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1893-1980）

【译者按】过去两年间，经哈佛燕京图书馆授权，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系统地整理了该馆珍藏的七千余种善本古籍，包括稀见的宋元刻本、地方史志、宝卷、韩南教授捐赠的通俗戏曲小说等。影像与电子文本已在线上公开，供学者阅读与检索。这项浩大的工程自然依赖最新的智能工具，繁琐的校对工作却由上万名“校书官”在网上义务完成。

北大图书馆将在今年11月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燕京古籍旧藏与哈燕馆藏合璧展”，不仅展示文献本身，也梳理那段以哈佛燕京学社，以及洪业主持的引得编纂处为代表的中美学术交流史，主题之一是“从引得到数字人文”。主办单位问我有没有相关资料可提供，我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麻省康桥带了录音机到洪业的厨房，和他一起边喝茶吃叉烧包，边录他的回忆。他送了一本薄薄的册子给我，是他1930年12月12日在北平中国社会及政治学会（Chines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上用英语发表的报告。此学会成员大概是欧美留学归国学人及在各院校教书的外籍人士，待查。那时他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成立引得编纂处才三个月。替古籍编引得，是他在脑海中已酝酿了十多年的构想，终于有机会付诸行动，欣喜中带几分忧虑，我们可借以窥探当年的学术大环境。

《试为中国古籍编引得——1930年12月12日中国社会及政治学会上发表》

新近出现了一支新的学派叫sinology，国内称为“国学”；名称无论中西都相当别扭。顾名思义，它指一切有关古今中国的研究，但“国学”家至今聚焦于受西方文明冲击前的中国思想与制度。准确地说，所谓的sinology或国学，应被理解为以科学态度研究中国语文和历史的学问，因其一手资料不外于中国历史遗存和文献。

在中国境内，有两个原因令我们对这门学问的前景感到乐观，一是批判性研究方法的崛起，一是古籍的普及化。

校勘学在中国清代早已兴盛。卢文弨、戴震、汪中、孙星衍、严可均和顾广圻等学者把许多古籍的文本恢复原貌，功不可没。相对而言，深层历史批评却是最近才有的。此前虽说有胡应麟、阎若璩、姚际恒和崔述等少数勇者向尊崇的传统挑战，但都不敢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号召力有限，跟从者不多。一直到十多年前胡适博士《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出版，我们才能在他的序言中看到类似西方过去一个世纪来发展的那种历史批判。胡适是中国声誉最高的学府里最出名的教授，影响波及全国知识分子。现在年轻学子纷纷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文本的作者与他们创作的动机，应归功于胡适。而追随胡适的学者中最杰出的是燕京大学的顾颉刚教授，他几乎天天都在揭发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隐藏的骗局和圈套。

恰恰在这时候，古籍突然普及了。中国虽以发明印刷术为傲，但从西方引进新印刷技术后，尤其是引进石印后，古籍才从奢侈品变成普通人买得起的物品。有生意头脑的出版商大量复制了许多以前是珍版的稀见书目。举个例子，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是上一代富有藏书家须花一辈子的功夫才能凑齐的，现在中上人家就能购得起一套，囊中羞涩的书生则可到图书馆借阅。根据《中华图书馆协会学报》的统计，中国的公共图书馆1925年至1930年间从五百零二所骤增至一千四百三十八所。虽然大多没有达到可供学者做研究的水平，但都在朝这一方向发展，尤其是走在前沿的大学图书馆。

总的来说，目前学者要从事学术研究基本上很少有障碍，也许最烦人的是缺乏德国人称为Hilfsmittel（直译为“辅助工具”）的学术工具；依我看，我们最急需各种书目与引得。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即使坐拥书城，找资料仍然不易，找到和他题目相关的著作后，又要花许多时间在书里寻检他所需要的段落。虽说勤奋和耐心是每位读书人都应具备的素养，然而精神长期被这种费时费事的操作消耗，研究成果也会受影响。

幸而编书目的工作已开了个头。有数所图书馆把馆藏目录出版，让学者知道书在什么地方可找得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准备把北平数所图书馆收藏的丛书做个联合目录，将为学者提供一个很大的便利，因其中有些丛书现在已很罕见；而燕京大学的陈垣教授正着手把这些丛书涵盖的数千种书的书名另行顺序编排，让学者更容易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书。至于以题材分类的书目，愈来愈多学者发表论文时列出所参考的书本和文章，而不少专业学刊，尤其是国立北平图书馆和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的刊物，不时登载些以题材分类的书目。近来还有人把不同期刊上的文章以题材分类后，将标题汇集出版，希望日后会演变成似美国Reader’s Guide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期刊文献读者指南》）那样的参考工具。

学者找到书本后，须在书中寻检有关段落，这时若有“引得”（index）或“堪靠灯”（concordance）便事半功倍。其实书目愈齐全，提及的书愈多，引得和堪靠灯便愈有用，可为学者节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譬如学者要找《诗经》内某一句，如果他有大把时间，当然可把《诗经》从头读起，直到见这一句。他若想省点时间，可试查字典或类书，看看有没有提及该句，是《诗经》哪一篇，但很少会幸运碰上，只好又把《诗经》拿出来从头翻。如果他会看英文，就可用理雅各（James Legge）英译本附录的引得，那引得编排得不理想，但仍然可省许多时间。又譬如我们想找《史记》里一段话，可先查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es）法译本附录的引得——虽然他只译了最初的七十五篇——然后便可据此轻易查到这话在《史记》原文的位置。可见有时最快捷的途径是绕远路，读中文书竟须借助外文译本。

当然，被译成外文的中文书非常少，而会读各种译本的中国学者也非常少。极少数古籍的西文译本附有引得，大体说来无济于事。传统中国教育基本上只要求读书人把几部经书及最有名的文艺著作背得滚瓜烂熟，无需用引得之类的工具。我们现在感到有需要，但除了蔡廷干1922年刊印的《老解老》（非卖品）之外，这种工具始终没有出现。这可归咎于替中文书编引得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远不如替西文书编引得那么容易。

我对克服所有的困难并不乐观，然而我也不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许多年来，我总盼望有一批人集合起来选几本书做个试验。今天我可心存感激地向大家报告：哈佛燕京学社已同意拨一笔可观的款项让我们做这么一个试验。我在原有的职务外，主导一个包括编辑和助理的小团队从事这项工作。这三个月来，我们逐渐摸清楚应怎样处理最棘手的问题，希望半年后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就有数种引得面世。

现在略谈我们编纂引得的十个步骤：

第一，选书。经编辑和有关领域的学者商讨后，我们定下以下几个原则：（甲）不选已有引得的书；（乙）目前不选伪书；（丙）暂不选二手资料；（丁）暂不选外文译本附有引得的书；（戊）暂不选需两个月以上处理的大书。提最后一条，是因为这既然是个试验，我们应尽快出几个样本送到国内外学者请他们评估，希望获得他们坦诚的批评，告诉我们如何改善。

第二，选择版本。我们尽量选最通行、最可靠的版本。可是为了拥有其他版本的学者也能用我们的引得，须作推算表，让他们算得出某句在他们拥有的版本里大约在哪一页。举个例子：《说苑》（著者刘向，公元前77-公元6年）我们选的版本是《四部丛刊》的单行本。仅我们所知道的，就另有十二个版本。于是我们替每个版本制造一个方程式，让读者可算出某句的相应页数。这些方程式相当精准，最多差一两页。

第三，钩标目注。这是流程中最关键而又最具挑战性的一环。先由两位编辑在各自的文本上下功夫，再由第三位编辑和他们协调商定。牵涉到三个问题：（甲）读者若知道文本中有哪些异文，往往可帮助他们了解内容，异文本身也有学术价值。一般古籍将异文在书后列出，我们所用的《说苑》版本则在另一册上，都不注明异文在文本的哪一页出现，在文本上也没有标志。我们提供读者的引得，附有加入标点符号重新排印的文本，遇上异文，就在文本上加注脚。若相关字眼被选入引得，在该录中也把异文的信息纳入括号里。（乙）传统古籍是没有标点符号的，编辑须把文本读通，明白作者的原意以及文中指涉的名物制度，才能够正确地断句。我们的编辑都是受过学术训练的大学毕业生，但每天都遇到一些怎么读都无法读得通的段落，若寻专家请教后仍无法读通，只好把这些段落列出，希望后人有所发现。标点的同时，编辑们随手做些笔记。如书上提到人物往往不用姓名，而用该人的字或号；而有些地方有两个不同的名称，都须顾及。幸而编纂处现在就设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用各种参考书很方便。（丙）文本断句后，就可钩标出引得的目注，决定须不须和另一目注互见等等。我影印了经我们钩标后的《说苑》卷十五第十四页（见图一），上面的校对符号与西方用的大同小异。我们的编辑对西方引得的操作很熟悉，什么东西值得重见于引得中以供读者寻检，中西方的原则是一样的。

第四，把每一条录抄在一张卡片上。卡片上注明其录，及其录所涵盖的目注与异文，在文本的哪一卷、哪一章、哪一页出现，在版心的右边或左边。用其他版本的人可据卷码章码检到其在文本的位置。

第五，卡片经至少两位编辑细心校对。校雠这个词很有意思，就是当为仇敌频频试探的意思。我们曾三校后仍发现错误，所以坚持把每张卡片都假定为有误，有必要证明它是无辜的。

第六，编码。把卡片按次序排列，令读者可按次序便捷地找到有关段落。然而顺什么次序呢？这就是为中文书编引得最棘手的问题了。汉字不似英文字用字母拼成。英文有二十六个字母，可轻易地顺着惯常次序排下去，不懂发音不懂意思都可依序做。汉字没有简单的惯常次序。历来字典不是依诗韵排列就是依二百十四个部首排列，引发的麻烦众所周知。我十一年前便开始思虑如何解开这死结，所以一直关注他人这方面的努力，其中以上海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的四角号码最成功，但我认为用它来编引得仍不理想。我把自己的方法称为“中国字庋撷”，比起王先生的方法对初学的人来说更容易记，替一个字编码只须三个步骤（见图二），而且几乎每一个号码只有一个字，排列起来又较整齐，这对引得来说是相当要紧的。目前有多所图书馆已用王先生的方法编目录，所以我对要不要推广自己的方法相当犹豫，最终仍坚持用它编引得是因我深信这方法有许多优点，而没有相应的缺点。C. C. Wang去年在Chines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view（《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指出汉字电报码有种种问题。庋撷法几乎每一个号码只有一个字，也许亦可解决电报这个问题。言归正传，所有与“孔子”有关的目注自然都应放在“孔子”这一条录下。我们替“孔”和“子”编了码，便可依码把该录排列在他录之间。该录下所有的目注也可依码排列。若某目注在文本中多处出现，则依其在文本中出现的先后排列。我们有个“号片柜”，每个汉字的庋撷号码都写在一张卡片上，并注明该字的各种发音（用韦氏拼音法），依号码排列。替一部书编引得时，助理甲替一条录编码后，助理丙和助理丁便参照“号片柜”卡片上的汉字校对，以防有失误；之后把“号片柜”的这张卡片放在一旁，待下个步骤使用。

第七，具有庋撷号码的卡片排列整齐后便可依次抄到排版稿上，构成引得的前半部。引得的后半部是按韦氏拼音依英文字母次序排列的，用的正是“号片柜”的那些搁置的卡片，排列后也可抄到排版稿上了。而这后半部的引得虽按发音排列，但每一条都有汉字及其庋撷号码，可让读者便捷地找到文本中有关段落。这不但为习惯用韦氏拼音的西方汉学家提供了方便，并且有些学术功用，因为有些同音的汉字本来是同源的。我目前仍不确定是否应纳入古音，欢迎赐教。

第八，印刷。用什么格式什么字体，都是学问，这里就不细谈了。

第九，印本校对。印本须参照以上第三步骤所完成的稿件校对，一点都不能放松。当下许多中文书附录了很长的勘误表，一点用处都没有。

第十，加序。序里包含文本的来历，版本的源流，以及引得的用途等。

即使是优秀的学者，也得积累许多经验才能成为一位优秀的引得编纂者，因编引得涉及主观判断力。决定什么东西应录，须顾及广大读者的兴趣和研究方向，又须避免太滥，浪费了读者的时间与精神。引得编纂者必须把自己置于读者的立场上，而中国的学术范畴仍未定型，故这些决定远比在西方困难；我们乐得有西方的经验可借鉴。

我不认为哈佛燕京学社有意图或有责任资助我们替所有重要的中国古籍都编引得。这试验若不成功，事情自然不了了之。成功的话，相信将有出版商接手办。至于要多久才能证实行得通，很难说，有赖于引得编得好不好，有多少人期盼它成功。英人H. B. Wheatley曾戏称：“出版没有引得的书的人该被打入地狱底下十英里，到一个连魔鬼都害怕的地方。”在能证实引得从学术到盈利都成功之前，我们不敢奢望有出版商参与。目前这试验的目的，仅仅要证明就学术而言，替古籍编引得是值得做的。

图一：经钩标后的《说苑》卷十五第十四页。

译者按：洪业1932年12月出版的《引得说》（引得编纂处《引得特刊》之四，44-45页）对此图片有相当详细的解说：

我们读《说苑》时，防它里面的伪夺，故先取卢文弨的校勘记来参考着读。在第二行和第五行所钩标之“28b”就是指明校勘记页二十八下对于这二段文有点议论，可供参考……我们读《说苑》时，随读随标出引得中之目注。这一页上有三段：每段我们先撮取其大意，为编目注。第一段有一录，以“治道”为目，以“宜除逆贼”为注。第二段有一录，以“道”为目，以“须藉权势乃行”为注。第三段有二录：一为“子贡问孔子诛少正卯之故”，一为“孔子答子贡诛少正卯之故”。次就各段中标出应录目注，有时且须增益字句，以使其录较为明晰。

此页钩标的目注依次有：尧诛四凶、四凶被尧诛、周公杀管蔡、管【叔鲜】被周公诛、蔡【叔度】被周公诛、子产杀邓析、邓析被子产诛、孔子斩少正卯、少正卯被孔子诛、易、引、五帝、三王、孔子、颜渊、孺悲、权为道所凭藉、势为道所凭藉、孔子诛少正卯、少正卯被孔子诛、鲁、司寇、东观、【端木】赐（见子贡）、王者之五诛、五诛、王者之。

图二： 中国字庋撷

贡华南（蒋立冬 绘）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贡华南的研究领域是以味觉思想为进路来解读与重建中国文化。他认为，区别于古希腊以来的视觉思想与古希伯来之听觉思想，先秦以来，中国思想形成了自觉抑制视觉、含摄听觉的味觉优先思想与相应的感觉逻辑，进而展开为从“形”“体”到“理”的范式转换。他最新的著作《中国思想的感觉逻辑——从开眼看世界回归品味世界》，与之前出版的《味与味道》《味觉思想》构成“味觉三书”。在以短视频、播客为代表的视觉思想大占上风的时代，专注于通过味觉思想切入解析中国思想，是出于对现代性的批判，还是希望重塑当前的日常生活？在接受《上海书评》记者的采访中，他认为：哲学随时在既有经验之外寻求新的经验，在既有思想方法之外寻求新的思想方法，在既有可能之外寻求新的可能。味觉思想与有滋有味的世界，就是他在视觉思想一统之外所寻求的新的经验、新的思想方法与新的可能世界。

《中国思想的感觉逻辑——从开眼看世界回归品味世界》，贡华南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9月出版，264页，79.00元

您把思维分成三种不同的方式：视觉思维、听觉思维和味觉思维，对它们进行了比较。味觉思维作为我们中国思维逻辑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的特点体现在哪里？作为我们的特色，它的特征是什么？与西方或其他文化相比，差异之处在哪里？

贡华南：在《味觉思想》导论中，我概括味觉思想的几个基本特征。首先，味觉活动中人与对象之间始终保持无距离；第二，对象不是以“形式”呈现，而是以形式被打碎、内在外在融二为一的方式呈现；第三，对象所呈现的性质与人的感受相互融合。较之以距离性为基本前提的视觉思想与听觉思想，味觉思想自觉在思想中敉平人与对象之间的距离，自觉追寻对象之“味”（滋味或意味），自觉以品味、体味、玩味等主客交融的方法通达对象。

古希腊文化以视觉为中心，这在西方学界已经是常识。古希腊确立视觉中心思想以后，希伯来传入听觉思想，近代文艺复兴则复兴并发扬光大了古希腊的视觉中心的传统。与他们相比，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味觉中心。视觉中心的文化基于视觉活动和视觉经验，衍生出一套相应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这不难理解，你要看清对象，就要拉开距离。拉开距离地看，才能保证认知的客观性。保持人与物之间的距离，形成主体与客体对立之势——人成为居高临下的主体，对象成为被观照的客体。视觉本以物体的形、色为对象，形较之色，具有更强的确定性、客观性，遂被认知主体选择、确定为事物的本质。目-形-认知，这是视觉思想的基本特征。文艺复兴后，视觉思想的这个特征不断得到强化，成为近现代的主导思维方式与思想方法。

您认为，抑制视觉思想，先挺立听觉思想，再推进至味觉思想，这不仅是儒家思想演变的逻辑，也可说是中国思想史演变的感官逻辑。这个思想史的演变过程能否简单介绍一下？

贡华南：中国思想中，视觉思想并非没有。作为人类获取信息最重要的感觉，视觉在中国思想中也数度兴盛，并且占据过主导地位。比如，西周创设的礼乐制度，“礼”重形式的规定，侧重视觉；“乐”中视觉因素与听觉因素兼具。可以说，礼乐的兴起已经凸显了视觉因素，我们通常说“周尚文”即表明了这一点。“周尚文”对应的是“殷尚质”——殷商崇尚内在的“质”——主要是声与臭（嗅）。

当然，视觉的凸显在春秋时代才达到高峰。我们都知道，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好像其间的思想文化一无是处。其实，春秋时代的思想界非常活跃。形名事功思潮勃兴，一方面，在制度与文化方面消解了礼乐制度与文化；另一方面，它继承了“周尚文”的传统，推崇视觉，将“目”当作心之枢机，提出“心目”概念，同时，将“形”当作事物的本质，由此视觉思想成为主导。

形名事功思潮的引领者是齐桓-管仲。他们为了富国强兵，采取了大量新措施。例如推贤举能，明令尊法，务实尚形（刑），计功重财，等等。这些措施指向效率、功利、欲望的满足，其核心则是“形名”——将外在、客观、确定的“形”作为事物的本质与命名的根基。“形名”之所以能够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是因为齐桓-管仲利用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地贯彻、普及。他们在齐国大量招揽人才，还设置“游士”，将天下的贤能之士都网罗至齐国，为其所用。当时齐国聚集了天下的谋士，一起为霸业出谋划策。贤士们一方面要为现实政治目标服务，专注提高效率，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另一方面对很多理论性内容进行讨论、总结，由此大大推进了春秋时代的思想文化水平。齐桓-管仲招揽的贤能之士创作的成果都归属于一个人——管子，这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管子》一书。我认为，《管子》基本反映了霸主们的治国方略与精神关怀。齐桓-管仲的成功让形名思潮在齐国占据主导地位，也随着诸多诸侯承袭齐桓-管仲思想方法取得霸业而在大部分诸侯国获得了主导地位。这一思潮一直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也由于国家权力加持而变得异常强大。

礼乐与形名两大思潮是后来的诸子百家都不得不面对的思想现实。诸子百家中，孔子、老子自觉批判视觉-形名而高扬听觉-德性，墨家、兵家、法家、名家则自觉继承视觉-形名并将之理论化、系统化。耳目之争构成诸子之争一条重要思想脉络。孔老及其后学推崇闻而知之，自觉抑制见而知之，由此在中国文化各个领域发展出盛大的听觉文化。比如，天文、历法、音律、医药、文艺、哲思发展出吹管定名、吹律定姓、以声知物、以声求义（声训）、以声知人（知音）、耳为心窍或耳为心候等说法。这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总体脉络。这个脉络又细分为两条线，一个是“形”到“形而上”的转变，一个是从视觉转向听觉。

这个脉络，我称之为“耳目之争”，其结果是耳的胜出。视觉-形名被抑制，随后在秦汉出现了耳舌之争。声音流动易逝，不像视觉性的东西那么确定，最容易做文章。汉代既是听觉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完备的时代，同时也是将声音不确定性发挥到极致，甚至荒诞不经的时代。比如，声音现象被频繁神秘化，被用来制造神话等。由此，促使诸多学者反思听觉思想之弊端，比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其最大的思想史贡献就是消解声音与人、事、物之间的本质关联，彻底瓦解了听觉中心传统。

在听觉思想之挺立的同时，味觉思想也由潜流逐渐明朗，并在秦汉时期与听觉思想并列、对峙，甚至相争。比如，《神农本草经》以“（性）味”作为物的唯一本质，舌被理解为心之窍（《黄帝内经》）与心之候（《白虎通》），等等。存在与方法相统一的味觉在汉末被理解、规定为心的直接反映与外在表现，由此舌成为塑造中国人心理活动与心理结构的主导感官。比如，舌被当作心之官、心之窍与心之候。汉末至魏晋，在诗论、文论、书论、画论，以及玄学等各个领域，味被规定为诗、文、书、画、道、理的本质要素。（品）味则被当作理解诗、文、书、画、道、理的基本方式，由此挺立了味觉思想。

与耳目之争，耳胜出，继而耳舌之辩，舌胜出之逻辑一致，中国人命名经历了从形名、声名到味名的演进脉络，认识论则由“知形”“知声”发展到“知味”。先秦儒家将“闻而知之”置于“见而知之”之上，最终归向味觉思想。并以此作为“道统”划分的依据，从而使感觉逻辑具有了普遍的思想史意义，也使从视觉到听觉、味觉的感觉逻辑在中国思想中一再展开。

自觉抑制视觉，挺立听觉，最终归向味觉，这不仅是中国思想长时段的演变逻辑，也同样体现在中短时段的思想发展过程（比如从理学到心学），以及思想家个人的思想历程（如王阳明、牟宗三）。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定势即指谓此。中国近代以来，“开眼看世界”成为时代呼声，它也成为新时代中国思想发展的逻辑起点。一方面，开明的思想家纷纷开眼看世界，关注视觉技术、设备，努力学习西方视觉化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敏锐的思想家自觉地回到味觉思想。“直观”与“直觉”之争反映了这一时代思想张力，前者基于眼睛的看，后者被归为品味。在这一背景下，对待世界的态度、方法都经历着从看世界到品味世界的转换历程。

贡华南著《味道哲学》

您在书中说古希腊文化以视觉为中心，中国文化以味觉为中心，这意味着中西方认识论的不同路径吗？中西方都经历了视觉优先的阶段，为什么西方转向了听觉思想，而没有发展出系统的味觉思想？

贡华南：中西认识论确实有不同的关怀与演变路径。刚刚我提到，从春秋到汉代，中国思想先后将“形”“声”“味”分别理解与规定为事物的本质，与此相应，“知形”“知声”“知味”依次被当作认识的主导形态与核心任务。三者对象不同，认识方法也各异，共同构成中国古典认识论的完整形态。当“知味”最终取代“知形”“知声”而被当作中国古典认识论的主要任务，这也从思维方法上确立了中国传统思想方法的特性。

西方自柏拉图起，就把纯形（IDEA）当作事物的本质，亚里士多德将形式因当作本质因则强化了这个传统。两希（希腊与希伯来）合流，希伯来的听觉思想丰富了欧洲思想传统。但是，文艺复兴又复兴了古希腊传统。近代培根、笛卡尔从经验与理性两个层次激活了视觉中心传统。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视觉性的直观与知性范畴继承、强化了这个传统。近代科学以数学化为标志，包括可以相互转换的代数化与几何化，则在践行与推进视觉中心主义的认识论。

其实在拉丁语中，sapientia（智慧）一词的原义就是品尝味道或有味道。其中包含着注重味觉、从“味”理解事物的意思，这与中国文化较为接近。这个传统在欧洲后世也有回响。比如，在康德之前，美学、哲学都有对品味的研究。这些研究比较零散，到了康德才将其系统化。不过，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品味用于审美，也将其意义狭隘化了。Taste汉语学界翻译成鉴赏，其实就是味觉、品味，鉴赏判断其实就是味觉判断。阿伦特对此非常自觉，她在很多著作中都谈到味觉-品味问题。比如她的《精神生活》三部曲，第一部讨论理性，第二部讨论意志，第三部准备要写味觉-品味。可惜的是，提纲列出来后，她就去世了。我推测，他们的味觉思想资源比较匮乏，因此很难弄出体系来。仅仅把提纲列出来就死掉了，有点象征意义。我们知道，康德的第一批判是视觉中心的著作，第二批判强调绝对命令，强调听命于纯粹形式，主体是听觉为中心。《判断力批判》则基于味觉，这是我的体会。西方并非没有味觉思想，古代罗马有，近现代也都有，只不过它不是主流。

诚然，中国思想也曾数次经历视觉优先阶段，比如，魏晋形名（名法）思潮的复兴，名辨著作被整理、研究，甚至提出“目为心之候”说法。近代科学主义的兴起，不仅重视经验的看，包括拥抱望远镜、显微镜、X光等看的工具，也系统学习数学表达方法，等等，紧紧跟随西方视觉思想的步伐。但是，我们发现，视觉一旦凸显，抑制视觉的思潮必随之而来，味觉思想则一直被作为归宿。其中原因非常复杂，既涉及更古老的精神传统的影响，比如殷商重质（包括声与臭）对老、孔的影响，也有伟大思想家对当下思想的诊断与对治，比如，形名思潮重效率、重功利而导致天下纷争不断、民心大乱，以所闻之道修身便成为良药。古希腊视觉中心思想也曾导致城邦失序，希伯来的听觉思想也被当作救世药方。近现代思想家也曾尝试以听觉思想救治视觉中心主义，比如，海德格尔试图以倾听扭转视觉的图像化。只不过，中国发展出了博大深厚的味觉思想，西方思想则仅仅触及之而未能系统理论化。

东汉以来，佛教进入中国，彼时味觉思想的确立，会不会受到佛教的影响？

贡华南：我的体会是，味觉思想的确立并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我刚刚提到，殷商就有重声重臭（嗅）的传统，《易经》以“乾”为尊亦是重质，《易传》将“阴阳”“刚柔”这些带有味觉、触觉意味的范畴当作思想范式，并强调阴阳之间的交互作用——感乃被理解与规定为《易》，乃至普遍的方法论，这都在导向着味觉思想。秦汉成书的《黄帝内经》与《神农本草经》，以及《白虎通》等官方认定的著作分别将“舌”当作“心之窍”“心之候”，把性味规定为事物的本质，这就将源远流长的味觉优先传统明朗化。佛教以“苦”为第一谛，可能应和了味觉思想，难说发挥多大作用。

汉代以后确立了味觉中心的特征，您认为味觉“含摄”听觉、“抑制”视觉，这个“含摄”“抑制”怎么理解？是否意味着视觉和听觉思维在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上被遮蔽了？

贡华南：是的，味觉中心汉代才确立，之前是其准备期。考虑到中国思想的主体是汉思想，将汉思想的主导味觉思想作为中国思想的标志顺理成章。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刚刚在谈听觉思想的时候提到“耳”为心之窍、心之候说法，在谈到味觉思想时提到“舌”为心之窍、心之候。其实，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说法都被收在《黄帝内经》与《白虎通》中。直到汉末皇甫谧才以诠释技巧化解了此冲突。

皇甫谧曰：“舌者心之官……心气通于舌，舌非窍也，其通于窍者，寄在于耳。”（《针灸甲乙经·五脏五官》）“舌”直通“心”，但“舌非窍”，故心气虽通于舌，但却“寄在耳”。“耳为心之窍”的说法依此只是虚说。皇甫谧的这个论断可以看作是对“耳舌之辩”的总结，后世医家基本沿着这个方向处理“耳”与“舌”的关系。比如，第一个为《素问》作注的王冰在解释“开窍于耳”时说：“舌为心之官，当言于舌。舌用非窍，故云耳也。”“舌”被确定为“心”唯一的“窍”与“候”，“心”的活动也就理所当然地以味觉活动来描述与刻画。“耳”虽不是心之窍、心之候，却是最接近“舌”，亦可权当作“舌”来使用。

这是我用舌“含摄”耳的根据，“含摄”意思是包容、吸纳。自老子、孔子起，儒道两家都自觉抑制视觉，挺立听觉。“抑制”指贬抑、主动压制。味觉思想确立后，儒道两家亦继续自觉抑制视觉。比如，道教学者提出“制目”说，陆象山鼓励学者“闭目”，王阳明批评“贵目贱心”之举，而将“视”理解为心视，等等。总体上看，后世的听觉思想不那么纯粹，味觉思想则异常强大。

您在书中讨论的《神农本草经》和“六书”造字法与味觉思维的关系，很有意思，这是不是一种知识论的进路？或者说，是将三种感觉思维方式放在知识论的背景下理解？

贡华南：《神农本草经》是药学著作，也是博物学著作，更是中国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六书”造字法是汉人对名言产生根据的概况，它与中国思想经验紧密关联，是汉语思想的重要环节。我关注它们算是广义认识论进路吧。

我的思考基于共同人性，把味觉与视觉、听觉都当作人类永恒的母题。正常的人都有耳目鼻舌，目视、耳听、鼻闻、舌尝也都差不多。但是，在不同的文明中，对待这些感官经验的态度却有显著的差异，由此生成的思想方法也各有侧重。把视野扩展到所谓的哲学之外，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我对思想方法的思考取材不限于经史子集，其中既有天文、历法、音律、农学、医学、药学等自然科学，也有诗论、文论、书论、画论等文学艺术，以及辨名析理的哲学玄思。经验方式、思想方式与民族心理结构原本一体，真正认识中国思想的特质需要把握中国思想的完整形态。只有立足中国思想的总体，才能看清楚三种感觉的位置。

贡华南著《味觉思想》

您将品味、体味都作为味觉思维，是不是有点泛化了？因为涉及主客观的关系，似乎都可以说是主体的品味、意会、体会？

贡华南：味觉泛化之说需要一辩。

正如在视觉中心文化中，经验性的看与用心眼看并重，心的活动结构与活动方式一直被奠基在目视的结构与活动方式之上。味觉思想并不限于舌之尝味，当舌被确立为心之窍、心之候时，舌之尝味也就充当了心活动的先导。

与视觉活动的展开以距离性为其前提不同，味觉活动的展开前提是对象与人之间距离的消弭，自觉消解、超越外在形式，主客交感才能知味。它关注对象内在的质、体等不确定要素，将味当作事物的本质。不仅舌可尝味，在味觉思想确立后，耳目等感官活动也都在味觉化。中国人说的“感”本义指的就是味觉活动。由味觉经验塑造的味觉思想同样强调主客交融，关注意味等内在体质。不仅品味、体味、解味属于味觉思想，感通、理会、体知、意会，甚至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家所谈的直觉也根柢味觉，都是味觉思想的具体形态。

味觉思维某种程度上是转向自我、转向内在的，从滋味到意味之间，似乎蕴含着生活世界到形上世界的飞跃？

贡华南：中国思想一直有日用即道的传统——日常生活价值自足，挑水砍柴、家庭伦常都在践行天道、天伦。中国人说的“形上”，其本义就是超越以形式性、客观性、确定性为特征的“形”范式，而转向质料性的“体”范式。这一点需要展开说一下。

我在开始时谈到，春秋时代兴起了形名事功思潮，推崇视觉，也将“形”作为思想范式加以推行。“形”是命名的根基，“知形”则把握住了对象的本质。这个思潮在战国时期的兵家、法家、形名家、墨家被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加之它一直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当时的主导思想。

孔、老及其后学在先秦多不为世所用，但他们对视觉性形名思潮的批判却极具深度与力度。一方面，他们以听觉、触觉、味觉抑制视觉优先；另一方面，他们批判“形”范式，而走上了“形而上”。比如，《庄子》自觉超越“形”，而以“使其形者”“形形者”为归旨。《系辞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自觉消解“形”范式，由“形”扭转（“而”）到其上（道），其下（器）。在《系辞传》“一阴一阳之谓道”，以及《说卦传》“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范式由外在、形式性的“形”向“阴阳”“刚柔”等内在之体的转换脉络。庄子自觉地消解形名——确定性、外在性、客观性、形式性，核心是消解“形”范式。

听觉之声音与味觉之滋味都属于无形之质，秦汉之后二者都被理解为道的具体形态。特别在味觉思想中，由味入道，以味显道。在此意义上，滋味与意味都属于“形而上者”。当然，日用即道，这些形而上者亦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具体呈现。

不少人认为，味觉思维是私人化的感觉，如果视为一种思维逻辑，一种思潮，其公共性是如何体现的？

贡华南：味觉活动虽然有主体参与，但味觉思维却不能等同于私人化的感觉。其实，味觉活动有私人性的面向，但亦有公共维度。《孟子》说“口之于味，有同耆焉。”他的论证从共同人性入手。共同的人性有共同的口味，而不同于犬马等异类。口味有共同性，精神性的味觉亦有共同人性之根基。

味觉思想的共同性体现在，味觉经验首先是一种经验形式。比如，儿童了解“酸”往往通过吃具体的酸味物进行。刚开始，大人一遍一遍地向他灌输：这种味道叫作“酸”。“酸”会留下味觉记忆——物体对人身的某种刺激。他记住的是人的经验形式——对象刺激、作用于人的方式。下次再遇到这种经验，他会说，“这是酸的”。尽管梅子的酸是个案，但是，它却指向一般性结论。不同的“味”属于不同的“经验形式”。“经验形式”对具有正常味觉的人同样有效，这些经验形式虽然出自个体味觉，但却具有经验的-实质的普遍性。

就精神性的意味、情味说，意味成象。“意象”是“意味”之对象化，也可以说是程式化了的“意味”——不同的经验形式。理解这些经验形式的前提是将受众自己代入经验形式中，由此激活这些经验形式。

对象之意味总与品味者自己的品味具有内在相关性。能欣赏什么类型的意味，愿意欣赏某种意味，这取决于品味者自身的意味类型——“气质”。“知味”的主体不需要悬置他的真实存在与生活世界，但却需要教化、熏陶，以塑造成具有相关品味者。趣味、嗜好通行于特定群体间，一个时代的品味因此会表现得相对稳定。在品味基础上，“知味”亦涉及其他主体之应和与印证，从而使品味判断拥有了真假值。这都表明，“知味”活动对公共领域开放，而非纯粹个人之呓语，这些味觉语言词汇，都是一种经验形式。它们都具有经验实质的、普遍性，尽管它没有逻辑的、形式的普遍性。

您特别强调味觉思维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书的下半部分讨论西方的现代性和我们中国传统的味觉思维的对比。近代以来，西方现代性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您是不是以味觉思想作为对现代性批判的一种维度？

贡华南：我的理解，好的哲学既能为理解传统提供新的范式，具有足够的历史解释力，也能为范导当下的生活世界提供新的观念、新的方法以及新的批判工具。

当代的世界由视觉中心主义主导塑造，世界的数字化、图像化互为表里。表现为天地万物普遍失味，人的生命与精神同样面临“一味化”“乏味化”。味觉思想对视觉中心主义及其对世界祛魅的批判，自觉立足于现实世界状况与当下的思想状况。为此重建有味的生活世界与有味的思想世界，唤醒人人皆有的味觉，以及生命随时在场的味觉思想。这是玄思，也是当代思者必须承担的使命。

现在社会上短视频和播客最为流行，如果用浅显的比附，这是否意味着视觉思维和听觉思维大获全胜，味觉思维的抵抗方式是什么？

贡华南：时下短视频和播客广泛流行确实是视觉中心主义宰制世界的具体表现。以上提到，视觉中心主义以固化主客距离为前提，以“形”（融摄了“数”）为其思想范式——以“形”（“数”）理解、表达、规定一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海德格尔），生活世界亦不例外。

在视觉中心主义宰制下，听觉、味觉、触觉皆被视觉化，而远离听觉思想、味觉思想。比如，近代力学把“味”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力，化学把“味”理解为某种化学成分，营养学把“味”等同于营养特性，等等。他们总试图把人们直接可感的“味”还原为不可感的元素，将真实的物不断还原为他者。最终将“味”剥离自身，还原为抽象的数-形符号。与此相应，万象被拔离出各自的时空天地，在温室、工厂等压缩的时空中快速出品，徒有其“形”而无其“味”。而当“味”成为有利可图之物，“味”的图像又会在工厂中迅速转化为各种人工合成的“味”。图像化了的“味”，异化成为单纯欲望的符号。

味觉思想理当承担起重塑当前日常生活世界的重任。我们能做的是超越图像即实在观念，扭转视觉思想之一统，把万象从各种温室中释放回天地之间、万物之中，耐心等待万象更新，让物味自然生成；自觉提高自身的品位，主动尝味、品味、玩味人事物。物有味、人有味，世界有味，这是味觉思想的愿望与追求。

我常常对朋友说，我们这一代人身世魔幻。三十岁之前身处春秋以来的铁犁牛耕时代，三十岁之后被卷入了机械化、信息化时代。相对自然的耕作方式让我们领略到了万物丰富的味道，也让我们对春秋以来的经典感同身受。那些味道如今留存在记忆中，与现实随时对照，成为味觉思想的坚实依靠。现代人耕作水平大大提高，将原本高低错落，肥瘦各异，有滋有味的五谷完全驯化，都长得一样高，一样粗，一样壮，颗粒一般多，如同复制品一样，当然味道也都一样匮乏。世人对此心知肚明，也都甘心认命。

味觉思想能不能改变这个状况？能改变多少？我对此也不能确定。能不能的问题总关联着愿不愿。你可以选择接受视觉欢场，你也可以乐在其中。但你不能说我们只能在这里。人总要有个念想，当你觉得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应该有的世界，哲学有责任要让世人知道在视觉一统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的卖文生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上海的小报向来关心她的消息，1946年初，小报开始注意到她和苏青这两位战时上海最红的女作家在1945年秋天以后就没有作品发表了，同时也经常讨论张爱玲的最新动态。现在研究者大多认可1946年对于张爱玲来说，比较重要的几件事是年初去温州探望胡兰成，年中结识桑弧、龚之方等文华电影公司成员，以及年底《传奇》增订本的出版，不过不少研究论著提到这一时期往往是真实与错漏并存，其间也还有不少未发之覆，本文以《传奇》增订本的出版经过为重点，希望尽量复原历史的本来样貌。

《传奇》增订本的筹备

关于张爱玲1946年的行迹，除了当时小报的记载，只有龚之方在1995年的回忆文章《离沪之前》中写1946年他结识张爱玲以及之后的交往。同年10月6日他出席在苏州网师园关于张爱玲的座谈（据张子静书中转述），也有涉及。此外魏绍昌有回忆文章也谈到当时的张爱玲，但是细读下来其实他跟张爱玲没有什么直接的往来，他记述的张爱玲，除了桑弧家的初见，其他的似乎都来自旁人（很可能就是龚之方）的转述。张爱玲的《小团圆》当然也有相关内容，但毕竟是小说，而且这一段又有意要跟真人真事适当拉开距离，所以使用时也需要特别小心。龚之方的文章和谈话在同类材料中时间较早，虽然后来的研究者很容易发现有不少地方他都有记忆偏差，但是作为亲历者，他的回忆依然重要，后来关于这一时期张爱玲行迹的判断分析大多是在龚之方回忆的基础上开始的。

《离沪之前》一文提到《传奇》增订本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增订本的筹备出版与张爱玲写电影剧本《不了情》几乎同时；第二，增订本的内容、编排、封面设计、校对，都是张爱玲筹划和完成的，就连版权页上的印章，也是张自己一本一本盖上去的；第三，龚之方自认在两件事上提供了帮助：和桑弧一起去找邓散木为集子题签（是隶书不是楷书，原文误记）；虚构了“刊行者：山河图书公司”以符合当时出版的要求，其实没有这家出版公司，而是自己和唐大郎写稿的地方。当然文中也有几处误记，不涉及主旨暂时不论。

除了这篇回忆文章，龚之方在1995年的座谈中也提到自己和唐大郎办的《大家》月刊发表了张爱玲的《华丽缘》和《多少恨》之后，张爱玲抱着一袋东西来山河图书公司办公室找自己，“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就是出版增订本。他还记得“一九四七年的增订本，收了十六篇小说（按：其实是15篇小说和1篇散文《中国的日夜》），约五十万字，定价法币三千元。”另外他还讨论了张爱玲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版增订本，提出了三点可能的理由：张爱玲跟胡兰成分手时将剧本费30万元寄给了他，手头不宽裕；重振文坛盛名；对小报的攻讦还以颜色。龚之方认为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增订本的序言。

将两次的说法对照来看，稍有些出入，基本还是一致的，也就是增订本张爱玲负责内容，龚之方负责出版流程，大家都很认真。有意思的是时间，他记得是和写《不了情》剧本同时，或者是在《大家》发表文章之后。但事实上，剧本写于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1月初，《大家》的创刊在1947年4月，而《传奇》增订本的初版日期则是1946年11月，原书作“中华民国卅五年十一月增订本初版”。

图一：《传奇》增订本版权页部分

很明显龚之方在增订本的筹备和出版时间上记错了，早在1946年11月，《传奇》增订本就已经面世，从1946年底到1947年上半年都在发售中，《大家》创刊后也做了大力推广。既然如此，张爱玲编定篇目、校对，以及书中作为序言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和作为跋的《中国的日夜》必然在1946年11月之前就完成了。另外，我在翻检资料的时候，发现增订本出版的开端似乎更要早得多，过程也还有些波折，值得详细考究一下。

1946年5月18日的小报《海风》上有一篇署名“爱尔”的文章《张爱玲腰斩描金凤》：

女作家张爱玲，真是寂寞了不少时候了，我们酷嗜她作品的人，常在想念她的起居。听说她一直耽在上海，无著述，有一时期报载她完成了一篇小说叫《描金凤》的，据与她相熟的人说起，这部书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杀青，奇怪的是她在全部脱稿以后，忽然嫌她起头的一部分，并不满意，所以截下来焚毁了，而现在只剩了下半部。又谈起她要将《传奇》再版，不过她当时印行时候那一副纸板，忽然不见了，她坚信传奇的销行，是有把握的，不过为了再版而全新排印，那么排工实在太贵，恐怕得不偿失，她正为这一点而犹豫，她很健康，不过不大出门，不像苏青那样活跃而已。（下划线为后加，下同）

关于张在写小说《描金凤》这件事，从1945年八月号的《杂志》首次出现之后，1946年的小报多有提及，不过只闻其声，始终不见真身。陈子善最先提出张的佚作《描金凤》，之后止庵写了《张爱玲<创世纪>之后》，罗列了当时小报上关于张写作《描金凤》的消息，认为“小报所言多是道听途说，不可尽信”。其实不好一概而论，小报文章的水准良莠不齐，拼凑讹传的固然不少，但同时也有不少文章有自己可靠的信息渠道，还是很值得重视的，只是需要耐心钩稽。本文重点在《传奇》增订本的问世经过，《描金凤》就不多展开，只在相关的地方顺便提及。

1946年2月到4月间，上海的小报对于张爱玲的去向颇多关注，但基本以猜测为主，大多认同张当时闭门不出，在家中写作《描金凤》，对于她年初几个月的浙江之行一无所知，而且小报文章大多都是彼此之间辗转沿袭。直到5月中爱尔的文章出现，才真正有了新的内容，作者自述从张爱玲熟人那里来的消息有以下几点：

一、 她很健康，一直在上海，只是不大出门；

二、 《描金凤》写完之后不满意，目前只剩了下半部；

三、 她想要再版《传奇》，对销量有信心，但是当初的印版没有了，如果重新排印则代价太贵。

后两点是同期其他报纸从未涉及的内容，看起来有自己的消息来源，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报纸上第一次提到《传奇》再版这件事。

两个多月后的8月7日，《东南风》有一篇署名“佛手”的文章《张爱玲改订<传奇>》，文中写到张爱玲的近况，除了照例提到她战后埋头写长篇小说《描金凤》外，也提到关于她做吉普女郎和用英文向美国《红书》投稿这两种说法，明确指出这些不过是谣言。之后写了另两则消息，一则是“她最近到辣斐去看过《日出》，盛赞路珊的演技。”另一则是“她拟在最近把《传奇》改订一下，加进几篇新作，出版再版本。”

图二：《申报》的《日出》演出广告，1946年7月27日

先看第一则，1946年7月，屠光启主持的生活剧团在复兴中路的辣斐大戏院上演话剧《日出》，由欧阳莎菲、徐立、严俊等人主演，连演一个月，大为卖座。这是当年比较热门的演出，路珊在其中饰演翠喜（按：后来路珊加入文华公司，曾在《不了情》中出演姚妈一角。）这是1946年关于张爱玲行踪的确切报道。

第二则比较重要，提到张爱玲近期在改订《传奇》，会加入几篇新作，准备再版。结合增订本的内容和出版日期，这篇报道看起来非常符合实情，和5月18日爱尔的文章相比，再版的事已经有了进展，而且涉及内容很接近真实情况了。结合这两则消息，8月的这篇文章甚至可能是直接从张本人那里得到的讯息。

接下来8月24日的《诚报》有一篇文章《张爱玲——没有钱的阔人》，作者署名“兰儿”，再一次提到《传奇》增订本正在预备重印的消息。这篇文章内容比较扎实，有很多信息，而且之前较少为研究者注意：

苏青的《朦胧月》中，出现了一个穿绣花袄裤与绣花鞋的女人，斯斯文文的，用扇子扇一只小红泥风炉，预备煮茶吃。

她把这个女人描写得太使人想去找一个影子，一个想像中熟悉的影子——也许有点像张爱玲。

张爱玲，我没有见过，苏青说，她和张爱玲很熟习，可是她也不敢随便与旁人一同去拜访她，因为张爱玲对朋友很淡漠又很拘谨。

在《传奇》与《流言》中，已经可以充分看出张的洋化，他〔她〕的爱打扮，许是受了香港风的影响吧？

……

她给我印象是传奇中的传奇人物。

而苏青说不是，苏青认为张爱玲是没有钱的阔人，家里有电冰箱，冬天有整块的皮褥，而袋中时常没有钱，没有钱就让她想出另另碎碎的念头。

假如不失窃，苏青在我们一群中，不失为一个富“婆”，她的《结婚十年》一版再版……下去，上海人爱读，重庆人爱读，用心血来换钱，在她是十分珍爱的，失窃后她预备再来发行她的《结婚十年》，可是画报摊上已经有翻版本发现了。

这一来把她急坏了，预备登报声明，气愤异常，苏青别气，你知道书报摊上同时也发现了张爱玲的《传奇》，纸张奇劣，印刷很不好，尤其一张照片，更印得不像样。

张爱玲的《传奇》，正在预备重印，而且还添增一点新的进去，读者们如果想买，还不如再等一下。那么苏青你也可以照样来一下，读者们一定会等着买你的新版的。

文章提到了苏青、张爱玲以及两个人的作品，还有从苏青那里听到的关于张爱玲的描述，提供了不少细节。从文章看，作者和苏青非常熟悉，来往也密切，似乎同属当时的女作家群，结合署名，应该就是1940年代也颇为著名的作家王兰儿。苏青的失窃在当时也是一件新闻，事情发生在7月19日下午，损失不小，7月底到8月间多家小报报道了此事。

文中提到苏青在报摊发现《结婚十年》的盗版，和张爱玲的《传奇》盗版同时，后者纸张和印刷质量都非常差，并且说张爱玲正在预备重印《传奇》，还增加了新的内容，最后鼓励苏青不妨同样处理。这里关于《传奇》增订本的消息和8月7日佛手的文章基本一致，新增加的内容是市面上出现了《传奇》的盗版。

在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同一家报纸登出了张爱玲的短文《寄读者》：

我总有这种信任的心——我觉得对于能够了解的读者是什么事都可以解释得清楚的。何况我的情形也很简单，我从来没写过违背良心的文章，没拿过任何津贴，也没出席过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我本来没想到我需要辩白。

但是最近一年来似乎被攻击得非常厉害，听到许多很不堪的话，为什么我没有加以更正，一直沉默到现在，这我在《传奇增订本》的序里都说到过，不想再重复，因为这本书不久就要出版了。

这次《传奇增订本》里新加进去八万多字，内容与封面的更动都是费了一番心血在那里筹划着的，不料现在正当快要出版的时候，忽然发现市上有粗制滥造的盗印本。我总得尽我的力量去维护自己的版权，但是我最着急的一点，还是怕那些对我的作品感到关切的读者，却去买了那种印刷恶劣，舛误百出，使我痛心的书。

这篇文章2012年作为佚文被发现。文章第一部分内容和《传奇》增订本的序非常相似，都是对于抗战胜利后背负骂名的声辩，第二部分内容是明确写出增订本即将出版，并且比起初版和再版，多出8万字的内容，封面也做了更改，都是付出了心血的。最后一部分指出市面上有《传奇》盗印本，表示自己会维护版权，也希望读者不要购买这种错误百出的盗印本。将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和前一天兰儿的文章放在一起，可以看出其时张爱玲周围比较接近的朋友和同行都已经知道《传奇》盗印本随处可见了，同时也知道张爱玲自己筹备出版的增订本就快面世了。这篇文章除了辩诬，也是为反击当时盗印《传奇》 而发的。

从这时候开始，张爱玲着手处理盗版的问题，9月8日的《沪报》有文章提到“昨天在黄浦分局里，忽然出现了张小姐的踪迹”，详细描写了她当天的穿着，说明有个萧姓朋友陪同：

记者为好奇心驱使，便走上前问问张小姐好久不见，今天到警察局里来一定有什么事吧。她回答记者说：近来闲居在家没有什么事情做，今天到这里来，只因近来发现外面有人翻印她著作的《传奇》，经过多时间调查和打听，始知是一个书贩商人陈德元所做的，前天她去找到陈德元，加以质问，可是陈德元不承认是他翻印，说是从外码头批发来的。她因《传奇》一书近来销路很好，为维护著作权益起见，所以写了一封呈文给这里的杜局长，要求把那个陈德元传局讯问，以期水落石出。

记者又问她《传奇》向中宣部注过册没有，张小姐说《传奇》是三十三年八月编印的，胜利后并没有办注册手续，但翻版书在非追究不可。

接着9月15日《星光》上又有文章再次提到此事，但不像上文采访到了本人，只是报道了同样的消息，还有自己的发挥：

（胜利之后）一般书蠹们见有利可图，纷纷偷版，盗印了好几版，张爱玲因有附逆嫌疑，不敢出头，也只好随他们去了。

如今检奸风气已过，柳雨生不过判三年，张爱玲并无附逆之实，只不过写些小说散文而已，当然没有问题，所以也慢慢的出来了，先在诚报上写了几篇短稿子，一面又想把《传奇》修正再版，一般重庆人久闻大名，销路自有把握。

可是市面上盗印版的《传奇》很多，这当然影响到修正再版的销路的。因此张爱玲特向警局申请维护版权，要求没收盗版，赔偿损失。

可是问题在于《传奇》第一版出版在沦陷期间，并未向警局或中宣部登记，故依法并无版权，张爱玲是□申请，警局恐将拒绝受理云。

明显作者发挥过多，说张爱玲在《诚报》上写“几篇”稿子，自然不是事实，而《传奇》因为“重庆人久闻大名”，销路有把握，也分明是从《诚报》8月24日兰儿的文章衍化出来的，原文说的是苏青的《结婚十年》。倒是文中提到《传奇》没有在官方登记因此在维护版权上可能不利这一点有可能是真的。

不过，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张爱玲确实对打击《传奇》盗印的事做了努力，同时，增订本的出版也在顺利推进。10月初，柯灵在《文汇报》副刊发表短文《张爱玲与〈传奇〉》：

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两年前曾经刊行，最近市上发现了偷印本。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市侩的伎俩，和他们的“乘人之危”的居心。但据笔者所知，目前正有一家出版社在重新排印这本书，其中添收张爱玲后期所作小说数篇，闻书前有她的新写的题记，说明两点：（一）她在沦陷的上海写过文章，可是她从不跟政治发生任何关系。（二）她所写的文章，从没有涉及政治，她的两本书（《传奇》和《流言》）可为明证。也就是说，要求社会还她真实的评价。

柯灵此文明言有一家出版社正在排印，还知道书前题记声辩的内容，以柯灵和唐大郎桑弧的密切关系，这些消息的来源自然不出这几位的范围，文章在表示支持的同时兼做了宣传。沈鹏年后来也提到过唐大郎怂恿张爱玲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刊于卷首作为代序，公开辟谣。可见从8月下旬开始，了解内情的同行朋友和张爱玲自己多多少少都对《传奇》增订本以及反击盗版做了宣传和抵制。

综合上文的引述和分析，1946年5月中旬，有消息称张爱玲打算再版《传奇》；8月上旬，张在修订《传奇》的内容以及编排篇目；8月下旬，市面上盗印猖獗，张和同文都已经发现，张准备反击，同时写文章透露书都已编好（已有新增的确切字数），万事俱备，只待出版；9月，张爱玲去警局报警维护自己的版权；10月初，柯灵说“正有一家出版社在重新排印这本书”；11月，增订本正式出版。可以说，根据当时的报纸文章，增订本出版的始末线索基本可以复原出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龚之方他们何时介入，就变得重要起来。

龚之方、桑弧以及山河图书公司

按照魏绍昌的说法，1946年7月，桑弧在旭东里家中宴客，也请了魏绍昌，同时在座的还有柯灵、张爱玲、炎樱、胡梯维夫妇、管敏莉和唐大郎、龚之方等。魏绍昌说这是自己第一次见到张爱玲，只记得她沉默寡言，“带着女性的矜持”。矜持不大说话，这是1940年代绝大多数见过张爱玲的人共同的印象，魏绍昌提到的客人中，胡梯维夫妇和管敏莉都是唐大郎龚之方桑弧三人的好友，后者还是1946年上海小姐选举中舞星组的第一名。龚之方的说法和魏绍昌差不多。当时文华电影公司尚未成立，但已在筹备中，桑弧作为文华唯一一位导演，打算拍摄的第一部作品跟张爱玲无关，而是沈从文的《边城》，这一点我有另文详述，本文就不多展开。因此，这次请客和结交很可能是桑弧龚之方他们和张爱玲的初识。之前陈子善发现唐大郎龚之方主办的《光化日报》1945年4月14日发表了张爱玲的短文《天地人》，他认为这篇短文开启了龚唐两位和张爱玲8年合作的序幕。这个判断可能稍有点过。龚之方在1995年座谈上似乎也是以这次桑弧家的初识，作为和张爱玲合作交往了6年的开端。《离沪之前》一文中说，他和桑弧取得了柯灵的介绍信，去张爱玲的公寓看她，请她尝试写电影剧本。需要柯灵的介绍信叩门，显然之前双方并不认识，至少很不熟悉。这一点在自传小说《小团圆》里也有类似的描述，说聚会上初识之后，燕山“跟一个朋友一同来找过她一次”。需要找朋友一起上门，自然也是因为还不够熟悉的缘故。

7月龚之方桑弧与张爱玲相识，这一点放在《传奇》增订本出版过程中来看，他们的出现起到了明显的催化作用。至于龚之方说自己提供的帮助就是请邓散木题写书名，以及虚构了山河图书公司以符合当时的出版要求，这两点还需要讨论一下。

龚之方自称山河图书公司是虚构的，而好友魏绍昌则说山河图书公司是唐大郎和龚之方在1946年春天创办的，出版过《清明》（吴祖光、丁聪主编）和《大家》两种杂志，“单行本却只出版了《传奇》增订本一种，可见他们对张爱玲是何等的重视。”唐大郎解放后在《亦报》上撰文也提到过这家公司：

办出版物，他（按：即龚之方）真是大手笔，我们的山河图书公司发行的《清明》，就是他经营的东西，到现在还有人念念不忘着它。而之方呢，还在伸长了头颈等祖光、小丁回来，将《清明》复刊，真是雄心不死，所差一点就是穷得像我一样。（《亦报》1949年10月6日）

根据夏衍的回忆，吴祖光、丁聪等人1946年初从重庆回到上海，打算办一份别出心裁、图文并茂的文艺杂志，得到了夏衍的支持。据说办《清明》的资金就来自唐大郎和龚之方之前在出版事业中赚到的钱。吴祖光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这得感激为我们出钱办刊物的出版人龚之方兄的安排”，“之方先生，为我们（小丁和我）筹了一大笔钱办了《清明》这个美奂美轮的月刊，但是出了四期把钱赔光了，还落了个被禁止出版的下场，使我们至今难过。但是豪华的《清明》编辑部中的一年热闹光景，将是我们及一切朋友永远不能忘记的回忆。”

《清明》的最后一期是10月15日出版的第四号，末页有山河图书公司的启事：

山河图书公司草创于胜利来临之时，……《清明》虽是一本“不为人重”之杂志，在山河图书公司却是主要业务之一；而不幸国事蜩螗，一般情形皆非常糟糕，杂志之购买力亦因之大大降低，蚀本乃成为必然之事。同人等致力出版事业，兢兢业业，期于文化建设，略尽绵薄，纵已面临死亡之机，对此“蚀本生意”，犹冀其能拨云见日。……兹值本公司成立一周年，蒙本市工商各界惠赐巨幅广告，爱护之情，至周至切，谨此布谢，诸希公鉴。山河图书公司谨启。

吴祖光在这期末尾的《致读者》中也说要对刊物的发行人致最大的钦敬，因为他每个月都要辛苦筹足款项保证印刷质量。

另外，1946年4月20日，山河图书公司在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上发布广告，为旗下两大定期刊物《大家》和《清明》预作广告宣传。而1947年出版的《大上海指南》也收录有山河图书公司，地址同样在派克路（即黄河路）21号。

因此山河图书公司确实是存在的，早在《传奇》增订本出版之前就已经开展业务了。结合上文所述，5月张爱玲考虑再版《传奇》，只是在出版排印方面遇到了难题（旧版没有了，重新印版太贵），8月则已经准备修订《传奇》的内容，这中间的转折点我认为就是结识了龚之方和桑弧。

当时龚之方的身份之一是出版人，和唐大郎共同打理山河图书公司：身份之二是从初创期便加入文华电影公司并负责宣传业务，这两个身份的办公地点都在黄河路21号的卡尔登大戏院。他和桑弧登门请张爱玲尝试编剧，这一要求自然是以文华员工的身份提出的，但是他的山河图书公司以及在出版业的丰富经验无疑为张爱玲当时筹划再版《传奇》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因此8月以后，增订本的出版流程顺畅起来。

11月，《传奇》增订本出版之后，《新闻报》1946年12月2日、1947年1月30日，《大公报》1947年1月31日、5月6日都登了广告。山河图书公司1947年出版的三期《大家》杂志上，也都登了这部书的广告，前两期还是整页广告。由于当时物价一路上涨，书价从1946年底初出版时的4500元一路上涨到了1947年上半年的9000元，到了五六月间，书价涨到了12000元。山河图书公司在1946-1947年存续期间只做过三种广告：旗下的两种刊物《清明》《大家》以及张爱玲的《传奇》增订本。

图三：《大家》前两期刊登的整页广告

图四：《大家》第三期刊登的广告

至于另一点，龚之方说自己和桑弧共同去请邓散木为增订本题写书名，应该是可信的。唐大郎和他们两位与邓散木的关系都很不错，当时唐桑两位也都为邓的书画金石多次写过文章，1946年9月初，桑弧撰文提到和邓散木做了十几年朋友，盛赞他的苦干精神。唐大郎1947年写过自己从三五年前欣赏邓的金石，近年才渐渐喜欢他的字，如桑弧评论的，好在锋芒内敛。大约这些人中还是桑弧最早认识邓散木，关系也最亲近。

概括一下，以往研究者大多认为的1946年夏天张爱玲和龚之方、桑弧结识，答应他们请写剧本的要求，接着12月底为文华赶写《不了情》这个经过明显与实际情形不合。促进双方结交并建立合作关系的关键点是龚之方和桑弧为《传奇》增订本的刊印出谋出力。正因为1946年下半年在出版过程中双方建立起一定的友情和信任，年底文华和桑弧遇到困境时张爱玲才会立刻答应写剧本救急。

至于增订本出版的原因，由于龚之方记错了时间，他提出的与张爱玲付出“分手费”有关的解释自然也就不可能了，增订本和1947年6月张胡分手无关，当然经济问题大概还是主要原因，此前张有一年多没有作品发表，这对于专职写作者来讲自然是件麻烦事。7月19日苏青失窃，她写文章提到此事时也说自己已经失业十个月，没有收入。同时，再版《传奇》也是对于社会上各种关于自己是否“附逆”、“文化汉奸”的传言做出回击，表明态度，对于借着这个局面盗印牟利的书商做出回应，这一点从唐大郎鼓励张爱玲写代序辟谣，以及柯灵《文汇报》的短文都可以看出来。

《“安国之道”： 英国的殖民情报系统及其在亚洲的扩张》，[美]何伟亚著，徐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24年10月版，380页，79.00元

时隔近十七年后，美国汉学家何伟亚（James Hevia）的一部代表性著作终于有了新的中译本。这部名为《安国之道：英国的殖民情报系统及其在亚洲的扩张》的著作，原于2012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标题为The Imperial Security State: British Colonial Knowledge and Empire-building in Asia。如今借助中译本面世，那位在世纪之交曾于中美学界引发激烈争议、此后又颇显沉寂的学者何伟亚，再次回到了学界的视野之中。

美国汉学自费正清以降，经历了由“冲击-反应”模式到“中国中心论”的范式转移，这已是无需赘述的老生常谈。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六零一代”学生运动的精英分子将激进左翼思潮从街头带进学院，在学术的“象牙塔”中继续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谓的“对高级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刻意反动”。（Fredric Jameson, The Cultural Turn: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Postmodern, 1983-1998, London: Verso, 1998.）在福柯与德里达等批判理论的启发下，源自英语文学的后殖民主义与源自建筑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共同汇聚为一股解构主义浪潮，挑战了各领域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尽管许多后殖民研究因沉溺于冗长繁琐的文本分析或玩弄炫耀新奇概念而被扣上“脱离语境”或“非历史”的帽子，但是其设置的诸如文化批评、知识生产与性别政治等议题，确实为包括汉学研究在内的历史与地区研究带来了新的动因与多元化转型的可能性。何伟亚即是此浪潮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剑走偏锋”式学者之一。

自1995年在《帝制晚期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发表“一位帝国游民与大博弈：威妥玛在中国”起【James Hevia, “An Imperial Nomad and the Great Game: Thomas Francis Wade i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6 No. 2 (1995), pp. 1-22.】，何伟亚就将英帝国与亚洲间的互动，确立为其学术生涯的核心关切。何伟亚以威妥玛（Thomas F. Wade）作为研究切入点，不仅因为其在汉学与中外关系史中的重要地位，更在于试图将知识生产与权力关系引入外交史研究的独特问题意识。何伟亚在研究中援引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工具，其对于史料又多有独到的运用与诠释，这使他的结论常语出惊人，甚至引发巨大的争议。

《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美]何伟亚著，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版。421页，78.00元

他的第一本专著《怀柔远人》，在荣获1997年度列文森奖的同时，却因其在史料解读上的疏漏与对马嘎尔尼使团颠覆性的阐述，引起了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的强烈质疑。双方的论战从太平洋彼岸延烧至中文学界，成为一桩学术公案【Joseph Esherick, “Cherishing Sources from Afar”, Modern China, Vol. 24, No. 2 (1998), pp. 135-161. 周锡瑞，“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第105-117页；艾尔曼，胡志德，“马嘎尔尼使团、后现代主义与近代中国史：评周锡瑞对何伟亚著作的批评”，《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第118-130页；张隆溪，“什么是‘怀柔远人’？正名、考证与后现代式史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第56-63页；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历史研究》，1999（01），第103-119页】。何伟亚在《怀柔远人》中将清帝国维系的多元共主的天下体制，与英帝国在全球建立的殖民帝国网络视作对等的博弈者。乾隆在“礼宾”过程中展示出的灵活手腕，显示出十八至十九世纪之交的清帝国仍具有应对变化局势的能力，而非因嘉道时代以降的国家衰弱而被建构为停滞而僵化、等待欧洲启蒙的“客体”。清朝与英国在马嘎尔尼使团事件中胜负难分的博弈，意味着历史走向开放性的存在，换言之，在他看来，英国所代表的“现代”国际秩序并非注定胜出的历史宿命。英国实际上需要经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用尽各类手段，才于十九世纪末最终“制服”了清帝国，而这正是何伟亚的下一部专著《英国的课业》的主题。

《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美]何伟亚著，刘天路、邓红风译，刘海岩审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版，356页，69.00元

所谓“英国的课业”，实际上就是欧洲秩序“驯化”清帝国过程的一种隐喻性表述。何伟亚借用德勒兹的“解域”（deterritorializing）与“再结域”（reterritorializing），描绘了帝国主义如何利用暴力与话语的结合，在“解码”清帝国后再按照西方所熟悉与期望的方式将其“重新编码”。在此过程中，何伟亚总结出四种特别重要的技术手段：鸦片贸易、先进军事技术、将中国纳入全球交流圈的翻译工程，以及把欧洲主权观念灌输到清朝政体之中的各种手段(James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0)。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英帝国在各类外交交涉与象征性暴力（如掠夺与战利品拍卖）中反复运用上述手段，最终完成了对清帝国的“规训”与“祛魅”。

然而，这四项手段在论述中呈现出明显的轻重失衡，翻译工程与主权观念受到大量关注，而军事技术则未获应有的深入探讨。此外，在有关“大博弈”的论述中，尽管他意识到清帝国的积极介入，却未能细致描绘英、俄、中三方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布局。因此，沿着这条未完成的路径，何伟亚开始了《安国之道》的写作，继续探究军事技术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

1877年德里帝国集会。维多利亚女王于1877年1月1日被宣布为印度女皇。印度总督利顿勋爵、英国军官和殖民官员以及众多大君和王子出席了仪式。视觉中国 图

《安国之道》的核心议题，是探讨发源于欧洲的军事-情报革命如何在亚洲传播，并对国家建构与地缘政治格局造成深远影响。与此前专注东亚的研究相比，此书显著拓展了地理视野，将分析重心转向中亚、阿富汗及印度西北边疆，考察该地区在英帝国亚洲战略中的关键地位，并揭示其与远东利益之间的联动机制；同时，作者将焦点进一步集中于军事-情报技术体系，探讨其如何塑造政策制定、战略判断乃至帝国治理背后的认知结构与文化心态。可以说，《安国之道》在拓展空间场域的同时，也标志着何伟亚的帝国史研究从象征政治，向知识-技术-权力三者交织维度的进一步推进。

十九世纪欧洲的军事革命发端于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普鲁士，由职业化的军官团所组成的总参谋部是最具象征性的产物。作为军事技术与情报的收集、整理，以及对于战史的“记忆”与未来战争计划制定的核心部门，普鲁士的总参谋部在十九世纪中叶成为其军事力量的“神经中枢”，并很快得到了俄罗斯与法国的效仿。相较之下，英国在采纳这场军事改革中反应迟缓，主要因以剑桥公爵为首的保守派长期把持军政高层，顽固抵制制度性革新。直到爱德华·卡德韦尔出任陆军大臣之后，英国才于1870年开始了陆军改革，废除了传统的军职买卖而引入考试遴选和职业化培训系统，为英军走向职业化铺平了道路。军队的职业化进程不仅大大强化了以炮兵、工兵为代表的技术兵种的技能与地位，并且“重塑了帝国男子气概”，将过去重视由战场上的勇敢无私、阶级特权和责任感构成的贵族式价值观，转变为强调在高压环境下学习并掌握复杂军事技术的能力（《安国之道》，57-60页）。以这些技术人员为核心建立的情报单位，成为展现这种新的“帝国气质”的主要场所。

在此背景下，英国本土与印度的军事情报机构几乎同时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成形，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建立档案体系，其中尤为重要的两类成果是路线书（Route Book）与军事报告（Military Report）。依托经纬仪等工具所开展的三角测绘，为“规范化”空间的构建奠定了基础。考察队提交的报告不再是零散的经验之谈，而是经专业训练的“眼睛”与“头脑”记录下的高度结构化的时间-距离片段，用以保障部队调度并尽量减少“摩擦”（86页）。军事报告则是涵盖了包括目标地防御工事、气候、资源、历史、民族学、行政和政治局势等信息的标准化文献，用于评估潜在战争对手的实力，制定战略，并使情报部门占据控制和管理亚洲事实性材料的“特权制高点”（127页）。何伟亚对军事-情报技术在亚洲的扩展所作的描绘无疑颇具说服力。他指出，这些标准化资料将亚洲以统一的表述结构呈现，“有效地将复杂的文化、语言和政治差异转化为可适用于整个亚洲的一套可比较的类别”，以至于“任何受过充分训练的情报官只需最低限度地变动填充内容，便可为具备军事素养的军官所理解”。这一论断展现了技术官僚理性如何塑造帝国治理的认知结构。（154页）

德保罗大学学者拉杰特·马兹莫德（Rajit Mazumder）对此予以积极评价，认为何伟亚成功去除了吉卜林笔下“大博弈”所附着的浪漫主义色彩，将其还原为技术官僚主导的严肃过程【Rajit Mazumder, “Book Review of The Imperial Security State: British Colonial Knowledge and Empire Building in Asia”,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52, No. 4 (Oct. 2013), pp. 1097-1099】。然而，伦道夫·库伯（Randolf Cooper）批评何伟亚武断地以1857年英国政府接管印度为界，忽视了此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情报收集方面做出的贡献【Randolf G. S. Cooper, “Book Review of The Imperial Security State: British Colonial Knowledge and Empire Building in Asia”,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8, No. 3 (Jun. 2013), pp. 935-936】。此外，马兹莫德与库伯均批评其未能充分揭示亚洲本地居民在英帝国情报系统中的关键角色。

这些批评并非无的放矢。何伟亚在分析中几乎将“军事情报”视为“由官方职业军官搜集的陆军情报”，从而忽略了三方面的重要来源。其一，他未触及皇家海军对亚洲海域的测绘与侦察，而事实上，英俄在远东的海上对峙亦属“大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1885年巨文岛事件，即是英国试图在海上遏制俄国扩张的显例。

其二，何氏忽略了本地情报中介的存在与作用。正如C. A. Bayly 在关于印度的研究中所示，英帝国在印度的情报工作高度依赖本土合作者的协助。由于莫卧儿帝国的衰落与瓦解，这些被称之为“哈尔卡拉”（Harkaras）或“曼希”（Munshis）的情报代理人，以及以“巴布”（Babu）之名著称的孟加拉公务员失去了传统的工作机会，因此转而为东印度公司和英印政府效劳。他们为英国人提供本土知识并充当翻译，成为英国人战胜其他列强与土邦军阀，最终获得次大陆霸权的重要助力（C. A. Bayly, Empire and 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India, 178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这一群体甚至为印度培养了一批本土自然科学学者（Rajesh Kochhar, Science and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4）。类似的情况不仅在印度出现，在中国，范发迪也指出，19世纪的西方博物学家在田野调查中高度依赖本地向导、助手与搬运工。孤身进入内地的欧洲人难以用惯用的暴力手段迫使本地人就范，因此不得不为了获得情报而与当地人讨价还价（Fa-ti Fan,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 Science, Empi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可见，那些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所谓的“帝国之眼”，也就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欧洲人，实际上不得不借助“本土眼镜”，才能清晰地聚焦注视之物，而帝国主义正是在此发现其权力施展的软性边界。

第三，何伟亚忽视了来自军方以外的组织所提供的情报。例如传教士、领事、海关人员乃至个体探险家所留下的文献，常被纳入军事情报汇编，尤其在疾病、气候等热带医学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事实上，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本土的贸易委员会早在18世纪就已经建立起有关印度的系统性档案（Asheesh Kapur Siddique, The Archive of Empire: Knowledge, Conquest, and the Making of the Early Modern British Worl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4）。这些非军职渠道所积累的材料，不仅构成英印政府决策的知识基底，也延续了东印度公司所遗留的经验系统，直接影响了对英军对缅甸、阿富汗等地展开的军事行动。

在后续章节中，何伟亚转向分析军事情报的实际运用及其政治与战略层面的影响。在英属印度的防御构想与对俄战略评估中，那些看似以数据与图表支撑的“客观知识”，并非如实呈现现实，而是被有意用于放大俄国威胁，从而为英印当局在阿富汗推行前进政策争取本土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英军在阿富汗边境积累的战争经验，被固化为一套关于山地作战与“小型战争”的“记忆遗产”，成为日后殖民军事训练的重要参考资源。这类殖民地常态化的武装摩擦，往往被重新编码为“文明”对抗“野蛮”的正义之战，从而使英国对边疆的统治脱离制度法理的基础，转而依赖军事部署以维持对“潜在叛乱”的压制性控制（251-252页）。这一转变反映了帝国在全球权力竞争加剧背景下的战略调整，也反过来塑造了英国本土的政治文化与殖民舆论结构。“大博弈”的浪漫叙事，恰恰源于这一由边疆暴力经验转化而成的帝国文化机制。

何伟亚进一步指出，英国所构建的安全体系及其伴随的军事—技术扩散，并未带来真正意义上的亚洲稳定。中国与日本在吸收西方军事技术后均陷入持续冲突，而战后美苏两国则延续十九世纪“大博弈”的地缘思维，在亚洲展开长期对峙与代理战争，其遗产至今仍影响地区秩序与安全结构。【Colin Newbury认为，真正的继承者是印、巴而非美、苏。Colin Newbury, “Book Review of The Imperial Security State: British Colonial Knowledge and Empire Building in Asia”,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32 (Apr. 2017), pp. 440-442】

英国及其他列强在亚洲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一方面确实缘于欧洲军事-技术革命的广泛扩散，另一方面却因遭遇不同政治文化环境而产生了“错置”效应。在欧洲，十八至十九世纪的军事革命所依托的是一种特定的多国体系：战争被视为主权国家之间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其合理性不来自道德裁断，而植根于彼此承认的法权地位。这种被卡尔·施米特称为“战争的形式化”的机制，确保了交战各方虽为敌人，仍被视作合法对手，而非需彻底剿灭的“罪犯”。正是这种“形式化”构造，为欧洲内部冲突设置了明确的界限，限制战争手段的无限升级。至少在“一战”以前，这一制度性框架仍对军事理性的滥用构成有效遏制。然而在欧洲法权之外的帝国空间，如阿富汗边境地区，战争却始终以“文明”与“野蛮”的对峙为叙事基调。殖民统治者将敌人构造为不具备完整主权资格的“他者”，从而赋予战争以道德使命，抹消了原有战争形式中所蕴含的限制逻辑。在这样的语境下，“文明”所标榜的自限原则不再成立，帝国军队所采取的暴力手段遂不断越出既定伦理边界。这也是为何类似集中营式的极端暴力，往往首先出现在布尔战争等殖民地冲突中，而非欧洲内部的常规战争之中。殖民战争的“例外状态”不仅使帝国军事技术在法律真空中运行，也促使欧洲内部关于合法性与秩序的信念，开始向外部暴力实践让位。

最后，技术对于政策的形塑终究离不开对执行主体的关注。正如英印政府与白厅在“大博弈”策略上屡生歧见，所谓军事情报与国家安全之间始终潜藏一个关键问题：究竟是谁的安全？尽管在宏观层面，英印政府的确从属于英国全球战略的一环，然在实际操作中，双方利益、风险与责任的边界却从未泾渭分明。正是在这种不确定的权力共谋与责任互推之间，“国家”成为了一个可以被随时折叠、重构、转译的浮动单位。于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便愈显尖锐：安国之道所安之“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回望何伟亚自《怀柔远人》以来的研究路径，可以说，他深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范式转向的影响，长期聚焦于知识生产、技术实践与制度暴力之间的缠绕关系，为传统的政治-外交史研究增添了新的维度与研究可能性。在何伟亚笔下，从远东到中亚的“大博弈”被拆解为一组由地图、档案、测绘仪器与标准化报表共同支撑的管理结构。在此意义上，何伟亚的贡献不在于为“大博弈”提供新的地缘战略解释，而在于揭示“大博弈”作为一种由知识与技术共同构筑的历史想象，是如何在实践中被制造出来的。由此，他的研究不仅对十九世纪的地缘政治研究具有启发性，当今“国家安全”的话语同样以技术理性为名，并依赖信息系统、数据档案与专家知识的持续生产来维系其正当性。然而，技术理性终究无法为“谁的安全”这一根本性政治命题提供可持续的答案。尽管殖民帝国已经解体，但创造心理认同与地缘边界的重合的共同体仍是许多亚洲国家未竟的事业，并且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仍将伴随着无数形式各异的“大博弈”。

舞台既在，已“谢幕”的“演员”所遗留下的“趁手工具”，自然没有弃用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