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及利亚当局星期日(9月8日)宣布,现任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Abdulmadjid Tebboune)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尽管特本的连任是确定的结果,包括特本在内的三个竞选团队前所未有地发表联合声明,质疑计票有违规情形,称“数据存在模糊和矛盾。”
阿尔及利亚独立选举机构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特本获得了95%的选票,足以避免选举进入第二轮投票,阿卜杜拉里·哈萨尼·谢里夫(Abdelaali Hassani Cherif)获得3%的选票,优瑟夫·奥乌奇奇(Youcef Aouchiche)获得2%的选票。
特本获得军方的支持,面对的只是名义上的对手,哈萨尼·谢里夫是温和派伊斯兰主义者,奥乌奇奇是温和派世俗主义者。
超过2400万阿尔及利亚人登记投票,但选举委员会并未透露总共有多少人参与投票。选举委员会宣布“平均投票率”为48%,并称这是一项“暂时的”数据。
哈萨尼·谢里夫的竞选团队批评投票率数据“很奇怪”,谴责“夸大结果”的企图,并声称存在代理投票的情况。
“这是一场闹剧,”哈萨尼·谢里夫的发言人艾哈迈德·萨多克(Ahmed Sadok)表示,并称依据竞选团队的统计,其候选人赢得的选票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
阿尔及利亚选举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查菲(Mohammed Charfi)在宣布结果时表示,该机构已努力确保所有候选人之间的透明度和公平竞争。
星期日晚些时候,三位总统候选人,包括特本和谢里夫在内,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反对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
“我们希望公众意识到,总统选举的初步结果存在模糊、矛盾、数字不一致等问题,”联合声明写道。
特本连任代表了什么
特本连任意味着阿尔及利亚将很可能继续他的治理路线。他自2019年上任后,依靠增加的能源收入恢复大规模的社会支出。
特本承诺将继续提高失业救济金、养老金和公共住房项目,这些都是他在第一任期内已进行的调整。特本还承诺,如果连任,将创造45万个就业岗位。
阿尔及尔一家咖啡馆的顾客阿里表示:“只要特本继续提高工资和养老金,并维持补贴,他在我眼里就是最好的。”他不愿透露姓氏。
特本于2019年首次当选,背景是名为“人民运动”(Hirak)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前总统被迫下台。特本当时的得票率为58%,但投票率不到40%。
“投票率很低。这说明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另一位首都居民、24岁的斯利曼(Slimane)说道。他也不愿透露自己的姓氏,他没有投票是因为不信任政客。
路透社报道,阿尔及利亚社会大众面临的经济困难可能是导致投票率低的原因之一。尽管特本政府推动了加强私营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改革,去年失业率仍高于12%,通货膨胀率也居高不下。
在外交政策上,特本政府的表现不尽理想。阿尔及利亚2023年加入金砖国家集团的努力未能成功,上个月改为加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该国试图调解尼日尔政变的尝试也未见成效。
不过,阿尔及利亚仍然是地区的主要军事力量,似乎不太可能改变其在西方大国与俄罗斯之间保持平衡的传统立场。
(此文依据了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星期五(9月6日),十余名美国议员敦促拜登行政当局处理使用中国制造的农业无人机的问题。他们说,在美国农场使用这些无人机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在路透社(Reuters)看到的信件中,这些众议院共和党人,包括众议员埃利斯·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阿什利·辛森(Ashley Hinson)和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要求美国农业部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详细说明行政当局为处理气雾剂喷洒无人机带来的风险所做的努力。
议员们要求行政当局在9月30日之前进行一次简报。他们提到,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DJI)生产的大量无人机,这是一个安全问题。
大疆创新、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和相关机构没有立即置评。大疆创新此前表示,该公司严格遵守适用的数据隐私保护法,并让用户“完全控制无人机生成的数据”。
议员的信引用了美国商务部对有可能用作武器运载平台的“气雾剂喷洒”无人机实施出口限制的事实。
信中说:“这些大疆农用喷雾无人机可能受操纵在美国发动攻击的风险不容忽视。依赖我们最大的战略对手来获取对我们农业生产的成功至关重要的技术会危及我们食品供应的韧性。”
斯特凡尼克呼吁美国农业部和网络安全机构“立即采取行动,减轻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对我们农业的风险”。她提出了一项立法,寻求禁止新的大疆无人机在美国境内运行。
信中指出,大疆农业无人机使用先进的传感器,可以收集和分析“人眼无法看到”的作物数据,并认为中国可以利用它来“获得有关美国农业领域稳定性和状况的精致细节”。
2020年,美国政府对大疆实施了出口限制。议员们表示,大疆占美国所有无人机采购量的50%以上。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伊斯兰堡 —
巴基斯坦被监禁的前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的数千名支持者星期日(9月8日)在伊斯兰堡郊区集会,谴责对他的“非法”监禁,并要求立即释放他。
汗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PTI)组织了这次公众集会,这是巴基斯坦首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会之一。
警方用集装箱封锁了官方指定的集会路线,显然是为了限制来自其它城市的车队到达会场,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人参加了集会。政府还部署了镇暴警察,防止可能的骚乱。
社交媒体视频和图片显示,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党工和来自巴基斯坦其它地区的领导人正在向伊斯兰堡进发。有人看到正义运动党活动人士成功移走集装箱,清理了几个入口处的通道。
警方与前往集会现场的正义运动党工作人员短暂发生冲突并发射催泪弹。当局后来报告,汗的支持者据称投掷石块导致几名警察受伤,但该党领导人否认这一指控。
正义运动党中央领导人哈马德·阿扎尔(Hammad Azhar)在集会上说,“我们将继续努力,直到汗出狱。”
批评人士指出,星期日的集会再次表明,尽管面临一系列国家支持的刑事起诉和诉讼,这位71岁的前总理仍然是巴基斯坦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南亚研究所主任迈克尔·库格尔曼(Michael Kugelman)在X上说,“尽管国家采取路障和集装箱等手段限制人数,并且有暴力镇压和逮捕的风险,但正义运动党的集会人数仍然很高。”
库格尔曼写道,“尽管遭到不懈的遏制,该组织的规模和受欢迎程度确保其动员能力依然无损。”
汗星期日服刑期满400天。他面临的指控包括腐败、煽动叛乱和煽动暴力反军方抗议。他否认所有指控,称这些指控出于政治动机,是强大的巴基斯坦军方在幕后阻止他重新掌权。
上诉法院随后以证据不足为由推翻或暂停对他的所有定罪,但当局迅速提出新的指控,以防止他出狱。联合国7月宣布对汗的拘留是肆意的,称没有法律依据将他监禁。
刚刚从巴基斯坦参议院退休的穆沙希德·侯赛因(Mushahid Hussain)批评总理谢赫巴兹·谢里夫(Shehbaz Sharif)的政府通过集装箱和胁迫手段“封锁伊斯兰堡”,并制造出“恐惧与武力的气氛”,试图阻止星期日的政治集会。
正义运动党星期日在伊斯兰堡的集会是汗被定罪以来的首次集会。汗当时因被定罪而被禁止参选2月8日的议会选举,但他的政党候选人赢得了国民议会的大多数席位,但不足以组建政府。
正义运动党指控选举存在大规模舞弊行为,以阻止其候选人赢得大选。这让军方支持的敌对政党得以组建联合政府,由谢里夫担任总理。
数百名正义运动党员工和领导人,包括女性,因被他们的辩护律师说是毫无根据的指控而被监禁或受审,辩护律师说这是国家镇压该党的一部分。
伊姆兰·汗的政党上月宣布,汗在狱中正式申请角逐英国牛津大学校长。该选举大学网站说,新校长将在10月28日开始通过前所未有的在线投票选出。
汗毕业于牛津大学,2005年到2014年担任布拉德福德大学校长。
朝鲜的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一(9月9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在朝鲜建国纪念日之际问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据朝中社报道,普京说,“我肯定,俄罗斯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有计划地得到加强。”
朝中社说,习近平在祝贺信息中呼吁深化与朝鲜的战略沟通与合作。
金正恩去年9月9日举行准军事组织的阅兵以及外交交流活动,庆祝朝鲜建国纪念日。他在活动中誓言深化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编者按:这是易富贤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9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国政府调整了跨国收养政策,从8月28日开始,除“外国人来华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外,不再展开任何国际收养工作。这意味着国际收养的大门基本关闭。
独生子女政策下的生机和商机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将人口当成负担,因此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禁止有孩子的家庭收养孩子。1981年我在读小学,邻村有个被强制堕胎而幸存的婴儿,被公社计生干部送给我们村一对不孕夫妇收养,但是由于早产和人工引产导致的损伤,这个孩子几个月后还是夭折了。我一个亲戚因为收养了孩子而被地方政府威胁,要以超生标准罚款,并收回耕地,于是在收养孩子两年后不得不将孩子送还。
很多农村付不起超生罚款的家庭,不得不将孩子弃于路边,留有衣物和部分现金,期待被好心人收养,但这些孩子大多得不到收养而死亡,因此在路边经常看到弃婴的尸体。我们村一对村民将路边的弃婴抱回家准备收养,但由于他们已有孩子,不符合领养条件,要被超生罚款,不得不将孩子抱到乡政府,据说这个孩子最终还是夭折了。
中国在1980年代开始了涉外收养,但当时人数很少。中国在1991年实行一票否决制以强化计划生育的同时,也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1992年施行),规定外国人可在中国收养儿童,开启了中国涉外收养的大门。此举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举三得:将孩子这一“负担”输出国外,减轻了政府抚养孤儿的压力,地方政府和孤儿院还可从每个领养家庭获得数千美元的领养费。于是涉外收养数量逐年大幅增加,中国城市的弃婴因此多了一条生机。但是农村由于没有孤儿院,弃婴依然在无声中消失。
由于国际领养有利可图,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于是“没收”超生的孩子,将他们送到孤儿院供国际领养。比如在2002年至2005年间,湖南省邵阳市部分地区出现“抢婴潮”,甚至头胎女儿也被抢走,送给美国家庭收养,也就是著名的“邵氏弃儿”事件。
2005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当年,中国涉外收养数量达到顶峰,共有1.3万儿童被国外家庭收养,其中7903人被美国家庭收养。
10万名中国儿童被美国家庭收养
2016年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30年,有近15万名儿童被国际领养。实际数字应该更高,因为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一些领养儿童没有记录在案。2016年之后还有近1万名儿童被国际领养。
中国成为国际领养的主要来源地,原因之一是中国的领养程序集中、可预测且成本低廉。大多数父母为领养中国孩子花费16,000至20,000美元,包括往返机票和住宿。在美国境内或从危地马拉等热门国家领养婴儿,费用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因为这些国家的领养法律成本高。
1999年我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有个朋友就从中国领养了一个女儿。她跟我开玩笑说:“Everything is made in China, even my daughter(美国所有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我的女儿也是)”。2002年我来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得知总人口20多万的麦迪逊,从中国领养的孩子当时就已经超过500人。
根据据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的统计,1999-2020年美国家庭共领养了280,527名外国儿童,其中82,658名儿童来自中国,占总数的29.5%。加上1999年之前的数据,估计美国领养的中国儿童总数超过10万,其中有部分是像“邵氏弃儿”那样被计生委官员从父母身边抢走的。
1999-2020年美国家庭领养的国际儿童
年份 |
全部 |
中国 |
中国占% |
年份 |
全部 |
中国 |
中国占% |
1999 |
15717 |
4108 |
26.1 |
2011 |
9302 |
2587 |
27.8 |
2000 |
18856 |
5058 |
26.8 |
2012 |
8700 |
2696 |
31.0 |
2001 |
19643 |
4705 |
24.0 |
2013 |
7186 |
2306 |
32.1 |
2002 |
21459 |
6116 |
28.5 |
2014 |
6438 |
2040 |
31.7 |
2003 |
21646 |
6857 |
31.7 |
2015 |
5647 |
2354 |
41.7 |
2004 |
22987 |
7038 |
30.6 |
2016 |
5371 |
2231 |
41.5 |
2005 |
22729 |
7903 |
34.8 |
2017 |
4714 |
1905 |
40.4 |
2006 |
20672 |
6492 |
31.4 |
2018 |
4056 |
1475 |
36.4 |
2007 |
19599 |
5453 |
27.8 |
2019 |
2971 |
819 |
27.6 |
2008 |
17437 |
3912 |
22.4 |
2020 |
1622 |
202 |
12.5 |
2009 |
12743 |
3000 |
23.5 |
合计 |
280527 |
82658 |
29.5 |
2010 |
11032 |
3401 |
30.8 |
2007年,中国收紧了国际收养规定,例如:30岁以下或49岁以上的申请人,以及人均年收入低于一万美元,净资产低于八万美元的家庭,身心健康有问题或体重指数超标的申请人,都不具备收养中国儿童的资格。
中国的生育率从1990年的2.3个孩子/妇女,下降到2000年的1.22、2010年的1.18,出生数快速下降,可供领养的孩子越来越少。中国在2014年、2016年、2021年相继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意味着国内符合领养条件的家庭增加。但中国的不孕率从1980年代初期的1-3%提升到2020年的18%,不孕家庭增加,国内对领养的需求增加。这些原因共同导致美国从中国领养的儿童数从2012年的2696人减少到2019年819人、2020年的202人(部分是因为新冠疫情)。2021、2022年由于新冠疫情,中国停止了外国领养。
中国停止国际领养的原因
中国的收养政策是人口政策的一部分。现在中国不再将人口视为负担,废止了独生子女政策,这次也停止了国际领养。
在2013年之前的二十年,俄罗斯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儿童收养来源国,超过6000名俄罗斯儿童被美国人收养。但是俄罗斯国内面临严峻的人口危机,生育率从1990年的1.9降至1999年的1.16。俄罗斯政府在鼓励生育的同时也在2013年禁止美国家庭领养俄罗斯的儿童。以色列禁止国际领养儿童也是出于人口安全的考虑。
中国尽管实行了三孩政策,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是生育率不升反降,2023年只有1.0,实际应该更低,中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中国在1980年代后期每年出生2500万,但是官方公布去年只出生902万,预计几年后将只有600万。虽然国际媒体对中国停止国际领养赋予了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含义,但是真实原因应该很简单,与俄罗斯一样,是针对超低生育率的一种恐惧性反应。
在国际上,跨国收养也在式微。据路透社报道,荷兰今年5月禁止本国公民领养外国儿童。在丹麦,在唯一一家收养机构宣布停止运营后,人们将无法再从国外收养儿童。美国作为国际领养大国,从国外领养的孩子从2004年的22,987人一路减少到2011年的9,302人、2019年的2,971人、2022年的1,517人。国际收养的萎缩,也是全球化衰微的一个缩影。
中国商务部星期天(9月8日)表示,将允许在包括首都在内的九个地区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北京正试图吸引更多外资来提振其疲软的经济。
中国商务部官网的一份文件说,这个新政策是个试点项目,以落实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共中央在7月份全体会议上做出的承诺。
文件说,“为...引进外资促进我国医疗相关领域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健康需求,拟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
该项目将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建立此类医院——这些都是中国东部或南部相对富裕的城市和省份。
新政策排除传统中医类医院和“并购公立医院”,并说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的具体条件、要求和程序等将另行通知。
这项政策还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北京、上海、广东和海南这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
文件说,这包括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购买的产品的注册、上市和生产。
在取消这些领域的外商投资限制之际,中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外商情绪低迷是威胁经济增长的议题之一。
(本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星期日(9月8日)誓言,在冲突进入第12个月之际,以色列将继续与加沙哈马斯激进分子作战。他说,以色列“被伊朗邪恶轴心领导的凶残意识形态包围”。
内塔尼亚胡在政府高级官员每周例行会议上谴责了中东最近的暴力事件,一名枪手在约旦河西岸和约旦之间的艾伦比(Allenby)大桥口岸打死三名以色列人。以色列安全部队进行了还击,击毙了攻击分子。
与此同时,以色列空袭加沙打死五人,包括两名妇女和两名儿童以及一名高级民防官员。
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将共同挥动大卫之剑,并在上帝的帮助下获得胜利。”
他说,“在中东,”“没有剑就没有永恒。”
最近几天出现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抗议他对11 个月的以哈战争的处理方式,以及他未能与激进分子达成停火并要求归还被哈马斯扣押的其余约100名人质。
但内塔尼亚胡对其他以色列领导人说,“绝大多数以色列公民……知道我们完全致力于实现战争目标:消灭哈马斯、返回我们所有人质、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让我们北部和南部的居民安全返回家园。”
军方说,在星期日的西岸地区攻击中,枪手驾驶一辆卡车从约旦一侧接近艾伦比大桥口岸,向以色列安全部队开火,后者在枪战中击毙了攻击分子。军方说,三名遇难者均为以色列平民,都是50多岁的男性。
约旦国营的佩特拉通讯社报道,约旦正在调查枪击事件。约旦1994年与以色列实现和平,但强烈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约旦有大量巴勒斯坦人口,并爆发大规模反对以色列的抗议活动。
横跨约旦河的艾伦比过境点,又名侯赛因国王桥,主要供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国际游客使用。以色列和约旦当局说,这个过境点已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色列随后宣布关闭其与约旦之间的两个陆路过境点。
以哈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占领的西岸地区暴力激增。以军几乎每天攻进巴勒斯坦人口稠密的居民区进行逮捕,定居者的暴力和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攻击也有增加。
加沙哈马斯管理政府的民防机构说,以色列星期日攻击了该机构加沙北部副主任位于贾巴里亚难民营中的家。
以军没有立即评论。以军说,试图避免伤害平民,只打击激进分子。
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几个月来一直试图协调一项停火和人质返回协议,但谈判多次陷入困境。
(本文参考了美联社的报道。)
巴勒斯坦医疗人员星期六(9月7日)表示,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与哈马斯领导的武装分子激战,在48小时内造成至少61人丧命。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已经持续了11个月,迄今为止,多轮外交谈判都未能促成停火协议以结束冲突,并释放被关押在加沙的以色列和外国人质。
巴勒斯坦医护人员表示,针对两所安置流离失所者学校的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一所位于加沙市,一所位于贾巴利亚。以色列军方表示,攻击目标是在校内活动的哈马斯枪手。
巴勒斯坦医护人员另称,加沙市一间房屋遭遇袭击,5人丧生。星期六共有28人丧生。
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和法塔赫(Fatah)旗下武装组织表示,他们使用反坦克火箭弹和迫击炮弹袭击加沙各地的以色列军队,还引爆炸弹袭击坦克和其他军车。
包括卡塔尔、埃及和美国在内的调解人至今未能促成停火,交战双方持续互相指责。美国正准备提出一项新提案,但由于双方分歧仍然很大,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似乎相当渺茫。
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在伦敦的一场活动中表示,将在未来几天提出更详细的提案。
数万名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和其他城市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及其政府与哈马斯达成协议,以释放剩馀的101名人质。
上星期的六名人质遇害事件引起人们的愤怒和悲痛,并引发大规模抗议。以色列表示,这些人质在加沙隧道中被以军发现尸体前不久,被哈马斯枪杀,死于头部枪伤。内塔尼亚胡誓言要找哈马斯“算账”。
“他们本来可以获救的,”人质亲属艾纳夫·赞高克(Einav Zangauker)说。他的24岁儿子马坦(Matan)在尼尔奥兹(Nir Oz)农庄被绑架。“只要内塔尼亚胡还在掌权,我们就只能用尸袋带回人质。”
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继续进行
星期四(9月5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都有责任做出让步以达成协议。
哈马斯政治局委员霍桑·巴德兰(Hossam Badran)星期六表示,哈马斯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要求,坚持遵守美国7月2日提出的提案,并指责内塔尼亚胡附加了新的条件,使战争无法结束。
内塔尼亚胡则表示,是哈马斯提出了不可接受的条件。
尽管陷入僵局,联合国仍与当地卫生部门合作,继续在加沙为64万名儿童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此前,加沙出现25年来的首例确诊病例。这项活动在有限的战斗间歇中进行。
联合国官员表示,他们已在加沙地带南部和中部为超过一半需要接种疫苗的儿童接种了疫苗。星期日(9月8日),疫苗接种活动将推进到加沙地带北部。第二轮疫苗接种将在第一次接种的四周后进行。
去年10月7日,哈马斯武装份子突袭以色列,导致1200人死亡,约250名人质被劫持到加沙。以色列随后发动报复性攻击,誓言剿灭哈马斯。据加沙卫生部称,以色列对该地区的袭击已造成409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并使近23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此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华盛顿 —
乌克兰和俄罗斯星期天(9月8日)互相指责对方在星期六夜间和星期天凌晨向对方边境地区发动空袭。乌克兰官员表示,俄军对苏梅州的空袭导致两人死亡、四人受伤;而俄罗斯则声称,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州的空袭导致三名平民受伤。
路透社引述乌克兰东北部苏梅州军事管理当局在社媒电报上的贴文说,俄军空袭导致的四位伤者中有两人是儿童。此外,还有几栋住宅和几辆轿车在空袭中受损。
俄罗斯西南部的别尔哥罗德州州长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徳科夫(Vyacheslav Gladkov)也在电报上贴文说,乌克兰对该州发动的空袭导致受伤的三人中,也有两人是儿童。
格拉徳科夫声称,乌军空袭还摧毁了两栋住宅建筑,并导致超过15栋建筑物受损。
俄罗斯国防部在电报上贴文说,俄军星期六夜间在别尔哥罗德州上空摧毁了两架乌克兰的无人机。
路透社表示,无法独立核实双方的报告。
路透社在报道中说,乌克兰的苏梅州和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经常成为对方部队袭击的目标。双方都否认袭击平民目标,而且都声称空袭的目标是对方支撑战争行为的关键基础设施。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天还称,正在乌东前线与乌军激战的俄军持续向具有非常重要战略地位的乌东城市波克罗夫斯克(Pokrovsk)(俄方称“红军城”)推进,并且已经完全控制距离波克罗夫斯克市仅12公里处的诺沃赫洛迪夫卡镇(Novohrodivka)。该镇战前拥有14000居民。
波克罗夫斯克是乌军在乌东顿巴斯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公路和铁路枢纽,也是乌东前线乌军后勤和弹药补给的一个关键节点。军事分析家们认为,俄军如果夺取波克罗夫斯克,将让整个乌东前线乌军陷入困境,甚至造成乌军整个乌东防线的崩溃。
出生于乌克兰的亲俄罗斯军事博主尤里·波多利亚卡(Yuri Podolyaka)在社媒上贴出的地图显示,俄军已经从诺沃赫洛迪夫卡镇继续向前推进,而且已经在两处逼近到距离波克罗夫斯克不到七公里的地方。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上星期曾表示,乌军8月初越境突袭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未能减缓俄军在乌东前线对乌克兰守军的攻势,反而削弱了乌军在乌东前线的防守力量,因此战局对俄罗斯有利。
但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Oleksandr Syrskyi)上周四表示,乌军越境突袭库尔斯克州的效果正在显现,因为俄军连续六天都未能对波克罗夫斯克发动新的攻势。
瑟尔斯基说,乌军袭击库尔斯克州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迫使俄军从乌东,特别是波克罗夫斯克等地后撤回防。他表示,俄军的确有大量部队后撤回防库尔斯克州,不过俄军同时也加强了对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进攻。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曾表示,乌军越境突袭库尔斯克州也是为了阻止俄军从库尔斯克州越境攻入乌克兰,在乌克兰境内开辟一条新的战线。
此外,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星期天呼吁为恢复乌克兰和平做出更大的努力,因为他和泽连斯基在最近的对话中都表示有必要举办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而且也将邀请俄罗斯出席这次峰会。
“我认为,现在是讨论如何真得更快从战争状态走向和平的时候了,”朔尔茨在接受德国电视二台(ZDF)采访时表示。
朔尔茨中间偏左的联合政府中的三个政党一个星期前在德国地方选举中表现不佳,而亲俄罗斯或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极右翼政党却获得历史性的胜利。这给朔尔茨的执政形成极大的压力。
今年6月中在瑞士举行的第一次乌克兰和平峰会有92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但是俄罗斯被排除在峰会之外。泽连斯基今年7月表示,希望在今年11月举行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而且他认为俄罗斯代表也应该应邀与会。
泽连斯基不久前表示,印度也许可以出面主办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
华盛顿 —
以色列军方星期天(9月8日)表示,当天一名来自约旦的枪手在连接约旦和西岸的亚伦比(Allenby)大桥附近开枪射击,导致三名以色列平民死亡。以色列安全部队开火还击,当场将枪手击毙。
亚伦比大桥是从约旦进入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一个过境点。
自从哈马斯去年10月7日从加沙对以色列南部发动突然恐怖袭击引发历时11个月的以哈战争以来,这是首例发生在约旦和西岸边境地区的袭击事件。有关以哈战争的停火谈判迟迟不能达成协议,令人担心以哈战争有可能蔓延扩大成为中东地区更大范围的一场冲突。
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官员的话说,枪击事件发生在亚伦比大桥的西岸一侧,是在从约旦进入西岸的卡车必须卸货的商业货柜区,该地点由以色列控制。作为过境点的亚伦比大桥又称侯赛因国王大桥,处于死海北面从约旦首都安曼到耶路撒冷的中间位置。
“一名恐怖分子乘卡车从约旦进入亚伦比大桥附近地区,下车后便对在大桥附近运作的以色列安全部队人员开火,”路透社引述以色列军方的声明说。
“恐怖分子被安全部队击毙,三名以色列平民在袭击中被宣告不治,”以色列军方的声明又说。
美联社引述以色列救援机构的话说,三名遇袭身亡的以色列平民都是50多岁的男子。
负责管理西岸与约旦过境点的以色列机场管理局表示,以色列在枪击事件发生后,关闭了西岸与约旦的全部三个陆地过境点。
路透社引述约旦一位边界官员的话说,事发后,卸货区至少有20多名约旦卡车司机遭到以色列军方的扣押和盘问。
美联社报道说,约旦政府也在对此次枪击事件进行调查。
以色列和约旦于1994年签订了和平条约,而且两国一直维持密切的安全关系。每天都有几十辆大卡车从约旦驶入西岸,将来自约旦以及海湾国家的货物运送至西岸以及以色列的市场。美联社表示,亚伦比大桥这个过境点主要是巴勒斯坦人和国际游客以及货运卡车使用。这里也很少发生袭击或安全事件。
不过自从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约旦一再强烈抨击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居住在约旦的巴勒斯坦人也很多。约旦爆发过多次大规模反以色列的抗议示威活动。
“这是艰难的一天,”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表示。“一名令人讨厌的恐怖分子冷血谋杀了我们三名平民。”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在谴责枪手的恐怖主义袭击外,还将这一袭击与伊朗及其包括哈马斯和真主党在内的盟友联系在一起。
哈马斯官员萨米·阿布·祖赫里(Sami Abu Zuhri)则赞扬了枪手的袭击行动,声称这也是对以色列在加沙攻击行动作出的回应。 “我们期待更多类似的行动,”路透社引述祖赫里的话说。
以哈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也爆发了许多起暴力事件,其中有以色列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也有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军方几乎每天都要突袭人口密集的巴勒斯坦人社区,抓捕武装分子。
华盛顿 —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和总统候选人埃德蒙多·冈萨雷斯(Edmundo Gonzalez)在四处躲藏一个多月并拒绝当局连发的三张接受检察官问讯的传票后,已经搭乘西班牙提供的一架军机前往西班牙。马德里表示已经批准冈萨雷斯的政治庇护申请。
西班牙外交大臣何塞·曼努埃尔·阿尔瓦雷斯(Jose Manuel Albares)星期天(9月8日)表示,冈萨雷斯提出了在西班牙寻求政治庇护的要求,而西班牙“显然”会批准他的申请。
阿尔瓦雷斯稍早在社媒X平台上表示,冈萨雷斯已经搭乘一架西班牙军机离开了委内瑞拉。他并且补充说,西班牙对所有委内瑞拉人的“政治权利有承诺”。
自从委内瑞拉7月28日举行总统大选以来,整个国家就一直陷入政治动乱之中。
虽然被反对派视为执政党分支机构的委内瑞拉选举当局在选举结束后宣布,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as Maduro)在选举中以略低于52%的得票率赢得了他的第三个任期,但由前议员玛丽亚·科里娜·马查多 (Maria Corina Machado) 领导的反对派在网上公布了据称83%的投票机计票结果,并显示反对党候选人冈萨雷斯获得67%的高支持率。
当局为镇压反对派及其民众因不满大选结果而举行的大规模抗议示威,至少已经逮捕了2400人,抗议冲突也导致至少27人死亡,192人受伤。
包括美国、欧盟和部分拉美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表示,在加拉加斯公布详细的大选计票数据之前,拒绝承认马杜罗是合法的赢家。
但是委内瑞拉选举当局声称,由于系统遭到网络攻击,它无法提供完整而详细的选举结果数据。观察人士则指出,根本不存在这一网攻的任何证据。
大选结束后,委内瑞拉检察官办公室因冈萨雷斯拒绝承认官方的大选结果而对他发出逮捕令。
委内瑞拉副总统德尔茜·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iguez)在社媒上贴文称,冈萨雷斯“几天前自愿进入加拉加斯的西班牙大使馆寻求庇护”,而当局已经同意他离境。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anchez)星期六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一次会议上致辞时,赞扬冈萨雷斯是“一位我们不能放弃的英雄”。
在委内瑞拉此次大选之前,冈萨雷斯只是一位几乎无人知晓的退休外交官。他是在反对党领导人马查多被亲马杜罗的选举机构禁止参选之后,临危受命,被反对党推出来与马杜罗竞争总统大位的。
自从2013年就担任委内瑞拉领导人的马杜罗并不是首次被指责在总统大选中舞弊。上次在2018年举行的大选中,虽然马杜罗被宣布赢得了大选,但很多人都指责他靠徇私舞弊窃取了总统大位。
由于在今年7月28日举行的大选结束后,冈萨雷斯拒绝承认当局声称的马杜罗再次胜选的选举结果,委内瑞拉检察官便指控他犯下一系列与选举相关的罪行,其中包括恐怖主义、篡夺职务、伪造文件、煽动违反和谋反等。
他如果不离境寻求政治庇护,并被捕获送上法庭,不仅很容易被当局定罪,而且至少会被判处30年监禁。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委内瑞拉反对派人物胡安·巴勃罗·瓜尼帕(Juan Pablo Guanipa)在社媒X平台上贴文表示,虽然冈萨雷斯已经离境,反对派必须继续“战斗”,以确保他们获得的大选胜利受到尊重。
“重要的是他胜选了,他的胜选是得到证明的,人民主权必须得到尊重,”CNN引述瓜尼帕的话说。
华盛顿 —
9月15日,中国商务部将开始实施对“部分锑、超硬材料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这是继去年限制镓、锗、稀土等材料出口后,中国再一次对战略性矿物做出管制。不少观察人士相信,中国此举是对美国限制中国获得高端芯片等关键技术的最新回应。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美国超过60%的锑进口来自中国,但中国的出口管制对美国的伤害并不大。
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对锑、超硬材料相关物项出口管制,“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不影响正常出口,”但同时强调,这样的做法是“旨在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但鉴于美国是中国锑的最大买家,一些分析人士依然相信,北京此举是想释出“报复信号”。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产锑地,全球大约48%的锑产量来自中国,而美国每年对锑的需要量大约22,000吨,约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
根据中国出口管制信息网,锑是一种类金属元素,被广泛用于各种阻燃剂、半导体元件、电池技术、医药及化工等领域;锑也是一种拥有广泛军事用途的战略性关键矿物,包括用于制造炸药、照明弹、夜视镜、红外传感器、精密光学镜片、激光瞄准器等。其中,军服外层涂上锑,可以提供防火保护、最大限度地减少红外探测。
控制锑出口,对美国的伤害并不太
在中国商务部8月15号做出上述宣布后,全球锑的价格迅速上涨。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资深矿石经济学家大卫·哈蒙德(David Hammond)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对锑的出口限制并不会对美国造成什么伤害。
“就算把锑的出口全禁止了,也对美国造成不了什么伤害。锑在军工上可以用来造阻燃剂,并没有极端重要,是可以研发出替代品的。”他说。
哈蒙德解释说,美国的锑储备不会马上就耗尽,而且还有大量别的解决办法,比方从塔吉克斯坦等其他国进口,塔吉克斯坦是第二个产锑大国,产量约为中国的一半。
今年2月,美国国务院与包括塔吉克斯坦在内的中亚五国举行了首届 C5+1 关键矿产对话,讨论发展更紧密的关键矿产伙伴关系的共同目标。而塔吉克斯坦政府表示渴望扩大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并吸引外国投资发展其采矿业。美国投资者 Comsup Commodities 已投资超过3亿美元用于扩大塔吉克斯坦的锑加工。
哈蒙德说,美国甚至也可以在本土开采。“美国爱达荷州就有锑矿,本来是因为锑价太低没人去开采,但是如果国防部给出补助,那么还是可以接着开采的,一年至少也能补上两到三千吨。这个产量当然不会马上激升,肯定需要时间。”他说。
他还说,鉴于美国对锑的需要量不太大,就算中国管制了,还是会有其他渠道进入。“如果美国需要某些数量极大的产品,那被人卡脖子还说得过去。如果只是需要少量金属矿物,比如锑,这可太容易钻漏洞了。实施管制的话,可能柬埔寨会有人从中国买入,然后运到印度,然后运到法国,然后运到美国……这点东西太容易藏在别的货物里被运来运去了。”
对镓和锗管制并没有阻止美国改变对华战略
中国此前对稀有金属镓和锗的出口管制也没有影响美国的决策。2023年8月,中国商务部宣布对镓和锗等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镓和锗是生产半导体、高端微处理器、光纤产品和夜视镜的关键材料。中国主导了全球镓和锗的生产,其产量分别占全球总量的95%和60%。当时,中国的举措被广泛视为对美国限制对华技术销售和转让的回应,针对的是美国国防部(DOD)供应链中的关键要素。
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2023年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评价镓的重要地位:“虽然大多数人对镓知之甚少,但它在现代电子供应链中发挥着关键而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在国防工业中。镓市场的中断可能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国防工业构成重大挑战,并造成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不过,长期关注中国产业政策的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凯尔·陈(Kyle Chan)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举措并没有改变美国政策或取消限制政策。
他说:“在中国于2023年7月宣布出口管制后,美国还是在10月继续收紧芯片出口限制。而且之后美国还加大力度,与日本和荷兰一起,控制向中国出口芯片制造设备。”非但如此,9月5日,美国宣布加紧对量子计算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以防止中国等对手获取这些技术。
凯尔·陈说,中国的出口管制产生的倒是产生了一个效果,那就是镓出口大幅下降。由于海外买家急于在禁令生效前抢货,2023年7月锗产品出口量比6月增加一倍多,但是8月实施管制后,镓出口大幅下跌。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中国2023年全年镓出口总额只有847万美元,同比下降三分之二,而锗出口也下降8%。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资深矿石经济学家哈蒙德说,尽管镓和锗的战略地位重要,但世界各国的使用量只能用“微乎其微”来形容。“就拿镓来说,美国一年需要的镓也就18吨,一卡车就能拉走。”他说。
除了对锑、镓和锗进行管控外,2023年12月,中国商务部宣布对石墨相关制品进行临时出口管制。作为全球最大的稀土加工国,中国还在同月出台新规,不再允许稀土磁体制造技术出口。2024年6月,中国国务院颁布《稀土管理条例》,规定“稀土资源属国家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破坏稀土资源”,并将建立稀土产品追溯信息系统。
中国不惜代价取得稀有金属的垄断地位
中国目前在很多关键矿产的生产上拥有垄断地位,但是,专家们说,中国的垄断地位甚至是以不惜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的。
普林斯顿大学的凯尔·陈以镓和锗的生产为例告诉美国之音:“镓和锗实际上分别是铝和煤生产的副产品。十多年前,中国就认识到了这些关键矿产的重要性,并制定了相关规定,例如要求中国铝生产商留出一定数量的产能用于生产镓。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希望镓基半导体替代硅基半导体。”
长期关注中国产业政策的凯尔·陈说,多年以来,其他国家认为经济回报低而且不环保,所以不鼓励稀有矿物和金属的开采;而中国反其道行之,大力发展国家产业政策,成就了中国在这方面的全球垄断地位。
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对不同的关键矿产的策略有所不同。“就稀土来说,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几十年一直将其作为战略重点。中国引进了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的外国公司,帮助其开发稀土提炼和加工技术。中国能够承受这些污染性提取方法带来的高昂环境成本。就锂而言,中国为加工锂提供补贴,从而产生了对锂提炼能力的强劲需求。就钴而言,在钴价起来之前,中国就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达成协议,获得采矿特许权。”
美国“战略和国际发展中心”的报告称,中国特别注重培养与西非国家几内亚的关系,该国已知铝土矿储量居世界首位。中国企业利用一系列外交和金融手段获得几内亚矿山的使用权,包括修建该国铝土矿丰富地区的铁路系统。这些投资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回报:2022年,中国铝土矿56%的进口量来自几内亚。
美国矿石经济学家哈蒙德认为,中国制定产业政策来管理其所需的金属,在全世界寻找矿产,获得之后运到国内进行加工,制造高附加值的终端产品,以获得更多的收入。
“中国不想出口原始材料状态的相对便宜的镓,而是希望用镓来制造电子终端产品,然后以更高的附加值出口,带来更多收入。”他说。
美国“战略和国际发展中心”的报告也阐述了这种观点。报告说,虽然控制原始镓生产使中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但中国领导人明白,长期优势赢在创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积极支持中国企业超越美国及其盟友,成为镓基半导体生产的全球领导者。
哈蒙德认为,报复欧美,中国应该只是“顺便”而已。他说:“中国控制、拒绝或限制出口(稀有金属)有个附带好处:可以给美国和其他国家制造国防产品带来困难,尤其是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话。”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星期六(9月7日)表示,伊斯兰国家应该结成联盟,以对抗 “来自以色列日益增长的扩张主义威胁”。以色列外交部长伊斯雷尔·卡茨(Israel Katz)谴责此一言论。
埃尔多安发表上述言论时提到了前一天的事件。根据巴勒斯坦和土耳其官员,以色列军队当天开枪打死了一名土耳其裔美国女子艾森努尔·埃兹吉·艾吉(Aysenur Ezgi Eygi),该妇女正参加约旦河西岸举行的一次反对以色列定居者的抗议活动。
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一场伊斯兰学校协会活动中说:“唯一能够阻止以色列傲慢、强盗行为和国家恐怖主义的方法就是伊斯兰国家组成联盟。”
埃尔多安称,加沙战争并非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战争,而是扩张的犹太复国主义与捍卫家园的穆斯林之间的斗争,这种威胁同样影响到黎巴嫩和叙利亚。
“以色列占领拉马拉后也会把目光投向其他地方,”他在演说中强调。
埃尔多安说,土耳其最近改善与埃及和叙利亚关系的举措,是为了“形成一条对抗扩张主义威胁的团结防线”。
埃尔多安还表示:“哈马斯不仅在保卫加沙,也在保卫伊斯兰土地和土耳其”
以色列外长卡茨发表声明回击,批评埃尔多安为了他的“哈马斯盟友”,将土耳其人民推入仇恨和暴力的火焰中。
卡茨驳斥埃尔多安关于“以色列想征服地区国家”的指控,称其言论是“危险的谎言和煽动”,并指责这位土耳其领导人多年来一直与伊朗合作,破坏该地区温和的阿拉伯政权。
卡茨强调:“以色列正在保卫其边境和公民,免受哈马斯的杀人犯和强奸犯以及伊朗领导的什叶派邪恶轴心的侵害。”
本周,埃尔多安在安卡拉接待了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si),双方讨论了加沙战争以及如何进一步修复两国长年冻结的关系,这是埃及总统12年来首次访问土耳其。
土耳其和埃及的关系自2020年起开始缓和,当时土耳其展开外交努力,缓解与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区竞争对手的紧张关系。
埃尔多安7月表示,土耳其将“随时”邀请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进行可能的会谈,以恢复两个邻国间的关系。土耳其和叙利亚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断交。
以色列军方在上周五的枪击事件后表示,他们正在调查一名外国女性在该地区“遭枪击身亡”的报告,正在审查事件详情及她被击中的具体情况。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肖恩·萨维特(Sean Savett)说:“我们对美国公民在约旦河西岸的死亡悲剧深感不安,已经联系以色列政府,要求提供更多信息,并要求对事件进行调查。”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办公室对这起事件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此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华盛顿 —
9月,中国大学新的学年又开始了,几百万新大学生入学了。在这同时,中国的高考公平问题再次成为人们的话题。
专家对美国之音说,高考制度存在地域歧视,对居住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皇亲国戚”有更多优待,户籍制度限制人们自由流动和考生的发展,是造成不公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知名大学大多集中于富裕地区,在高考名额分配限制下,欠发达省份的孩子进入精英大学的难度更大。美国南卡大学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在辽宁省丹东出生长大,1980年考进北京大学,全辽宁省当年只有几十个配额。进了北大后,他和来自各省各市的同学们聊起高考分数,发现大家的分数都很接近,唯独北京的同学例外。
谢田说:“家在北京的学生,他们分数比我们低得非常非常多,多到我们简直觉得不可思议,有点愤怒了。我们要费很多很大劲儿才能进来,他们实际上很容易就进来了,他们那个分数要是在其他省份的话,绝对不可能上北大。”
“高考制度肯定是有地域歧视的,”谢田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是真正全面开放,按分数来的话,福建广东江浙这些地方的考生可能会占相当大的份额,而北京当地的一些学生可能就没有希望了。”
高考制度优待一线城市的“皇亲国戚”?
谢田说,中国的高考制度显然存在地域上的不公平。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或省级省会城市享有的福利和教育资源是三四线城市难以想象的,自己过去在丹东的教育资源和发达地区相比“差得太多了”,不同地区学生的质量和教育水平有很大区别。此外,发达省份拥有更多好大学,这些学校又为本地生保留大量名额,其他省份的考生只能挤破头争夺各省分配到的稀少名额。而在开学后,本地生和外地尖子生之间的程度立见高下,在学习程度上有落差。
谢田指出,中国官方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考生的照顾明显较多。这些地方有更多共产党高官子弟,他们以较低的分数进入北大清华,甚至在过去还能利用家庭优势保送。当年在北大就有许多保送入学的红二代,学期成绩明显落后于来自其他省份的学生。
而现在由于名额分配制度,大城市的“皇亲国戚”也相对容易上好学校,共产党实际上在加大阶级之间的差距。相反的,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打工,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他们的孩子不被认为是当地的人,子女的教育、入学入托都成为问题。
“实际上中共内部的等级制度是非常严重的,从中共建政到现在一直做得非常完善,号称是共产主义均贫富,实际上更加清晰地把人区别成三六九等,并且每一级的工资待遇、福利、退休金、医疗保险都非常不同。户籍制度维持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也非常严重,”谢田说。
高考名额分配的争议实际上与户籍制度有关,谢田表示,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以成绩择优录取,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户籍制度,这是中共所不乐见的。“中共当时为了控制人民,尤其是控制农民,然后也控制人口的流动,使用了非常恶劣的户籍制度,中国的历代王朝中都没有这样的限制。
户籍制度便于他的统治监控,按县按区把人划分固定,等于是画地为牢,”他说,高考按照地区来分配录取名额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为了维护政权的统治,通过户籍把人们固定在所在地,不给人们自由迁徙和流动的空间。
“北京上海集中了大量的教学资源,而它又不完全开放全国范围内自由竞争,这对大学来说也不是好的,它没办法拿到最优秀的人才,”谢田说。
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对美国之音说,高考名额分配制度和重点大学分布不均,实际上是针对经济效益和政治的歧视。例如在北京有许多中央部委的学校,其直接领导者是中央政府,他们的子弟居住在北京市,自然要给北京市相当的名额照顾职工子弟。
另一方面,也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的孩子比农村孩子更聪明,大城市的孩子比小地方的孩子更有见识,前途发展也更好,尽管听上去类似于狡辩,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2001年,三名山东青岛考生起诉中国教育部,控诉高考全国试题相同但各地录取分数线不同是“教育歧视”,例如北京重点本科的的录取分数线为454分,然而这三名考生所在的山东省分数线却是580分,原因正是中国针对各省市高校招生数量的名额分配制度,导致一所学校录取的分数线可能相差一两百分。最高人民法院最终以诉讼流程“不合规”为由不受理此案。
这起事件后,2002年起,许多省份开始采取高考单独命题,不再是全国共用一份考题。郑旭光表示,各省独立命题的做法对公平性毫无改变,目的只是为了减少人们过去对于分数线差异的明显观感。
各个高校在不同省份的招生人数已经确定,那么不论是哪一份考题,每年能进到这些大学的学生都是定数,区别只在于各省单独命题后,外界就没办法在全国范围内比较分数线。
“各自出题你就没法攻击了,把这个攻击点就消灭掉了。但实际上并不增加公平性,因为各个高校在各个地区的名额并不因此增加或者减少。各地出题主要是为了避免引起地域上的争吵,”郑旭光说。
农村孩子的难题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SCCEI)联席主任李宏彬1972年出生于吉林,他说,自己小时候根本没想过要读大学,周围也没有这样的风气,当时中国对高等教育的看法和现在有很大差距。
“我出生在文革期间,那时候中国基本上没什么教育。然后我1978年上了小学,中国刚刚恢复教育。所以我读书那时候,学校里老师都没有,因为文革十年没有大学生,中国没人从事教育,”李宏彬对美国之音说,“那时候最好的工作并不是读大学找工作,最好的工作都是去一个好的国有企业,去一个厂里工作,接父母的班,这是那代年轻人小时候的理想。”。
在李宏彬长大的七十年代,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开始变大,社会对教育的观感逐渐改变,大学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说,在以前的国有企业,读不读大学收入没有差别,后来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收入差距慢慢变大,这种现象激励了读书风气,因为“读书有好处”,会让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一直持续到今天,城市的孩子基本预期都要上大学,农村可能一半人上大学,而在贫困地区比例更为悬殊,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收入分配的差距。
贫困和富裕家庭的孩子受教育不均,李宏彬表示,家庭观念是最大因素,从小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以及给孩子的预期,都会影响孩子受教育的情况。学校环境也是重要原因,李宏彬刚从一个中国贫困农村考察回来,当地新建了一所非常漂亮的小学,然而里头没有师资。
这些贫困地区的学校硬件设施其实不差,困难的是聘请好的老师。贫困地区留不住好的老师,他们在城市里有更多机会,造成农村学校硬件很好但软件不佳的约束条件。
农村家庭的经济条件也是一个原因,对农村孩子来说,读书的成本不低,但是预期的收益可能很低,这些家庭自然不愿意在教育上投资。相对来说,城市的富裕家庭重视教育,家长除了选择好学校,还愿意在课外辅导上花费很多时间和投资。即使中国当局自2021年实施了打击补习机构的“双减政策”,这种辅导转变为以零散形式出现的家教模式,价格也因为变成很多小的单位而提高。这种情况下,精英家庭仍处于优势。
独立时评人郑旭光说,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是所处环境最卷的一群人,家长为他们请家教和报名培训,一定要孩子上大学。穷寒家庭对孩子则没有那么多期待,如果表现并非特别出色,不如早点就业挣钱。不同阶层的家长在价值观上有根本的不同,子女的未来因而走上不一样的道路。
放开户籍制度以解决高考争议难度大
中国的精英大学集中在富裕地区,大多位于沿海城市。2016年,中国教育部试图安排14万录取名额给贫困地区考生,大约占考生总数的6.5%。由于要求学校减少本地招生以腾出名额,引发了城市里家长的抗议。
中国教育部直属的76所高校中,北京占25所,上海8所,江苏和湖北皆为7所,陕西5所,四川4所。人口约一亿人的河南则一所都无。这些高校倾向于对本地生开放更多名额,北京高校本地招生比例约为10%,但由于好大学众多,足以满足当地学生需求。上海、江苏和湖北的本地生比例也接近45%。
斯坦福大学的李宏彬说,高考录取名额分配的问题非常难解决,因为规则已定,任何调整都会是零和游戏。重新分配名额固然有助于提升贫困地区教育水平,但同时也影响其他省份的利益,而且大学的资金来源很多来自本地的财政和税收。
李宏彬对美国之音说:“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式,有没有可能逐渐放开户籍政策,让考生可以跨省去参加高考,农村孩子更容易进城去读书,或者全国统一高考。当然这很难在短期内解决,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政策本身也会改变利益。”
独立时评人郑旭光表示,在中国,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异同时存在。在“山河四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高校资源非常少,有些省人口却将近一亿,这些考生的机会比发达省份的考生要少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家庭成为“高考移民”,为了让孩子进入精英大学,迁移到招收分比较低的地区。但大部分家庭很难采取这种做法,而一旦调整高考制度将会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中国当局不会愿意得罪城市和富裕地区的家长。
另一方面,优秀的教师大多不愿意去到农村,郑旭光认为如果要讲求教育公平,国家需要拿出更多的资金,突出贫困地区的教育,作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并且取消户籍政策,让欠发达地区的孩子有机会将户口迁到教育资源比较好的地区。
“中国政府收了那么多的钱进行转移支付,就应该对中西部落后或穷困地区优先投入教育,而且要比东部实际的教育投入更高,才能够达到教育平等。只能由中央政府来掏这个钱,对于大学培养精英和提升全民基本素质来讲,不能用刀下见菜的市场原则来进行,”郑旭光说。
中国从科举到现在的高考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周围国家如韩国的竞争也极其激烈,
李宏彬说,中国面临的问题是若改动高考制度,一时之间也提不出更好的可行方案。但这个制度走到极端可能造成阶级固化,富裕阶层永远富裕,贫困家庭也继续复制上一代的条件。
最后还是回归到收入分配问题,在欧洲、日本情况相对好一些,他举例,日本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卡车司机的工资虽有差异但不是太大,但到了中国和美国差异却相当悬殊。由于存在工作收入的差距,如果通过上大学能改变差距,人们会非常愿意努力投资于大学教育,这样的情况下,有资源和资源稀缺的家庭结果就会不一样。
中国商务部星期日(9月8日)发布声明,针对荷兰政府扩大对光刻机出口管制的决定“表示不满”,指责美国“胁迫个别国家”加严管制。
荷兰政府星期五(9月6日)表示,将扩大对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阿斯麦(ASML)的1970i和1980i 深紫外(DUV)浸没式光刻机的出口许可要求,两款机型大约是ASML所属DUV产品线的中阶产品。
北京一直批评华盛顿向荷兰和日本等盟国施压,要求它们加入针对中国获取尖端芯片及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
“美国为维护自身全球霸权,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胁迫个别国家加严半导体及设备出口管制措施,……中国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在回应荷兰政府的声明中表示。
中国商务部补充说道,荷兰方面不应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应避免有关措施阻碍两国半导体行业正常合作和发展,并应切实维护“中荷企业和双方共同利益”。
在美国的游说下,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设备供应商ASML已经被有效阻止向中国出口其最先进的光刻系统。
荷兰政府的最新决定,实际上也是从美国手中收回对这些工具的控制权,并使两国政策保持一致。此前,美国为限制中国芯片制造商获取先进技术,单方面监管这些设备。
荷兰贸易部长雷内特·克莱弗(Reinette Klever)上周五宣布这一调整时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我们的安全。”
“我们认为,由于技术的进步,这些特定生产设备的出口存在更多的安全风险,尤其是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的背景之下。”
ASML在声明中表示,预计此变化不会影响今年或未来的收益。
在美国的压力下,荷兰政府从未允许ASML向中国客户出口其最先进的EUV设备,并从2023年9月开始要求NXT:2000系列及更好的DUV设备需要出口许可。2023年10月,美国单方面开始限制ASML 1970i和1980i工具的出货。
ASML已警告中国客户,从2024年起不预期再交付这些设备。
在荷兰宣布新决定的前一天,美国公布更新出口规则,收紧对量子计算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荷兰更新的相关条款中采用了美国的措辞。
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具有军事应用的关键技术不断涌现和发展,对其动向进行监管的必要性也日益增加,以确保这些品项不被用于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的目的。”
(此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的亚洲和大洋洲四国之旅,星期日(9月8日)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偏远的丛林,庆祝天主教会在偏远地区的发展,他带来大量药品、乐器,并向当地居民传递爱的信息。
方济各乘坐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C-130运输机,从莫尔兹比港飞往西北海岸的瓦尼莫。方济各在当地会见了天主教社区和来自他的祖国阿根廷的传教士,他们一直在当地进行服务。
当方济各到达时,大约有2万人聚集在瓦尼莫大教堂前的广场上唱歌跳舞,他随即戴上一顶当地人送给他的羽毛头饰。
方济各在高台上发表讲话时,赞扬了那些努力传播信仰的教会工作人员。他也呼吁信徒们从身边做起,善待彼此,并终止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文化中经常存在的部落对抗和暴力。
方济各敦促当地人民要像一支管弦乐队一样,让社区所有成员和谐地团结在一起。他说,这样做将有助于结束个人、家庭和部落的分裂。
教宗说:“将恐惧、迷信和巫术从人们的心中驱逐出去,结束如暴力、不忠、剥削、酗酒和吸毒等破坏性行为,这些邪恶行径囚禁了许多我们的兄弟姐妹,夺走了他们的幸福,即便在这个国家也是如此。”
据《梵蒂冈新闻》(Vatican News)报道,40%的巴布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基础设施也十分缺乏,政府承诺建造一条铁路,却遥不可期,许多朝圣者为参加教宗在首都莫尔兹比港体育场主持的弥撒,须从偏远的地区步行抵达。由于长期的物资匮乏,导致地方暴力事件成为常态,特别是在枪枝泛滥的高原地区,经常发生争端,并演变成了部落之间的致命冲突。
方济各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敦促结束暴力,包括性别暴力,并希望公民责任感和合作精神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方济各在首都体育场的弥撒,估计有35,000名观众到场。方济各在布道中告诉人群,他们可能感到自己与信仰和教会制度相距甚远,但上帝一直与他们同在。
方济各表示:“你们生活在太平洋上这个大岛上,有时可能会认为自己身处遥远的边陲之地,位于世界的边缘。”他说:“然而……今天,主想要靠近你们、打破距离,让你们知道你们在祂心中处于中心位置,每个人对祂来说都很重要。”
方济各长期以来一直优先关注“边缘地区”的教会,并表示这些地区实际上比教会机构的中心更为重要。为秉持这一理念,方济各大多避开前往欧洲首都的外访,反而更偏好前往天主教徒往往占少数的偏远社区。
瓦尼莫人口约有11,000人,无疑符合了偏远的条件。这座沿海城市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印度尼西亚的边境附近,是丛林与海洋相接的海岸城市,也许最为人知的是被称作冲浪胜地。
在瓦尼莫传教、因缘际会下邀请教宗来访的奥古斯丁·普拉多神父(Father Augustine Prado)表示,一些位于教区深处的丛林、汽车无法到达之处,那里的人们需要衣物,对他们来说,一盘米饭和金枪鱼“是极其珍贵的”。他还表示,教区有一半的孩子无法上高中,因为名额实在不足。而方济各为当地带来了药品、乐器和玩具,还帮助建造了一所新的中学。
方济各对瓦尼莫的访问是他此次巴布亚新几内亚之行的亮点,巴新是他四国之行的第二站。星期一教宗将前往东帝汶,之后拜访新加坡。
(此文参考了美联社的报道。)
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天(9月8日)声称再击落一架飞越该国上空的美国制造MQ-9“死神”无人机,並称美国随后对胡塞控制的领土进行空袭作为回应。不过美国军方则表示“尚未收到任何关于美国军用无人机在也门上空被击落的报告”。
自2014年占领也门首都萨那以来,胡塞武装已多次击落通用原子公司(General Atomics)的制造的MQ-9“死神”(Reaper)无人机。自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发起针对红海海上走廊航运的袭击行动次数,呈指数级增长。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Yahya Saree)在一段预录的视频中发表了声明。他说,胡塞武装在也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了美军的无人机。马里卜省是争夺中的战略要地,拥有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田,自2015年以来一直由沙特领导的联盟所控制。
萨里未提供胡塞武装如何击落无人机的细节。然而,多年来,伊朗一直向叛军提供被称为358的地对空导弹。
伊朗否认向叛军提供武器,尽管联合国对也门实施武器禁运,但仍在战场上和运往也门的海运货物中发现了德黑兰制造的武器。
萨里说,胡塞武装“将继续履行他们圣战的职责,为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取得胜利,并捍卫亲爱的也门”。
死神无人机每架售价约3000万美元,可飞行至50000英尺(15240米)的高度,续航时间长达24小时,然后才需要降落。多年来,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CIA)一直在也门上空飞行这种飞机。
胡塞武装运营的马西拉(Al-Masirah)卫星电视新闻报道称,美国主导的空袭在伊卜市附近发动。美国军方没有立即承认这些袭击,但自1月以来,美国一直在猛烈袭击胡塞武装的目标。
自去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已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80多艘商船。他们的行动成果包括扣押了一艘船,击沉了两艘船,还造成四名水手死亡。至于其他导弹和无人机要么被美国领导的红海联盟拦截,要么未能击中目标,这些目标中也包括西方军舰。
胡塞武装坚称,他们的目标是与以色列、美国或英国相关联的船只,目的是迫使以色列结束对加沙地带哈马斯的军事行动。然而,许多遭到袭击的船只与冲突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包括一些开往伊朗的船只。
这些袭击包括在红海袭击悬挂希腊国旗的油轮舒尼恩号(Sounion)。上周,救援队尝试拖走着火的舒尼恩号,但并未成功,导致油轮搁浅,其船上装载的100万桶石油面临泄漏风险。
(此文参考了美联社的报道。)
据朝鲜官媒朝中社星期天(9月8日)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其海军基地建设进行实地考察,并强调了加强海军力量的重要性。与此同时,美韩的核咨商小组(Nuclear Consultative Group,NCG)进行了首次的兵棋模拟训练(Table-top simulation,TTS)。
据报道,金正恩在视察时表示:“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拥有用现有舰艇系留设施能力无法收容的大型水上及水下舰艇。有鉴于此,建设海军基地以供最新大型舰艇运用,是燃眉之急。”
视察期间,金正恩强调需要建造一个能够操作舰艇、管理搭载武器系统的海军港口,并透露采取了部署防御军港的防空及海防武器系统方面的军事措施。
金正恩指出,海军基地建设预定地具有“战略要冲的地缘政治优势”。不过在报道中未具体说明基地的确切位置。
据专注于朝鲜问题的北纬38度(38 North)网站近期对卫星图像的分析显示,朝鲜最新的弹道导弹潜艇“新浦级-C”(Sinpo-C)正在朝鲜的新浦南造船厂进行大规模的装备安装。
朝中社星期天的另一篇报道中,金正恩现场指导造船工作,并下令增加国家投资,以便按时间表推进“造船工业发展基础的前景计划”。金正恩星期天还视察了军工企业,强调要“提高军火生产的科学化、现代化水平,切实保证武器装备的战斗性能”。
在朝鲜加强武器建设的同时,美国和韩国于9月5日至6日在华盛顿进行了首次美韩核咨商小组的跨部门兵棋模拟训练。
据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新闻稿,两国的国家安全、国防、军事、外交和情报部门官员参加了此次模拟演习,这是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于2023年4月共同发表《华盛顿宣言》的成果。
此次模拟演习加强了联盟在核威慑方面的合作决策以及应对朝鲜半岛潜在核突发事件制定计划的方法。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指出,两国通过此次训练重申美方对韩延伸威慑承诺。韩美将透过核咨商小组进行兵棋推演和兵棋模拟训练等,持续发展韩半岛核威慑联演和训练活动。
美韩于今年6月举行了核咨商小组第三次会议,并通过联合应对朝鲜核攻击的《共同指南》,其内容包括在朝鲜发起核武攻击时,统一运筹韩国常规战力和美国核战力等。
(此文参考了路透社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于星期五(9月6日)开始考虑一项决议草案,旨在延长授权国际安全特派团以帮助海地打击武装帮派,并要求联合国规划使其成为正式的维和特派团。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hony Blinken)则来到海地首都太子港,并呼吁延续联合国对海地国际维安任务授权。
多国安全支持使命团(Multinational Security Support,MSS)的授权,最初由安理会批准为12个月,将于今年10月初到期,但目前成效不大,在地驻军很少,资金也远低于预期。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厄瓜多尔分发了一份草案文本,将把授权再延长12个月,并要求“联合国开始计划将多国安全支持使命团过渡到联合国维和行动,以维持迄今所取得的成果。”
身为维安任务最大金援者,布林肯在海地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打算本月在联合国大会召集部长级会议,以鼓励更多财务援助并延长维安任务授权。布林肯是近10年来访问海地的最高层级美国官员,他承诺提供4,5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
由15个理事国组成的安理会将于9月30日就授权续期进行投票。
如果安理会希望将多国安全支持使命团正式转变为联合国联合国维和行动,最终必须通过一项新的、单独的决议案。通过这项决议后,才能确保维和行动的资金,使其持续运行。
决议需要至少9票赞成,且常任理事国俄罗斯、中国、美国、法国或英国均不否决才得以通过。中国和俄罗斯去年在授权维和行动的投票中弃权,担心会批准全面使用武力。
一年前,加勒比海国家海地请求帮助打击已占领太子港的暴力帮派,安理会才批准了维和行动。由于难以找到愿意领导安全支持任务的国家,海地请求的响应被延迟。
肯尼亚出来承担领导角色,并于6月和7月派遣约400名警察抵达太子港,预计最终总警力达到1000名;另外几个国家承诺至少增加1900名士兵,并提供数亿美元的支持。目前已有6800万美元支付到专门为该任务设立的联合国信托基金中。
海地的冲突导致近58万人流离失所,数十万逃离的人被遣返回海地,近50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
2004年海地发生叛乱,时任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被赶下台并流亡海外,此后联合国维和部队被部署到海地。维和部队于2017年撤离后,由联合国警察接替,直到2019年才离开。
许多海地人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存在持警惕态度。原本海地在2010年之前没有霍乱,被联合国维和部队带入霍乱病毒后,他们将被感染的污水排入河中,导致海地9000人死于该病,约80万人患病。
(此文参考了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报道。)
华盛顿 —
自2012年中国共产党现任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手下的中共宣传机构一直在告诉中国人民,他们有习近平这位终身最高领导人是多么幸运,因为习能够睿智地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各个领域指明前进方向。然而,最近这种局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并受到国际媒体的注意。
严禁质疑的睿智领导
诸多当今中国政情观察者指出,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即使是不关心或不愿意关心政治的中国人也不得不面对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中共宣传机构的疲劳轰炸式宣传。
在过去的10多年里,中共当局宣传习近平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习近平很忙,而且几乎每天都忙于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国际社会)指明方向;由于习近平精通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法律,哲学、军事、外交、教育、医学、病毒学、传染病学等等人们所能想到的一切知识领域,他的指明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获益匪浅。
观察家们指出,在个人宣传方面,尤其是在展示其应对病毒疫情和传染病的领导能力的宣传方面,习近平堪称”当仁不让“。他名义上上过大学,学的是无机化工,并获得北京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但他信心满满地对全世界公开宣示,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对。
习近平当局坚持实行了三年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中共当局宣传说其政策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防疫成功,彰显了习近平领导的睿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但中共当局随后把中国的疫情死亡人数列为国家机密,使外界无从确切评价其“疫情清零”政策究竟有多么成功或多么失败。
习近平已无力指明方向?
尽管中国当局可以把中国的疫情死亡人数列为国家机密,但”疫情清零“政策给千百万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生计造成的严重打击,中国的疫情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打击规模之大、力度之强举世无双,中国至今难以从习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政策灾难中恢复过来,这一切则无法保密。于是,习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在当今中国也成为一个不得提起的禁忌话题。
自2022年年底习近平当局以不加说明突然开放的方式放弃习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疫情清零政策的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出现其他国家在疫情后的那种明显而强劲的反弹。在世人看来,面对中国疲乏不振的经济状况,习近平当局除了修改统计规则以降低青年人失业率数字以外一直没能拿出其他有力的应对措施使中国经济得以强劲复苏。
显然是这种情况导致澳大利亚主要报纸《悉尼先驱晨报》9月3日发表文章,标题是《在中国(经济)气氛暗淡之际,习近平没有应对预案》。
《悉尼先驱晨报》探讨了习近平面对他所造成的中国经济困境束手无策会给澳大利亚经济造成的影响。在另外一方面,日本的英文报纸《日经亚洲》9月4日发表文章,标题是《中国国内日益增长的异议使习近平的 2025 年愿景面临风险》。
该文章对习近平所的问题和失败提出了更多的政治分析。在指出习近平目前在中国国内面临罕见的网民批评之后,该文写道:“(习的)傲慢自大应当是部分原因。习近平错误地压缩公开言论空间也应是原因。尽管人们都在议论他是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势的领导人,但习近平肯定害怕互联网搜索引擎、社交媒体言论以及有独立思想的学者和记者。
“极端的疫情清零政策对平均生活水平和房地产价值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害。习近平在 2020 年决定对互联网公司(从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开始)发起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这一决定将在未来几十年被 MBA(工商管理学专业)学生视为经济史上最糟糕的乌龙之一。
“中国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争夺全球资本之际,中国变得越来越不透明。因此,在股市下跌之际,北京停止发布海外资金流动数据令人感到悲哀。
“当青年失业率在创下历史新高后中国一度停止发布青年失业数据时,问题并没有消失。同样,香港、纽约和伦敦的投资大户仍会清楚地知道谁在买入、卖出中国股票或犹豫不前。”
习近平,中国“首席经济专家”
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疫情清零政策被时间证明是巨大的灾难,以至于中共宣传机构早早停止了宣传。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普遍认为,面对疫情清零政策结束后中国经济萎靡不振,中国政府迟迟拿不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提振经济,也是因为当今中国各行各业实际上还是习近平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在中共宣传话语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之说的另一个官方版本是“一锤定音,定于一尊”。在中外很多观察家和分析家看来,中国的事情坏就坏在这样的定于一尊,习近平自封为各行各业的首席专家。
7月22日,美国财经新闻社彭博社发表分析报道,标题是《习近平固化‘首席经济学家’角色,缩小辩论空间》。报道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由于他以强力手腕强调他的一尊地位,先前中国领导层内部有关经济问题的相对自由的讨论也成为历史,官员和专家面对“一尊”纷纷识相地闭口,静听静观他的一锤定音。报道说:“习近平拒绝通过直接发放补贴来刺激消费,他的政府一直坚决避免实施导致过往繁荣与萧条周期的大规模刺激措施。这位最高领导人还将国家安全放在首位,在美国采取行动切断先进芯片供应后,他向一个芯片基金投入了 475 亿美元,该基金负责确保中国的国家龙头企业能够制造尖端半导体。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中国政治研究员尼尔·托马斯表示,习近平认为,正是亲市场声音推动的政策导致了他在 2012 年上台后继承的许多问题,例如数十年的债务驱动型增长。
“‘对投资者来说,危险在于中国领导人越来越不理会他们的担忧,实施的政策对改善经济状况没有多大作用,’托马斯补充道。“习近平的最高领导地位使得他的顾问与分析师和学者分享自己的想法变得危险。”
“2022 年,习近平打破先例,以第三任期巩固权力,他将一小撮效忠者安插在最高决策职位上,巩固了他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控制。
“他们取代了一代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包括前总理李克强,李克强来自与习近平竞争的权力中心,并秉持更市场化的愿景。例如,在疫情期间,他主张在封锁与保持商业繁荣之间取得平衡。”
习近平: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
当前中国经济回复强劲增长的主要阻碍是中国国内需求不足,这一点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也予以承认,尽管习当局不肯承认民众和众多企业因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生计艰难乃至断绝,无钱消费。中国国内外众多的专家学者纷纷提出,中国当局应当给予民众直接的经济援助以启动消费,启动经济恢复强劲增长。
但习近平显然认为众多专家目光短浅,学问离谱。2022年5月,也就是中国民众在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疫情清零政策中苦苦挣扎之际,习近平亲自发表文章,对中国民众和经济专家予以教导。
习近平写道:要“促进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当年一些拉美国家搞民粹主义,高福利养了一批‘懒人’和不劳而获者,结果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不能自拔。福利待遇上去了就下不来了,搞超出能力的‘福利主义’是不可持续的,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
在习近平发表上述宏论时,许多中国人抱怨习近平有钱对外大撒币上万亿美元,却不肯拿出这样的巨额的一个零头来对援助生活困难的中国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