着上博简第一辑出版，我们在古文字学、简牍学界的地位也有了不少改观。（笑）

马承源先生、陈佩芬先生、濮茅左先生一直对我们比较厚爱，不仅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做文博出版，让我们有机会看了大量竹简、青铜器实物，而且每年都会自掏腰包请我们吃饭。我跟在后面长了不少知识，懂了不少规矩，听了不少逸事，也饱了很多口福。所以虽然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但只要你真正付出努力，不仅会得到作者的尊重，也会为编辑人生增添不少“附加值”。

要特别谈谈李学勤先生。李学勤先生对我们支持非常大。李先生讲学术民主，对出版社的编辑也是一样。每次到清华介绍出版方案也好，讨论校样问题也好，他都会以征求意见的口吻和我们交流。唯一正式提出来的要求，就是清华简出版时原大图版应一如竹简原貌，不能分断。为什么现在清华简做成六开本，就是根据李学勤先生的要求，专门设计的开本尺寸。先请他们测量，清华简里最长一支简的长度是多少，按照这个长度，我们回来进一步讨论纸张、印刷、装订方式，同时商量编排体例、版式设计。这对编辑出版团队来说的确是道难题，六开本的纸张、印刷问题还好解决，但根本没法穿线精装，最后只能借鉴传统古籍的线装形式，以一函两册的方式把装帧形式确定下来，另外再对清华简图版反复试验，确定放大图版以放大两倍的效果为最好，这样就形成了最终的出版方案。李学勤先生对我们的出版方案是比较认可的，也相信中西书局能够把这个项目做好

清华简实物

李学勤先生与秦志华在美国达慕斯-清华“清华简”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交谈

同时，我们还根据每一辑清华简材料的特点做了不同的设计，这也得到李学勤先生的高度评价。在《清华简（肆）》里专门有一个折页插袋，把《筮法》和《算表》的编联图版完整呈现出来。你不要看《算表》上没几个字，它一下子把中国古代乘法表的时间提前到战国，是目前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器。《筮法》也非常特别，它不是一支简从头读到尾，而是一个区域、一个局部来读，所以整理出来非常不容易。

《清华简·筮法》

有学者转述，李学勤先生曾多次表达过把清华简交给中西书局出版，是他做出的一项非常正确的决定。这些年来，清华简的编辑出版工作没有掉过链子，这大概也是中西书局所能告慰于李先生的吧。

出土文献有些是海外回流的，大家会有一些争议；另外就是有些简真假存疑。你们碰到这种情况，是如何判断处理的？

秦志华：目前流散或造假的简牍，都不少见。中西书局出版的这些简牍材料，学界普遍认为是没问题的。但海外回流的出土文献都会碰到这样的争议，真假是一方面，另一个争议是要不要回购。

有些学者担心，觉得非经考古发掘的材料是不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宣传、研究，如此会不会更鼓励非法出土现象？当然从我们做出版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能够把材料留下来。我记得马承源先生讲过，竹简出土后再过一百年，甚至可能不到一百年就没有了，即使你现在保存状况再好。但是书不一样，如果能够尽快公布出版，是很大的功德。流散海外的竹简如果放任不管，不进行抢救性的保护、整理、拍照，以后可能就再也见不着了，对文化的损失可能更大。

关于简牍的鉴定，学界有种讲法，若是中国的顶级学者如裘锡圭、李学勤、马承源等都看不出这批简是假的，那就意味着造假的人的水平要高于这些顶级学者不止几倍。造假总会有痕迹露出来，不可能有人在内容、形制、书法各方面都能超越我们现在的研究水平一大截。黄德宽先生之前在接受澎湃新闻访谈的时候也就这个问题做了更专业的阐述。

但是也有一些简牍的真伪问题，争论比较复杂，学界的意见会截然分成两派，不像对清华简、上博简、安大简那样一致认可。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项目，可能会进一步听取各方面意见。但的确也两难，就是你不可能拿着这批材料到处说，因为出土文献界很忌讳抢发材料。很多作者交稿的时候，虽然很信任我们，但还是会反复叮嘱说这批材料不能提前泄露，因为涉及首发权。而且对于鉴别真伪来说，目验简牍原物非常重要，不能光看图版，没有人鉴定文物是拿着图片去的。如果是个人的收藏品，还是应该请一批学者集中鉴定原物，再来下判断。非考古出土的材料更谨慎一点比较好。

这次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把出土文献作为四个重点方向之一，也是看到了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实际上还是远远不够。之前有文章谈到某地的文物保护工作，有些竹简出土已经很久了，十几年前就出土了，其中有很重要的材料，但到现在还没有整理公布。非考古出土的材料我们当然要谨慎对待，但是考古发掘出土的材料一定要尽快发布。现在考古发掘的压在库房里面的各类文献材料还有不少。在这方面，张德芳先生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在西北汉简这一块，开门整理、开门编撰，邀请学界一起来参与这项工作，而不是把材料作为私家秘藏。长沙五一广场汉简也是联合了四家单位共同整理，因为只依靠一家单位，力量、时间都没法保证。希望文物考古学界更多地借鉴这种做法。如果材料能够更多更快地公布出来，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就会呈现出更加丰富的面貌。

你们将来出土文献的出版，有怎样的规划？

秦志华：一方面中西书局要把出土文献的著录、刊布继续做好，有些项目目前还在持续地推进过程中，项目收尾可能还需要三五年的时间，包括清华简、安大简、悬泉简、五一广场简、睡虎地汉简等。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关注一些新出土的材料。

此外我们也一直在琢磨，除了出土文献原始材料的刊布之外，还能做哪些推动学科交叉研究的工作？是不是有可能整合一些相关材料做些基础性的分类，比如出土文献中的法律史、出土文献中的数学史、出土文献中的中外交通史等等。把这些出土文献材料跟学界的需求、研究的方向结合起来，这也是今后我们要措意的。荣新江先生跟我多次提起，悬泉汉简里面的材料很重要。虽然他主要研究唐代，西北简基本上是汉代的，汉、唐丝绸之路还是会有不同，但他也高度关注这批材料。目前出土文献的整理方式对于研究语言、历史等其他学科的学者来说不太友好，如何让文史哲学界更及时、有效地利用出土文献材料，可能需要针对性地做一些延伸的专题出版。

还有一个方向是传世文献的再整理。这么多出土文献面世，实际上对传统的古籍整理也会有所推动。于省吾、屈万里、林义光等前辈学者在这方面都做过很多工作，但进一步利用竹简材料来重新梳理字义、韵读、文句，应该还有很大的空间。最近我们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正在论证启动这方面的研究、出版项目。

另外我们想做一些出土文献和古文字普及的工作。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大家对甲骨文现在都比较关注，因为国家一直在鼓励传承弘扬，但是从甲骨文、金文到战国文字、小篆等，其源流演变可以做的学术性、普及性工作还有很多，需要基于当前学术研究的成果来梳理整个古文字的演变。现在很多书法研究者、爱好者对出土文献也很关注，可以编选一些简牍作为书法字帖。

中西书局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出土文献》期刊，作为本学科目前唯一的一本学术期刊，也要进一步发挥好学术交流平台的作用，促进学术创新与学科交叉发展。

数字化也是一个重要方向。我们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已经达成了共识，将共同开发建设一个古文字编纂和发布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数字化平台，集合相关领域的学者以在线编纂的方式，系统地把古文字的音、形、义确定下来，作为基础数据。今后文字编这类出版物，就可以按照某个规则自动生成；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可以按照其研究需求，归集相应的数据材料。目前编纂平台的前期开发已经完成，清华大学方面正在试用。

编者按：关于中国台湾地区的美食的起源与发展，向来众说纷纭。本文通过对历史传统的追根溯源，指出目前兴盛的“台湾菜”，主要是在1945年台湾地区光复之后，被以眷村军人为代表的“外省人”对大陆各色菜系加以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美食家逯耀东所说，让他大加称赞的“新台湾传统”食物牛肉面，恰是他念兹在兹的大陆“家乡味”。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搭了时间不等的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后，便会迫不及待地寻找台湾在地的美食，以缓解旅途中的疲惫与饥饿。这时候，牛肉面馆或许是食客们的选择之一。台湾牛肉面久负盛名，成了台湾食物的一张“名片”。

然而，因为传统农业社会的缘故，台湾人对牛肉以及相关料理的食用是很晚近的事情，民间俚语也有言：“毋食牛犬，功名袂显；食了牛犬，地狱难免。”这种看似与台湾关联度并不大的食物，如今却成了台湾地区本土食物的代表。由此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到底什么是“台湾食物”？而真正的“台湾食物”又是如何产生的？

《“台湾菜”的文化史》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答。作者陈玉箴是台湾师范大学台湾语文学系教授，因为一直以来对食物的喜爱，便把饮食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并以此为主题出版了多本专著。本书是作者2010年于荷兰莱顿大学毕业时的博士论文，经由作者本人改写后，由联经出版公司于2020年6月出版。

一、殖民地巡视之旅与高档料理

从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开始，台湾岛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23年4月16日，当时的日本皇太子裕仁，也就是后来登基的昭和天皇，自基隆港上岸开始了这场被称为“东宫行启”的殖民地巡视之旅，不仅是一种殖民地被征服的象征，也标志了一种被称为“台湾料理”的料理模式的诞生。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上层阶级多流行法国料理，正式的国宴也以西式晚宴为主。皇太子来到台湾之后的饮食也是如此。但皇太子偶尔也需要换换口味。4月24日中午，皇太子享用了被命名为“台湾料理”的宴席。这桌宴席由台北著名的本地菜酒楼江山楼和东荟芳烹制，其中佳肴囊括了燕窝、火鸡、鱼翅、海参、白木耳等珍贵食材。负责烹饪料理的八位厨师也在宴席开始前一周进行隔离，并且沐浴斋戒。

宴席分为上半席和下半席，上半席六道主菜之后，第七道点心炸春饼被称为“即席料理”，标志着宴会已经进行了一半，相当于宴会的中场休息。待第八道菜上来后，下半席开始。对于菜肴的安排，厨师会特别注意干、湿相间，也就是一道无汤汁的菜之后往往会搭配汤羹类，以让客人口感均衡，不至于口干舌燥。直到最后的点心八宝饭与杏仁茶被送上来，便知道宴席已到了最后，这也被称为“完席料理”。皇太子对这一席料理赞不绝口，而从这以后，“到台湾吃江山楼的台湾料理”就成了来台日本皇室成员的必要行程。

然而，以燕窝、鱼翅、海参等为代表的佳肴则是中华菜系共有的高级菜色，为何被命名为“台湾料理”？这与日本社会对不同料理的认知有关。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日本人并没有明确的“中华料理”概念，对何谓“台湾料理”更没有明确的认知，于是也很自然地将在台湾吃到的食物称为“台湾料理”了。而这些在台湾吃到的食物被命名为“料理”，意味着这些食物都属于宴客菜，主要供经济情况不错的日本人，以及本地士绅宴饮之用。

这一时期的台湾料理的主要烹饪方式有六种：汤、勾芡、炒、炸、蒸、煮，选用食材也颇为高级，因此烹饪台湾料理的餐馆主要以高档酒楼和餐馆为主。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料理高档酒楼，除了承办皇太子宴会的“江山楼”和“东荟芳”，还有后来的“春风得意楼”与“蓬莱阁”。这四家酒楼被称为“江东春蓬”，其中“蓬莱阁”对战后台湾菜的影响颇深，以至于很多战后的台湾菜馆都在诉说自己与“蓬莱阁”的渊源。

而在这一时期的台湾料理酒楼烹饪的台湾料理中，不但使用高档食材，也将本地的水果蜜饯，如香蕉、龙眼、甘蔗等加入宴席之中，突出了本地的特色。而到了较为晚近才创办的“蓬莱阁”，还雇用了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厨师以丰富料理种类。因此，这一时期的台湾料理，呈现出来的形象是：高级、精致、有特定的用餐规范和礼仪，属于上层阶级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满足了日本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想象。但这些却并非当时普通民众经常食用的，更与后来以“清粥小菜、快炒、夜市小吃”为代表的“台湾菜”大相径庭。

二、老百姓们的古早味

在交通运输条件和冷藏设备不发达的时代，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家常饮食深受所处自然环境的影响，也就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对台湾地区的普通人来说，主食以番薯和稻米最为重要。然而稻米除了是粮食作物，还是很重要的经济作物。因此虽然台湾地区出产口感绝佳的“蓬莱米”，但老百姓的日常使用主食还是以番薯居多，而稻米的食用比例则会反映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

在副食方面，则以自家种的蔬菜和腌渍类食品居多。腌渍食品利于保存，同时也节省了开支和烹饪时间。农家往往将自己种的蔬菜制成酱菜，渔家则将各种鱼虾贝类制成鲑酱。而在南部地区，人们也将当地的水果，如青木瓜、芒果、凤梨等腌渍或制成酱料食用。至于肉类，则以猪为主，鸡鸭次之，少吃羊肉。但因在日据时代，宰杀猪、牛、羊需要课税，使得对肉类的食用多见于年节和婚宴，日常食用肉类则多以风干肉、腌渍肉、香肠，以及卤肉饭和肉燥饭等为主。水产则多以进口为主，新鲜水产食用不多，多以风干的加工品为主。

也正因为这样的食材构成模式，使得普通人家烹饪的味道以咸为主。同时为了节省烹饪的燃料和油，烹饪的方式也以煮和炒居多，油炸较为少见。油炸类食物则多见于宴席菜，其珍稀性使之成为适合招待、馈赠的佳肴，同时也被赋予了较高的社交意涵。

除此之外，点心和街头料理在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中也颇为重要。都市人或富家的点心多为接待客人与休闲时享用，而农家则以农忙时补充体力为主。这样的点心淀粉含量较多，需要一定的制作工艺，因此不但可以果腹，亦可在年节时馈赠众人。在享用本地点心的同时，人们也可以买到例如仙贝、麻薯等日式点心。而在人口较为密集，人流量较大的地方，会出现数量较多的小吃摊，例如台北大稻埕的永乐市场，便是小吃摊的集中地。每到晚上还会有夜市出现，如现在台北著名的士林夜市，便出现于日据时代。而夜市中经常出现的食物，如粉圆、面茶、油粿等，也成了如今台湾地区食物的代表。

台南花园夜市

三、“左宗棠鸡”与台湾：战后“台湾菜”的重构

二战末期，因为战争原因，大量经营“台湾料理”的酒楼被迫歇业。而到了1945年台湾光复后，以蓬莱阁为代表的主营“台湾料理”的酒楼又开始重新开张。与此同时，大量外省菜馆也开始在台湾开业。如主营上海菜的“大光明酒家”和“大上海酒家”便分别于台湾光复后不久的1945年10月26日与1946年6月1日开业。

随着1949年前后大量大陆民众涌入台湾地区，外省菜馆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主营上海菜的“老正兴”，主营北方菜系的“悦宾楼”与“鹿鸣春”等。这些外省菜馆的经营者，一部分是由大陆总店开设在台湾地区的分店，另一部分则是原本富有人家的私厨，虽然跟随富有人家到了台湾，但原本的雇主无力再聘请厨师，使得原本的私厨只好另行开业以谋生计。在这一类厨师中，较为有名的便是创造“左宗棠鸡”的湘菜名厨彭长贵。

彭长贵生于湖南长沙，少年时曾跟随谭延闿的家厨曹荩臣学厨。因谭廷闿对食物非常讲究，因此其家厨有“谭厨”之称，而曹荩臣也在长沙开设了“健乐园”餐厅。彭长贵自少便在衡阳、长沙与重庆等地的餐厅工作。1949年来到台湾后，也从事餐饮类工作，亦到后来创办了“彭园”餐厅。而“彭园”最著名的料理则是彭长贵在台湾创造的“左宗棠鸡”。“左宗棠鸡”虽以湖湘名士左宗棠为名，但湖南当地其实没有这道菜。诸如台北“彭园”餐厅之类的外省菜馆，也成了各来台外省同乡会的聚会之所。

而在外省人较为集中居住的眷村中，也有被称为“眷村菜”的外省料理。因眷村居民多为军人，其食材也多为军中的配给食物与外援食物。因此眷村居民往往以有限的资源，以自己熟悉的家乡手法烹饪食物。以眷村居民省籍的不同，不同眷村中的食物特色也并不一样。如空军眷村中的居民多来自江浙与川渝，故空军眷村中的食物则多为川扬风味。同时为了充分使用来自美援的面粉，“眷村菜”中也有较多的面食。在眷村居民中，也多以“外省军官，台湾太太”的组合居多，因此在眷村中应用台湾本地可以获得的食材烹饪的外省菜色，成了“眷村菜”的特色。

除了“眷村菜”，这种以台湾本地食材烹饪外省菜的料理方式，在知名烹饪教育家傅培梅的食谱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傅培梅在其美食节目或菜谱中经常会提到，某道菜的主要食材若不容易买到，可用常见的其他材料取代，味道也不错。例如“松鼠黄鱼”这道菜原本是用大黄鱼，但当时黄鱼尚不能人工养殖，野生黄鱼价格又非常昂贵，因此傅培梅建议其观众可以用其他细长型鱼类或草鱼代替。而除傅培梅之外的其他台湾餐厅老板，也在烹饪的过程中融入川菜、粤菜等其他菜系的做法。也正是这种料理特性，使得“不强调正宗与传统做法”成为台湾菜的特色之一。

不过，虽然在战后台湾出现了各菜系相互融合的现象，但台湾餐厅仍旧保留有若干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特色。例如台湾菜中仍旧有很多以腌渍食材为主的菜肴，以及以猪为主要肉类的菜肴等。同时，台湾菜师傅强调台湾菜的特色在于保留食材的原味，依赖新鲜的植物香料进行调味，而较少使用风干调料。油与辣椒也使用不多。

四、游客与饕客的“台湾味”

随着1970年代以来的台湾地区经济起飞，普通民众的收入日渐提高，使得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后，多数台湾人开始有多余的时间和金钱投入休闲娱乐活动。台湾地区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转向消费社会。因此，旅游业也开始迅速发展。为了吸引游客，旅游业者深入乡间，开发出了少数民族料理与客家料理。同时，“台湾小吃”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相关的食谱中，台湾少数民族的饮食特色被描述为“原始、自然、健康”，对食材的处理方式也讲究原味。其代表菜色包括竹筒饭、香蕉糕、石板烤肉、山猪肉香肠等，这也符合如今重视健康自然的饮食潮流。而就客家料理来说，则以咸、香、肥为主要味道，所用食材以干燥或腌渍食品居多，同时讲求量多实在。而客家料理的代表菜色则包括鸭血炒韭菜、客家小炒、猪肺黄梨炒木耳等。然而，传统客家菜的咸、肥、香的特征却与现代中式健康的价值相左，容易使客人流失。因此，旅游业者在对客家料理进行开发的同时，也尝试将客家料理精致化与健康化。

在旅游业者对少数民族料理和客家料理进行开发的同时，小吃也成了吸引游客的关键。自1981年施再满出版《台湾小吃》一书以来，台湾各地均将本地小吃发展为本地观光特色的代表之一。而且随着传播手段的日益发达，各地的小吃也不断知识化、民俗化，成了本地吸引游客的重要手段。为此，各地也不断举办与本地小吃有关的美食节，最为典型的就是台北的牛肉面节。而牛肉面在著名的饕客逯耀东笔下，成了台湾地区“新传统食物”的代表。逯耀东是江苏丰县人，自小在苏州长大，中学时来到台湾，后来又在香港任教多年。在不同地方的生活经历使得逯耀东对美食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也是第一个在台湾的大学中开设“中国饮食文化史”课程的教授。逯耀东与和与他本人有类似经历的唐鲁孙一样，很反对台湾餐厅中的“菜色混杂”现象，讲求料理食材和做法的正宗性。但后来逯耀东却觉得“在香港找不到好吃的味道”，而苏州的味道又与少时相比让自己“非常失望”，而视台湾菜为自己的“家乡味”，即使离开台北，也对台北的食物怀有依恋。而这种“家乡味”的“台湾菜”在逯耀东笔下的牛肉面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牛肉面在中国西部的食物中并不鲜见，如兰州的代表便是当地的牛肉面。但 “川味牛肉面”却是台湾独有的。逯耀东在读了著名美食家焦桐的《谈牛肉面》后，接连写了《也论牛肉面》《再论牛肉面》《还论牛肉面》三文。逯耀东在文中说自己在四川找不到川味牛肉面，因为四川小吃中只有“红汤牛肉”，并没有“牛肉面”。红汤牛肉的做法是将大块牛肉煮熟后捞起改刀，然后将川味必备的郫县豆瓣酱制成红油，以清溪花椒与八角等捆成香料包，与葱姜入牛肉汤锅中微火慢熬而成。逯耀东认为，台湾的川味牛肉面最初可能源自高雄冈山的空军眷村，因为冈山空军眷属多来自四川，而冈山亦出产辣豆瓣酱。同时眷村中也比较容易获得美援的牛肉罐头与面粉。于是眷村中的四川同乡便将面粉制成面条，同时加入牛肉罐头、冈山当地的辣豆瓣酱，以及番茄，制成川味牛肉面。

逯耀东的有关牛肉面起源的说法被广泛接受，亦成为台北牛肉面节中有关牛肉面起源的“钦定”之说。但逯耀东的说法也仅为一家之言，牛肉面在台湾真正的起源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论证研究。但对台湾人来说，每个台湾人都有自己的牛肉面故事，而牛肉面也成了台湾人的“家乡味”。

五、“混杂”的珍珠奶茶

后殖民学者安哈利·普拉布（Anjali Prabhu）将“混杂”（hybridity）分为两种：一种是指特定历史中的社会现实，也就是多种文化力量同时存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一种是有政治立场的特定概念。在“台湾菜”的发展过程中，原有的日据时代的台湾料理，以及以“古早味”为名的民间小吃，与1949年前后来台的外省餐馆、饮食摊，点心等融合，透过食谱、市场、餐馆、家庭厨房等管道不断进行，而厨师们也在不同菜系的餐馆中学习不同的技法。最终，在饮食文化知识化和传播手段的发展中，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台湾菜”得以形成，并称为台湾人的“家乡味”。同时，这种“混杂”也塑造了另外的一种“本真性”（Authenticity），在饮食中，这种“本真性”又以“道地”名之。作者在本书中将“台湾菜”的产生与发展进行系统描绘，便遵循着这一路径。

然而作者在叙事的过程中，将笔墨过多着于“菜”，而忽略了在台湾人饮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罐头”和“饮料”。在冷藏保鲜技术并不发达的时期，新鲜水果保存不易，一些保质期较短的新鲜水果，若是在距产地较远的地区销售，则价格昂贵。因此罐头加工品成了普通民众获得这些水果的主要方式之一。对于罐头的回忆，仍旧停留在很多长者的印象中，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而罐头本身，在经过烹饪后，也存在着独特的味道。在饮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要数“珍珠奶茶”。台湾地区虽然出产茶叶，但因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缘故，台湾人食用乳制品的历史也不长。在茶中添加牛奶的饮用方式也源自英国。奶茶也并非台湾传统冰饮。据珍珠奶茶的发明店之一的“春水堂”老板刘汉介说，他1983年去日本旅行时，看到服务生将咖啡萃取后倒入摇杯，并混入冰块与牛奶摇出泡沫，迅速倒入杯中饮用，味道冰爽可口。于是刘汉介买回摇杯，同时借鉴手摇冰咖啡与宋代加冰加蜜的饮茶方法，发明了泡沫红茶。

而后到1987年，当时的春水堂四维店店长林秀慧将刚买的粉圆加入泡沫红茶中，因为当时加入的粉圆晶莹剔透，因此这种饮料被命名为“珍珠奶茶”。后来业者在粉圆中加入黑糖，让粉圆变得乌黑圆润，才使得珍珠奶茶有如今的样貌。而到了1990年代，随着自动封口机引入奶茶店，取代了传统的杯盖，自此，外带式珍珠奶茶开始风靡。有数据统计显示，平均每年每个台湾人可以消费九十杯手摇饮料，差不多平均每个人四天就要喝一杯，其中珍珠奶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手里拿着一杯奶茶游走于大街小巷的人随处可见，甚至有人专门从日本飞来，只为喝一杯珍珠奶茶。因此，“珍珠奶茶”与“牛肉面”一道，成了代表台湾地区食物的“名片”。

如今游走在台湾街头，肚饿则走入小店来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口渴则买一杯珍珠奶茶继续自己的旅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牛肉面与珍珠奶茶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群中并不稀见，但食客们享用起来，却是一种特别的味道，让人难忘，更让人回忆。

《水库13》，[英]乔恩·麦格雷戈著，卓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280页，49.00元

《水库13》这个书名有点冷峻，甚至暗含惊悚。英国有种犯罪小说类型就叫“黑色水库”。“水库”出现在小说里，除了淹死人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功能呢？何况“13”在中外习俗里都不是善良的数字。按照读悬疑小说的习惯，我没有去浏览作者简介和前言后记，而是直接翻开正文阅读，一时间还琢磨不出来这究竟是美国、英国、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直到看见了曼彻斯特这个地名。

故事发生在英国北部德比郡峰区的一个小村庄。圣诞新年期间，十三岁的女孩丽贝卡·肖（也叫贝基）同父母从伦敦来游玩，在山里失踪了。大家组队进山搜寻，潜水员潜入水库底，警察前来调查，媒体也蜂拥而至。女孩失踪时身着白色连帽上衣、藏青色马甲、黑色牛仔裤和帆布鞋，这样的形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时出现在人们的梦境里，人们幻想找到她，带她回家。女孩夏天也来过，跟村里年轻人有过短暂交往，其中一位年轻人甚至在女孩失踪前一天还同她约会。五位年轻人自己组建了搜救小组，走遍荒野，远至第十三座水库。这些水库围绕着小村，是一百多年前人工水淹山谷形成的。在干旱季节，人们还能看见被淹村庄的教堂和谷仓从水底再现。

小村生活平静，人与自然仿佛很和谐，但是女孩失踪事件始终像雾霾笼罩在大家头上，影响了整部小说的气氛。从女孩失踪到小说结尾，十三年过去了。这十三年构成了小说的十三个章节，讲述二十多家村民的生活，每一章都以新年烟花开始。春天大地渐渐苏醒，鸟儿开始做窝，狐狸在山毛榉林里生下小狐狸，然后四季更替周而复始，人们爱恋婚嫁生老病死，万物生长衰败，獾、刺猬、猛禽、蝙蝠等在山里随处可见。人不去打扰自然，动物适者生存，依旧很有些野性。当山毛榉林遭到破坏时，小狐狸一离开巢穴就会遭遇不测；老鹰会很快吃掉濒临冻死的羊；獾“制服了一只刺猬，迅速剥了它的皮”。

村民的小社区井然有序，村里有教堂、酒吧、板球场，主要管理机构是教区俗务委员会，监督公共土地的使用，督促居民行使权利和义务。主管“精神”的是教区女牧师简，宗教信仰只是传统的一部分，有时教堂的礼拜仪式参加者寥寥无几。但是人们有烦恼会向简倾诉，她感觉自己更像心理咨询师。  

这部小说带我们走入今日英国乡村，但类似题材在当代小说中并不多见。我们更熟悉的是朱利安·巴恩斯等人的“知识分子小说”，或者霍林赫斯特等作家的上流社会场景，尽管都离我们的生活有些遥远。有评论者认为《水库13》是最具有英国风格的小说，我们的确可以从中看到老作家哈代和理查德·休斯等人小说中远离尘嚣贴近大自然的生活，但《水库13》描述的是一个文明高度发展、生活非常富裕国家的“新农村”，虽然地处山区，却不闭塞，也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真正的“劳动人民”很少，只有养羊的杰克逊家和养奶牛的汤普森家，另外还有石匠的儿子，有收废品的人和打扫卫生的钟点工艾琳。现代科技进入普通村民的生活：羊圈里的母羊怀孕会接受超声波检查；艾琳患自闭症的孩子精通电脑应用，“屋里地上拖满了他的电脑电线”，他还帮助母亲设计客栈网页。

这也并非传说中年轻人全去了大城市只有老人留守的农村。村里有小学，大孩子有巴士送去城里上中学，年轻人去外地上大学，毕业后又回来。上大学没有什么稀奇，留在村里也并未被生活抛弃。没有谁出外打工做体力活，在村里生活只是一个住址的选择。无人真正生活贫困，老弱病残都得到照顾。村里有人旧病复发，医院会派车来接走，不需要家人探望；脑梗卧床病人有医生、护工、护士和理疗师定时上门；患自闭症的孩子可以去特殊学校寄宿，父母不用担忧。

村民中不乏“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是苏和奥斯汀·库珀夫妇。奥斯汀曾经在《泰晤士报》工作，现在为国家公园编辑杂志《山谷回音》。苏先在BBC实习，后来正式入职。另一位老村民威尔逊曾在供水公司担任工程师。亨特家用谷仓改建客栈，父亲“参加与土地有关的高层政策论坛”。杰夫·西蒙斯是陶瓷艺术家，有自己的作坊，对外销售作品。

女孩失踪悲剧更像是作者故意设置的悬疑框架，读者一直读下去，期待揭示谜底，结果发现窥探的并非一桩谋杀案，而是别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发现村民们似乎与邻居保持距离，其实少不了八卦彼此。如果搬来了新住户，他们甚至会凭空杜撰出一段别人的生平。没有谁家的事情能逃过众人的目光，但无论是村民还是我们读者都只看见外貌，并不知道人们内心的活动。作者不去渲染悲欢离合，视同动物的生存一样本当如此。年轻人不认真对待爱情，女孩在准备宽衣解带时也对面前的男孩揶揄嘲笑，男孩同样出言不逊。村里的卡萨诺瓦名叫戈登·杰克逊，他擅长勾引女人，“自有他的套路”，然而并没有本领如所谓PUA高手那样搞得女人痛不欲生。婚恋关系中女人掌握了主动权，她们的生活中似乎根本没有“不能承受之轻”。她们不会因为同别人睡了一觉就坠入情网难以自拔，总是由她们提出结婚或者离婚或者复合，有时反而是做丈夫的担忧婚姻解体，女人常常连招呼也不打就离开了家。

然而，究竟是大家都没有敏感的心灵，还是作者刻意不去挖掘呢？究竟是英国人性格如此，还是无论何处，生活本来就如此，大多数小说的波澜起伏恐怕都是虚构。当然，正因为虚构了与我们不同的生活，我们才希望通过读小说遁入不一样的空间。而这里有位小说家写了本书，我们在其中只见到普通人如流水般的生活，即使遭遇不幸，大家也是淡然处之。作者没有去深入挖掘痛苦是否在人们心中留下创伤，但是他告诉读者，人们会去找女牧师简诉说，简有时觉得听了别人那么多的倾诉，她自己恐怕心理负担太重，难以承受。

《水库13》英文版封面

我们读第二遍会发现平静的生活底下其实有激烈的事实，平淡的笔调也会透露出骇人的细节。村里时有意外事故发生，最频繁的是火灾，有时烧掉整幢住宅。有时悲剧没有发生，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我们在字里行间发现小村庄的保守思想依然具有威胁性。我们看见小学教师卡特小姐穿着短裙在高梯子上装饰圣诞树，让教工琼斯扶着梯子，老琼斯恐怕窥见了卡特小姐裙底风光。旁观的弗伦奇小姐擅自就差使琼斯去干别的活，留下卡特小姐独自在梯子上忙碌，等她偶然低头发现无人扶着梯子，未免心惊，而弗伦奇小姐却不知去了何处，似乎她只关心琼斯是否偷窥，却完全不在乎卡特小姐会从梯子上摔下酿成惨剧。

每家各有各的难处。艾琳患自闭症的儿子常常把母亲身上打得青紫，“屋里家具都被他破坏了”。苏生了双胞胎，跟不上工作进度，有人要求她请无薪假，有人对她在家办公有意见，后来要求她自行辞职，她拖延着，一年后被BBC辞退，到手的补偿远不如自动辞职。理查德·克拉克是企业咨询师，长年在外旅行，只在圣诞节回家探望母亲。母亲年老独居，时常摔跤，每次摔倒都只能自己慢慢爬起来。琼斯因为在电脑里存放大量儿童色情文件被判刑一年半。某位家暴的男人来找前妻，有人注意到两人起了争执，叫来了警察。貌似斯文的丈夫曾经两次打断妻子的胳膊，妻子反而为他隐瞒实情。杰克逊家在村里居住时间最长，养羊艰苦劳累，想过要请帮手，但“太费钱”，下雪天羊也会冻死一些。老杰克逊脑梗多年躺在床上，这一家几个男孩最后提出要分家散伙。

日子过得最糟糕的要数马丁。马丁这个角色起初并不起眼，对他的叙述散落在各处，但他其实最有故事。女孩失踪后，一座水库旁发现一辆红色卡车钉着假牌照。马丁知道车属于一位名叫伍德的人，他被迫向警方报告了此事。某天他消失了，一周后一瘸一拐地回家，手臂上有烫伤的痕迹。他说，“伍德的记忆比想象中要好”。我们因此悟出他遭到了伍德虐待，这在犯罪电影里完全可以拍成非常火爆的镜头，但此处只一笔带过，甚至会被读者忽略。他开的肉铺因为欠债被银行没收，妻子跟他离异；某日儿子带着同性恋人来看他；女儿生了小孩，住处还没有着落，准女婿说马上会找房子，马丁心里嘀咕“为什么不早点安排”，显然小夫妻日子过得不顺畅。马丁另外两个朋友也是盗贼。他是个不靠谱的人，圣诞节轮到他装饰教堂，他最后一刻却不见踪影。他很执拗，妻子离开后，他连着几年情人节给她寄贺卡，妻子来提醒他不必再寄，他却矢口否认，仿佛否认就挽回了面子，占了上风。他没有什么自知之明，竟然想竞选教区俗务委员会主席，然而并没有谁理睬他。

这一带是简·奥斯汀小说和《简爱》电影的拍摄地，当然有贵族庄园，却不再有贵族。卡尔肖大宅已经完全边缘化了，住在里面的人也并非卡尔肖家族，过去贵族庄园负责修桥补路，现在大宅子的住户经常跟村里扯皮。最后这家人把庄园挂在市场上出售，新主人将把它改建成酒店。村里另外还有一两位曾经的富人后代，包括布莱恩·弗莱彻，他被剥夺了继承权，只留下一幢建于乔治王时代的大房子。妻子萨利的儿子是个盗贼，显然阶级区分已经模糊。

作者带领我们走进小村的家家户户，但叙述点到为止，更多耐人寻味的细节则让读者自己去琢磨。小学校长辛普森身体健康欠佳，可能是痴呆，但没有明说；琼斯小姐究竟什么毛病复发需要住院，是否精神有问题？“有人看见”她自己在商店里“买了包装纸和捆绳”，“大家认为这算是某种突破”，因为一个精神病人终于能够自己料理生活了吗？作者将不寻常之处漫不经心地呈现出来，有时在读者看来非常重要的事情，书中角色却漠然视之。一对恋人带狗散步，狗发现路边一件藏青色的马甲，但是两人继续走路，只留下读者好奇这是否就是失踪女孩的衣服，同时感到诧异，既然村民们一直关心失踪事件，为何这两人发现了一件马甲，却又完全无动于衷呢？

这样一些琐事，按理说应该令人觉得枯燥乏味，可是不，有种魔力吸引你一直读下去。是有关失踪女孩的悬念吗？是人们普遍喜欢窥视别人生活的八卦心理吗？是作者语言的魅力吗？读很多小说，你知道那只是故事；读这部小说，你知道这就是生活。作者说：“我认为没有人在自己眼里是普通人。每个人的生活故事都有趣、复杂和微妙。”他将日常生活融入自然景色，平淡地讲述，同时不断变换视角和关注重点，让高度浓缩的跳跃式片段构成循序渐进回旋往复的叙事。作者时常故意打乱段落划分，完全不相干的一件事情会紧跟在另一件事情后面，并入同一段落，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但会因此不断抓住你的注意力。书中也没有带引号的直接对话，对话只是穿插在叙述中。叙述文字好似摄影镜头，远观再近观，又像一位画家在绘画，他心里应该知道自己想要完成什么作品，而我们却只是看见色彩慢慢堆积。

《水库13》展示了与我们农村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让我们了解英国人的日常。英国读者是什么感受呢？不少书评人说感觉像读弗吉尼亚·伍尔夫，那些文字是平淡中如海浪般的层层推进。事实上，英国人非常欣赏乔恩·麦格雷戈的作品，他的小说三次入围布克奖。他1976年出生于百慕大，在英国长大，大学攻读媒体技术，侧重电影制作专业。起初他写作，也靠打工谋生，包括在餐馆洗碗。他2002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如果无人谈论妙事》，获得毛姆奖并入围布克奖。2012年出版的《即便是狗》获国际都柏林文学奖，奖金高达十万欧元。

乔恩·麦格雷戈

《水库13》是他第四部小说，2017年出版，小说时间跨度十三年，作者自己花了七、八年时间撰写它，因此差不多同步小说的时间节奏。作者生活在城市，他说自己虽然经常在野外散步和骑自行车，但并不真正了解大自然和农村生活，时常要检索谷歌做研究。2018年他又出版了连续短篇故事集《水库录音磁带》，这些故事首先在BBC四台连续播出，以十五个短篇、十五个人的视角再次讲述同一个村庄在女孩失踪前几个月的故事，呈现更加冷酷的画面。在一个故事里，失踪女孩贝基露出了玩笑开过头至倾向于邪恶的一面，不再是那个消失在深山大雾里纯真无辜女孩的形象。另一个故事里还有女孩掉入二十英尺的深坑，“如果没人发现，她就永远躺在那里了”。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曾经要求乔恩·麦格雷戈预测一百年后人们还会阅读哪些当代作家，他说了一连串名字，大多是女作家，很遗憾我认识的不多，因此也意识自己到对当代英国作家了解实在不够，即使他们入围了布克奖。我们更加熟悉的还是一百年前的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D.H.劳伦斯等人，或者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有趣的是麦格雷戈认为大多数八十年代“伦敦著名男性作家”的小说都很难读，他也不喜欢那些小说的男主角，建议儿孙不要去读。这让我们十分好奇究竟哪些我们认识的英国作家属于这个范畴？马丁·艾米斯肯定是其中之一。当然麦格雷戈笔下的水库村庄貌似平静安稳的世界与马丁·艾米斯描述的混乱不堪众人吸毒的世界完全不同，然而他也写了《即便是狗》，揭示瘾君子的生涯，展示的是同样因吸毒成瘾而陷入困境无法逃离的人群，死亡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水库13》的语言平实和缓，但不乏优美抒情，中文版翻译得也相当出色，非常值得一读。

V2, Robert Harris, Knopf, September 2020, 312pp

罗伯特·哈里斯的惊悚小说新作《V2》的结尾有一个场景，德国火箭科学家鲁迪·格拉夫暗中破坏自己创造的杀伤性武器。当时是1944年11月下旬，纳粹战况告急。在绝望的孤注一掷中，他们把筹码堆在了新的V2弹道导弹上，从荷兰的据点向伦敦发射了数百枚导弹。

格拉夫解除了导弹的机械程序，然后改动了它的无线电接收器。V2导弹成功发射，但是，四秒钟后，它并未向英国首都的方向以抛物线轨道转弯，而是“她直飞向上……完美而光荣地——飞向天国”。

火箭计划是一个巧妙而略为浅显的隐喻，是对人类行为中所有最令人钦佩的东西的腐蚀：现实政治对科学成就的腐蚀；毁灭的冲动对学习的动力的腐蚀。它曾经是为了更为崇高的东西。现在，它的理想已经轰然倒塌，破碎一地。

这个隐喻贯穿了哈里斯先生的小说，在格拉夫这个人物身上，作为现实中的沃纳·冯·布劳恩（德国物理学家，后来领导了美国的太空计划）的一个虚构的追随者，体现得尤其明显。格拉夫对战争幡然醒悟，对希特勒的政权充满厌恶。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主管这些火箭从森林中的移动基地发射的任务。

格拉夫不是纳粹——虽然因为严重的道德取向偏差，他也并非无辜。他不仅管理那些意在杀人的发射行动，还和他的同事一样热衷于“把试验设施和导弹工厂建起来”。在可怖的党卫队上级集团领袖汉斯·卡姆勒的驱使下，这个建设项目导致了两万名奴隶的死亡。格拉夫作为冯·布劳恩的某种代理人，也是探讨被玷污的理想的工具，不过他的道德骨气比他的导师略为坚定一点儿。

哈里斯以1982年的那部探讨现代战争的伦理及技术的非虚构著作《更高形式的杀戮》开始了他的作家生涯。他的第三帝国主题小说历程从1992年的《祖国》（虚构希特勒赢得战争的一本架空历史）和1995年的《恩尼格玛》（描述英国在布莱切利园的密码破解工作）开始。从那时起，他在文学上的努力让我们游历了古代的罗马到布莱尔时代的英国，从一场现代的教皇闭门会议到德雷福斯事件。在2017年他以一部关于慕尼黑协议的小说回到了希特勒这个主题；现在，这道弧线继续向其起源延伸。《V2》以先进的武器、狡猾的纳粹、道德的妥协和盟军的机智为主题。

其主要情节围绕着英国情报部门试图通过绘制V2火箭抛物线的完整轨迹来确定其发射位置：他们有六分钟来计算其轨迹的曲率；然后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机有大约三十分钟的时间来冲往目标上空。

哈里斯笔下勇敢的女主角凯·卡顿-沃尔什原本在国内前线的情报处任职，被借调到比利时的梅赫伦镇，阻挡V2导弹的雷达系统坐落在那里。这部小说的双线叙事脉络交错于她在代数、姐妹情谊和性爱冒险之间，也在郁郁寡欢的格拉夫与自己的恶魔斗争时的内心旅程中切换。整个故事（除了尾声）在五天内展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发生的事情不多。火箭的一次次发射以可亲的笔触描写；它们落地或误射。凯抛弃了一个在布赖特的不忠的情人，并与她的比利时房主纠缠在一起。格拉夫和他的团队被一个党卫军人拜访。故事里这位科学家的良心危机来得正是时候，导致了他进一步破坏自己的工作，接下来还有一场严厉的审讯与清算。他后来坚持了自决权。最后的一个转折与凯有关，是我们能预见的一个曲线。

书里还有不少背景故事。事实上我们还会读到，有七十页的篇幅都是关于可恶的卡姆勒和他的火箭工厂。格拉夫的大部分叙述都涉及到他对之前党卫军审讯的回想，以及他对与冯·布劳恩在一起的光阴的回忆。凯的故事戛然而止。那些熟悉“十字弓行动”的人都知道，这种抛物线战略徒劳无功。

哈里斯对如此单薄的素材的把握令人印象深刻。凯和格拉夫的形象都很有吸引力，尽管有一点似曾相识的重复感。小说的节奏良好，行文轻快，双重叙事结构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起到了推进作用。战场故事的场面调度十分到位，从梅赫伦总部令人反感的鱼肉混合酱三明治，到凯的双倍弹性“激情杀手”内裤；从乘坐达科他运输机旅行的不适，到格拉夫和他的同事们能得到面包却得不到土豆的观察：他们国家的土豆作物都被用来生产火箭燃料。

在道德上这本书也很简单。格拉夫这个良心不安的角色设计很容易激起我们的同情心，他的悔恨也许来得有点太轻易了（“他想，我的上帝啊，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更有意思的是外围角色中的冯·布劳恩（“他总是能把别人的悲剧纳入自己的步调里”）。纳粹大多是卑鄙的，不过作者小心翼翼地提醒我们，英国人也在进行偷偷摸摸的宣传，而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次空袭所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几乎是V2导弹的十倍。

我们的文学文化是否需要再来一部这样的二战惊悚小说这个问题值得考虑，尤其是这种在对立面之间不露痕迹地杂耍的作品。然而，假设确实有此需要，那么读罗伯特·哈里斯的作品肯定不是最坏的选择。

（原文发表于2020年11月12日《华尔街日报》，经作者授权翻译发表）

韩松轨道三部曲，韩松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引言

我做了个梦。梦里遭遇了另一个宇宙中的另一个我，反观自身，惊出一身梦中的冷汗。读文学作品而产生立竿见影的副作用，或者说“反噬”，这还是头一次亲历。我说的正是韩松的“轨道三部曲”：《地铁》《轨道》与《高铁》。

不敢说我完全读懂了这个科幻系列。我自认还算资深科幻迷——科幻三巨头之一的王晋康方始活跃于《科幻世界》时，我已是该刊死忠粉，迩来二十有五年矣；但诚如韩松自己在今年为三部曲所作《后记：未来难以改变》中所言，它们其实也是灾难文学。虽则作者谦称“科幻本身并没有调研报告或未来学文献的作用，它作为小说，仍然是作者情绪及观感的表现和宣泄”，但末了还是诚实地说出了最后决定不易其稿的理由：“因为，我看到，今天发生的，正符合十年前想象的。而今后大抵也会如此。未来已然注定，很难加以改变。”

以更接近纯文学的维度衡量，这三部曲的体裁对我尚属新鲜。故下文如有过度解读之嫌还望作者和读者见谅——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本也是书评的“合法进路”。本文文风也可能受小说影响，在此一并预警。

故事梗概与譬喻所指

首先它们是三个互有关联的故事，但皆可归入“反乌托邦”，即对可怕未来的想象。最早的《地铁》中，高速发展的地铁化身为“永远行驶在黑暗之中、过站不停的地铁列车”。起初乘客们愤怒、迷惑、恐惧，但逐渐适应了新环境。列车朝着未知的未来继续狂奔，进化开始将他们转变为逐渐退去人性的五花八门非人物种。《地铁》的背景还能见大院文化元素散落字里行间。未来虽诡异，仍不失京味。

《高铁》的灵感可能源于2011年7月的动车重大事故。小说中高铁列车在事故后仍高速行驶，与正常时空割裂并转变为封闭空间的高铁文明。一派和谐社会的田园景象，随着列车提速似乎仍不断发展——高铁演变为承载拥有高技术但民风淳朴的农业文明的移动基地，重新蛮荒化的大地上则残存破败城市的遗民，他们依然能制作奢侈品与高铁文明交换农产品。还记得“城市本来是为了世界革命的到来而准备着的”吗？当列车驶入十九世纪的欧洲后，剧情开始向着最终的毁灭急转直下。

《轨道》的背景则转到了亲切的上海：人民广场站、在交通大学做研究……文中称其为S市。这故事基本是关于“失败的末日”：反复倒计时，总也毁灭不掉——死不成成了比死亡本身还要糟心的事。各种“真相”被一个个揭示，每个好像都能自圆其说。据说地上世界早已灭亡，这其实是个地铁世界；而最终是为了向下穿越地心、到达M国。但《读书》的主编助理告诉“我”，M国人远遁太空之前即已探知我国的计划，为躲避新制造了人工宇宙并拉到地球内部来隔离我们……

显而易见，与象征全人类失控科技文明的《雪国列车》（参阅江晓原：从《雪国列车》看科幻中的反乌托邦传统，《读书》2014年第7期）不同，三部曲是高度本土化的譬喻。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道路

三部曲的读者可能会有疑问，特别是熟悉科幻文学传统的读者：不是都已经“人类命运共同体”了吗？我们的境界难道还不如儒勒·凡尔纳？

但经历过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洗礼的我们，会更容易钦佩作者的远见。不愧是新华社资深记者，又对中美关系有持久的兴趣、观察与书写实践。靠远洋货轮与洲际航班维系的全球化在疫情面前不堪一击——中国与欧洲之间恢复通航仍遥遥无期，第二波疫情的全球反弹却已展开。而中国在抗击疫情上的出色表现，呈现出与欧美间的巨大落差，更让不少久已习惯于事事推崇西方的人士大跌眼镜。总体上中国抗疫战绩优于西方已是不争的事实。

有光明就有阴影。或以生物为喻：同样的一组基因既使人精力充沛、繁衍众多，又在盛年之后带去各种病痛之苦。能适应所有地理、经济技术条件与地缘格局，各种游戏都玩得转的完美文明或社会，有可能存在吗？

若将当代中国（从“文革”后起算）、奉行“自由民主”的欧美日韩，与古代中国、古代西方（希腊罗马）做比较，结果将会发人深省。这样的比较与这三部曲总体思绪相结合，还引申出以下的“二次譬喻”：

古代中国或曰传统“中国道路”就好比传统的轨道交通：平日里相对安全舒适，但为照顾大规模统一起见，规则死板，原则上不许乘客乃至车厢过多发展个性、自主决定去向、乱说乱动。只要不出事，便是一派太平盛世光景；但一出事就是特大事故。从靖康之耻到明末天崩地解，生民之苦、屠戮之惨，仿佛要为长久的太平还债。

传统的西方道路（不含三世纪后的罗马帝国等旁逸斜出的变例）就好比传统的公路交通。平日里相比传统中国，显得更混乱而危险——以大学城剑桥为例，从牛顿时代到现在四百年间，按中国标准实在算不上治安良好：殴斗凶杀时有耳闻，街头流浪者也多得不像话。而近代欧陆，其科学技术进步最速、文化最有活力的几个世纪，也正是列国战争最频密之时。

西方道路的代价皆可追溯至更古。公元前五至公元前四世纪雅典文化的黄金时代与两次建立帝国的连绵战乱相始终；公元前三至公元前二世纪希腊化科学的高潮则伴随着希腊化诸国以五次叙利亚战争为标志的持续争霸。这条路的优势在于灵活适应新局面。但这样的优势，就像早期人类婴儿那有碍顺利分娩的过大头颅承载的多余智力：要不是冰河时期险恶多变的特殊环境，早被自然选择筛掉了。多数古代民族不走这样一条道路实属合情合理。

中西分野的最根本依据

据说，中国传统文明作为高度路径依赖的超大型共同体登峰造极于两宋。但细考之，则大一统传统在实践上（而非理论上）的真正发端也不过就能追溯至两宋。两宋虽未能事实上统一中国，却形成了一套足以稳定地覆盖汉地的文官制度，迥然有别于“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残唐五代。这是宋元明清四朝“超稳定结构”的直接依据。甚至蒙元最终也只好向这套体制靠拢，逐渐放弃原本更接近罗马帝国对待被征服民族政策的世界帝国结构。

三部曲作者对传统中、西文明从何处分道扬镳有着难得的清醒认识，至少集中体现于两处：

一、“李水宽博士”所著《美的历程》：

轨道交通的一切问题，都是同一问题，即审美问题，审美问题就是文艺问题，文艺问题其实是军事问题。这才是灵魂性的东西……（《轨道》）

这段话在《轨道》中一模一样地出现了两次，一次是“我”刚买到《读书》时所见节选（整个三部曲中《读书》都作为关键道具频繁出现，也颇令笔者亲切。笔者之亲近学术始于大学时代某个已毕业的表姐借给笔者的、用半透明纸包书皮的《读书》）。另一次，则是主人公“又打开算命师售我的《读书》……为K朗读……”。

二、吴未来（他代表整个民族的根本愿望和长远利益）将军的少校女秘书：

……这一切凭靠的，却不是高人一等的思想、价值观或宗教，也不是依仗科技——虽然这看上去是他们最明显的优势——而是在应用有组织的暴力手段方面，他们技高一筹！敌人通常会有意无意忘记这一事实，但我们时刻铭记在心。（《高铁》）

这些话听起来仿佛有些偏颇，却颇能反映“西方”民族的集体潜意识而为普通的亲美、哈日、哈韩一族所不熟悉。正如李零评论《剑桥战争史》时所说的，为何这部号称世界军事史的专著不谈中国、不谈《孙子兵法》，该书中文版序作者列了三条理由，前两条都是礼貌的搪塞；第三条才是真的——归根结底，还是“谁也打不过西方”：“不管是进步还是灾难，战争的西方模式已经主导了整个世界……二十世纪最后十年，无论是向好的还是坏的方面发展，自公元前五世纪以来（的希腊、罗马）已经融入西方社会的战争艺术，使所有的竞争者都相形见绌。”而《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更直白：以相对平等的公民兵和正面决战为特色的西方战争模式，既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又因其在对外冲突中常能以少胜多，反过来又塑造了西方社会——上文所引“审美即文艺，文艺即军事”的说辞，大可远溯至两千多年前。

作者写作这个反乌托邦三部曲时所怀有的焦虑，也能从中得到某种程度的理解。“时代就像列车一样，来到了一个倾翻点的边缘”；“咱们没有殖民红利，没有技术红利，也没有资源红利，就得重新祭起人口红利这个法宝了”；“根据测算，这（2050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节点。如果此时还不能出现突破性的文明转型，那么失败便不可避免”。

什么样的失败呢？

想象中的决战无限延期乃至永不发生，好不好呢？另一种失败也许是长期备战的阴霾下，向着“文革”状态倒退的可能性。这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三部曲中随处可见各种“文革意象”。S市曾是“国家创新先行示范区”，是金融、贸易和航运的中心；M国虽是提速先行者，但这儿已取代M国，成了竞速的最佳天地……所有这些好年景都建立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上。

而作者所谓“今天发生的，正符合十年前想象的”也正应了疫情以来加剧的去全球化倾向，《地铁》中K的前男友总是悲愤地说：“难道，地下的生活，才是大家真正的目标吗？灾难面前，不要相信全球化哟。”

展望：改编前景与阅读建议

仅就文学性而言，以这三部曲的幻想空间——或者说脑洞——之大，思想性之深邃，不改编成世界观宏大的国产游戏就委实可惜了。其风格略近于《暗黑破坏神》（Diablo）系列，阴郁幽暗犹有过之。拍成影视剧也大可期待——只是原著中有些地方尺度过大，估计需大幅改编。但与好莱坞“漫威宇宙”“异形宇宙”相比，扩展潜力毫不逊色。

笔者是个轨交爱好者兼爱猫者。某年试图收服校园野猫受伤去莘庄打疫苗，目睹晚高峰的七莘路大塞车之盛况，忽发感慨：堵车之祸首，非关道路容量，而系红绿灯信号借个体司机之手往后传递太慢——即便不考虑玩着手机等红灯的无良司机；若由交警发信号让两灯间的全路段所有同向汽车同步启动，可大为纾解——却遭义正词严的谴责，谓我“有危险的极权主义倾向”。探索中的新型中国道路正好比是以高铁、高速公路为骨干，以传统公路、轨交为支脉的混合交通。它能否为中国乃至世界开辟一个新前景，顺便也弥合自身的矛盾呢？从2020年疫情的全球各国表现来看，至少目前还略偏乐观。

最后寄语读者：若感觉开头几页的文学性描写有点看不下去，可不必拘泥细节，有个大体画面感便可，以免因噎废食。

《古罗马的笑：演说家、弄臣和猴子》，[英]玛丽· 比尔德著，王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424页，98.00元

最早读到关于笑的专著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美学热中，在大学读法国著名哲学家柏格森的《笑——论滑稽的意义》（徐继曾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一本关于滑稽理论的美学名著。那时真没有想到应该把“笑”与历史学研究联系起来。很多年以后读彼得·伯克的论文集《文化史的风景》（原版于1997年，丰华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所收的十二篇论文是在质疑以雅各布·布克哈特和约翰·赫伊津哈的著作为代表的“经典”文化史研究的学术背景下写出来的，其中的《近代早期意大利开玩笑的界限》很能代表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令我大开眼界。彼得·伯克借用人类学家的“张力测量计”（Straingauge）概念来揭示在某个特定文化中“笑”的限度、底线和紧张程度，他以巴赫金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教会和政府当局对狂欢节里具有颠覆性的玩笑所持的从容忍到压制的态度变化的研究为例，说明“玩笑史”的研究必须重视开玩笑与对开玩笑的态度是随时代而变化的。他从开玩笑的“界限”论述到对“玩笑”越界的压制和惩罚，例如1582年出版的《十日谈》是“洁本”，有关宗教裁判所的审讯官如何虚伪的一则故事完全被删除了，其他嘲弄牧师的故事也做了彻底的修改；伯克把这种删除和修改称作“文化攻势”，是一场范围更广泛的运动和一种范围更大的态度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伯克对这种“文化功势”的实质看得很清楚。这是笑与政治学研究的重要例证。读完之后，开始从文化史和人类学的视角思考“笑”，以及笑与政治学研究的关系。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许多所谓的“笑话段子”或许会在日后的新文化史研究中成为研究对象，甚至可以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博士论文和专著的论题。

英国著名古典学家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的《古罗马的笑：演说家、弄臣和猴子》（原书名Laughter in Ancient Rome ：On Joking, Tickling, and Cracking Up ,2014 ；王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 月）是一部关于“笑”的知识考古学和罗马社会文化史专著，中译书名对副标题原文的“关于开玩笑、搔痒和大笑”做了更改，突出了书中论述的主角——从善于以玩笑营造效果的演说家、以笑媚上的弄臣和引人发笑的猴子。关于该书的内容，勒口上的简介概括得比较好：“什么会让罗马人发笑？谁在笑？什么时候能笑，什么时候不能笑？谁在制定笑的规则和文化？笑在罗马人生活、权力和意识层面扮演了何种角色？本书既是一部‘笑史’，又是一部罗马社会文化史。作者在广博的文学、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考古学知识的基础上，以幽默诙谐但又不失严谨的笔触讨论了古罗马‘笑’的关键主题——从开着玩笑的演说家、弄臣，到可笑的猴子，重现了古罗马社会运作方式和权力体系，揭示笑在古罗马的核心地位和文化意涵。本书不但为了解古罗马的社会与文化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跨文化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洞见。”当然，我们在阅读中很快会发现，如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的复杂关系、文本的流传变异和历代各种阐释的矛盾关系等问题的复杂性和研究的难度，并非是这种概述所能真正传达出来的。

关于人类的笑，我们既熟悉又陌生；我们或许每天在笑，但是我们很少研究何谓“笑”、为何笑、笑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把“笑”与人文学科研究联系起来，恐怕更会感觉到茫然和困惑——就如作者在“前言”所讲的，“我们真的能搞清楚过去的人们怎么笑、为什么笑吗？我们几乎都没办法解释自己到底为什么笑，这一点究竟有没有影响？‘罗马的’（不同于，比方说‘希腊的’）笑真的存在吗？”。读完全书之后，发现作者一直以非常审慎的态度看待这个论题和自己在论述过程中面对的所有难题，她坦承：“我的目的与其说是整理与罗马的笑相关的观点，倒不如说是想要把这一主题变得更复杂、更混乱一些。有一些人自认为他们能够解释、控制变化多端的笑的现象，我对他们的方法向来是没什么耐心的……本书是对那些过度简化的做法和长期以来的一种挑衅的回应——提醒着我们笑在罗马有着令人费解的核心地位，并要求我们借由笑，从另外一个稍稍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罗马文化。”（“前言”，第3页）比尔德的审慎态度、直面众多研究难题的勇气和严谨的学术阐述规范，这些都在全书各部分的论述中充分反映出来。

在本书的研究中，比尔德以极为深厚的古典学研究功底分析、阐述了存在于各种类型、版本的古罗马文本及图像资料中与“笑”相关的词语、传说、故事、训诫、笑话，努力把

古罗马的“笑”还原到他们所生活的历史语境之中，考察笑在古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位置，以及笑与社会权力、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该书第一章所论述的罗马元老狄奥自己在事后记录下来的“笑”就是一个关于笑的权力政治学的很好说明：在皇帝康茂德扮演勇士的表演面前，狄奥故意嚼着月桂树叶来极力掩饰自己的笑，他究竟是嘲笑皇帝还是掩饰恐惧，都可以产生不同理解，重要的是它表明了笑的复杂性与危险性。古罗马有些与地位、权力和危险性相关的笑话在今天听来仍然有着强烈的效果，比如一个关于奥古斯都的笑话是这样的：罗马城里来了一个长得很像奥古斯都皇帝的年轻人，奥古斯都令人把他带来，问他说：你的母亲来过罗马吗？那人回答说没有，接着又说“不过我父亲倒是常来”。（220页）奥古斯都听了也没怎么样，一笑置之。比尔德认为，罗马的专制统治深深地影响着笑和玩笑的文化模式，

宽厚的明君所开的玩笑也是仁慈的，他们从来不会用笑去羞辱别人，而且还能够大度地接受取笑他们的俏皮话；而另一方面，糟糕的统治者和独裁者甚至对没有一丝恶意的打趣也要施以暴力压制，同时还会把笑和笑话当作对付敌人的武器。（219页）在我看来，虽然这只是一个笑话，它反映出编、讲和传播这个笑话的那些人的内心真实情感：希望在笑声中消除政治恐惧、权力压迫和地位不平等。这是一个典型的常青笑话，千百年来各种版本在宫廷与大院之间升级、流传。至于宫廷和贵族之家中的弄臣、小丑、仆人，他们在谋生中早已懂得如何以笑话取悦皇帝、权臣、贵族，恰当的、貌似出于自然的、技巧娴熟的笑声是编织在他们的才华之中的重要一环，是在忠诚与恐惧之间的护身法宝。再扩而视之，笑是整个罗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文化符号，其性质既有娱乐性的，更有政治性与思想观念性；其功能既有调和性，更有压迫性和冲突性。在社会等级秩序和权力运作的舞台上，笑以它独特的方式维护秩序、掩饰差异，同时也固化关系、压迫反抗。

比尔德有时会猛然把我们从古罗马拉回现代政治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往回追溯两千年才能看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在19世纪那些勤勤恳恳的报纸上、会议或者辩论的记录里都十分系统地记载着现场响起的笑声——‘（笑声)’，‘(经久不息的笑声)’……任何翻阅这些记录的人都时常会感到困惑不解：是什么让大家这么高兴？又或者，为什么有些事情比其他事更能让人们捧腹大笑？”（84页）相信我们对这些记录也不太陌生。在这里可以看到，比尔德做古典学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不仅把古典遗产与当时历史语境中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例如她从阿卡迪亚的一座阿波罗神庙遗址及雕塑残片开始讲述，强调的是这些古代遗存在当时生活中的功能、所依据的思想理念以及各种遗存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也强调对古典遗产的思考同时也是对当代生活的思考。（参见她与约翰·汉德森合著的《当代学术入门：古典学》，董乐山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例如她在初版于2017年并引起热议的《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中，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罗珀在众人面前被儿子喝令噤声的一幕讲起，揭示女性的声音被排除在了公共领域之外的欧洲文化历史源头。她的古典学研究与对当代公共生活的观察和投入有紧密联系，反映出一位古典学家的思想敏锐与深刻性。

比尔德在对“笑声”的研究中也充分运用了视觉图像的资料，这是当下历史图像学研究中的颇有吸引力的新视野和研究方法。当她在第一章谈到“是什么让罗马人发笑？或者说得再明确一点，是什么让罗马城市里的精英男性发笑？毕竟，我们对穷人、农民、奴隶和女人们的笑几乎一无所知，只能从城市中精英男性对此的描述中了解一二”这个难题的时候（第5页），马上在注释中补充说：“不过J.R.Clarke（2003;2007，109-132）十分大胆、乐观，他曾试着通过图像来了解那时‘普通’人的笑。”（26页）接下来她在第三章谈到，“在重现罗马的笑的现代难题中，有一个问题尤为显著，那就是古代视觉图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便在于，我们要明确古代的绘画和雕塑会在何时表现大笑或微笑——或者说得再确切一些，我们很难明确在古代什么能够算作大笑或微笑的视觉表征。”（89页）就是说，对古代图像中与笑有关的表情的把握、阐释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她介绍了前面在注释提到的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的研究：“他收集了诸多种类的罗马艺术作品，其中既有穴怪图像，也有讽刺画，甚至还有滑稽作品和古代版的连环漫画。通过研究这些作品，他试着去探索罗马世界里的大众的笑、活泼的笑、喧闹的笑，甚至有时还有粗野的笑。这项研究确实很吸引人，不仅如此，它还让我们注意到一些十分有趣而又被大多数人遗忘了的罗马图像。”但是她马上敏锐地发现，“它也让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另一面——这一直让我苦恼不已。那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罗马人（或者某些罗马人）在看到这些图像时笑了呢？换句话说，到底笑的是谁？是罗马人？还是我们自己？或者，是不是我们一直在凭空想象——甚至冒充——罗马人？”（91页）以克拉克在研究中分析的庞贝“悲剧诗人之家”大厅入口处地板上的那块有名的马赛克地砖为例，那上面绘着一只狗，正面容凶恶地迎接着来到这里的访客，恶犬的下方有两个拉丁语单词“CAVE CANEM”，意为“当心猛犬”。克拉克认为，这些图案可能会让古人开怀大笑，因为先是会产生视觉上的错觉，然后才会恍然大悟；他并且分析了这种笑的社会功能是辟邪，因为在罗马人的观念里，入口是危险的空间，在门厅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可以有效地抵御邪恶的侵犯，但是也有研究者不同意这个观点。比尔德审慎地比较两种观点，没有下结论，但是进一步认识到不同情境、观者对图像产生不同反应的复杂性。（92-93页）在第七章研究人与动物的模仿关系的时候，她从庞贝城的小雕像和绘画图像中不仅发现猴子模仿人类的形象、行为，同时发现“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块绘有图画的雕带，上面用滑稽的丑化手法刻着罗马的开国英雄们。……所有这些人物都被刻画成模样奇怪的混种猿猴，他们都长着尺寸过大的生殖器、尾巴和狗头”；“无论我们怎么解读这些图像，它们至少能体现出猴子与神话英雄在喜剧的情境中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猴子甚至可以扮演罗马开国英雄们的角色——目的就是博人一笑。”（274-275页）这一以笑为中心议题的历史图像学研究可以引申出很有现实意义的思考，例如当代艺术中的戏仿、挪用等策略与现实关怀之间的关系等等，也同样可以成为探测当权者对笑的态度和政治言述压力的“张力测量计”。

关于二十世纪的“笑”文化史、“笑”政治史研究，应该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以我的孤陋寡闻至今尚未读到这方面的系统性专著。比尔德说近十多年来关于笑的书籍种类和数量之多让人望而却步，既有通俗读物也有严肃的学术著作，其背后是数量更为庞大的专业文章与论文，如许多人从激进的哲学角度、政治角度和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研究“笑”。（52页）在我的阅读记忆中，“笑”也时常与一些重要的议题联系在一起。比如，被哈维尔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的阿瑟·米勒在1983年来中国指导排演他的《推销员之死》，刚到北京的时候，他就能够从演员们在交谈中发出的笑声中感觉到他们有一种对时代变化的新奇感、以笑声挑战过去的教条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紧张感。又比如自从拿破仑·波拿巴自我加冕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之后，人们在公共场合都尽量回避谈论一些会引起秘密警察注意的危险话题。但是在蒙马特高地有名的黑猫咖啡馆，聚集在这里的文学家仍然在嘲笑，“人们嘲笑政府，嘲笑贵族，嘲笑人民”。智利诗人、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也总是把文学与政治紧密在一起，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嘲笑某些态度、某些人、某些重要的活动和事物，仅仅因为当面对这些无聊的事物，面对这些膨胀的自我时，你别无选择，只有发出嘲笑。”他的意思是，嘲笑是最后的审美反抗。嘲笑通常就是从文学通向政治的栈道，尤其是在今天，一个失去嘲笑能力的人已经不配认识和从事政治。就像比尔德说的，“在狄奥的笔下，康茂德在竞技场里向观众发出的恐吓既险恶又可笑——他的描述让我们明白，笑也可以成为对抗罗马独裁专制和滥用权力的武器：心生不满的人们既可以用暴力、阴谋和造反作为回应，也可以选择不把强权当作一回事。”（第4页）

最后看看白俄罗斯作家 S.A.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如何把厨房与笑和赫鲁晓夫时代联系起来的。她说那时候人们在厨房里说政治笑话，“人民在厨房里大笑不已，我们也在自己的厨房里大笑。在自由的方寸之地，在厨房里喋喋不休。”（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吕宁思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42页）因为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俄罗斯作家，在这里猛然想起比尔德在“前言”的注释中所引述的诗句： “噢，嘲弄地大笑出来吧”—— 俄国诗人韦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Velimir Khlebnikov）在他那首题为《笑的咒语》(1909年）的诗中鼓励人们面对时代与生活要笑。

难怪“人民在厨房里大笑不已”。

在清史中，吴可读是位著名言官。1878年，他因两宫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而自杀，上演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尸谏”。有清一朝，勇于言政的士大夫很多，敢用生命直接抗争的却少之又少。

本文讲述吴可读前史，在成禄“权家囤庄屠村案”中的直率抗言。那时候，同治帝讨厌吴可读，不理解他的愚忠。五年后，为同治帝献身的，却惟有吴可读。

一、权家囤庄屠村案

同治帝载淳是在1873年2月23日亲政的，按中国人的虚岁习惯算，他还未满十八岁。年轻皇帝刚上手，就面临着处理陕甘总督左宗棠指名参奏成禄制造的“权家囤庄屠村案”。

成禄，字子英，镶白旗满州栢连佐领下人。1853年以外火器营护军参加攻打太平军，南北转战，从末弁逐渐提拔，1865年2月升任乌鲁木齐提督。这一时期，新疆、陕甘回民起事，境外势力趁机蚕食，伊犁告急。成禄奉旨规复肃州（酒泉），为西出嘉峪关援助新疆做准备。此后七年里，他攻打肃州却未成功。朝廷多次命他放下肃州，直接出关，甚至警告再不出关将严肃查处，“勿谓言之不预也”，他未予理会，只是一再向朝廷索要粮饷。

权家囤庄位于甘肃高台县，成禄向朝廷奏称，贡生马吉贞、生员李载宽、赵席珍，民人傅泳开、胡正邦于1870年春夏间借抗粮为名，蛊惑乡愚，敛钱聚众，商量谋反，集聚该庄。他派道员窦型会同现任和前任知县秦德钧、管笙前往捕拿，8月20日攻破村庄，生擒李、赵、傅、胡，即行正法。马吉贞率党徒二百余人抵抗亦被格杀，地方一律肃清，并为阵亡官弁请功请恤。当时西北战事连绵，真实资讯又不得其详。对于此类战报，朝廷照例允准。对马吉贞、李载宽、赵席珍聚众谋逆失察的管教官还要查取职名，送部查议。所谓生员，俗称秀才，指经过童试进入府、州、县学的学生。生员中优异者，被选送京师国子监读书，就是贡生。按照清制，生员违犯禁令，小者由府、州、县学教官责罚，大者由学政黜革后治罪，地方官不得擅责。此次官军在权家囤杀了秀才，还要问责教官，可见事态严重。公文抄送到陕甘总督，左宗棠却提出完全不同看法，揭开了一桩震惊朝野的血腥大案。

清末的甘肃肃州鼓楼

左宗棠师爷出身，又多年担任督抚，官场经验十分老道。当初成禄曾向他咨送“聚众抗粮、派兵剿捕”奏稿请他会签，他以未据地方官禀报，不敢附和为由，将原稿退还。次年2月接户部咨文后，署高台知县徐应魁请求免除教官失察生员谋逆罪名，他即派人确查，加上管笙到省投案，禀称成禄攻庄杀人，未闻士民有谋逆情事；代理抚彝县通判王佳植禀报，高台户民聚众，系为求减捐输。这些证词，使得案情陡然翻转。

二、左宗棠的弹劾

1872年1月28日，左宗棠查出新的结果：成禄自1865年驻扎高台, 岁按额征摊捐粮料、麸草、煤炭、油烛以及年节犒赏，历年获得捐输仓斗粮十余万石，捐钱约十万串，合银三十万两。除按亩摊捐外，1870年又加派富户捐输，分上、中、下三等捐缴。时值上年秋粮减产，各乡士民赴县求免，守城兵役不放入城。他们寄寓权家囤庄，仍遣代表入城呈诉。成禄发兵围捕，将村里主客士民及老幼妇女二百余人（即成禄称为二百党徒者）概行屠戮，连私塾十多个学童亦未放过。高台是个小县，位于酒泉、张掖之间。1937年，红军西路军就在此地与马家军作战悲壮失败。直到2018年，全县人口才十六万，GDP刚超过四十六亿元，当年贫困，可想而知。左宗棠指出，高台砂碛严寒，岁只一收。成禄坐食数年，犹嫌不足，竟杀申诉百姓，还要虚报胜仗，吁请奖叙。“臣既察讯得实，若壅于上闻，何颜立于人世。仰恳敕下六部九卿，会议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应得之罪，以雪沉冤而彰公道。”

左宗棠一直对成禄骄横跋扈不满。屠村案发生后不久，成禄宣称部队即刻启程西进，又称欠饷达到二百三十万两。以致朝廷急询左宗棠，成部顿兵日久，忽然如此张扬，不知是否可靠？左宗棠答称：成禄驻军高台，相距甚远。向例乌鲁木齐提督归陕甘总督节制，但成禄署衔钦差总统西路军务，事无巨细均自行陈奏请旨，应归地方办理事件，亦不使总督与闻。成禄所称欠饷不知其详，但从其所征仓粮与该军勇数计之，赢余甚多，堪以变充军饷。成禄还照粮摊捐，以致张掖、抚彝、高台三县百姓聚众滋事，几酿异变。民间盼其出关，冀可永不办捐。左认为成禄本无出关之志，因诏旨严切，不敢有违，又思借出关为名，夺取运省仓粮以充军饷。目前前队已拔营西上，建议交景廉统领，余队可由成禄带赴肃州择地驻扎，办理屯田。朝廷旋令成部暂停，下一年成禄又将出关三营调回，分别驻防金塔、高台和抚彝。

陕甘总督左宗棠

左宗棠是1866年9月从闽浙总督任上调职陕甘总督的。次年2月在汉口受命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1868年平定陕西。1869年11月，在甘肃径州接受陕甘总督关防。1871年1月克复金积堡。1872年8月兵抵兰州，整体掌控住西北局面。当时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多由旗人驻防，左称作“持节多丰镐旧族”。同治朝之前，甘肃巡抚共有四十人任职，其中旗人三十人；陕甘总督有四十一人任职，旗人居三十四人。左宗棠身边，有宁夏将军穆图善，乌里雅苏台将军福济、金顺，伊犁将军荣全，乌鲁木齐都统景廉，哈密办事大臣文麟等等，是他的同事、下属或打仗时的协同方。他们各有背景，各据一地，有些人并无本事，全靠身份升迁，战事推进缓慢，左的指挥也不顺畅。左宗棠在给部属徐占彪的信中写道：“彼处民心朴厚，频年经各军搜刮殆尽，而被祸转深，深堪悯恻。请严饬各营，勿得稍有侵暴，致失人和，是为至要。”他还告诉军机大臣文祥：“思规百年之安，不敢急一时之效。”他指名严参成禄横征暴敛、屠戮百姓，以其开刀立威，杀一儆百，无论从集中指挥权力，还是对战乱地区恢复秩序和休养生息，都是个合适的谋划和手段。

参奏同时，左宗棠还上疏请辞，自称眼目昏花，心神恍惚，请另派贤能接任。清廷下旨慰留，谕其未可遽萌退志，着赏假一月安心调理。这也是逼迫北京早下决心，解决成禄问题。

此前左宗棠还有密折，指成禄奉旨西进七载，战绩无闻。该军十二营，现存实数不过五六营，前由高台发两营赴肃州，拉运车二百余辆，半载妇女小孩。部队久驻高台，蓄养戏班。上年遣人赴京接取其三姨太，荒边远塞，竟视为安乐行窝。成禄截留省粮，加上派捐，人数少而军粮充，如果决计出关，实无不给之虑。又称与成素未谋面，每闻其虚报胜仗，心窃忧之。观其举动，谬率乖张，即令勉强出关，终难振作有为，请简派知兵大员接统该军。

晚清年间左宗棠部队在甘肃的营房

三、吴可读提出“十可斩”

一面抗命不出嘉峪关，一面还滥杀无辜，如此行径，简直无法无天。1873年2月18日，清廷发出上谕：

前据左宗棠奏，成禄糜饷迁延、举动乖张，当经谕令穆图善密查具奏。旋据穆图善覆称，成禄不知检束，参款俱属有因。本应治以应得之罪，因念成禄业经出关，所部乏人接统，是以未经降旨。本日复据左宗棠奏，成禄前在高台苛派捐输，迨士民赴营申诉，复指为聚众抗粮诬为叛逆，并将寄寓之权家囤庄围定掩捕，杀毙二百余人，犹且虚报胜仗，吁请奖叙等语，是该提督丧心昧良，情罪重大，实难一日姑容。金顺前奏行抵凉州，即日督饬后队赴肃，……著即酌带所部兼程出关，接统成禄各队。一面传旨将成禄革职拿问，即日遴派员弁押解来京，听候治罪。

又谕左宗棠将前署高台知县管笙一并押解来京质证。毋任成禄得以狡展。

上谕密发后，甘肃籍御史吴可读紧随上奏，补充成禄各种罪状。比如成禄曾隶属陕西提督雷正绾部。某年元旦，雷到成禄营中贺年，见厨役因煮面不熟被绑帐外。雷正绾劝成禄不可谬妄，雷走后成禄即将厨役杀死。属下马天祥作战奋勇，积官游击，成禄从前军绩，多赖此人之力。后因别营谗忌并中“贼”（回民起义者）离间，成禄竟将马杀死，还捏造其作战捐躯，为其请奖。下属窦型，昔日同在胜保军营，为成末弁，认为师生，襄办营务处。其任安肃道台期间，与“贼”往来，乡民认为成禄主之。后徐占彪到肃州清剿，回民头目二十余人向窦型投诚，成禄杀之以掩盖以前指使窦与其往来情事，并构陷窦型“通贼”，窦气愤而死。吴可读认为，“本不应不剿而抚，然既准其投诚，又不可妄杀以坚叛志”。指出其中还包括成禄妒忌徐占彪战功，是“小人无毒不丈夫，大臣有罪不首实”。

关于屠村案，吴称去年上半年即闻此事。8月初他补授御史，以事体重大，未敢冒昧举发，屡向来京之甘省绅宦商民询问，一及此事，辄皆错愕顾而他言。他探访再四，正欲上陈，适闻左宗棠查询明切，一切起衅根由暨残忍凶戾情状，自必详于折内。吴说成禄驻军高台多年，“饮高台之水，食高台之粟，糜高台地方之财赋，敲击吮吸高台百姓之脂膏。村民被迫公恳缓免捐派，声言大兵出关时再行应付”。成禄恶听“出关”二字，遂诬阖村士民为谋逆。

吴可读将成禄问题归纳为“可斩之罪十，不可缓之势五”。

御史吴可读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今兰州）人，道光己酉科（1849）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1872年补河南道监察御史，时年六十二岁。左宗棠此前与吴并无交往，吴奏呼应左奏是出于对家乡事务的关切。左读到吴奏，说“吴侍御一疏词犹严厉，亦未尝非据事直书。弟前疏特以未得实据，故征引不广，实则众论尚不仅此也”。同为湘系，时任江西巡抚的刘坤一也在致军机章京朱学勤的私信中说：“吴侍御弹章，可谓一时鸣凤。”

甘肃与京师之间关山迢递。6月6日，成禄被扣押解送回京。7月7日朝廷谕内阁，除引左宗棠前奏之外，又说：“御史吴可读奏，成禄所犯情罪重大，请即从重惩办。……已革提督成禄，苛派滥杀，情节极重，著即解交刑部听候治罪。”10月30日，刑部报告成禄和管笙俱已到案。上谕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按律定罪具奏。

四、恭王提出“双请”

惩恶官、杀贪官，历来大快人心又备受瞩目。

案件调查时，成禄从各方面为自己洗涮，否定左、吴指控。他说自从肃州失陷，征剿各军粮饷均就地筹办。同治九年，驻扎高台各营年前所捐之粮只敷四月内支放，即命署高台知县管笙传谕局绅，于上中户有力之家酌借粮食，以备五、六、七三月兵粮，俟秋收后照数归还。后闻管笙办理不力，将其撤换，改委秦惪钧接署。成禄强调，署理知县秦惪钧面禀，马吉贞带领千余人并雇募猎户盘踞权家囤庄，抗免本年正粮。又称事前曾接三清渠绅民禀报，马纠约他们抗粮；黑泉堡绅民禀报，该堡农官不从聚众，马吉贞等欲以加害。窦、秦弹压前反复劝谕，马吉贞等开枪打死窦型两名亲兵。成禄恐事态蔓延，酿成巨患，才派营务处明春带队前去，嘱其与道府相机行事，总期解散息事。不料马吉贞备御齐全，施放火器，官兵多人受伤，激起众怒，这才发起环攻，马犹率众拼死格斗，以致被杀。而权姓老幼无恙，亦无滥杀教读生童。在庄中还搜出枪炮铅药等件。成禄辩称，由于先看到绅民公禀，又误信道府之言，没有亲临现场就冒昧派队，未料将弹压解散之本意，变为互相殴伤之情事，实属咎无可辞。这套说辞，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并无滥杀动机。由于没有亲赴一线调研，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应当承担领导责任。

成禄答辩避重就轻。但本次参劾是左宗棠提出，且成禄解京后，左即亲往前线，11月12日攻破肃州，解决了成禄八年里未曾解决的问题，打开了西进大门。12月3日，朝廷授左协办大学士，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期盼他挥师收复新疆。显然，若没有特别力量支撑，已不可能在审案时得出相反结论。

然而事态并不简单。

恭亲王奕䜣

12月26日，恭亲王奕率军机大臣及刑部诸堂官联名上奏，汇报核查情况。称详研左、吴原奏并亲提成禄严鞠，且对照管笙供词，虽未尽合，但由捐务起衅则大致从同。此案关键，在马吉贞聚众之性质，若是叛逆，自是死罪；若仅抗捐，不过酌加惩责已足示儆，断无将二百余人概予骈诛之理。成禄原奏称攻打权家囤时管笙同往，今讯管笙，并未同往；原奏马吉贞等先毙亲兵二人，并未指出姓名，而受伤兵丁均有名单，反倒是死亡亲兵转无稽考。再有成禄呈出秦惪钧攻破权家囤庄后的禀文，提及搜出枪炮系民间年前在县请领，防堵村庄之用，并非叛逆，前后文件说法充满自相矛盾。

恭亲王的奏折指出：

查例载：诬告叛逆被诬之人已决者，诬告之人拟斩立决。又律载：断罪无正条，援引他律比附各等语。此案已革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因马吉贞等聚众屡劝解散不从，辄信道县等情同叛逆诬禀，发兵攻打，致毙二百余命。虽诬禀由于道府，而被诬之人实被成禄所发之兵杀害，例无诬民为叛致毙二百余人作何治罪明文，自应比例问拟。成禄合比依诬告叛逆被诬之人已决、诬告之人拟斩立决例，拟斩立决。究系误听人言发兵，并未亲往攻打，与实在诬民为逆者不同，应否改为斩监候之处，恭请钦定。

此轮审理，分清了“叛逆”与“抗捐”的法律界限。指明依律诬告叛逆被诬之人已决者，诬告之人斩立决。本案被诬之人实由成禄所发之兵杀害，可以比附上述法条。但在成禄的责任认定上，却又出现“诬民叛逆”或“误听禀报发兵，并未亲往攻打”的区别，恭王提请皇帝亲裁，如何认定，直接涉及能否保全成禄性命。

五、吴可读再请斩成禄

27日，吴可读又上一疏，说昨闻成禄案将“斩立决”请改“斩监候”，欲令成禄侥邀恩命。在廷臣之意，以成禄系大员，斟酌双请，略示朝廷宽厚，即便明年再审，皇上亦必勾决，不过迟半年十数月之期。他挑明了“双请”即两个罪名的备选问题，指出此前关内肃清，上谕以左宗棠为协办大学士，朝野翕服。皇上既予身立大功者以不测之赏，即当予身犯大罪者不测之罚。他例举咸同年间诛杀湖北巡抚青麐、钦差大臣胜保和两江总督何桂清，得以振军威，息贼氛之先例，说古人随事纳忠，必待有李林甫、秦桧、严嵩诸大奸而后论列，则天下已受其害。成禄敢肆行其矫诬贼虐，就是本朝奸臣。对此人缓诛，不仅无以对临难死事各员，抑且无以服获咎被戮诸臣。请皇上宸衷独断，将成禄即行正法。

吴可读接着说：

臣欲有言，则恐无以厌议者之心；臣欲无言，则又恐无以塞言事之责。仰屋窃叹，无所控告。每读宋臣张咏劾丁谓奏语，辄不胜流连慨慕。想见古人忠君爱国、奋不顾身家之义，臣亦愿效此愚忱，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同日，诏命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将该御史原摺，并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定拟一摺。再行核议定拟具奏。词语平静，却孕育着一场巨大风波。

士大夫议政，历来都有公议和私议两种，私议指在家里或小圈子中闲话，嘈嘈切切，亦可算作坊间舆情。公议是毫不隐讳自己观点，把意见摆上庙堂。自古以来，统治者就设立台谏制度，鼓励言路论政纠弹，官员也有犯颜直谏传统，注重志气节操。有的谏言极端偏执，被称作“狂直”，有的风闻奏事，与真相颇有出入。能否虚怀纳谏，要看君主气度。统治者亦读史，亦知兼听则明，但要真心获取不同观点，却很不易。

左宗棠是疆吏，他对成禄举报只涉及事实。吴可读是御史，他除参奏外还对判决提出建议。平心而论，吴可读文字颇为尖刻，似乎不置成禄予死地，皇帝就是罪人。同治帝本年刚刚亲裁大政，性格也是刚愎倔强，此刻军机大臣奏折刚上，他的意见尚未表明，御史就站出以死谏言，讲张咏弹劾丁谓的典故。张咏是北宋名臣，宋真宗时，他反对大臣丁谓鼓励皇帝兴修宫观，临终遗书称：“竭天下之财，伤生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诳惑陛下。乞斩谓头置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 谓。”吴可读奏折套的就是张咏句式。同治帝亲政之后，即以颐养太后之名，谋划修复圆明园。上月御史沈准疏请缓建，他责以大孝养志之意。御史游百川再上奏谏阻，他亲写朱谕将游革职，称作“为满汉各御史所警戒。俟后再有奏请暂缓者，朕自有惩办”，企图使台谏禁言。一个多月后，第三位御史居然前赴后继，在谈论成禄案的奏折中拐弯抹角地用典，自然使他极度不爽。民国笔记作者黄濬曾说：“柳堂（吴可读）疏上，穆宗大怒，谓‘吴可读欺负我’，大哭。醇王遂排众议，罪柳堂。”这里提供了同治帝讨厌舆论的重要情节。

六、醇亲王插手断案

案件审理宛若电视剧的剧情一一展开，从左宗棠要治成禄罪，变成吴可读要取成禄命。而皇帝居然被忠心愚直的御史激怒，反过来追究吴可读言论之罪，直至醇亲王亲自出场，为成禄撇清责任。

黄濬声称陈宝琛诗作《吴柳堂御史围炉话别图为仲昭题》中有附注：“廷议成禄罪名，疏稿已具，醇贤亲王后至，袖一稿，以牵合天时刺听朝政请谴言者，众愕然。某君奋笔署奏，曰：‘王爷大，中堂小，我从王爷。’遂以上。于通政凌辰、王理少家璧疏争不得。”黄濬指明，“某君”即刑部尚书桑春荣。他写道：“当时穆宗年幼暴怒，非要吴脑袋不可，原旨斩立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时尚堂官皆画诺，独家璧不肯，柳堂因此改流（放）。”

醇亲王奕譞

醇亲王是以御前大臣身份介入讨论的。由其领衔再作复奏认为，详核成禄亲供、窦型等口禀之词固不足凭，然三清渠绅士实有恳请攻剿之禀，成禄所部实有受伤弁兵名册，这证明对成禄可科以轻信禀词，草率派队；若称造意诬叛，则不无屈抑。醇亲王说，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承审成禄，按律声明，毫无偏袒情弊。而吴可读不问事之委曲，法之当否，饰词渎奏，将轻信禀报之将领，妄拟为前代弄权之奸相，甚至负气忿激，有斩头悬门，延颈待刃及请收狱监禁等语，大乖尽礼尽敬之义。生杀予夺，出自乾断，成禄纵有伎俩，何能施之于黻座之前？醇亲王还特别指出，日前承审大臣原奏，并未奉旨颁发中外，该御史何以言之历历，事关职员刺听朝政，与风闻言事迥异，应否究诘实据，出自圣裁。

醇王所讲理由其实很是勉强，他直截判定成禄系误听禀词、草率出兵，使本案从“双请”变成“单请”，同治帝无须再作选择，亦使成禄顺利逃脱杀身之祸。刑部尚书桑春荣说：“王爷大，中堂小”，这里的“中堂”即指新任协揆左宗棠，左宗棠在弹劾成禄的奏折中说“臣既察讯得实，若壅于上闻，何颜立于人世”，说明他对案件的核定审慎周密，此处却在高层碰了钉子。所以史学界提起成禄，均认为他有宫中之援，但奥援是谁却不明确。这个案子逐一牵扯出左、恭、醇王和同治帝这样层面的复杂博弈，醇王是出于公正，严格依照《大清律例》来断案情吗？抑或同情同治帝的怒气，支持其对哓哓置喙的御史作出惩治？抑或怀有更大背景，代表置身幕后的两宫太后，出手平抑左宗棠炙手可热的气势？起码这次断案，毫不顾念左宗棠面子，就使人疑窦不能消解。世上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公平，只有复杂的权力平衡。宫廷政治波澜诡谲，幕后运作总是超出常人想象。此时恭王主政，醇王并不插手朝政，但每次奉旨出声，总令人刮目相看。成禄案是晚清政局中的一桩不太引人关注的案子，细察之下，却是暗蕴流变，耐人寻味。尤其他提出，承审大臣原奏并未明发，该御史何以得知，用的罪名是“职员刺听朝政”，其实是在向朝中“深喉”发出警告。

1875年 1月4日，清廷颁布上谕：

前据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明已革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罪名，比例拟以斩立决，声明应否改为斩监候，恭候钦定。旋因御史吴可读奏请将成禄立正典刑，当令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再行核议定拟具奏。兹据该王大臣等奏称成禄罪名，请仍照原议办理。其未经画稿之通政使司通政于淩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亦据另摺陈明，均无异议。成禄著改为斩监候，余均照军机大臣等所请办理。

至御史职任言官，虽准风闻奏事，何得以私意揣测，形诸奏章？该王大臣等谓吴可读刺听朝政，与风闻言事不同，请旨究诘实据等语，御史吴可读著降三级调用，无庸究诘。

本案至此第二次逆转，成禄由“斩立决”改成“斩监候”。所谓“斩监候”，是将案件延缓到明年秋审时再议。次年，先是慈禧四十大寿，后为同治驾崩，光绪继位后赦免天下，成禄的案子被停办了。他关在刑部大牢里，据说还有厨工跟役照顾生活，待遇不错。但每年秋决时，都要和其他斩监候犯一起被拉到刑场，听取皇帝是否将其“勾决”——当然成禄真有法力，每年都没有勾决，他就一次次地参加“陪绑”，一次次又安然回狱，直到1882年2月19日病逝于狱中。

至于说同治要杀吴可读，因王家璧拒不画诺才作罢，此观点则过于戏剧化。查陈宝琛《沧趣楼诗文集》，原文中醇王“袖一稿”记载与黄濬所引文字大略相同。但桑春荣所言、杀吴可读云云，并未提及。吴可读也未被流放。仔细想想，御史建言杀一个滥诛百姓的恶官以谢天下，却反转成保全恶官性命，还要砍御史脑袋，这种戏码真要上演，恐怕两宫太后和以恭王为首的军机大臣也不会同意。有清一朝，至此尚未有因直言而杀台谏的实例。于、王拒绝在奏折上签字，是反对稿中所称“刺听朝政”等语，认为吴可读因桑梓受害，措辞不无激切，终究属于出于公愤，发于愚诚。朝廷设言官，监察是其职守，若使无言责者不得言，有言责者不敢言，相顾缄默，日久成风，恐非国家之福。所以“臣等不敢随同画稿”。对于将成禄改斩监候，他们并未反对。我过去接触于、王史料，是他们在1875年海防大筹议时上奏反对创建新式海军，认为他们迂腐顽冥，其实旧时代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在一些重大原则面前，也有自己的风骨。

七、吴可读誉满天下

吴可读本来在官场默默无闻，此战一举成名。

他的奏折得到朝野钦佩，当时说法叫做“直声满天下”，这在封建时代是一种特殊的道德荣誉。吴可读受处分次日，李慈铭就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醇王复议、于凌辰、王家璧奏折的内容，同时作《读史感事》：“已为免冠憎汲黯，徒传请剑出朱云。”汉朝汲黯和朱云，都是著名谏臣，从中可以看出时人对吴可读的赞叹。                       

虽然吴奏并非左宗棠策划，但左宗棠却是成禄案的最大关联方。他对山西学政谢维藩说：“吴可读近况，此间亦所深悉。若其愿回兰州，请他主持兰山书院。惟我本人不便直接致书，一涉迹象，彼此均难相处，即烦代致区区，决计早归为是。”如果吴可读盘川无出，可取一二百两银子相赠。

吴可读决定接受邀请，辞官回乡。朋友们为他饯行，作诗唱和。做过左宗棠幕僚的吴观礼作诗曰：“亟言时恐失蹉跎，汉律当掺丞相何。能达吁天怨愤意，且酬斫地酒酣歌。”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作诗曰：“天下安危关将相，斯人气节竟山林。定知独舞谁为属，一剑如龙匣底吟。”吴可读自己作诗曰：“虚名何时落人闲，往日雄心马上残。愧我才非真御史，知君功在古长安。”

他们围炉话别，挥笔唱和，感佩老前辈的胆略。他们相互激励，开创出后来清流议政的风气。吴可读是个刚烈戆直、嫉恶如仇的读书人，成禄案只是他议政的序幕。光绪年间他重返北京做官，竟抗议两宫皇太后不为同治帝立嗣而自缢（皇太后将醇亲王之子载湉过继给咸丰帝为次子，光绪帝即成为同治帝的弟弟，从而使她们继续垂帘听政），上演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尸谏”，竟比成禄早死三年。

《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上下），张宝三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360.00元

所谓学者，就是一个通过读书来获取知识形成思想解决问题的人。书有未曾经我读，于是就尽量找到书的提要或书志类书来充实知识。就我这样一个没人指点读书迷津的人而言，就更只有拜提要、书志为老师。虽然我不能像余嘉锡先生那样撰著《辨证》，却也是从读《四库全书总目》（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买到1965年精装道林纸本）开始，继而读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八十年代初买到万有文库本），继而读中华影印的皕宋楼、善本书室等藏书志，但那都是国内民国和清代书目提要。记得八十年代初，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出版，因为有许多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目提要，自然欣喜，买了二本，一本置之案头，以为可以了解古籍外流甚至像皕宋楼一样在国内缺失的珍贵图籍。继而又借阅过屈万里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得知其提要初稿亦出王先生之手，王重民先生无愧是撰写海外书志先驱。

对外流古籍知识的渴念，导致我后来与三部美国所藏善本书志的结缘。第一是沈津先生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那时我正供职上海辞书出版社，所以奉命审阅了其中经史部文稿数十万字，一字一句地读，兴趣盎然，眼界大开。时隔数年，我的朋友陈先行研究员以他主编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相赠，使我多了一个了解外流古籍的窗口。而张宝三教授这部《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下简称《芝大书志》）则是新开的又一个了解外流古籍的户牖。沈、陈两位都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哈佛和柏克莱大学两本书志早已惠泽学子、饮誉学林，也早有人介绍，无容置喙。经部著作一直为有意纂辑清代经学丛书的我所关注，尤其此书系由我的朋友、当代经学学者张宝三教授所著，更令我想稍抒所见。

我得知宝三教授之名是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是《五经正义研究》，这个题目用上世纪九十年代眼光省视，其分量重到足以震慑学子。果然，后来在台湾识荆，他就送了我一本近达千页的《五经正义研究》。博士阶段能下此功夫，可见其对五经熟悉之程度。当然他任职台大后所专注的，主要还是循其硕士期间开启的《毛诗》研究为多，也关心东亚经学尤其是日本京都学派中国学研究状况，先后出版《唐代经学及日本近代京都学派中国学研究论集》和《东亚诗经学论集》等书。他不仅对经学有精湛研究，对目录学、书志学也深有学养，主编过《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珍本东亚文献目录》之《日本汉籍篇》和《中国古籍篇》。以一个经学学者而兼具书志学涵养的人来编纂芝大经部善本书志，自会有其独特的眼光和视角。

芝大东亚图书馆首任馆长为著名汉学家顾立雅，继任者是驰誉中外的钱存训教授，且先后接受过劳费尔、李宗侗等庋藏图书，故该馆所藏以经部古籍（含善本和普通本)为其特色，竟有一千七百多部，“且不乏孤椠，洵为全美第一”（沈津语）。这“第一”的双重含义，一是数量，二是质量。作者从中选取六分之一二百八十四部善本撰写书志，无疑是其中精华所在。

先列举一二：前两年出版李卫军编著的四巨册《左传集评》，收录六十余种《左传》评本，我购而阅之，总以为已集《左传》点评之大观。而芝大藏有《名公注释左传评林》一种，题明欧阳东凤批评，明李茂识编次，明万历刻本，作者据评林姓氏中避讳字，断为清代印本。此本唯日本尊经阁文库亦藏一部，《四库总目》和《古籍善本书目》皆未著录，其他公私图书馆亦罕见。该书所列参评者有三十一人，除真德秀、朱申、穆文熙等寥寥几人外，他若杨慎、邹守益、唐顺之、李攀龙、王世贞、王宗沐、王锡爵、陈与郊等，或因未有专书，而皆为《左传集评》所遗，可见《评林》一书之价值。又《春秋公羊经例比》六卷，以《春秋》经文相同或相近之文句分类排比，加以申述，有类于杜预之《释例》，因系稿本，自为他馆所未收。作者细察前后内容之重复，断为未完之著。虽然为未完之著，但因《左传》有《释例》，而《公》《谷》二传则缺如，有此一稿，足可启迪来者研究之路向。

书志所要展现者，并非仅仅据书撰志，还须对馆藏著录有所考证。即就《春秋公羊经例比》稿本而言，因有“文廷式章”白文方印一枚，馆藏旧目原著录为文廷式著。作者查阅文氏现存著作、日记、随笔均未提及此书，唯《纯常子枝语》有“余尝欲为群经撰句例一书，惜匆匆未暇也”，遂排纂文氏行年要事，谓“似少有可能撰作”此稿。复据“易印漱平”之印，推定先由文廷式藏弆，转为易培基所有，传之独女易漱平，遂随其夫君著名学者台大教授李宗侗藏书转让芝大。又如清抄本《大易讲义合参》与上图所藏《周易讲义合参》稿本（实为抄本）同出一源。因上图本有“惠栋之印”“定宇”钤印，被定为惠栋所著，但不久即被质疑。作者从比勘两种抄本内容入手，查得上图《八卦取象歌》等六图为芝大抄本所无，复就抄本用字、讳字、行款等考校，左证了上图本非惠栋著作之说。由是可见上图稿本识语称“惠定宇先生著《周易本义辨证》既成，复著《周易讲义合参》。今《辨证》已刊版行世，《合参》祗有钞本，而流传亦希。此则先生之原稿”云云，乃递藏者出于自珍的想当然之说。

古籍流传，有草稿，有清稿，有初刻，有重刻，错综复杂。据书撰志，既要参考各公私藏馆著录，又要稽考序跋，联系内容，以定刻本年代。作者现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以往曾执教台大多年，且尝撰写台大图书馆古籍藏书目录，熟稔该馆藏书，因在考述元郑玉《春秋经传阙疑》之版本时，引录芝大館藏所无的台大同书书末郑肇新跋文一篇，揭示了三百年来此书稿本在宗族中传抄之迹。更征引《四库总目》《经义考》及各馆收藏目录，基本理清了此书之源流与初刻、重刻之本。而若“《诗经喈凤详解》八卷《图说》一卷”一书，版式分上、中、下三栏，题为清陈抒孝撰，清汪基增订。作者以汪氏尝自著《古文喈凤》一书，遂溯其改陈氏《诗经绎传》为《诗经喈凤详解》之由，揭示明人在科举参考书中改头换名行径之一例，且指出该书“备考”由汪氏新增，“图说”亦经汪氏斟酌取舍。至于中栏“汪氏庭训云”语，则据书首吴启昆序汪氏“尊人沐沧先生口授札记庭训汪子兄弟”云云，定为汪父之说。是皆能实事求是而深中肯綮。

前人撰写书目提要，或一人见闻所限，或假借众手所成，像《四库全书总目》和《续修四库提要》皆属巨制，前者积篇过万，后者更达三万多篇，难免疏漏纰缪。自胡玉缙之后，纠错者接踵而来，更正者何止千百，《芝大书志》于此亦时有所见。武英殿本《四库总目》卷六《周易述》提要有云“其注疏尚缺下经十四卷及《序卦》《杂卦》两《传》，盖未完之书”，文溯阁书前提要同。而文渊阁和文津阁书前提要则作“缺下经第四卷”，《芝大书志》指出此书第八卷注“全卷阙”，此即下经第四卷，乃知殿本、文溯阁本皆误。另《芝大书志》又指出《续修四库提要》中伦明撰陈孚《学庸窃补》提要据序文定为乾隆十一年刊本，又著录为九卷，而实际原书是《大学窃补》五卷，《中庸窃补》九卷，总十四卷。且芝大藏本书前书名页有“乾隆庚午新镌”字样，乃疑伦明所见本无书名页，故有此误。

古籍流转递藏，自属事理之常，而欲追踪其流转之迹，则藏家印玺每为重要依据。作者在撰作书志时，于藏书钤印颇能用心。若毛晋汲古阁刻本《诗外传》钤有“风树亭藏书记”朱文长方印一枚，因易培基故居正位于长沙南门外白沙井枫树亭，尝刻“风树亭收两汉六朝碑志”印自用，遂将此书归之易氏所藏，而书又有“李宗侗藏书”印，乃知亦为由易而李，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入芝大馆藏。

尤其值得一提者，是作者在撰志过程中，尝发现某些善本古籍书页上钤有蓝、红色长条形纸厂印记，像明张岐然《春秋四家五传平文》卷六、卷十七、卷三十五个别页面，元陈师凯《书蔡氏旁通》卷四第十一页右面，皆钤有蓝、红色纸厂印记，于是追本溯源，博证文献，撰成《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纸厂印记研究》一文，初步理清纸厂有色印记的原委与年代，并援此以考定某些古籍印刷年代。《春秋衡库》一书，芝大缺书名页，北大图书馆藏同版书前题有李长庚天启五年序，因著录为“明天启五年吴县昆池刻本”。作者发现北大与芝大两本之卷一及卷五版心为单白鱼尾，与他卷单黑鱼尾不同，凡例亦增加两例，更重要的是，两本均有蓝色长条形图案的印记，由是推测两本皆明天启刻清修补印本。同理，因芝大与多家图书馆皆有收藏的题为崇祯刻本的《禹贡汇疏》，因北大图书馆藏本卷二第八页钤有纸厂印记，遂亦疑其为崇祯刻版之后印本。用纸厂印记来佐证印刷年代，为研究版本者启一新涂。

作者以经学学者身份从事书志撰写，书前《前言》中尝云：“本书志之撰作，除对经部各书作适当之著录，使读者得以对中国传统经学有基础之了解外，亦期望本书志可作为有志从事经学研究者之梯航。”悬此标准要求，“恒自惕励”，力求文献正确、论证有据，解读无误。而在一些人物生平和经典内容介绍方面，也尽量详细，使一般读者一编在手，少假他求甚至不假他求，而能明了经籍著者、抄者、刊者、序跋者先后抄刊、重刻过程。

迭经清末民初之战乱与通商，古籍外流不计其数，而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古籍影印回流和撰作书志介绍也日益增多，企盼此类书志撰写到一定程度，能有人予以总结梳理，描述中国古籍外流途径和缘由，补上中国书籍史上重要的一章。

《唐文治年谱长编》（上下卷），刘桂秋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1251页，498.00元

唐文治（1865-1954），著名国学大家，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光绪十八年中进士，官至清农工商部左侍郎兼署理尚书，入民国后曾任大学校长。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引来不少学者的关注，在众多研究成果中，最扎实的是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刘桂秋编撰的《唐文治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引用仅标注页码）。

笔者以前喜读传记，后感读传记不如读年谱，因传记写作可避重就轻、溢美隐恶，而年谱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没有了水分，从而更少主观色彩。一般以为编年谱易，其实，“年谱编撰是最花时间最吃功夫，同时也是最具有学术价值的一种治学方法。研究者在学术上的真知灼见被不动声色地编织在资料的选择和铺陈中，而不像那些流行的学术明星。凭着胆子大就可以胡说八道”（陈思和，《学术年谱总序》，《东吴学术》2014年第五期）。

一

年谱长达一百四十三万字，如此厚重，有几大因素。一是谱主高寿；二是唐宝刀不老，耄耋之年还忙于学校管理、参政议政、著述、慈善等事务，普通人退休后就无事可记；三是作者对谱主材料“穷追不舍”，广辑史料，尽最大努力去抵近历史的真实面貌。

年谱作者耗时十年，上天下地找资源，从档案馆、图书馆、数据库中发现诸多谱主未刊的佚文、函电、新闻报道及档案。当年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对唐文治的活动多有报道，作者借助《申报》数据库检索到三十多万字的相关内容，虽能提取文本，但准确度常打折扣，为此作者花费大量精力，比对提取版文本与影印版，以匡正错漏。民国年间，《锡报》《新无锡》也刊有唐文治的作品与活动，可这些报纸没有经过数字化处理，作者在无锡图书馆逐页翻阅老报纸，寻找可用内容，然后逐字录入。“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和“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对年谱的写作帮助甚大，作者从中找到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寻找这些文献的过程是艰苦的，不仅考验作者的耐心与定力，也考验着信息搜寻能力。读罢年谱，深为作者发现资料、挖掘资料、考证资料的实力而惊叹。

正是基于翔实的史料，谱主的形象丰富而立体。如唐文治在南京乡试中闯关成功。唐自订年谱对三场考试题目都有记载，作者从顾廷龙主编的《清代朱卷集成》中找到唐的考卷与阅卷者的批语收入年谱，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十八岁的唐文治的应试水平，也让读者对中国科举考试有更直接的感知。

编撰年谱时，作者注重资料的全面性与平衡性。如1882年5月6日，十八岁的唐文治在家乡参加了一次“群体事件”，七十来名太仓文人来到政府大院，面呈州县领导，要求阻止基督教牧师吴虹玉来太仓购屋传教。唐文治曾记其经过。年谱除采用唐氏所记外，又搜寻到当事另一方《吴虹玉牧师自传》的相关内容（42-43页）。用两造不同的记录，让读者对事件有更全面的认知。毕竟吴虹玉声名不彰，编撰此条目时，惯常做法是引用唐文治所记，而作者编撰年谱时，会以这个人、这件事为中心，生发开来，竭尽所能地去找与之相关的资料，由是他在《近代中国》1997年第七辑找到《吴虹玉牧师自传》一文，将不同立场的两方资料都载入年谱，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客观与中立。

作者的发散性思维与强大的资料搜索能力，使年谱有着丰富的史料价值。如1894年，唐文治正当而立，其妻郁夫人因难产早逝，借助唐好友王清穆的《知耻斋日记》，作者呈现了唐文治的崇儒抑佛与当年的厚葬之礼：“然吾亲见所办棺木及漆工，费至八十余金，冠带衣衾之类，费至四十余金，虽事出仓皇，而未肯稍涉简率。发引之日，杠房亦费至四十金，凡可以从俗者未尝不勉力以求如礼，而止独延僧诵经一事，则决然不为。……同往夕照寺赁屋一间，为其夫人郁冰雪出殡之所，每月房金一两二钱。”（92页）一次丧葬，不仅花光了唐的积蓄，且让他债台高筑，多亏王清穆出城见了孙培元，帮唐借了“四十金”。

郁夫人去世时，正值中日大战，中方一败再败，日军直逼东北，京城人心惶惶，纷纷逃离，唐文治虽在官场，但级别尚低，加之其母三寸金莲、行动不便，自身也刚丧偶，入不敷出，想要逃走，既无财力，又受母亲牵累，极为无助无奈。1894年11月1日《知耻斋日记》写道：“晨，访蔚芝，论及去留大节，我两人皆由科第窃禄于朝，际此国家有事，既不能尽一手一足之劳，稍冀图报于万一，乃以闲曹无职守为解，忍而去此，虽得性命苟延，尚何面目立于人世耶！故各以镇静不动相慰勉，死生有命，听之而已。蔚芝于《易》理有功夫，因请筮之，见其揲蓍挂扐不尽泥古法，筮毕，得大过之小过，蔚芝则谓非吉，余思驳象精微，难于窥测，非圣人其孰能与于斯。”（97页）由这段史料不难看出唐文治这位小京官在时代大潮降临时的焦虑不安，亦可得知占卜这项“基本功”在绅商界的流行。

二

“年谱”作为个人的编年史，一般被归入“谱牒学”与“历史学”范畴，是中国独有的传统述史体裁。唐文治自小就喜读名人年谱：“余弱冠时，读陆稼书、汤潜庵、张杨园暨吾乡陆、陈诸先生年谱，心向往之。复读《朱子年谱》，更大好之，遂有必为圣贤之志。中年读罗罗山、胡润芝、曾涤笙、左季高诸先生年谱，志气发扬，更慨然以建功立业为事。”（97页）七十岁时，他编撰印刊了仅五万余字的《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虽然简略，却为年谱长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

维新变法后，唐文治进入中央政府决策外层，对清末政治运作有了近距离的观察。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王朝末年，风云激荡。如义和团运动期间，唐在总理衙门当差，身处旋涡的中心、决策的前沿，他对义和团的记载与评价，与现在的主流表述多不一致；唐在商部握有许可权时，切身感受到权力的巨大含金量与官场的腐败：“（1905）正月，粤商张弼士入都，请办三水佛山铁路，并在山东开办葡萄酿酒公司。余为具奏，邀准。张濒行馈余二千金，余辞之，至于再三，张滋不悦，则严却之。其后粤商张煜南请办潮汕铁路，闽商林尔嘉请办福州银行，均馈巨金，一律峻拒。”（296页）对欣赏自己的慈禧太后，唐敬中有怨：“是年（1905），皇太后寿辰，赏大寿字一副、玉如意一柄。自署侍郎后，每遇令节，必蒙恩赐，如绸缎、普洱茶、春条等。文治每感极而叹曰：‘恩礼如此，使臣工仆仆亟拜，何若信用臣言，改良政治为愈乎？’”（305页）这也从侧面证明，慈禧善于笼络高层却缺少政治远见。

1907年，当唐文治离开中枢到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即现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职后，年谱中所见证的不再是政府的运作，而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缓慢成长：还在幼年的上海交大只有几十名教职员，许多院系领导由外国人担纲，学生所使用的专业教材都是英文版的，毕业生每年仅几十人。唐文治掌舵十三年，为交大成为世界名校夯实了基础。

作为中体西用的信奉者，唐文治强调学习西洋科技，不能排外，但他认为面对外来文明的强大冲击，更要尊孔读经，“一读十三经，二读国文”。可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四处一片“打倒孔家店”声，“废经者世奉为大功，崇拜恐后，余向者腹非之而不敢言”，唐文治认为这股反孔潮流危害甚大，造成了人心败坏，“迄乎今日，废经之效亦大可睹矣！新道德既茫无所知，而旧道德则扫地殆尽，世道至于此，人心至于此，风俗士品至于此，大可闵也。且夫我国之伦常纲纪，政教法度，具备于十三经”（唐文治，《中学国文新读本序》，《菇经堂文集二编》卷五）。然而，这套尊孔之论很不合时宜，唐文治只能在自己主政的校园里坚持读经尊孔，1917年8月27日的祀孔典礼尤为隆重：“祀孔乐章，……配以佾午，一时彬彬焉，雍雍焉，称极盛矣！” 

一些受新文化洗礼的学生，认为唐文治校长所为是在“开倒车”。“以侯绍裘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学生，对校内的尊孔读经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他们高呼‘打倒孔家店！’砸烂了学校里的孔子牌位。学生们的这一行动，使唐文治感到痛心疾首，终于决定把学生领袖侯绍裘秘密开除出校。侯绍裘学业成绩优秀，作文尤为出色（曾在国文大赛得奖）。在唐文治的心目中，侯绍裘是一位有才华的优秀学生。可就是这位受过唐文治多年熏陶的学生，竟如此‘大逆不道’，他认为不开除不能维护封建礼教。”（《交通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70页）

1920年暑假，侯绍裘被开除，11月，唐文治毅然辞去主政了十三年的校长岗位，来到无锡创办国学专科学校。此时他五十五岁，且双目失明。

三

无锡国专定位于国学，相当于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方向，招生时不考数理化与外语，只考四书五经方面的知识。国专学制是三年，每年招生数在三十人到九十人之间，最多时，校内有两百多名学生，教职员工二十来人。三十年间，无锡国专的毕业生不足千人，但它以“小而精”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批人才：唐兰、王蘧常、蒋天枢、吴其昌、钱仲联、王绍曾、魏建猷、江辛眉、汤志钧、杨廷福、许威汉、曹道衡、范敬宜、冯其庸这些文史大家都是唐的弟子，他们的名字让无锡国专与大牌学校相比也并不逊色。“大凡我国的文科大学或者是综合性大学文史哲专业科系中，基本上都有无锡国专的毕业生，而且多是某一学术领域的权威、专家。在培养国学人才这点上，国专可以和任何一所专科以上大学的文史哲系相媲美。”（吴湉南，《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229页）

借助于这批学有所成的众门生，唐文治及无锡国专在消逝一个甲子后，仍为学界所关注。陈平原教授对无锡国专的办学成绩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传统书院现代转型的成功典范，并认为国专成功的背后有“无锡”元素，“一地学风与一地民风相勾连，无锡国专之得以成功，与当地士绅的财政支持，以及民间的文化需求大有关系。有意讲学的‘当世大儒’，非只唐文治一家；借私人讲学弘扬国粹的，也非只无锡国专一处。但只有无锡国专能够获得足够的本地生源，以及相对充裕的办学经费”（陈平原，《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学术中国》2001年第一期）。无锡国专成就了唐文治，唐文治也成就了无锡国专，唐被认为是无锡人才引进史上最成功的范例。

刘桂秋先生2011年曾编撰出版《无锡国专编年事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此基础上，他对唐任无锡国专校长三十载的历史梳理得更为详备。可以说，年谱的出版，对当下的唐文治研究在文献资料方面做了较好的补充，为致力于唐文治研究的学者提供了详尽的唐文治的人生轨迹，展现了唐文治的国学教育的发展脉络。

四

作为当时的大儒，唐文治对儒学的信仰从未动摇过，他一生孜孜追求的便是正人心、救人命：正人心是办学、著文，让孔学深入人心；救人命则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动员有产者为灾民救急。年谱中有大量这方面的记载。

为正人心，唐文治反复强调忠、孝等美德，可唐家却出了一个不孝子。1936年，唐的幼子、正担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苏州分行经理的唐庆永离家出走，独自与情人去了成都，不曾给妻子儿子写过一信一字。1938年，唐文治得知庆永在四川成都后，作了“怀古”诗五首寄去，劝庆永回家，庆永不理，仍与情人过着同居生活。（吕成冬，《唐文治家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42页）与此同时，唐文治的三个儿子全都赴美留学。这也说明，虽然唐在无锡国专强调传统教育、推崇国学，可他也赞同物质层面上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这种中体西用的中庸思想为唐所坚持，却也在学界遭到杯葛。对此，唐的内在思想有没有张力？可惜年谱中未能呈现。这主要是因为唐的家书都遗失不存，年谱引用的资料多属印刷品，缺少未公开的日记与信函，使得唐文治的“本我”仍隐藏在冰山下。年谱中没有唐的收入记载，而唐本人1935年的自订年谱也从不披露其财产变动情况。按理说，唐在政府任职、在上海与无锡担任校长，都应有工资记录，可这一切都不存，也让年谱留下不小的遗憾。

上述信息的缺席，说明《唐文治年谱长编》尚有提升空间，但在现有的条件下，作者已做了最大的努力。就笔者所知，对学问之虔诚，对名利之淡漠，对朋友之关心，无出桂秋先生之右，正如虞万里先生在序中的评价，“沉潜笃学，刊落声华，不汲汲于课题之立项，每欣欣于史实之抉发，为学多方，深造独得，尤究心于乡邦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