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花新闻网

中華青年思想與行動的聚合地

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数据显示,去年11月,全球商品贸易额出现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同比增长,工业产出也高于一年前水平。

全球商品贸易和工业产出在经历由抗疫封锁和限制措施导致的历史性下降后,去年末首次恢复至疫情爆发前水平。

根据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的数据,去年11月全球商品贸易额环比增长2.1%,使其高于2019年12月水平。

该月商品贸易额比一年前水平高出1.5%,这是自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出现同比增长。

该局数据显示,去年11月全球工业产出环比增长1.1%,比2019年11月水平高出0.1%。这一增长主要集中在中国;中国工厂产出同比增长近7%。

2020年11月美国工业产出仍比2019年同期水平低5.4%,而欧元区低1.6%。

008c4830 5f09 11eb 9d88 69bd4e49bdde standard

推动贸易增长的主因是发达经济体进口需求增长。中国是主要受益国,其出口环比增长5.6%,但进口有所下降。

去年11月美国商品进口环比增长3%,欧元区商品进口环比增长1.9%。另行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在2020年头11个月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贸易和工业产出的好转发生在几个大型经济体新冠病例再度激增之前。疫情复燃引发了新一轮封锁和限制措施,可能对经济复苏构成阻力。

但是,根据IHS Markit对制造商的调查,预计去年12月全球贸易将继续增长。该调查显示,报告出口订单改善的工厂在全球工厂中所占比例有所增加。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首席经济学家亚当•斯莱特(Adam Slater)表示:“尽管近几个月来多个经济体再次实行限制,但2021年贸易增速仍将强劲”。他预计,在去年下降7%之后,2021年世界贸易额将增长9%左右。

但是荷兰国际集团(ING)的高级经济学家乔安娜•科宁斯(Joanna Konings)警告称,集装箱短缺和海运贸易成本上涨可能会制约贸易。

相关贸易数据已根据通胀和季节性因素进行调整。

译者/和风

这家世界领先疫苗生产商的两款候选疫苗尽管没有重大安全问题,但其诱导出的免疫应答没有已经推出的疫苗那么强。

作为世界领先的疫苗生产商之一,默克公司(Merck,在美国和加拿大以外地区被称为默沙东(MSD)——译者注)将终止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开发工作,因为其两款候选疫苗诱导出的免疫应答没有已经推出的疫苗那么强。

这家美国制药公司周一还表示,其I期临床试验显示,受试者的免疫应答不如康复的新冠肺炎患者体内所见的那么强。试验未显示出有重大安全问题。

默克公司股票在纽约盘前交易时段下跌1.8%,至每股79.51美元。该公司表示将在2020年第四季度财报中记入一笔不作特别说明的费用。

默克研究实验室(Merck Research Laboratories)总裁Dean Li表示,该公司仍然“坚定致力于为全球抗疫努力做出贡献,致力于减轻这场大流行给患者、医疗体系和社会带来的负担”。

尽管之前在疫苗领域取得成功,但默克公司较迟才宣布加入新冠肺炎疫苗研发竞赛。结果,首批可用的新冠疫苗来自之前从未向市场推出过疫苗产品的公司:BioNTech和莫德纳(Moderna)。

在试图研发新冠肺炎疫苗之前,默克公司用当时创纪录的四年时间研发了一款腮腺炎疫苗,推出了首款获得美国监管机构批准的埃博拉疫苗,还推出了首款旨在预防宫颈癌的疫苗。

默克公司现在将专注于研究治疗新冠肺炎的潜在药物。该公司与美国政府之间有一项最高价值为3.56亿美元的交易:如果获得紧急使用授权,将销售一种治疗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炎症反应的药物。

第二种药物是与Ridgeback Bio联合开发的抗病毒药物,目前正在进行II/III期临床试验。它可能是第一种口服新冠药物,患者可以在医院外服用。

译者/和风



叶胜舟:疫苗紧急使用不可能很快迎来黎明的曙光,仍然面临病毒泛滥、病毒变异、病毒溯源、病毒疫苗“四大考验”。

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一年,依然看不清拐点和终点。北半球冬季疫情正在大反扑,陷于至深黑暗之中,疫苗紧急使用不可能很快迎来黎明的曙光,仍然面临病毒泛滥、病毒变异、病毒溯源、病毒疫苗“四大考验”。

病毒泛滥:全球确诊1亿例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疫情实时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月25日20:22,全球累计确诊病例9926.9万,美国2512.8万例遥遥领先,印度1066.8万稳居第二,分别占全球的25.3%、10.7%。有16国逾100万例,从高到低为巴西、俄罗斯、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德国、哥伦比亚、阿根廷、墨西哥、波兰、南非、伊朗、乌克兰、秘鲁。首先报告疫情的中国(含港澳),确诊病例排名不断下滑,如今到82位。

全球累计死亡病例213.1万,美国又是全球遥遥领先,达41.9万例,占全球的19.7%。还有11国高于5万例,依次为巴西21.7万,印度15.3万,墨西哥15.0万,英国9.8万,意大利8.5万,法国7.3万,俄罗斯6.9万,伊朗5.7万,西班牙5.5万,德国5.2万,哥伦比亚5.1万。

新冠疫情暴发已一年,报告前5000万病例耗时9个半月,报告后5000万病例仅耗时2个半月!2020年11月以来,全球确诊病例迅猛攀升。11月8日逾5000万例、11月25日逾6000万例、12月11日逾7000万例、12月26日逾8000万例,2021年1月10日逾9000万例、预计1月26日逾1亿例。5000万例后的每千万例递增时间,分别为17天、16天、15天、15天、16天。

这只是各国主动报告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由于统计口径、统计误差和核酸检测不及时、不普及,全球实际病例早已超过1亿例。例如,中国大陆的病例远不止官方报告的8.9万例。

2020年12月28日,中国疾控中心公布全国新冠肺炎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和分析的结果,采用抽样调查设计选取社区人群3.4万余人,其中湖北省2.2万余人,北京、辽宁、上海、江苏、广东和四川六省1.2万余人。发现武汉地区新冠抗体阳性率4.43%,湖北武汉外市州抗体阳性率0.44%,而湖北之外六省仅检测到2例抗体阳性。

这个流行病学调查结果隐含的信息量丰富。武汉市2019年常住人口为1121.2万人,这意味着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人数为496692人;湖北省2019年常住人口为5927万人,减掉武汉人口,其他市州为4805.8万,相应的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人数为211455人;京沪等6省仅检测到2例抗体阳性,阳性率极低,仅为0.00017%,至少4省无1例。

湖北全省合计有708147人可能感染新冠病毒,其中武汉占70.14%。其实武汉占比还更高,2020年1月23日封城已经有些晚了,约有200万武汉工作的人返乡过年,其中多数到本省其他市州,抗体阳性统计在湖北武汉外市州,而非武汉地区。途经武汉的旅客更多,因为武汉是中国高铁枢纽,四通八达。由于全国31省市区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纷纷封城,2020年春节全民宅家,所以湖北之外其他省感染病毒而自愈的人极少。

专业人士对这些隐含信息一点不意外,民众也无需大惊小怪。这不是瞒报漏报,各国均如此。美国纽约、俄罗斯莫斯科、印度新德里这三个重疫区曾组织抗体抽样检测,阳性率都约为20%,远高于武汉的4.43%。据美国科学模型估算,洛杉矶县阳性率高达1/3,1000万居民中已有逾30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

由于医疗资源有限、症状轻微,全球数以千万计的新冠阳性病例未统计、未及时确诊、未及时治疗(也无需治疗)而自愈。其中有少部分病情恶化死亡,也未统计在死亡病例中。

美国新冠疫情最严重,冬季反扑也最严重。原因有四:特朗普败选后煽动政治聚集抗议且众多支持者不戴口罩,感恩节、圣诞节和新年亲友聚集,冬季室内活动明显多于室外,变异病毒加剧疫情恶化。

美国报告的确诊病例,从1000万(2020年11月9日)飙至2000万(2021年1月2日)只有短短54天,日均新增18.5万;再飙至2500万(2021年1月24日)只有短短22天,日均新增22.7万。

美国报告的死亡病例,已超过美国二战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美国一战、越南战争、朝鲜战争、“9•11”事件死亡人数的总和。拜登、美国CDC新任主任瓦伦斯基都预测,到2月中旬,美国将有5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美国冬季疫情的重灾区,是确诊病例首个逾300万的州;洛杉矶病床爆满,火化炉也爆满。

病毒溯源:存在多中心的证据

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组抵达武汉,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工作。1月15日,WHO表示,一些研究通过临床样本或储存的血清样本发现2019年已存在新冠肺炎病例,世卫组织将跟进,但可能永远不会发现新冠肺炎零号病例;1月22日又表示,“现在断定新冠病毒从哪里起源,肯定还为时过早。”

病毒溯源难度极大,时间漫长,全球必须合力攻关,厘清来源和传染机制。否则不明不白,若干年后还可能从动物突变感染人、或从污染物感染人,再来一次全球疫情大暴发,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代价太惨重。

各国越来越多的信息、证据和研究表明,SARS-CoV-2病毒2019年已在全球多地分布,可能不止一个零号病例,而是多中心爆发。

据意大利《共和报》两次报道,该国2019年11月10日一例25岁的皮肤炎症状女性患者的活检样本、12月5日一例儿童的咽拭子样本,分别检出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相关学术研究分别在《英国皮肤病学》、美国CDC《新发传染病》期刊发表。意大利研究人员还在2019年12月18日米兰和都灵的污水样本中,发现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

法国北部一家医院的医生发现,2019年12月27日收治的42岁肺炎男性患者,鼻咽拭子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相关学术研究在《国际微生物杂志》发表。西班牙2020年1月31日报告首例输入病例,2月25日报告首例本土病例,该国研究人员却在2019年3月12日采集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2020年7月2日,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发表研究报告说,在州首府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市2019年11月27日采集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比巴西报告首例病例提前约3个月。2021年1月12日,巴西圣埃斯皮里图州卫生部门宣布,在2019年12月采集的血清样本中检测到新冠病毒抗体。

2020年1月20日,美国CDC确诊首例病例。但美国CDC研究人员发表在《临床传染病》的报告显示,美国红十字会2019年12月13日至16日在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3州采集的39个血液样本,发现新冠病毒抗体,表明那时新冠病毒或已在美国出现并传染。

病毒变异:目前可控未来难测

1月20日,WHO披露至少60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英国首先报告的B.1.1.7变异毒株,比一周前多了10国;23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南非首先报告的501Y.V2变异毒株。美国、法国、丹麦等国已预警,2或3月,变异病毒将成为本国最流行的版本。

变异病毒已确认传染率提升40-70%。1月22日,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可能导致更高的死亡率。”当然,目前还只是“可能”,证据还不充分。英国首席科学顾问瓦伦斯强调,病毒变异前的死亡率约为千分之十,病毒变异后上升到大约千分之十三至十四。

一般而言,新冠病毒肺炎死亡率不超过1%。英国人均死亡率1.49%(98129死亡病例/全国总人口6600万)高居全球之首,表明即使医疗体系完善的发达国家、繁华都市,也不能承受医疗透支。英国病毒变异后死亡率上升0.3-0.4%,未必是病毒更致命,可能存在的原因之一是:传染性更强,感染人数更多,严重症状更多,未获及时治疗更多,必然导致死亡人数更多。

由于冬季疫情反弹和病毒变异加剧扩散,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接二连三“封国”,欧洲逾2.3亿人生活在全国封禁中。

1月4日,英国新增确诊逾5.8万例,创单日最高纪录。首相约翰逊同日宣布,英格兰第三次全境封锁到至少2月中旬。1月8日,伦敦宣布进入“重大事件”应急状态。1月20日,英国死亡病例1820例,创单日最高纪录。

1月5日,德国决定全国封禁延长到1月31日。1月14日,法国决定全国宵禁,实施时间从20时提前至18时。1月23日,荷兰实施全国宵禁,时间为当天21时至次日凌晨4时30分。

日本抗疫2020年早期很“佛系”,如今很“亢奋”,首相迫切保奥运、保官位。菅义伟1月7日宣布首都圈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期限一个月;1月13日宣布再有7府县、累计11府县进入紧急状态;禁止外国人入境至2月7日。1月19日,东京一名不满10岁的女童确诊为英国首先报告的变异病毒病例,是另一名四天前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表明变异病毒已在东京社区扩散。

病毒疫苗:分配不公与安全疑虑

1月14日,WHO披露目前全球95%已使用接种的疫苗剂量仅局限于10个国家,即美国、中国、英国、以色列、阿联酋、意大利、俄罗斯、德国、西班牙和加拿大。都是富国、大国,穷国、小国的疫苗极少,西非国家几内亚仅收到25剂疫苗。

富国、大国占用疫苗过多,客观上漠视穷国、小国高危人群(例如医务人员、老年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WHO总干事谭德塞毫不掩饰不满,1月18日警告世界正处于“灾难性道德失败”的边缘。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月16日亲赴机场迎接首批来自中国的100万剂新冠疫苗,1月24日接受电视采访时感叹:“当下,搞到疫苗比搞到核武器还难。”

即使在富国、大国内部,也有分配迟缓、分配不公的问题。美国特朗普政府严重缺乏领导力,延误宝贵时机,承诺2020年底前至少2000万美国人接种第一剂疫苗,事实上仅有约280万人接种,远低于预期。拜登提出上任100天接种1亿美国人,疫苗供应能否保证目标实现有待观察。

以色列接种进程全球最快,2019年12月20日启动,一个月接种约222万人,占全国900万人口的24.7%。法国也明显加快接种进程。原计划到夏天的接种目标是1500万人,卫生部长韦朗1月21日希望,到8月底能为7000万人接种,也就是实现全民覆盖。

一国疫苗接种率达70%,才能建立群体免疫。主要疫苗厂商的年产量,远远不足以满足海量需求。据国际疫苗检测机构“人民疫苗联盟”报告,在肯尼亚、缅甸、尼日利亚等67个中低收入国家中,平均每10个人中只有1人“有望在2021年年底前接种上新冠疫苗”。

疫苗优先保障富国、大国,意味着穷国、小国今年必然继续在疫情中煎熬,开放边境、正常生活、复苏经济更是奢望。预计发达国家2021年中基本控制住疫情,较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望2021年底,最穷的小国如借助于富国和WHO的慷慨援助,2022年底建立免疫屏障,有望控制疫情。

百年未遇的疫情完全打乱了疫苗的研制方式和进程。通常的串联改为并联,不足一年就推出多款疫苗,试验很仓促,各国卫生监管机构审批也仓促。疫苗的有效性获得初步验证,但安全性还有疑虑。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中国康希诺疫苗使用的腺病毒技术,开发艾滋病疫苗时曾失败;中国科兴、国药疫苗使用的灭活技术,适应病毒变异挑战更难也更慢;辉瑞、莫德纳疫苗使用最新的mRNA技术,首次大规模应用于人体,争议更大。

1月15日,挪威药品管理局声明,有23人接种辉瑞疫苗后死亡,主要是75岁及以上、有重病的人,不能排除免疫的副作用可能“使患者陷入潜在疾病的更严重病程”。1月19日,美国加州接种莫德纳疫苗后,约10人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加州卫生部门已将同批次33万支疫苗全部封存并展开调查。

mRNA疫苗有效率高达95%,病毒变异后能很快生产新的疫苗,相当于“即插即用”,但有个大麻烦是存储、运输的低温环境太苛刻。莫德纳疫苗要求的存储条件是-20℃,1月17日在运往美国密歇根州途中,11900剂因运输过程中温度太低而失效。

辉瑞疫苗更苛刻,要求的存储条件是-70℃,且保质期只有6个月,只能适用于大中城市。在2-8℃的标准冷藏条件下,mRNA疫苗最多可保持30天稳定;而中国灭活疫苗持续稳定,几乎所有医院、药房的普通冰箱都可存储。

本周WHO开始评估中国科兴、国药两款灭活疫苗,如与辉瑞、莫德纳mRNA疫苗一起纳入WHO的紧急使用授权清单,有助于打开穷国、小国的生命绿色通道。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可以确保一年生产数以亿剂疫苗,供WHO的“COVID-19疫苗全球获取机制”(COVAX)向穷国、小国公平分配。

蝴蝶效应:对全球治理的结构性冲击

政府首脑问责。美国严重疫情,毁了特朗普提前营造的经济泡沫和连任选情。巴西严重疫情,总统博索纳罗有被弹劾风险,且2022年连任选情不妙。日本首相菅义伟因防疫不力、经济疲软,饱受批评,民意支持率下跌约一半,由2020年9月刚上台时的64%,1月16日降至33%,已被预言为短命首相。东京奥运会成为他的救命稻草,如成功举办,日本政坛、民众和媒体会放他一马;如被迫取消,那么他大概率今年上半年下台。

奥运举办缩水。东京奥运会已延期一年,不会再延,无论国际奥委会还是日本政府都力争今年7月举办,否则日本前期投入约300亿美元全打水漂。难题是日本及东京疫情正在严重反弹,多日新增确诊病例逾7000例。必须确保所有运动员、工作人员提前接种疫苗,如全部空场举办比赛,门票、广告等收入肯定大打折扣,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宫本胜浩估算,空场比赛的经济损失约合人民币1507亿元。

经济危机潜伏。中国2020年GDP增长2.3%,在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2021年各国经济也好不了多少,由于本国2020年GDP普遍负增长,基数太低,2021年同比增长没有任何意义,而应对比2019年GDP,看本国何时恢复到这个值。2020-2021两年,几乎所有国家经济荒废了,还留下严重后患。经济和民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国拼命印钞、发债挽救,天下没有持续免费的午餐。疫情稳定之后,激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然退出,全球金融危机是否接替连锁爆发?巴西、印度的经济风险尤其需重点关注。

社会动荡不安。各国疫情期间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钱人、上层人普遍受益更多,加剧贫富差距和对立,也将推动极端主义、保守势力抬头,是否出现暴力抗议、流血事件有待观察。

病毒持续变异。从科学角度而言,病毒一个月大致有两个突变位点,今后必然还有更多突变位点,是否导致疫苗失效、死亡率提高,有待密切观察。巴西首先报告的P.1变异毒株以及另一个新的变异毒株,不仅更具传染性而且可能会削弱疫苗的有效率。新冠病毒对人体的后遗症也有待研究,例如对神经系统、心脏、肝、肺、肾损伤,失眠、抑郁、肌无力等。

疫苗不是灵丹。从临床试验看,目前疫苗可持续半年,具体多长时间未知。新冠病毒肯定与人类长存,如无特效药,难道每人每年都需打两针疫苗?穷国、小国无此财力支撑,也很难每年指望WHO和富国捐赠。疫苗大量使用后,年长者和绝症患者风险、ADE效应、农村人口接种、二次感染等问题怎么解决,都不能盲目乐观。

(注: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微信公众号:SSWYPL。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在亚洲科技股带领下,全球市场本周开局强劲。腾讯等科技股领涨香港市场,分析师看好快手上市,内地资金大举进入港股。

本周全球股市开局表现强劲,亚太市场科技股领涨。

周一,香港基准股指恒生指数(Hang Seng index)收盘上涨2.41%,中国沪深300指数(CSI 300 index)上涨1.01%。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盘中上涨2%,日本东证指数(Topix index)指数持平。

科技股领涨香港股市,互联网企业腾讯(Tencent)股价涨幅超过10%,使该公司的市值在2021年增长2300亿美元。周一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腾讯投资的直播平台快手(Kuaishou)计划在香港首次公开发行(IPO)中募集多达63亿美元。快手是TikTok的竞争对手。

分析师表示,此次IPO是优步(Uber)2019年上市以来规模最大的科技公司IPO,这提振了整个大盘的情绪。恒生科技指数(Hang Seng Tech index)上涨4%以上。

“我们预计快手上市会非常火爆。”香港证券经纪公司金利丰证券(Kingston Securities)研究主管黄德几(Dickie Wong)表示,“这不仅提振了腾讯的股价,也提振了大多数互联网相关公司。”

本月,中国内地资金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涌入香港股市,这也支撑了中国科技企业在港上市股票的涨势。

仅在周一,截至午盘中间时分,内地投资者就向港股注资135亿港元(合17亿美元),其中吸金最多的是腾讯。芯片股也出现上涨,中芯国际(SMIC)涨幅10.09%。

在韩国,当地媒体报道称,政府正在考虑向个人和小企业发放补助,以减轻为抗击新冠疫情而实行的限制措施的影响,股市因此受到提振。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股价涨幅高达3%。

在亚洲股市交易时段,美国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Nasdaq Composite)期货上涨0.8%,涵盖范围较广的标普500指数(S&P 500 )期货上涨0.4%。伦敦富时100指数(FTSE 100)期货上涨0.4%。

译者/何黎

恒大汽车周一宣布,战略投资者已斥资260亿港元收购该公司9.75%的股份,随后其股份上涨逾60%。

全球负债最重的房地产公司恒大集团(Evergrande)的电动汽车子公司恒大汽车(Evergrande Auto)的股价飙升至创纪录高点。此前恒大汽车融资34亿美元,这让人们对恒大汽车一度受阻的雄心——与特斯拉(Tesla)等公司竞争——重新燃起了希望。

周一,恒大汽车在香港上市的股票飙涨逾60%。此前一天,该集团宣布,战略投资者已斥资260亿港元(合33.5亿美元)收购该公司9.75%的股份。

恒大汽车曾承诺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投入300亿元人民币(合46亿美元)建设工厂并获取技术知识,以成为电动汽车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但生产延迟、工厂烂尾以及被中国国家发改委的行业调查点名都给恒大汽车带来了压力,目前恒大汽车的电动汽车尚未开始商用销售。

在恒大将重心转向电动汽车的同时,北京方面也加大了对房地产行业的审查力度,试图通过限制开发商的贷款额度等方式给过热的房价降温。

其母公司恒大集团持有恒大汽车近68%的股份。

恒大集团本月提前偿还了20亿美元债券,帮助缓解了投资者对其债务负担的担忧。截止去年6月,恒大负债8355亿元人民币。去年3月,该公司承诺到2022年每年减少150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恒大汽车此次融资的投资者包括翠林全球投资有限公司(Greenwoods Global Investment);中国燃气(China Gas)总裁刘明辉;房地产开发商华人置业(Chinese Estate)前董事长刘銮雄(Joseph Lau)的妻子陈凯韵(Chan Hoi-wan)。各投资方同意锁定认购股份12个月。

恒大汽车表示,这些资金将用于投资研发、生产和偿还债务。

随着投资者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市场上寻找可能成为下一个特斯拉的公司,他们对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日益浓厚的兴趣推动了蔚来(Nio)、小鹏(Xpeng)和理想(Li Auto)等公司的股价上升。但一些人对恒大汽车能否在这个竞争激烈的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持怀疑态度。

总部位于香港的会计调查公司GMT Research的分析师奈杰尔•史蒂文森(Nigel Stevenson)表示,恒大汽车融资的大部分收益最终可能转到其母公司恒大集团手中。截至去年6月,恒大汽车负债750亿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债务要么是欠母公司的,要么是由母公司担保的。

史蒂文森补充称:“恒大汽车仍主要是一家房地产公司。”他指出,2019年该公司最大的现金流出是对开发中的房地产的投资。

译者/何黎



这家中国短视频企业最高将融资63亿美元,在监管趋于收紧的行业环境中,这宗IPO将检验投资者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兴趣。

中国直播和短视频企业快手(Kuaishou)将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发行(IPO),融资金额最高将达到63亿美元。在中国科技行业被监管层盯得越来越紧的背景下,此次IPO将检验投资者对该行业的兴趣。

在此次IPO中,快手的估值可能高达617亿美元,这也可能是自网约车企业优步(Uber)2019年上市以来的最大科技企业IPO。快手是字节跳动(ByteDance)旗下抖音(Douyin,其国际版是TikTok)的竞争对手。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见到的一份投资意向书,此次IPO将募集49亿美元至54亿美元,但如果承销商行使超额配售权,那么募集金额可扩大至63亿美元。预计股票将在本周五定价,每股价格在105港元(合13.55美元)与115港元(合14.84美元)之间,并于2月5日开始交易。

此次IPO正值中国科技企业面临越来越不确定的监管环境。去年11月,支付企业蚂蚁集团(Ant Group)370亿美元的香港和上海IPO在最后一刻被北京方面叫停,同时其关联电商企业阿里巴巴(Alibaba)受到了反垄断调查。

获得中国互联网企业腾讯(Tencent)投资的快手大部分收入来源于用户给主播赠送虚拟礼物。快手从礼物价格中抽成约一半,礼物价格在几分钱人民币到2000元人民币(合309美元)之间不等。

去年11月发布的直播管理规定禁止未成年人在快手等平台上购买虚拟礼物,并要求限制单个用户的打赏总额。新规定也收紧了对直播带货的管控。直播带货即视频主播向消费者推销商品,这是快手的一项不断增长的业务。

在美中关系紧张之时,快手的竞争对手——包括TikTok在内——面临有关运营和数据使用的争议。去年12月,字节跳动重组TikTok美国业务的最后时限已过,但未有协议达成,目前字节跳动仍在就TikTok在美国的身份谈判。

去年前9个月,快手日活用户达到约2.62亿,人均每日观看时长为86分钟。该公司报告称,在同一时期内,其营收为410亿元人民币,亏损90亿元人民币。

该公司在吸引新用户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因为中国线上视频市场越来越拥挤。

快手IPO的基石投资者包括资产管理公司景顺(Invesco)和富达(Fidelity),以及新加坡国有投资机构淡马锡(Temasek)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这些基石投资者将总共购买最高达25亿美元的股票,上市后锁定期为6个月。

“基石投资者的质量和规模,就我们见过的中国科技公司的上市交易来说,算是最高之列。”一名参与交易的银行家表示,“这表明市场仍在呼唤为具备规模、高增长的科技公司注入更多流动性。”

根据投资意向书,快手将把所筹资金用于研发、收购和投资,以及扩大其生态系统。

腾讯去年领投了快手的一轮30亿美元融资,此后持有约22%的快手股份。作为中国线上视频市场中排在抖音之后的第二大企业,“快手不那么容易受到政治噪音的影响”,一名参与此次IPO工作的银行家如是说。

译者/何黎



曹辛:对于如何运作国际组织,尤其是世卫这样的在当前世界疫情环境下对中国十分重要的机构,拜登政府给中国演示了生动的一课。

本栏目由FT中文网与公众号“远见经纬”(原公众号“经纬远见”)、中华智库基金会共同主办

美国拜登政府在就职前就对本届美国政府未来的对外政策公开明示:重视国际组织和盟友的力量。这被认为是结成遏制中国的国际联盟,用联盟的力量取胜。上周四,拜登演示了他就职后的第一个动作:美国停止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媒体对美国的这一动作虽然都有报道,但对其在今天的真正意义并没有充分理解到;同时,对于如何运作国际组织,尤其是世卫这样的在当前世界疫情环境下对中国十分重要的机构,拜登政府更是给中国演示了生动的一课。

拜登有了新帮手

拜登就职美国总统后,在落实就职前就已确定的加强与国际组织和盟友合作的政策方面,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宣布美国停止退出世卫组织,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考虑到当前中美关系高度敏感的现实,特别是当前世界疫情泛滥的严峻形势,美国这一动作将对中国产生潜在的重大影响,如果从中美博弈角度看,拜登实际上已经先赢了第一步。

拜登这一动作给美国政府带来的第一个正面影响是:提高了美国国内的抗疫信心和声势。特朗普过去对世卫组织的对抗政策,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是备受争议的,而美国媒体对此一系列的批评性报道,从减轻民众恐慌和增强抗疫信心来说,基本上也是负面的。而现在的情况则相反了,世卫组织的联合国机构身份为拜登政府的国内抗疫提供了毋庸置疑的合法性,也有利于增加美国国内抗疫的信心;而且,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停止退出世卫组织的反应,基本上也都是正面的。

拜登这一动作还提升了美国在国际抗疫合作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

除了停止退出世卫组织外,美国还采取了下列动作。第一,高度肯定和赞扬世卫组织在抗击新冠国际大流行方面的卓越领导,这是上周四已被任命为拜登首席医学顾问的福奇在世卫组织会议上公开宣布的。第二,在特朗普下台前已经为世卫组织主导的世界疫苗联盟(GAVI)捐款40亿美元的基础上,拜登政府可能再捐款2-3亿美元,以帮助世卫组织解决欠发达国家没有财力购买抗疫疫苗的当前迫切问题。此外,美国还派福奇担任世卫组织执行董事。以福奇刚刚被任命的美国总统首席医学顾问的身份,加上上述美国对世卫组织的财力和政治上的支持,美国对世卫组织的影响力及领导力无疑会有很大的提升。

此外,通过向世卫组织主导的世界疫苗联盟(GAVI)捐款、提供技术支持等方式,美国还将有效提升自己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让自己落下帮助贫困的欠发达国家民众抗疫救命的道义名声。

考虑到当前中美两国的敏感关系,美国针对世卫组织采取的上述一系列举动,从国际政治角度说,客观上必然造成中国对世卫组织影响力的下降或关系的疏远,而中国现在正面临新冠病毒来源的溯源、中国国产疫苗的国际承认、援助欠发达国家人民抗疫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一切都有赖于世卫组织的支持,而且根本无法规避开。

按照拜登政府依赖国际组织与盟友的力量与中国博弈的方案,拜登已经用温和而不留痕迹的方式,赢得了非常重要的一局。

如何与世卫及其他国际组织合作?

上述事实引发了一个问题,作为世界大国,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何与世卫这类的国际组织合作?

从美国运作世卫组织的上述行为看,美国行为方式如下。

首先是真正融入国际机构和组织,参与它的内部运作和管理,共同工作。例如拜登对世卫组织所做的那样:停止特朗普退出世卫组织的行动;派出本身也是科学家、现为美国总统首席医学顾问的福奇担任世卫组织的执行董事,继而参与世卫组织的高层管理、运作乃至决策。

特别是提供资金捐赠、提供技术和物资,让该机构运作顺利。而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伴随着美国派出技术和管理人员以及各类物资进入该机构,通过援助和物质支持,获得该机构的认可,提高美国在该机构的影响力。

最后,影响这个机构的运作,并通过这个机构,实现美国的利益。在特朗普施压世卫并与之关系恶化之前,美国一直是对世卫组织影响最大的国家,并利用这个机构实现美国的利益。

因此,与世卫及其他国际组织合作,有几点显然非常重要,值得高度关注。

一是在指导思想上避免本国独来独往,独立行事,而应参与其中,并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不能动辄以泱泱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对待它,尤其是不能用以上对下的姿态出现,而应以平等身份与之交往。毕竟世卫这样的国际组织属于联合国所属机构,在全球性相关业务上,世界各国受它指导,必须对之保持尊重。

二是在行动上,切不要打破现有国际体系去另起炉灶,而是与之合作并共同行动。在当前中国参与的世界性抗疫活动中,应和世卫组织合作,在相关项目和行动上共同操作。而现在的现实却是:以抗疫疫苗为例,从疫苗的研发、可靠性认证到推广,基本上独立行事,操作规则上另搞一套,最后要世卫组织同意将该疫苗产品推荐进入联合国的推荐疫苗目录,这会非常糟糕。

最后,要给国际组织以真诚的帮助,包括资金、技术和物资的捐赠,以及工作中的便利,为对方的工作提供实际而有效的帮助。

只有以上述合作的态度和行为对待世卫这类国际组织,才是运作它的前提,才能在一国和国际组织之间实现双赢。过去一年的抗疫历史证明,打破体系、另起炉灶,即便是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最后也未能成功,反而把自己弄得名声扫地,而其他国家则借机收买,试图从美国手里渔利。因此,真诚的合作才是成功运作世卫及国际组织的前提,必须认真对待。

(注:作者为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沈建光:今天人民币将延续升值态势,同时过快升值也面临政策约束。人民币在2021年是否会创下新高?年内“破6”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2020年人民币涨势如虹。在因汇改、资本外流和中美贸易战接连承压几年后,人民币兑美元走势逆转,下半年接二连三突破7.0、6.8、6.5的心理关口,全年累计涨幅接近7%。2021年新年伊始,人民币升值势头不减,兑美元中间价一度升至6.46。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经济成绩单也非常亮眼,全球范围内一枝独秀的经济基本面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否将使人民币在2021年创下新高?年内“破6”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2021:人民币将延续升值态势

纵观2020年,人民币总体走势先抑后扬。一、二季度,国内对疫情严防严控,汇率从年初的6.96一度跌至7.13。6月初拐点出现,之后人民币基本呈现单边上行,至2021年首周已经涨至6.46,接近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前水平。

在笔者看来,2020年人民币大幅升值,主要与以下几方面因素有关:

第一,中国经济在疫情下交出优秀成绩单。中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大关,全年经济增速达到2.3%,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逆势向好殊为不易。从季度经济增速来看,中国经济自二季度走出疫情阴霾,率先实现复工复产之后,季度GDP不断走高,四季度反弹至6.5%,甚至超过2019年单季的最高值。

第二,出口远超预期,经常账户盈余创新高。商品贸易方面,新冠疫情大流行重创全球经贸活动,WTO预计全球贸易量下降近10%,但中国出口却逆势增长3.6%。出口高增的总体逻辑是,各国应对疫情的财政补贴和货币宽松支持了居民消费,但疫情致其国内生产能力恢复缓慢,消费高于生产的供需缺口需要由中国来填补。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5350亿美元,同比上升27.1%,在历史上仅次于2015年。服务贸易方面,由于疫情导致线下旅行、教育等服务业活动急剧萎缩,去年前三季度服务贸易逆差为1168.4亿美元,较2019年同期水平下降42.1%。随着货物贸易顺差上升和服务贸易逆差下降,2020年经常账户盈余估计将创下新高,有力支撑了人民币汇率。

第三,中国货币政策相对克制,中美利差扩大。疫情在美国爆发后,美联储货币政策宽松超出预期。先是实施紧急降息和流动性纾困,其后承诺“无限量”资产购买,到年底时资产负债表已经膨胀到年初的1.76倍,远超欧央行的1.50倍和日本央行的1.23倍。

相比之下,中国货币政策同样积极,但主要为实体经济纾困,未诉诸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等非常规政策,并且在疫情得到控制的下半年,货币便有边际收紧迹象。在此背景下,中美十年期利差迅速扩大,至2020年11月升至249bp的历史高位。利差高企提高了中国境内资产的吸引力,债市尤其受益,国际收支数据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债券投资流入较2019年同期增长41%。

第四,中国持续推进开放。一方面,金融部门开放加速,除各类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外,中国债券市场进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债券指数,富时罗素上调A股纳入因子,吸引被动资金达千亿美元以上。

另一方面,面对疫情逆境和潜在“去中国化”风险,中国积极参与多边谈判,先后签署RCEP,原则上达成中欧投资协定,这些协定都蕴含进一步开放的承诺,也提振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

人民币过快升值面临政策约束

2021年,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经济层面,经济疫后复苏或由供给端拉动的结构性复苏向供需联动的全面回暖方向迈进,考虑到2020年的低基数效应,预期全年GDP增速将超8%。

贸易层面,随着全球疫苗接种步入快车道,出口动能将从防疫需求拉动转向海外回暖拉动。货币层面,中美利差可能收窄,但美债利率上行可能会被中国向“紧货币+紧信用”的边际转变所部分抵消。对外开放层面,RCEP批准、中欧投资协定落实要求配套改革继续提速。

在此背景下,预期2021年人民币汇率整体升值,但破6需要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接近8.8%,在笔者看来,如此快速的升值可能性不大。原因在于:

一方面,2021年美元跌幅或有所放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更多取决于美元强弱,2020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与广义美元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0.84,较2019年的0.67有显著上升。当前美元指数位于90附近,比年内103的高点下跌超过12%。2020 年美元整体下行与美国抗疫不力、“无上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大选政治不确定较高有关。

展望2021年,伴随拜登上任,美国将抗疫作为头等大事,民主党“横扫”参众两院有助于更有力的经济支持计划,淡化“美国优先”政策,重新修复盟友关系,重塑国际领导力等,预期整体美元保持弱势,但跌幅会明显收窄。

另一方面,汇率升值过快不利于贸易,影响出口竞争力。疫情供给侧冲击造成全球贸易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出口成为“卖方市场”,中国作为“最后出口商”有较强议价能力,2020年人民币升值暂未殃及中国出口。不过,出口企业利润率已经受损。随着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商品供给竞争料将加剧,强势人民币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不利影响将逐渐显现。

政策层面,近几个月金融部门已经出台若干逆周期措施,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和企业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显示出防止汇率过快升值的政策取向。实际上,当前中国资本管制并不对称,整体上鼓励流入、限制流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民币的上涨。

当前汇率升值仍处于合理区间,外部环境趋于平稳,企业出海投资意愿上升,而疫情冲击下不少海外优质资产凸显投资机遇。在此形势下,政策层面可能将更为积极地尝试推进改革,放宽资本流出,鼓励双向波动,推动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靠近,为扩大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为有利的环境。预计2021年人民币波动幅度将加大,兑美元中间价年内或达到6.1左右,“破6”概率不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文编辑徐瑾 [email protected]



此前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会晤过商界领袖,并在全国各地举行会议,他拒绝戴口罩,而最近墨西哥新冠死亡和感染人数都创新高。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在几天前曾与该国一些主要实业家共进晚餐。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以前拒绝戴口罩。

他周日在Twitter写道:“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感染了新冠病毒。虽然症状很轻,但我正在接受治疗。和以前一样,我很乐观。我们都会挺过去的。”

现年67岁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一直因淡化这个拉美第二大经济体的疫情而受到批评。尽管最近墨西哥的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都达到创纪录水平,但他仍继续在全国各地举行会议。

墨西哥城的医院几乎人满为患,许多感染者难以用上氧气罐。

继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和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其他对新冠病毒持怀疑态度的领导人确诊后,这位墨西哥总统也感染了新冠病毒。在去年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拿出了一个护身符,称这个护身符可以保护他不被感染。

他表示,周一他仍将按原计划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通电话,讨论购买俄罗斯的“卫星-V”(Sputnik V)疫苗的事宜以及双边关系。

这位墨西哥总统表示他会继续在国家宫(National Palace)密切关注公共事务,但内政部长奥尔加•桑切斯•科尔德罗(Olga Sánchez Cordero)将代替他出席每天早上的新闻发布会。

洛佩斯•奥夫拉多尔2013年曾心脏病发作,他还患有高血压。他多次发出乐观信号,称墨西哥应对新冠疫情得当,并拒绝实行封锁措施,尽管墨西哥已有逾170万确诊病例和近15万死亡病例。

墨西哥过低的检测率和过高的超额死亡人数勾勒了一幅更为黯淡的景象。墨西哥单日新增病例7天滚动平均值为每10万0.962 ,高于美国的0.935和巴西的0.474。

译者/何黎

随着奥斯陆附近出现变异新冠病毒死亡病例,挪威迅速采取了迄今最严格的封锁措施。瑞典随后关闭与挪威的边境。

瑞典关闭了与挪威的边境。此前,挪威首都奥斯陆附近出现了几起最早发现于英国、更具传染性的变异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病例,挪威政府随后采取了迄今最严格的抗疫措施。

瑞典内政部长米卡埃尔•丹贝里(Mikael Damberg)上周日表示,通往挪威的边境将关闭至2月中旬。瑞典对丹麦和英国也将实施类似旅行禁令,以阻止新变种病毒传播。

挪威、丹麦和芬兰去年都关闭了与瑞典的边境,它们对瑞典远高于它们的新冠病毒感染率和死亡率感到担心,导致瑞典包括丹贝里在内的多名部长就北欧合作面临的风险发出警告。

由于担心最早发现于英国的新变种病毒的传播,丹麦和奥斯陆周边地区已进入第二次封锁,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警告说这种病毒可能更致命。

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贝格(Erna Solberg)说,她对瑞典关闭边境的决定“没有抱怨”。有一部分人仍获准从挪威入境,包括在瑞典生活或工作的人、从事运输业的人员,还有那些有紧急家庭原因的人。

挪威中右翼政府上周六下令,除食品店、药店和加油站外,首都及附近9个市的所有商店全部关闭。政府将同一地区的所有学校和幼儿园都调至所谓的红色级别,这意味着班级规模变小,且地方政府可以在必要时关闭学校和幼儿园。

上周五有消息称,1月早些时候在奥斯陆以南20公里的一家养老院发生的两起死亡病例涉及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新冠病毒,挪威当局迅速采取了行动。

挪威是欧洲受新冠疫情影响最小的国家之一,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很低。挪威卫生部门和政府因迅速做出关闭和重新开放社会的决定而受到赞扬。

但就在最新的限制措施出台前5天,挪威刚成为首批放宽第一波疫情的限制措施的欧洲国家之一。在奥斯陆和其他9个城市,原本获准在上周四恢复的儿童体育和休闲活动上周六再次被叫停。

挪威卫生部长本特•霍伊(Bent Hoie)在他的冬季小屋表示:“情况非常严重,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疫情爆发。”

他表示,这是挪威自去年3月12日最初实行封锁以来实施的最严格的措施,在部分地区,“我们将进一步升级”。

他补充说:“我们现在正竭尽所能,以强力措施阻止这轮疫情爆发,这样我们才能迅速重新控制疫情,并放松最具侵扰性的限制措施。我们齐心协力多次成功打败过这种病毒,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将再次战胜它。”

拥有530万人口的挪威,在疫情期间有544人死于新冠肺炎,是欧洲国家中人均死亡率最低的国家。这与邻国瑞典形成鲜明对比,瑞典人口是挪威的两倍,而且拒绝实施正式封锁,该国的新冠死亡人数为11055人。

目前的限制措施将先持续到1月底,届时相关部门将评估这一变种病毒的传播程度。挪威国家广播公司(NRK)上周日报道称,相关部门在周末进行的数百次检测中没有发现这种更具传染性的变种病毒。

奥斯陆及其周边地区的一些地方政界人士批评卫生机构对新变种病毒样本的检测时间过长。导致此轮封锁的样本是1月3日采集的。

奥斯陆目前并未实施宵禁或禁止出行,尽管挪威政府最近要求获得法定权限,以便在必要时实施相关禁令。

译者/何黎

松下新开发的Vixell真空断热冷藏箱,能够以零下70摄氏度储存新冠疫苗18天。欧美物流公司纷纷请求测试这款冷藏箱。

松下(Panasonic)表示,该公司收到来自欧洲和美国物流公司的大量请求,要测试该公司研发的一款用于运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疫苗的超低温冷藏箱。

在这家特斯拉(Tesla)供应商加入为快速增长的全球疫苗储存业务开发产品的竞赛之际,日本政府正准备从2月底开始推进该国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在日本,公众对本国疫苗接种计划进展缓慢的批评越来越多。

松下电器部门首席工程师Shinya Kojima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虽然疫苗分发工作已在全球启动,但冷藏箱仍然严重短缺。我们已经收到如此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问询,包括日本、美国、新加坡、法国、韩国和中国。”

Shinya Kojima利用松下的冰箱节能技术,开发了一款便携式冷藏箱,可以在零下70摄氏度的温度下运输疫苗和其他物质。

在两种型号的冷藏箱中,较大一款容量为120升,通过装入34公斤干冰,能够在这一超低温下储存5000剂疫苗18天。

该公司在2019年已生产过一款类似产品,但Shinya Kojima去年12月启动了一个改善储存条件的新项目,以满足研发中的新冠疫苗的独特要求。

升级之后,这些冷藏箱现在可以用于储存辉瑞(Pfizer)与德国BioNTech公司联合研发的疫苗,这款疫苗必须在零下70摄氏度的温度下运输。上周,日本政府与这家美国制药公司达成协议,由后者向其提供1.44亿剂疫苗,足够满足该国约一半人口的接种需求。

松下计划从3月底开始,向制药和物流公司分发这种名为Vixell的真空断热冷藏箱的样品。不久之后它将开始出售或出租这种冷藏箱。

该公司尚未披露这种冷藏箱的定价和生产计划,但Shinya Kojima表示松下初步会每年生产数千个,然后根据需求扩大产能。

自上周四松下公布这项技术以来,该公司股价已上涨8.4%,突显出投资者对疫苗存储业务增长潜力的浓厚兴趣。

鉴于松下目前考虑的规模,这一冷藏箱短期内不太可能对其盈利产生重大影响。但该公司在冷藏和冷冻技术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还在其前医疗部门PHC Holdings持有少数股权。PHC Holdings是疫苗储存领域的重要参与者,目前由私人股本集团KKR控股。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Grand View Research预计,到2027年,全球疫苗储存和包装业务市场将从去年的223亿美元增长至433亿美元,其中储存业务将成为最大的收入来源。医用低温箱市场的其他关键参与者包括美国的赛默飞世尔科技(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和中国家电制造商海尔(Haier)。

Shinya Kojima还表示,除了疫苗,这些冷藏箱还可用来储存其他药品以及需要严格控制温度的半导体材料。他表示:“我们将研究市场反应,并考虑如何扩大这项业务。”

译者/何黎

研究显示,如果发展中国家继续按照目前的速度接种疫苗,那么由于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的中断,发达经济体今年将面临高达2.4万亿美元的产出损失。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于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复苏将面临新冠疫情的重大打击,除非它们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疫苗接种计划。

上述研究称,如果发展中国家继续按照目前的速度接种疫苗,那么由于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的中断,发达经济体将面临高达2.4万亿美元的产出损失——相当于疫情爆发前它们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5%。

“我们等待向所有国家提供疫苗、检测和治疗的时间越长,新冠病毒蔓延的速度就越快,出现更多变种的可能性就越大,现有疫苗失效的风险就越大,所有国家实现复苏的难度就越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说,“在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是安全的。”

这项研究阐明了全球经济复苏相互关联的本质,而且意味着,即使世界主要国家成功地迅速为本国易感人群接种上疫苗,它们仍面临疫情带来的巨大经济脆弱性。

该报告的第一作者、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谢布内姆•卡莱姆利-奥兹坎(Şebnem Kalemli-Özcan)表示:“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过进出口与发达经济体连结在一起,这里不仅仅涉及制成品。

“如果这些国家得不到疫苗,或者得到得太晚,它们就不能实现复苏,它们就不能供应发达经济体所需的中间产品,它们对发达经济体出口产品的需求也不会达到同等水平。”

英国《金融时报》看到的这项由国际商会(ICC)委托进行的研究显示,总体而言,如果新兴经济体无法及时控制住疫情,全球今年的产出将减少约4.4万亿美元,相当于疫情爆发前全球年产出的约5.7%。该研究发现,一半以上的影响将落在高收入国家身上。

世卫组织警告称,由于贫穷国家无法像富裕国家那样迅速获得疫苗,全球正处于“灾难性道德失败”的边缘。

去年,世卫组织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一起建立了“COVID-19疫苗全球获取机制”(COVAX),目的是确保疫苗在全球范围的公平分配,但该机制一直难以动员富裕国家提供支持,目前面临2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挪威和南非财长已呼吁20国集团(G20)、经合组织(OECD)和COVAX成员国财长于1月29日举行会议,讨论填补资金缺口的问题。

上述国际商会研究报告称,通过避免预期的产出损失,这将带来166倍以上的投资回报。

这项研究考察了65个国家和35个商业领域的贸易联系和供应链,并根据每个领域的工人是否需要在彼此邻近的环境下作业,估算出不同的疫苗接种情形对贸易和经济产出的影响。

在最极端的情形下——富裕国家今年接种上疫苗,而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接种不上——全球产出将减少9.2万亿美元。

在基本情形下——发达经济体的易感人群今年4月底之前接种上疫苗,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明年初达到同一水平——全球产出将减少4.4万亿美元。

卡莱姆利-奥兹坎警告称,还有一些风险是上述估算没有涵盖的,包括贫穷国家的易感人群可能需要超过一年的时间才能获得疫苗,以及病毒发生变异,并继续在发达经济体传播,即使这些国家的预防接种达到临界值。

译者/何黎



李军:在新闻内容引用付费的问题上,谷歌和Facebook最终选择同澳大利亚政府正面对抗,因为后者缺乏美国的经济实力,也不像法国一样背靠欧盟。

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互联网巨头曾经正面挑战一个大国政府并取得成功,因为和政府拥有的权威相比,互联网巨头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建构在沙地上的——只要政府封杀,用户很快就会投奔到其竞争对手那边。十年前谷歌在中国市场已经演出了这一幕。

但是在十年后的今天,谷歌再次上演了类似的一幕——向澳大利亚政府发出通牒,威胁将把自己的核心产品——搜索引擎服务撤出澳大利亚市场。

上周五,谷歌负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市场的全球副总裁Mel Silva在接受澳大利亚政府参议院经济立法委员会的公开听证会的质询时发出公开声明,如果澳大利亚立法机构强行推进《新闻媒体和数字平台强制性议价法案》(News Media and Digital Platforms Mandatory Bargaining Code)正式生效的话,谷歌将考虑撤出澳大利亚市场,终止搜索引擎在澳大利亚提供服务。

000110799 piclink

谷歌之所以做出如此强硬的表态,并不惜以终止谷歌搜索引擎服务为代价威胁澳大利亚政府,是因为澳大利亚最近将通过《新闻媒体和数字平台强制性议价法案》(以下简称:议价法案)并以此强制互联网平台向新闻媒体企业支付新闻内容的使用费。

谷歌认为议价法案在三个方面不可行:

❏搜索引擎向新闻网站支付摘要和链接的费用

谷歌认为过于宽泛和模糊的新闻定义,将迫使谷歌向大量内容支付费用,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预搜索引擎向用户提供链接和相关的内容说明,进而从根本上破坏搜索引擎的工作方式。

❏一个不公平且前所未有的评估方式

议价法案单方面的评估方式仅仅考虑了新闻媒体的内容发布成本,并以此作为搜索引擎付费的定价标准,完全没有考虑到新闻媒体从搜索引擎获得的引流价值。这种不公平的评估方式最终将使谷歌面临不合理且无法控制的财务和运营风险。

❏提供提前14天的算法修改通知

议价法案要求搜索引擎在对搜索算法进行修改时必须提前14天通知新闻媒体机构,并向新闻媒体机构开放“内部测试”(internal practices)的功能以便熟悉新的算法。这一要求将对搜索引擎的算法更新带来重大影响,并间接形成对其他网站平台不利的区别对待方式。

从谷歌提出的这些理由来看,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谷歌这次威胁终止搜索引擎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互联网企业对最近几年形成的互联网应该对新闻引用付费风潮的强烈反弹。

长久以来,互联网平台——包括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平台,一直在免费使用内容生产者创造出的内容。尽管这些内容或许只是内容简述或片段(snippets),但仍然给互联网平台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微博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众多新闻机构和自媒体创作者在微博上开设账号,并免费发送各种即时新闻和深度分析。尽管后期微博提供了广告分成计划等流量收益共享手段,但绝大部分的流量红利和广告收益都是被微博所独占。哪怕是头部大V也需要把自己的关注者流量转化为电商订单——也就是俗称的“带货”,才能获取可观的收益。

既然绝大部分内容生产者都在免费给互联网平台创造价值,那内容生产者有没有可能要求向平台收费呢?在互联网免费内容泛滥的情况下,内容生产者相对平台的博弈能力是极小的,哪怕是顶级的新闻机构都无法单独向互联网平台收费。最终的结果就是新闻机构在互联网平台免费使用内容的情况下广告收入不断下滑,最终整个行业走上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000110800 piclink谷歌全面蚕食和替代美国新闻报纸行业的广告收入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考虑建立面向互联网内容的引用收费机制,帮助新闻行业从互联网平台手上拿到他们生产的内容被引用时应该获得的收益。

2019年3月,欧盟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版权控制监管规则,其中的Article 11就强制要求谷歌、Facebook、微软等互联网平台引用新闻媒体的片段内容(news snippets)必须付费。但该规则在具体执行方面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困难。

第一是规则认为如果平台提供的是“仅带有少数单词的链接”(mere hyperlinks which are accompanied by individual words),则平台无需付费。基于这一标准,那么绝大部分搜索引擎的结果都可以不必付费,规则的付费要求只会针对Google News这样的新闻聚合平台。第二是欧盟制定的这一监管规则需要由各成员国在本国立法才能真正落地,所以最终在整个欧盟范围内要求互联网平台向新闻机构支付内容引用费用还需要假以时日。

但不管如何,欧盟做出的这一表率为全球各国推进互联网平台基于新闻内容引用付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随后的2019年4月,法国竞争管理机构(French Competition Authority,FCA)下令要求谷歌与新闻出版商进行谈判,以确定其使用新闻内容摘要的费用标准。付费的范围包括在其新闻聚合服务中的新闻内容摘要,也包括通过谷歌搜索显示的内容。法国是欧盟内第一个将新闻引用权监管规则转化为法律的国家。

2020年10月,谷歌表示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向全球的新闻出版商支付10亿美元购买新闻内容,并将在德国和巴西与媒体行业合作推出名为“News Showcase”的新产品。

除了欧盟之外,向谷歌举起新闻内容有偿使用大锤的还有美国国会。国会下属的委员会在2020年10月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即将举行面向谷歌、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听证会前夕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本地新闻业在互联网巨头的垄断威胁下处于生死边缘,并建议制定法律迫使互联网巨头与本地新闻企业谈判,以确保互联网巨头在使用本地新闻企业的内容时付费。报告中还指出,美国国内的新闻行业在过去20年内损失了70%的收入,这些收入绝大部分都转移到了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互联网平台上。

在面对欧盟和美国这样巨大的经济体压力下,谷歌只能低头表示正视这样的问题并采取措施解决。但当澳大利亚政府也开始制定相关法律时,谷歌露出了自己的獠牙,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澳大利亚即将制定的议价法案。

2020年9月,当议价法案二读通过时,谷歌警告澳大利亚政府该法案将可能导致谷歌全面终止其在澳大利亚范围内提供免费的搜索服务甚至YouTube服务。与此同时,谷歌迅速暂停了自己的新闻聚合服务谷歌News在澳大利亚范围的服务。

同为即将被议价法案影响的Facebook也出面驳斥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想法。Facebook负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业务的董事总经理Will Easton表示如果议价法案最终成为现实,Facebook将很不情愿地禁止澳大利亚新闻机构和当地用户在Facebook和Instagram平台上共享本地新闻和国际新闻。

与此同时,谷歌上周宣布已经对澳大利亚的1%用户屏蔽澳大利亚范围内新闻网站的搜索结果,以便测试澳大利亚新闻服务的价值,为自己争取推翻议价法案提供数据依据。这是互联网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技术屏蔽用户测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谷歌对抗澳大利亚政府的决心。

面对互联网巨头的威胁,澳大利亚政府选择坚决予以反击。上周五澳大利亚总理Scott Morrison在听取谷歌在国会的听证后表示,我们不会屈服于任何“威吓”("we don't respond to threats.")。

澳大利亚的独立智库澳大利亚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表示,国会应该坚决反对谷歌的欺凌行为。该智库技术中心主任Peter Lewis说:``谷歌今天在国会的证词是威胁行为的一部分,这种行为让那些重视民主的人感到不寒而栗。''

与此同时,谷歌和法国政府达成一致意见,将向法国的新闻机构支付新闻内容应用的费用。

在面对新闻内容引用付费的问题上,谷歌和Facebook最终选择同澳大利亚政府正面对抗,因为后者缺乏美国的经济实力,也不像法国一样背靠欧盟。在互联网诞生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互联网巨头的巨大影响力终于让它们有一天敢于与一个大国政府对决。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闫曼 [email protected])

王辉耀:拜登政府执政将为中国的全球化提供新机会。拜登团队更加理性、专业,中美关系向好发展存在一定的确定性。

美国东部时间1月20日,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宣誓就职。甫一上任,拜登就签署了17项行政命令,包括重返世界卫生组织、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等。这向全球传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美国将重返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社会。1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美之间需要团结,中美关系需要修复,“中美两国以及国际社会很多有识之士都期待中美关系能够早日重回正轨,为携手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紧迫挑战作出应有贡献。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中‘善良的天使’能够战胜邪恶的力量。”

在拜登就职当天,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了题为《拜登时代的中国与美国:趋势与应对》的报告,分析未来美国外部在全球治理、地区安全、贸易领域回归多边主义的趋势,以及中美关系的竞争-合作动态平衡。

我认为,拜登政府执政将利好重启全球化迈向更高步伐,同时为中国全球化提供新机会。新政府将重心向内,以提高自身实力和重视外交、软实力的理性方式与中国展开竞争,这与特朗普执政时期有明显分野。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美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存在结构性原因,对华遏制的战略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形成,并不会由于特朗普-拜登政府交替而发生改变,甚至有可能加剧。但总体来说,拜登团队更加理性、专业,从团队成员来看,许多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精英回归,为外交政策提供了更多的可预见性,中美关系向好发展存在一定的确定性。

首先,中美或有望适时恢复及创建双边高层次多渠道对话交流机制。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中美之间的对话交流几乎陷入停滞,仅仅保留了经贸谈判。而拜登曾经四次访问中国,与中国的四代领导人打过交道,和中国的学界、政界、商界保持了密切联系。“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也认为,拜登时政府将像奥巴马政府一样,与中国建立多层次的对话,并将试图规划出清晰的路线图。

对当前的世界来说,抗疫是中美合作以及全球多边治理复位的最大契机。拜登已经签署行政命令、重返世卫组织,中国在抗疫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两国开展对话进而推动全球抗疫意义重大。过去中美曾共同抗击SARS、埃博拉等疫情,积累了成功经验,两国医疗卫生界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美国重返世卫组织后,中美可通过多边构架开展全球疫苗分配和防疫合作,联手帮助卫生体系薄弱的国家,这对全世界都将是一大利好。

其次,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美两国合作的空间巨大。在气候问题上,中美两国存在共同的利益目标。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中美合作对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意义重大。在上任第一天,拜登总统签署行政命令,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宗旨相一致。拜登在竞选时承诺在未来4年对气候和环境投资2万亿美元,加强美国的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资金和经验将有力地助力于拜登政府的基建规划,为换届之际的新政府缓解中美关系紧张提供合作机遇。

美国意图重新掌控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各自作为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之一,中美两国都应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发挥全球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仅靠中美两国是不够的。为加速推进全球减排力度,同时兼顾南北差距下欠发达国家发展需求,可在G7基础上加入中国、印度、俄罗斯,在G10框架下更加高效而紧密地探讨对接国际多边气候合作。中印俄三国加入可使G7的代表权从占世界人口的10%扩大到47%,而G10也将聚集世界碳排放前六大国家。同时,中印俄加入使该集团集合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代表,可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架起沟通合作的桥梁,统筹考虑多种绿色发展合作模式,在推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同时兼顾各国发展利益。

此外,疫情之下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全球经贸规则的完善,需要中美这两个大国的合作。WTO的改革停滞不前,新冠疫情又带给世界经济负面冲击,各国开始寻求新的多边和双边协定。2018年底,日、加、澳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生效。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2020年12月30日,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签署。习近平在RCEP签署后的11月20日宣布,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CPTPP。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不仅可以考虑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还可以加入CPTPP谈判为契机推动WTO改革。中国尽快开启加入CPTPP谈判的进程,有望为中美两国增添一个新的对话平台,可促进中美关系回暖,并为中美建立一个解决贸易争端的新平台。

过去两年,特朗普政府推动的中美贸易和科技脱钩极大地损害了双边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也损害了世界贸易秩序。

中美双方应取消单边贸易关税,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中美经贸磋商,化解中美经贸摩擦。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达成是双方在博弈与斗争中寻求理性与求同存异的结果,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拜登政府上台后,双方应继续完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在经贸领域展开务实合作。同时,中美可适时开启第二阶段经贸协议谈判,继续协调巩固中美经贸关系,为拜登时期中美关系向好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此外,中国也当继续深化市场开放,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为美跨国企业来华投资提供便利,使中美加深“挂钩”。中方可考虑实施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中国实施零关税,在制造业、农业、能源矿产、消费品等领域均利大于弊,还能降低国际贸易摩擦;实施零壁垒,将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更方便;实施零补贴,有利于结构调整,倒逼国企改革,减少贸易摩擦。

在高科技领域,中美可相互放宽企业准入及市场竞争限制,中国放宽美高科技企业来华投资经营,美取消对中国企业华为、TIKTOK、腾讯、阿里巴巴、小米等的打压。由此可促进两国高科技企业形成良性竞争,加速高新技术推陈出新,对双方均有裨益。在美国“建墙”阻碍中国企业之时,中方不应对等“建墙”,而应“拆墙”,可以开设试点、部分开放、加强网络监管等方式逐步有限度地在中国大陆开放谷歌、推特和Facebook等美国企业,彰显中国开放市场、公平竞争的态度,施惠美国企业界,以缓解甚至解除美国打压不断增加的中国海外高科技公司。

最后,朝鲜问题和伊朗核协议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美两个大国的合作。在朝核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共同的利益基础。美朝对话在特朗普执政后期陷入僵局,在拜登政府的半岛无核化日程中,不排除中国、朝鲜、韩国和美国四方会谈的可能性。

在此过程中,美朝可适时重启对话,中美也可在斡旋朝鲜半岛问题中增进政治对话及互信。在伊核问题上,中方也可从中斡旋,与欧盟及中东相关国家等协调推进美伊会谈,为美伊缓和矛盾、美国重返伊核协议提出可行建议与支持,从而缓和中东地区核恐怖主义威胁,推进中东无核化。

此外,在印太地区,美欲打造美日印澳四国联盟,但印方强调组建美日印澳四国机制是为增强经济合作。对此,在中印加强经贸合作基础上,中美可加强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在条件合适情况下,中国可加入美日印澳印太机制,共同就地区经贸合作进行协商,以拓展合作空间,增进相互理解与互信。

除了前述问题需要中美两个大国来合作解决外,中美还可以拓展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截至2020年11月底,中国已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并与65个沿线国家中的56个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份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要更具包容性,就要吸引更多发达国家参与进来。条件合适情况下,中国可与美国提出的“蓝点网络”计划对接合作,还可与美国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共同拓展第三方市场。

(注:作者是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余智:美国左右双方在移民、种族歧视、福利等问题上的争论,完全是民主社会内部不同政治与政策主张的争论,而不是“正邪之争”。

2020年美国大选中,华人社会在挺川(川普,特朗普)、反川问题上的纷争,一个重要方面是双方对美国内政诸多问题的见解很不相同,这与美国内部的“左右之争”本质是相同的。这些内政问题包括非法移民与移民归化问题、种族歧视与民权运动(“BLM”)问题、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问题、大麻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等等。

部分极端挺川人士认为美国“左右之争”是“决定美国国运”的“正邪之争”,将特朗普代表的右派视为“正义”代表,将民主党代表的左派视为“邪恶”代表。笔者非常不认同这种观点。下文前四个部分将对上述四个问题分别进行简要评述,论述“左右之争”非“正邪之争”的核心观点,第五部分简单总结,第六、七两个部分则延伸谈谈“反政治正确”的尺度问题,以及“白左”与“红左”的区别问题。

(一)非法移民与移民归化问题

美国本身是一个以英国移民后代为主的多种族、多民族构成的移民国家。美国两党对合法移民问题的认知是基本一致的,分歧在于如何对待非法移民:左派(民主党)对此采取比较温和的立场,右派(共和党)采取比较严格的立场,核心区别在于在多大范围与程度上、通过何种途径将部分非法移民合法化。

这一问题本身比较复杂,因为非法移民的来源类型、赴美渠道与滞留方式都不相同,对美国社会也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正面影响包括为美国社会、特别是低端制造与服务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负面影响则包括移民归化成本、社会保障负担、社会治安隐患等。

美国立法与行政机构制定相关法律与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这些正面、负面影响,也要考虑国际人道主义等诸多因素,因此产生意见分歧与政策辩论是很正常的。这种意见分歧不能视为“正邪之争”。

美国移民归化中出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穆斯林的归化方面。这是由于,其它族裔的移民宗教色彩不太浓,或者其宗教本身的和平色彩较浓,容易与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相融合;而穆斯林移民的宗教色彩较浓,且部分信仰者的暴力色彩较强,与美国主流价值观兼容性较低,为他们融入美国社会带来了困难。

同时,由于穆斯林鼓励生育,人口扩张速度较快,很多人甚至担心由此产生的问题:长此以往,美国的人口结构可能发生根本改变,穆斯林将占据主导地位,并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主流文化与价值观。

这样的担心有一定道理,但也应该看到以下两点:

第一,美国现在乃至将来较长的时间窗口之内,人口结构发生根本逆转、由穆斯林占据主导地位的风险不太高。当然,美国社会可以提前“未雨绸缪”,采取适当措施控制穆斯林的移民速度。特朗普政府从2017年就任伊始,也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二,“社会人口结构改变导致主流文化改变”的前提是“每个族裔的文化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这一前提是不成立的。实际上,无论是白人、黑人、亚裔还是穆斯林,其文化与制度都会发展与变化。欧美文明与制度在当今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主流。但这一文明与制度自身也是不断演进而来的,而且还在调整与完善。

欧美文明与制度的强大性,不仅体现在依靠这一文明与制度发展起来的国家比较发达、先进,也体现在它对其它文明与制度的影响与同化能力上:一方面,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包括黑人与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很多都建立了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欧美式现代民主政权,尽管还很不完善;另一方面,欧美的外来移民,包括黑人与穆斯林,绝大多数都接受了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遵守欧美的法律,即使没有接受基督教。

其中,穆斯林移民融入欧美社会的难度的确要大一些,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是暴力倾向)也比较多,但这些只是穆斯林移民的一部分。对这一问题,欧美国家也已经重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例如,法国现在要求外来移民宣誓遵守欧美主流价值观,并将对违反者采取较为严厉的惩戒措施;欧美的坚定盟友以色列对外来移民的管理与归化工作则一直做得很好。他们的具体措施都值得美国借鉴或效仿。

总而言之,应该客观承认穆斯林的移民归化工作的确具有较大挑战性与难度,但不应该据此认为他们是不能改进与提高的,而应该充分相信欧美文明与制度的自身吸引力,并依靠各种配套措施(包括部分强制措施)加强其归化,有效防止可能因此而导致的问题。

(二)反种族歧视与民权运动(“BLM”)问题

种族歧视是美国与西方的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美国经历了19世纪“南北战争”期间的废除奴隶制、20世纪60-70年代轰轰烈烈的“黑人民权运动”之后,在法律上已经实现了“种族平等”。公开的种族歧行为已经被法律严格禁止,会给行为人与组织带来严重法律后果。种族平等、反种族歧视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政治正确”。

但部分右翼人士认为,种族平等、反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已经发展过头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种族歧视标准过于扩大化,甚至涉嫌侵犯言论自由、危害科学研究。例如,最近一二十年来,部分学者或其他人士发表了一些表明不同族群的特征差异(智力水平、某方面能力等)的言论,结果给个人带来严重负面后果,被雇主惩罚甚至解雇。右翼人士认为这是种族歧视标准的扩大化,侵犯言论自由,危害科学研究。但左翼人士则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这些言论就是属于种族歧视;言论自由是个人言论不受公权力(法律)限制的自由,但发表“政治不正确”的言论会给雇主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可以受到雇主的惩罚。

第二,种族平等矫枉过正,发展为“逆向”种族歧视。这主要是指,由于考虑到黑人在历史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一些组织机构给予他们特别照顾,例如规定组织员工或大学学生中的黑人最低比例,这就几乎必然导致这些组织与大学中招收员工与学生的标准不统一。右翼人士认为这是对其它族裔的逆向歧视。但左翼人士则认为这只是对黑人历史上所受不公正待遇的一种补偿而已。

围绕上述两个问题的“左右争论”,是民主体制下的正常意见与政策纷争,不应扩大化地理解为“正邪之争”。双方的争端也可促进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完善与提高,例如更准确地界定种族歧视言行、更准确地定位种族歧视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更适度地惩罚种族歧视言行、更适度地确定对黑人的历史补偿,等等。

尽管美国法律上已经严格规定了种族平等,但现实生活中隐形的种族歧视肯定也是客观存在的。加上这一问题的敏感性,有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冲突。2020年美国的“BLM”(Black Life Matters,“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就是典型。该事件的起因是一名黑人违法嫌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压在地时间过长死亡,导致全美各地爆发大规模的黑人抗议活动。

最近几十年来由于白人警察对黑人违法嫌疑人的处置方式带来的事件层出不穷,引发了很多纷争。本次运动是1960-19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运动中,部分地区甚至爆发严重暴力打砸抢事件(怀疑有“安提法”组织的推动)。一些美国开国领导人因历史上的蓄奴行为也被殃及,塑像被毁,甚至名字从教科书中被挪出。

民主党为代表的左翼对这一运动持宽容理解态度,其领导人甚至以下跪方式表达反思。而共和党为代表的右翼则对这一运动持比较严厉的态度,特朗普则一再表示要对运动中的打砸抢行为实行严格追究与惩罚。中国部分挺川人士大力抨击“BLM”运动及民主党的“软弱”姿态,支持川普的严厉立场,而另一部分人则相反。其中涉及的争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事件起因与运动性质的理解问题。

美国警察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种族歧视倾向?本次事件是否是种族歧视带来的?这是两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部分左派人士的回答是肯定的,而部分右派人士则用各种统计数据否认这一点,例如黑人的犯罪率本身比较高(这从逻辑上可以部分否定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种族歧视倾向)、黑人死于自身暴力事件的数字高于死于白人警察的数字(这从逻辑上不能否定警察执法过程中的种族歧视倾向)、本次事件中的违法嫌疑人有多次违法记录的前科记录(这不能否定警察处理方式的不当),等等。

抛开此次事件是否有“种族歧视”倾向的争端不谈,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此次事件中警察对违法嫌疑人的处理方式都是不当的。当事警察也因此受到了严厉惩罚。此次事件与中国前几年发生的一个著名案件是同种性质的,属于公权力使用过当事件。因而,此次运动可以说是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即使我们可以否认其“反种族歧视”这一诉求与定位的合理性。

此外,应该说明的是,部分挺川派人士将这一运动的本来名称BLM - “黑人的命也是命”,歪曲地翻译为“黑命贵”,这就自然激起了一些对黑人抱有种族偏见的人士对运动本身的反感,这是不妥当的。

第二,对事件过程中的处置方式的理解问题。

部分挺川派人士根据违法嫌疑人的违法前科记录,指出他不是“英雄”(这没问题),因此“不配”享受民主党领导人与相关执法部门工作人员的下跪谢罪。但应该说明的是,下跪谢罪并非是基于认为违法嫌疑人是“英雄”,而是基于认为他作为一个公民受到了不公正的司法对待,以下跪谢罪的方式表示道歉与反思,既是平息民愤的一种方式选择(尽管效果存疑),也是表态进行相关司法改革、完善司法体系的一种姿态宣示(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运动中出现的极端势力的打砸抢行为(主要是针对财物而非人身),当然是过激的,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应该受到惩罚。但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历史上任何一次推动社会变革的民权运动,包括1960-1970年的黑人民权运动,也都伴随着一定的社会骚乱与暴力。

这种暴力,一方面对社会与公民财产安全造成了一定危害,另一方面也推动社会与政府增强对运动相关诉求的重视,更加积极地采取措施予以回应。BLM运动在美国联邦与地方政府两级都推动了警察执法规范的完善,加强了对公权力的约束,提高了民权保障水平,这是有目共睹的。

总而言之,对BLM运动的性质与处置方式,美国左右两派存在的意见差异,是正常的左右之争,不能视为“正邪之争”。

(三)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问题

美国左右两派对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认识分歧,也延伸到了华人社会的挺川派与反川派。挺川派认为:美国的福利制度是“养懒汉”的制度,养了数千万好吃懒做、依赖福利生存的人,特别是黑人与移民;美国“白左”主张扩大社会福利,建立无限政府,将把美国引向“极权主义”甚至“邪恶社会”。

时事评论家郭学明先生前不久发表了一篇评论《美国文化对福利制度的排斥与让步》(以下简称《美国福利》),对上述认知进行了反驳。该文详细介绍了美国福利制度的历史沿革以及美国的现行福利制度,包括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政府援助(对不能供养自己的人和贫困家庭的援助)、职业培训(对失业者提供),并将其与其它工业国家的福利制度进行了对比。笔者非常赞同该文的分析,下面简单介绍该文的三个核心观点与内容(下面多处直接引用该文原文,但部分表达稍作变化,因此未加引号):

第一,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存在是必要的。

首先,济贫是人类社会应有之责,是人类善的价值观的体现,也是基督教的基本思想。人类是社会性最强的动物,救助生存困难的社会成员是社会的应有之义与责任,也体现了人类的善的价值观。济贫思想是基督教早期吸引信徒的重要因素。耶稣在传教过程中对穷人和被遗弃的人特别同情。基督教有济贫、做慈善和富裕教徒捐赠的传统,所有的教堂都有济贫功能。可以说,耶稣与基督教就是“白左”和“政治正确”的源头之一。一些华人挺川派中的基督教信仰者,对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充满敌视与蔑视,是难以理解的。

其次,社会保障与救助制度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且有其必要性。在农业社会,中外帝王都要赈灾济贫。在现代工业社会,个体对社会的依赖度远高于农业人口对自然的依赖度,社会保障与救助制度更有必要。工业社会生存门槛高,个人抵御灾难的自救能力弱。经济危机、产业变化和市场竞争因素导致的失业和穷困不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无法做到个人自救。所以,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的。

再次,社会保障与福利不仅是人道的需要,更是维稳的需要。一个国家贫困人口多,社会治安就差,维稳花费大,而且革命概率大。罗马帝国对罗马城失业者发面包、建斗兽场、剧场和澡堂子等福利设施,都是维稳等需要。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1881年率先在德国推出社会保障制度,他说得很直接:“用于劳工的钱比用于对付革命的钱要省得多!”从功利角度考虑,无视贫困人口的基本保障,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革命,至少是不合算的。

第二,美国的公共福利在现代工业化国家中是垫底水平,极端挺川派对美国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批评是偏激的。

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其福利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最低:美国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在发达国家中是最晚的;美国的贫困线标准比欧洲低;美国对贫困人口救助覆盖面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小的;美国对贫困人口的救助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在63个工业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没有为所有困难家庭设立低保项目的国家,也是唯一没有为全体公民设立综合性国民健康体系的国家;在发达工业国家中,美国的贫困程度最高,是德国的3倍左右;在工业国家中,美国儿童贫困率最高。

美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比其它西方国家还差得远。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福利制度有4个等级:高福利国家(如北欧各国)、中等福利国家(如德国与法国等)、低福利国家(如英国),美国则是最低福利国家。有人说民主党上台美国就会走向没落,就会建立全能政府、极权主义政府,这是站不住脚的论断。瑞典实行高福利制度半个多世纪了,也没有成为极权主义国家。美国到瑞典的程度还有三个台阶,还很远。美国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文化也不可能向瑞典看齐。再说了,北欧国家的福利社会也没有那么可怕,而是很多人所羡慕的。

即使是从部分极端挺川派知识分子推崇的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的思想看,也不能否定美国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哈耶克认为有两种社会保障:第一种是防止严重的物质匮乏的保障,即确保每个人维持生计的某种最低需要;第二种是某种生活水准的保障,即一个人或集团与其他人或集团相比较的地位保障。第一种保障,社会没有理由不予提供;而第二种保障则是对自由存在的潜在危险。

美国现行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相当于哈耶克所说的第一种保障,而且还未达到,是哈耶克主张政府应当作为的情况。况且,哈耶克对第二种保障的担忧,将“民主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同”,认为社会福利国家会突变为极权主义国家,也是过于悲观了,60多年过去了并没有被验证。华人挺川派中部分哈耶克理论信奉者,既不了解哈耶克对于社会保障种类的区分,又不了解美国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的情况,把美国福利制度说成不能容忍的邪恶,是不正确的。

美国社会保障与福利水平低,源于其文化对福利制度的排斥:美国文化崇尚个人主义,主张个人奋斗,鄙视依赖社会福利的行为;美国人把自由竞争带来的进步与繁荣视为促进了“公共福利”,排斥制度性的福利安排;美国文化对积极政府持排斥态度,警惕权力扩张,认同消极政府的理念,认为政府不应干预个人生活,认为由政府主导的福利制度会带来权力的扩大。

美国文化对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让步或者说“基因突变”,缘于1929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与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大萧条本身没能迫使福利增加,迫使其增加的是随后发生的暴乱。金融危机和大萧条使美国人意识到了政府承担社会保障和救助责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美国福利制度推进的步伐是克制的、缓慢的,而且还出现过大“回潮”,例如1996年的福利制度改革就是“逆行”。这说明了美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从总体上看,美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具有被动性与经济性。这一制度从建立到发展,都是被动的、被迫的;而且主要是基于合算,而不是基于善良,因为美国文化认为自由才是最大的善良。

第三,美国两党在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上的政策主张既存在重大差异,也有相互交错。

从总体上看,共和党是消极政府的理念,坚持对福利制度的排斥,认为福利阻碍了个人努力,使他们对福利产生了依赖。民主党是积极政府的理念,主张对福利制度让步,认为对在市场中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竞争的美国人而言,或者当人们受到其无法控制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打击时,政府必须向他们提供援助。几乎所有的重大的联邦福利项目都是民主党发起的。当然,民主党关于福利制度的主张,在世界范围比较,也不过是低水平的。

但两党的政策主张也有交错之处。共和党执政时也有增加社会保障与福利的法案与政策措施。例如:1972年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签署了社会保障改革法案;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难时,共和党总统小布什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民主党执政时也有削减福利的法案通过,如1996年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签署的削减福利的改革法案。因此,如果将美国所有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及其问题都归结到民主党头上,也是不公正的。

(四)大麻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

围绕大麻合法化问题的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麻本身危害性的大小(譬如与香烟相比较而言),科学上存在争议;二是禁止大麻与大麻合法化的成本-收益的对比。

围绕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的争议,主要体现在:反对者认为这不符合“婚姻”的自然定义(男女之间)与宗教教义;赞同者则认为“婚姻”的定义与宗教教义都可以随着社会演进而改变,而且合法化之后可以解决事实上的同性恋者之间的财产继承等现实相关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观察者对大麻与同性恋婚姻问题持何种立场,主张这两者的“合法化”并不意味着要鼓励这两者,会造成这两者的泛滥,危及人类的生存:大麻的合法化不等于鼓励吸食大麻,更不会导致人人争相吸食大麻;同性恋的合法化也不等于鼓励民众同性恋,更不会导致人人争相同性恋。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因此,即使不认可大麻与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也不必夸大它们的危害,不必认为它们必然导致“邪恶”盛行。

(五)小结:美国的“左右之争”非“正邪之争”

综合上面的分析,美国的“左右之争”,包括双方在非法移民与移民归化问题、种族歧视与民权运动(“BLM”)问题、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问题、大麻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问题上的争论,完全是民主社会内部不同政治与政策主张的争论,而不是什么“正邪之争”。在美国社会内部,除了极少数极右势力,无论是民主党(偏左)还是共和党(偏右)的主流,都不会将两党之争视为“正邪之争”。

但部分中国极端挺川派,对美国内政并没有深刻了解,却片面相信一些自媒体的宣传,将美国两党正常的“左右之争”,夸张为“决定美国国运”的“正邪之争”,将特朗普与共和党视为正派代表,将民主党及其代表人物(拜登、哈里斯甚至奥巴马、希拉里等)视为邪恶代表,对其进行极端丑化,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现象。须知,美国共和党的主流也不会这么认为的。这些极端挺川派的观点,实际上只代表美国少数极右势力的立场。

政治主张的“左右之争”,西方古已有之。现代政治文明与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尊重利益与观念的多元化,不搞一元化或激烈对抗。正常范围的“左右之争”,应依靠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加以解决,而不是搞“我正你邪、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相反,只有当两派主张走向极端、视对方为“邪恶”、欲致对方于死地时,或当左派滑向依靠暴力手段实现“人人平等”的乌托邦梦想、当右派滑向依靠暴力手段实现或维持某些族群对其它族群的优势地位时,“左右之争”才会演变为“正邪之争”。应该树立一个基本理念:主张极端的,才是“邪恶”。

作为中国人,对美国内政的了解,肯定没有美国人自己深入。我们应该尊重美国民众通过民主体制博弈的结果——领导人选择及其背后的政策选择,尊重美国主流社会对内部争论的看法,而不要代入感太深,更不能站到其中一方的极端立场去看待问题,否则自己就可能成了极端派甚至“邪恶”势力了。

(六)延伸讨论之一:“反政治正确”不能矫枉过正

部分极端挺川派将美国的左派政策主张视为“邪恶”,并贬称左派支持者为“白左”,甚至将其污名化为“圣母婊”。这是偏激的。实际上,如前所述,西方左派思想,既符合人类自身的良善动机与基督教思想,也符合现代文明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而其相关思想被落实为现实政策,则是在现代西方社会,是人类进步的产物与表现,而且在西方社会不断发展、完善,不应该加以贬低与嘲弄。左派的历史贡献与现实意义,都不否定与抹杀。

至于左派的部分政策主张是否过头,包括“政治正确”是否过头,当然可以检讨,也可以调整。特朗普执政以来“反政治正确”的部分主张,笔者也是赞同的。譬如,笔者也认为美国种族歧视标准过于扩大化,部分地方涉嫌侵犯言论自由、妨碍科学研究;笔者也不赞成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认为可以通过其它单独立法的方式,保障同性恋者的权利。

但笔者认为,“反政治正确”也应注意两个问题。

首先,应该注意策略。如果认为某些“政治正确”走过头了,那就可以将其定义为“政治不正确”来加以反对,从而彰显自己的主张才是真正的“政治正确”。也就是说,如果确信自己的主张是对的,那就应该牢牢把握“政治正确”的定义权,占领道德高地,而不要提“反政治正确”这样的口号。“正确”就是好的,为什么要反呢?这是策略问题。

其次,应注意防止矫枉过正。不能将左派思想彻底否定了,不能将最基本的“政治正确”也一起反掉了。当前,华人圈中极端挺川派里的“反政治正确”,就出现了两种矫枉过正的不良倾向:

一是部分华人对黑人、穆斯林的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种族歧视,或者为其辩护。甚至有人开口就是“黑鬼”、“绿毛”等侮辱性言辞。如果这么做是正确的,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白种人歧视黄种人、视黄种人为“黄祸”甚至“蝗虫”的行为,如何看待西方历史上的多次“排华”浪潮,以及今天部分西方国家还不时出现的对华人的歧视?

我们不能因为今天中国经济地位稍稍强大了一些,就开始理直气壮地对其他民族搞种族歧视。部分华人骨子里头特别崇拜目前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将其视为“一等公民”,将自己视为可以与白人平起平坐的“一等公民”或者稍低一些的“二等公民”,而将黑人、穆斯林视为“三等公民”,这种心态是不好的。

种族歧视的最大错误,在于因一些民族历史上形成的某些缺陷、现在的某些不足,认为其人种低劣,甚至认为其不可救药、无法改进,因而对其进行系统性歧视。其实,每个民族都不是完美的,历史上与现在都存在某些方面的优点与不足,只不过是或多或少、表现不同而已。

更重要的是,每个民族的优点与缺点都是动态变化的,可以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来加以改进、提高。黑人社会目前的经济发展与管理水平的确有不足,部分穆斯林中的暴力倾向也的确是国际社会的问题,但这些都可以改进。如果否定这一点,岂不是要回到从前,鼓吹对某些民族的种族隔离?那又如何能够保证现在的华人不是被白人隔离的对象?

二是部分华人过分贬低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认为所有的相关政策都是在“奖懒罚勤”。如前所述,无论从人类社会特性与向善价值观出发,还是从古代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看,还是从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看,一定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都有其内在必要性与合理性,而美国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在发达国家是最低的,远远没有发展到“奖懒罚勤”的地步。如果看不到这些,仅仅因为民主党的社会福利制度主张就对其大加挞伐,我们为何又要提倡在自己的国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难道我们要奉行双重标准?

如果我们部分人仅仅因为自己现在身处社会“中坚阶层”,就忘了身处社会底层的民众的疾苦,就忘了他们的疾苦有很多并非是由于懒惰、而是各种客观原因造成的,就忘了自己或亲友某一天也可能会因某种特殊原因遭遇各种意外而坠入社会底层的可能性,而否定一切社会保障与福利,将其斥为“奖懒罚勤”,那么,这样的“暴发户”心态既可能缺乏良善动机,也可能不利于社会发展与和谐,甚至在将来的某一天反噬自身。

(七)延伸讨论之二:“白左”与“红左”截然不同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

一是“白左”与“红左”是否同源同害?有人认为,左派思想是人类自然具有的思想倾向,“白左”与“红左”源头相同。这一认知或许正确,因为它们都源于人类自发(先天或后天)的良善动机。但这有什么问题吗?上文说过,基督教也是认可并提倡这些良善动机的,甚至可以说是“白左”的思想来源之一。

但部分人进而认为:由于“白左”与“红左”同源,其危害也相同,甚至超过“红左”:“红左”的危害是暂时的,而“白左”的危害是长期的,因为这是人的天然思想倾向。

这种认知是极其错误的。从一般意义上讲,同源的事物,可能性质完全不同。所谓“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具体而言,“白左”与“红左”虽然目标类似(社会公正),但手段即政策主张完全不同。“白左”认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以及以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民主(核心是一人一票的自由选举)、法治(核心是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体系)为基础的普世价值观。这些与“红左”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两者的社会影响也截然不同。

二是中国温和自由派是否“形右实左”?部分极端挺川派人士批评中国一些温和的自由派人士(赞成普世价值观,但在美国大选中支持美国民主党,或者立场相对中立甚至摇摆不定)“形右实左”。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中美两国的“左”“右”概念,即“白左”与“红左”的概念。

在中国的政治光谱中,“左派”(“红左”)是指偏向传统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倾向,“右派”(“红右”)是指偏向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思想倾向。而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几乎没有中国“左派”即“红左”的空间,只有中国的“右派”即“红右”。

美国的“左派”(“白左”)与“右派”(“白右”)都是赞同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只是“左派”更加重视利用政府力量克服市场选择的缺陷与不足,照顾少数族裔、弱势群体,更注重保护个人在行为方式上的自由选择,而“右派”更加强调尊重市场与自然选择的结果、主张弱化政府的外在干预,并更多强调传统价值观对个人自由行为的约束作用。

中国的“右派”(“红右”),既有支持西方“左派”(“白左”)、也有支持西方“右派”(“白右”)的。极端挺川派批评为“形右实左”的中国温和自由派人士,实际上是中国的“温和红右”:他们要么支持美国民主党(“白左”),要么在两党之间不持明确立场或者摇摆不定。

“形右实左”批评的错误在于:如果这里的“左”是指“红左”,则这种批评完全张冠李戴,因为这些中国温和自由派人士属于“温和红右”,与“红左”截然不同;如果这里的“左”是指“白左”,则这种批评可能以偏概全,因为“温和红右”既可能支持“白左”、也可能在两党之间不持明确立场或者摇摆不定;如果这一批评的对象仅限于支持“白左”的“温和红右”,“形右实左”的说法也属于标准不一,将中国“红右”与美国“白左”直接对立。

(注:作者为中国大陆学者与时事评论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Luning Wang:中国女性的“欲望”与“都市”更好看。欧美女性的“欲望”是找到安稳,中国女性的欲望伴随更多破圈、破层和越级向上。

《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剧组宣布开拍续集,新剧叫《And Just Like That…》,讲述剧中女主角们50岁以后的生活。剧中Samantha Jones的扮演者Kim Cattrall将不再出席——年过60的她心思早已不再延续过去的事,何况她和《欲望都市》女主角Carrie Bradshaw的扮演者Sarah Jessica Parker的关系恶劣早已世人皆知,早就过了不惑、知天命之年的人已不需要再为了片酬、名利而处事圆滑、违心求全。

许多《欲望都市》死忠粉说,没有了Samantha的《欲望都市》就没有了SEX,只剩下都市。剧中Samantha这个角色,像男人一样做爱,我行我素、作风永远不被世俗眼光挟持。

但说缺了她就没有了“SEX”,那真是对“SEX”这个词理解得太片面了!SEX是一场权力竞技。 都市中,有男有女的地方就永远会存在这样的权力竞技。两性竞斗,并不仅仅存在于床第之间, 当下呼声响亮的“GIRLPOWER”,“METOO”,都是在以一个具2010s特点的话语提醒着人们,关于“SEX”的battle永未消失。

自1998年《欲望都市》开播第一季以来,20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一部都市情感剧能够复制它的成功、做到如此经久不衰,是因为这部改编自美国女作家Candace Bushnell在1994-1996年间于《The New York Observer》发表的都市情感专栏合成的原著,本身就是一部探讨精英社会中女性情感的社会学、人类学读本,而非事关儿女情长、尔虞我诈的虚构故事。大都市中的爱、性和个体迷茫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欲望都市》虽然讲的是女性故事,却不是一部经不住直男视角推敲、仅仅表现四个中年女人叽叽喳喳的“女人戏”。

我20多岁的时候,以为38岁才出版《欲望都市》这本书的Candace Bushnell是大器晚成,直到自己到了30岁才明白,探讨都市话题,具有足够深刻的洞见又不失幽默感是需要有底气和沉淀的,否则会变成一目十行的矫情流水账或厌女自怜。作者积累了足够的阅历和沉淀才能以娴熟又幽默的笔锋将这些世态与人性窘状婉婉道来。30+、甚至是40岁以后的女性,走过的路、犯过的错、越看越透的人性和世态,甚至是一面要在人群中保持光鲜和微笑却冷暖自知的坚韧和坚持……这些阅历都让感知更丰盈,而体验过人生中无法自控的不尽人意和靠能力和智慧创造的安全感与幸福、还有岁月积淀铸就的睿智,这种人生的丰盈远远胜过了20多岁时那种单薄、不经世事的青春。

《欲望都市》的经久不衰正是因为它从1998-2004年,短短6季中就几乎把都市男女遇到的情感问题都几乎讨论了一遍。剧中四位女主角的人设与经历的设置,浓缩了千姿百态的都市女性在爱情、友情和探寻自我之路上遇到的共同难题,于是荧屏前的我们在各自的成长之路上,都在女主身上或多或少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即使剧中的女人50多岁了还能继续“fabulous”,和喜欢的男人调情,有每个周末都能聚在一起的闺蜜,这种Single & Fabulous 的精彩与洒脱在现实生活中未必真实,但是梦幻的背后,《欲望都市》亦演绎出成年人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时不得不鼓起勇气面对和作出的妥协——像是Samantha要面对癌症,“低就”的Miranda要照顾智障的婆婆, 还有Charlotte生不出孩子而选择领养等等。

许多人说,当下大女主题材更受欢迎,如果《欲望都市》重拍,女主角应该是Miranda——她更符合当下“黄金剩女”的人设,哈佛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律所的合伙人,经济独立,却因为自己足够优秀而在有限的曼哈顿单身池中找不到匹配的男人,最后“低就”酒保,却在婚后仍要接二连三地面对“精英女性”也无法逃脱的现实问题——一边忙事业、一边拾起家里的“柴米油盐”,因为自己工作忙碌没有性生活致使老公出轨,要照顾智障的婆婆等烂摊子,以致没有时间去关注自己。

而Carrie这个角色,之所以在今天看来并不讨喜,因为在这个人物设置上,集合并放大了女性在恋爱和处事中的种种缺点——恋爱脑、格局小,为广大女性发问“couldn’t help but wonder” 的一连串问题,虽说是她专栏作家的职业所需,但她自身行动却没有找出解药,而是不断在情感中重蹈覆辙。明知是消耗自己,却一次次陷入同样的“自虐”怪圈。在与MR.BIG这种“高配”的男性交往时亦自我认知不明确,遇到Aiden这样的靠谱男人也不知珍惜,以自我为中心、对朋友期待值过高,作……即使如此,Carrie身上却有都市女性或许是因为畏惧、或许是为了要达成目的而不得不妥协掉的闪光处——真性情!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欲望都市》仍然是不同年龄段女人的“梦”——少女时代我们羡慕女主角们在曼哈顿光鲜亮丽的精彩生活,20多岁时我们为Samantha Jones不畏世俗眼光的我行我素叫好,却未必能对过36岁生日时Charlotte York的心境感同身受。但过了30岁,再去看《欲望都市》,才发现女主身上有的是我们无法拥有的自由和洒脱——她们做到了,当代都市中万千“黄金剩女”尚未做到的通透!和Miranda一样的高学历、多金优质女,在大城市中闯荡,宁缺毋滥,自行精彩,却做不到Miranda那样在婚恋上放下身段“低就”。好家庭出身的Charlotte,一心想要完美的婚姻,最后也“拎得清”,嫁给了最开始嫌弃的秃头律师,抓住了眼前的幸福。通透才能洒脱,说着容易,做到仍难。这也是因为,现在人们的欲望,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女性的欲望更为复杂和丰满。

《Sex and the City》的中文翻译《欲望都市》是如此绝妙,但在原作者Candace Bushnell笔下的“欲望”却是如此单薄——Love & Label。在大城市中立足、给自己贴上有分量的标签,并且目标配偶也需要具备一系列的“label”。剧中涉及到的部分“社会进阶”问题,也多是围绕着“sex battle”——譬如说Carrie和明显“out of her rank”的Mr.Big约会,Charlotte嫁给比自己家族背景更强大的Trey时被婆婆低看。剧中女主角谈的最多的还是男人,职场的探讨却少之又少。而我说当下女性的欲望更复杂、丰满,是因为“爱情”不再是大都市女性的必须, Dating Apps Age,人们依旧如原著开篇中提到的:我们有风流韵事,但是我们早就习惯了可以尽快将之遗忘、尽快抽身,“事业”与“自我实现”变成了欲望主线,而在许多情况下,在两性的battle中获得“暂时的胜利”是自我实现的方式,而不是最终目的。

毕竟,以今日的眼光看,《欲望都市》的故事,是“井底之蛙”般的白人精英女性在曼哈顿这座孤岛上的故事,是在金字塔中上层的人群的故事,它缺少了“多元化”、“国际化”以及种族差异等当下主流趋势下构筑的故事语境。

我总想,当下中国女性的“欲望”与“都市”会更好看,因为在伦敦、巴黎,大部分欧美女性的“欲望”是找到幸福的落脚点、是在自己专耕的领域开花结彩,她们欲望的终极与一定的“安定力”有关。与中国人的野心相比,有更明确的、单一的目标。而当下,中国人的野心却要相伴更多破圈、破层、越级向上的驱动力,所以“男人”不是这个时代在北京、上海、香港等亚洲都市女性brunch的主要话题。看着《欲望都市》长大的中国女性们,一边过着和剧中女主角同样精彩的生活、认同着她们的心境与经历,羡慕着她们的通透和洒脱,但却仍会在国际化、多元化、节奏更快的大都市,铸就着自己更为复杂的复杂、永无止境的欲望。而这,正是你我身边时时刻刻上演的当代“欲望都市”的魅力所在。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何越:虽然疫情令英国进入第三次封锁,但总体上,全英国接受目前的抗疫策略与结果,这是一个多方利益平衡下的结局。

去年圣诞节前在英国发现的变种新冠病毒,不单令伦敦在圣诞前紧急进入疫情四级管制,亦令英国政府在2021年初宣布英格兰(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都疫情自治)第三次进入封锁。目前英国感染新冠病毒并去世的数字接近10万。

此近10万的数字看起来非常高。不过,根据英国的标准,但凡死者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就会被列入“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当中,但到底有多少病例是完全单一地死于新冠病毒,还没有数据显示。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如果有人因为交通意外丧生,但病毒检测阳性,就会被列入名单。

英国疫情的发展的确令中国人困惑。疫情之初,许多人都认为英国是医学领先之国,抗疫也会领先。英国的确研发出了牛津疫苗,并成为第二个在英国被通过使用的疫苗,目前疫苗注射已在全英广泛铺开,但在其覆盖大部分人群产生群体免疫之前,抗疫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与政治领域的问题。“稳定”不是一个英国社会和媒体的常用词,很少听闻,这里的常用语是人权,该词铺天盖地,深入人心。

与社会混乱与无序相对,社会稳定曾被我认为是重中之重。疫情令英国进入第三次封锁,严重程度超过去年疫情初期,为何社会依然有条不紊?

先来看引发动荡的因素。这些因素有:人权是否得到保障(即个人与群体利益是否得到保证,否则会积累社会矛盾),贫富是否悬殊,腐败程度,制度建设是否确保不公平向公平进化。对于非民主国家而言,任何不满因素都可能最后激化,进而引发暴乱、内战、兵变等,导致暴力性权力转移;而对于民主国家而言,所有不满因素都将通过政权和平交接获得满足。尽管美国出现了冲击国会事件,试图阻止政权和平交接,不过目前看起来美国正在对民主进行自我修复。

疫情给英国出了天大的难题,需要以限制每个公民的行动自由来减少生命的损失。这是一个自由国家,人民行动、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范围都超出非民主社会,“为集体利益放弃自我利益”的说法在社会上完全没有阵地。但英国有一无可匹敌的优势——公民遵纪守法精神非常浓厚。

英国处理疫情的政治背景是:拥有强大公民权利的公民,责任义务重的政府,时时批评政府,并为人民辩护的自由媒体,双刃剑的自媒体(团结公众,但亦散布假消息)。政府常常只能单打独斗,制定居家法律后,很大程度上靠公民自觉守法,因为在此过程中,媒体和反对党都站在民众一边,保护民众利益,批评政府。警察也只是辅助,手段仅是劝说与罚款。而且他们对居家法理解不一,常常因同情民众,对违纪假装没看见。同时,因为隐私权保护的存在,英国政府很难追踪阳性感染者的去向,更不要说绘出接触路线图总汇了。

抗疫期间,一直有让约翰逊辞职的声音,但都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如果英国人民不满,可以上街游行示威,表达对政府抗疫的不信任;如果反对党有任何充分证据与力量,可以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保守党内对约翰逊不满,可以在党内提出对党魁(即约翰逊)的不信任案。为何这些情况都未出现?因为约翰逊的疫情处理原则,全都建立在保障人权的基础上。

一,救人第一

政府的疫情口号是“留在家里,保护NHS,拯救生命。”因为病床数是决定是否封锁的唯一指标。如果R值低于1,病床数足够,那生产生活可以基本照旧;如果R值增高至病床数不能的接受范围,封锁将是不得已为之的下下策。英国政府制定的三次封锁,都是为了保证所有新冠病人能够得到及时救治。

二,生活品质得到保障

以“量化宽松”形式,从去年3月第一次封锁开始到现在,除正常福利外,英国政府持续为私营机构员工与符合标准的自雇人士发80%的工资,冻结各项贷款,确保交不起房租的租客可以继续免费居住,为低收入人士发救助金,等等。(见《大难不死的约翰逊与其治下的英国“疫情社会主义”》

三,平等与公平

疫情令学校无法正常开课,网课成为常态。家里无钱购买电脑的孩子,学业远远落后于私立学校进度。英国政府取消了2020年与2021年的GCSE(类似中考)和 A-LEVEL(类似高考),以任教老师的评分作为学生的中考和高考成绩。(见《从英国“高考”成绩大反转看英国当前的教育公平观》

正常情况下,房东驱赶不交房租的租客之前需要事先得到法庭裁决,等待裁决时间大概几个月。因为疫情受到经济损失而交不起房租的房客,受到了国家更慷慨的保护。(见《疫情下英国的租赁公平观》

注射疫苗全民免费,全国统一安排。据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在BBC的Andrew Marr Show节目中说:“80%死者都是70岁以上。”尽管英国科学界对新冠病毒的研究结果(包括口罩对抗疫的作用)还无定论,但对“70岁以上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患者抵挡新冠病毒感染的能力最弱”的结论基本没有争议,故此,头四组注射人群是:(1)老人公寓住户及护理人员;(2)80岁以上及医疗第一线人员;(3)75岁以上;(4)70岁以上及易感人群。

但在已经尽量充分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为何大家不能都遵纪守法留在家里,反倒需要三次封锁?

(1)正常状态下,英国人普遍讲礼貌,富有正义感,乐于助人,热心慈善,社区精神浓厚。与美国人不同,英国人没有爱国教育,爱国主义思想式微;集体主义在英国亦无地位,更不要说认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所以,英国人的居家行为,基本是靠长期的公民自觉守法意识控制,而受个人利益与正义驱使的行为,往往不会受到舆论指责,甚至会受到公众同情,如圣诞前伦敦人的紧急出行(见《圣诞节前,部分伦敦人为何紧急逃离?》),又如去年配合全西方BLM(黑人命也是命)浪潮中的游行示威(见《跨国黑人平权运动的启示:华人平权运动如何寻找道德支点?》)。

所以,英国抗疫存在自由与居家法产生冲撞的特殊问题,而此问题百年一遇,前所未见。英国抗疫不只是治病救人,还需要保护与满足各种行业、年龄、性别、种族等的需求,是千万国民各种人权的平衡。“在个人主义优先的英国,每个人的主次问题不同:对于医学家而言,当然生命第一;对于经济圈人士,利润第一;对于教育行业人士,学校开学继续教书育人第一;对于年轻人,可能是行动自由第一;对于某些老年人,可能社交活动第一;对于癌症病患者(尤其晚期),都是生命,为何新冠病人的生命能高于自己?而对于政府,治病救人,维持全社会的开销,保障所有人都有饭吃有房子住有免费医疗,挽救全社会生产和服务链,尽最大可能保障每个人的人权都是其重中之重。”(见《英国抗疫为何高度重视自由?》

(2)拥有强大社会动员力量的互联网成为疫情宠儿,为人们提供了影视、运动、娱乐、烹调等网上娱乐,但其制造假消息与散布谣言的能力与社会影响亦日渐严重。自媒体上盛传的“新冠病毒是场骗局”(Covid-19 is a hoax)令一些英国人游行反对封锁、反对戴口罩,甚至在新年夜拥堵在抢救病人的医院外示威。英美对互联网一直未曾出台监管法律,都由网络实体自行删减平台内容。这种自由监控模式下的社会负作用,在美国冲击国会的暴力事件中达到顶峰。(见《冲击国会、假新闻与社交媒体监管》

(3)英国国界一直处于开放状态,直到1月18日才开始执行所有入境者都需要出示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的政策。此前某些国家公民入境无需隔离,而就算需要隔离,那也是自律性的,因为下了飞机就自行上公交或出租车回家。原则上是要求在家隔离两周,可是否做到了?无人知晓,因为无人监控。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说:“它(此海关新政)的可操作性与可交付性面临挑战,我们需要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来仔细研究它。”这里的其他国家是指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为何英国不愿领头,而要等其他西方国家先行,为本国人民做示范?我个人判断是:(1)此前政府对国民与入境者的自律性过于信任;(2)政府把握不好隔离分寸,怕侵犯公民隐私权;(3)让国民负担两周的酒店费听起来不合理。

故此,英国R值一直很难保持低于1的水平。政府说是民众过于自由,不守疫情规矩与法律,媒体和反对党则保护国民,认为是政府不力,提供的信息混乱;圣诞前夕发现的变种病毒亦有责任。唯一没有争议的,是全体国民和政府认同、赞许NHS夜以继日的拯救生命行动:去年第一次封锁时,全英国人每周四晚19点自发在门口或阳台上为NHS鼓掌,表示感谢;几位NHS职员在2021年新年得到女王册封。

在阅读了美国91岁高龄的Amitai Etzioni教授2020年7月的文章《新冠病毒考验国家社群主义价值观》(Covid-19 Tests Nations’ Communitarian Values)后,上周我给他写邮件,请教为何社群主义在英美疫情中都未曾得到重视。那篇文章中,教授认为民主国家日本政府对国民的行为控制也同样小心翼翼,但日本的抗疫远比西方成功,因为那里有长久的儒家思想沉淀。而社群主义的作用类似儒家,可以凝聚国民共同捍卫集体利益。

我没有收到回复,故此无法得知为何社群主义如此难被英国社会接受。有一点是肯定的:总体上,全英国接受目前的抗疫策略与结果,这是一个多方利益平衡下的结局。如同查尔斯王子50年前就提倡保护环境,此理念到现在才广泛被民众接受一样,“西方人权利过高,需要提升责任感”的观点,似乎还太具有前瞻性,还未受到学术界重视。(见《书评:从看英国社会的一个症结》

英国社会与政治并不完美。此时是英国抗疫最困难的时期,还要几个月后,疫苗注射覆盖才能达到群体免疫功效。就首相约翰逊抗疫政策的质询会一事,几日前工党党魁斯塔默已呼吁不要再拖延,要给死者家属一个说法。英国抗疫结果是在尽量保证每个个人利益基础上的集体选择,新冠病毒感染死亡人数已逾8万,英国社会依然稳定。

(注:作者是英国社会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温凡:绝对收益的高低,并不意味着投资回报的高低。债券基金经理并不是简单地将符合条件的债券,按照收益率越高越好的标准选择。

在流动性持续宽松,全球股市屡创新高的今天,世界范围内负利率债券数量也一度突破18万亿美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债券还是值得投资的资产吗?

这是笔者作为债券基金经理最常被问到的问题。的确作为固定收益类投资,债券的绝对回报的数字也许直观上无法和股票相比,但也并非是在负利率条件下,债券这一资产类别会从固定收益变为固定“亏损”。

笔者相信,投资这一行业的存在唯一的理由就是为投资者产生正回报。因此前述的问题可以稍微转换为:投资负利率债券回报一定是负数吗?

答曰:不。负利率债券并不必然带来负回报,有时甚至还可以带来超过高收益债券的正回报。

首先,让我们从债券的回报来源开始谈起。负利率债券,通常情况下是指持有到期收益率为负的债券,而并非债券利息率为负的债券。而持有至到期收益率是指将债券持有至到期时,所产生的的回报与投入本金的比值。其在债券以面值发行的情况下等于债券的利息率,在债券小于面值的价格发行时,则等于债券价格部分的上涨至面值所带来的价格上涨叠加债券利息率。债券价格大于面值时则为债券的利息率减去债券价格下跌回面值时的损失。负利率债券之所以为负,其本质是持有债券的利息收入无法弥补债券本身价格回落至面值所带来的损失。

目前市场上的主要的负利率债券主要有两种: 一种为无利息溢价发行的债券,一种为基础利率转负之前所发行的债券,该类债券通常也有一个大于零的利率,同时债券价格则会远远超过面值。两者叠加使得到期收益率为负。据此我们可以总结负利率债券的两个特点:1)利息率大于等于0;2)负利率债券价格往往超过面值(也就是100)。

由此可见,即是负利率债券,依然至少两种可以产生回报的来源:一是,对于负利率债券来说,虽然到期价格一定会回归面值,但在持有期间内,债券本身价格仍然存在上涨的空间;二是,对于利息率大于0的债券,假设在持有期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依然有正向利息的收入。

而所谓的负利率债券负收益的结论其实隐含了两个强假设:1)该债券被“持有债券至到期”;2)该债券到期实现了兑付,并未出现违约。在非持有到期的情况下,即使是负利率债券,也有产生正回报的来源。

试举一例,彭博世界负利率债券指数的平均到期收益率为-0.30%,而该指数在2020年的回报为+8.01%,与之对比的是,同期彭博美国高收益债券指数的平均到期收益率为4.18%,在平均收益率高出450个基点的情况下,当年回报却只有+7.12%,甚至低于负利率债券指数。

简而言之,由一群负利率债券组成的指数,在2020年总回报不仅不为负数,而且其为投资者产生的正回报甚至超过与高出其收益率一大截的美国高收益债券指数。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债券组合的情形下,即是有单个负收益率债券到期在当年内到期,使得该部位实现负收益,然而同时期可能存在更多的并未到期的负利率债券价格上涨,或是正向的利息收入对冲抵消了这一部位的损失,从而使得全年指数回报大大超过其到期收益率。

负利率债券产生正回报,这一看似反直觉的结论,其实背后隐藏着债券投资中一直存在的古老迷思:是不是债券收益率越高,则回报率越高?

这一论述曾经在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早期被封为圭臬,也诞生了一批只看收益率,逢高收益必买的 “债券投资经理”。随着后期市场信用风险的逐渐释放,刚兑信仰被打破,违约开始出现,该类投资风格也损失惨重。这一看似正确,实则荒谬的结论才逐渐被证伪。

绝对收益的高低,并不意味着投资回报的高低。债券基金经理的工作并不是简单地将所有符合条件的债券,按照收益率越高越好的标准进行选择。而是在一定的条件约束下(评级或者规模),对债券不同的久期,曲线形态,信用风险,乃至杠杆水平进行组合把控,有时也需进行短期交易增强收益,以求为投资者产生最优的回报,这也是债券投资的艺术和债券基金经理的价值贡献之所在。

2017年,奥地利发行了一只票面利率为2.1%的百年债券,2年之后,该债券价格已经翻倍达到200,回报率超过100%。同期标普指数总回报为25%。这便是债券久期所带来的收益威力。

以上的讨论仅仅局限于不考虑风险的绝对回报视角,如果我们将波动率等风险指标考虑进去,债券的风险调整后收益率则往往更优于股票等其他资产类别。更不用说债券在通缩下的稳定保值功能等等。

因此笔者相信,即使是在全球负利率时代,债券投资这一最古老的投资行业,仍将历久弥新,焕发新的生机和魅力。

(作者系时和资产固定收益团队主管。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责任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刘远举:伦理是多变的,自由与权利比伦理来的更为久远、自然、更为恒定,也更为具体。

明星代孕弃养的新闻,激起了国人对代孕的广泛关注。遗憾的是,在这个议题中,情绪、女权议题、贫富议题,都干扰了聚焦代孕问题本身。

坏富人与好穷人

2015年,在某地的大火中,一位年仅20岁的消防员为了抢救一个3岁的孩子在大火中牺牲了。他是家中独子,父母终日以泪洗面,最后他们决定卖掉房子,用房款所得的70万,远赴美国代孕了一个孩子。如今孩子已经5岁,生活虽然辛苦,但日子有了希望。

这个情节是我编的,但这个场景某种程度上却很真实。天津爆炸案中,有消防员的父母,花费数十万,做试管婴儿,生下两个孩子。如果他们选择了代孕呢?

坏富人与好穷人的代孕需求,这似乎是两个公共议题,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实际上只有一个议题,代孕。不能因为女明星不负责的代孕,干扰了对代孕的客观、理性、冷静的讨论。

器官买卖?

代孕的本质,不是器官买卖,而是人用自己的器官提供服务,说得更直白一些,是买卖人类的器官功能。人类的器官功能不神圣,从来都是商品,所有的劳动都是广义的器官功能,脑力、体力、脸。实际上,出售人类的器官功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性交易在很多国家都是合法的,器官功能的买卖可以看作同一思路的延申。

其实现在的义务献血,很多时候本质上也是卖。报酬是亲友用血、单位评选模范、奖金、假期等等。这可以被视为一种严格管控下的买卖。

买卖器官,本身是有伤害的,哪怕是人可以只有一个肾而存活,但也是有伤害的。从“人不能自愿为奴”的角度出发,器官的买卖不具有合理性。但代孕出卖的是器官功能,而不是器官本身。它的确会带来身体上的负担,很多职业都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导致职业病。代孕的负担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毕竟,不能把人的一种本能说成是不可接受的风险。

何为自愿?

代孕,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受害者的行为,几方都是受益者。但是,很多人认为,提供代孕服务的女性是被强迫的,而非自愿的。

自愿的概念是一个大话题。被迫这个词,我觉得前提是迫于基本需求或被暴力。不能说因为要买一个奢侈品包,买车买房,给孩子上国际学校,被迫工作,被迫加班,但可以说因为温饱需求而被迫加班。

如果要说某个因素导致了人处于被迫状态,那么这个因素本该有国家保障,甚至是全人类共同保障让人免于压迫。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个体的自我救济是合理的吗?这种自我救济是不是应该被禁止,哪怕让某些女性饿死也不能出卖器官功能?这是很多以“被迫”为由反对代孕的论证故意忽略的一点。

所以,看起来冷酷凉薄,却藏着温情。看起来饱含同情与热情,很可能藏着残酷与冷漠。

更微妙的是,放在女权语境中,只有把女性放在被迫的位置,才能避免指控她们选择的道德问题——好逸恶劳,出卖身体赚钱。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参照对性工作者的讨论逻辑。

引用我之前文章的一段话,”抛弃这种道德上不切实际的高帽,承认人类品质中的懒惰、好逸恶劳,承认不仅仅是为了温饱,而是为了更多更高的消费,承认这个群体在整体上并不具备道德优势,之后,才能进而承认这一切皆出于人类本身的天然缺陷,然后最终承认:“但是,她们有权利这样做”。这才是公共政策的正常逻辑。所以性工作者不需要高尚,她们需要的是权利。”

美国药、印度药、中国药

我们讨论代孕是否应该合法化的时候,不能抽离现实做抽象的讨论,我们真正面对的议题其实是:“在它国代孕合法化的前提下,中国是否应该开放,或有条件的开放代孕”。

代孕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冒犯。这种冒犯实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观念的冒犯,二是富者对穷者的冒犯。对传统观念的冒犯,留给公共讨论。富者对穷者的冒犯,会持续存在,因为很多国家是合法的。这就像有一种药,可以治家庭不幸,但中国没有,要去美国买。这就变成了一个“我不是药神”式的故事。

显然黑市价格会更高,国内合法化之后,价格会下降,更多的人能负担得起。这是更大程度的实现公平。

保护孩子

讨论代孕产生的孩子的保护问题,首先必须要明确概率概念,不能单独讨论个例。从概率上看,代孕家庭急切的想要孩子,经济条件也更好,代孕所生的孩子,生活条件,父母的关爱,可能都会更好。代孕孩子的母亲的确没有十月怀胎的经历,也没有体内激素激发的母爱,但这些因素对于一辈子的亲子之爱来说,仅仅是一个非常短期的因素。中国俗话说,养恩大于生恩。感情可以相处出来的,更何况,人是有高级意识的,知道孩子是自己的血脉所出,这种生物学父母的亲子之情,远非一般收养能比。

的确可能出现,孩子有残疾,生物学父母遗弃的情况。但正确的比较是,出现残疾后的遗弃概率。相比之下,代孕家庭经济水平更高,更有可能承担下来

不过,事情还可以进到更深的角度。寻求代孕者,无法自己怀孕,本来就是被“上帝”禁止繁衍的人了,在自然选择中,他们不适宜生育了。无论是子宫疾病,还是年龄因素,都可能影响卵细胞的健康,再加上代孕过程是非自然的,还存在人类不明白的过程,所以孩子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指控对试管婴儿一样成立。这个理由已经部分进入到臭名昭著的优生学了,而这也是很多人反对的。

失独家庭

有代孕需求的原因包括:因为丁克,晚婚晚育,错过了生育年龄;患有不适宜怀孕的疾病;单纯不想生育却又想有一个孩子。而在中国,还有一个其他国家没有的特殊原因:失独家庭。

某种程度上,中国是全球最应该给代孕合法化地位的国家。

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1.9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因此,每年约产生7.6万个失独家庭。根据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中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并且还在以每年新增7.6万的速度递增。人口学家预计,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到一千万。

如果通过代孕,这些失独家庭,能再得到一个孩子,就可以弥补失独家庭的伤痛,也能解决将来的养老问题。这是一种技术发展带来的人道主义可能。这个群体的需求,理应得到正视,他们的代孕需求,不应该被阻止,甚至应该得到一定的补贴。

伦理演进

其实反对代孕的本质不是反对出卖器官功能,而是认为子宫、生育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神性”。在中国,这体现人们对伦理的坚守。但是神性最终会去魅,生物技术进步的诱惑无人能够抵抗,必然诱导伦理飞速的演进。

伦理,就是大多数人认同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如:天地君亲师。伦理是多变的,不同的情况,伦理结论是万不一样的,有时候甚至没有结论。

同样是代孕,是为了给自己孩子筹集先心病手术费,还是为了买一个名牌包;是失独夫妻想要一个孩子,还是富翁想要自己第10个孩子,推出的伦理结论是完全不同的。伦理不仅随具体情况而变,也随时间而变,特别是在中国,在时代的大潮中伦理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

正因为伦理的多变性,所以伦理本身并不是一个进行逻辑推导的好基础。更多时候,你只能简单的相信它。自由与权利比伦理来的更为久远、自然、更为恒定,也更为具体,才是一个进行逻辑推理的好基础。

在这次代孕弃养的新闻中,弃养也引发了公众的愤怒。实际上在美国父母是可以合法的放弃抚养权,把孩子送到福利院然后被领养的。这看起来是承认了一个更低道德水平的伦理结果,但实际上这能避免孩子遭遇虐待、或陷入糟糕的成长环境。

那么,是牺牲社会福利、个人权利,固守传统伦理,还是用法律保障个人权利,尊重新技术条件下的伦理演化,以提升社会福利、个体幸福,根本上是一个以德还是以法的问题。

当然,我也一直认为,进步即便是好的,但也不能太快、太激进。伦理的改变也是如此。

这一波舆论中,对某些群体的代孕行为是一个抑制,起码不敢再随意的谈冻卵。但另一方面,对确有必要的代孕,如失独家庭、高龄等等,应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给予合法地位。同时也需要制订法律,规范相关的法律关系。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黑客从英特尔网站上窃取了财务敏感信息,该公司为此不得不提前发布财报。财报显示,新冠疫情使英特尔电脑芯片销量出现强劲反弹。

英特尔(Intel)周四表示该公司受到黑客攻击,一名黑客从其公司网站上窃取了财务敏感信息,导致该公司提前发布财报。

这家美国芯片制造商的首席财务官乔治•戴维斯(George Davis)表示,该公司认为攻击者提前获得了一份强劲盈利报告的细节,该报告原本应在股市收盘后发布。

英特尔股价当日上涨逾6%,其中有近2%的涨幅是在周四交易的最后15分钟达成的。

发现问题后,该公司立即发布了正式的财报,消息是在收盘前6分钟发布的。

戴维斯说:“我们公关新闻发布室网站上的一张信息图被黑了。我们一察觉就立刻公布了我们的盈利。”

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表示此次泄露是一起非法行为的结果,并不涉及公司本身的任何无意披露。

英特尔的一位发言人补充说:“我们被告知我们的信息图表在公司之外传播。我不认为它被公开了。我们正在继续调查此事。”

财报显示,新冠疫情使英特尔个人电脑芯片销量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强劲反弹,因为更多的人购买笔记本电脑在家办公和学习,同时也有更多人购买性能更强大的游戏电脑。

英特尔第四季度个人电脑芯片销量跃升33%。科技研究集团国际数据公司(IDC)表示,当季全球电脑出货量增长26%,为10年来个人电脑行业最强劲的一年画上句号。

戴维斯表示这一大幅跃升突显了拥有自己的制造厂对英特尔的重要性,这使其有可能将生产转向需求最强劲的领域,并夺取更多市场份额。

在一系列制造失误后,英特尔受到了来自华尔街的压力,维权投资者Third Point呼吁该公司重新考虑是否应该继续生产自己的芯片。

尽管英特尔第四季度营收下滑1%,至200亿美元,但仍比华尔街的预期高出25亿美元。来自个人电脑芯片的营收增长9%,至109亿美元。

数据中心芯片营收下降16%,至161亿美元,这是因为云服务公司的需求在意外强劲增长之后回落。

每股备考盈利(pro-forma earnings)为1.52美元,与上年同期持平,比预期高出42美分。

根据正式的会计原则,英特尔净利润下降15%,至59亿美元,合每股1.42美元,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了该公司去年报告的一项资产剥离收益,以及缴税发生了变化。

译者/何黎

茉莉花新闻网

        中国茉莉花革命网始创于2011年2月20日,受阿拉伯之春的感召,大家共同组织、发起了中国茉莉花革命。后由数名义工无偿坚持至今,并发展成为广受翻墙网民欢迎的新闻聚合网站并提供论坛服务。

新闻汇总

邮件订阅

输入您的邮件地址:

linkedin facebook pinterest youtube rss twitter instagram facebook-blank rss-blank linkedin-blank pinterest youtube twitter insta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