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从一场惊心动魄的“宫斗”到一次公司治理的“修复手术”​​

在科技界，2023年年底发生在人工智能领军企业OpenAI内部的那场“宫斗大戏”，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公司的灵魂人物、CEO萨姆·奥特曼被董事会突然解职，短短几天后戏剧性地官复原职。这场风波表面上是人事动荡，但实质上向全世界暴露了OpenAI先天的公司治理结构缺陷。

2025年10月，OpenAI宣布完成了一场历时近一年的、估值高达5000亿美元的资本重组。据公开信息，此轮规模空前的重组由软银领投300亿美元，并引入了包括Thrive Capital在内的多家新老投资机构共110亿美元，成为科技史上规模最大的私募融资之一。但其深远意义远超金钱层面，它更像是一次针对自身“先天不足”的公司治理体系进行 “修复手术”，本文试图还原解析OpenAI这场“大手术”的前世今生和前因后果。

​一、病根深种：OpenAI旧治理结构的三大“先天缺陷”​​

要理解这次重组的重要性，我们首先要诊断出OpenAI旧体制的“病根”，2023年的狗血剧，暴露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先天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核心矛盾上：

​1.董事会的“精神分裂症”：董事信义义务的终极悖论​

这是最根本的缺陷。用通俗的话讲，公司的董事们就像同时收到了两个老板发出的、方向完全相反的指令，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

老板A（公司法基本原则）的要求：根据注册地特拉华州的公司法，董事信义义务责任是为公司利益最大化服务，简单说，就是要尽可能多地赚钱，这点也是全球各国公司法的基本原则。

老板B（公司架构和章程）的要求：然而，公司架构和创始章程却坚守董事会的首要职责是确保人工智能“造福全人类”，即使这可能会损害公司的经济利益。

这种制度性的“精神分裂”，让董事们几乎无法做出既自身风险小又符合初衷的决策，为内部冲突埋下了伏笔。

​2.“上帝董事会”与“黑箱操作”：权力制衡机制的缺失​

在原来的架构中，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一个非营利母公司的董事会。这个董事会权力极大，却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个董事会不仅能任命和罢免营利性子公司的董事，甚至有权否决公司的商业决策。然而，这个掌握生杀大权的董事会本身，有的董事会成员构成偏向于技术伦理领域，如时任首席科学家伊尔亚·苏茨克维等，虽然技术造诣深厚，但是在公司治理方面经验有限。​​

不透明的决策机制：旧章程允许董事会成员通过简单的邮件书面同意，就能做出重大决定，无需经过正式的、有记录的会议决策。2023年解雇奥特曼的决策，据信就是在这种缺乏充分讨论的情况下做出的，最终引发了巨大的反弹。

​3.“金主”与“功臣”的权益失衡：激励机制的错位​

一个健康的公司需要平衡各方利益，但OpenAI原公司架构（如下图），却让关键角色感到“很受伤”。

OpenAI原公司架构图

微软的尴尬处境：作为早期最重要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微软先后砸钱130亿美元，并提供了强大的Azure云计算资源。然而，通过复杂的投资协议，微软获得的主要是利润分成权和产品整合权，但并无董事会席位。这就像一个出了大钱盖楼的合伙人，却无权置喙楼该怎么设计。

员工持股的“纸面富贵”：许多核心员工获得了股权激励，但这些股权受到严格限制，难以变现。这好比给员工发了一张写着巨额数字、却无法兑换的“奖状”，难以真正留住顶尖人才，加剧了人才流失的风险。

“无私”董事的潜在问题：董事会成员大多不持有公司股份，这本意是让他们超脱于经济利益，专注于使命。但这也可能导致他们，在决策时过于理想化而忽视商业现实。

​二、手术刀与蓝图：资本重组如何系统性修复缺陷？​​

面对这一系列盘根错节的治理难题，OpenAI无法小修小补，只能进行一场系统性重构。这次资本重组，是一次融合了法律、金融和公司治理的 “修复工程”。

​1.创立“使命守护神”：OpenAI基金会​

重组后，原来的非营利母公司转型升级为“OpenAI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特殊权力：任命和随时更换下层运营主体的所有董事。

基金会不参与日常商业运营，但通过股权类别实现权力控制。基金会持有Class N 股，拥有绝对控制权和关键事项否决权。员工、投资者和微软持有的Class A/B 股及优先股，拥有经济权益，但投票权受限。这样的股权类别，实现了基金会对公司最终发展方向的牢牢掌控。​​

​2.选择新“身份标签”：公共利益公司​

为了解决董事会的“精神分裂”问题，OpenAI的运营主体选择了一个相对新颖的法律形式——公共利益公司（以下简称PBC）。

  2025年10月28日,OpenAI的PBC公司章程首页截图

它是什么？PBC不是传统的慈善组织，它依然要追求利润。但关键在于，它的公司章程里会明确写入其追求的一项或多项公共利益目标（对于OpenAI，就是“安全、广泛受益的人工智能”）。

“免责金牌”：法律明确规定，PBC的董事和管理层在做出决策时，必须考虑其对社会和环境的正面影响，而不仅仅是股东利润。当股东起诉董事“没有最大化利润”时，董事可以凭借“我们是在履行章程规定的公共利益使命”作为合法的抗辩理由，这相当于给管理层发了一张“免责金牌”，试图合法地解决信义义务冲突。

​3.作为融资主体的PBC：股权结构“大扫除”

针对之前股权混乱、激励不足的问题，重组方案对资本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标准化”清理。

同股同权：此轮高达410多亿美元的融资，所有投资者，包括微软（持股估值约1350亿美元）、软银、Thrive Capital等，现在都持有同一种类型的股权。

员工激励“变现”：设立了明确的员工持股变现通道，增强了团队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4.董事会“换血”：专业化重构​

新的董事会彻底改变了原来结构单一、缺乏制衡的局面。​重组后的新董事会实现了背景的多元化与专业化升级：​​

多元化的构成：新董事会不再局限于技术专家，而是吸纳了布莱特·泰勒（前 Salesforce 联席CEO）这样的资深商业领袖作为董事长，以及顶尖的经济学家和法律合规专家等，形成了一个背景多元、能力互补的决策团队，能够从技术、商业、法律、政策等多个维度审视公司战略。

委员会机制：设立了审计、薪酬、治理与公共利益等专业委员会，使其运作符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等法规要求。奥特曼作为CEO，是唯一的内部董事。​​

​三、手术效果评估：新治理体系的价值与隐忧​

这场大手术的效果如何？它确实系统性地修复了大部分核心缺陷，但也留下了需要时间检验的挑战。

​积极成效：​​

根治了“精神分裂”：PBC架构从法律上赋予了平衡使命与利润的合法性，基金会控股权则从执行上确保了使命的优先性。

管理步入正轨：新的治理结构完全能满足未来上市所需的严格合规要求（如《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为公司走向公众市场扫清了主体的障碍。

利益分配重归公平：各方利益（股东、员工、合作伙伴）在新的法律框架下得到了清晰界定和保障，内部凝聚力显著增强。微软和软银等投资机构在新PBC下获得了与其投资相匹配的收益权利，合作关系更加稳固。​​

生态合作更健康：与微软、甲骨文等伙伴重新签订了更清晰、对等的商业合同，重建了互信共赢的合作关系。

​待决挑战：​​

PBC的“司法初裁”： PBC作为一个较新的法律形式，其董事在平衡利益时的“自由裁量权”边界到底有多大，尚未经过大量法庭案例的检验。在美国这样的案例法主导的国家，未来一旦发生诉讼，法官如何裁决，将成为一个重要的不确定性。

反垄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作为AI巨头，其与微软、甲骨文等巨头的深度合作，如与Oracle、软银合作的德州数据中心以及未来几年高达1.4万亿美元的“财务义务”， 极易引起全球反垄断监管机构的关注和调查。

外部法律挑战：像埃隆·马斯克等发起的一系列诉讼，正在考验着新架构的法律稳固性，任何不利的判决都可能带来冲击。​

​四、示范效应：OpenAI重组对科技行业的深远启示​

OpenAI的这次实践，其意义远超一家公司本身，它为所有追求超越股东价值目标的全球化科技公司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治理范式”。

提供了新选择：PBC这个公司形态为那些希望超越“股东利益至上”的传统模式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司形态的选择，大家注意这是在美国大公司最偏爱的注册地特拉华州。

探索了新结构：“非营利基金会+营利性PBC”的混合治理模式，探索出一条兼具“使命刚性”和“运营灵活性”的可行路径。它像一套双核系统，一个核心（基金会）确保方向不变，另一个核心（运营公司）保障运行效率。

结语：拭目以待这场静悄悄的公司治理大修

回顾OpenAI近期完成的2025年资本重组，它远非一次简单的重大融资活动，而是试图通过精巧地融合非营利基金会的使命坚守、公共利益公司的法律包容性、标准化股权的利益共享机制以及现代化的董事会治理，把一个可能导致公司分裂的结构性矛盾，转化为一个可以被现有法律框架所容纳的系统。

奥特曼称此次重组是为了简化复杂的资本结构，使其更像传统公司，以筹集所需“数万亿美元”资金，但PBC章程展示的结构远非传统。其复杂的股权类别和投票权限制，使传统IPO难度不小。

无论如何，这次重组得以实现离不开以微软这样的老牌科技公司，以及软银这样的长期导向投资机构为首的投资方，对公司长期价值而非短期控制的认同，叠加了一个更具公司治理能力的新董事会运筹帷幄。这场大戏侧面证明，在人工智能技术狂飙突进的时代，资本的力量不仅可以用于扩张和竞争，更可以成为修复治理缺陷的工具。

未来，随着AI技术更深刻地重塑世界，公司治理缺陷的识别与修复将成为所有追求超越股东价值企业的核心挑战。2025年OpenAI的这场“大修”，注定会成为科技公司治理演进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是否可以实现“追求商业辉煌的同时不忘那份更高追求的初心”的目标，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冯斌供职于某国际化企业，华东师大CTO学院客座教授，清华苏世民书院行业导师，南京大学和曼大中国中心MBA导师，讲授《并购、战略与公司治理》研究生课程）

在“最美城市舞台” ，海派冬日浪漫再次如约而至。2025年12月6日，一年一度的“银杏音乐会”在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举行。

2025年12月6日，一年一度的“银杏音乐会”在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举行。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作为2025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冬之乐”系列演出之一，今年上海音乐厅的“银杏音乐会” 由上海铜管室内乐品牌——上海铜管重奏团（Shanghai Brass）的11支铜管与打击乐共同点亮“杏会金响”。

“银杏音乐会”吸引众多观众。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一年一度的“银杏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厅举行。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国际著名圆号演奏家，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圆号教授韩小明在指挥乐队。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金黄的银杏倒映在乐器上。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观众正在欣赏“银杏音乐会”。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未预约成功的观众在南广场外围欣赏“银杏音乐会”。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音乐会曲目精心编排，既涵盖巴洛克时期的辉煌乐章《小号即兴前奏曲》、文艺复兴风格的《铜管舞曲》，也包含充满生活情趣的《三只铜管猫》与展现都市风情的《一个伦敦人在纽约》，从古典到现代、从庄严到幽默，多元风格在铜管乐的诠释下焕发出独特热力。这些曲目延续了上海作为“亚洲演艺之都”的国际艺术视野，同时融入了海派文化兼容并蓄的城市品格，让观众在自然环抱中感受音乐最本源的震撼力量。音乐会面向所有市民免费开放，通过预约形式申领入场资格，未预约成功的观众亦可在南广场外围共享音乐盛宴。

小女孩坐在家长肩膀上欣赏“银杏音乐会”。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作为与观众有着深厚情谊的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户外公益品牌“银杏音乐会”，从2013年到2025年，已陪伴沪上爱乐者走过十二年。每年秋冬之交，是上海音乐厅户外广场最美的季节，上海音乐厅利用银杏自然景观的环境，用一种新的环境音乐的概念，尝试着带给广大群众更多元的艺术享受，通过一系列不同主题音乐会的策划，每年举办一次，逐渐形成自然景观与音乐相结合的概念音乐会。

北京时间12月6日晚间，2025中国足协杯决赛在苏州奥体中心进行，北京国安对阵河南酒祖杜康。

经过90分钟对抗，北京国安以3比0击败河南，第5次捧起足协杯冠军奖杯。

国安率先进球。

国安点球扩大领先。

国安终场前再入一球。

本场决赛是河南队史第一次打入足协杯决赛，赛前一天据官方统计，河南籍球迷购票人数达到20787人，是北京球迷的近3倍（7644人），最近几天，河南球迷通过高铁、自驾等方式来到苏州决赛场地，甚至有球迷骑了19天的三轮车长途跋涉而来。

“从联赛到足协杯，河南球迷始终陪伴着我们，给予我们巨大的支持，球队非常享受这样热烈的氛围，全队也会用拼搏去回报大家的热爱。”河南队主帅拉莫斯赛前展望比赛时表示。

河南队在经验上逊色于国安——历史上国安队四次夺取足协杯冠军，和申花并列足协杯夺冠榜第二位。拉莫斯也赛前打起心理战，把包袱给了对手， “很显然，我们是更没有压力的一方，也一定会为了梦想而努力。”

热情的河南队球迷。

这是国安队史第七次晋级足协杯决赛，此前的6次决赛之旅，国安捧回4座冠军奖杯。但本赛季国安进入下半程后状态并不好，十天前亚冠二级联赛做客1比2被河内公安逆转击败。

代理主帅拉米罗赛前强调，“全队目前氛围很好，准备充分，状态不错，对比赛充满了期待。全队每个人都怀揣着冠军梦想来到决赛的舞台，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该如何去做，并且会保持专注度。”

双方均派出了最强阵容出战，国安四名外援首发出场，锋线由本赛季中超最佳射手法比奥搭档张玉宁，归化球员塞尔吉尼奥替补待命。河南则是五外援全部首发，替补席还有何超、尹鸿博和黄紫昌三位前国脚。

法比奥与队友庆祝进球。

本场比赛，国安明显进入状态更快。第17分钟，达万直塞身后，法比奥前插射门被封出，林良铭跟进补射造成门前一片混乱，法比奥再次射门破门，国安打破僵局1比0领先。

半场补时第4分钟，法比奥转身打门蹭到马亚手上，裁判观看视频后判罚点球，法比奥操刀打中路命中，半场过后国安2比0领先。

本场比赛火药味十足，半场结束后河南外援纳萨里奥向裁判鼓掌，被队友立刻拉开。下半场第55分钟，双方球员发生冲突，比赛中断3分钟。冲突结束后，达万和河南队助教各吃到一张黄牌。

双方球员拼抢。

第58分钟，纳萨里奥被已经身背黄牌的恩加德乌放倒，裁判随后判罚接球的卡多索越位，并未判罚犯规也没出牌，纳萨里奥张开双手表示不满。

比赛临近结束时，国安再度获得点球机会，法比奥的射门和张玉宁的补射均被扑出，但裁判因为守门员站位违例判罚点球重罚，法比奥再度抄刀主罚命中，上演帽子戏法。

最终，国安以3球优势结束比赛，就此队史第5次捧起足协杯的冠军奖杯。

12月5日，网飞（Netflix）宣布以总价约827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网飞表示，它们将共同定义下一个世纪的叙事方式，为全球观众打造非凡的娱乐体验。

此次被网飞收购的华纳兄弟公司资产包括华纳兄弟影业、HBO、HBO MAX流媒体等。与此同时，《生活大爆炸》《哈利·波特》《权力的游戏》DC宇宙等经典华纳IP也将归于网飞旗下。庞大的内容库，必将对Apple TV+、Amazon prime流媒体、Disney+等产生巨大竞争压力。

此次收购完成后，华纳兄弟现有的运营方式和院线发行都会保留，但其他部分业务可能就会被调整，尤其是同为流媒体的HBO MAX很可能就不再独立存在。网飞将同时拥有网络流媒体和线下影院发行体系，这就意味着网飞完整具备了从内容制作到院线发行和上线的完整渠道。

不过此次收购，还将等待最后的交易审批，预计整个交易过程将长达数月。

华纳兄弟是全世界及美国最大的电影和电视娱乐制作公司之一，华纳兄弟成立于1918年，是好莱坞历史第三悠久的电影公司，它也是美国电影协会的成员之一。

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发布警情通报。

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发布警情通报：

美国白宫于当地时间4日晚发布特朗普政府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文件共33页，阐述本届美国政府对其外交政策的调整。

据悉，该战略的核心是美国重新调整美国在西半球的军事存在，以应对移民、“毒品走私”等。文件概述了美国在该地区扩大海岸警卫队和海军存在以及部署兵力，从而确保边境安全并打击“贩毒”集团，包括在必要时使用致命武力。该战略称，这是提出并实施针对门罗主义的所谓“特朗普推论”。

“门罗主义”最早于1823年由时任美国总统门罗提出，名义上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实质是为美国独霸美洲、推行强权政治开路，迫使拉美国家按美国意志行事。

分析称，随着大规模移民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大威胁，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将边境安全和打击“贩毒”集团行动提升为核心国防任务。

在有关欧洲的部分，分析认为该战略对欧洲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对抗姿态。该战略警告称，欧洲面临着经济衰退，并且从长远来看，北约某些成员国将变成非欧洲裔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这些国家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它们与美国的联盟。

该战略还称，俄乌冲突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加剧了欧洲的对外依赖。战略称，在俄乌冲突之下，欧洲与俄罗斯的关系恶化，很多欧洲人将俄罗斯视为外部威胁。分析指出，战略同时指责欧洲官员阻挠美国支持结束俄乌冲突的努力。

另外，这份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称，自1979年以来，中美两国最初建立在一方为成熟富裕经济体、一方为全球最贫困国家之一的关系格局，如今已经演变为近乎对等的关系。战略还称，美国将调整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以互惠平等为原则，重振美国经济自主地位。

对于该份新国家安全战略，有分析认为，该战略将拉丁美洲提升至美国议程的首位，这与美国长期呼吁的将重点放在亚洲的做法，截然不同。

评点，是中国古代文人评论小说的一种独特方式，它不同于西方文论的体系化建构，而是在字里行间随手批注，如朋友对坐，促膝长谈。从金圣叹批《水浒传》到脂砚斋批《红楼梦》，这些评语或点出文法之妙，或道破人性之微，往往简短隽永，与小说原文相映成趣，成为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传统。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虽深受西方近代文学及“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但其根脉深处，依然流淌着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血液。从回目设计到章法结构，从人物塑造到叙事节奏，处处可见传统技法的草蛇灰线。因此，尝试用古代评点的视角去重读金庸，借用古人总结的“草蛇灰线”、“攒三聚五”、“横云断山”等精妙术语来剖析那个我们熟知的武侠世界，不仅能更深入地理解金庸小说的技法传承，亦能在古今对话中，领略中国叙事美学的独特魅力。

本系列文章，便意在做这样一次尝试。我们将暂时放下西方的叙事学理论，重新拾起古人的评点之笔，去丈量那片江湖的宽广与深邃。而这趟旅程的起点，自然要从金庸先生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开始。

最近由于中文互联网上清代野史的流行，这本本来较少人留意或喜爱的《书剑恩仇录》，因为涉及了乾隆身世相关的野史，又被网友注意到，甚至有网友半开玩笑地评论：“看来金庸老爷子当年一定知道点什么。”历史的真伪留给史学家去考证，本系列关注的是，小说家是如何通过技法，把“假”的写成“真”的？

我们将分四次连载《书剑恩仇录》，从传统评点的视角对这部作品进行一次细致的“复盘”。第一期的主题是：金庸如何以“特犯不犯”之笔排布情节，中国古典小说和《书剑恩仇录》里为何都偏爱数字三？

《书剑恩仇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5月版

细读《书剑恩仇录》，读者或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金庸似乎对“三”这个数字情有独钟。

全书的情节推进，往往呈现出一种“三叠式”的结构：红花会群雄为了营救文泰来，历经铁胆庄之失、黄河渡口之险、杭州提督府之智，是为“三救文泰来”；反派张召重也是几经沉浮，狮子峰上被擒而释，迷城中被擒而释，直至最后迷城之中葬身狼腹，是为“三擒张召重”；而主角陈家洛与乾隆的纠葛，亦是历经西湖夜游、海宁观潮以及雍和宫鸿门宴，可谓“三会乾隆”。

这种情节安排，并非金庸无心插柳，而是深得中国古典小说“犯笔”技法的三昧。

所谓“犯笔”，在书法中指运笔的重复，在小说评点中，则特指对同一题材、同一事件或动作的重复描写。初看之下，重复似乎是创作的大忌，因为“文似看山不喜平”，但真正的高手却偏偏要“特犯不犯”。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曾指出，施耐庵写武松打虎之后，又写李逵杀四虎，再写解珍解宝争虎，这就是“故意把题目写犯了”，却要有本事写得“无一点一画相借”。毛宗岗评《三国演义》时也以此法论“火攻”，书中自乌巢、赤壁、猇亭，直至博望、新野，处处皆火，但“树同是树，枝同是枝”，却能做到“五色纷披，各成异彩”。古典小说中常见以数字为题的回目，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三打白骨精”“三打祝家庄”“二进大观园”“七擒孟获”等，都可以看做是这一技法的运用。

“特犯不犯”，讲究的是在重复的结构中求取极大的变化，于同中见异，从而产生一种回环往复、层层递进的审美快感。

回看《书剑恩仇录》，金庸显然有意试炼这一技法。以“三救文泰来”为例，三次营救的场景、手段各不相同：第一次在铁胆庄，写的是江湖豪客的“勇”与“莽”。群雄骤闻噩耗，凭血气之勇硬闯庄院，却因误会与友军周仲英恶斗，致使张召重趁乱将人劫走，这是“力战”之失；第二次在黄河古道，写的是两军对垒的“奇”与“险”。浊浪滔天，羊皮筏子在激流中穿梭，那是大漠狂沙与黄河天险背景下的“水战”之危**，写的是环境之险恶与敌军铁甲之坚；第三次在杭州提督府，写的是群雄并起的“智”与“谋”，此时不再是单纯的厮杀，而是挖地道、施火攻、扮官兵，陈家洛更只身入虎穴，以“金蝉脱壳”之计换出文泰来，极尽巧思，最终在烈火与爆炸中完成“智取”之功。

楚原导演的电影版《书剑恩仇录》（1981）剧照

然而，若以苛刻的眼光审视，金庸此时的技法并未臻于化境，比起他后期的作品，这里的“三”，往往显得有些“为三而三”。

其不足在于，情节虽然热闹，但内在的人物性格的发展和人际关系的激荡在重复中缺乏足够的深度递进。例如“三擒张召重”，每一次的模式几乎都是“合力围攻-张召重落败-因故释放”。这种重复，更多是物理层面上的搏斗重复，而非心理层面上的螺旋上升。每一次释放张召重，理由虽有不同（或碍于陆菲青的情面，或为了信守诺言），但读来总让人觉得是为了让故事继续下去而强行“放虎归山”，少了一份不得不然的悲剧必然性。

不妨对比一下《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为救谢逊闯少林三僧的金刚伏魔圈的情节。张无忌同样是三次闯阵，但每一次的起因、搭档、心境截然不同：初探是试其深浅；二探是与杨逍、殷天正联手，各人的性格特点与武功风格显露无遗；三探是与周芷若联手，另有一番惊险的同时，也自然地将故事中一大悬案完结。这三次重复，不仅是武功的较量，更是人物恩怨情仇的一次总清算，每一次“犯笔”都将人物内心推向了更深一层。

又如《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在梅庄的“四战”，分别对阵琴棋书画四友，每一战都紧扣对手的性格特点与雅好，每一战战法都不同，而文化、个性与武功风格浑融无间，那是真正的“特犯不犯”。

相比之下，《书剑恩仇录》中的“三救”与“三擒”，虽然在外部动作和场景上做足了文章，运用了“大落墨法”去渲染声势，但本质上仍属于同质叠加。它更多地依赖机关、巧合与人数的增减来制造差异，而在情节上大抵遵循着同一套模式，有时不仅没能将重复与情节或人物塑造结合，更损伤了其行动逻辑的前后一致性（这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张承重死前的情节中）。

这或许就是金庸早期的青涩：他熟稔传统小说的章法，但还未真正展露其中后期构筑武侠世界时那种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时期，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惠及4000多万户、超1.1亿人。

其中，一些“超龄服役”的老旧小区和居民住宅楼因房屋结构存在安全隐患或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已难以再依靠局部修修补补维持正常安全与功能。这类小区的更新需求，正从“局部更新改造”转向更为彻底的“原拆原建”。

此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写入其中，明确了城市更新模式将加快转型。

那么，“原拆原建”究竟是怎么拆、怎么建？与严控的“大拆大建”有哪些不同？

“原拆原建”多地已开始探索实践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杭州、成都与重庆等城市已开始探索并推进“原拆原建”实践。各地在安置方式、补偿机制、资金筹措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不断探索，以实现重建后的居住质量与社区功能同步提升。

以南京市的秦淮区石榴新村为例，该片区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是消防、卫生等配套设施缺乏的非成套住房，属于典型的“城中村”危旧房片区。当地居民曾无奈地戏称自家住宅为“握手楼”“一线天”。

如今走进该小区，能看到浅灰色石材与铝板为主要结构的现代建筑立面。6栋楼整齐排列，无障碍坡道、智能安防系统、太阳能等设施一应俱全。

为了破解“原拆原建”建设资金难题，南京市探索“市、区财政+居民出资”的共担机制，目前“原拆原建”项目政府承担60%，产权人承担40%。据测算，居民自筹部分控制在每平方米2800元左右，平均房屋建设成本为每平方米7000元，普遍低于市场水平。

北京市桦皮厂胡同8号楼危旧房改建项目示意模型。来源：中建海龙

北京市桦皮厂胡同8号楼危旧房改建项目作为北京市首个装配式危旧楼改造项目则通过模块化集成建筑技术，实现快速“原拆原建”，为居民提供现代化居住环境。该项目采用了混凝土模块化集成建筑技术（C-MiC），仅用三个月便实现了“原拆原建”改造。为老城区施工场地狭小、环保标准严格、建设周期长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

上海静安彭一小区内被保留下来的碉堡。来源：上观新闻

上海静安彭一小区是目前上海市规模最大的“原拆原建”项目。原有40幢老楼经过约4年建设，重建为17幢高层电梯房，提供94种户型，2110户居民原址回搬。项目实现从“老破小”到成套电梯房的整体跃升，并统筹学校、道路和地下停车配套。户型按原住户需求精细匹配，同时保留历史建筑元素与老树木，实现居住品质提升与历史记忆延续。

广州荔湾区鹤园小区。来源：广州日报

广州荔湾区鹤园小区曾是广州造船厂的职工宿舍，因产权关系复杂，改造难度较大。于是荔湾区探索“老旧小区微改造＋危旧房原拆原建”联动推进，通过“两条线一张图”统筹规划，按楼栋制定方案：能修的就修，必须拆的就拆，把危楼重建与可修楼栋分开处理，既缩短工期，也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这一做法实现了中心城区“点状原拆原建”与整体微更新的结合。

“原拆原建”与“大拆大建”有本质区别

需要知道的是，“原拆原建”与中央严控的“大拆大建”有着本质区别，“大拆大建”往往伴随资源浪费、破坏历史文化遗产、违背居民意愿等问题。而“原拆原建”则强调以居民意愿为前提，在保持社区稳定性的基础上，实现安全性与居住品质的整体提升。

清华大学土木水利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璟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表示，两者在目标、动机与实施逻辑上具有本质差异。

他指出，“原拆原建”的出发点是解决住房本身的使用安全与功能不足问题，主要针对老旧小区和危旧房，尤其是C、D级危房，以改善居住条件为核心。而“大拆大建”往往以土地开发为主要驱动力，通过提升容积率、通过一级或联动开发来获取增量空间，出现“拆一建二”“拆一建三”等高拆建比的情况，其关注点更多落在土地价值而非居住安全。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研究分院院长范嗣斌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指出，“大拆大建”往往会破坏原有街区肌理和社会关系结构，同时伴随损害历史文化、加重城市基础设施负担等问题。相比之下，“原拆原建”是以确有改造需求为前提，核心理念是“把原有房子拆掉，再在原址建回去”，不以大幅增加面积或获取土地开发收益为目的。

在已有案例中，“原拆原建”多数为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率先探索实践。对此范嗣斌指出，“原拆原建”并非一线城市的特权。在他看来，许多县城甚至农村，“房子坏了就自己拆、自己重建”本就是自然发生的行为。区别在于大城市中的产权结构更为复杂，因此需要更严格的管理边界，例如控制容积率和层高，防止借机超建、用于出租或牟利等问题。

最复杂、最费精力的城市更新模式

多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均表示，“原拆原建”是当前城市更新中最复杂、最考验沟通协调能力的模式。现有的“原拆原建”项目几乎都是高度个性化的实践，难以形成一套普遍适用的操作方案。

范嗣斌直言，“原拆原建”最大的难点不在技术，而在产权和组织层面：其一是确权复杂，各地房源类型不同，包括房改房、商品房、保障房，政策口径都需“一事一议”；其二是居民意见达成难，尤其在成套化改造、成本分摊、面积微增等环节，需要大量沟通协调；其三是目前多数拆建动作都要求居民100%同意，这在产权分散的项目中往往最耗费时间和精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原拆原建”的各地实践中也发现，很多居民对生活了一辈子的老房子有情感依赖，对“原拆原建”仍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

吴璟认为，“原拆原建”最大的难点在于分散的产权人难以达成一致意见。随着项目规模扩大，完全依靠所有居民100%同意已不现实，因此需要探索新机制，比如设定多数通过的比例，以及由政府建立收储平台来提供安置保障。

在他看来，“原拆原建”未来要在改善居住安全与品质与保障居民意愿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制度化、可复制的流程逐步推进，可为未来更大范围的“原拆原建”模式提供经验样本。

范嗣斌则提醒，政府补贴必须公平适度，避免形成“你补的多，他补的少”等不公平情况，以免未来所有“原拆原建”都依赖财政介入。他预计，只要机制清晰、政策支撑合理，并充分发挥居民自主性，“原拆原建”模式将在未来城市更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原标题：“原拆原建”会是未来趋势吗？京沪等多城已试水）

北京时间12月6日，国际乒联混团世界杯第二阶段迎来中日对决，最终，中国队以8比5力克日本队，豪取8连胜。

过去两届混团世界杯，中国队均强势夺冠。本届赛事国乒同样派出最强阵容，因此比赛的悬念往往并非胜负，而是哪支球队能逼出国乒的双打阵容。

此前的比赛中，仅有法国和德国两支欧洲球队战至男双。其中5日对阵德国队的比赛，国乒直到男双比赛局数打完才最终以8比4收获胜利。

随着混合团体赛入奥，各协会对此愈发重视。前两届赛事的季军得主日本队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国乒与日本队展开交锋。

本次混团世界杯日本队大幅变阵，派出张本智和、户上隼辅、松岛辉空、篠塚大登四位男选手，女队则派出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大藤沙月和伊藤美诚。其中，伊藤美诚、大藤沙月和松岛辉空都是首次入选混合团体世界杯阵容。

本届赛事，日本队成为国乒之外整体实力最强的队伍，即便张本智和并未出场，日本队以依旧8比2战胜韩国队。

本次中日交锋，国乒派出混双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户上隼辅/张本美和。首局比赛，“莎头”组合以11比4先拔头筹，第二局中国组合以11比6再下一城。

第三局，王楚钦/孙颖莎打出3比0的开局，日本组合立刻喊出暂停，但依旧没能挽救颓势，王楚钦/孙颖莎以11比5赢下第三局，为国乒奠定开局优势。

第二盘女单对决由王曼昱对阵伊藤美诚，第一局伊藤美诚一度手握局点，但王曼昱连得4分完成逆转。第二局比赛走势大起大落，王曼昱先是取得8比3的领先，随后伊藤美诚连续追分，连得5分也实现了逆转。

好在第三局较量，王曼昱没给伊藤美诚任何机会，以11比2迅速赢下比赛。由此中国队大比分5比1领先。

第三盘男单对抗由梁靖崑对阵松岛辉空，首局松岛辉空快速取得大比分领先，梁靖崑随即开始反击连续得分，可惜还是以9比11惜败。第二局，梁靖崑以8比11再输一阵。第三局，梁靖崑以11比7扳回一城。

进入男双对抗，王楚钦/林诗栋对阵篠塚大登/户上隼辅，中国组合首局挽救一个局点后以7比11落败。第二局，中国组合再以9比11惜败。

第三局，王楚钦/林诗栋终于打出气势，以11比6拿下一局，双方大比分来到7比5，日本队也成为本届赛事首支逼出中国队女双组合的队伍。

最后一盘女双较量，由蒯曼/王曼昱迎战张本美和/大藤沙月，中国组合开局迅速找到手感以3比0领先，日本队叫出暂停。回来后蒯曼/王曼昱一鼓作气，以11比9赢下这一局，国乒也就此以大比分8比5赢下胜利。

赢下本场比赛后，国乒还将在今日迎来第二阶段最后一个对手瑞典队。由于中日两队提前锁定四强席位，两队极有可能在决赛再度碰面。

北京时间12月6日，The Snow League雪盟滑雪职业联赛中国站在崇礼云顶滑雪公园继续进行。

在当天的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比拼中，中国选手谷爱凌摘得金牌。

今年，谷爱凌多次遭遇伤病困扰。1月的瑞士莱克斯公开赛上，谷爱凌的脚部被雪板划伤流血，随后在1月底的极限运动会上，她又连续摔倒，双踝挫伤伴随发烧不得不退赛，并缺席了世界杯赛事以及此后的亚冬会。

3月份，谷爱凌公开了自己肩部骨折的X光照片，然而因肩伤休养许久之后，重回雪场的谷爱凌又在8月份因事故受伤。

谷爱凌在比赛中。

11月中旬的国际雪联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斯图拜站，谷爱凌迎来伤愈复出首秀。遗憾的是在这一站比赛中，谷爱凌状态不佳，未能晋级决赛。

如今来到崇礼云顶，谷爱凌可谓是回到了福地——2022年北京冬奥会、2023年世界杯崇礼站、2024年世界杯崇礼站，谷爱凌连续三年都在这片赛场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今年的雪盟滑雪职业联赛，采用了创新的淘汰赛制。“这种赛制会在比赛现场激励每位运动员必须展现出更多样的技巧。我认为它将更加考验一个滑雪运动员的综合实力与技巧储备，不再依赖某个‘杀手锏’或一套固定动作。”谷爱凌表示。

在本项赛事中，谷爱凌作为2号种子出战，在三战二胜的四分之一决赛中2比0淘汰加拿大选手凯西·夏普晋级。半决赛，谷爱凌与另一位中国选手李方慧狭路相逢，再度凭借稳定的发挥以2比0获胜。

最后的决赛，谷爱凌与张可欣再度上演一场“中国德比”，又一次连胜两轮，成功斩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张可欣、李方慧分获第二和第三名。

12月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长三角国土空间规划（2023—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作为国家级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它不仅是一份区域发展的“指南针”，更是长三角迈向世界级城市群的“空间宪法”。

《规划》为长三角擘画了未来十多年的空间发展蓝图。其中，“优化以都市圈为引领的空间格局”与“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空间跨区域协同”这两大战略部署尤为引人注目，描绘了空间规划里的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新路径。

无论是都市圈向城市群的进阶，还是以科创走廊为产业协同的支撑，都要求打破行政壁垒，在更广阔的空间尺度上配置资源，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阶段。

本文图均为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构建世界级城市群的空间骨架

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都市圈是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之间的重要空间层次。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这就意味着，从城镇化到城市群，都市圈是城市群的“硬核”，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必须优化以都市圈为引领的空间格局。

现代经济的竞争，早已不再是单个城市之间的较量，而是城市群、都市圈综合实力的比拼。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的核心引擎和基本组成单元，城市群则是多个都市圈及周边城市协同联动形成的顶级形态。一个内部协调高效、功能互补的都市圈网络，远比一群孤立发展的特大城市更具竞争力。从“城市竞争”到“都市圈协同”，一场深刻的空间变革正在长三角拉开帷幕。

但关于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关系，时常有很多疑问，《规划》事实上明确了解决这些疑问的答案。

《规划》提出，优化以都市圈为引领的空间格局，支持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加强上海大都市圈与苏锡常都市圈空间融合，以及与南京、杭州、合肥、宁波都市圈空间统筹，支撑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这就清晰界定了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关系，以及都市圈之间的发展层级关系。

长期以来，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虽在经济联系上日益紧密，但在空间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等方面，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区划带来的分割现象。《规划》此番将“都市圈”提升至引领区域空间格局的核心单元，正是对这种分割状态的系统性回应。长三角的都市圈也已经到了从单个的“紧密通勤体”到长三角全域“战略共同体”的发展阶段。

上海作为长三角龙头，其带动作用被赋予了新的空间内涵。它不仅仅是经济总量的辐射，更意味着在科技创新策源、高端服务供给、国际门户枢纽、改革开放试验等方面的核心功能，需要在上海大都市圈这样一个更大的空间腹地内，进行优化配置和功能疏解。而上海与苏锡常都市圈的“空间融合”，其本质是推动通勤、产业、生态、治理的“同城化”。

“与南京、杭州、合肥、宁波都市圈空间统筹”，则描绘了一个多中心、网络化的长三角城市群未来图景。这四大都市圈各具特色，其中南京都市圈承东启西，辐射带动长江中上游；杭州都市圈数字经济领先，链接沪甬；合肥都市圈是新兴的科创高地；宁波都市圈则是全球一流的港口与制造中心。《规划》要求加强它们之间的空间统筹，意味着协同正成为统一共识。

这种“圈层融合”与“多圈统筹”并举的战略，旨在构建一个疏密有致、分工合理、韧性强大的世界级城市群空间骨架。六大都市圈作为塑造整个区域空间结构的核心抓手和基本盘，未来要先做强、做优每一个核心引擎。它不仅能够缓解核心城市的大城市病，更能将发展动能有序传导至更广阔的区域，最终提升整个长三角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综合承载力。

G60科创云廊

锻造科创为主的高质量发展引擎

如果说都市圈是空间骨架，那么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就是驱动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规划》精准地指出了锻造这一引擎的关键路径，即“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空间跨区域协同”，并点名保障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宁杭生态经济带” 等重大战略性空间的需求。

这些“廊”与“带”，并非地理上的简单连接，而是创新要素流动、产业链条延伸、生态价值实现的核心通道。它们打破了传统以城市为界的创新资源集聚模式，试图在跨省域的线性空间上，构建起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共同体。

三条“廊带”在空间结构上也是一个稳固的三角形，将牢牢控制住长三角的核心创新资源与产业发展方向。

作为中国第一条科创走廊，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从上海松江出发，贯穿浙江、江苏，延伸至安徽合肥，串联起九座城市，是近年来长三角跨区域协同创新最富标志性的实践。它依托G60沪昆高速、沪苏湖高铁等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打造了一条“科创要素自由流动走廊”。

官方数据显示，走廊上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全国近1/7，科创板上市企业占全国逾20%。《规划》对其空间需求的“重点保障”，意味着将在土地、能源、环境容量等稀缺资源上给予倾斜，支持沿线城市共建研发平台、共享科技设施、共引高端人才、共促成果转化，使其真正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策源地。

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已成为“中国创新浓度最高的经济轴线”。这里集聚了从上海的张江、到苏州的工业园区、再到南京的江宁开发区等一连串国家级产业园区。官方数据显示，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以全国0.3%的土地面积承载全国4%的人口，贡献了全国超过10%的GDP。《规划》强调优化其空间布局，重点在于推动产业从“链式集聚”向“网络化协同”升级。

例如，上海专注于研发设计、总部经济和产业链高端环节；苏南地区强化先进制造和科技成果转化；南京则发挥高校科研优势和区域辐射功能。通过空间规划的统筹，促进产业梯度分布和高效分工，防止低水平内卷。

宁杭生态经济带的建设，则为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绿色动能”。这条连接南京与杭州的轴线，穿越太湖流域和浙西山区，生态本底优良。《规划》将其定位为“生态经济带”，旨在探索一条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相得益彰的新路。这意味着该区域的空间开发将受到更严格的生态约束，重点布局绿色产业、生态旅游、文化创意等，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

可以看出，三条“廊带”各自的功能定位和侧重点存在差异，形成了互补互促的关系。通过这三条特色鲜明的“廊带”建设，长三角将形成“东部沿海创新引领、中部腹地产业支撑、西部绿色生态屏障”的立体化创新产业空间格局，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在空间上的精准匹配与高效协同。

2024年6月15日，苏州，G8388次长三角环线高铁列车从沪宁城际铁路苏州市境内驶过。

空间重构推动全域协调发展的深意

《规划》提到，“优化沿江、沿海地区传统产业用地布局，加强传统产业集群向苏北、皖北、安徽沿江等地区有序升级转移的空间保障”。这说明，在部署高端创新功能集聚的同时，《规划》也极具前瞻性地关注到了区域内部的平衡与动能传递问题。这也揭示了《规划》的另一层深意，即通过空间重构，推动产业有序转移和升级，缩小区域内部发展差距，为一体化注入持久动力。

长三角沿江、沿海地区，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发展，土地、劳动力、环境等要素成本不断攀升，部分如纺织、化工、一般装备制造等传统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简单的外迁或关停并不可取，而《规划》提出的“优化用地布局”和“有序升级转移”，指向的是一条更具智慧的发展路径。

一方面，在沿江沿海核心区，通过“优化布局”，推动存量工业用地的“腾笼换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研发功能腾出空间，实现“亩产论英雄”的集约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规划引导和政策保障，将需要升级但仍有市场潜力的传统产业集群，有序地向具有承接能力和要素成本优势的苏北、皖北、安徽沿江等地区转移。

这种转移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伴随着技术改造、品牌升级和绿色化发展的升级转移，实际上是在长三角内部构建一个“核心区创新引领—外围区产业承接—全域协同升级”的新型产业分工体系。

对于承接地区而言，带来了产业基础、就业机会和财政收入；对于转出地区而言，缓解了资源环境压力，腾出了发展高端功能的空间；对于整个长三角而言，促进了生产要素在更广域范围内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增强了区域经济的韧性和整体竞争力。

这些战略的成功实施，离不开《规划》提供的“空间保障”。它既要求各地在编制下级国土空间规划时，为产业转移预留充足且合理的用地和设施配套，避免转移项目落地难；也需要建立跨省市的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确保转移过程顺畅与可持续。

从“都市圈引领”构建强大骨架，到“创新廊带协同”锻造核心引擎，再到“全域空间重构”促进均衡发展，《规划》正通过精密的空间设计与制度安排，以期释放区域协同的巨大潜能。这标志着长三角的一体化发展正在进入“空间治理现代化”的新阶段。

接下来，如何让上海“龙头”舞得更高更稳，如何让六大都市圈真正从“物理相邻”走向“化学融合”，如何让三条“廊带”等创新动脉血气通畅，如何让产业转移的“有序”二字从纸面落到地面，还将继续考验沪苏浙皖四地的智慧与决心。（作者系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

海报设计 郁斐

这两天，百度文库《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五人的名字，被曝频繁出现在采购评审、比赛获奖名单、行政处罚公示等不同场景，引发舆论对公共事务造假的质疑，这五人也被称为“全网最忙五人组”。

一时间，众多媒体和网友都加入“检索”队伍，一桩桩、一件件疑似造假的事项被发掘出来，接受晾晒。不止这五人，名单大全首页的其他人名，也被时不时拿来借用，出现在专利发明人、学术期刊编委、物流考试通过名单等场景。

那么，“最忙五人组”现象是怎么形成的？折射了什么？该怎么预防？

如果说，这些名字出现在小说或影视剧里，那还可以用作者编剧“偷懒”来解释，本身就是虚构嘛。但是当“他们”一再堂而皇之地进入现实世界的具体场景，以假作真，就让人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当然也有无奈和担忧。

首先要指出的是，这类造假行为的危害是广泛的、长远的，其背后往往牵涉公共利益，涉及公平正义。以竹溪县住建局涉事的招标项目为例，采购资金高达3000多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其背后可能涉及利益勾兑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不然何以用虚假的评审名单来掩饰呢？

毫无疑问，“最忙五人组”现象在侵蚀社会信任生态，破坏一些公共部门和社会机构的公信力。

造假的一方无所畏惧、信手拈来，或许也说明，监督的一方或被欺骗的对象有时也过于疏忽、麻木了。毕竟，这是稍微在网上检索一下就可以发现的猫腻。

所以，相比查处具体事件，更应该做的是总结出这种现象的规律，从中分析造成这类问题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根除造假的土壤。这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举一反三”，它不只是某一主体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

“最忙五人组”套路被拆穿，也进一步让我们认识到，信息公开和网络留痕的重要性。它能让那些荒诞、丑陋、自以为高枕无忧的暗箱操作，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重见天日，接受无数人的围观和审视，无处遁形。所以，我们要捍卫住、发挥好这种来自社会大众的监督机制。

信息公开，也绝不只是公开几个人的名字那么简单，必要时，名字背后更加详细的信息，也应当被尽可能地公之于众。公开的信息多了，也就更容易露出马脚，被及时发现并制止，从而降低甚至避免造假带来的损害。

当然，我们也从这场“大发现”中，看见了一种公共意识，成千上万的人去检索、去围观，本身也是一种监督和震慑。

大众监督不仅是发现问题的眼睛，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引擎。要认识到，这么频繁出现的相似名单，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他们”也许不是具体的自然人，却抢夺了本该属于自然人的权益，我们理应有积极参与监督的社会责任意识。

也许在可见的未来，AI技术也可以运用到这种监督中，一份文件或公告当中究竟有没有违反常识的疑点，或许用AI检测一下就显现了。但是同时也要警惕，经过这次“大揭秘”，以后他们大概不会直接在百度检索、复制粘贴了，而是用AI来随机生成人名？这就又给监督提出了新要求。

向更远处看，这场“大发现”“大揭秘”只是事后监督，如何向事前、事中监督转变，从“事后纠错”进阶到“事前预防”，也值得更深入地探索。

192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在沪俄侨选择将店铺开设在霞飞路上，同时也搬到这一区域居住，人口和商铺的大量进入使得霞飞路迅速发展起来，相应的市政建设随之跟进，1925年前后，法公董局将霞飞路路面拓宽，并将电车改成双轨以缓解午餐时分乘客的拥挤。不过就繁华程度而言，直到1920年代末霞飞路在上海商业区的排名始终位居第三，在南京路和北四川路之后。

真正改变这一格局的是1932年初的淞沪会战，战事主要发生在闸北，原先兴盛的宝山路一带全毁，北四川路与之相连，居民大多关闭店铺，举家逃往法租界避难。战事平息后很多人留了下来，或者干脆将原先的店铺搬迁到西区继续营业。因此1932-1933年间，霞飞路发展势头依然迅猛，不断有新建的公寓、商店、电影院出现，法界电车有五路都从此经过，很快就取代了原先北四川路的地位，跃升为“上海之第二闹市”。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霞飞路的吸引力远不止于此。柏油路面平坦宽阔，从东部的恩派亚戏院（后嵩山电影院，龙门路口）到善钟路（今常熟路）都是笔直的，“两行绿树，一线电灯”，无处不在的俄罗斯风格塑造出别致的异国情调，而且因为市政管理的要求，道路两侧的店铺橱窗也比较讲究，因此除了商业的繁荣以外，霞飞路也是一条著名的适合散步的幽静街道。

1930年代早期，霞飞路的不同路段已经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色，从八仙桥到今重庆南路、成都南路一带是东段，以中国人开设的商店为主；重庆南路附近的培恩公寓开始到常熟路是繁华的中段，多为俄国人的商店，也是霞飞路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常熟路以西大多是花园洋房式的私人住宅，人烟稀少。至于中间一段哪里才算是霞飞路的精华，时人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识：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口是咖啡馆最集中的地方。这种布局一直延续到1940年代末。当时的咖啡馆大多是餐馆附设的，先后出现在这一区域的著名餐馆/咖啡馆有文艺复兴、麦瑞、特卡琴科、卡夫卡斯、檀香山以及小沙利文和DD's。

相比之下，DD's可能是今人最熟悉的一家，被视为霞飞路上俄国咖啡馆的代表。其实它在这些店中算是后起之秀，很多四十年代曾经出入过DD's的“老上海”也都提起过当年的经历，这些故事广为流传，只是跟大多数回忆一样并不怎么靠得住。当然，DD's确实是重要的俄国餐厅（咖啡馆），但要到1936年才出现，它的前身是另一家俄国咖啡馆——小沙利文。

小沙利文

1926年初，霞飞路565号开出一家新店Little Chocolate Shop，靠近金神父路，离老大昌分店和文艺复兴很近，店主是俄侨克来孟（A. S. Kleinerman）。上海有一家老牌西餐厅沙利文，也是南京路上著名的糖果点心铺，1922年中店铺转手，沿用了原先的中文店名沙利文，英文名字则改为Chocolate Shop，直译就是巧克力店。沙利文旗下设有工厂，餐厅和门市售卖的咖啡西点糖果全部出自本厂。克来孟就是这家工厂的经理，1926年初他离开沙利文开了自己的店，店名Little Chocolate Shop很直白地透露出与沙利文的渊源，最初的中文店名则叫做“法界沙利文”。

图1 《字林西报行名录》1926年1月

从上图可以看出，克来孟最初的设想还不是像沙利文那样的西餐厅，而是一家“茶室”，主营甜点、冰淇淋和糖果，正是他最擅长的行业。1926年初，霞飞路刚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后来成为餐厅/咖啡馆汇聚之处的金神父路口还未成气候，克来孟选择在这里开店，虽然招牌借了沙利文的光，但也远离旧东家营业的南京路区域，从后来的经营状况看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快就做出了名声，不到半年就开出了第二家店。

新店在南京西路上，靠近今石门一路，这个时期的南京西路还很安静，石门一路口的德义大楼尚未建成，商业远不像后来那样发达，不过毕竟位于公共租界，克来孟大概不好沿用Little Chocolate Shop（法界沙利文）的名字，给新店起名The Chocolate Box（巧克力盒子），《字林西报行名录》著录的中文名称为“克来孟糖果公司”。1927-1928年间，店铺营业顺利，渐渐地“法界沙利文”这个名字消失，统一称为克来孟糖果（冰淇淋）公司，两家店分别是一号店和二号店。

进入三十年代，克来孟成立了一家公司Kleinermann's Sweet Shops（克来孟糖果店），生产巧克力、糖果和冰淇淋，最初与霞飞路总店共用一个地址，随着营业发展公司规模进一步扩大，很快事务所就搬到了离总店不远的霞飞路茂名南路口，并且在今建国西路开设工厂。最盛时（1933年上半年）克来孟公司除了霞飞路总店和南京西路二号店外，还在刚建成的南京路靠近外滩的中央商场（Central Arcade，今中央大楼）开了第三家店Sandwich Service，为附近洋行职员提供午餐服务。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霞飞路总店。店铺地址没有变过，最初是565-7号，1932年11月霞飞路门牌重定号数，这里改为817-9号。这家店很可能跟附近大多俄侨店铺一样，只有英文招牌Little Chocolate Shop，“法界沙利文”只出现在《行名录》上，在真正的经营中恐怕并没有使用过，因此当时人们称呼这家店也就比较随意，比如1930年代张若谷和叶灵凤笔下的“小沙利文”应该就是这家店。张若谷写《俄商复兴馆》（1933年出版），小说里几位主角下午五点钟走进一家咖啡馆，屋顶上闪动着用霓虹灯装成的法国字“LA RENAISSANCE”，这自然是文艺复兴，他们谈话中提到上海的作家们提倡咖啡座谈式的生活，黄昏便会踏入走惯的几家咖啡馆，“这里的‘俄商复兴馆’和那边的‘小沙利文’”。现实世界中这两家确实也只差了几个店面的距离。叶灵凤同样创作于三十年代的小说《夜明珠》，男女主角邂逅于舞场，熟识后约好在第二天下午到小沙利文见面。这些都是指克来孟公司旗下的Little Chocolate Shop。

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其他的称呼。林微音有篇写霞飞路的文章，其中一段写到这家店：

（霞飞路中段）更适于坐坐的咖啡间有克来孟和小支古力店。克来孟的观瞻很堂皇，而且时常有国籍不一的很懂得侍候的侍女在出现。要是想两个人小谈的，最好到小支古力店去。那里很幽静，而且位子又少。可是，虽然写着“楼上雅座”的，还是不要到楼上去。因为在楼上并没有侍女，要你上去了，她才会跟上去；灯也得临时开起来。你不免会有煞风景之感。可是要是你是想被隔离的，那是另一个说法，自然。

很少有研究者意识到文中这家幽静的咖啡馆“小支古力店”就是金神父路口的小沙利文。至于另一家“克来孟”应该是公司事务所，1933年初从总店搬到近今茂名南路口，同时也有店面，在《行名录》中称为“Confiserie Kleinermann's”（克来孟糕点店）。文章写于1936年2月，时间也完全对应得上。

老板克来孟在店铺管理和食物供应上花了很多心思。小沙利文在创设初期，店面是由克来孟太太打理的。三十年代以后克来孟太太不再参与小沙利文的经营，继任者是她原先的副手普利亚科娃（L.M. Poliakova），也是女性。后来中央商场Sandwich Service分店也用了女经理。从《行名录》的著录看，很可能克来孟旗下所有店铺的经理和主要职员都是女性，并且大多为俄侨。

小沙利文有两间门面、两层楼，地方不算很大，当时的《大陆报》称为具有一种适宜促膝谈心的安静气氛（a quiet tête-à-tête）。克来孟是制作甜点的专家，小沙利文的奶油蛋白酥皮点心（cream meringues）备受好评，各种茶、巧克力和蛋糕种类丰富，而且常有新品出现，比如1926年底有一款新推出的叫“Senator”的蛋糕就大受欢迎。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最初的“茶室”也在发生变化，1934年小沙利文因为非法卖酒被罚了一点钱，可见营业范围应当比早期有所拓展。1936年的一则广告表现得更加清晰：

图2 小沙利文的广告，1936年

也就是说在茶点之外，小沙利文也供应午晚餐（Lucheon and Dinner），图中的Russian zakuskas应该是指俄罗斯传统小吃或开胃菜，看起来三十年代小沙利文已经是一家提供完整餐饮服务的俄式咖啡馆/餐厅了。

二三十年代霞飞路上生意不错的咖啡馆有时候会面临被打劫的风险，比如茂名南路口的老大昌总店、瑞金二路口的麦瑞都曾经被抢过，小沙利文也有类似经历，当然大多只是损失了当天营业的现金，不至于造成其他危害。除此以外，似乎一切都还顺利，直到1936年。

店铺的转手与更名

根据《字林西报行名录》的记载，1936年7月，克来孟的公司发生了变化，老板只保留了霞飞路近茂名南路的事务所（和店面）以及靠近外滩的Sandwich Service（此前南京西路二号店在1933年7月以后关闭），工厂没有了，至于最重要的小沙利文，业主已经更改为德沃耶茨（D. Dvorjetz），虽然还沿用Little Chocolate Shop的店名，但其下加注了D.D's Enterprises，即D.D的公司，很明显这家店已经转手了。

图3 《字林西报行名录》1936年7月，处于过渡时期的小沙利文/DD’s

同时《行名录》在D.D's Enterprises下还列出了制作巧克力和糕点的工厂以及一家分店，工厂离小沙利文很近，就在霞飞路833号的林大坊（Linda Terrance，今人民坊）2号；分店在善钟路（今常熟路）159号。

德沃耶茨也是俄侨，不过和霞飞路上那些餐厅咖啡馆的老板不太一样，他从二十年代初开始就在烟草公司任职，其中包括著名的拥有2700名员工的大英烟公司和改组后的颐中烟草公司，直到1936年初他还在职。

以往讨论DD's的文章很少注意到存在超过十年的小沙利文，1936年中的这次店铺转手也经常被忽视，或者干脆将二者混为一谈，我最近发现了两则史料，正好可以对这次变更做一点分析。

第一则来自《上海法公董局公报》第212号，1936年4月16日发行。

（应遵照饮料营业章程者）：

咖啡西菜馆  善钟路一五九号商人。请准开设咖啡西菜馆。

《公报》每周出版，看起来德沃耶茨在善钟路开的咖啡馆早在4月上中旬就已经在筹备中并申请执照了。不过第一次的结果是有条件的核准，即需要在满足了若干条件之后才准许开业。因此之后德沃耶茨再次提出申请（《公报》213号），这次应该通过了。常用的《字林西报行名录》的记载在店铺发生变化时经常会有滞后或缺漏，小沙利文1936年在《竞乐画报》曾经持续登出广告，正好可以借此补全店铺转手的经过：

图4 左为4月中旬广告，右为5月初广告

4月间的广告内容一如以往，到了5月初的这一期，清楚地定义为“咖啡馆-餐厅-酒吧”，原先小沙利文招牌茶点和午晚餐服务改成了啤酒和冷饮，提出“最好的俄国菜”的宣传，并且第一次出现了善钟路159号这家分店，名字为“DD'S CAFE-Confectionary”。这也是DD's第一次出现在店名上。

之所以第一家分店会选在当时相对冷清的常熟路，大概还是跟德沃耶茨本人有关。他和妻子一直住在西区，1934年在哈同路（今铜仁路），1935年搬到了霞飞路西段。当时靠近常熟路口的盖司康公寓刚刚落成，德沃耶茨很快就搬进了公寓的77号。我认为这一时期他已经决定改行经商——开西餐厅/咖啡馆。1936年初在洽谈买下小沙利文的同时，他还准备开设公司和工厂间，但是第一家分店选在住处附近，很可能是出自他个人的喜好。

从5月开始，店铺转手应该基本完成，德沃耶茨成立了公司，但是小沙利文的英文招牌还保留了一段时间，《行名录》7月的记载就是这段过渡时期的体现。报纸上的广告则提供了更准确的变化时间：10月开始Little Chocolate Shop更名为D.D.'s ；《行名录》则要到1937年1月才改过来。如果用1945年的《上海工商名录》的记载来比对一下，DD's的创设年月为“（民国）二十五年九月”，那么霞飞路小沙利文改为DD's的时间可以确认为1936年的9-10月间。

图5 左为1936年10月的DD's广告，右为1937年1月《字林西报行名录》著录的DD's

第二则史料是关于DD's的地址变动。如上文所述，小沙利文1926年开始营业的时候地址为565-7号，1932年11月以后原门牌号改为817-9号，之后会写作819号，1933年7月以后改为817号。有两个门面的店铺使用其中一个门牌号是很常见的事，做出改动也正常，但是1934-1935年间，《行名录》中霞飞路819号出现了另一个和店铺无关的人的名字，可能小沙利文的门面在这一时期有所收缩，因此1936年德沃耶茨买下店铺的时候或许只是817号。

《上海法公董局公报》225号（1936年7月16日发行）有一条记载：

霞飞路八一三至八一五号商人。请准开设西点糖果店。

10月间DD's霞飞路店地址已经变为815号（图5左），《行名录》的记载稍晚，在1937年1月，同时隔壁813号著录的人名也是DD's的员工，所以《公报》的记载其实留下了德沃耶茨变更店址的申请记录。他在买下小沙利文之后，又租下隔壁的813-815号，经过申请重新开业，这也就是DD’s的新位置。原先的817号则不再是餐厅。

至于小沙利文的老板克来孟，保留下来的公司和店面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结束了十余年的生意。1938年以后，克来孟转到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的乔西（Jose Cafe and Restaurant）和多米诺（Cafe Domino）担任经理，这两家都是酒吧兼营餐厅，后者还有台球，这一区域大多也都是类似的店铺，和金神父路一带的餐厅/咖啡馆不太一样。另外，小沙利文转手之际，经理普利亚科娃找到了一个合伙人，在斜对面的国泰电影院旁边开过一家Luval Cafe，和小沙利文风格相似，售卖甜点和咖啡，不过时间不长。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目前有很多关于DD's的旧事与典故广为流传，比如很多研究文章都提到著名的上海南国社成员常在霞飞路DD's聚会。南国社是田汉创立的，成员都是戏剧艺术青年，活动地点多在田汉瑞金二路日晖里家中。南国社存在时间从1927年冬到1930年9月，缺少经费，所有成员都非常艰苦，断粮了就去田汉家，田老太太经常当掉东西来保证大家有饭吃。很明显无论是时间还是当时的经济状况，南国社跟DD's或者小沙利文都不大可能有关。

与之相关的还有一种说法：DD's也是当时文艺界五对著名的恋人郁达夫王映霞、徐志摩陆小曼、蒋光慈吴似鸿、金焰王人美、金山王莹经常约会的地方。这个说法和南国社一样，源头可能都来自赵青1996年在《文汇报》发表的文章《老上海的DDS》，时间比较早，文中开头便说DD's是她从小熟悉的老牌咖啡店，所以上述几种说法被广泛接受，加上之后陈明远（2005）、叶中强（2010）在著作中都沿袭了这些内容，因此流传极广。其实徐志摩和蒋光慈1931年就已经去世，郁达夫1933年移居杭州，金焰王人美1934年初结婚，即使有咖啡店的“约会”，也跟DD's没有任何关系。1996年的文章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错的，比如文中还提到DD's已经有百年历史。

杨杏佛之子杨小佛在晚年口述中回忆自己小时候，父亲和宋子文唐腴胪都在南京上班，周末回上海经常聚会，晚上喜欢到霞飞路散步聊天（杨家就住在附近的霞飞坊），大多是在今陕西南路到瑞金路一段。杨小佛往往随行，他走不动了大人就会到DD's坐一坐，他们喝咖啡，给他点牛奶。这段记忆明显也有问题，这种轻松自在的夜间散步只可能发生在1931年宋子文遇刺以前。这一时期（1928-1931）这一段霞飞路上比较重要的咖啡馆主要是茂名南路口的老大昌（总店）、靠近瑞金路口的文艺复兴、位于二者之间的小沙利文以及瑞金一路口的麦瑞。几家店都有可能，但肯定不会是DD's。

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特别提到1932年夏，他和钱杏邨、郑伯奇跟明星影片公司的周剑云见面，“在善钟路、霞飞路口的一家外国人开的DD咖啡馆”，地方是夏衍选的，因为他常在这里约人见面，店主是位外国老太，当他是常客，相当客气。叶中强将这次见面称为“左翼文化介入中国电影业的起点”，不过他对这个地点略有疑心，因为一般都认为DD's只有霞飞路和南京西路两家。上文已经提到DD's确实有过善钟路分店，而且是最早出现的一家分店，只不过并不在善钟路霞飞路口。夏衍一直有很好的记忆力，时隔多年，他印象中的DD's——“外国人开的”、外国老太主理店面都是对的，选择咖啡馆见面的理由也非常有说服力，但是既然发生在1932年，那就绝对不可能是DD's，当然也不会是小沙利文。

2025年12月5日晚，“上影来信：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影展”在上海影城SHO启幕。本次影展以“致敬经典、对话当下、启迪未来”为核心理念，精选多部上影作品，设置了“经典修复”“诗·电影”“戏曲电影”“上影新作”“中国动画学派”五大单元，为期两周的展映活动将配合七场映前导赏与映后交流，带领观众在光影长河中感受电影艺术的璀璨与悠长。

"上影来信：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影展"开幕现场

穿越时空 大师来信

谢晋、赵丹、孙道临、张瑞芳、吴贻弓、秦怡……一个个掷地有声的名字，是中国电影史上耀眼的巨星，也是一路引领着上海电影生生不息传承的领路人。

在影展开幕仪式上，一封封泛黄的手写信件被重新打开，那些镌刻着时代印记的文字穿越时空，在上海爱乐乐团弦乐五重奏的伴奏下，被祝希娟、李宗翰、赵静等六位艺术家深情诵读。一封封前辈们的"来信"，不仅是个人艺术生涯的自省，更凝结着一代电影人对光影事业的赤诚。

祝希娟读谢晋的“来信”

谢晋导演1999年写下的自省信中，这位拍了一辈子电影的大师写道“你可以有一点兴奋，但不要过于兴奋；你可以有一点满足，但不要过于满足；你可以有一点骄傲，但不要太骄傲了。”曾经他镜头下的“红色娘子军”祝希娟如今也是一位银丝满头的老人，她回溯着谢晋对自己的评价：“你没有虚度岁月，没有耗费光明”，更饱含对未来的紧迫感：“留给你拍片的时间还有多少呢？不会再有五十年了！”这份只争朝夕的创作激情，是谢晋导演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张瑞芳在《松花江上》拍摄时领悟的“真就是美，最真也就最美”，辩证地认识到“演员应当在动中求“真”，而不是在静中造美”，这对于今天的演员表演依然颇具启示。

跟随上影导演孙道临笔下那辆“老坦克”自行车，年复一年去往上影厂，观众依然能体会他“我们的影片是来自人民的”那份朴素而坚实的幸福与责任；重温上影演员秦怡回忆起上影厂成立、拍摄《农家乐》时如春天般的幸福，听见她说“不断探索，不断追求，这也是一种幸福”；曾经的小英子如今已经长大，在她带来的信件中，观众也读到了上影导演吴贻弓在《城南旧事》后的诚实坦率——“我只是想着如何把我十分挚爱和同情的这几个人物诚实地呈献给观众”；演员李宗翰则带领大家体会到上影演员赵丹塑造“小广播”时的全然投入，他感慨“这个角色的创作激情最可贵之处来自生活”……这些跨越半个世纪的箴言，在当下依然振聋发聩。

刘风带来孙道临的信

当艺术家们诵读信件时，舞台大屏同步播放着老一辈电影人的影像资料，这些珍贵影像与文字交织，让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电影人用胶片书写理想的年代。

特别设计的代际对话环节将气氛推向高潮。六位上影青年创作者代表与老艺术家共同登台，用当代视角回应前辈的期许。“电影是火热，电影是激情，电影是爱，电影是无惧时间，电影是跨过山海——电影是相信！”青年电影人和老艺术家们共同告白电影的宣言，既是对过去的回望，更是对未来的承诺。

旧日光影 当代共鸣

开幕当晚，观众们观看了全新修复的《乌鸦与麻雀》，更精良的画质不仅还原了历史质感，由上影胡歌、周野芒、韩雪、倪虹洁、陈龙等众多知名影视演员重新演绎的沪语配音更让故事有了新的温度。有人被老上海的市井烟火打动，也有人发现台词中暗藏的当代共鸣。

新老电影人共同表白电影

本次影展的展映影片丰富多元，包括：通过数字修复技术焕发新生的经典之作《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大李小李和老李》《阿诗玛》；以《小城之春》《城南旧事》为代表的诗意影像；将戏曲唱腔、身段与电影语言相融合的戏曲电影《红楼梦》《锁麟囊》；聚焦日常生活的《爱情神话》《我和我母亲的疼痛》《菜肉馄饨》；以及包括《骄傲的将军》《猪八戒吃西瓜》《小蝌蚪找妈妈》《鹬蚌相争》《山水情》5部短片在内的《上美影动画短片集锦》与《大闹天宫》《燃比娃》《浪浪山小妖怪》这些中国动画学派的经典作品和最新创作。

电影人读信

“中国电影辉煌的今天，离不开过去120年间几代电影人的艰苦奋斗”、“新中国二十二大明星”之一的祝希娟谈到，自己深感自己这一代人肩负着承上启下的责任，必须将老一辈德艺双馨的品质继承下来，并传递给年轻人。谈及今天朗诵谢晋导演信件的感受，她表示，“他的愿望，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的电影人都在努力实现，中国电影必将走向世界。”

祝希娟

演员李宗翰表示，作为上影的中青年力量，此次能够朗诵偶像赵丹老师的信件，深感荣幸。在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上海观看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影展弥足珍贵，“电影生生不息，上影生生不息。”

李宗翰

青年演员袁霆作为“回信”朗诵代表，分享了自己参与此次活动的感受：“无论是胶片时代还是数字时代，中国电影人对光影的憧憬始终不变。”

上影演员剧团演员赵静感慨：“我们这一代人正是在上一辈艺术家的深深影响下走到今天的，希望年轻一代电影人能够真正把前辈们那些宝贵的精神与品质传承下去。”

本次影展由上海市电影局指导，上影集团主办，上海电影博物馆、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影技术厂有限公司承办。

今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公布一起偷税案件。经查，网络车评人陈震于2021—2023年期间，通过少报收入、转换收入性质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共计118.67万元。近日，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处罚。案件细节究竟如何？来看记者的调查。

揭秘网络车评人陈震偷税案件，车评圈头部网红申报收入藏猫腻

总台央视记者 李厦：陈震，业内知名车评人，网络视频平台粉丝超千万，视频内容以车辆测评、生活分享为主，是车评领域的顶流博主。然而税务部门调查发现，2021—2023年期间，陈震每年申报综合所得仅100余万元，申报收入与其网络热度严重不符。

随后，税务稽查部门就收入问题首次约谈陈震，陈震声称已完成了以前年度的自查补税。然而，稽查人员在调取陈震名下的资产信息后，却发现并非如此。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刘函：我们查询发现，所谓的自查补税仅针对的是2023年这一年的收入，那其他年度还有没有问题呢？随即我们开始梳理和分析2021至2023年陈震取得收入的整体情况。

经调查，陈震自2021年开始在某平台建立短视频账号，主要通过对外发布产品宣传视频的方式取得收入。但税务部门调取上述账号资金流水后发现，直到2022年该账号关联的银行账户才有提款记录。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黄珊：根据以往高收入个人的查办经验，陈震作为有一定影响力的网红主播，短视频发布后就应该有收入产生，但是这中间近一年没有提款记录，我们判断，他极有可能使用了其他提款渠道。

稽查人员进一步依法调取了陈震所有的银行账户、第三方收付款平台的资金往来情况，果然有了新发现。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黄珊：我们查明，从2021年至2022年初，陈震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提取了某网络视频平台转入的广告劳务报酬，累计157.25万元，且未申报纳税。

然而，案件至此并未结束。少报收入只是其一。税务部门经过深入调查，一个更为隐蔽的偷税手法浮出水面。2022年，陈震在天津成立了一家个人文化创意工作室，并按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刘函：我们了解到，这个工作室没有实际的办公场地，也没有雇佣工作人员，是一个空壳工作室。所谓的生产经营收入，实质上是陈震在平台账号中取得的劳务报酬。

检查组以此为突破口，逐一排查陈震工作室的收入情况。经查明，自2022年4月起，陈震将平台的短视频广告收入，提取至其工作室对应的银行账户，申报为工作室的生产经营收入，并没有确认为他个人的劳务报酬收入。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黄珊：陈震将这230万元的个人收入申报为空壳工作室的收入，利用工作室虚假申报，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这是非常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税务部门再次约谈陈震。在完整证据链面前，陈震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积极配合提供完整的银行流水和交易记录。

近日，税务部门对陈震依法作出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47.48万元的决定，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12月5日，香港特区政府就大埔火灾调查最新进展、支援和募捐情况以及应急住宿安置等工作接受媒体采访。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警方和廉政公署已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就事件进行全方位的刑事调查。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工程存在有预谋地混合使用不合规非阻燃围网。

反串网红“罗大美”遇害案二审维持原判。12月5日19时，“罗大美”的家属接受媒体集中采访时表示，二审公诉检察官和审判法官很专业，但对最终结果（依然认定杨恒为从犯），他们心情比较复杂，将在拿到书面判决书详细研究后，再决定下一步举措。

“罗大美”家属介绍，当日庭审从8时30分开始，到15时，庭审流程全部结束，16时宣判。

12月5日19时，“罗大美”母亲（右一）、妹妹（右二）以及她们的代理律师（左一）接受媒体记者们采访  本文图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段彦超 摄

家属称，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三名被告人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的结果，首先很感谢出庭的公诉检察官和审判法官，公诉检察官面对三名罪犯的狡辩，一一严厉地作了回击。因为上诉不加刑，最终判决是维持原判，等于维持了一审认定杨恒为从犯。他们和律师商议后，决定等拿到书面判决书后，仔细研究，等到时机成熟，会继续尝试申诉或申请启动审判监督。

家属的代理律师表示，如果研究完判决书，认为有必要采取下一步措施的话，会对外公布。

“罗大美”的家属介绍，二审当庭宣判后，他们曾和法官、检察官提到接被害人“回家”的想法，对方表示会协助他们和公安机关沟通，尽快让被害人入土为安。

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公众号“豫法阳光”消息，12月5日，该院对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余金生抢劫、故意杀人及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沙玉姣、杨恒抢劫一案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依法裁定驳回余金生、沙玉姣、杨恒三人上诉，维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余金生死刑。

经审理查明：余金生、杨恒与尚某锋（网名“罗大美”）三人时有交集。余金生在与尚某锋交往过程中，明知尚某锋系“网红”且比较有钱，因自己长期赌博急需用钱，便与同居女友沙玉姣及杨恒多次商议抢劫、勒索钱财。2023年7月初，杨恒受余金生指使，多次约见尚某锋未果。7月5日晚，杨恒再次通过微信将尚某锋诱骗至余金生住处后离开，余金生诱骗尚某锋并将其手脚捆绑控制，伙同沙玉姣驾车将尚某锋转移至南召县南河店镇桑树坪村其舅舅闲置的平房内，其间多次对尚某锋进行威胁、恐吓，胁迫尚某锋向沙玉姣转账二百余万元。7月7日凌晨，余金生在与尚某锋独处期间，采取用衣服勒颈部、短刀割刺颈部等方式将尚某锋残忍杀害，并将尸体掩埋于附近红薯窖内。作案后，余金生、沙玉姣二人返回南阳，将作案刀具、塑料胶带、绳子及尚某锋所穿衣物抛弃。7月7日下午，余金生又返回现场，对掩埋尚某锋尸体的红薯窖再次填埋。

10月24日，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余金生死刑；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沙玉姣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杨恒有期徒刑十三年；对三被告人依法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罚金等附加刑，并责令退赔被害人亲属经济损失。宣判后，三名被告人均不服，分别提起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开庭审理。庭审中，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针对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出示了相关证据，并基于余金生翻供的情况当庭播放了讯问同步录音录像，上诉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发表了质证意见；各方围绕余金生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及沙玉娇、杨恒犯抢劫罪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余金生的检举揭发是否构成立功，原判认定的主从犯及量刑是否适当等进行了充分辩论；上诉人余金生、沙玉姣、杨恒作了最后陈述。庭审充分保障了各方当事人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权利。

12月5日下午，在法院门口等待庭审结果的群众和记者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余金生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及沙玉姣、杨恒犯抢劫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余金生主动提起抢劫犯意、预先准备作案工具、指挥策划并具体实施抢劫犯罪，系抢劫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在劫取财物后又另起犯意，杀人灭口，藏尸灭迹，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动机卑劣，犯罪手段残忍，罪行极其严重，虽有立功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沙玉姣在抢劫犯罪过程中积极主动，参与预谋并实施了盯梢、看管被害人、提供收款账户、作案后毁灭罪证等行为，亦系抢劫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杨恒事前参与预谋抢劫，诱骗被害人至余金生住处，但未参与后续抢劫及分赃，在抢劫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对较小，系从犯。原判根据三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量刑并无不当。遂依法作出上述裁定。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国防部长即将先后访问日本并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东京举行会谈。他们的会谈内容除加强双边防务合作外，或涉及日本护卫舰出口事宜。

今年8月，日本和澳大利亚达成护卫舰出口意向，就已引发舆论对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的关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上台以来，着手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同澳大利亚谈护卫舰出口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小泉进次郎计划于7日和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在东京举行会谈。双方预计将确认加快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的相关进程，以在明年3月底前签署合同。

这是2024年3月20日在日本神奈川县横须贺市拍摄的停泊在横须贺基地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新华社记者张笑宇摄

澳大利亚国防部8月宣布，选定升级后的日本“最上”级护卫舰作为澳海军新一代护卫舰。澳国防部将与日本三菱重工推进采购流程，争取在2026年与三菱重工和日本政府签订采购合同。

据共同社报道，新西兰国防部长朱迪思·柯林斯预计于12月中旬在东京与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柯林斯同样对引进升级后的“最上”级护卫舰表现出了兴趣。

然而，在一些日本媒体看来，将护卫舰出口到澳大利亚，其实违背了日本限制杀伤性武器出口的规定。日本《信浓每日新闻》2日发表社论说：“日本的护卫舰其实是具备攻击能力的军舰。”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最上”级护卫舰每艘搭载舰员约90人，排水量6200吨，续航里程可达1万海里，配备32单元垂直发射系统，装备防空和反舰导弹，并具有反潜作战能力。

为出口杀伤性武器铺路

二战后，日本出台“武器出口三原则”，一度严禁武器出口。近年来，日本一再突破原有限制。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政府更着手废除禁止杀伤性武器出口的限制措施，在日本国内引发担忧。

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在10月签署的联合执政协议书中明确写明，将在2026年例行国会期间撤销仅允许5类防卫装备出口的限制措施。

8月5日，民众在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反战集会。新华社记者贾浩成摄

2014年，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替代“武器出口三原则”，大幅放宽了日本长达数十年对外输出军备和技术的限制。根据“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日本只能出口“救援”“运输”等5种主要是后勤类型的防卫装备。《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网4日报道，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日就此召开会议，为撤销上述限制“整理想法”。

日本《每日新闻》3日发表社论指出，自民党内部对于废除上述限制措施的呼声由来已久，而对此持慎重态度的公明党一直以来发挥着“刹车”作用。公明党退出后，自民党与维新会结成执政联盟，而后者也支持废除防卫装备出口限制措施。这可能导致在未经深入讨论的情况下就盲目推动政策转向。文章还说：“盲目推动武器出口将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加剧局势紧张。”

日本《信浓每日新闻》2日发文称，为防卫装备出口进一步松绑，“从根本上掏空了日本宪法一直倡导的和平主义”，“国会必须对政府的态度严加质询”。

罔顾民生 加速提高防卫开支

日本近年来大幅调整安保政策，逐年增加防卫预算，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谋求发展进攻性武器。高市早苗上台以来，甚至暗示有可能放弃“无核三原则”，愈加背离日本“和平宪法”立场，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1月28日，日本政府批准2025财年（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补充预算案，使本财年防卫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提升到2%，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10月4日，在日本东京的自民党总部，高市早苗（右一）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后鞠躬致意。新华社发（Pool图片，金敬勋摄）

日本政府在2022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计划将2023至2027财年的防卫开支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约合1.95万亿元人民币），并在2027财年实现防卫开支在GDP中占比达2%的目标。高市早苗却在10月的施政方针演讲中提出，要在本财年内提前完成“防卫开支在GDP中占比2%”的目标。

日本《朝日新闻》11月30日刊发社论称，日本在新“安保三文件”中提出要“从根本上强化防卫能力”、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而“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掏空了日本的“专守防卫”原则。高市早苗的安全保障政策延续了上述路线，包括进一步提高防卫开支、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状态进一步变质令人强烈担忧。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纈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政府正加速推进军备扩张路线，对日本经济来说，超过10万亿日元的防卫开支是一笔极其沉重的负担，这种做法罔顾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