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郭松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600页，98.00元

拿到这部再版的大作，兴奋之余更多的是感慨，这部著作首次出版还是2000年，二十五年光阴瞬息而过，这本书、这个论题几乎被人忘记了，甚至有些以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妇女史领域学术发展为题的文章，也想不到还有这样的一部书，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故意，而是真的忘记了。所以，能认识到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并予以再版，要特别感谢的，是广西师大出版社。

这是一部厚重而且独特的著作。厚重是不必多说的，只要拿起书来翻看一下目录，就能感受得到。但我更强调的，是它的独特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也做社会史，也做妇女史，但我们通常做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时，是没有这样做、这样写的。

《伦理与生活》初版封面

我想，这应当从头说起。

我1985年初次与郭松义先生相识，是因为我的导师王钟翰教授邀请他，来担任我的硕士论文答辩评委。王先生那时候还叮嘱我，说按照老规矩，从此我就是他的门生了，要我好好跟着他学习，我也确实一直是这样，以门生的身份与他相处的。再没想到的是事到如今，转眼竟是四十年。

与郭先生有深入接触，自1992年始，那年我从中央民族大学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成立的、由郭先生任研究室主任的社会史研究室，那是郭先生遵从历史所之命，组织人马建立的一个新的学术班子。改革开放初期，大门刚刚开启，外部世界的各种新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汹涌而至，却大多是支离破碎、扑朔迷离，虽然我们研究室的其他几位学者包括我，都比他年轻，但都是从其他传统史学的领域转来，都不知道国内社会史研究应该从哪里起步，它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一切都只能是尝试。

想不到的是，第一个起步的是他。他就真的捡起妇女史这个当时并不为人看好的题目了。虽然他当时在中国经济史领域已经卓有成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已经是中国经济史学会的副主任。

从传统史学的政治史到社会史，不是仅仅改变研究题目那么简单，它涉及史观、研究范式乃至史料、文字表达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内容，这是我在社会史研究领域沉浸挣扎很多年才逐渐明白和体会到的。如今回首，我最钦佩的，是郭先生的实干精神和勇气。记得他当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管结果如何，先做起来再说。

事实上，在决定撰写这部以清代婚姻为题的作品之前，郭先生对于社会史，已经有了比与他同代的许多学者更多的接触和储备。早在1994年，他就已经与当时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李中清教授以及王丰教授合作，编写过《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这也许便是所里任命他为新成立的社会史室主任的原因吧。我调工作进入社科院之前，就曾为他翻译过一些相关的英文论文和信件，大多是与历史人口学有关的内容。他曾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历史再不能总像过去那样写了。说到底，这是我下决定离开我的母校和老师，参加他这个学术团队的原因。我也因此而亲历他撰写这部书稿的过程，并从中学习到太多的东西。

郭松义与李中清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

特别提起这些，是因为回忆起当年草莱初辟的艰辛，想以此来纪念曾为社会史在中国的发展付出过心血、克服过种种质疑和阻力的前辈学者，郭松义先生正是这一代学者的代表，这部带有着这个新旧交替时期的鲜明特色的大作，尤其是这个转折的一个典型，其中包含了太丰富太复杂的内容。

本书写的虽然是婚姻，是写婚姻必然带入进来的女性，但它与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在那个时期正蓬勃兴起的女性学、女性史，却完全不在一个脉络上，具体地说，根本就不是一路写法，当然，也不是一种想法。所以，它很容易被那些做女性学的学者忽略掉，而这种忽略是非常可惜的，甚至可以说，是她们的一大损失。

但是，它也不是通常人们以为的那样，是一个男学者，以男性视角，为中国女性在历史中的地位和所发生的作用所写的书。它提出的问题和采用来分析问题的方法，在有些方面，也与传统政治史的做法迥异，抱着固有的成见来对待这部著作，便无法看出其中最具创见之处。

郭松义

二十五年之后再读此书，特别有感触的是如下几点：

（一）对清代婚姻的全面阐释

郭先生是将婚姻置于婚姻社会圈来阐释的。开宗明义，他就指出，婚姻是受到当时的道德、法律、传统习俗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制约的一种行为，而且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婚姻的社会性反映在选择配偶上，就是通婚的社会圈，并且同比出现了一个个命运与共、利害攸关的不同阶级、不同层次的婚姻圈以及由政府制订的或者由传统社会沿袭而来的各种对婚姻的限制，如良贱不得通婚、旗民不得通婚（我保留对他这段阐述的一些异议）以及禁止民苗、民番和蒙汉结亲等规定。他运用从各种史料文献辑来的当时人记载的婚姻事例，来讲述嫁娶必论门户的习俗，还讲述了那些曾经通行但今人已不采用的婚姻形态，如中外表亲婚（包括姑表婚和姨表婚）、士绅层的世婚制等。除此之外，还有童养媳、男子入赘以及纳妾等行为，都是在当时并没有被官方明令禁止，但在如今的婚姻中已经不允许存在的情况。

仅仅能将这些五花八门的婚姻样式罗列出来，这部书就已经很有意义了，但是本书的价值绝不止于此。郭先生的重点，是分析产生这些五花八门的婚姻形态的时代背景，他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明清时期还是一个沿袭了皇权统治的传统社会，但在它的内部，却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剧烈变革，这个深刻而沉重的变革，在婚姻上也有体现。

这种体现主要有三点：

一是更加强调婚姻要以契约为凭，而且不断趋于规范化。到清朝晚期，官方更是明确规定婚书需由政府发放，使其完全纳入法律的规范之中。这一方面反映了夫妻双方家庭对于婚姻的重视，从另一方面说，也反映出到传统社会后期，社会上各种矛盾交织，不确定因素不断增长，导致的婚姻关系的不稳定。

二是嫁娶论财之风盛行。郭先生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将这种风气简单地归结为一种风俗，而是将其置于社会圈内，认为这种风气的兴起，是对门第婚以及以门第婚为基础的世婚制的冲击。他花费了大量精力，查阅了他可以查到的大量地方志和笔记、年谱等各种史料，一一列举和比较了从清到民国时期，全国各地婚聘财礼的具体数额并且列表说明。这的确如邱源媛教授在书后的推荐语中说的那样，在“前数字化时代”手动拣出几十万条史料并予以排比分析、总结提炼，需要付出的是非同一般的体力精力，而这里列举的财礼数额列表，仅仅是书里大量存在的统计列表中的一例。郭先生所做的很多叙述和结论，便是在这样用辛勤爬梳获取的史料基础之上做出的，这使本书的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严谨性。

三是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对婚姻造成的影响。郭先生指出，自明以来，特别到了清代，随着生产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以及政府在财税政策上的变化，例如由实物赋役更多地向货币税转化，由力役向出钱雇役转变，以及实施一条鞭法和摊丁入地等，使商业和商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农民缴纳田赋、代役银，都需要货币，都要靠商业和商人来运筹调剂，从而凸显了流通领域的重要性。商业分工愈益细密，商业的财富积累达到新的高度，各类巨商大贾不断涌现，如此等等，均有形无形地提高了商人的地位。这些议题，本来就都是郭先生多年来辛勤耕耘的领域，操练起来驾轻就熟，有着比其他学者更雄厚的基础，以及对这个议题的特殊的洞察力和敏感性。至今仍然记得，当年我和他一道去辽宁乡下做田野，他曾向当地人详细询问“拉帮套”等移民在婚姻中的习俗。所以当他在书中谈到不同状态的移民，婚姻也有不同的方式时，会专门罗列“单个客民的异地婚姻”和“群居客民的婚姻”，针对他们的不同特点来分别予以描述，显示出他对这个领域的熟悉程度。尤其是，他还特别关注了随着向国外移民的增多，在明清时代，出现了涉及地域更广的跨国婚姻的情况。

1998年，辽北田野考察。左起：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

总之，早在进入婚姻史、女性史这个题目之前，郭先生就在研究中提到过清代社会的重商倾向，以及因此而导致的阶级、阶层之间的激烈分化，在很多人仍沉溺于对康乾盛世的钦慕之时，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繁盛掩盖下的社会动荡不安和人们的焦虑，所以提到明清之际的婚姻，他会先去分析引起婚姻变化的原因，以及与社会风气的关系。例如，他谈到当时南北各地都出现了一批“力农致富者”，他们原来可能就是普通农民，但经济实力却在上升，甚至远远超越了下层绅衿以及没落的名门望族的子孙。经济地位的加强，促进了他们谋求政治身份的欲望。除了送子孙课读，通过科考入仕外，便是与有门第的人家结亲，将此作为抬高身份的一种方法。当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成为一种风气的时候，就对传统社会婚嫁首重门第的观念，形成了一种冲击。

郭先生指出，清代商品经济虽然在总体上仍依着于传统经济，但从本质而言与传统经济格格不入，而且必然要在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表现出来。具体到婚姻关系，譬如越来越多的官商联姻，就是因商品、贸易的发展而越来越普遍的。最先出现的是那些与官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商，他们很早就涉足盐、铜、边贸等具有专业性的行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晋商和徽商。

（二）选择和运用史料的方式：以人口统计为例

作为一个受传统史学训练多年、功力扎实的学者，郭先生在广泛搜求史料上所下的功夫自不必说，使用史料的方法之纯熟也非初入行者可比，他在这本书中，不仅是在提出自己论点时，将史料作为证据，更主要是用史料来做统计，这就是他独具的特色了。

1963年10月，郭松义（右）于曲阜孔府档案室查阅资料。

凡治史学的人都知道，要想从汗牛充栋的史料中拣取一条或几条，来证实自己言之有据，这并不难，但用大量事例来说明一件事实、一个情况，就要费大量功夫了，何况有的时候，需要的还不仅仅是几十条、几百条，甚至要用成百上千条，来证实一个问题，这便是历史统计学被推崇的一个原因了。郭先生有着与历史人口学家多年合作的经验，深知其中的利弊得失，并且把这些方式运用到这本书中。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各种统计表在书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尤其在讨论男女婚龄、聘与婚的时间间隔、不同地域不同阶级的婚龄差别等问题上。在本书第四章“婚姻地域圈”中，他提到研究通婚地域半径的重要性，也提出研究这个题目时，资料零散且不完整，为此他不惜工本，搜罗了多种资料，专列一节“几组不同资料的统计分析”，包括了族谱和各种档案史料，还有地方文献。这个情况说起来容易，很多学者和年轻的博士硕士，说起自己所用史料时，往往也是这样一套，可是，郭先生的做法，与大多数人是不一样的，他用藏于一史馆的乾隆朝《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时，是将该文件中所涉四百八十三对夫妻，一一做了比对和统计的。至于年谱，他查阅了一百部。在计算机尚未普及的条件下，完全用手和笔，其耐力和毅力令人感佩。我甚至想问，在当下，还有没有人肯下这么大功夫来做一本书呢？

（三）伦理纲常与现实生活

以上所述，是郭先生在传统史学上的功底以及从历史人口借鉴而来的方法。但本书的主题和创见并不在此，“伦理与生活”几个字，才是郭先生要呈现给读者的关键。

伦理，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而这里的伦理，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联系在一起，指的是对男女婚姻的相应法规，是必须遵守的道德约束。但是在明清时期的实际生活中，却有着各种违背伦理纲常的婚姻存在。

这是一个矛盾，怎样展现、怎样评价、怎样分析这样的矛盾，当时曾是郭先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犹记当年与他一道去辽宁省的盖州、铁岭等地做田野考察，我们考察的项目其实与他正在写的这部婚姻之书无关，但他一路上的心思全在这部书上，与我一再提起的，就是这个主题应该怎么表达。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盖州的一天早饭时，他把想好了的这个题目告诉我，我颇感惊喜，因为这个题目确实精彩，确实一语中的地扣到了这部书的主题。

郭先生在书中列举了各种各样的、违背伦理纲常的婚姻现象，例如寡妇再嫁、转房以及出妻、卖妻、典妻以及妇女的拒嫁和弃夫他嫁等，他还专门以婚外性关系和离婚各列一章。所以有人评价，说这部书是关于中国婚姻的一个百宝箱。这话固然不错，但这样说，会多少遮蔽这部书的深刻。

郭先生并没有将这些违背伦常现象的出现简单地归结为生活所迫，他从法律的制定出发，具体分析了法与行、法与情相互脱轨的种种原因。从法的方面来说，制定者未能顾及到现实社会中人们的切身利害或者传承已久的习惯，执行者的因循放任，都会造成各种空隙，产生各种问题，而从百姓一方来说，或因穷困无奈，或因受情所诱，或被伤害而迫不得已。所以郭先生在本书“绪论”的结尾处总结说：

以上是我在本书切入正题前提出讨论的一些问题，目的是想说明，在清代的婚姻关系中，除了统治阶级倡导的、占有主导位置的婚姻行为以外，还存在另外一些做法，尽管它们之间有冲突，也有妥协，情况错综，各有消长，但矛盾始终贯穿其间，反映了历史是在如此多样复杂的情况中发展的。归结这些冲突和矛盾，就婚姻行为而论，主要是道德伦理和现实生活之间存在差异，是价值观念不同所致。基于以上看法，我把本书定名为《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

当时只道是平常，如今再读，才发觉这部大作的宏富。回首这二十多年，尽管投身于这个领域的年轻学者不乏其人，却再没能出现一本能与此书比肩的专著。

定宜庄与郭松义夫妇的近照

此次再版，由于编辑的重视和用心，在文字校订、版面编排、美术设计诸方面，都较初版更精美，更值得珍视。

所以在我为本书写的推荐语中，我说，我郑重推荐这部书，并期盼年轻的学者，尤其是从事社会史、女性史研究的学者都认真地、仔细地阅读这本书，同时我也希望人们通过此书，领略老一辈学者的为人。

《契诃夫的玫瑰》，顾春芳著，译林出版社，2024年9月版，305页，108.00元

契诃夫本人曾表示如果不写小说，自己愿意当一个园艺师。《万尼亚舅舅》中的阿斯特罗夫医生对森林的热爱也是契诃夫的心声：“森林能使土地变得美丽，能培养我们的美感，能够提高我们的灵魂。”契诃夫总是能在自然中发现无言的美，体会到不可言说的幸福，感受到存在的本源。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花园是永恒的象征。它是人类逃离历史的喧嚣和狂躁的庇护所，是人类对于美好彼岸世界的终极想象。人间的花园则不一样，人间的花园有岁月荣枯，需要持之以恒、艰苦卓绝的耕耘和培育。

契诃夫把花园写进了自己的小说。在他的小说和戏剧中，有多少或美好或凄凉的花园。花园是契诃夫文学中最重要的意象世界和意义空间。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回望那一个“荒废的花园”——那就是俄罗斯的过去，是行将告别的十九世纪 。他也在守望一个“新生的花园”——那就是俄罗斯的未来，他无限向往的新世纪。就在这“荒废”和“新生”之间，他书写了许多悲欣交集的故事，他一直在寻找和重建心灵的家园。在《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等作品中，“花园”这一意象都作为主要的形而上的审美空间和意义空间而出现。

安东·契诃夫（1960-1904）既是个小说家又是个戏剧家。列夫·托尔斯泰对契诃夫的小说创作推崇备至，称他是“散文中的普希金”，认为就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而言，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可以和契诃夫抗衡的。但托翁对契诃夫的剧作评价极低。1901年的一天，契诃夫去探望在克里米亚养病的托尔斯泰。临别时，大文豪对契诃夫说：“莎士比亚的戏写得不好，而您写得更糟！”[（俄）契诃夫：《契诃夫戏剧全集：万尼亚舅舅》，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页]传统的欧洲戏剧的分幕一般采取奇数结构，这样的安排使得剧本易于获高潮居中的戏剧性效果。而契诃夫打破了这个套路，他所有的戏剧都是四幕剧，由于他把舞台上的戏剧事件“平凡化”与“生活化”。契诃夫开了“散文化戏剧”的先河。

1860年1月29日，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生于俄罗斯南部的塔甘罗格。1860年是农奴制在俄国存在的最后一年，第二年爆发了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一名置身于启蒙思想和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中的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是在十九世纪俄国大转折、大动荡、大分化的土壤中诞生的。俄国从农奴制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把十九世纪的知识分子推向了新旧交替的世纪悬崖。契诃夫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作家。凭借他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展现出的才华，契诃夫踏入了俄罗斯文学的玫瑰园。

《契诃夫的玫瑰》一书提及，本就热爱自然的契诃夫萌生了要住到乡间以便专注于写作的想法。这个愿望终于在1892年得以实现，他拥有了自己的家园，也就是后来写作《海鸥》的摇篮：梅利霍沃。回归俄罗斯乡村生活的那一刻，契诃夫才真正体会到了农民在俄罗斯乡村生存的艰难，也发现了存在于俄罗斯民间的那种坚韧的、生生不息的力量。在大自然中，他突然明白真正的悲哀在于自己总是想抓住那些并不重要的东西，而忽略了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感受每一天生活的快乐与惊喜。对于个体的自我拯救而言，唯有躬耕自己的土地，诚实地劳动并创造，和虚情假意的生活断绝关系，懂得珍惜和体验每一个美好的当下。契诃夫在小说《套中人》中描述的“人在月夜见到广阔的村街和村里的茅屋、干草垛、睡熟的杨柳，心里就会变得安静”[（俄）契诃夫：《契诃夫小说全集，第10卷》，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版，166页]。

《海鸥》的构思源自一件真实发生的事件，1892年春天，契诃夫与他的画家朋友列维坦在梅利霍沃打猎。列维坦无意中打伤了一只丘鹬，这只受伤的鸟儿坠落在他们脚下，露出惊慌痛苦的表情。最终，契诃夫听从列维坦的请求把它打死了。闲来无事打死了一只美丽的鸟，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契诃夫的心中，也成为后来《海鸥》这出戏的戏核。《海鸥》的背景和题材来自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的生活，剧中的人物大多是他生活中的朋友的混合体。梅利霍沃的生活经历对契诃夫创作《海鸥》及其他戏剧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契诃夫的显著特色是他能够从最不平常的现象中揭示生活本质。他高度淡化情节，只是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现重要的社会现象。但他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恰恰相反，他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形象常常升华为富有哲学的象征。在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不重于细致交待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只求从人物的行为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变化[（俄）契诃夫：《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即便托尔斯泰并不欣赏《万尼亚舅舅》，契诃夫还是坚信自己的才华。“艺术，尤其是舞台，是这样一个领域，在这里走路不绊脚是不可能的。前面还有许多失败的日子和失败的季节；还会有巨大的误解和深沉的失望，对于这一切应当有所准备，应当预料到这一切，而且应当，不管怎么样，顽强而狂热地坚持自己的一套。”[（俄）契诃夫：《契诃夫书信集》，朱逸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267页]

1902年至1903年间，契诃夫创作了《樱桃园》。《樱桃园》讲述了生活于外省的贵族郎涅夫斯卡雅和兄长加耶夫，由于不善经营而债台高筑，却仍不能积极面对现实，最终被迫拍卖祖产“樱桃园”后家人四处离散的故事。全剧有四幕。第一幕的意象是樱花盛开的春天，预示着一种速朽的美丽和瞬间的灿烂。女地主郎涅夫斯卡雅天性温柔善良，有过不幸的婚姻和生活。当年她违背父母的意愿，下嫁给一位律师。六年前她的丈夫去世才一个月，他们的儿子就在河里淹死了，年仅七岁。因为受不住这个打击，她离开了樱桃园。戏剧开幕的时候是5月某日的黎明，郎涅夫斯卡雅带着女儿安尼雅坐火车从巴黎回到阔别多年的樱桃园。从火车站到庄园，从樱桃园到幼儿室，一幅俄罗斯旧时贵族庄园生活图景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因为财务亏空、债台高筑，承载着家族荣誉和她个人希望的樱桃园此时已经被抵押。樱桃园的风景依旧美丽，但是庄园的内部，就好像是一个腐朽的木头架子，已是摇摇欲坠了。费尔斯是郎涅斯卡雅家最忠心耿耿的老仆人，契诃夫应该是怀着对祖父的怀念创作了这个角色。当樱桃园被卖掉，全家人被驱逐出门的时候，费尔斯留了下来，选择在樱桃园走向生命的终点。他至死都挂念着自己的少爷出门时忘了穿上皮大衣。病重的费尔斯被遗忘了，大家误以为他已经被送去治疗，而实际上他被锁在了樱桃园。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走得无声无息，让人感到无限心酸。没有一个人记住他。他把自己的青春、忠诚、生命全部奉献给了樱桃园。

人们不禁要问，费尔斯一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没有意义，他自己也找不到意义。所以他说，生命过去得真快，就好像从来还没有活过一天似的。契诃夫笔下的费尔斯，就好像一位完成了使命的园丁。

无论是花园，还是守护花园的园丁，契诃夫所要表现的都是基于责任和劳动的人生，他们尽心尽力地躬耕于这片土地，这片“经过了凄迷的秋雨，经过了严寒的冬霜”（《樱桃园》第一幕）的土地，而并不索取任何回报。“樱桃园”饱含着契诃夫对大地的依恋和敬畏，它不仅仅是一个背景，一个物理空间，它是大地上所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象征。每一个日子犹如每一片树叶，每一颗成熟的樱桃，从树枝和树干上生长出来，经历了青涩和饱满，然后再一次消失在流光中。

人为幸福而生，犹如鸟儿为天空而飞翔。契诃夫的花园和文学记录着他对这个世界全部的爱。而此刻，他或许依然躬耕在自己的花园里。松鼠在参天的槭树和冷杉间跳跃；蜂群在盛开的百合、萱草、芍药花丛中忙碌；在永不凋零的樱花的海洋中，有着他心爱的海鸥小屋和玫瑰花园，一如人间的样子。

巴金曾说：“契诃夫在20岁左右写出的小说，其间透出的智慧和深刻，是一个平常的人要多走20年或30年才能够体会到的。”在契诃夫的笔下，没有绝对的主角或配角，也没有绝对的好人或坏人。契诃夫用戏谑调笑的口吻去打趣命运的悲剧，去揭示悲喜其实是一体的。“绝望”与“希望”的交织，形成契诃夫戏剧中忧郁与诙谐共融的艺术底蕴。正是他这种把悲剧当喜剧来写的特点，契诃夫让读者看到了不一样的生命色彩，原来无常才是生命的常态。

《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德] 卡尔·洛维特著，区立远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丨万有引力，2025年5月版，316页，78.00元

近日读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1897-1973）的《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区立远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5年6月），先看到的新书推介语就很有吸引力：“欧洲文明崩溃前夜，知识分子身体与心灵的流亡”“《极权主义的起源》亲历版，见证纳粹掌控社会的过程”“当知识分子‘穿上冲锋队队服’，揭示‘纳粹与哲学’的深层纠缠”“纳粹如何利用尼采思想合法化自己的独裁统治，‘一体化’政策如何一步步渗透到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德国大学精神在极权主义下如何崩塌”……我也知道该书就是十几年前我读过的学林版《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那时也在“一周书记”专栏写过一篇很短的书评。现在重读该书中译本的新版本，正好有机会再补充谈一些阅读心得。因此应该先谈谈这部书的前世今生。

洛维特这部写于1940年、出版于1986年的个人回忆与思想录的原书名是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直译是“1933 年前后我的德国生活”。1940年是洛维特夫妇流亡到日本的第四年，埃达·洛维特在该书首版的“补记”中说不记得洛维特是在什么情况下收到来自哈佛大学的一份有奖征文广告，当时他们正计划于次年移居到美国麻州，那里的哈特佛神学院（Theologisches Seminar in Hartford）聘请洛维特去任职。考虑到移居美国之所需，这份颁发奖金的写作计划颇有吸引力。这份以德文书写的征文广告值得重视，其标题是：“一千美金征文广告给所有在希特勒上台前后熟知德国的人！”，下面说明征文的目的是供研究纳粹对德国社会与民族所造成的社会与心理影响所使用，征文的题目就是《1933年1月30日之前与之后我在德国的生活》。因此，洛维特这部书的原书名就是由征文广告所决定的。评委会要求作者简单、直接、完整地描述自己的生活经历、真实发生的事件，评委的兴趣不在于对过去的哲学思考，而是对个人经历的报道，如能引用书信、日记等私人资料则更有可信度和完整性。“就算您从前从未写作过，只要您有好的记忆力、锐利的观察力，拥有对人与人性的了解，您就应该勇敢参加。”这份征文广告还要求字数不短于两万字，截稿日期是1940年4月1日。洛维特在平日就有把想法、与人交往以及每日的事件翔实记录下来的习惯，也很喜欢附上适当的照片、明信片或剪报等图片，因此很快完成写作，在截止期限之前把书稿寄出。但最后的结果是没有被选用，这事就这样过去了。直到1973年洛维特去世之后洛维特夫人在整理遗物的时候才重新发现这部手稿，终于在1986年出版。

因此哈佛大学的这个征文活动是洛维特这本回忆录的前世起因，这事有着特别的意义：美国学术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年多就如此敏锐地意识到通过纳粹德国的流亡者的亲历叙事研究德国的重要意义。美因茨大学教授德特勒夫·加茨（Detlev Garz）于1994年在哈佛大学的档案馆里重新发现了这批应征稿件，所以现在知道当初共有两百七十份报告参加应征，文章长度介于一百二十至三百页的打字稿之间。其中有些精彩的报告也已经出版。（译者导言：关于洛维特与这部自传，15页）

该书第一个中译本就是《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区立远译，学林出版社，2008年12月），根据德国J.B.metzler出版社1986年版单行本译出。广东人民出版社的这本《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是同一译者根据同一德文版译出，匆匆对照了一下，新译版本在一些文字上有修订。如果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来看，《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这个书名当然符合原书和原来的征文题目；但是从今天的阅读与传播需求来看，《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则显然更有吸引力，而且也更突出了书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作为哲学家的作者所思考的核心主题的确是纳粹与哲学家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也正是当年投稿没有被选出的原因，因为在征文广告中已经说了评委的兴趣不在于对过去的哲学思考。

学林版的《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2008年）收入了德国当代著名史学家克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为该书撰写的“编者前言”，克泽勒克强调这不是一部事过境迁的往事追忆录，而是一份流亡日本时期所写下的中途报告。“这份文献征引了许多书信，也附上一些与国社党的独裁统治相关的印刷资料。洛维特带着警觉的好奇心与压抑着的愤怒，以及对国社党逐渐转强的鄙视心情，搜集了这些资料。洛维特的亲身经历在这份文献里处处都留下了鲜明的痕迹，这也就是此书具有无以复加的现场感的原因。”在他看来，该书有两种切入方式，描绘了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方面，洛维特以1933年的巨变当作叙事聚焦的核心，报道了他在之前与之后的亲身经历；另一方面，他也深入思索这些经历、思索当前的历史发展带给他的挑战，而这些挑战改变了他的人生，并强迫他作出回应。”（《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编者前言”）应该说第二方面的思索更重要的是以存在哲学、现象学的思考为内在核心，是把“当下”与“历史”的存在性与时代的关系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

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应该时刻想到的是作者写下这些回忆与思考的那种现实语境：距离发生巨大历史转折的1933年只是七年的时间，直至写作之时仍然身处这一历史巨变所造成的个人危厄情境之中，亲身经历中的许多人与事仍然在生活中产生影响——只要我们注意到书中有不少人名是以缩写字母来书写的，就不难体验到一种深切的警惕与忧虑氛围。这也就是克泽勒克所讲的那种现场感，而不是事后之见成为这部回忆录的基本底色。毫无疑问的是，该书的写作本身就是应对双重压力——流亡中的生存压力与因社会巨变而产生的精神压力——的产物，因此它充满了现场感、见证感和思想的敏锐性。可以说，这种短时段之中的亲历叙事在类似洛维特这样的德国著名哲学家的著述中是很少见、很珍贵的，具有相当独特的意义与精神品格。

洛维特自己对这本自传式思想文稿的性质和意义当然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该书完全只是根据自身经历的回忆以及一些书信和从1933年起开始收存的其他第一手文件写出，这些文件既有残缺也带有偶然性。“不过，这份记录的优点也正在于，它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事件，它所传达的，不多也不少，正是一幅平凡的景象：一个不涉政治的个人，在有限的活动范围内真实遭遇的事情——这份记录只有一点不符合实情，那就是语气；人的回忆具有一种力量，即便最痛苦的往事也能加以转化。一个人隔了六年再来叙述，那些往事早已走进了他的人生，成为一种收获，而原先遭受损失时所经历的痛苦，因此也镇静了下来，被掩盖过去。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经历本身仍然历历在目，足以让我以一种方式描绘那些事件中的人物，使人明白：他们跟我们仍然息息相关，而其程度更胜于我们所希望。有些评判下得严厉，但我无意改得缓和些，因为这些都是新近的往事。”（引言，1-2页）

哈佛大学的征文广告所给出题目明确规定了“1933年1月30日之前与之后”这个时间段，首先促发了洛维特关于“前”与“后”的思考。因此该书“引言”一开头就是由“前”与“后”来切入：“从一战中诞生的独裁政权，跟从前的法国大革命一样，正开启整部历史的新纪元。而事实上，不可否认地，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变化已成事实，这在德国没有人能争辩。而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的党人跟那些注定只能缄默的反对者，意见是一致的——正如一位朋友前些日子从德国的来信上所说：‘一切都过去了。’”（1页）我们曾经和一直以来也都对类似“……前”“……后”这样的时间修饰语非常熟悉，而对于“一切都过去了”更是心有所思所感，这也正是阅读洛维特这部回忆录的时候一直萦绕于心的时间叙事。但是在洛维特心目中的“前”与“后”并不是辉格历史观的时间叙事，而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时间开始了”。从观念系谱来说，来自尼采的思想。洛维特在1923年以关于尼采的研究论文拿到博士学位，后来在布拉格的哲学家会议上（1934）提出要把尼采视为“时代的哲学家”，把尼采对于德国的意义放在“革命前”与“革命后” 之间的鸿沟之上来理解，由此来理解德国的演变。（15页）

对于作者和无数德国人来说，1933年都是一个巨大的创伤切口，一个掉进深渊的转折点。在六年之后作者描绘了从个人生活的变化折现出来的历史巨变的阴影及其发展逻辑。书中以大量的生活细节、人与事的交往精准地记录了在一体化运动来临之际知识分子的“观望、被动、苟且、逢迎，以及学生的激进与肤浅，……整个大学体系毫无抵抗，怯懦地接受一体化运动……”（译者导言，6页），记录了德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历史巨人面前弃械投降”的前兆与进程。

关于纳粹推行的“一体化”意识形态的严重后果，洛维特的亲身体验是非常微观和非常敏锐的。比如关于“前线条款”，一个犹太人必须用参战的经历来换取免受剥夺普通公民资格的“优待”，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是荣誉而是一种耻辱。但是旁人对他的这一看法却完全无法理解，于是他马上想到这个人“是这么理所当然地让自己被‘一体化’到如此程度，以致于他根本毫无知觉。而他的这种无法理解，直到今天仍然使我震惊，因为这说明了一件事：即便是跟他们这些自以为对纳粹的宣传保持冷漠与超脱的人沟通起来，也是如此令人绝望。”（29页）这些人对于犹太人普遍遭受的悲惨命运采取了完全无所谓的态度，竟然毫无顾虑地同意只有纳粹政府所临时规定予以优待的那些人才可以不受迫害，实际上就是以“前线条款”来平抚自己良心的不安——你看，我们的政府还是有人情味的！直到后来纳粹连这一条款都废除了才让他感到生气。在洛维特身边有不少这种人，他们并非心性凶狠的纳粹，但是他们不知为什么能够把不义、罪恶的底线升得那么高，完全超出了普遍人性所能忍受的程度。这是所有“一体化”社会对人性的最大扭曲，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甚至在直到今天的种族政治、战争行动中仍然延续下来。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洛维特以羞耻之心回想起 1933 年抵制犹太商店的那些日子里，马尔堡的犹太商店橱窗上挂着店主的“铁十字勋章”——这是向马尔堡市民充满苦楚的诉求，也是马尔堡的市民之耻。这时候他说：“今天，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将毫不迟疑地站在德国的敌军这一边，为他们提供军事与政治上的支援。因为这个德国已是一切人性之敌，也因为这个德国坚决地否决了让我们的生活有价值的一切。如今卷入战争的德国人，他们任何的困境与死亡，都不能使我对这套体系产生的结果感到同情，因为这套体系根本毫无同情之心，而且正狠狠地践踏着人类的尊严。”（31页）

洛维特在思想上和情感上都深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影响和感染，他说“在德国只有一个人凭借着他的洞见与人格，还能说出意义重大的、使我们感受到号召的话，他就是韦伯。”他和一群学生请求韦伯于1918／1919年冬季学期在他的演讲厅里作了《学术作为一种志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演讲，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震撼。“他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着的面纱，但是每个人一定都感受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处，有着深刻而真诚的人文理想。”（38-39页）韦伯预计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繁花盛开的春天，而是一个幽暗到不可穿透的黑夜。他说在这个已经祛魅的世界上，继续等待先知来告诉我们该怎么行动是没有用的。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动手去做我们的工作、做好“当前的要求”——当前的要求总是简单而平实的。对于当时的洛维特来说，他的“当前的要求”就是完成学业，不被政党之间的争斗所干扰。应该说，1933年之前的洛维特对于政治斗争的确不感兴趣，他说1918年托马斯·曼发表的一篇《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给他提供了某种程度合理的立场。（40页）

作为一名大学“青椒”，1933年之前的洛维特过得挺顺的：1928年完成就职论文，在马尔堡大学取得“编外讲师”的身份，1929年与柏林女孩埃达（Ada）结婚，1931年得到固定教职，可以妥妥地过上哲学教授的职业生涯。但是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一切都被改变了，就因为他是犹太人。在纳粹帝国语境中这种“就因为……”看起来很无理、很残酷也很自然，因为纳粹党的意识形态的核心之一就是反犹主义，但是这种理由话语却不是独此一家，经过各种话术包装的“就因为”史不绝书，荼毒生灵。接下来就是对犹太人的残暴迫害，对民主原则、自由精神、人格尊严等所有普世价值的公然践踏。洛维特坚信如果韦伯能活到 1933 年，“这场令全德国的大学教授蒙羞的一体化运动，一定动摇不了他，而且情势再怎么极端也是一样。广大胆怯、懦弱、冷漠的同事们，一定会发现他是一个不留情面的反对者。他的言论也或许能够扭转德国知识分子可悲的命运：这命运是知识分子（Intelligenz）自己招来的……他一定会不计任何代价，反对对犹太同事的污名化——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喜爱，而是出自高尚英勇的骑士精神以及一丝不苟的正义感。”（39页）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我不敢相信光凭他的言论能够扭转德国知识分子可悲的命运，我们毕竟比1940年的洛维特看过更多、知道更多一些。

著名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 1868-1933）在当时德国文坛影响很大，洛维特认为格奥尔格的圈子成为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精神上的开路先锋，为纳粹主义铺好了道路。“不过话说回来，在大战中成长的一代里较为激进的那些人，又有谁不曾为纳粹主义铺过路呢？他们不都确认了旧价值的崩解，也都对当前还存续的一切加以批判吗？”（52页）这是从一战之前就已经出现、一直蔓延到战后的流行思潮：虚无、衰败、绝望，知识分子以各种不同的身份、目标共同推动着毁灭性而不是建设性的行动。直到纳粹党取得了政权，以强迫统一思想为手段，所有的批判性都被纳入统一的纳粹意识形态需求之中，同时提出的规训是停止破坏、建设“新德国”。洛维特说这是一种相反的崩溃——他们称之为“崛起”。（55-56页）这也不是二十世纪上演的第一次国家力量的“崛起”，知识分子为摧毁自己的力量铺路也不是第一次。很典型的事例是在1933年曾经发表抵制信的著名学者斯普兰格尔（Eduard Spranger）在纳粹掌权几年后也完全臣服于专制思想，摇身一变成了纳粹帝国的代表，令洛维特一开始对其前后变化感到难以理解：“这还是同一个人吗？”（223页）接着他分析了对生存之道的依赖、从众心理、缺乏政治上的洞见等等原因。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受迫害的艺术史学者对内心的剖析更为令人动容：“我也无法忍受他们用那种无耻讪笑的姿态在那里撒谎、欺诈、污蔑与损害正义。”（143页）

在这部回忆录中谈得最多的哲学家无疑是引导他进入哲学世界，使他的学院生涯成为可能的导师海德格尔，他在学术上对洛维特有极大的影响。洛维特对海德格尔既心怀感激，同时也对其政治行为和哲学思想猛烈抨击。哈特·克泽勃克指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洛维特日后出版的《贫瘠时代的思想家》一书中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在本书的自传叙述中也已经略具雏形。洛维特对他的老师海德格尔无疑十分肯定，但却又坚决地与他保持一种距离，把这两种态度连起来看，就构成一个难解的谜。这个谜不能光从心理学、社会学或哲学的角度来破解，因为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看，总会有一个角落是看不到的。洛维特明亮的眼光穿透每个角落，他对海德格尔诚实地怀着感谢，但又不受这份感谢误导。”（《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记忆》，“编者前言”，3-4页）在“海德格尔的人格”这一小节中，洛维特对他的“人格侧写”是只有最熟悉他的学生才能写出来的：他身穿的介于市民的常服与纳粹冲锋队制服之间的衣着，他的很难描述的面容与总是不坦然的目光，自然流露的表情则是谨慎、狡狯且猜疑的，他讲课的时候只是看着稿子不停地说话，完全不考虑听众。他在生活中将自己封闭起来，遁逃到工作之中使他的本性变得刚硬与僵冷。

在洛维特对海德格尔的论述中，有两个议题很值得思考。一是海德格尔作为哲学老师所获得的超乎寻常的成功、他的难以理解的著作产生不寻常的巨大影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洛维特提供了他个人的视角和感悟：“起初，他之所以能够对我们产生影响，并不是因为我们期待他会提出一套崭新的哲学系统，而是因为他的哲学意志所具有的内容的不确定性与纯粹的召唤性，以及他智性之强度与对于那‘唯一的要务’之专注。一直到后来我们才明白，这个‘唯一’其实什么也不是，而只是一个纯然的决心，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这个面对着虚无的赤裸裸的决心，将虚无主义甚至‘纳粹主义’隐藏在内。然而这决心一开始却也带有一些特征，使人以为它带有宗教意味的忧虑，因而将它的虚无主义与‘纳粹主义’掩盖了起来——事实上海德格尔当时也尚未能坚决地从他的神学源头脱离出来。”（66页）决绝的意志、专注的决心以及带有宗教意味的精神光影，这是在虚无中产生的意志影响力和精神感染力。

二是存在于他的存在学说中的政治可能性，这是很复杂、微妙但又是有迹可寻，甚至在洛维特看来是证据确凿的一段认知探险。从认识海德格尔的难度来讲，洛维特说“我们学生之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在他个人的悲壮之情（Pathos）与这种概念的热情（Leidenschaft）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联系。最能了解这一点的，大约是天主教神学家如普日瓦拉与罗马诺·瓜尔迪（Romano Guardini），他们比我们更能看穿海德格尔依恃的前提是什么。”（67页）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就更不用说了，但我还是力图在洛维特的解读中思考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党意识形态究竟是如何契合的。洛维特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本体论有一句不曾明讲的箴言讲起：“愿每一个人在自身存在之内坚强。”这是从路德那里来的，海德格尔对此的理解是“重要之处仅在于‘每个人只做他能做的事’，在于‘每个人自己的能够存在’（Sein-Können），或者在于‘将个人实存地框限在本有的、历史的事实性之内’”。洛维特说他同时将这种“能够”当作“必须”或“命运”，接着引述了海德格尔在1921年给他的一封信上的话：“我只做我非做不可的且必要的事，而且我只做到我所能做的程度。……我之所以工作，是来自我的‘我在’，是来自我精神上的、全然事实性的根源。存在（das Existieren）缘此事实性而爆发着怒火。”（68页）什么意思呢？洛维特把它放置于与日后的事实联系起来的语境中分析：“谁要是把海德格尔日后对希特勒行动之拥护跟这段时期连起来看，就会发现，早在这最初的、对历史性存在的表达方式里，便已经种下了他后来的政治抉择的根源，所欠缺的只不过是接下来的一步：从半宗教意味的孤离状态走出来，然后把‘每个人本有的’此在（Dasein）及其‘非如此不可’，应用到他‘德意志的此在’及其历史的命运上，以便将这些存在范畴（‘决定回到自己’、‘面对虚无站在自己之上’、‘愿意接受自己的命运’以及‘将自己交到自己手上’）充满力量地空转，过渡到德意志存在的普遍行动中，然后在政治的地板上加以摧毁。因此，如果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正好跟施米特提出的政治‘意志决定论’（Dezisionismus） 互相呼应——施米特把海德格尔的‘每个本有的此在’的‘能够完整存在’（das Ganzseinkönnen）转用到‘每个本有的国家’的‘极权整体’（Totalität）之上——那么这种呼应并非巧合。本有此在之自我主张对应于政治存在的自我主张，而‘死亡之自由’对应于在战争（作为严峻的政治情境）中的‘牺牲生命’。在这两种情况里，原则都是一致的，即‘事实性’。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当人把生命的‘内容’清除干净后，此生命所能剩下的东西。”（70页）哲学概念的深度没有改变，但是经过与施米特的政治意志决定论连接起来之后，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出口就逐渐呈现出来了。

在下一幕出场的就是1933年被选为弗赖堡大学校长的海德格尔。“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所有其他大学在这段关键的时间里，都缺乏一位不仅挂着纳粹党章，还能凭借学术成就而真能胜任此一职务的领导者。”（74页）在校长就职典礼上，他发表了题为《大学的自我主张》（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Universität）演讲。洛维特对这次演讲的评价很精准、很深刻：“政变之后，思想被一体化了的教授们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小册子与演讲；跟这些比较起来，海德格尔的这场演讲具有很高的哲学性与深度，在措辞与构思上都算是小小的杰作。然而以严格的哲学标准来衡量，这篇演讲充满了模棱两可之处，因为在演讲中，海德格尔竟然有办法把存在主义本体论范畴的概念拿来为历史的‘此刻’（Augenblick，见《存在与时间》，第七十四节）服务，而且手法巧妙，使人产生某种印象，好像其哲学目的跟当前的政治局势先天就能够也必须合而为一，而学术研究的自由也同样先天能够也必须与国家的强制措施合为一谈。‘劳动服务’与‘兵役服务’被等同于‘知识服务’，以至于人们听完演讲后，不知道应该开始研究赫尔曼·第尔斯（Hermann Diels）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Vorsokraktiker），还是应该跟着冲锋队去游行。”（75页）因此他说既不能纯粹用政治眼光也不能完全从哲学角度来评价这一演讲，重要的是要看它所阐释的“大学的自我主张”究竟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在演讲的开头就已经讲出来了：一方面反对国家侵害大学的独立性，强调大学的“自我主张”；另一方面又否定学术自由与学院自治的“自由”（liberal）形式，以便将学院无条件地纳入纳粹的“领导者”与“追随者”的框架里。洛维特说这是“一种奇特的矛盾”，其实我们知道一点也不矛盾，关键是对话语的解释权在谁的手里，既反对又否定与既要又要在修辞手法上也是一致的。海德格尔也解释了自己作为校长的义务既是在精神上领导全体教员与学生，同时又是被“人民交付的精神任务”所领导。这就是德意志的共同命运交付给大学和人民的任务，因此他号召学生作为一名意欲求知者（Wissenwollender），要“挺进”（vorrücke）到“最危险的岗位上”，要大步向前，下定决心承接德意志的命运——也就是要与元首与人民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看到和完全了解“这场崛起（Aufbruch）是多么壮观与伟大”。（77页）

洛维特还从话语措辞、语言风格上揭示了海德格尔哲学话语的真实要害：“纳粹式的政治论述与海德格尔哲学所使用的语言，两者都贯穿着暴力的表达方式。纳粹政治的独裁风格，与海德格尔激烈的、绝对化的措辞方式互相呼应。在两者所发出的挑战里，都有某种冒犯他人感受的阴险兴趣。只有程度的差异，方法却是一样的——最终都是‘命运’使一切意志得到合法性，并为其披上了一件历史哲学的外衣。”（79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接着还是语言的问题：德国的大学在被强制一体化之后，“优秀的人注定只能沉默，大多数人则学会讲两种语言：一种是在私人空间里的真实的语言，另一种是在公共领域里所说的虚假的语言——这种虚假的语言从四面八方将公共领域的一切组织给包围起来了。”（78页）在这种政治语境之中，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整套的此在概念（Daseinsbegriffe）便鲜明地显现出特定的德意志意义，并且在所有这些反复出现的语汇中传达出来：生存与坚决、存在与能在，“能在”与“本已”、“命运”和“必然”，在更常用的层面上就是规训、强制、艰苦、无可转圜、严苛、坚定、锐利、坚持、自立、投身、直面危险、变革、崛起、侵入……洛维特指出：“基本上所有上述的概念与语汇所表达的，是一个面对着虚无，而仍自我坚持着的意志所展现的痛苦而强硬的决心，是一个不与人和平、自己也不快乐的此在——它蔑视幸福与人性，并为此而感到骄傲。”（80页）洛维特说当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1927年出版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书中的那个“本已的”和极端个体化死亡的概念在六年之后竟然可以如此改头换面，被拿来宣扬纳粹“英雄”的荣耀。1933年10月，纳粹德国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1月希特勒下令补办一场公民投票。海德格尔把弗赖堡大学的学生集合起来，以行军的队形带到投票所，让他们全体一起投下对希特勒决定的赞成票。他以校长身份发布的投票呼吁完全是纳粹风格的，同时也是海德格尔哲学里一个媚众取宠的例子。他呼吁“……元首给了人民一个最直接的机会来展现他最自由的决定：全体人民究竟想要本已的此在（sein eigenes Dasein），还是不想要。……元首之所以要求退出‘国际联盟’，不是因为虚荣心，也不是恋眷名望，不是盲目地刚愎自用，更不是追求暴力，而完全是因为他有清晰的意志，要无条件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去承受与掌握我们民族的命运。……元首已经在全体人民的内心里彻底地唤醒了这意志 ，并将其凝聚为唯一的决心。在表明此意志的这一天，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83-84页）在这次投票呼吁的一周之前，海德格尔号召学生要以战斗的精神奉献自己，要坚信的法则就是相信元首：“元首本人，而且唯有元首本人，才是当今与未来德国的现实及其法则。”（86页）无论如何，作为德国的哲学家和大学校长而能够发出这样的号召，这是难以想象的。

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和哲学家的洛维特深刻地指出：“海德格尔之所以追随纳粹的心态与思考方式具有实质上的原因，因此，若把他的政治选择单独拉出来批判或者美化，是不恰当的。比较正确的做法，是从他哲学的基本原则中寻求其政治选择的原因。”（88页）“海德格尔充满哲学意味的政治活动能到达什么程度，并不取决于某种意外的、让人惋惜的偏离正轨，而是源自他对‘存在’的理解的思想原则，在这样的思想原则里，“时代的精神”是具有双重意涵的。”（89页）法国当代哲学家菲利普·拉古-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1940-2007）在他的《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刘汉全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 2月）中也明确表示必须“因为海德格尔的政治态度”而对其思想保持“无限的怀疑”；同样曾是海德格尔学生的维克托·法里亚斯（Victor Farias）在他的《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时事出版社，郑永慧等译，2000年12月）中从海德格尔一生的各个时期寻找其思想根源，证明海德格尔之追随纳粹并非一时的投机，而是他毕生的信念。其实，自从海德格尔的日记《黑皮书》于2014年初出版以后，这个问题本身已无悬念，海德格尔自己在日记中明确表达出其反犹主义与纳粹立场与他的哲学思想是不可分割的。

这就是在历史反光镜中映照出来的纳粹帝国统治下的哲学家形象。

《李白的诗歌与生平》，[英]阿瑟·韦利著，曹祎黎译，华文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136页，27.50元

1913年，自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古典学专业毕业三年后，二十四岁的阿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成功进入大英博物馆印刷绘画部东方印刷与绘画分部工作，并开始自学中文和日文，从此正式踏上他成为二十世纪英国最杰出的汉学家和翻译家的道路。1929年，韦利以个人身体健康为由从大英博物馆辞职，之后更加专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先后翻译出版了《道德经》《诗经》《论语》《西游记》（韦利将书名译为“猴”）《九歌》等经典作品，并对李白、白居易、袁枚等中国古代重要文人进行了研究和译介。

韦利出生于一个定居英国的德国犹太人家庭，其祖辈、父辈、同辈中商人、学者、政治家辈出，为家族积累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与社会资源，使他得以成长在一个经济条件优渥且文化氛围浓厚的环境中。1903年，韦利进入英国著名的拉格比学校读书，随后又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古典学专业就读，这样的教育经历给了他全面的古典文学熏陶，对他日后走上东方学研究的道路至关重要。早在1903年之前，良好的家境和教育便培养了韦利对文学和语言的热爱，使其在诗歌创作领域颇有声名，甚至在他翻译事业起步初期，“诗人”比“翻译家”更能代表他的身份。作为一位擅作诗歌的汉学家，韦利对“中国”的态度也颇为诗意——他倾注一生心血热爱和研究的并非现实的中国，而是其想象中的、纸面上的、古典的中国，这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界中较为少见。韦利本人并不羞于承认这一点。1940年，他在接待慕名前来拜访的中国记者萧乾时表示，没有去过中国恐怕是自己周身唯一有趣的事了（萧乾：《伦敦日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219页）。虽然韦利终身未曾到访中国，甚至不能流利地进行中文会话，但他一生笔耕不辍，发表有大量关于中国的译著、论文、选集及书评。其用功最勤的领域则是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译介，仅翻译、撰写的论著便有《中国诗选》（Chinese Poems，1916）、《一百七十首中国诗》（One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1918）、《诗人李白》（The Poet Li Po，1919）、《英译中国诗》（Poems from the Chinese，1927）、《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ü-I，1949）、《李白的诗歌与生平》（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 701-762 A.D.，1950）、《九歌》（The Nine Songs，1955）《袁枚：十八世纪的中国诗人》（Yuan Mei: Eighteen Century Chinese Poet，1956）等等。

韦利是英语世界中较早对李白开展专门译介和研究的学者，他对李白其诗其人的研究从1916年延续到1950年，而出版于1950年的《李白的诗歌与生平》可视为其李白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阿瑟·韦利

《李白的诗歌与生平》一书采取了以诗文为传的形式，通过五十余篇诗文，将李白的生平加以串联。全书一气呵成、未设章节，但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部分，分别记述了李白青年时期的生活与创作情况，解释李白“谪仙”形象的产生与巩固的始末，介绍和分析《河岳英灵集》中所录的李白诗作，探究李白与佛教、道教的深刻联系及其交游情况，考察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行为与心理，最后对李白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总结。由于李白其人其诗在系地和纪年方面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本书很难完全按照传统传记模式进行撰写，因此韦利别出心裁地以诗文为线索，结合相关史料，尝试着对李白生平中的重要节点进行最大限度的说明。

李白的出生地究竟在哪里，是每位梳理李白生平的传记作家都首先需要面对的难题，而韦利则在本书开篇对这一重大问题一笔带过，并未多做纠缠。这是韦利的一贯风格，他很少在人物传记中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繁复考据和深入分析，目的是确保阅读的连贯和愉快。显然，相比于专业性，韦利更希望读者将其视为一部具有故事性的作品，重视本书的通俗性是其为李白立传的总方针。

在这一方针的统领下，韦利对李白诗歌的翻译全部以散体的形式呈现。诗体化翻译还是散体化翻译一直是中国诗歌外译中的焦点问题。在韦利之前最重要的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就认为诗化翻译是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最佳方式，因为不论是在中文还是英文中，韵律都是诗歌的本质特点。而韦利却在《一百七十首中国诗》的序言中说：“人们通常认为，诗歌如果直译的话，就不是诗歌了，这也是我没有将喜欢的诗歌全部译出的原因所在。……就翻译方法而论，我选择直译而非意译。”（Arthur Waley, One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London: Constable & Co.Ltd., 1918, p.19）自此，翟理斯与韦利围绕翻译方法展开了长达五年的论战，且在论战结束之后近乎决裂，不复往来。但显而易见，这场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论战并未改变韦利的观点。时隔三十二年，在《李白的诗歌与生平》中他依然坚持直译法。韦利当然明白直译在传达情韵上的不足，他在介绍《蜀道难》一诗时便称：“需要说明的是，原作的巨大影响力来自其语言之壮丽，而这是翻译完全不可能复制的。”（39页）但他愿意为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而略微折损原诗的风采。事实证明，这一选择为他的译作带来了极大声誉。韦利在1962年修订版的《一百七十首中国诗》序言中颇为自豪地提到：“1940年，我在政府部门工作，许多年轻的打字员和女职员拿着《一百七十首中国诗》来找我签名，他们说在此之前很少读诗，在他们的意识里，诗是特殊阶层消费的文类，读诗是非常困难的。读到这本书，才发现中国诗贴近生活，通俗易懂。”（One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p7）不仅读者欢迎，后世学者也对韦利的译作大加赞赏，如南非历史学家格鲁奇比（John Walter de Gruchy）便认为韦利是欧美通往远东文化及社会的一扇窗（John Walter de Gruchy, Orienting Arthur Waley: Japonism, Orientalism, and the Crea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p.4）。1950年，韦利荣获当年法兰西文学院颁发汉学最高奖项的“儒莲奖”，1953年又荣获英国王室颁发的“女王金质诗歌奖章”，这些奖项都是对其译诗之功的肯定。

阿瑟·韦利译《一百七十首中国诗》

韦利对于通俗性的追求也体现在他对李白诗歌的评价中。他不时在书中指出李诗因为运用了太多修辞手法和典故而变得难以翻译，如他在介绍李白的《古风·其二·蟾蜍薄太清》时说：“他的诗只有十四行，却充满了双关，简直难以翻译。”（第5页）介绍《古风·其九·庄周梦胡蝶》时又说：“接下来是一首需要稍加解释的诗，因为它运用了道家著作《庄子》中的一个典故……”（42页）介绍《答俗人问》时则说：“《答俗人问》一诗像大多数抒情诗一样，尤难出现令人满意的翻译。”（44页）相比于李白诗中的大量用典与浪漫想象，他更欣赏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的诗歌广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相对摆脱了古旧风格和文学典故，比大多数高雅诗歌更为大众所理解……没有哪位唐代诗人像他一样，创作了这么多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诗作”（《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华文出版社，2025年，195页）。李白诗中的大量典故和修辞使韦利不得不时常宕开一笔，在叙事主线中穿插进对所涉典故和修辞的说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行文的流畅性，模糊了叙述的焦点。

阿瑟·韦利著《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

韦利虽然重视文本的通俗性，但他绝未将通俗与平庸混为一谈，通俗的李诗并不一定能获其好评。不同于其他论家将目光集中在李白的名作之上而对其大加赞赏，韦利倾向于将李白的所有作品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客观品评。《明堂赋》是他在本书中向读者介绍的第一篇李白作品，他认为李白这篇“不成熟的赋作缺乏生机与活力，这在他早期的模仿之作和他自己后期的创作中都是非常明显的特质”（第4页）。对李白写于公元725年之前的作品，韦利的评价是“这些诗歌灵巧、温和而庸常，在摸索出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之前，看不出他的诗作会有什么辉煌成就的迹象”（同前）。出于对李白诗中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格外关注，韦利还翻译了一首不为中外读者熟知的作品——《春日醉起言志》。此诗通俗而平庸，在李诗中难称名篇佳作，韦利翻译它的目的在于向读者描述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即“李白的大量诗作是在宴会或其他社交场合中与朋友的赠答唱酬之作”，“它们遵循既定的程式，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由当时任何一位训练有素的诗人写就”（46页）。不过韦利并不认为这些作品是李白创作生涯的败笔，而指出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让人们能够更加充分地理解其优秀作品。

如果说对李白作品的客观评价是韦利与中国传统批评家的不同之处，那么对李白精神世界的认识则进一步展现了韦利作为中国文化旁观者的特质。“侠”是古今论者在探讨李白精神世界时无法绕开的概念，韦利自然也注意到李白身上的侠气。但他在谈及李白的游侠精神时，所举例证只有《古风·其二·蟾蜍薄太清》一诗，认为此诗表达了李白对高宗王皇后无子被废的愤慨。而对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陈的“轻财好施”“存交重义”等品行，他则不以其为“侠”的表现：“他声称自己拥有一种良好的品质，那就是慷慨。但只有他一个人提到了这一点，而且他的慷慨似乎是针对那些最不需要帮助的人的。”（101页）而在韦利此书面世的十年前，中国学者李长之却将这两点视为李白对游侠精神的践行，并进一步指出：“他直接地说要钱、要酒、要女人、要功名富贵、要破坏、要杀，所以我说李白诗里所表现的，就是为生活而奋斗。为生命而战。——其中有一种强烈的欲求在，这首先表现于他的游侠思想上！”（《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商务印书馆，2011年，356页）将这看作是李白生命力的极佳体现，不觉其在道德上的争议性。韦利对李白的道德评判则严苛得多：“在他的作品中，他表现得自吹自擂、冷酷无情、放荡不羁、缺乏责任感与诚信。”（101页）由相同作品生发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不仅是因为韦利与李长之被不同的文化传统所浸润，也有其历史背景。自十八世纪中叶开始，东西方关系与过去相比出现了变化。随着无数航海探险和地理发现的涌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和战争，西方学者的东方知识日益增长并系统化，而“日不落帝国”时期的英国汉学家正是此中翘楚，由此形成了悠久的汉学传统。与此同时，东西方的力量也出现了此消彼长的现象，西方开始处于优势地位，他们的政治家和学者虽然肯定了东方文明的“伟大”，但其本质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承认。此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之一便是汉学家只对其研究对象的古代阶段感兴趣，上文所说韦利对现实中国的排斥便是一例；而另一方面的影响则在于，西方汉学家们对东方文学、艺术和精神的评判常带有居高临下的严苛。

李长之著《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当然，韦利对李白的认识也有与同时期中国学者相近之处，比如他与林庚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李白身上的“布衣感”。林庚认为李白的布衣感表现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布衣身份，他以此身份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却也由此深刻意识到自己与统治阶级之间存在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是故李白诗中时常会流露出消极思想，但背后的动机却是他对于统治阶级的反抗，他是在身为布衣的斗争中走在胜利的道路上（《诗人李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韦利对李白布衣感的剖析虽未如此透彻，但他已意识到李白是统治阶级中的异类：“他受过教育，有良好的学识，但是在他的各类署名之后都没有添加任何官阶，甚至连承旨即翰林待诏都不曾提及，这表明他曾勇敢地拒绝过别人提供的官职。”（100页）而且与林庚一样，韦利也同意李白正因如此才得以借助“天国外臣”的身份流连人间，并最终取得艺术上的胜利。“真实”也是韦利和李长之对李白的共同评价。李长之认为李白的可贵之处在于其诗作内容、情感上的真实与艺术上的自然，韦利则侧重于其为人。尽管韦利此前对李白诗中体现出的道德水准颇有微词，但他也认为“真实”是李白身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他相信：“与李白同辈的最伟大的诗人杜甫（一位与他性情完全不同的人），在与他分别十五年后依然珍藏着他们之间短暂的友谊，每当他午夜梦回于沉沉月光之中，依然能够看到很久以前认识的那个真实而生动的李白。”（102页）

林庚著《诗人李白》

学界评价李白，往往与杜甫相较，李杜之间的友谊亦为古今论者所津津乐道。然而韦利对于他们的相遇、同游、赠答、思念都点到为止，并未展开论述，他笔下的杜甫仅仅是描述李白生平经历的一个参照系。但同时，韦利却花费了大量篇幅介绍李白传记中通常很少出场的任华，对这一名不见经传且与李白并无明确来往的狷狂诗人的生平、交游及其作品进行了细致解说。或许韦利更愿意将李白与任华作为一个对照组，用以说明李白没有落得任华一样寂寂无名的结局，是因为他们虽然性格相似但才华却有天壤之别。他引用了任华《寄李白》诗中“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之句来说明李白当时所获的盛名，以及潜藏于其下的危机。这些危机所带来的结果是李白从来不曾担任过正式的公职，而出于对李白个性的了解，韦利认为官方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这与他对白居易为官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诗人很少在政治上很得意。……有些诗人比如李白未必适合在高官的位置上发挥作用，但对于自居易来说不言自明的是，诗人作为时代之光应该身居高位。”（《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132页）

李白草书上阳台帖

韦利为李白立传的又一特点是不仅描述其“生平”，更展现其“时代”。一些与李白本人并无紧密关系的人物和事件，除了上文所提及的任华之外，李白族叔李晔与毛若虚的斗争、安禄山的家世渊源、史思明与安庆绪的反目等等，都被韦利作为李白诗歌与生平的发展背景而娓娓道来；而明堂的形制、受箓的仪轨、炼丹术的诀窍等内容也都在韦利向读者讲解之列。在叙述过程中，韦利旁征博引、考镜源流，展现出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文献积累。他所借助的文献除了两《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太平广记》、《道藏》等基础史料，还有沙畹《西突厥史料》、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等中西方学者的相关重要论著，甚至还有甘鹏云《崇雅堂碑录》等碑刻文献。

在大英博物馆印刷与绘画分部的十六年工作经历使韦利不仅深通中国古典文艺和学术，还精于日本古典文艺。在谈及大唐燕乐“青海波”时，他特意提醒“读过《源氏物语》的读者会记得，这是源氏在第七章跳舞时所用的曲调”（58页）；而在说到魏颢身着晁衡所赠日本裘衣时，他也会指出“喜欢日本版画的人会记得，日本著名艺术家葛饰北斋的《诗人和歌手的镜像肖像》系列画作上，一个穿着日本服装的男人和另外三个穿着中国服装的人坐在阳台上仰望月亮，这个人就是晁衡，在日本被称为阿倍仲麻吕”（59页）。除此之外，他提及的日本文学作品还有江户作家石川雅望的小说《蠹鱼之住居物语》以及晁衡的和歌名作《望月望乡》。这些例子显示出韦利对日本古典艺术的熟稔，同时也拓展了读者的思路和视野，更体现了李白诗歌所具有的普世性的艺术和情感价值，阐明了李诗流播甚广、长盛不衰的原因。无怪乎此书在日本也引起了重大反响，于1973年由岩波书店翻译出版。

尽管韦利对于相关中外文献的掌握可称全面精深，运用也极得心应手，但知识性的疏漏依然在所难免，比如所论《文苑英华》成书时间的讹误，援引任华《与京尹杜中丞书》、李白《同王昌龄送族弟襄归桂阳二首（其二）》等文本时的误记等等。同时由于直译法的特点，导致韦利无法将李白的诗文全部译介给西方读者，亦令人颇感遗憾。但或许我们不应对韦利过于吹毛求疵，《李白的诗歌与生平》一书即使存在不足，也早已成为英国甚至整个西方汉学史上的经典。更重要的是，正如前文格鲁奇比所言，韦利的李白研究为西方读者打开了欣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扇窗，李白其人其诗的无限风流、万种情思正因韦利之译才得以闪耀在西方世界的文化殿堂，从而成为全人类的文化瑰宝。

乔迪·迪恩（章静绘）

乔迪·迪恩（Jodi Dean），美国政治理论家，纽约州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Colleges）政治学系教授，已出版十本专著。今年5月31日至6月1日，第二届“马克思主义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南京大学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联合主办。会议期间，迪恩教授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围绕其新著详细阐述了她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向新封建主义演变的一系列观点。

Capital's Grave: Neofeudalism and the New Class Struggle, by Jodi Dean, Verso, 192 pp., $24.95, March 2025

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看法是什么？这些看法如何引导您提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封建时代”的论断？您于2020年在《洛杉矶书评》初议“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五年后把它发展成一本书。一方面，您似乎拒斥“资本已死”的说法；另一方面，您也认为资本主义并非一成不变。您没有通过拓展“资本主义”概念的内涵来适应现实，而是诉诸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动因何在？

乔迪·迪恩：数年前，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写了本书名为：“资本已死”（Capital Is Dead）。当时看她在社交媒体上宣扬这个观点，我深感荒谬。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的极端形态暴露无遗：金融化痼疾肆虐，各种危机接踵而至，失业潮汹涌。世界，尤其是美国，正深陷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平等泥淖之中。这时候为什么还会有人高呼“资本已死”？

麦肯齐·沃克著《资本已死》

但这个念头却像在我脑海里生了根，始终挥之不去。我反复思量：万一她是对的呢？万一资本主义不只是演变为更酷烈的超级资本主义，而是正蜕变成全然不同的东西？这个想法令我豁然开朗：如果不预设资本主义的永续演变，我们的思路也许能更开阔。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永生不死、永远自我更新、不断变成新形态资本主义的假设，实为思想的枷锁。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周期，有始必终。

马克思主义经典早有此共识。马克思主义者有个积极的叙事：共产主义终结资本主义。但如果在此之前，事情变得更糟呢？我认为，认识到现状正在恶化至关重要。我们长久困于一种决定论的迷思——资本主义的终结必是光明坦途。但资本主义的终结也完全可能催生更劣于资本主义之物。

这就是我在理论上逐渐形成的思路。在《资本的坟墓》这本书里，我提出新封建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既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也不是它简单的线性延续，而是一系列趋势的组合：资本主义正在自我转变，变得面目模糊，难以再被识别为资本主义。新封建主义标志着一个转型的时期。

您的新封建主义说，和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提出的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有何异同？在您看来，以“领主与农民”的关系喻指云计算，似乎只抓住了部分的故事，他们的论述里缺少了什么？

塞德里克·迪朗著《技术封建主义》

乔迪·迪恩：关于新封建主义或技术封建主义的讨论已经持续好几年了。技术封建主义之荦荦大者，当然就是迪朗和瓦鲁法克斯，他们的分析很有说服力，深刻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嬗变：技术如何制造不同类型的不自由形态；财富积累的方式如何越来越（虽然不是完全）与生产脱钩，转而依赖他处——通常是租金。

然而，技术封建主义分析有个局限：它没能解释世界上大多数劳动者正在经历的处境。所以我在新封建主义分析中，特别强调了服务业的兴起，以及服务业中庞杂工作的重要性——这些工作的从业者从高薪的“随从”（像金融顾问、律师）一直延伸到非正式的、无酬或低薪的劳动者（比如拾荒者、搬运工、保姆、外卖骑手）。有大量工作虽和工业生产脱节，却恰恰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劳动者赖以生存的方式。我们急需对服务业的分析。新封建主义理论，一方面涵盖了技术领主和技术封建的诸般面相，另一方面也补充了农奴、仆役、服务提供者的生存状况。

您在书里讨论了优步（Uber）公司。为什么优步司机的例子能说明资本主义的不同运行法则间存在冲突？优步司机和传统意义上的雇员或独立承包商有什么区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可以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里的矛盾？

乔迪·迪恩：首先我要申明：关于资本主义新封建化趋势的论证，绝不能建立在任何单一公司的分析上。我觉得这是某些技术封建主义讨论的潜在弱点——太局限于某个平台或公司。我们需要着眼于整个世界，把握大的趋势。我以优步为例来帮助思考，但论证的得失成败并不取决于优步。

话说回来，优步作为一家公司，其奇特之处在于：它赖以为生的，是攫取那些并非它雇员的人的劳动成果。优步司机用自己的车，自己买汽油，但这家硅谷公司——这些技术领主——却能分走他们一部分劳动收入。优步并不提供生产资料。这怎么可能呢？优步所做的，不过是把用车者和司机撮合在一起。它创造了一个微型市场，牵线搭桥。它没有司机雇员，实际上也不向需要乘车的人提供车辆服务，它所做的只是连接双方，从中抽成，靠提供联系来赚钱。既然司机不是雇员，他们是独立承包商吗？也不完全是，因为优步能决定他们能不能接到单，收多少钱（比如如何计算拥堵费）。优步从每一单中拿走的钱比司机得到的还多，还能决定这些名义上自由的劳动者工作条件的诸多其他方面。这就造成了一幅非常诡异的图景：他们没有受雇于优步，但优步不仅拿走他们部分劳动收益，还决定着他们的工作环境。这让他们看起来很像雇员，即使他们自己不这么认为，优步也不这么认为。

截至2024年9月，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优步公司全球活跃用户达一亿六千一百万，在美国网约车市场占有百分之七十六的份额。

于是，在英美，法律辩论的焦点就是：优步司机到底是独立承包商还是雇员？耐人寻味的是，很多秉持社会正义、关心劳工权益的“好人”，希望认定他们是雇员，应该享有雇员的全副保障。但很大一部分司机却不觉得变成雇员就意味着解放。他们仍然自认为是独立承包商，尽管他们体验到的是一种新的不自由。

这里我们就可以联系到马克思的《大纲》了。《大纲》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讲了一个故事，有点像《资本论》里关于原始积累的故事，但《资本论》写得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血雨腥风，跌宕起伏，而《大纲》则显得平淡甚至枯燥。它缓慢地描述社群如何渐趋复杂，其扩张如何引发冲突，分工如何细化，手工业如何发展，人们又如何逐渐与社群疏离。这是一个关于分离的漫长故事：原始社群彼此分离，人们与维持生存的物质手段分离，生产关系——无论是生产者之间，还是他们与生产条件之间——也走向分离。这是一个持续的分离过程。

在优步这些新封建化趋势里，我看到的正是这个分离过程的延续：现在雇员进一步与他们的工作条件分离，甚至与他们赖以维生的市场分离。而优步作为中介，乘隙而入，占据了这种分离产生的空间，坐地抽佣。旧式无产者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便能维持生计，而如今，我们甚至还要先额外贴钱，才能获取可能挣到工资的条件。这实在是更深之分离，更甚之依附。

不少司机并不拥有汽车，而需先向其他公司租赁。这是否让情况变得更复杂？

乔迪·迪恩：确实，部分优步和来福车（Lyft）司机是租车开的，或许没有一个官方的租车渠道。而这显然加深了依赖性——为了支付车辆租金，司机们不得不拼命接单，进一步深陷于必须为优步开车的处境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形像是新封建化的更高级形态：即使劳动者并非雇员，也被纳入了更严酷的榨取关系中。但核心事实没变：公司不掌握生产资料，劳动者须向他处求租。

在过去的著作中，您一直使用“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这一概念。您对它的理解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您曾说，当前的新封建倾向，是交往资本主义条件下，帝国主义的延续与反身化（reflexivization），您想表达什么？这与哈贝马斯关于“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的讨论有关系吗？

乔迪·迪恩：我谈论“传播资本主义”大概有二十年了，这个概念源于两条批判线索的交汇。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人都在谈论互联网将是民主的强心剂，“百万人的市政厅”之喻风行一时，俨然是哈贝马斯设想的那种理想言说情景，民主气象万千。如今，再没有人这么看互联网、网络传播和社交媒体了。实际情况令人悚然：极右翼在世界各地崛起，怪诞可怖的色情内容泛滥，碎片化与注意力溃散之势愈演愈烈，一代人沉溺短视频，不怎么读书。社交媒体，或者说传播（communication）与资本主义的合流，实际上损害了人们参与治理、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它成了一种强大的反民主技术，加剧强制、分裂与孤立。

乔迪·迪恩著《民主与其他新自由主义幻想：传播资本主义与左翼政治》

我提出“传播资本主义”的观念，也是为了探讨传播与资本主义的合流，如何削弱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的理想。因为当这一理想成为现实——就像现在这样人人都能发声——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类会渴望生活在时时刻刻的众声喧哗之中？网络效应让我们看到，为了博取更多关注，人们不断制造更多愤怒，变得更加极端。

我在一定程度上还试图与哈特和奈格里对话。我认为他们对网络化诸众（multitude）在缺乏中介形式下的能力抱有过高期待。其实，人们之所以组建诸如政党之类的组织，正是因为这些组织在协调众多行动者时切实有效且不可或缺。所以传播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关切是：我们必须关注组织形态的作用，而非天真假定诸众能永远以扁平化的状态，在美妙的生命政治生产中随心所欲。

那传播资本主义是如何通往新封建主义的呢？我在分析前者时，部分借鉴了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的复杂网络理论。巴拉巴西指出，像互联网这样的复杂网络会产生“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s），即赢家通吃的局面。复杂网络的特性——自由选择、增长、优先连接（preferential attachment，新节点加入网络时更倾向于连接到已有较多连接的老节点）——导致了极端的不平等。网络并非天然是平的（horizontal），需要通过人为设计编程来赋予其这种属性。若不加干预，人们看似自由的选择，实际上会导致从众行为，进而形成先发优势和赢者通吃的格局。举个常见的例子：在餐馆扎堆的地方，有的餐馆冷冷清清，有的却大排长龙。人们会想：这家肯定好吃，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所以宁愿在这里排队等位，也不愿去那些门可罗雀的店。评分软件和基于推荐算法的应用，都是复杂网络幂律分布的绝佳范例。算法捕捉网络动态，并以疯狂而巧妙的方式将其放大，但我认为这种方式最终是危险的，因为它引发了不平等的显著加剧。新封建主义遂由此滋生：脱胎于传播资本主义固有的等级化与不平等倾向。一旦这种倾向被货币化，结果就是少数技术领主高高在上，多数人普遍陷入经济困局。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著《链接》

哈贝马斯在讨论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时，简短提过几次“再封建化”的论题。我的新封建主义论述没有直接涉及这点，但有些相似之处。其亲缘性在于：哈贝马斯当时已然洞见，大众传媒与消费社会兴起如何招致公共领域的私有化——公共讨论沦为私人展示、满足私人欲望、追逐名声的工具。新封建主义也与此私有化进程有关，这是二者的交集所在。不过颇为吊诡的是，哈贝马斯笔下那个著名的公共领域，仅在十八世纪存续了大约四十年，而它却成了二十世纪民主的样板。

回到您的新书。您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为理解时间和历史提供了较线性发展阶段论更丰富、更复杂的取径。您专门用一章来追溯这些研究路径，它们是如何支持您的新封建论的？换句话说，为什么新封建主义说仍是马克思主义的？

乔迪·迪恩：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常被刻板地认为是讲阶段论和决定论的。在西方，即使有人读马克思，往往也只读了《共产党宣言》。他们便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乃线性进步之阶级斗争史，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下一种社会形态。甚至那些本该有更清晰认知的人也在重复这种观点，而这是错误的。马克思本人对历史的理解要微妙得多，而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包括列宁、罗莎·卢森堡、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奈格里，以及拉美和非洲的许多思想家也都体现出这种复杂性。

马克思本人意识到：历史不是线性的，不是依次展开的阶段，它可能循环往复。我们都记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的名言：“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中，马克思也注意到，十三世纪已在欧洲消亡的封建制，十五、十六世纪又重现了。因此，历史在不同时期会以不同形式展开：有时这些形式是阻碍进步的残余，有时则是开启可能性的契机，但历史绝不会按照既定不变的阶段序列机械演进。我在书的这部分想做的，是拓展对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式理解，让我们能用更细腻、更准确的眼光来看待转型——因为它并非只朝着一个方向，也可能滑向更糟的境地。

谈谈您所说的新封建主义的四个特征吧。其中“主权分割化”（parcellated sovereignty）与“腹地化”（hinterlandization）之间是否存在较大关联？您对主权问题的重视，似乎将您与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这样同样关注社会运动的左翼思想家区别开来。

乔迪·迪恩：我将新封建主义描述为一个聚合了当下的四个方面的概念。首先是“主权分割化”。这个说法承自佩里·安德森，当然他也借鉴了其他中世纪研究。其核心叙事是：罗马帝国曾是一个伟大的统一体，但当它崩溃后，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一个个完整的王国，主权被分裂成碎片化状态，变得极不稳定。这些政治实体甚至不能被理解为稳固的小王国，它们相互依存，关系流传不定。某位君主可能随时依附他人，没有谁是真正的主权者。这种形态更接近“宗主权”（suzerainty），即一种不完整、依附性的主权，缺乏我们通常与主权关联的整体性、权威性和完备性，它是支离破碎的。

佩里·安德森著《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

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看到类似的情况。仅以安保为例：主权国家本应在其领土范围内对暴力使用拥有垄断权，比如拥有军队。但在美国和很多拉美国家，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私人安保力量。国家没有垄断暴力，人们可以雇用私营军事承包商，或者自聘保镖，而不依靠正规警察。像加州、佛罗里达州这些地方，不仅私人安保人员数量惊人，更遍布着私人武装培训机构。这与传统主权概念相去甚远，反倒更接近宗主权状态。

新封建主义的第二个方面涉及阶级关系。我称之为“新领主和新农奴”——它描述的是平台所有者与庞大的服务者群体之间的关系，区别于传统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关系。

第三是“腹地化”，即空间关系呈现繁荣中心与荒凉边缘并存的格局——在美国，核心地带往往被凋敝的乡村或充满怨气、日渐空置的郊区所包围。这些衰败的腹地区域通常设有呼叫中心、仓储枢纽、沿公路商业街。大量实证研究揭示了伴随腹地生活的“绝望症候群”：人们吸毒成瘾，预期寿命缩短，肥胖等各类健康问题形势严峻。这种被绝望笼罩的生存状态令人扼腕。

第四个特征则与某种末日心态、灾难主义、焦虑情绪有关。它几乎像一种精神病状态，表现为对一切事物的不信任，你但凡说点什么，都可能冒犯到我，或让我觉得是一种威胁。这种灾难性焦虑和偏执的感觉正变得越来越强烈。焦虑如今已成为年轻人中新的基本心理疾病——二三十年前可能是抑郁。考虑到气候变化、不平等加剧、法律体系崩解等因素，人们产生这些情绪有着充分的理由。所以这并非单纯的病态，而是一系列对现实的真切反应。

事实上，这四个方面是交织在一起的，像是同一个现象的不同侧面。你说得对，主权分割与腹地化确实相辅相成。我还会联想到经济特区的兴起——比如在印度，经济特区外的贫困率急剧上升。特区承诺带来普遍繁荣，但实际受益的只有富翁阶层，而不是生活在周边的民众。总之这四者构成了同一个魔方。

您应该受过精神分析的训练？您对新封建主义的“非主体”（non-subject）做了精神分析，将缺失的主体、象征界的衰落、想象界、精神病和身份政治联系起来。能解释一下这种关联吗？

乔迪·迪恩：我是自学精神分析的。我最初接受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训练，属于哈贝马斯派。后来开始接触越来越多的精神分析理论，并在这个领域深耕。我觉得精神分析更能揭示语言的局限性，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在我看来，对语言的交往能力过分信任了。

西马学者喜欢谈“主体”，有时会思考革命主体（可能是无产阶级），也有人讨论康德式主体或笛卡尔式主体。但始终存在这样一个观念：每种社会形态都有其对应的主体。典型例子如认为资产阶级主体是神经症主体——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弗洛伊德加布尔乔亚，就形成了一套一般化的理论。在我阐述新封建主义理念时，人们也常问：新封建主义主体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不存在这样的主体。因为新封建主义并不是一种形态（formation），它毋宁是一种变形（deformation），是先前形态的扭曲（deforming）或解体（unforming），所以并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单一主体。同样，我们也从不会说“封建主义主体”。当我们思考封建主义时，脑海中浮现的是形形色色的角色：各类农民、各式封臣、不同等级的领主。这更像是由诸多“角色”（figures），而非单一“主体”（subject）构成的图景。在新封建主义下，我认为与其说我们有一个明确的主体，不如说我们有一种弥散的情状（affect）——或者用当代流行术语来说，就是“氛围”（vibe）。存在一种新封建主义的情动（affective）环境或氛围。我们也可以从情动基础设施的角度来考虑：是什么支撑着我们追求那种处于挣扎中的主体性？

继而我便开始借助精神分析思考，在普遍的碎片化状态下，或者用拉康派术语来说，在象征效能（symbolic efficiency）衰退的情况下，会产生何种效应。依拉康之见，象征界的弱化或瓦解，意味着想象界和实在界的显现。从诊断角度讲，这被称为精神病（psychosis）——即象征功能被彻底排除（foreclosure）。而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精神病有不同版本：精神分裂症、忧郁症、偏执狂。实际上，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些病症的日常表现。我不是说人人都是精神病患者，而是说，我们的文化星丛让精神病态产生了奇特的吸引力，持续吸纳着我们的心理能量。比如，偏执型精神病的典型表现是不信任任何事物，而如今，这种持续的不信任状态在现实中比比皆是；精神分裂症表现为对自己身体的完全陌生感，无法与身体建立联系，我们也确实目睹了各种各样的自我身体异化现象；忧郁症可能表现为持续的自我否定、自我憎恨，或认为自己永远是受害者——受害者心态在今天的蔓延更无需赘言，尤其荒诞的是，在美国，保守派白人群体竟也纷纷以受害者自居。

由此便把我们被引向了身份政治的形成：在象征秩序无法为我们提供指引的情境下，身份政治成为寻求稳固感的方式。然而，这种认同是我们在不断拼凑中建立起来的，因此总是很脆弱，也容易催生依附心理、偏执妄想，以及将他人始终视为威胁的感觉。

您讨论了服务业的兴起、“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的泛滥，以及它们与新封建主义的关系。您为什么对“服务业者”（service workers）寄予厚望？考虑到服务业的高度异质性，把跨度如此之大的不同服务行业从业者置于同一框架中思考合理吗？为什么您主张“全民基本服务”（Universal Basic Services, UBS），反对“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

乔迪·迪恩：大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美国的大部分工作岗位转移到了服务业。现在这种情况已遍及全球，唯独阿拉伯世界例外，那里的就业主体依然集中在工业部门，虽然我认为其中大部分就业者是外籍工人。但在世界其他绝大部分地区，服务业要么占据就业市场的最大份额，要么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最高。

自二战以来，美国的商品生产工作岗位数量一直相对持平，约为两千万，而服务业工作岗位数量在此期间增长了近七倍，从1939年的不到一千九百万，增加到2018年2月的近一亿两千八百万。

我之所以关注服务业，首先是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居然没有更多地关注大多数劳动者实际在做什么。在美国，专业管理阶层经常面临被解雇的情况，这个阶层里有很多人收入低、工作条件恶劣，他们是否仍具备被组织起来的潜力？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尤其需要关注服务业。诚然，服务行业涵盖范围很广，确实也有人认为“服务业”这个概念太过宽泛，没法用。但当年马克思思考“工人阶级”时，同样面对着如今已变得难以理解的五花八门的职业——制桶匠、鞋匠、陶工、织工。这些职业当时正开始发生变化并逐渐融合在一起。以前人们认为这些从业者各不相同，但马克思却说：我们只需要把他们统一归为产业工人阶级来考察就可以了。我认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认真思考、分析、理解世界上大多数劳动者的工作现状，这至关重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及其世界历史贡献在于将劳工斗争与社会主义事业结合起来。劳工斗争始终存在，工人一直在为改善自身处境而抗争，但他们并非天然地为社会主义而战。列宁的洞见是指出，工人会自发形成工会意识，但阶级意识必须从外部输入，它来自党。今天我们也必须把服务业者的斗争与争取根本性社会变革的斗争联合起来。我为什么要将服务业者视为引领未来的先导？因为在欧美，工人（worker）这个身份已经失去政治动员力。没人愿意把自己归入工人阶级——正如阿兰·巴迪欧所言，工人身份已经饱和，已没有多余空间。于是人们转向了身份政治：以女性身份、国族身份、性取向为组织基础，用身份政治取代阶级政治。但如今，身份认同也已经完全饱和。一方面，那些富有的白人男性声称自己是被压迫的群体——得了吧，太荒谬了，根本没人买账。但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作为女性”发言，你也无从判断她的政治立场。总之，身份标签已经不再奏效。那还剩下什么？我认为，应当通过接纳大多数劳动者已经从事的服务业，重新构筑更完整的工人阶级观念。

赋予服务业工人未来开创者的角色，还与我们的星球持续变暖有关。今天我们不能再执着于进一步发展工业，气候变化要求我们转变经济路径。当然，工业仍会存在，正如农业依然延续，但没人认为未来大多数劳动者会集中在工业或制造业——现在已经不是如此。这个服务业者开创的未来会是什么模样？那将是教育普及的时代，是文化繁荣的时代，是环境修复的时代。未来意味着确保人们的健康需求、心理需求、社会需求得到全面关照。生态文明所需的各种服务将蓬勃发展。

不妨再畅想一下服务业工人还能带来什么？那便是：全民基本服务。这应该成为通向社会主义未来新阶段的要求、愿景和目标。我们必须重新聚焦于我们真正需要的服务，而不是那些毫无意义的管理型服务工作，后者必须消失。你能想象吗：不再有人做那些无聊的广告，取而代之的是更多人深入乡村或被遗弃的社区做社工，或者人们专心学习如何成为更好的医生——投身于真正的普遍服务。如果我们真的确信每个人有权享有这样的服务，那“全民基本服务”作为纲领就值得我们全力支持。至于“全民基本收入”，在我看来简直荒谬。这就像是说：喏，给你钱，去买更多东西吧。不，在一个日益变暖的星球上，在一个真正致力于让生命蓬勃发展的星球上，这行不通。什么是人人都能过上的好的生活？其非系于商品，而系于服务。

我注意到，您在书中有时会交替使用“服务业者”（service worker）、“仆役”（servant）、“农奴”（serf）这几个词。仿佛暗示它们——或它们指向的时代——之间存在联系。

乔迪·迪恩：没错，我确实在混用它们，这完全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我挪动这些范畴是为了制造某种效果：希望读者能看到范畴之间的相似性，同时把握两者。显然，我不是说人人都是农奴，但在特定境遇下，人们确实会产生类似农奴的感受。

您前面提到了哈特和奈格里的“诸众”概念。您觉得，作为行动者，服务业者与诸众有什么区别？另外，您之前写《同志》（Comrade）一书的关切是什么？

乔迪·迪恩：哈特和奈格里的“诸众”，是合诸“一”（singularities）为“众”（multitude），其内部是不作区分的（undifferentiated）。而我们实际存在于与他人的联结中，是整体中的部分。事实上，我认为这种奇异性（singularities）的集合反而加剧了我们的碎片化和过度个体化，而不是让我们认识到自己作为劳动者、家庭成员、阶级成员的社会属性，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相比之下，思考服务业能保留被诸众理论抹除的阶级维度。在我看来，阶级政治是无法超越的。我们要做的，只是通过重新激活服务业来更新对它的理解。

我有“共产主义三部曲”：《共产主义视域》（The Communist Horizon）、《群众与政党》（Crowds and Party）、《同志》。其中《群众与政党》在西方最具争议性，因为我在书中驳斥了那些无政府主义者、横向主义者（horizontalists），他们认为不需要政党。我认为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如果没有强大的组织力量，你根本无法撼动资本主义。如果没有政党，任何试图满足人民需求的政治构想都注定是空中楼阁。在西方，有各种批评政党的声音。因此我想试着描述：置身于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之中究竟是何种感受？意味着什么？需要承担哪些义务？这其实也是在呼吁人们不要陷入极端个人主义。试想，如果你真心认为资本主义很糟糕，必须改变现状，那你就必须真正参与到那些能让你更强大、也让集体更强大的关系中去——这就是同志关系。

乔迪·迪恩著《同志》

我想对话的是那些将政治简单等同于朋友聚会的西方左翼人士。政治绝非如此——在党与交友截然不同。我坚决反对“盟友政治”（ally politics），这种观念在美国尤为盛行，表现为某个群体将某些议题视为自己的专属领地，比如在种族问题上，一些黑人同胞会要求其他群体追随他们的抗争步伐。但问题是，种族主义毒害的是所有人，包括白人劳动者，因为它同样压低了他们的生存条件。这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共产党人的经典论述：每位白人劳动者必须去捍卫黑人劳动者，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因为这关乎你自身的根本利益。团结一致符合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这不是什么盟友政治，这是同志政治。

电视剧似乎是新封建主义的文化表征之一？近年，不论是复杂如《权力的游戏》《继承之战》，还是简陋如形形色色的重生短剧，都是家族剧，散发出封建的气味。

乔迪·迪恩：我的书出版后，一些学者给我的反馈是：我同意你说的全部观点，但为什么要用“封建”这个词？你得换个说法。我觉得我是从社会运动和文化中捕捉到这个词的。在美国的社会运动中，活动人士早就怒吼道“这就是封建主义还魂”；同时在大众文化里，封建意象的泛滥也昭示着这个时代的某些特质：人们正经历着新的不自由体验、屈从与特权的强制要求，以及普遍规则缺失而带来的荒芜感。其实，特朗普政府穷尽了我所谈论的新封建主义的每一个方面。它体现了最糟糕的新封建主义：权在我手，你必须服从我的意志。由此亦可见新封建主义的另一重要特征：无羞耻心（shamelessness）。

您很警惕新封建主义论述可能被用来为资本主义辩护——既然现在是新封建主义，那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逃离封建，回归更“纯粹”或“健康”的资本主义。像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就梳理过右翼版本的对新封建主义的批判。您怎么看这类解读？另外，能谈谈您对莫罗佐夫的“技术封建主义理性批判”的回应吗？在他看来，数字经济无疑仍在资本主义逻辑下运行。

乔迪·迪恩：我开始研究新封建主义时，读到保守派学者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写的几本书。他也用了新封建主义论述，而他的用法可以说在政治上相当聪明。他的目标受众是美国郊区居民，尤其是西部如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和中西部地区的群体。他试图通过这样的说辞引起共鸣：你们拥有美好的生活方式，而那些精英阶层正企图把你们变成农奴——精英指的是环保主义者、好莱坞名流、学术权威（虽然他们并非真正的利益同盟）。科特金刻意营造出一种印象，仿佛这些精英正在剥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试图将他们驱赶进某种新封建主义的桎梏之中。他借着警告邪恶的新封建主义正在逼近，实际上是想让人们更加紧密地依附于资本主义。这才让我意识到，这套论述的一种运用方式竟然是强化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捍卫。

乔尔·科特金著《新封建主义的到来：对全球中产阶级的警告》

正因如此，我决定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或许资本主义正在自我瓦解，这种驱动力并非来自某个群体，而是源于资本主义内在的运行逻辑。正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动态机制，正在使其走向新封建化。这就意味着我们已无退路，不可能继续固守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自身正在变成新封建主义，如今它的运行法则是征服、破坏、颠覆。看看这些硅谷企业，赚取巨额利润却不再投入生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持续扩大再生产，这是其扩张逻辑。但美国现在的基本做法是股票回购：将资金输送给股东，而非重新投入生产。

莫罗佐夫，怎么说呢，早些时候，他似乎认同技术封建主义的判断，但后来越来越不屑一顾。他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一直在做这些坏事，而且永远都会如此。我的回应是：资本主义并非不朽。你不能看到每次变化就说它在适应。你得更具体一些，看清它的运动规律，看它到底在干什么。莫罗佐夫援引一两家公司为例，声称这些就是资本主义企业。对此当然没人会反对。但仅凭一两家公司并不能说明问题，你必须看全局，看大势。而我的观点是，当前资本主义正遵循着两套运动法则，它在和自己发生冲突。如果你不这样思考，如果你同意莫罗佐夫，那你就陷入了认为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思维窠臼，无法从理论上阐释变革与转型。在转型期，同一现象可能遵循不同的逻辑——这正是转型期的特征。这也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分析的精彩之处：他提醒我们注意，有时所有要素都相同，但它们的配置方式已然改变。马克思的方法启发我们去审视：那些表面相同的事物，如何可能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运行逻辑。

一

李菁在撒马尔罕旅途中给我写信，让我给她对历史学家的访谈录新书写一篇序文，我其实很犹豫，因为她对我的采访也收在这本书里，这让我很难拿捏序文的分寸。

不过，看了书的部分内容之后，我又有些释然，因为这里涉及的学者们，除了较早过世的费正清之外，我和其他人多少都有或近或远的交道。我和傅高义先生见过两面，特别在上海还有过一次较长谈话；周锡瑞先生不仅很早在北京见过面，他还在英文刊物上为我的《何为中国》英译本写过书评。我也给柯文先生的自传中文版《走过两遍的路》写过推荐词，说他能在几部著作中多方面为学界提供典范和方法。伊佩霞教授呢，大概是二十多年前吧，我就给她的《剑桥插图中国史》（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中译本写过评论，对比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说它不仅“扩充了历史记述的空间，也增添了历史阅读的兴趣”；而与许倬云先生就更加熟悉，特别是十年前，他不仅特意通过视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我的《宅兹中国》一书举办的讨论会上讲话，而稍后我也应邀给他的《华夏论述》写过“解说”。至于裴宜理教授，我更曾两度是她担任社长的哈佛燕京学社的邀访学者，至今我还清楚记得2014年5月，我和她在Cambridge一家西餐厅共进午餐时的谈话，她说到在安源和萍乡调查之难，这让我非常感慨。

二

这就是了。这部《李菁历史人物访谈录》写的，其实就是一个有关中国研究的历史学者群体，这个群体，各自色彩不同，风格各异，而且切入中国历史的角度和问题，也彼此参差。这正符合我的理念，也就是“一个历史，共同研究，多种理解”。

在李菁的书中，你可以看到费正清凭借“挖掘中国的更多史料档案，来创建一个更加全面的中国现代史观”，他的“冲击-反应” （impact-response）成为一种理解近代中国转型的典范；而柯文则恰恰从批判费正清这一模式开始，用“中国中心观”即“在中国发现历史”，把理解中国历史的方向掉了一个头；傅高义通过邓小平这个最高层人物来理解当代中国，“研究过日本，又有社会学训练”曾经是他的一个知识背景；同样研究当代中国，裴宜理却更关注“民众反抗与底层政治，横跨政治学与历史学领域”；伊佩霞是古代中国史专家，她的《宋徽宗》《内闱》和早期的《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是从女性、皇帝、贵族等不同层面，即书中所说的“于历史细微处”来理解传统中国的。同样从社会阶层和社会变迁角度观察历史，周锡瑞却是从义和团、辛亥革命，甚至一个姓“叶”的家族历史来观察近代中国的，他强调研究“中国”必须注重“地方”，也注重“人”，因为“每个人的命运轨迹，背后都是波澜壮阔却又风云变幻的大历史”。许倬云先生的专长在先秦社会史，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西周史》曾经是经典著作，不过最近他在美国看中国，写了好些观察大历史的著作，他自己说，他是“从制度史转变到社会经济史、转变到文化史、转变成大历史”。而我呢，当然也喜欢中国大历史，不过和许先生不一样，我不仅是从思想、宗教和文化史进入大历史的，而且是从中国出发看中国史，也从中国出发看全球史。

历史虽然只有一个，中国也只有一个，但历史学者却总是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在一个历史过程中看到不同的历史因果，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观察角度，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有自己的分析立场。每一个历史学者，都试图呈现自己的特别看法。在这本书有关费正清的那篇里，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触，这就是费正清所说的“成为学术上独一无二的人”！好的历史学者忍受不了人云亦云，绝不可能鹦鹉学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中国认识，让他们笔下的中国史，呈现出缤纷色彩，所以，他们才有“被访谈”或者“被记录”的价值。

三

说到“被访谈”或者“被记录”，其实无论是记录还是访谈，看上去这些历史学者是主角，实际上提问、观察和记叙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我曾接受过不少采访，对这一点深有感触。一个好的提问者或记录者，她的问题和她的观察不仅可以让受访者愿意讲述自己学术研究的经验和感想，也许，还可以激活受访者新的思考、新的联想，甚至产生新的观点，更能让读者从“读其书”到“知其人”，更洞察他们所处的时代。

李菁的访谈和叙述都很用心，在这部书中，你可以注意她特别讲述的一些关键的“点”，及一些有趣的“事”。这些“点”有的涉及学术大势，这些“事”有的则关系到学者本人。比如，1950年代费正清的东亚区域研究，“对美国获得更全球化、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对外交政策产生的深远影响”，这是有关大历史的“点”；而1960年代的社会思潮影响周锡瑞走向“社会史”，则是因为“我们对外交事务、国家领袖和知识精英等已经没有研究兴趣了。我们想要研究的是‘人民’”，这是关于学者的“事”；又比如，在伊佩霞最初进入中国学领域的时候，为什么驳倒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又译魏特夫）1957年出版的《东方专制论》“事关重大”？这应该也是美国的中国学史中一个有趣关节；再比如成书三十多年后，柯文回顾自己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仍然觉得书名起得恰到好处，为什么？他说是因为“这是对黑格尔的观点‘中国没有历史’最机智的反驳”。这话让我们更理解这一学术观念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而李菁的记录中也说到，裴宜理的父母曾经在中国传教或任教，都会说中国话，但裴宜理年少时期从未记得父母用中文交流过，“因为父亲只会普通话，而母亲只会上海话”，这真是有趣的事。

历史学者也是普通人，只是他们从事的，是历史知识的开掘与积累，具体说，是有关东亚和中国的历史知识的传播。好的学者都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心，我特别感动于书中柯文所说的那个故事，他说，费正清在60岁生日时，对学生们立下规矩，“不用回馈我，传递给别人”。

我想，李菁编这本记录学者的书，初衷大概也就是把学者的所学所思，“传递给别人”。

李菁《历史的钟摆》是对八位中外历史学者（费正清、傅高义、周锡瑞、柯文、裴宜理、伊佩霞、葛兆光、许倬云）的记录和访谈。2025年7月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英]彼得·伯克著，周兵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3月出版，297页，88.00元

新环境，要么激发创作，要么使人沉湎于过去而保持沉默。这是一种二元的路径。更多的情况是，他们将这两种路径结合起来，在对比、审视中，将写作、翻译、教学等活动看作介入或疏离世界的方式，试图在语言中找到“家”。“他们”指的是彼得·伯克（Peter Burke，1937— ）《16至20世纪知识史中的流亡者与客居者》（以下简称《流亡者与客居者》）中的流亡者或客居者。该书是伯克知识史系列的第四部作品，主要探讨西方流亡者与客居者在五个多世纪的知识生产、传播和转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伯克关于这个主题的看法如何？它们在知识史和移民史中又具有哪些重要之处？哪些地方可以稍加拓展？

一

《流亡者与客居者》按主题和时间顺序，描述某些个人或群体为何离开故乡，同时如何通过翻译、著述或教学，为全球知识做出贡献。就主题而言，伯克聚焦流亡者和客居者在或融入新国家的文化，或对其抵制，或整合“两种文化中的元素”三种策略的基础上，对知识的创造、传播所产生的积极后果（16—17页）。伯克区分流亡者和客居者：流亡是强制性的迁移，是出于各种原因背井离乡，离开祖国；客居者是指自愿移民人士，他们不得不面临困难选择或者毫无选择。流亡者、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作为一个标签，有时限制人们看到事物的总体面貌和个人差异。因此，“自愿移民和被迫移民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通常只是程度不等而已”（11页）。伯克采用“群体传记学”的方法，主要关注欧美流亡者与客居者，尤其是科学家群体，还有一些非学术群体，例如翻译家、印刷商、新闻记者和出版商，将重点放在“流亡者们对知识的贡献与创造这些知识的个人和群体所身处的境遇之间的关系上”（20页），超越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史或思想史研究。

伯克没有详细讨论文学家和内心流亡的人士，部分是因为这方面的材料太多，部分是为了聚焦讨论主题。从《荷马史诗》中的流亡母题到二十世纪的流亡文学，不是一部作品可以涵盖的。例如，《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第一分册就是“流亡文学”。至于说那些没有离开祖国还能忍辱偷生的内心流亡人士，数量更多。他们如何“忍”，怎么界定“辱”，有些模糊或争议的空间。鉴于上述情形，这些学者及其作品未被完全纳入。

伯克先说明流亡或客居这种边缘视角及其在知识史上的重要性，提到移民通过“一场双重的去地方化”展示了知识生产的多样策略，多次揭示流亡或客居“是一种教育”（23页）。“Education”（教育）的词根是“educare”，意为“引导”“引出”。对个人而言，教育是发展他/她的内在潜能，引导他/她找到自身的完整性；对群体乃至国家来说，是塑造知识共同体，推动知识的去地方化。伯克的这项接受史研究，选取的例子集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多半因为他在语言、思想文化史上的积累和勾连。

第二章提到流亡和客居是一个全球议题，援引了东西方的大量例子，其中侧重西方近现代的例子。第三章以丰富的事例呈现了欧洲近代早期希腊人和犹太人、穆斯林、东正教徒、天主教徒、新教教徒在书籍翻译、印刷出版和教义研习上的贡献。这背后呈现的政治事件包括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92年格拉纳达战争、宗教改革、1685年《南特敕令》的废除，等等。在提到的诸多知识分子当中，伯克详细着墨的是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及其《历史与批判词典》，提到“疏离超然的立场推动了历史研究中的批判方法”（82页），揭示十九世纪“科学史学”的早期起源。这些例子和细节有利于理解近代学术的国际化和“文人共和国”的拓展。

第四章主要关注主动或被动远走他乡的三类客居者：商务的、宗教的和学术的。在殖民主义和全球商业主义的驱使下，知识尤其是像天文学、医学、植物学这样的实用型或应用性知识，沿着商贸路线渐次传开。例如，一些人在爪哇研究植物，研习热带病，增益西方关于亚洲的知识。传教士在与当地民众接触和碰撞中带来了“认知转向”（105页）。比如，利玛窦、卫匡国等传教士向西方传播有关中国的知识，推动启蒙运动的展开，拓宽“认识欧洲自身的新视角”（115页）。客居的学者主要活跃在外国宫廷或国外大学，他们在翻译书籍、传播人文主义、创造新学问、推动国家现代化规划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在客居者中，伯克描述最详细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六位在巴西的法国学者，包括布罗代尔、列维—斯特劳斯、罗杰·巴斯蒂德和地理学家皮埃尔·蒙贝、德·马东（Emmanuel de Martonne），呈现出人文社科知识的跨大西洋图景。在伯克看来，这些客居者仍然通过转介调和（mediation）、疏离超然（detachment）和融合会通（hybridization）三种策略传播知识，绘制因人口流动而带来知识生产的混杂性。

1934年在巴西圣保罗大学的巴西、法国教授。站者，从左到右：René Thiollire（第三位）、Moura Campos（第四位）、Afonso Taunay（第六位）、Etiène Borne（第七位）、Paul Arbousse-Bastide（第八位）、Paul Hugon（第九位）、Júlio de Mesquita Filho（第十位）、André Dreyfuss（第十一位）、Vicente Rao（第十三位）。坐者，从左到右：Reynaldo Porchat（第三位）、Theodoro Ramos（第五位）。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流亡和客居构成了第五章即最后一章。法国大革命之后，流亡人士用海难（naufrage）和地震形容他们的处境，产生了一大批回忆录，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录》、梅纳维尔夫人（Madame de Ménerville）的《流亡岁月》（Souvenirs d’émigration）。这一章以马克思为开端，接着重点讨论1848年及其后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等国家因动荡政局而引发的知识分子外迁。这些知识分子迁往英国、北美、拉美等地，从而形成学术机构和学科重心的转移。瓦尔堡图书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所的迁址，影响艺术史和社会学由德国转移到英国或美国。这一部分的例子是我们相对熟悉的，包括卡尔·曼海姆、贡布里希。他们在介入与疏离、理论与实践之间着力，推动知识的发展。1970年以后的例子间或有涉及，但并不是伯克深入分析的对象。

伯克采取全球视角，讨论欧洲、亚洲、美洲等地的人员流动而产生的知识变迁，尽管其重点仍在于西方的知识传统。这种全球视角一方面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趋势，另一方面缘于流亡或客居本身。二十世纪下半叶，全球史、纠葛史兴起。历史学家倡导超越民族国家框架，侧重探索人和物的流动、观念的纠葛和权力关系的转移。另外，流亡不是一个近代的议题，而是始于公元前，始于埃涅阿斯、摩西，还有古希腊的陶片放逐法，从而构建起一种观点：疏离是反思的起点。通过全球视野和个案研究的结合，普遍命题和历史语境的平衡，引文和轶事的呈现，伯克展示出知识分子的流动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

伯克从现实关怀出发讨论细致又复杂的历史问题，强调全球移民的价值。这种现实关怀见于《流亡者与客居者》的“导论”，还有最后的“论英国脱欧”，展示限制移民可能带来的知识地方化和开放带来的收获。“从工匠到学者的移民们，以一种‘双重去地方化’的进程，往往不仅使其‘寄居国’的人们受益匪浅，而且也令他们自己从中获益良多。”（193页）这是对流亡者、客居者以及全球移民在知识贡献上的肯定，在今天西方“自我封闭”的背景下看更具意义。

二

知识史和移民离散史的交叉是一个复杂又多维的研究领域，关乎知识的跨国流动与转化，又涉及知识生产中的结构性因素。在这场流动与转化中，考虑不同形式的失落、失败、限制乃至沉默，以与胜利者的书写形成对照，体现辩证思维。伯克提示，当前的历史“过分关注成功的一面，而忘却了失败的情况”（23页）。此前，流亡者本雅明将忧郁性的失落看作是可能性的条件，是理解历史的缘起。《柏林童年》是本雅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面对失落而写下的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成为理解本雅明的记忆工作及其意义的重要维度。更远一点说，检视这些失落、失败的情况，有利于我们理解西方历史写作的兴盛为何发生在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

与失落相关的是怀旧。“nostalgia”（怀旧）源于希腊语nostos（家或回家）和algos（痛苦），最早在1688年被构造出来，意为渴望回到家乡、故土。因此，怀旧被看作是一种病，思乡病。回忆起家乡、故国，便产生一种确定性和稳定性：这个地方仍然与“我”有遥远又极近的关联。作为现代性的产物，怀旧又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潮流，展现对过去的怀念。按法国哲学家弗拉基米尔·扬凯列维奇（Vladimir Jankélévitch）的说法，怀旧的人既在此地和彼处，又非此非彼，既在场又不在场（参考Achim Landwehr, “Nostalgia and The Turbulence of Times”, History and Theory, Vol.57, No.2, 2018）。怀旧是对不可逆时间的一种反应，涉及时间的错位。那些远离故乡的人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乃至面对一种陌生的语言被迫重新开始，在怀念过去时找寻自己的身份。他们怀念旧时光，部分出于对进步不大有信心，部分出于协调语言、民族和身份的关系。比如，扬凯列维奇的父亲萨缪尔·扬凯列维奇是在敖德萨出生的犹太裔，在1880年以后迁至法国，成了医生、译者，翻译了黑格尔、谢林、弗洛伊德和别尔嘉耶夫的许多著作，还出版过《自然与社会》《革命与传统》。萨缪尔在同为犹太裔、流亡者的弗洛伊德和别尔嘉耶夫的作品中，找到一些说法当作心理防御策略，回应现实的困境，达到近似宣泄、净化的效果。在完成关于谢林的博士论文多年后，扬凯列维奇提到父亲、犹太身份和时局对他的持续影响（《评犹太安息日》，1947）。面对断裂的过去，扬凯列维奇父子用这些著述修复创伤经历，展现文化适应，协调自己的身份。因为涉及时间和空间、记忆与失落、家园与陌生，怀旧成为理解身份认同、学术创新的关键透镜，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紧迫议题。

流亡或客居还涉及陌生化、附近或历史距离这样的议题。文学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二十岁即1917年提出“陌生化”概念，倡导艺术家应利用多种手段将熟悉的对象陌生化。伯克指出，陌生化理论“很可能是受到了”该评论家在德国经历的启发（144页），表明陌生化概念的政治性。具有类似经历的布莱希特将这个概念进一步细分为政治陌生化和艺术陌生化。此外，“与大卫·洛文塔尔和马克·菲利普斯交往30年，让我理解了不少‘远观近看’的道理”（第5页）。马克·菲利普斯的距离不仅关乎时间和空间，还涉及形式、效应、意识形态和理解。此外，遥远的目光还是布罗代尔和列维—斯特劳斯关注的主题。他们在远离巴黎的巴西审视历史或人类。

流亡或客居带来的困顿和流动未定，是创作的重要动力。刘知幾引申出来的“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虽然无关流亡或客居，但是涉及写作的动力（《史通·杂说上第七》）。心意有所郁结，转而“述”或者“作”。整理、转译、阐述古人的智慧，揭示古代文本对于当今读者的意义，有利于实现知识的传承和动态生成；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使创作者抒情、得到疗愈。现代西方的说法是，心理学即叙事，预示叙事对学术共同体和心理治疗师的作用。法国诗人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约1523—1560年）在他的诗集《遗憾》（Les Regrets）中将流亡和分离看作为创造力和创新的重要源泉。流亡不仅是文学修辞，还意味着离开法兰西带来的效应。杜贝莱在罗马的经历，激发了他的才智和原创力，使他写出了《遗憾》。正如萨义德所说，流亡者离开熟悉的土地、文化、过去乃至语言，在“中间状态”中形成不同的视野与观点，展现出批评、创见（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伯克转引说，学术创新“往往可以回溯到那些分属两个世界但在任何一个世界里都难以安身的人”（174页）。难以安身，是一种中间状态。流亡者或客居者在融合会通或文化转译的过程中，在与当地人的碰撞交流中，助力知识的传承。

该书如何与伯克的其他著作联系起来？很容易将它关联到伯克的两部《知识社会史》，因为有些案例出现在《知识社会史》中，例如凡勃伦、卡尔·曼海姆、列维—斯特劳斯。还可以联系到伯克的最新专著《无知：一部全球史》（Ignorance: A Global History, 2023），讲述40多种“无知”及其相关观念（如遗忘、否定、不确定性、偏见）对我们生活造成的影响。流亡如何关联到无知？昆德拉的小说《无知》提供了一个思路。小说《无知》被称为昆德拉“遗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讲述了流亡者的无奈。流亡是一种无知，一方面“不知”故乡的状况，无从亲历故乡发生的微妙变化，成就“故乡的陌生人”；另一方面又因“不知”如何真正穿透新的环境和文化，成为“永恒的他者”。也就是说，一部分个体经历可能永远无法整合到他的连贯生命故事中，从而造成认知空白。对个体来说，这种无知可能是一种遗忘或心理防御机制，但对知识史和移民研究来说是一种损失。

三

《流亡者与客居者》缘起于作者2015年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历史学会所作的演讲，于2017年成书。受限于议题、受众，伯克的演讲展示了一幅流亡者和客居者的鸟瞰图，因此可丰富一些细节。

伯克提到了九百多位流亡者和客居者。他们在年龄、族群、职业、阶层、信仰上各有差异，这也导致他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每一个流亡者或客居者都是独特的，各有各的经历。德国国家图书馆在展陈一批流亡档案（Das Deutsche Exilarchiv 1933—1945）时提到：流亡者的流亡经历“取决于诸多因素：外部因素如流亡的特殊原因和时间、路线和目的；还有他们的教育和社会背景、语言能力、个人韧性，以及不可忽视的巧合——这些在决定他们能否在流亡中过上符合自我认知的生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Exile. Experience and Testimony”）。客居者的情况也类似。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就不喜欢他所客居的巴西。这些知识分子的独特经历与他们的作品和语境之间的张力，是令人着迷的地方。伯克多提“全球北方”的学者，但也注意南北方在知识生产上的不平衡状况，展现“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助益知识分子的落脚，例如土耳其接受包括埃里希·奥尔巴赫在内的德国教授。

女性流亡者从事的行业更加受限。“女性在大学获得从事研究和教学的机会整体发展缓慢”且较之男性更难长久（157页）。伯克辑录了1933—1941年“人文科学领域100位女性难民学者”并附简略生平，其中艺术史家占总数的一半。伯克提到历史学家、图书馆员海伦·维鲁佐夫斯基（Helene Wieruszowski）。在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辗转时，维鲁佐夫斯基求助于卡尔·雅斯贝尔斯等学者，并把一些作品献给与她具有同样经历的人，例如汉娜·阿伦特、历史学家艾米·海勒（Emmy Heller）、特奥多尔·恩斯特·蒙森（Theodor Ernst Mommsen）。献辞或致谢往往反映思想谱系，申说友谊，展示爱甚至是悲苦。（顺便说一下，《流亡者与客居者》的“序言”相当于致谢，展现了伯克在本主题上的因缘际会。）从维鲁佐夫斯基以及相关的女性流亡者可以看出，女性是积极的能动者，她们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源和机会，突破工作环境、歧视等结构性限制，改善流亡时期的生活。

犹太人在中国也是一个重要议题。不说早期的开封犹太人，二十世纪就有大量犹太人流亡于上海、天津、哈尔滨。比如，任教于沪江大学的音乐史家埃尔温·费尔伯（Erwin Felber，1885—1964）、国际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波斯坦、柏林爱乐乐团前首席小提琴家赫尔穆特·斯特恩。他们的著作是记忆研究的鲜活档案，不仅展示个人经验，还折射二十世纪宏观政治变迁。郭秋萍主编的《哈尔滨犹太人档案文献汇编》（2020）汇集了一批社会活动家的事迹，其中包括教育工作者。如果将在中国生活过的犹太知识分子加进来，有利于填补现有叙事的空白，还可以重新思考非殖民语境下的移民融合模式，理解现代知识生产的中国要素。

如要增添一些客居者的例子，可以举一百年前任教于厦门大学的保罗·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艾锷风（Gustav Ecke）。修艺术史的艾锷风于1922年完成关于法国超现实主义者梅里恩（Charles Meryon，1821—1868）的博士论文之后，可能因为魏玛共和国的紧张职位和不明朗前景，在亲戚介绍下于1923年来到厦门大学，又于五年后前往清华任教，于1933年到辅仁大学，再后来到美国夏威夷大学。艾锷风与鲁迅、陈万里、梁思成、刘敦桢等教授多有交往，还指导季羡林写毕业论文。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艾锷风多次到泉州，表现出对开元寺的东塔、西塔及其中的天王像的浓厚兴趣，与戴密微共同署名发表《刺桐双塔》。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这类客居者为数不少，又如李约瑟、路易·艾黎。他们向西方传递真实的中国，也向中国引介西方的科技和教育理念，激励后来的知识分子思考个人与社会、知识与行动、国家与世界。

英文版《刺桐双塔》（1935）目录；记录与艾锷风共访泉州的《闽南游记》

穷尽所有流亡者和客居者几乎不可能。就西方的流亡人士而言，历史学家卡洛·博塔（Carlo Botta，1766—1837）、古典学家费利克斯·雅克比（Felix Jacoby，1876—1959）、哲学家E. M. 齐奥朗（1911—1995）和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1905—1995）、科学哲学家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1964）、史学理论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G. Iggers，1926—2017）、地理学家朱利叶斯·弗罗贝尔（Julius Fröbel，1805—1893）、社会学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1882—1958），还有前述扬凯列维奇，都没有出现在《流亡者与客居者》中。这份名单还可以罗列下去。又比如，历史学家伊本·赫帖卜（Ibn al-Khatīb，1313—1374）、出版商让·克雷斯潘（Jean Crespin，1520—1572）、社会学家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1894—1965）、马克思主义史家小卡约·普拉多（Caio Prado Jr.，1907—1990）、精神分析学家多利·劳布（Dori Laub，1937—2018）、心理学家（Ilse Seglow，女，1900—1984），也未出现。加入这些，不会改变伯克现有的结论，但是更有利于说明知识生产的混杂性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如果结合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时代语境看其著述，将识别出它们之间的关联或无关联。

这里简述既是流亡者又是客居者的乔治·古尔维奇。古尔维奇生于俄国的新罗西斯克（Novorossiysk），于1920年离开俄国，至1925年客居于捷克斯洛伐克，在布拉格大学任教，后移居法国，在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在巴黎，他用涂尔干的方法思考社会权利和法律多元性的关系。1940年法国的溃败及其后的法令使得一大批犹太人走向流亡。1940—1945年，古尔维奇流亡于纽约，协助建立高等研究自由学院并领导社会学研究所。他和一些同在纽约的流亡者（例如列维—斯特劳斯）交流，发表过一些文章。古尔维奇认为，“现实”既不是完全直接的，又不是纯粹建构的；社会结构处在多重社会时间的持续结构和解构的过程中，因此应该通过多重视角加以理解。纽约是反思法国社会学的政治遗产的重要地方。例如，古尔维奇在1945年8月写出《社会权利法案》（The Bill of Social Rights），试图助力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制度建设。返回巴黎以后，古尔维奇将社会学与马克思的观点结合起来。古尔维奇的看法部分关联到他的流亡和客居的经历。这些流亡于纽约的德国知识分子或法国学者通过写作或相关活动，参与到二十世纪全球知识流动的塑造中。

《文化的流亡》（2010）、《流亡的巴黎》（2009）

伯克认为疏离超然是流亡或客居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征，其形式包括“强调整体和全局”、超然地比较、“换位”三种，分别举了一些例子加以说明（29—34、175—178页）。“在超然方面更为突出的例子，还有政治学家弗朗茨·诺伊曼、历史学家卢西·瓦尔加（Lucie Varga）、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和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77页）这四位学者中，瓦尔加不大有名。她当过吕西安·费弗尔的“助理”（entraîneur），还在1936、1937、1939年《年鉴》杂志上发表三篇文章：“在一个山谷：从过去到现在”“国家社会主义的起源：社会分析札记”“过去的巫术：拉迪纳山谷调查”。在此前的1931年，她以“黑暗中世纪概念”为论题取得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这里没法细致分析这些文章。倒是可以问：她何以从研究中世纪史转到采用田野调查方式研究现当代史？这个问题引出两个议题：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情感反应与理性分析的关系。简而言之，瓦尔加是希望从历史中为当时面对的紧迫问题寻得答案。因此，她在提问的时候包含了情感，其中夹杂着她自己的身世、费弗尔的影响和历史的实情。进一步说，情感是理性的基础，是历史学家提问的重要源头。所以，说瓦尔加“超然”或超燃，不大准确。瓦尔加是和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游移于介入与疏离之间，在它们的基本张力下展现语言文字的力量。

总之，伯克重新思考流动性、复杂性、接受性和距离在理解近代以来知识史中的作用，挑战聚焦于静态机构或国家传统的叙事，展示移民和客居者的创造力。这也是一种诚挚的邀请，邀请读者钻研前贤的研究，在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展开更广阔的跨历史、跨地域思考。

《唐诗所以然》，[美]蔡宗齐著，中华书局，2025年4月出版，312页，48.00元

读蔡宗齐先生这本书，极为畅快。首先，它不像很多同类著作，纠结于唐诗“写什么”——对诗来说，“写什么”恰恰是不重要的，关键在“怎么写”，蔡先生此书则更进一步，讨论“所以然”——唐诗为什么这么写？作者天元落子，起手便高，开篇说明本书由纵横两线构成，“纵”是时间上的形式演变，“横”是空间上的类型比较。在这一框架下，七十二首唐诗名作分属十三个主题，章法严谨，奇正相生，显示出蔡先生高超的写作技巧。

十三个主题皆富新意，益人神智。如作者讲到诗体和题材的关系，表现禅意的诗适合用五言律绝写，而咏史诗宜用七言律绝写。合书细想，这个判断真是精到，禅意和咏史都讲究滋味，不过两者相反，前者是字越少越有味，后者是字若少不够味。在第八个主题“怀古绝句：为何五言无法PK七言”中，作者认为杜甫《八阵图》写得不够好，“五绝怀古，诗圣难为”，不迷信名人名篇，极见识力。我觉得《八阵图》就是首庸作，历来关于此诗诗意的讨论极多，有人认为这是好诗的证明，在我看来正好相反——一首二十字的五绝本当以简明见长，引起这么多争议，要么是没把意思写清楚，要么就是必须由读者注入微言大义才能维持名作的地位。

进一步说，很多五言律绝咏史名作其实都写得不够好。如收入《唐诗三百首》的刘禹锡《蜀先主庙》：“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我早年读到，便觉乏味：这不就是把刘备父子的一生复述一遍么？当时有崇拜名作的心理，所以也不敢说，总觉得是自己鉴赏水平不够，而整部《唐诗三百首》，我最喜欢的七律是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干净利落的开头，颔联是绝佳的电影镜头，颈联极沧桑，一结虽是凑韵，却也不失自然。同一个作者，同样是咏史诗，为何差距这么大？

读了蔡先生的书，我似乎悟到了“所以然”——我想是因为，咏史的感情需要流露、摇曳，这是五言律绝难以胜任的。比如《西塞山怀古》颔联里的“几回”“依旧”，都是句眼，读者的心就在这几个字间飘荡，如果是五言就插不进去了。五言的感情是没有摇曳余地的，就像狭窄的空间拉不开一条横幅。它能不能安置情感？能，但这个情感是凝固的，不是摇荡的，“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凄凉”就定调了，像一个特写镜头，不会再有变化。

那么五言能不能咏好史？也不是不可以，需要把篇幅拉长，变成五古，像陶渊明《咏荆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何等跌宕。“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又何等摇曳。越发觉得陶公是五言圣手，李杜不及。

凡事两面，五言律绝的这份含蓄正好用来书写禅意。反过来说，把表现禅意的诗写成七言如何？举个例子，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七言中类似的作品如张旭（作者有争议，不赘）《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乍看也像回事，但后者实际上仍然是情感的荡漾，最后来个问句，如山歌问答，音乐性十足。前者则极幽寂，是无声境界。《桃花溪》算是含蓄的，庸手还容易把诗写成偈，因为七言易露，禅意之诗无“情”可露，便会露出“理”来，而禅理恰恰是不可露的，“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就像香水打开盖子就会挥发。露了禅理，诗便不成其为诗，而成了“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这样的宗门偈子。

说唐诗，李白自然是重头戏。蔡先生对李白也有极为精彩的见解，让我看得很激动，每看两句，就要合上书，去院子里走一走，消化一下蔡先生的思维火花。比如蔡先生讲《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拟人只为找玩伴”，一语点破李白的妙处。这首诗其实一般，但蔡先生所论颔联“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确实能代表李白的一种特质。我觉得长久以来对李白有个误解，认为他的特点是豪放，豪放又被片面理解为说大话。这种说法很有问题：说大话谁不会啊？如果这就是李白，微信群里话最多口气最大的那位也是李白了。遗憾的是，很多诗人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学李白的。比如清代诗人黄仲则，明明诗里到处是“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这样的寒酸之语，偏要学李白做大言无忌状，让人看着很难受。

清代南薰殿藏李白画像

蔡先生揭出了李白真正的特点——以万物为玩伴。正因他以万物为友，所以显得逍遥恣肆，不受羁勒，给人以豪放之感。最具代表性的是尽人皆知的名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句话的功夫就多出两个朋友。这种热爱朋友、无中生“友”的心态，使李白非常善用拟人手法——这里的“拟人”还不只是像人，更是赋予万物以生命，正如蔡先生所引“山衔好月来”，其实是把山当成了鸟。有时李白甚至会让自己的器官飞起来：“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类极致的拟人化，是李白诗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

这是从哪儿学的？我想大概是受了屈原的启发。《楚辞》里有很多驱遣神灵的情节，比如《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吾令帝阍开关兮”“吾令丰隆乘云兮”，《九章》：“令五帝以折中兮”“吾使厉神占之兮”，《九歌》：“令飘风兮先驱”；等等，仿佛整个天地围着作者转。不过屈原驱策万物，有一种现实中过得很压抑而在幻想世界里为所欲为的报复性快感，写法也比较单一，李白则挥洒得多。他是真把万物当成了朋友——问题来了，既然是朋友，为什么还会像对待奴仆一样呼来喝去？我觉得李白的想法是，好朋友亲密无间、无所不可，不必客客气气、瞻前顾后。史书记载李白让高力士脱靴，说他蔑视权贵，我想李白一生追求功名，不至于这么矫情。他应该就是天生洒脱，不把使唤人当回事儿，对朋友也一样——如果连这都要计较，还算什么朋友？

蔡先生讲李白，还提到了一重著名公案。唐人徐凝的《庐山瀑布》“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常被视为对李白《望庐山瀑布》的效颦，东坡评之为“恶诗”，骂名流传千古。蔡先生没有人云亦云，认为徐诗虽不及李诗，“但也不是那么糟糕”，并以五十年前的亲身经历作证。我同意蔡先生——徐凝的不幸在于对手过于强悍。

徐凝的诗为什么平庸？众说纷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比喻没有“增量”。瀑布远看像条白练，这是很贴切的。单论“像”，李白的“疑是银河落九天”反而是夸张的，不及徐诗准确。但比喻的目的并不是准确——否则不用比了，古人有云“以弹喻弹”，最符合物体形象的就是该物本身——徐诗的问题恰恰是太像了，喻体比起本体没有增加什么，比喻的意义何在？

李白的比喻好在完全是作者的主观感觉。一般认为他擅用夸张手法，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换个角度说，“夸张”未尝不是作者在某一情境中的真实感受，好比“情人眼里出西施”，外人看来是夸张，情人看来则是实情。“白发三千丈”夸张，但老人梳发而叹，觉得白发多得不得了，“三千丈”确实反映了这一刻的心理印象。“疑是银河落九天”也是如此，令人身临其境，诚如蔡先生所说，“让我们领略飞流瀑布所释放那种宇宙级的力量”，喻体比起本体，增加的正是诗人的实感。

说到比喻，蔡先生对李商隐的名作《锦瑟》之喻也有新见。他反对将《锦瑟》归为爱情诗，认为其中间二联的比喻反映的是李商隐信奉佛道的情怀。蔡先生释“沧海月明珠有泪”，引《送臻师》“昔去灵山非拂席，今来沧海欲求珠。楞伽顶上清凉地，善眼仙人忆我无”为证，说明此句是李商隐在反思自己的奉佛之情。这一见解非常精彩，值得申说。此句的意象还让人想到《碧城》的尾联“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珠”是珍贵的象征，情人可以称“珠”，如“掌上明珠”（这一典故出自傅玄《短歌行》：“昔君视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弃我沟渠。”本指情人，后世多指女儿）；修行的证悟见地也可称“珠”，如“心珠”（如梁简文帝《释迦文佛像铭》：“心珠可莹，智流方普。永变身田，长无沙卤。”）两者还可互通，如《五灯会元》：“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这里的“掌中珠”显然与修行有关，指众生本具的佛性。

那么，李商隐诗中的“珠”究竟何指？应该两说。《送臻师》的“珠”明确是指后者；《锦瑟》《碧城》则两者皆可。在大量无题诗（《锦瑟》《碧城》取头二字为题，相当于无题）中，李商隐利用同一意象的多重内涵制造诗之复义（ambiguity）。“沧海月明珠有泪”指修行，有《送臻师》为据；指情人（亡妻？），则可从“珠有泪”一语得到证明——不是人的话怎么会有泪呢？而此句又让人联想“鲛人泣珠”的典故，在字面上也可解为珠上带泪。总之，正是通过语义的模棱，李商隐构造了“碧城十二曲阑干”般繁复多层的理解空间。

《晩笑堂竹庄画传》中的李商隐画像

李商隐诗有三大主题：政治、爱情、修行。三者的共通点是不宜直说——政治有忌讳，爱情要含蓄，修行需隐秘；而它们之间本身就有交汇。以爱情与修行为例，李商隐可能是后世所谓“泥水丹法”的修炼者，诗中多有暗示，如《碧城》“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下笔狂放，当代学者钟来茵指出其中典故出自房中术著作《交接经》；而李商隐诗中的女子，很可能既是情人，也是同修，如《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精帘。”“偷桃窃药”云云，语甚暧昧，既可指修炼，也可指交接，依“泥水丹法”奥义，两者是一回事。

李商隐常用无题诗表达这些隐秘而互有交汇的主题。无题的传统可以上溯到《诗经》，不同之处在于，“《诗》无达诂”是因为书阙有间、文献不足，李商隐则是有意隐去主旨，达到迷离惝恍的效果。这些作品就像著名的鸭兔图形，可以看成鸭头，也可以看成兔头，只是角度不同，不存在孰是孰非。蔡先生揭出其中的“修行”面相，正可打破单一化解读的局限。

李贺是对李商隐影响最大的诗人，蔡先生根据诗体分类，将李贺的七古《金铜仙人辞汉歌》放在书的最后一章。他说怀古诗一般按照“感物写情”的模式来写，李贺此诗“却借鬼神故事、奇幻的传说来怀古，通过叙事写物的细节，抽出一丝丝伤感和无法言传的情感移入神秘诡谲、鬼魅出没的意象世界之中”。此论独具慧眼，于我心有戚戚焉。

李贺怀古诗的特点，是尽量隐去历史的名相，营造现场的氛围。“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这是怀古诗的通常写法，工拙不论，叙事都离不开史书的记载。李贺则不然，他会借史书的片段，将自己的想象注入其中，使历史成为充满可感细节的场景。《金铜仙人辞汉歌》中，李贺在小序里交代了历史背景，但在正文中几乎不再提及史事，所有的描写都集中在师心独造的意象和感觉上。《公莫舞》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诗的主题鸿门宴是咏史俗套，但李贺是这样开篇的：“方花古础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银罂。华筵鼓吹无桐竹，长刀直立割鸣筝……”没有《史》《汉》熟典，全是想象的细节，呈现出青铜般的质感。

我觉得李贺是一个感官主义者，他无法容忍抽象的历史名相，必须要将之具体化、可感化，这使他的怀古诗风格与他人迥然不同。唯一的例外是《白虎行》，全诗充满历史名词，相当于把秦汉之际的历史复述一遍。此诗与李贺通常的风格相差过大，古人已疑其为伪作（如南宋吴正子说：“显然非长吉手笔”）。那么究竟哪种写法更好呢？很难说。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全是想象，那还有什么“怀古”可言？但换个角度看，历史的名相只是一个个可以互相交换的标签，诗意的想象才能让“古”活过来，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特色——正如西哲所说，“诗比历史更真实”。

蔡先生此书胜义纷呈，可供发掘者甚多，限于篇幅，只能略举数例。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去年香港棋会上聂卫平老师的一番话。有人问聂老，人类永远下不过AI，下棋还有什么意义？聂老说，有了AI，更能看清人类思维的特点。换言之，人类虽然永无战胜AI的可能，但可以转而探究棋之“所以然”。年初deepseek横空出世，所作诗词已可乱真，尽管很多诗人坚持自己写得更好，但在旁人看来，他们这么说的唯一底气来自诗歌不能像围棋一样分出明确的胜负。但人类写不过AI，并不意味着诗歌失去了意义。我们反而可以超越具体的创作之域，去探究诗歌作为一种思维的特质。其实诗性思维人人皆有，潜力巨大，开发出来对人类、对社会有极大的益处，远比诗人写诗重要。套用禅宗的话，此书探究诗之“所以然”，正是“向上一路”。

《唐诗所以然》，[美]蔡宗齐著，中华书局，2025年4月出版，312页，48.00元

读蔡宗齐先生这本书，极为畅快。首先，它不像很多同类著作，纠结于唐诗“写什么”——对诗来说，“写什么”恰恰是不重要的，关键在“怎么写”，蔡先生此书则更进一步，讨论“所以然”——唐诗为什么这么写？作者天元落子，起手便高，开篇说明本书由纵横两线构成，“纵”是时间上的形式演变，“横”是空间上的类型比较。在这一框架下，七十二首唐诗名作分属十三个主题，章法严谨，奇正相生，显示出蔡先生高超的写作技巧。

十三个主题皆富新意，益人神智。如作者讲到诗体和题材的关系，表现禅意的诗适合用五言律绝写，而咏史诗宜用七言律绝写。合书细想，这个判断真是精到，禅意和咏史都讲究滋味，不过两者相反，前者是字越少越有味，后者是字若少不够味。在第八个主题“怀古绝句：为何五言无法PK七言”中，作者认为杜甫《八阵图》写得不够好，“五绝怀古，诗圣难为”，不迷信名人名篇，极见识力。我觉得《八阵图》就是首庸作，历来关于此诗诗意的讨论极多，有人认为这是好诗的证明，在我看来正好相反——一首二十字的五绝本当以简明见长，引起这么多争议，要么是没把意思写清楚，要么就是必须由读者注入微言大义才能维持名作的地位。

进一步说，很多五言律绝咏史名作其实都写得不够好。如收入《唐诗三百首》的刘禹锡《蜀先主庙》：“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我早年读到，便觉乏味：这不就是把刘备父子的一生复述一遍么？当时有崇拜名作的心理，所以也不敢说，总觉得是自己鉴赏水平不够，而整部《唐诗三百首》，我最喜欢的七律是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干净利落的开头，颔联是绝佳的电影镜头，颈联极沧桑，一结虽是凑韵，却也不失自然。同一个作者，同样是咏史诗，为何差距这么大？

读了蔡先生的书，我似乎悟到了“所以然”——我想是因为，咏史的感情需要流露、摇曳，这是五言律绝难以胜任的。比如《西塞山怀古》颔联里的“几回”“依旧”，都是句眼，读者的心就在这几个字间飘荡，如果是五言就插不进去了。五言的感情是没有摇曳余地的，就像狭窄的空间拉不开一条横幅。它能不能安置情感？能，但这个情感是凝固的，不是摇荡的，“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凄凉”就定调了，像一个特写镜头，不会再有变化。

那么五言能不能咏好史？也不是不可以，需要把篇幅拉长，变成五古，像陶渊明《咏荆轲》：“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何等跌宕。“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又何等摇曳。越发觉得陶公是五言圣手，李杜不及。

凡事两面，五言律绝的这份含蓄正好用来书写禅意。反过来说，把表现禅意的诗写成七言如何？举个例子，王维《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七言中类似的作品如张旭（作者有争议，不赘）《桃花溪》：“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乍看也像回事，但后者实际上仍然是情感的荡漾，最后来个问句，如山歌问答，音乐性十足。前者则极幽寂，是无声境界。《桃花溪》算是含蓄的，庸手还容易把诗写成偈，因为七言易露，禅意之诗无“情”可露，便会露出“理”来，而禅理恰恰是不可露的，“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就像香水打开盖子就会挥发。露了禅理，诗便不成其为诗，而成了“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这样的宗门偈子。

说唐诗，李白自然是重头戏。蔡先生对李白也有极为精彩的见解，让我看得很激动，每看两句，就要合上书，去院子里走一走，消化一下蔡先生的思维火花。比如蔡先生讲《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拟人只为找玩伴”，一语点破李白的妙处。这首诗其实一般，但蔡先生所论颔联“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确实能代表李白的一种特质。我觉得长久以来对李白有个误解，认为他的特点是豪放，豪放又被片面理解为说大话。这种说法很有问题：说大话谁不会啊？如果这就是李白，微信群里话最多口气最大的那位也是李白了。遗憾的是，很多诗人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学李白的。比如清代诗人黄仲则，明明诗里到处是“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这样的寒酸之语，偏要学李白做大言无忌状，让人看着很难受。

清代南薰殿藏李白画像

蔡先生揭出了李白真正的特点——以万物为玩伴。正因他以万物为友，所以显得逍遥恣肆，不受羁勒，给人以豪放之感。最具代表性的是尽人皆知的名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一句话的功夫就多出两个朋友。这种热爱朋友、无中生“友”的心态，使李白非常善用拟人手法——这里的“拟人”还不只是像人，更是赋予万物以生命，正如蔡先生所引“山衔好月来”，其实是把山当成了鸟。有时李白甚至会让自己的器官飞起来：“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类极致的拟人化，是李白诗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

这是从哪儿学的？我想大概是受了屈原的启发。《楚辞》里有很多驱遣神灵的情节，比如《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吾令帝阍开关兮”“吾令丰隆乘云兮”，《九章》：“令五帝以折中兮”“吾使厉神占之兮”，《九歌》：“令飘风兮先驱”；等等，仿佛整个天地围着作者转。不过屈原驱策万物，有一种现实中过得很压抑而在幻想世界里为所欲为的报复性快感，写法也比较单一，李白则挥洒得多。他是真把万物当成了朋友——问题来了，既然是朋友，为什么还会像对待奴仆一样呼来喝去？我觉得李白的想法是，好朋友亲密无间、无所不可，不必客客气气、瞻前顾后。史书记载李白让高力士脱靴，说他蔑视权贵，我想李白一生追求功名，不至于这么矫情。他应该就是天生洒脱，不把使唤人当回事儿，对朋友也一样——如果连这都要计较，还算什么朋友？

蔡先生讲李白，还提到了一重著名公案。唐人徐凝的《庐山瀑布》“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常被视为对李白《望庐山瀑布》的效颦，东坡评之为“恶诗”，骂名流传千古。蔡先生没有人云亦云，认为徐诗虽不及李诗，“但也不是那么糟糕”，并以五十年前的亲身经历作证。我同意蔡先生——徐凝的不幸在于对手过于强悍。

徐凝的诗为什么平庸？众说纷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比喻没有“增量”。瀑布远看像条白练，这是很贴切的。单论“像”，李白的“疑是银河落九天”反而是夸张的，不及徐诗准确。但比喻的目的并不是准确——否则不用比了，古人有云“以弹喻弹”，最符合物体形象的就是该物本身——徐诗的问题恰恰是太像了，喻体比起本体没有增加什么，比喻的意义何在？

李白的比喻好在完全是作者的主观感觉。一般认为他擅用夸张手法，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换个角度说，“夸张”未尝不是作者在某一情境中的真实感受，好比“情人眼里出西施”，外人看来是夸张，情人看来则是实情。“白发三千丈”夸张，但老人梳发而叹，觉得白发多得不得了，“三千丈”确实反映了这一刻的心理印象。“疑是银河落九天”也是如此，令人身临其境，诚如蔡先生所说，“让我们领略飞流瀑布所释放那种宇宙级的力量”，喻体比起本体，增加的正是诗人的实感。

说到比喻，蔡先生对李商隐的名作《锦瑟》之喻也有新见。他反对将《锦瑟》归为爱情诗，认为其中间二联的比喻反映的是李商隐信奉佛道的情怀。蔡先生释“沧海月明珠有泪”，引《送臻师》“昔去灵山非拂席，今来沧海欲求珠。楞伽顶上清凉地，善眼仙人忆我无”为证，说明此句是李商隐在反思自己的奉佛之情。这一见解非常精彩，值得申说。此句的意象还让人想到《碧城》的尾联“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珠”是珍贵的象征，情人可以称“珠”，如“掌上明珠”（这一典故出自傅玄《短歌行》：“昔君视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弃我沟渠。”本指情人，后世多指女儿）；修行的证悟见地也可称“珠”，如“心珠”（如梁简文帝《释迦文佛像铭》：“心珠可莹，智流方普。永变身田，长无沙卤。”）两者还可互通，如《五灯会元》：“贪观天上月，失却掌中珠。”这里的“掌中珠”显然与修行有关，指众生本具的佛性。

那么，李商隐诗中的“珠”究竟何指？应该两说。《送臻师》的“珠”明确是指后者；《锦瑟》《碧城》则两者皆可。在大量无题诗（《锦瑟》《碧城》取头二字为题，相当于无题）中，李商隐利用同一意象的多重内涵制造诗之复义（ambiguity）。“沧海月明珠有泪”指修行，有《送臻师》为据；指情人（亡妻？），则可从“珠有泪”一语得到证明——不是人的话怎么会有泪呢？而此句又让人联想“鲛人泣珠”的典故，在字面上也可解为珠上带泪。总之，正是通过语义的模棱，李商隐构造了“碧城十二曲阑干”般繁复多层的理解空间。

《晩笑堂竹庄画传》中的李商隐画像

李商隐诗有三大主题：政治、爱情、修行。三者的共通点是不宜直说——政治有忌讳，爱情要含蓄，修行需隐秘；而它们之间本身就有交汇。以爱情与修行为例，李商隐可能是后世所谓“泥水丹法”的修炼者，诗中多有暗示，如《碧城》“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下笔狂放，当代学者钟来茵指出其中典故出自房中术著作《交接经》；而李商隐诗中的女子，很可能既是情人，也是同修，如《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精帘。”“偷桃窃药”云云，语甚暧昧，既可指修炼，也可指交接，依“泥水丹法”奥义，两者是一回事。

李商隐常用无题诗表达这些隐秘而互有交汇的主题。无题的传统可以上溯到《诗经》，不同之处在于，“《诗》无达诂”是因为书阙有间、文献不足，李商隐则是有意隐去主旨，达到迷离惝恍的效果。这些作品就像著名的鸭兔图形，可以看成鸭头，也可以看成兔头，只是角度不同，不存在孰是孰非。蔡先生揭出其中的“修行”面相，正可打破单一化解读的局限。

李贺是对李商隐影响最大的诗人，蔡先生根据诗体分类，将李贺的七古《金铜仙人辞汉歌》放在书的最后一章。他说怀古诗一般按照“感物写情”的模式来写，李贺此诗“却借鬼神故事、奇幻的传说来怀古，通过叙事写物的细节，抽出一丝丝伤感和无法言传的情感移入神秘诡谲、鬼魅出没的意象世界之中”。此论独具慧眼，于我心有戚戚焉。

李贺怀古诗的特点，是尽量隐去历史的名相，营造现场的氛围。“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这是怀古诗的通常写法，工拙不论，叙事都离不开史书的记载。李贺则不然，他会借史书的片段，将自己的想象注入其中，使历史成为充满可感细节的场景。《金铜仙人辞汉歌》中，李贺在小序里交代了历史背景，但在正文中几乎不再提及史事，所有的描写都集中在师心独造的意象和感觉上。《公莫舞》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诗的主题鸿门宴是咏史俗套，但李贺是这样开篇的：“方花古础排九楹，刺豹淋血盛银罂。华筵鼓吹无桐竹，长刀直立割鸣筝……”没有《史》《汉》熟典，全是想象的细节，呈现出青铜般的质感。

我觉得李贺是一个感官主义者，他无法容忍抽象的历史名相，必须要将之具体化、可感化，这使他的怀古诗风格与他人迥然不同。唯一的例外是《白虎行》，全诗充满历史名词，相当于把秦汉之际的历史复述一遍。此诗与李贺通常的风格相差过大，古人已疑其为伪作（如南宋吴正子说：“显然非长吉手笔”）。那么究竟哪种写法更好呢？很难说。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全是想象，那还有什么“怀古”可言？但换个角度看，历史的名相只是一个个可以互相交换的标签，诗意的想象才能让“古”活过来，呈现出独一无二的特色——正如西哲所说，“诗比历史更真实”。

蔡先生此书胜义纷呈，可供发掘者甚多，限于篇幅，只能略举数例。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去年香港棋会上聂卫平老师的一番话。有人问聂老，人类永远下不过AI，下棋还有什么意义？聂老说，有了AI，更能看清人类思维的特点。换言之，人类虽然永无战胜AI的可能，但可以转而探究棋之“所以然”。年初deepseek横空出世，所作诗词已可乱真，尽管很多诗人坚持自己写得更好，但在旁人看来，他们这么说的唯一底气来自诗歌不能像围棋一样分出明确的胜负。但人类写不过AI，并不意味着诗歌失去了意义。我们反而可以超越具体的创作之域，去探究诗歌作为一种思维的特质。其实诗性思维人人皆有，潜力巨大，开发出来对人类、对社会有极大的益处，远比诗人写诗重要。套用禅宗的话，此书探究诗之“所以然”，正是“向上一路”。

《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 [美] 克劳迪娅·戈尔丁著，孙晶楠、孙树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3月出版，408页，82.00元

为什么女性劳动参与率会出现下滑？为什么会存在性别收入差距（Gender Pay Gap）？直至今日，这样的疑问依然是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作为第一位单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经济学家，在《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一书中，以计量经济史的视角，寻找驱动女性劳动参与率以及性别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本书的主旨是描述美国女性劳动力的发展历程以及职业和收入的性别差异，并关注当前性别不平等的历史根源，以及女性经济地位提升缓慢的原因。戈尔丁重点梳理了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近两百年美国女性就业的相关数据，剖析了在这两个世纪里美国女性的教育、婚姻、生育、收入与社会地位发生的变化。

战后美国已婚女性就业U型走势

克劳迪娅·戈尔丁出生于1946年的纽约。博士师从美国芝加哥大学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教授，主攻经济史和劳动经济学，并在26岁那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值得一提的是，她传承了福格尔教授的计量经济史——一种运用经济理论以及定量来分析经济史的学科。她在30岁时，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美国南部的城市奴隶制（1820-1860年）：定量历史》，研究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奴隶制。而这本《理解性别差距：美国女性经济史》是戈尔丁的第二部作品，也是她的成名之作，英文原版出版于1990年。同年，她正式加入哈佛大学经济系，成为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戈尔丁也是国际女性主义经济学会的创始成员之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美国建立了美利坚治世（Pax Americana）。回顾美国经济的腾飞，总是容易先想起在汽车工厂工作的男性工人以及华尔街的男性金融精英。那么，美利坚治世前后，美国女性去哪了？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美剧中的女性形象提供了一些线索——无论是《镀金时代》中十九世纪末名门望族的女儿马瑞安和黑人秘书史考特，还是《致命女人》第一季中二战后家庭主妇贝斯·安，还是《化学课》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科学家兼美食家的伊丽莎白·佐特，抑或是《傲骨之战》中叱咤风云的律师戴安·洛克哈特。戈尔丁发现，在历史长河中，美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非呈始终上升，而是形成“U”型走势。

十九世纪早期，大量已婚女性从事寄宿公寓的管理和家庭农场的劳动，劳动参与率较高。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和工作逐渐分离，以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已婚女性居家工作变得越来越难，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劳动参与率下降（64页）。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再次上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戈尔丁将这种走势定义为“U字型”。该假说在她1995年发表的论文中被正式提出，叫做“女性市场劳动参与率U型假说”（U-shaped hypothesis of female market participation）。该假说提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随着市场发展和工作离开家庭而下降。之后，随着她们在市场中的价值开始超过在家庭中的价值，她们的就业率会上升。另外，戈尔丁还发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随着美国工业化不断推进，单身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不断增高。并且，随着年轻女性工作报酬的提高，初婚年龄提高，不婚比例增加（73页）。

女性市场劳动参与率U型曲线。出自克劳迪娅·戈尔丁2023年12月8日的诺贝尔获奖演讲《一股逐渐形成的经济力量》。© Claudia Goldin

收入和职业的性别差异

本书最复杂的主题“职业性别隔离”位于第三章。戈尔丁通过研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制造业人口普查报告等资料，计算出了当时的职业性别隔离的相异性指数。她把行业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混合型、男性密集型和女性密集型。混合型、女性密集型主要集中在纺织、烟草、服装、造纸和印刷等行业，而超过60%的男性劳动者在几乎没有女性员工的行业中就业。例如钢铁生产、马车运输和农具制造等行业。她还发现，职业性别隔离是根据职业最初的技能要求建立的，并通过公众的谴责、“剩女”污名化等惩罚手段得以维持。另外，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中，职业和工厂环境也会被赋予一种称之为“性别光环（aura of gender）”的特质。例如，在肉类加工业认为女性不适合从事“拿刀”的工作。这些职业通常被标榜为“男人的工作”，并被认为不适合女性。另外，从时间长轴来看，1900年至1960年间，相异性指数变化不大。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该指数才有所下降。这意味着，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职业性别隔离非常严重，变化并不大。

戈尔丁发现，一部分性别收入差距无法用传统因素（经验、教育、培训等）解释，所以她采用了由罗瓦德·瓦哈卡（Ronald Oaxaca）提出的“工资歧视（wage discrimination）”统计法，来进一步探寻性别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该统计法先计算不同群体特征的经济价值，并估算如果女性按男性报酬水平应得的工资。再将这一估算值与实际女性工资比较，以评估性别工资歧视的程度。最终，戈尔丁证实了，大部分无法用传统因素解释的性别收入差距存在着实质性的“工资歧视”。

另外，她还通过对制造业和文书部门的研究，揭示了工资歧视产生的原因，即与工作组织方式的变化有关（158页）。在十九世纪，制造业和其他许多行业的就业机会都属于“现货市场”。工人通常根据他们为公司创造的价值或劳动边际产品的价值获得报酬。制造业的女工工资多采取计件工资形式。而进入二十世纪，制造业为代表的现货市场被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及隐性契约的工作所取代。文书工作并不像制造业那样计件付酬，而是通过晋升制度、技能投资、预期工作年限等等方式设置障碍，进行“工资歧视”。戈尔丁证实，在文书部门存在“工资歧视”，即如果女性以男性身份获得报酬，女性与男性收入比率将从64%提升至80%（153页）。“工资歧视”可以在各种公司政策中找到。然而，“工资歧视”非常难被推翻，因为长期以来职业隔离以及社会性别分工等共识加剧了这些歧视。另外由于缺乏一种性别敏感意识使女性对她们作为一个群体受到的待遇感到不满，这也加剧了歧视（163页）。

女性经济角色为何变化缓慢

戈尔丁在第五章中使用“出生队列研究”来分析1890年至1980年间美国本土出生的已婚白人女性和已婚非白人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涵盖了1866年至1965年出生的队列。她指出，使用“出生列队方法”考察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时，必须同时考虑两个变量：同期因素和特定因素。前者是指失业、需求部门的转变、各种形式的社会动荡等因素。后者是指生育率、教育年限、女性在婚前从事市场劳动和家庭经验方面的情况。比如，有关同期因素，研究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部分是由于战后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造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生的队列中，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被证实与白人已婚女性和非白人已婚女性生育率下降有关（203页）。另外，1920年前后，已婚年轻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首先出现了提升，这种现象反映了教育程度和白领就业机会出现的重要性。

除了进步的一面，戈尔丁还继续探究了“为何1920年到1950年间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增长缓慢？”戈尔丁发现是由以下因素导致的，包括：女性以及雇主对工作时间、工作形式、儿童保育政策等方面的期望和限制，新兴白领阶层存在的“工资歧视”，其中阻碍女性就业的“职业限制”是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在上述“职业限制”中，戈尔丁用了一章的篇幅（第六章）讨论了婚姻限制政策和工作时间。婚姻限制政策（Marriage Bar）是指女性结婚后会被终止雇佣。比如，1920年到1950年，美国各种大型公司禁止已婚女性从事文书工作，也有很多学校拒绝聘任她们担任教师工作。戈尔丁发现婚姻限制政策作为公司政策出现在白领行业中，切断了收入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她指出，婚姻限制政策的成功推广需要满足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劳动力供给问题，一个是对于“女性回家”已达成社会共识。婚姻限制政策的废除和兼职工作机会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系列相关的人口变化引起的——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生的队列中，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与白人和非白人已婚女性生育率下降有关，这也就导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年轻女性劳动力的供给规模变小（247页）。年长已婚女性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以及总体工作时间的减少等因素进一步促使婚姻限制政策被废除。

戈尔丁进而研究了1909年至1919年保护性立法（如最长工作时间立法）对女性工作时间和就业的影响，评估关于保护性立法的两种对立观点。她发现保护性立法并没有对女性在制造业中的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反而可能带来一些积极效果——工作时间下降。然而，由于保护性立法反对确保两性权益真正平等，导致保护性立法的实际成本开始迅速上升。

与保护性立法相对，同一时期希望通过修正案来禁止法律中的性别歧视的修法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美国全国妇女党为争取通过《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又名《平等权利修正案》）开展修法运动，要求“不再禁止女性从事任何职业，并且所有对男子开放的职业都应对女性开放，男性和女性在劳动时间限制、条件和报酬方面应该是相同的。”（280页）1921年，该修正案提案首次被递交至美国国会审议，并从此引发了关于美国社会关于性别平等的意义的大辩论。但直到1971年，该修正案才通过。

戈尔丁进一步考察了修正案被延迟的原因。她发现，尽管女性受到歧视，但缺乏共同的声音，并受到社会规范的严格限制，因此推迟了女性获得真正平等权利。伴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持续增加，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推进，这一系列要素共同促成了女性政治力量的巨大变革，最终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297页）

敏锐的数据侦探

阅读本书，你会深深体会到戈尔丁不仅熟练掌握定量工具，而且也非常擅长定性分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作为一位经济史学家，敢于基于定性分析，敏锐地指出“数据的不完美”。在进行计量经济学和性别学科交叉研究时，这种敏锐感是一种格外宝贵的品质。她质疑统计数据的权威性和局限性，愿意去挖掘“隐藏起来”的统计数据，也愿意将抽象的数据和具体的人连接起来。她通过实际行动告诉人们，经济不只是关心市场、金钱，更关心人。比如，她注意到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最深刻变化的家庭成员——妻子和母亲——长期被调查忽视的现象。当时的数据主要围绕年轻单身女性以及丧偶女性，但她们结婚后的故事就很少被提及了，因为她们通常不在那些已经或即将被纳入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行业生产商品和服务。当时的人口普查问卷询问的是个人的“有酬劳动”。她意识到，市场工作的范围设定忽略了许多女性，她们在家中从事家庭企业、寄宿公寓、家庭农场和计件工人等无酬劳动。她提出的“女性市场劳动参与率U型假说”正是基于她对百年来美国女性劳动变迁史以及已婚女性隐形工作的认识之上。

再比如，第六章提及的“婚姻限制政策”，也是最早来源于戈尔丁为了解已婚女性的隐形工作信息而造访美国国家档案馆时发现的一项调查。该调查详细统计了1939年各个城市行业的状况，包括办公室职员的教育背景、收入、工作经验等变量。她偶然发现调查报告的第二页就包含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公司是否存在“种族歧视”、是否“已婚女性不被雇佣或单身女性结婚后会被解雇”，以及是否“已婚男性的薪酬高于单身男性”。而这就构成了本书第六章讨论“婚姻限制政策”的重要资料之一。所以，当我看到瑞典皇家科学家的御用画师将戈尔丁画成一位“侦探”时，不禁感叹侦探这个比喻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克劳迪娅·戈尔丁与她的爱犬皮卡的侦探形象。  © Johan Jarnestad/瑞典皇家科学院

戈尔丁这名“侦探”不仅具有对数据敏锐的“嗅觉”，而且她一旦认定目标，就会以高度的热情和持之以恒精神追踪问题。所以，从一开始的美国内战和奴隶制的研究，到持续至今的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研究，她的研究课题总是具有连续性的。她并不急于进行因果推断，而是努力地提出“关键问题”，耐心地化繁为简，抓住问题的实质。

对于本书开头的问题“经济进步是否有助于推动性别平等”，戈尔丁给出的答案如下：经济进步有助于推动性别平等，但是相比经济发展的进程，性别平等的进程通常存在滞后性。秉持“侦探精神”的戈尔丁并没有止步于此，她继续追踪了三十多年，并努力提出了“关键问题”：从1980年开始，部分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在经济进步的同时，经历了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这一问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她发现，关键变量并不在于她一开始聚焦的经济发展，而是“公民的信仰、价值观和传统”，尤其是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制度（Goldin, C. [2024]. Babies and the Macroeconomy [No. w3331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也就是说，1990年的戈尔丁对经济发展和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着迷，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三十年后，她才找到“关键问题”。戈尔丁的研究，能够让读者领略到一位学者敢于自我批判、不断向问题的深处求索的精神内核。

保护性立法与平等立法之争

她在第八章提到保护性立法与平等立法之争，让人联想起1979年联合国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日本为了批准该公约，也加紧筹备制定《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此举遭到了日本民间女性劳动团体强烈反对，她们担心新的法律会用表面的机会平等替换结果平等（例如对女性的保护，包括月经休假、禁止深夜工作等）。1980年代初，日本民间女性劳动团体与改革派之间就“究竟是保护性立法好？还是平等立法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以改革派把握住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潮流、1985年通过《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而告终。

近观我国相关妇女劳动法律，多是由继承社会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学者和官员参与制定，主要采取保护性立场。比较有代表性的当属《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该条例规定减少和解决女职工在劳动中因生理特点造成的特殊困难，保护其健康，以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有关夫妻财产方面的立法，特别是债务方面，采用的是平等性立场。因此几年前引发了社会上围绕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合法性的争论，并在2018年最终通过妇女群体、妇联、法官、学者等多方力量努力，正式推翻了这条平等性色彩浓厚的夫妻共债条款。

结语

读这本书，我认为戈尔丁具有三重身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性别研究专家。她从经济学家的视角开始这项研究，但在研究结束时，作为历史学家的她深刻地意识到遥远的过去如何影响现在；同时作为性别研究专家，她理解了规范和期望如何阻碍变革，歧视如何存在于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当然还有持续变革如何发生。她的多重身份，为读者带来了丰富多样的视角。

记得戈尔丁在演讲中提到，获奖后她收到了数百封来信。其中一位女士写道：来自世界各地的母亲、祖母、姐妹和女儿们，这么多人都在感谢你：你证实了我们所知道的事实。

《哲学家如何谋生？》，[法] 埃西姆·埃尔·卡布利著， 黄可以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5年7月版，232页，58.00元

法国学者、电台节目制作人埃西姆·埃尔·卡布利（Nassim El Kabli）的《哲学家如何谋生？》（Le“vrai”métier des philosophes，2024；黄可以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5年7月）出自2023年7、8月间在“法兰西文化”电台播出的“夏日清晨”栏目的四十期节目，是一部面向大众的通俗哲学读物。尽管是通俗读物，作者在每篇文章之后附上的推荐阅读书目既有原始史料，也有研究性的学术著作，为读者进一步思考提供线索。

在眼前我们的生活语境中，这本书尤其是中译本的书名显得很接地气、很应景，虽然与书里讲的内容不是一回事。每年到了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对考生和家长来说如何选择专业都是一个大问题，在今年变得更加焦虑、纠结。据称目前国内高校本科专业分为十二个学科门类，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所有学科门类之下的专业共七百零三个。在今年以来有关全球经济、人工智能、职场内卷等舆情波澜的凶猛冲刷下，大学毕业后的谋生问题是专业选择中最大的困惑与焦虑。有人认为今后的就业行情变化太急速了，根本无法预料，因此干脆喜欢什么就选什么吧。话是这么说，最让考生和家长揪心的段子就是赴考场的高考生在电梯里与快递小哥相遇，小哥说他是去年毕业的985大学生。回头再看看本科专业门类，哲学还是排在第一的。虽然这完全与就业无关，但很能引起联想，读哲学的能找到什么工作呢？前天有朋友告诉我，事实上哲学系毕业生不难找工作，最难的是读历史的，让我无语。

哲学家如何谋生？这的确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哲学（philosophy）通常被看作是爱智慧，这是从古希腊就有的定义。正因如此，哲学既是包容广泛的学问同时也是一种值得过的人生——不爱智慧的学问与人生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所谓的哲学家，只不过是比其他人更专注于思考“智慧”与“爱”的概念涵义、思维方式、判断标准等等抽象问题。但是，无论如何爱智慧、爱思考关于智慧的一切，有一个离不开的前提是人首先要活下去，衣食住行不能缺，要赚钱养活自己。通常认为哲学不是一种职业（un métier），不能当饭吃，但是专门研究哲学的哲学家却有可能是一种职业。弗兰西斯·沃尔夫（Francis Wolff）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说，如今的哲学家往往是“哲学老师”，或是大学里的“科研人员”，他们授课、发表论文和著作、组织讲座与研讨会等等。康德是第一位在大学持续授课的哲学家，康德以来的大部分哲学家都是如此。这也是实情。我们更知道在今天还有一些地方的哲学家不但有饭吃，而且吃得还不错——不仅仅是因为在教学岗位上授课和写作，更因为是某种制度之需。除此之外，好像还没听说有职业哲学家这只饭碗，但是这当然不能说体制之外没有真正的哲学家。因此，“哲学家如何谋生”才成为问题，才是讨论“哲学家如何谋生”的真实语境。

通常来说，非职业的哲学家的谋生之道往往在哲学史研究中容易被忽略，或只是作为生平介绍一笔带过。《哲学家如何谋生？》这本书使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其意图和意义并非仅仅是告诉读者那些非职业的哲学家曾经如何谋生，同时也是从“谋生”的视角思考哲学何为，在以“谋生”与“职业”为中心的议题中发现日常生活与爱智慧的真实联系。这还可以从原书名《哲学家的“真正”职业》来思考。正如译者所言，在书名中为“真正”打上引号，大概也是作者在表达对哲学家所谓“本职工作”的双重拷问：对这些哲学家而言，究竟是社会意义、日常意义上的工作才算是“真正”的职业，还是令他们为人所知、跨越时空的哲学思考是“真正”的职业？（205页）

书中介绍了四十位西方哲学家在哲学思考之外所从事过的职业，这些职业听起来很西方也很历史：镜片抛光师、记者、伪币制造者、喜剧演员和脱口秀演员、公共交通承包商、“皇帝的朋友”、机修工、物理学家、市长、高级官员、祭司、艺术经纪人、地理学家、外交家、职业自行车手、邮局职员、图书管理员、作家—作曲—歌手、经合组织经济学家、乐谱抄写员、神父、法官、艺术评论家、皇帝、编辑与斗士、贵族导师、包税人、律师、精神疾病青少年教育家、食利者、抢劫犯、奴隶、人类学家、修道院院长、语文学家、爵士钢琴家、天文学家、历史学家、解剖学家、工人。在这份职业榜单上，有些很出乎意料，如皇帝、“皇帝的朋友”、伪币制造者和抢劫犯；也有些比较特别，如食利者和乐谱抄写员。当然还有一些哲学家如何生存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正如弗兰西斯·沃尔夫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在这本书中研究的案例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哲学家，我们不清楚他们靠什么养活自己。他们可能在收租，或者有别人养着。说到底，‘为了生活就得工作，这是社会所必需，也是道德义务’，这样的观点对于古代大部分思想家来说都很陌生，而正是这些‘游手好闲’之辈为我们的文学与科学遗产带来了如此丰富的作品”（序言，4页）。

但是，为了谋生的工作与哲学思考的工作在性质上毕竟大不相同。正如卡布利在“引言”中所讲，一切似乎都在将哲学与工作对立。工作是以智力服务于物质产出或服务产出，目标在于效率和收益；哲学思考在于远离命令、摆脱经济逻辑，完全沉浸于思考与研究。“与工厂的工人不同，哲学家不用打卡，哲学活动也不是朝九晚五。”（引言，2页）因此，卡布利的意图是要探索“这些男性与女性哲学家从事的如此多元的职业与他们的思想有着怎样的联系？哲学家的职业是否只是谋生之道？……还是说，他们从事的哲学与工作之间有着某种类比、因果甚至矛盾的关系？书中的每个例子都具有代表性，而本书的目标在于阐明思想家的‘智力工作’（有点过时的说法）和如此丰富的非哲学工作之间的张力与渗透。因此，关注哲学家智力活动以外的或并行的职业，不仅仅起到丰富人物传记的作用。这些形形色色的职业本身同样有着哲学维度。它们为我们带来启发，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哲学家的作品。尽管有时以悖论的方式呈现。”说到底，“哲学家的谋生之道，不正是在脚踏实地的同时仰望星空吗？”（引言，3-4页）因此，虽然中译本的书名是“哲学家如何谋生？”，还应该看到作者还有更深的一层意图，就是要研究那些不得不打一份工的哲学家是如何在谋生的工作中思考哲学的。

下面我们就选择书中的几位哲学家，看看他们在谋生的同时是如何思考哲学。

十六世纪法国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随笔集》（Essais）的作者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在他的个人经历中，曾连任两期、前后共四年（1581-1585年）的波尔多市长。他并不愿意出任这份公职，只是因为被市镇官吏投票选出之后被国王任命，无法拒绝。有一个背景作者没有说，那就是蒙田的父亲是一位有贵族头衔的商人，从1544至1556年担任波尔多市长；蒙田自己在1557年后任职于波尔多最高法院，曾两次晋谒巴黎王宫，还陪同过亨利二世国王出外巡视。作者说蒙田在尽心履行市长职责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沉醉于公共事务，而是给自己保留了一些自由空间，他将这种自由空间称作“店铺后面的小房间”（47页）。哲学家当市长，对履行这份公职的好处是能够以克制、谨慎的态度处理缓和各种冲突。在他的《随笔集》中，蒙田解释说，他永远都与介入公共议题的热情保持距离。这种距离保证了他的判断力，他不会被个人的兴趣蒙蔽了双眼，更不会把个人兴趣包装为公共利益。“在某种意义上，蒙田实现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绘的哲学王的理想形象，因为管理城邦的哲学王应当摒除一切对权力的欲望。……但是在柏拉图笔下，哲学王是全知的人物。而蒙田并非如此。蒙田以怀疑论著称，这种怀疑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和生活方式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49页）在哲学上，蒙田怀疑论的核心议题是怀疑人能够拥有完全把握真理的能力，因此反对任何的独断和自认为绝对正确的自负与固执，从而开创了十六世纪启蒙运动中的批判精神。应该说，蒙田不是为了谋生而当市长，他这个例子讲的是哲学家既然在其位，应如何谋其政。从这个意义上说，“蒙田可能证明了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面：想要更好地对公共利益负责，恰恰应该不要过度关切”（50页）。他的谋生之道是对为官之道的警醒。

与蒙田相似的是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 Aurèle,121-180），当然他的官职更大，他是皇帝，在位时间二十年（161-180年）。卡布利说有许多国王或国家元首都自称为哲学家，但是只有马可·奥勒留既是真正的国家元首，又是完全意义上的哲学家（119页）；“当他登基时，已经是斯多葛主义者了，而他的哲学是实行自己的君主职责、使用自己理性和欲望的具体方式。这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行动中的哲学。”（121页）他的《沉思录》（Pensées）是多年来我在“西方经典名著选读”的课程必讲的著作，我总会讲到虽然他的勤奋工作并没有能够挽救古罗马，但是他的《沉思录》却成为西方历史上最为感人的伟大名著。卡布利强调的是，“如果说，所有这些政治和军事职责占据了他人生的大部分，好像没给哲学工作留下什么空间，那我们应该要记得，马可·奥勒留想要的并不是‘从事哲学’，而是‘以哲学家的方式生活’。”（121页）这话说得好，无论哲学家如何谋生，只要有可能，他（她）们总会以哲学家的方式——也就是爱智慧的方式——去生活。这不就是在谋生中思考哲学吗？

十七世纪著名的荷兰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代表人物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曾以磨制玻璃镜片为生，同时进行哲学思考。1673年勃兰登堡选帝侯曾邀请他到海德堡大学担任哲学教授，条件是不可提及宗教，被他婉拒。他打磨的玻璃镜片是用来制造放大镜、显微镜和望远镜的，镜片的打磨抛光是最后一步工序。“这一精细的工作需要相当程度的敏捷、专注与耐心。这些不都正是哲学家必不可少的品质吗？实际上，打磨镜片与撰写《伦理学》（Éthique）这两种活动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2页）“……每一片镜片或每一次论证，都在于看清楚事物原本的真正的样子。……因此，以灵魂之眼看世界，这远远不只是一种隐喻。真理就是一个‘看见’的问题。”（3-4页）说到“看见”，我们都知道斯宾诺莎看见了政府越是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就越会导致独裁和专制；他还看见了人不是生来就是公民，但必须学会做一个公民。这不是隐喻，是在他的经历中真正看见的。

但是作者忘记谈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斯宾诺莎于1677年死于肺结核，年仅四十五岁。英年早逝的部分原因与吸入玻璃粉尘有关，这是玻璃镜片磨制工的职业病（参见安东尼·肯尼编《牛津西方哲学史》，韩东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191页）。哲学家的谋生之道与职业病的关系似乎也是一种涵义广泛的隐喻，当哲学难以成为一种职业的时候，为了谋生而付出的是时间、精力和生命的耗费。但是话要说回来，既然要谋生，哲学家付出的代价与普通人只能是一样的。

1933年，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逃离德国，先是抵达法国，1941年到了美国，在美国为不同报社工作。“从哲学家到记者，阿伦特的转变根植于她的双重经历：一方面是个人的流亡经历，另一方面则是集体的战争经历。”（7页）卡布利进而指出：“以记者的身份写作与以哲学家的身份写作截然不同。对于一名记者而言，重要的是事实的准确性，以及实时阐明事实的能力；而对哲学家来说，更多是在较长的时间维度上思考，并在这一时间基础上将模糊的事件纳入有意义的阐释之中的能力。”（7-8页）但是，尽管有这种明显区别，阿伦特在从事记者活动的时候仍然将自己的哲学思考运用于对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悲剧事件的报道之中。“于是，新闻与哲学之间的交汇点便栖身于对事实及对历史事件的关注之中。……对于汉娜·阿伦特而言，记者的训练是一种将自己的思想置于公众讨论视野之中的有效方式。”（9页）

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关于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报道和论著。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开始对纳粹德国军官、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进行审判，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在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f the Banality of Evil，Viking Press，1963）这部著作。书中提出的著名术语“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准确的翻译应为“恶的平庸性”，在此暂从多年来中译本已流行的习惯译法）以及关于犹太人组织在大屠杀中是否也有责任这两个关键议题引起极大争议。关于“平庸的恶”，批评者们认为这一说法降低了艾希曼罪行的严重性。对此日本青年学者蛭田圭（Kei Hiruta）的看法是比较清晰和公平的，他认为阿伦特的主要意思是指一个人不需要成为一个非常邪恶的人才会犯下非常邪恶的罪行，一个没有深刻动机的平庸之辈（如艾希曼）可能在骇人听闻的罪行中扮演重要角色，只要他没有思考过自己行为的真正意义。同时他也认为阿伦特自己对于引起争议负有部分责任，因为没有阐明这个说法的定义和涵义（蛭田圭《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自由、政治与人性》，孟凡礼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66页）。卡布利认为，“无论有着怎样的困难或痛苦的争议，没有人能够否认汉娜·阿伦特在提出假设与寻求讨论中展现出了一种智力层面上真正的勇气”（10页）。

还应该看到的是，作为哲学家和作为记者的阿伦特在此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交汇背景。此时的汉娜·阿伦特正在重新修订写于1928年的博士论文《爱与圣奥古斯丁》（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同时经历着对纳粹主义尤其是艾希曼现象的研究和争论。在“平庸的恶”这个概念中所隐含的对物质、权力、虚荣心和道德顺从主义的焦虑，已经出现在对被奥古斯丁所诅咒的“城”的分析之中，使她很自然地把原来就已经认识到的奥古斯丁思想中的贪欲观念、死亡观念和存在主义思想与思考极权政治的邪恶联系起来。以存在哲学思考、质疑、批判人的现实境况和介入政治是阿伦特的重要思想特征，这是我们必须重视从哲学家到记者的阿伦特的早期著作与后期思想的内在联系的重要理由。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哲学家阿伦特研究的案例都较为普遍，而记者阿伦特研究的个案则更为晦涩与复杂”（11页）。

在书中论述的哲学家的谋生工作中，最有吸引力的或许是图书管理员。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曾经作为图书管理员工作了四十年，负责收拾和整理图书。一方面，“图书馆对他而言是理性的化身，是通过书本的媒介建立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具体途径”（85页）。另一方面，从“形而上学”这个概念的来源而言，与图书馆也有一种隐秘的联系。“在这一点上，莱布尼茨算是双重的métataphysica学者。说到他的哲学，我们会想到他前定和谐和实体沟通的理论，以及从中提出的关于身心一致的棘手问题。而作为图书管理员的他则关心如何将书籍整理归类到最恰当的位置。”（86页）作为积极的图书管理员和极好的逻辑学家，他发展出了一个目录编纂的系统，以作者名为依据，以主题为补充，这一分类方法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最后，卡布利的结论对于喜欢整理藏书的读者来说也是很励志的：“莱布尼茨的哲学让我们了解到他是一个关系的思想者，而因为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他又是关系的实践人。……在图书馆里整理书籍，对于一个关系（vinculum）理论家而言，不正是一种在人与人、年代与年代之间创建牢固关系的方式吗？”（88页）

至此，读者也都看得很清楚，卡布利在书中探讨了各种职业对哲学家继续从事哲学思考的影响。也就是说，那些看起来只是谋生之道的工作并非只有赚钱糊口的意义，而是与哲学思考之间存在着微妙而真实的联系。“或许，哲学家在哲学思考之外所从事的‘真正’工作，才是他们训练思想的‘秘密实验室’”（见该书封底语）。这是对于原书名《哲学家的“真正”职业》的一种有意义的阐释。

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我们还可以把“哲学家”与“谋生”这两个概念投射到十八世纪法国的一条比较模糊和更加敏感的地带，由此而发现一种或许更为激动人心的与思想捆绑在一起的谋生之道。著名的欧洲文化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他的《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1985；刘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通过大量档案材料，揭示了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个隐秘的思想启蒙世界。

正是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作哲学家或类似哲学家的人是如何谋生的。他们可能是盗版书贩、受雇佣的文人写手、来来往往于边界的走私小贩甚至可以成为警察的线人，这些活动既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同时也是他们探索思想、传播思想的渠道，也是窥测政治风云的精神网络。兼文人、书商与密探于一身的布里索就是这么一个极其真实、复杂的人：“当布里索发现他的道路遇阻，他不得不与体制妥协。当体制监禁了他，没收了他的作品，他与其警方达成谅解。当它没能使他作为一名哲学家谋生时，他成为一个雇佣小册子作者和‘苍蝇’。当大革命来临时，他投身于革命，不是作为回忆录中所写的无私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作为旧体制的失败者决定在新体制里救赎自己。”而在格拉布街，“像布里索这样的人炮制报纸和小册子、海报和漫画、歌曲、谣言及毁谤作品，所有这些将个人争吵和派系斗争转变成了关乎法兰西命运的意识形态斗争”（《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71页）。该书第三章“逃亡中的小册子作者”所研究的勒塞纳，就是伏尔泰所描写的“可怜鬼”的典型：“他们挣扎着维持其悲惨的生活，打着落到眼前的无论什么样的零工——编选集，给杂志写稿，推销手稿，走私禁书，给警方做密探。”（106页）这些谋生手段放在今天其实也并不陌生，这种“可怜鬼”也可以看作是流亡中的哲学家或文学家。这些来自外省的文学青年、从主流文学大家中被淘汰出局的文学无产者、半饥半饱的雇佣文人、投机的盗版书商、警方的线人、文字皮条客、性丑闻的编造者和传播者在各自的精神领域中未必是干哲学家的活，但是他们之所思所言总是带有反体制、反权力压迫的叛逆性，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哲学”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是在于改变世界。那么，他们的谋生之道不是比卡布利所讲的那些正牌哲学家的谋生职业更具有哲学的使命吗？

最后还应该看到的是，在哲学家、文学家以及各种专业的知识分子的谋生之道中，还有一些经历是很悲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著名女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Цветаева，1892-1941）的一生（1892-1941）既是艰难的、悲惨的，也是高傲的、充满生命激情的。她在1922年离开苏联，先后在柏林和巴黎生活了十几年，最后在1939年回到苏联。事前茨维塔耶娃也知道回去是一条艰难的路，但没有想到要承受那么深重的痛苦。回国两个月后，女儿阿莉娅在8月27日深夜突然被捕；10月10日，身患重病的丈夫谢尔盖也被逮捕。接下来的日子就是为了得到女儿、丈夫的消息而到处奔走，为了自己与儿子的生活而苦苦挣扎。1941年8月她带着儿子穆尔被疏散到鞑靼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小城叶拉布加，为了谋生前往莫斯科作家协会所在地奇斯托波尔，请求迁居该处并在作协基金会即将开设的食堂谋取一份洗碗工的工作。但是她这一谋职请求被作协领导拒绝了，这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于8月31日趁房东外出时悬梁自尽。在茨维塔耶娃死后的一个半月，她丈夫谢尔盖·埃夫龙被处决。1945年帕斯捷尔纳克在与以塞亚·伯林（Berin，I.）的会谈中提起1941年茨维塔耶娃自杀时的处境，他认为如果不是那些文学官僚对她如此绝情，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这种事情或许也不会发生（以塞亚·伯林《苏联的心灵》，哈代编；潘永强、刘北成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63页）。帕斯捷尔纳克说的“绝情”当然就是指作协拒绝给她一份得以谋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苏联体制中，以她的身份根本无法在体制之外找到工作。

“是时候摘下琥珀，/ 是时候更换词典，/ 是时候把门上的灯 / 熄灭……。”（《致一百年以后的你：茨维塔耶娃诗选》，苏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42页）当茨维塔耶娃感到自己的生命必将被内外的黑暗所吞噬而写下这些诗句的时候，或许她还曾经想到了希望获得但终被拒绝的那份工作。一个为痛苦讴歌的女诗人，这是茨维塔耶娃留在永恒的诗歌天幕上的高傲的形象。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奠基人樊洪业先生主编的二十四卷《竺可桢全集》被誉为“近现代中国科技与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其中第6-21卷为日记，是一个值得学者们不断挖掘的宝库。樊洪业先生在“全集”编撰过程中曾以“访竺问史”为名发表《中国科学家的1956》等系列文章，笔者不揣孤陋，以“读竺问史”为名，梳理阅读竺可桢日记的点点滴滴，并以此纪念樊洪业先生的教诲。

《竺可桢全集》，竺可桢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

1936年1月5日，中央研究院（下简称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字在君）在湖南长沙湘雅医院去世。作为当时中国少有具办事才干的科学家和学术界领军人物，丁文江执掌着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研院的日常事务。他此次湖南之行，受铁道部委托勘察矿产，为教育部寻找清华大学南迁校址，竺可桢说，“此二事均不必在君往也”，但他却因此殒命。竺可桢认为丁文江的去世相较1933年杨杏佛被杀，对中研院影响较大，因为“杏佛临死二年来几于不管研究院之事，而在君则努力进行，故单就院中立论，则在君之死较杏佛之死关系尤大也”（第6卷，第5页）。

一

丁文江自1934年5月就任中研院总干事以来，大刀阔斧，对中研院各研究所进行整顿的同时，建章定制，为中研院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其中最为重要的标志性成就，是经各种努力将延宕七年之久的中研院评议会成功创设。评议会承担中研院“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是“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蔡元培以为评议会的成立，“是本院历史中可以‘特笔大书’的一件事”，“找到了中国学术合作的枢纽”，奠定了中研院的“百年大计”（《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概况》《丁在君先生对于中央研究院之贡献》）。胡适说评议会“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构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丁在君这个人》）。朱家骅后来总结评议会的意义时，有进一步的延伸，“评议会的成立，是在君先生替中央研究院立下的百年大计，有了评议会，才有后来的院士会议，有了院士会议，研究院的体制才正式完成，这是我们同人所深深感谢的”（《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

按照中研院评议会的组织章程，选举聘任评议员是评议会成立的前提与基础。1935年6月首届评议会聘任评议员选举中，丁文江、翁文灏、朱家骅、叶良辅、杨钟健、谢家荣为地质学候选人，最终丁文江（十三票）、翁文灏（十三票）、朱家骅（九票）当选，他们与当然评议员中研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合组为地质学科国家最高学术评议组。其他三人杨钟健三票、叶良辅（字左之）一票、谢家荣（字季华）无票。未当选三人候选理由分别为：

叶良辅：现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代理所长，著有专刊二种论文十二篇。

杨钟健：现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地质研究室主任，著有专刊二种论文二十二篇。

谢家荣：现任地质调查所技正、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著有专刊二种论文四十篇。（《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一届聘任评议员候选人名单（略历附）》，台北“国史馆”藏档案，数字典藏号001-032102-00028-017）

图一  首届聘任评议员地质学候选人候选理由

丁文江去世后，选举地质学科继任聘任评议员成为1936年4月16日召开的首届评议会第二次年会重要事务之一。可就在年会召开前，竺可桢遭遇继任评议员选举“小动作”：4月13日，到中研院晚饭，“膳后开评议会预备会，到仲济、元任、孟和、济之、巽甫、月三、戢哉等等”。4月15日，“李月三来，为明日改选评议员以代替在君事，据云左之、季华均较杨钟健为佳云”（第6卷，55、56页）。日记提及出席预备会议的七人分别为动植物所所长王家楫（仲济）、史语所语言组主任赵元任、社会科学所所长陶孟和、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物理所所长丁燮林（巽甫）、地质所研究员李捷（月三）、心理所所长汪敬熙（缉斋）。可见，中研院地质所由李捷代替李四光出席会议，而他专门到气象所拜访竺可桢，提出聘任评议员继任人选，叶良辅、谢家荣比杨钟健“佳”，明显为叶良辅（谢家荣居后，属于连带）“拉票”。去年选举中杨钟健更受到投票人认同，而且从当时所取得的科研成就看，杨钟健并不比叶良辅、谢家荣差，可能还高于叶良辅。

河北成安人李捷（1894-1977）与浙江杭州人叶良辅（1894-1949）、上海人谢家荣（1897-1966）同属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毕业的“十八罗汉”，毕业后也同在地质调查所工作。1917年谢家荣被选送留美，先后就读斯坦福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1920年获硕士学位回国。1920年叶良辅被派往美国留学，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1923-1925年叶良辅与李捷合作调查安徽地质，发表《安徽泾县宣城煤田地质》等；叶良辅与谢家荣合作进行地文学、地貌学研究，1925年发表《扬子江流域巫山以下之地质构造与地文史》等。1927年7月叶良辅离开地质调查所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翌年8月，叶良辅、李捷两人共事于中研院地质所，继续合作调查鄂东矿产等。1934-1935年叶良辅代理地质所所长。谢家荣1929-1930年留学德国柏林地质调查所和弗莱堡大学，1931年任清华大学地学系代主任，1935年任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兼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

如果说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是中国地质学的第一代，叶良辅、李捷、谢家荣等地质研究所毕业的“十八罗汉”开启了第二代，那么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杨钟健也是第二代杰出代表之一。陕西华县人杨钟健（1897-1979）就读北大期间曾任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也曾创建北大地质研究会。后“弃政从学”，留学德国研修古脊椎动物学，1927年获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翌年回国任职地质调查所，主持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因发现“北京猿人”（裴文中发现）并与步达生、德日进、裴文中共同研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而声名鹊起，成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37年获得地质学界最高奖励“葛利普奖章”。

二

1936年4月16日，中研院首届评议会第二次年会在南京召开。中研院首届评议会包括当然评议员（各研究所所长和院长）十一人和聘任评议员三十人，共四十一人，竺可桢日记说缺席者周鲠生、陈寅恪、姜立夫及李四光四人（第6卷，56页）。其实，天文学科聘任评议员、时任中山大学天文学教授兼天文台台长的张云也没有出席，李四光虽缺席，但与陶孟和联合提案“国立中央研究院杨铨丁文江奖金章程”，李捷代表出席并投票，因此出席此次年会评议员及代表共三十六人（缺席周鲠生、陈寅恪、姜立夫、张云和去世的丁文江）。

当日会议，“上午推定翁咏霓为秘书，叶左之为评议员，以代替在君。左之乃系上次所推六人中票数之多寡而遗下之三人中推选而得。计左之二十五票，季华六票，杨钟健四票”（第6卷，56页）。翁文灏代替丁文江当选评议会秘书，实际执掌评议会大权（包括主持评议会年会召开、继任院长选举、评议会换届等等）。继任评议员选举中，叶良辅得到二十五票之多，首次选举中得三票的杨钟健得票最少，仅四票。可见李捷“活动”效果明显（他既然可以活动竺可桢，自然也可以活动其他评议员）。台湾地区“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所藏大陆时期中研院档案中有本次选举选票，可以进一步窥见本次选举的一些内情。[《首届评议会第2次年会》(1936)，档号309-01-06-009]图二为分别投票选举叶良辅、谢家荣、杨钟健的三位投票人选票。

图二·一 李捷（代李四光）所投选票

图二·二 陈垣所投选票

图二·二  李协所投选票

由选票可见，三位候选人候选理由都删去了学术成果部分，其他部分完全没有改动，不知是否与一年之后各候选人学术成果又有增添未能及时更新有关。问题是，按照评议员选举资格，包括学术成就与对学术推展两个理由，学术成就被删去，明显不符合要求。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叶良辅此时已因病不再代理地质所所长。按照数理组、生物组和人文组分别统计投票人所投候选人结果如下表。

继任评议员选举票分布一览表

由表可见：第一，作为院长和评议会议长的蔡元培没有参与投票。

第二，数理组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地质、天文、气象和工程共七个学科，评议员最多达二十人（聘任评议员十四人、当然评议员六人），虽然数学姜立夫、天文学张云未与会，丁文江去世，但参与投票有十七人之多；生物组包括动物、植物、生理、农学和心理学五个学科，评议员最少仅九人（聘任评议员七人、当然评议员二人），全部参与投票；人文组包括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历史、考古、语言和人类学等学科，评议员共十一人（聘任评议员九人、当然评议员二人），陈寅恪、周鲠生未与会，九人参与投票。

第三，各组投票意向有极大差异，生物组全部投票给叶良辅；人文组除胡适、陈垣投票谢家荣外，都投票叶良辅；相比其他组，数理组比较分散，九人投票叶良辅、四人投票谢家荣、四人投票杨钟健。地质学属于数理组，就一般情形而言，该组评议员对候选人学术成就有更为清晰的认知，选举结果却是数理组分歧最大。这些差异的出现，除有李捷的“活动”之外，其实也反映了学术评议中，隔行投票的弊病——正如傅斯年所言，“隔行投票，实难正确”，傅斯年的建议是“先讨论而后投票”（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1774页）。问题是一讨论，就会有“拉票”，所以没有学术评议活动采用这一方法。

第四，投票结果还反映了其他一些因素。投票给谢家荣的六人，叶企孙、吴宪、陈垣和胡适四人与谢家荣一样在北平任职，相互之间可能“知根知底”，丁燮林出任中研院物理所所长前也任职北京大学，因此任职地域可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另外，叶企孙与谢家荣出生在上海老城厢，也曾是江南制造局附属兵工学校同学。而投票杨钟健的四位数理组评议员，李协是陕西人、杨钟健同乡，李书华是北平研究院负责人、侯德榜长期在天津工作，翁文灏是地质所所长。也就是说，除以人文地理学专业当选气象学评议员因而引起极大争议的张其昀外（参阅拙文《中央研究院首届聘任评议员选举补正——兼探张其昀当选气象学科评议员》，《自然科学史研究》2022年第4期），投票谢家荣、杨钟健者都是主要在北方任职者。而投票叶良辅的二十五人中，仅赵承嘏、林可胜、胡经甫、胡先骕、何廉五人任职北方。

第五，任职中研院者仅丁燮林一人未投票叶良辅，其他化学所所长庄长恭、天文所所长余青松、气象所所长竺可桢、地质所所长李四光、工程所所长周仁、动植物所所长王家楫、心理所所长汪敬熙、社会科学所所长陶孟和、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及其下三个组主任李济、赵元任、吴定良等共十二人投票叶良辅。

李捷出面动员选举叶良辅继任评议员，可能反映了中研院地质所希望在未来的地质学发展中有更大的作为，相比地质调查所无可争议的地位，中研院地质所无论是人才培养、科研成就还是历史地位，都不能相提并论。叶良辅作为地质所研究员当选评议员，可以与当然评议员李四光一起增强地质所在地质学科发展中的力量与力度。

三

当选地质学科聘任评议员的叶良辅，因积劳成疾，罹患肺病，早已在西湖疗养。1936年8月23日，竺可桢前往他居住的香山洞十二号拜访：“渠在西湖养病两年，面部甚肥， 但精神尚未复元，徒步不能走快。余往时渠头戴一铝制之帽，余询之，据云有磁性，可使头脑清醒云云，余不信铝制之帽有此等作用也。”（第6卷，133页）此后，叶良辅在竺可桢日记中不时出现，同年10月23日下午，叶良辅到浙大，竺可桢陪同“观文理学院一周”（同卷，168页）。翌年2月18日，竺可桢应邀赴楼外楼中饭，与叶良辅、朱庭祜等同席，谈及叶良辅发现的浙江平阳矾矿储量有两万多吨（同卷，263页）。最终，1938年叶良辅离开中研院地质所，转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

当选评议员后，叶良辅出席了1937年5月3-4日在南京举行的首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与李四光一同副署李协所提议案“请吾国地质学专家注重实用地质学研究”。提案理由称我国地质学十分发达，“惟历来研究多趋重于历史地质学及古生物之鉴定。至我国目前所急切之经济地质学（Economic Geology）及工艺地质学（Engineering Geology）则进展殊嫌太缓。例如各省有用矿物之调查测量及分析、各处地下水之测验、各地适用于建筑岩石之物理的及化学的试验、土壤技术的研究等等，皆尚未有人极力提倡，凡此皆为对于国民经济极为重要之基本科学，似不可漠视，拟提请本院特别注重加意提倡……”（国立中央研究院文书处《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第二次报告》，14页）这个由水利专家李协所提相关地质学提案，隐含着对当时地质学发展现状的批评，真正的提案者可能是副署的叶良辅与李四光。李四光主要从事理论地质学研究姑且不论，叶良辅在岩浆岩岩石学、地貌与地文学等理论地质研究上有奠基作用外，主编我国第一部区域地质专著《北京西山地质志》，广泛调查湖北、安徽铁矿，浙江平阳矾矿等区域矿产，对议案有充分的发言权。1936年第二次年会评议会已经形成决议，要求学术界为抗战准备转向“实际急需之问题”研究，这个提案的出台仅仅是此精神在地质学上的再次表达而已。

会议中叶良辅与王世杰、王家楫、吴定良、李书华、竺可桢、秉志、周鲠生、姜立夫、陶孟和、陈垣、赵承嘏等合组审查相关“高等研究及国际学术合作”议案六条，他副署提案作为有关“调整学术研究事项”议案被胡适、朱家骅、李四光等十三人组成小组审查，最终议决“由本院函各地质研究团体及有名专家请其共同提倡”。在审查上次年会各项“实际急需问题”时，叶良辅与余青松、张其昀、李四光、竺可桢、周鲠生、陶孟和等组成审查小组，负责中国地理学会相关问题，审查报告包括提请中研院设立地理研究所等多条措施；与李四光、朱家骅、翁文灏负责审查地质组“实际急需问题”，报告有“地质调查所已经由资源委员会补助十万余元”开始工作等（《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第二次报告》，67-68、72页）。

叶良辅未参加1939年3月13-14日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的首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参加了1940年3月22-23日在重庆举行的首届评议会最后一次年会，投票选举继任中研院院长候选人。图三为他所投选票，他所选三人胡适、翁文灏、朱家骅都成为中研院提交国民政府的候选人，可见其眼光不差。也就是在这次年会上，选举产生第二届评议会聘任评议员，他在正式六位候选人以九票落后于翁文灏（二十五票）、朱家骅（二十一票）、谢家荣（十三票）而落选（其他两位候选人为黄汲清和孙云铸，都是五票），因此离开评议会。

图三 叶良辅选举院长候选人选票

1948年首届院士遴选过程中，谢家荣负责中研院参考名单地质学提名，所提二十五人中有叶良辅，但院士选举筹委会审定确定十四人时被删去，未能进入中研院最终提出的一百八十一名参考名单；正式提名中，叶良辅与翁文灏、李四光、朱家骅一样有六个单位提名，属于提名单位最多者之一，可却在1947年10月15-17日举行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年会确定候选人时，被排除在一百五十名正式候选人外（地质学共有尹赞勋、王竹泉、朱家骅、李四光、李善邦、孟宪民、俞建章、孙云铸、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等十二人正式候选）。当年与他竞争聘任评议员的谢家荣以“煤岩学、中国铁矿床分类、铝土成因等研究、发见淮南新煤田、凤台磷矿及漳浦铝矿，主持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杨钟健以“研究禄丰恐龙、新疆穆氏水龙兽及山东蛙化石等，主持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正式候选并最终当选（另有翁文灏、李四光、朱家骅、黄汲清四人荣膺）。

四

叶良辅未能在当时学术评议活动中继续前行，自然与他积劳成疾后，无法继续专意从事野外地质调查在学术研究上进一步提升，转而从事地质教育事业相关。

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后，聘请其东南大学高足张其昀承袭东南大学模式设立史地系，将自己的学术理想“史地合一”倾注于此。1939年7月设立史地研究部，分历史、地形、气象、人文地理四组。1946年史地研究部改称史地研究所，增设人类学组。竺可桢1940年10月曾参加史地研究部师生座谈会，日记称：“到谭其骥、叶左之、张荫麟、涂长望、黄秉维、顾谷宜及季梁、晓峰等。研究生到沈玉昌、王爱云等等。由晓峰及长望报告。余说数语，述史地系以四年时间创立，迄今有此规模，其大不易，而教育部以二千元之经常费而设一研究部，更是笑谈。故目前史地简直无设备之可言。最后，左之述史地系需经费之迫切。”（第7卷，456页）季梁即分析化学家王琎、晓峰即张其昀，可见史地研究部导师都赫赫有名，谭其骧擅长历史地理，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张荫麟是当时史学界年轻一代杰出代表；涂长望是竺可桢最为倚重的气象学家，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黄秉维长期从事地貌和自然区划的研究，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

叶良辅到校后，先后在史地系开设自然地理学、普通地质学、历史地质学、经济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地形学、高等地形学等课程，为土木工程系开设工程地质学，既注重理论教学，更重视应用课程。设立研究部后，叶良辅倾力于研究生培养，先后指导严钦尚（与任美锷共同负责）、丁锡祉、沈玉昌、杨怀仁、施雅风、蔡钟瑞、陈述彭、陈吉余、李治孝等九人，他们专攻地貌学或地质学某个方向或领域，成为该学科或方向的奠基人，如严钦尚的第四纪沉积研究和地貌教育，陈述彭的遥感应用、地理信息与地貌制图，施雅风的冰川研究，陈吉余的河口与海岸研究与教学，等等。施雅风、陈述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吉余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43-1945年张其昀游美期间，叶良辅曾担任系主任和史地研究部主任。

肺病一直缠绕着叶良辅。1938年10月，浙大西迁到广西宜山。翌年8月，叶良辅感冒，因跑警报“致发热”，肺病复发。9月离群另居坝头。11月2日，竺可桢曾去看望他和同居坝头、同患肺病的数学系教授王福春（第7卷，141、193页）。抗战胜利后，叶良辅肺病严重，声音已哑，后虽有所好转，“喉头声音稍佳，已能作声，但仍未下楼”，因此被竺可桢劝阻1946年暑假后才复员杭州。9月11日，叶良辅一家安全抵达杭州，居住在佑圣观路151号“年久亦失修”的祖宅（第9卷，588页；第10卷，10、62、109、208页）。

1949年2月4日，竺可桢正因苏步青辞去训导长一事而四处奔波寻找继续之际，拜访叶良辅夫妇，“左之患肺病多年，然尚能支持，亦奇迹”。可是很快，“奇迹”不再。同年9月21日，已离开浙大正滞留北平的竺可桢，得知叶良辅已于9月14日在杭州去世，“此次浙大改组，变动颇大。左之向来身体瘦弱，不能胜繁剧，而这次竟被聘为地系主任，每日须到校办公。这真不啻代他掘了坟墓，所谓爱之即所以害之也”。考虑到叶良辅家庭困难，他与谢家荣商量，决定请时任浙大校长马寅初按照浙大以往惯例（任职较长的教授死后有给薪一年办法），由学校拨给一笔抚恤费。次日，竺可桢获得叶良辅去世细节：“左之之死由于解放后大热天中天天须到校学习，而左之体弱，不惯跋涉，遂致不起云”（第11卷，530-531页）。

叶良辅出身贫寒，自幼父母双亡，全赖祖母抚养。新政权建立后，出任史地分家后的首任地理系主任自有因由。传记作者、他的研究生说：“新建地理系工作十分繁重，加以政治学习和会议很多，他均尽力参加。终于支持不了，肺病加剧，1949年9月14日下午2时，溘然长逝，终年56岁。”（李治孝《叶良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地学卷1》，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30页）“书比人长寿”，叶良辅去世五年之后，他成名作《北京西山地质志》在重要学术会议上被提及。1954年7月22日，北京地震烈度鉴定会议在故宫博物院召开，会上有人报告北京地质构造情况，与会的竺可桢日记中说：“北京附近地质，除叶良辅所做西山地质调查外，甚少旁的工作。”（第13卷，483页）此时已离《北京西山地质志》1920年出版已经三十四年之久，可见中国地质学相较其他学科虽然发达，但还是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