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子有两种，一种被称为“肩舆”，一种被称为“腰舆”。两者的区别是“肩舆”是肩膀扛着的，而腰舆则用手维持“硬拉”姿势。
首先，轿子实在是个非常费拉的交通工具，这种交通工具的出现与流行主要来源于宋代以来中国农耕经济的内卷化发展以及人力的极度过剩 ；
其次，中国的轿子的出现年代比大家想象中要晚很多。最早期的类似轿子的产品被称为“辇”，这在早期是人力拉的车子——类似于后来的黄包车，这种人力拉车主要用于南方不便车马的崎岖山地地形。大概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演化成用人力抬起离地的雏形轿子。这可能是因为早期的古中国远没有像同时期的古埃及、古罗马这般内卷，人力也并没有环地中海这般便宜；而到了轿子风靡的宋明清，和西亚埃及罗马的衰落一般，中国几乎也就注定要衰落了。
引子：
王荊公辭相位，居鍾山，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 」 邵氏聞見錄 》
翻译：王安石辞去宰相位后，在钟山隐居，出行只骑着驴。有人劝说——您这样身份地位的人应该乘坐轿子呀！
王安石正色道：自古以来很多王公无道，都未曾听说有人敢用人力代替牛马的！
可见，在宋朝以前，在古中国，乘坐轿子是一件非常政治不正确的事情。很多大儒身体力行，“未尝敢以人代畜”，那么，后人印象中古中国遍地人力轿子的刻板印象又是从何而来呢？
古埃及和古罗马的轿子
与大家印象相反的是，轿子并不是从刻板印象中最为“内卷”的古中国开始流行开来。恰恰相对，中国的轿子其实只是后起之秀。
人类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轿子大概起源于古埃及——
复原的一顶古王国时期的轿子，据说是第四王朝的皇后赫特弗勒斯一世的御辇。这位皇后可能是大名鼎鼎的胡夫法老的母后。这座金箔装饰的木制轿子年代非常非常早，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600 年以前。 虽然以那个年代生产力而言，这座两人抬的小型轿子可以超越今日的湾流 G700 公务机！！！不过相比于后世而言，受限于生产力，古王国时期的轿子还相对比较“质朴”。
后世埃及新王朝时期（大概相当于中国商朝）的轿子愈发奢华糜烂——
一座装饰非常豪华的四人抬轿子——后面还有一位仆从扛着遮阳伞，发掘于一座底比斯古墓，属于一名埃及高级官僚，大概新王朝时期。 这种四人抬轿子在埃及尚只属于“高级职业经理人”的配享，大概相当于中国的省级巡抚或者中央六部高级官僚，而身为“奴隶主头目”的新王朝埃及法老的轿子则更加奢靡庞大——
一幅新王朝时期的法老出行壁画的拓本。图画中一名得意洋洋的埃及法老和他两位宠妃以及他的宠物狮子坐在一顶大概 24 名“牛马”抬的巨型轿子上。 不仅活着的埃及法老要坐轿子，根据古埃及的神话，埃及的神明也会乘坐轿子，而往生的法老们也要乘坐轿子前往阴间，然后享受轮回转世，让埃及人民再次偿还法老的“恩情债”——
比如这座埃德富神庙中的船一般造型的圣轿，这是根据典籍复原而来，以载着复仇之神荷鲁斯的英灵跨过尼罗河。这座神庙以及圣轿大概是托勒密时期的产物，大概相当于中国的战国后期。 当然最经典最庞大的轿子尚属希腊托勒密时期（公元前 305 年 - 公元前 30 年左右）的埃及轿子，此时愈发腐朽糜烂的埃及文明已经迎来了自己的末路，但是就像邪神色孽腐蚀的国度一般，在最后的时刻迸发出腐败颓废的美感——
HBO 美剧《罗马》中埃及艳后的 24 人抬的小房子一般的巨型轿子，这种应该算作移动行宫了，上面甚至有席梦思大床，可以供磕了药的埃及艳后开银趴。 虽然早期的希腊罗马文明相比于腐朽的埃及西亚可以称得上“刚健质朴”，但是俗话说“近墨者黑”。整日和晚期埃及这种费拉国家厮混在一起，“铁血纯汉子”的拉丁罗马也难免沾染腐败的习气——
轿子，在罗马的拉丁语中被称为 lectica，是一种从晚期共和国开始在富人群体中流行的交通工具，几乎可以确定由埃及流传入罗马。最下图是一幅 1890 年的版画，描述一位罗马元老的惬意人生——乘坐在一顶埃及式的雕梁画栋的四人轿子中，在花园中乘凉。 HBO《罗马》名场面——屋大维的首席谋臣梅塞纳斯于自己的豪华 8 人抬轿子里会见凯撒的前任管家波斯卡。波斯卡指责这样的“密谋”为何用这么显眼的轿子，梅塞纳斯不以为然地说道——“这已经是我最简朴的一顶轿子了。” 剧中梅塞纳斯使用这种豪华大轿是非常贴合这位“花花阔少”的人设的，这位奥古斯都皇帝的首席谋臣，罗马的张良，是一位出身于骑士阶级（罗马的第二阶级，次于元老阶级）的阔公子。而且，这位阔公子向来是以生活奢靡著称——
盖乌斯.梅塞纳斯，这位以足智多谋闻名的罗马张良是以生活奢靡著称的。他的豪宅“梅塞纳斯花园”是一座波斯皇宫风格的流水别墅，是罗马城中最豪华的几座贵族花园之一。在克劳狄王朝末期，崇尚简朴复古的斯多葛派学者对于“梅塞纳斯花园”多有非议，认为这座东方风格的流水别墅象征着颓废和娘化。 严格来说，这种在罗马贵族中日渐风靡的奢靡腐败的西亚 / 埃及贵族式生活风尚的始作俑者并非是梅塞纳斯，而是罗马执政官卢库鲁斯。这位名将执政官领导了公元前 70 年前后的一系列对本都和亚美尼亚帝国的狂胜，得益于这些辉煌胜利，这位执政官将劫掠的本都和亚美尼亚的大量国库财富转为自己私产，从而在罗马城和拉丁半岛兴建了一系列东方奢华风格的豪华庄园别墅。
上图：公元前 70 年左右鼎盛时代的亚美尼亚帝国的核心领土和附庸范围；下图：战棋游戏《荣耀战场 2》模拟的公元前 69 年罗马对鼎盛亚美尼亚帝国的提格拉诺塞塔会战。 在公元前 69 年的提格拉诺塞塔会战中，罗马执政官卢库鲁斯率领 3 个不满员的罗马军团配合一些当地附庸军，总计估计不超过 4 万人，对提格拉内斯二世皇帝率领的亚美尼亚帝国大概 8-10 万左右的大军（其中大概有数千具装骑兵）打出了一场史诗大捷。几乎一战就将鼎盛的亚美尼亚灭国。其中主要原因除了马略募兵改革后的晚期罗马共和国军队高度职业化，军威强劲，另外一个主要因素是亚美尼亚是一个主体民族人口很弱势，各民族高度分封自治，短时间膨胀的多民族气球帝国——其尚未来得及整合被征服的区域，帝国的核心主力就在会战中轻易送掉，多民族帝国的整合也就戛然而止。
公元前 69 年提格拉诺塞塔会战结束后，卢库鲁斯率军进入亚美尼亚帝国的首都提格拉诺塞塔，并抢掠了亚美尼亚国库的 8000 塔兰特白银（大概相当于 560 万两白银）。这几百万两白银的相当一部分都进了卢库鲁斯个人腰包。在东方转了一圈，执政官卢库鲁斯长了见识，腰包也鼓鼓囊囊，这可以解释卢库鲁斯为何有财力率先在罗马修建奢华的东方帝王风格别墅庄园。
加拿大模型艺术家复原作品的不同角度视图：执政官卢库鲁斯掠夺东方财富后在罗马市中心修建的豪华别墅，著名的卢库鲁斯庄园，占地广大，壮丽奢靡的好似皇宫一般。 执政官卢库鲁斯的豪华庄园甚至还拥有海水护城河和海水鱼塘，用以养殖海鱼。因为生活的放纵奢靡，同僚庞培讥讽卢库鲁斯为“穿着托加袍的薛西斯”（即公元前 5 世纪入侵希腊的波斯皇帝）。
总的来说，罗马对埃及和西亚的征服战争不仅为罗马帝国带来了巨大财富，募兵制下军阀寡头掠夺的财富也使得罗马贫富差距急剧增加，而这些军阀寡头又将埃及和西亚专制君主的腐朽奢靡的腐烂生活方式带入了“刚健质朴”的罗马。 自此之后，早期城邦共和国的公民主义和平等主义日渐消失了，生活奢侈腐败的军头们则主导了之后的审美情趣、生活风潮以及历史走向。以上这些情况也同样发生在马其顿对波斯的征服战争中。
2004 年的美国电影《亚历山大大帝》，虽然这部电影评分不高，不过在服化道以及战争还原上甚至超越了绝大部分纪录片。其战争场面被历史学家称赞为“所有电影中最准确，最为还原史实”。征服波斯让马其顿一夜暴富，但是奢靡的波斯贵族生活方式也让尚武的马其顿军人迷失在温柔乡之中。 古中国的轿子 武德充沛的早期中国（先秦至唐）
至少在秦汉乃至更古老的时代，由于大量待开垦的土地可供种植（仅仅一个华北平原面积就达到了 31 万平方千米，可能相当于 15 个古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平原，这里还不谈长江中下游平原、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和太原盆地等），中国的人力远不至于像已经进入马尔萨斯陷阱的埃及西亚这般“内卷”和“过剩”。早期的中国贵族交通工具尚以马车为主——
始皇陵中发掘出的 4 匹马拉的青铜驷车，先秦和秦汉时期，这是中国贵族主要的交通工具。 大秦土崩后，惨烈的总体战使得华夏生灵涂炭，而百废待兴建立起的西汉王朝甚至连皇帝刘邦都找不到四匹同色调可以用来拉车的骏马——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说的是百废待兴的西汉王朝，皇帝出行找不到四匹同色的骏马，而高官很多被迫乘坐牛车，而老百姓家中则无除口粮以外的存粮。
出土文物：南北朝时期北齐的青铜牛车。牛车在骏马稀少的西汉早期以及由于穷兵黩武，骏马都“被迫从军”的南北朝都非常时髦。 除了马车和牛车以外，还有一种人力輓车，这种车一般不用来拉人，而是用于贫苦的买不起牛马的徭役征夫 / 戍卒运送物资长途人力转输之用。正如《淮南子》中所言——
（秦二世皇帝）發閭左之戍，收太平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 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
现代打灰佬使用的斜斗推车和古中国人民的徭役輓车其实是类似的东西，顶多有了些工业革命后的新奇部件——滚珠轴承、钢丝轮辐、橡胶车胎。但是内核都是类似的。这些徭役輓车一般只用来拖运“打灰”物资，并不用来运人。 事实上，这种人力輓车就是后来“辇”的由来。“辇 nian”，原意即人力车，这个字也很形象，两个“民夫”拉着一台车。
大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罗马已经行将灭亡之际，中国才出现了一些最早期的轿子雏形——
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名画《女史箴图》中的一幕“班婕妤辞辇”。这说的是西汉末年班婕妤劝诫汉成帝的典故——汉成帝劝班婕妤陪自己一起乘车游乐，班婕妤正色道：“贤明的君主的车旁都是伊尹周公等宰辅之臣，而只有桀纣之流的昏君才会坐车时“美人在侍””。 虽然这幅画阐述的是西汉末年的故事，但是这幅画画作的年代其实是公元 4 世纪后期，所以描述的是那个年代东晋贵族游宴时的景象。而在班婕妤所处的年代，汉成帝邀请她上车的应该是一辆马车或者人力轮车。 我们可以看看稍晚时代北魏时期同样背景故事的“班婕妤辞辇”画作——
大概公元 484 年前后，北魏大臣司马金龙墓壁画中体现的“班婕妤辞辇”画作。这幅画中体现的南北朝时期贵族出行的“御辇”其实已经比较奢华了，有遮阳顶棚，还有四个扛轿子的轿夫。 在南北朝时期，此时的“辇”已经脱离了原本的意思，开始泛指一切人力运人工具，尤其是人抬肩扛的轿子。下面我们看看另外一顶非常早期的轿子——
唐朝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陈宣帝陈顼，有几名随从轿夫抬着出行。这位的轿子有点像一个桌子，其实就是人力抬起来的“榻”。早期中国的轿子应该就是从“榻”发展而来的，而贵族则盘腿或者跪坐在榻之上。 这种人力抬起的卧榻形式的“辇”到唐朝时期演化成更简化的版本——
公元 640 年前后的唐朝名画，阎立本的《步辇图》，描述的是李世民接待吐蕃国师禄东赞的故事，左起第二位秃顶者是禄东赞，也就是吐蕃名将论钦陵的爹。李世民的“御辇”非常小巧，其实就是一个上面铺了软布的榻，几个宫女就可以抬起来。 这种“辇”是一种非常不正式的贵族出行工具，而更贴合周礼的皇帝专车的学名叫做“辂 lu”。
周礼中的天子五辂，以上是明朝的五辂。从东汉到晚清，这些“辂”的制式基本没有变化。这些“辂”是由 6 匹马拖曳的重型两轮马车，用于皇帝的正式出行。其中，“玉辂”是最高等级的“辂”，由青玉装饰，接下来依次是黄金装饰的“金辂”，象牙装饰的“象辂”，皮革装饰的“革辂”以及木头上漆的“木辂”。 自北宋以来历朝历代的“辂”，从上至下分别是北宋《大驾卤簿图》、南宋《卤簿玉辂图》、明朝《出警入跸图》和清朝《大驾卤簿图》。这些最高规格的重型两轮马车历朝历代从规格上没有什么区别，顶多从明朝开始由 6 匹马改为一头大象拖曳。 但是，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没有橡胶轮胎，没有弹簧悬挂，刚性悬挂的辂乘坐起来与舒适是不沾边的 。
所以，天生身体羸弱，所以青睐于“轻出行”的唐高宗李治大力推行“以轿代辂”——
自高宗不喜乘辂，每有大礼，则御辇以来往 。爰洎则天以后，遂以为常。自此行幸及郊祀等事，无远近，皆骑于仪卫之内 。其五辂及腰舆之属，但陈于卤簿而已。
说的是身子骨羸弱的唐高宗每次有重要的国务礼仪，都是由人抬着上会场，这种惯例一直流传到武则天和唐中宗时代。
不过，这种“以轿代辂”的费拉化风潮在唐朝并没有风靡多久，就因为“以人代畜，不合礼制”被废止了。而到了“武德充沛”的唐玄宗李隆基时代，这位皇帝爱好骑马，所以每次国务礼仪也摒弃轿子和辂不用，骑马来回——
唐朝画家张萱的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最右侧那个女扮男装的双下巴胖妹妹就是李隆基的“小三”，杨玉环的妹妹虢国夫人。李隆基喜好骑马，他的妹子也都有样学样。在李渊李世民时期，女俑体格都比较苗条；而李隆基可能真的非常喜欢这种卡戴珊身材的胖妹妹，特别是李隆基以后，唐朝女俑的体格直线攀升。 上图，骑着高头大马，带着猎豹和猞猁出猎的唐朝贵族胖妹们；下图，王可伟油画《马球》。初唐到盛唐的贵族胖妹们武德充沛，和后世的汉人小脚女人完全不是一个画风。 事实上，哪怕到了晚唐年代，各种节度使夫人也一样的武德充沛，我们看看张议潮的夫人宋氏的出行图——
敦煌壁画《张议潮夫人宋氏出行图》。你以为坐在人力辇车里的是宋氏？其实骑着高头大马在人群中央的才是宋氏。 日渐费拉化的晚期中国（宋至清）
宋以后轿子在中国的日趋泛滥最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日趋内卷——
自秦汉至明清，就是个华北平原经济不断崩坏，中国经济人口不断南移的过程。到了明朝中期，小小的长江三角洲平原可能养育了中国 40%以上的人口。 到了元明时期，江南的内卷化农业生产已经退化到大量使用人力代替牲畜耕地 ——
曲辕犁，又叫“江东犁”，是一种仅使用一头牛就能拉动的轻型犁。这种犁相比于原先的直犁大大减少了回旋半径，可以在更小块的土地上作业。不过很显然，这种晚唐发明的轻型犁仍然需要牛力，这对于人地矛盾愈发尖锐的中晚明仍然是大大过剩了。 到了晚明时期，人口过剩严重的江南已经普及了人力耕田，这是“僧多粥少，人多地寡”的无奈之举——
晚明的大学者宋应星就是人力耕田的推崇者，他在《天工开物》中大力介绍和推广了江南人力耕田的方法。 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藉牛力 。愚见贫农之家，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
明朝江南代替曲辕犁的是一种人力铁搭——
人力铁搭是一种由朝鲜民族发明的人力耕种工具，用以内卷严重的多山朝鲜半岛地形。这种原始的耕种工具大概在宋朝时期反向输入中国，用以在人地矛盾愈发突出的南方代替牛耕。猪八戒的九齿钉耙就是从人力铁搭中衍生而来。 人力铁搭耕种的效率并不低，根据上海地区的明朝史料《松江府志》记载——
“每人日可一亩、率十人当一牛。”
也就是说，10 个壮年男子的劳动效率可以抵得上一头耕牛。在实践中，一般采用数个家庭协同劳作，互相助力的方式，这样每户 3-4 个壮年劳力，3 个左右的江南家庭就能抵得上一头牛力。
正如元朝农学家王祯在《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农器图谱集之三·铁搭》中所言的那般——
“尝见数家为朋，工力相助，日可厮地数亩 。江南地少土润，多有此等人力 ，犹北方山田攫户也。”
虽然人力铁搭的耕种效率并不低，但是我们要铭记的是——人力铁搭的工作效率是依赖于无脑堆人力的精耕细作才得以达成。
自宋朝以来，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已经跌破了 10 亩大关。这导致了晚明至清朝的普遍贫穷和饥饿。 与人地矛盾突出相对的是，自中唐以后，均田制就被废止，之后的《两税法》的税基从按户丁口收税转变为按财产田亩收税，实质上默许了土地的自由流转。
在尖锐的人地矛盾和自由买卖流转土地的双重刺激之下，虽然屡有大儒反对“以人代畜”，但是随着“农民工”的进城，轿子还是不以少数人意志为转移地在宋朝全面铺开——
北宋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的“梦华东京”就随处可见轿子。这种交通工具在唐朝尚只是一件皇室和大贵族专属的短程运输工具，尚没有轿厢。而到了北宋中后期，轿子已经演变为我们熟知的模样，并开始在市井中普及。 当然，在北宋宫廷中，这种“以人代畜”的交通工具一直有很大非议，甚至到北宋后期宋哲宗时期，这位皇帝还三令五申，要求“禁京师人士舆轿”。只对年老体弱的四朝元老司马光一人特批乘轿，但是司马光也同样以“未敢以人代畜”为由谢绝了宋哲宗的美意。
在明朝开国初年，锐意进取的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扭转自中晚唐以来日渐费拉化的生活习气，颁布了一条行政律令，这条律令是这样规定轿子这种乘舆工具的——
“妇女许坐轿，官民老疾者亦得乘之；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 ；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 ”
翻译一下，就是大明朝的文官，如果要乘坐轿子，需要是“老疾者”，就是年老体衰者才能特批。
而为了避免武将勋贵费拉化，保持他们的尚武精神，朱元璋还补充规定：明朝那些武官以及勋贵，无论年纪大小，一律不得乘轿。如果有违规乘轿或者擅自用八人抬大型轿子的，一律直接报告皇帝。
按照这项律令规定，大明朝只有皇帝特许使用 16 人抬的巨型轿子。
但是事实上，这条律令只有在朱元璋在位时期得到了严格的执行，之后就日趋变成白纸一张。各级官员对规定熟视无睹，随意逾矩乘坐八人抬轿子，甚至到万历皇帝年间，大明朝还出现了一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32 人抬巨型轿子——
复原的大明朝 32 人抬超巨型轿子，比埃及法老和埃及艳后的 24 人轿子还要离谱。晚期的中国已经日趋向古埃及靠拢。 这顶 32 人的移动行宫属于大名鼎鼎的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我们可以看看史料记载——
“前为重轩，后为寝室，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各一童子立。凡用卒三十二 舁之”。
所谓孤证不立，无独有偶，同样的明朝史料也记载了张居正的巨型轿子——
“可以贮童奴，设屏榻者，江陵甚喜”
张居正的这顶巨型轿子里面有屏风和卧榻，屏风将轿子分隔成两个部分，后面为寝室，前部为待客厅，轿子内还有两名侍童。
这顶 32 人抬的巨型房车型轿子出行时非常兴师动众，在张居正乘坐巨型轿子回乡丁忧期间，沿途的官员都要来讨好这位大明内阁首辅——
“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
严格来说，如此巨大的轿子已经堪称是移动房车了。只能说，明朝官僚的奢靡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张太岳总的来说可以称得上是晚明的擎天一柱。不过人是多面的，与罗马执政官卢库鲁斯类似，这位大明实际上的宰辅也同样以生活奢靡著称。戚继光就经常以各种理由向这位内阁首辅行贿，而张居正则来者不拒。 到了清朝时期，随着与汉人官僚的妥协，满清对于官僚轿子的形制又做了补充规定——
满族京官，不分文武一律乘马、不许坐轿，只有经过特许才可以乘轿。
汉族文官可以乘轿，一二品京官只准坐四人抬的轿子，出京巡视才可坐八抬大轿。三品以下京官只准坐二人抬的小轿，出京巡视才可坐四抬轿。一二品地方大员如总督、巡抚，准坐八抬大轿，三品以下官员就只能坐四抬轿。
满族官员不准乘轿，只准骑马，这个也好理解。毕竟满清以骑射立国，为了加强自身统治力，肯定要保持满洲上层阶级的尚武精神；
而汉人官僚乘坐轿子，不过满洲人本来就乐于见到汉人的费拉化，而且这项规定参考《大明律》，对于不同等级官僚的轿子标准也做了限制规定。
电影《末代皇帝》中动用的满清文物——清朝皇帝的 16 人御辇。这种轻便的辇似乎没必要用 16 人才能抬，之所以用 16 个人，其实是基于封建等级制度。因为既然钦差和总督使用八抬大轿，那皇帝自然要使用更上一级的 16 人御辇了。 清宫剧中的辇。明清的小脚妃嫔出行基本都乘辇，而不同等级的妃嫔使用的辇的等级也都各有参差。 事实上，和明朝一样，清朝的律令同样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到了乾隆朝，哪怕像福康安这种级别的大将出征在外都是必备轿子，完全不把大清律放在眼里。
到了农耕经济内卷日趋严重，工业化进程缓慢，人均耕地面积甚至跌破 5 亩大关的晚清以及民国，中国轿子的内卷达到了极致——
画家张孝友的《南乡旧梦》。画家于 1935 年出生于民国上海。由于民国政府的工业化进程极度缓慢，他笔下的民国江南水乡与南宋 / 元朝至清的江南水乡并没有什么区别。这种富庶的江南水乡是由大量失地脱产农民堆砌而成的繁荣泡沫。 上图，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台宁波的“万工轿”，顾名思义，这台奢华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轿子的制造工时超过了 1 万天，大概需要 30 名工匠 1 年时间才能制造完毕。下图，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顶晚清的点翠万工轿，这顶万工轿使用宋明皇后凤冠同款的点翠工艺，需要杀死至少上万只翠鸟才能制成。 事实上，由于这些清末民国的“万工轿”造价极其昂贵。这些花轿的常规用法和今日婚礼的劳斯莱斯婚车是一致的，都是由租车公司购买，然后出租给需要结婚的豪门贵妇们。
晚清至民国的“万工花轿”是由大量手工艺人和脱产工人堆砌而成的奢靡奇观，也是轿子这种自古埃及就出现的人力交通工具演化到极致之后的产物。到了古中国的末路明清王朝，经济的内卷和人力的低贱，做出来的轿子让古埃及的法老以及罗马的大奴隶主卢库鲁斯、梅塞纳斯也要自愧不如。
之所以违反礼制的轿子屡禁不止，到了明清更是升堂入室，逐渐成为皇帝乃至官僚富户的出行必备工具。主要原因如下——
真香定律：古代的道路缺乏硬化，马车又缺乏悬挂系统，其实乘坐是非常难受的。而轿子使用半月板和脊柱悬挂，则相对舒适平稳的多。所以“道理是死的，人是活的”，孔孟怎么说是孔孟的事情，反正当官和赚钱就是为了享受，怎么能不乘轿子？
明清士大夫：我读了一辈子书就不能享受享受吗？昆曲班子给我舞起来！
士大夫的人口红利：随着晚唐以来的土地自由流转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大量的失地农民进入城市讨生活，这使得人力空前地便宜。而士大夫和富人阶级便捷舒适出行的需求遇上人口红利，轿子的普及也就不再有任何障碍。纵使有“腐儒”坚持“不能以人代畜”，他的同僚们也往往一笑了之。
大明翰林院学士，松江籍进士张维为：我大明不走西方大航海的邪路，是因为我们大明的人口红利遥遥领先。 近代欧洲的轿子和马车
在介绍欧洲的轿子和马车前，首先谈谈中国的巨型马车——
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型的马车出现在隋唐时期的中古中国，这就是隋炀帝杨广的观风行殿——
上图：复原的观风行殿；下图：《镖人》漫画中夸张版本的观风行殿。不过这些复原都将观风行殿复原成一座宫殿般的单体马车，这是不对的。如果真的有这种移动的宫殿，没有内燃机，很难想象仅凭畜力要如何拉动这种火车大小的车辆。 《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隋炀帝的观风行殿的——
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历云中，溯金河。时天下承平，百物丰实，甲士五十馀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离合为之，下施轮轴 ，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胡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
这里面的行城，应该是模块化的行营宫殿，由车马装载，并就地现搭。而观风行殿，按照离合为之的记载，应该是一种模块化的组合式马车 ，在隋炀帝一声令下时由 N 座马车拼成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可以容纳数百人；并在需要时由马车拖曳各部分各自离开。这样就避免了单体宫殿过重，马匹无法拖曳的弊端。
15 世纪早期的西欧胡斯车堡。隋炀帝的观风行殿应该是这玩意的无敌奢华 promax plus 版本，由可能上百台甚至数百台马车组合而成。 自西罗马灭亡以后，由于日耳曼部落演化出的原始国家的生产力落后以及人力的极度不足，人力轿子基本从西欧消失了。在中世纪，西欧能够见到的人力轿子主要是在教皇国供教皇使用的圣轿——
教皇出行一般都乘坐轿子，这是一种古罗马遗风。下图为教皇利奥十三世的轿子，这位教皇于 1878-1903 年在位。这位工人出身的教皇是一位著名的左派教皇。 不过，由于生产力落后的因素，同时中世纪西欧的庄园经济也将大量的劳动力束缚在贵族庄园中，从而并没有唐宋之变后那么多的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者，轿子在黑暗时代以及中世纪的西欧非常非常罕见。几乎是教皇个人独属的交通工具。
大概在大航海的殖民时代，西欧的殖民者才从东南亚和美洲的殖民地见识到了“轿子”这种来自异域的新奇物件——
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兼爱尔兰国王亨利八世（1509-1547 年在位）可能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位乘坐轿子的英国国王。这位以肥壮著称的国王，由于严重的糖尿病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无法行走，只能由 4 名身强力壮的轿夫抬着走路。 某种意义上来说，亨利八世和李世民、李治乘坐轿子的原因都是一致的——长期的糖尿病、痛风，严重的毛囊炎 （疖子）和坏血症折磨下，已经没有办法忍受轻微的振动，也没有办法乘坐其他交通工具。 这样看来，他们这些统治者“以人代畜”倒算尚能谅解，情有可原。
除了李世民、李治和亨利八世，另一位晚年因为病痛不得不“以人代畜”的著名人物是美国国父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晚年由于严重的痛风无法出行，被迫使用 4 名囚犯扛着轿子抬着富兰克林参加制宪会议。 大概在 1615 年，"Sedan Chair"或者"Litter"这个单词正式被指代为“轿子”，到 17-18 世纪，英国的轿子开始流行——
上图：公元 1775 年的一顶英国 4 人抬王室御轿，属于 1761-1818 年在位的英国夏洛蒂王后。下图：19 世纪一名英国贵妇出行，使用的一顶洛可可风格的豪华两人轿。 轿子能成为英国为代表的殖民帝国的上流阶级贵妇青睐的交通工具不是没有原因的。这种交通工具非常舒适，使得贵族妇女们免于在肮脏的遍地马粪的前工业时代道路上步行，把自己的盛装都弄脏；而且可以优雅地穿行在马车无法抵达的小巷之中。
事实上，到 17 世纪以后，英国的大城市都可以租用轿子出行，每辆轿子都有编号，宛如今日的出租车和网约车一般。同样的“公轿”还大量出现在明清时期的中国。
不过，大概到19 世纪工业革命以后，随着铺装道路的诞生以及推广，以及现代悬挂系统引入马车，马车的舒适度很快大幅度提高，英国的轿子便受到同一生态位的哈克尼马车的重创 ，并在 19 世纪中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1900 年前后的伦敦老照片，这种黑色的哈克尼马车就是马车形态的出租车 / 网约车。随着工业革命后铺装道路的推广以及金属辐轮和弹簧悬架等利于舒适度的部件一一引入，舒适度类似而速度和载重量更快更大的马车很快在竞争中将同一生态位的轿子打的找不着北。 在进击的单马拖曳的轻型哈克尼马车面前，英国的轿子节节落败。大概在公元 1800 年前后，格拉斯哥还有 27 顶公轿可供租赁，而到了 1828 年，全市的公轿就只剩 10 顶了。
事实上，之所以到晚清时期，在中国，马车完全竞争不过轿子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来自于缺乏硬化路面的恶劣交通环境——
1901 年美国摄影师伯顿.福尔摩斯拍摄的北京城。这座巨大的前工业化城市以极其肮脏闻名，伯顿.福尔摩斯抱怨晚清的北京“不是陷入泥浆的海洋，就是被埋在了黄沙的撒哈拉里”。在这种恶劣的交通条件下，缺乏工业化轴承、橡胶轮胎和弹簧悬挂的前工业化时代马车的乘坐体验是非常可怕的。 总的来说，轿子只是不太正式的出行工具。这一点欧洲和中国是类似的，更符合礼仪的重要庆典上使用的一般都是马车。与中国皇帝的两轮重型马车“辂”类似，殖民时代以来的欧洲国王 / 女王也有自己的四轮“辂”。这些“辂”在英语中被称为“State Coach 国家马车”——
如果说晚清民国浙江的万工轿是轿子的极致，那么雕梁画栋的国家马车就是马车的极致。图为最早的英国国家马车，1698 年完工的“议长国家马车”。这台国家马车经历了 300 多年的春秋，在 2005 年才最终退役。小轮是前轮转向轮。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皇帝同样是有自己的四轮大马车的，我们可以参考明朝画作《出警入跸图》——
《出警入跸图》中万历皇帝随行车驾中的一辆小型宫殿形式的四轮重型马车。不过，中国的四轮马车并不实用，一般只用来直线点对点运货，因为中国的四轮马车没有点出转向架科技，没有办法灵活转向。 在 1698 年的议长国家马车之外，还有 2 顶目前尚在服役的英国最高规格的皇室国家马车——
上图是 1757 年完工的“伦敦市长国家马车”，下图是 1762 年完工的“黄金国家马车”。这些金光闪闪的国家马车是由椴木制造，并在所有裸露表面贴上金箔。配合上面搜罗的艺术品，整辆马车都金光闪闪，烨然若神。 这三辆金光闪闪的国家马车对应的是中国皇帝青玉和深青色帷幔装饰的“玉辂”，用于最高等级的大型国务典礼。
这些椴木制造，金箔装饰的国家马车都非常庞大笨重。最大的“黄金国家马车”重达 4 吨，需要由 8 匹重型挽马才能缓缓拖曳，而且由于马车自重过大，也只能缓慢步行拖曳——当然了，其实理论上殖民了印度的英国人可以学学明清的中国皇帝，用亚洲象来拖曳车辆。
2023 年的查尔斯国王的加冕典礼动用的“黄金国家马车”，这张照片可以清晰地体现这辆马车由 8 匹挽马拖曳。这座 18 世纪鼎盛大英帝国时完工的最高等级英国马车有很多象征意义，比如三位装饰天使象征着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神圣同盟；而随处可见的海神装饰则象征着英国的海洋霸权。 不过，由于三顶马车都是前工业化时代的遗产，还没有来得及应用各色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比如暖气、空调和液压悬挂，这三顶马车都是以乘坐体验恶劣闻名的 。我们看看历代英国国王吐槽这些马车的乘坐体验——
“就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折腾”——前海军军官，英国国王威廉四世（1830-1837 年在位）；
“令人痛苦的振荡”——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 年在位）；
“乘坐黄金国家马车的加冕典礼是我一生中最不舒服的旅程之一”——乔治六世国王（1936-1952 年在位）；
“乘坐体验可怕而且不舒适”——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老太太大家很熟悉了，1953-2022 年在位）。
在 1953 年加冕典礼“勉为其难”地乘坐了黄金国家马车后，之后的老太太屡次拒绝了在重要典礼上再次乘坐黄金国家马车的要求。 在“议长国家马车”、“伦敦市长国家马车”以及“黄金国家马车”以下，还有几辆相对没那么正式的国家马车，用于较低等级的典礼。正如中国“玉辂”以下的“金辂”、“象辂”、“革辂”和“木辂”一样，等级参差有异，用于不同等级的典礼。
比如这辆“爱尔兰国家马车”，是 19 世纪爱尔兰上贡给维多利亚女王的，只用四马就可以拖曳。这是 2009 年爱尔兰国家马车载着老太太参加议会立法会议开幕典礼。 上两图是 1902 年完工的英国国家帐篷马车 State Landau，是全世界最豪华最大的敞篷马车。下图是奔驰 G 系列最豪华奢侈昂贵的版本：迈巴赫 G650 Landaulet 敞篷越野车。 Landaulet 这个词就来源于皇室敞篷马车。 西方的顶级车辆很多风格来源于贵族马车，比如劳斯莱斯的对开式车门和随车携带的雨伞（本意是贵族马车侍者为贵族女性下车遮挡防走光），再比如各种 Landaulet 敞篷车，就是对敞篷马车的模仿。
最新的两台英国国家马车：上图是 1988 年完工的澳大利亚国家马车，是澳大利亚献给女王的礼物，使用铝制车体，配有电动车窗和液压悬挂，还贴心地为女王准备了供暖设备。下图是 2010 年完工的钻石禧年国家马车，用于 2012 年的老太太 60 周年加冕庆典，同样是铝制车体，不仅有供暖设备，还配备了空调。 无独有偶，奢华的装饰着金箔的国家马车并不是英国皇室独有的典礼用交通工具。比如以下这座 1735 年完工的神圣罗马帝国“帝国马车”，跟英国的“黄金国家马车”豪华庞大程度一致——
巴洛克风格的帝国马车，由 8 匹骏马拖曳，全车整备重量高达 4 吨。与英国黄金国家马车同样，这台马车也使用椴木制造，并装饰有金箔。 这座马车非常的战锤 40K 风格，或者说，战锤 40K 风格本身就是对 18 世纪盛行的巴洛克艺术的致敬。由大象一般大小的龙马拖曳的这种马车的玄幻放大版很适合用于帝皇或者基里曼等人类帝国大人物的出行。
1898 年完工的 8 马拖曳的荷兰王室“黄金马车”，同理于英国“黄金国家马车”和神罗的“帝国马车”。 巴伐利亚国王、施瓦本公爵路德维希二世的盛装国家马车，1870 年完工。 除了世俗统治者的国家马车，以富有闻名于世的欧洲教会也有自己非常奢靡庞大的教会马车——
1826 年为教皇利奥十二世打造的盛装马车——“柏林盛装舞会”。教会的马车一般涂成大红色。 神圣罗马帝国捷克奥洛穆茨主教区红衣主教的盛装马车，重达 3 吨，1764 年完工。 总结
自大航海和殖民时代以降，至 20 世纪下半叶日本和 21 世纪中国崛起之前，欧洲已经无可阻挡地成为人类科技和生产力最高的地区，而包含埃及、西亚、中亚、印度乃至中国这些“农耕老贵族”们在西欧崛起的时代都走向了衰落。
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除西欧以外地区都陷入了一种内卷式经济的泥潭之中——
人地矛盾尖锐，使得淘汰畜力堆砌人力，愈发地精耕细作；而这样的精耕细作带来了更多的人口，进一步加深了人地矛盾。这使得自晚唐以来的中国为代表的农耕文明陷入了一种下降螺旋之中。某种意义上来说，宋朝以来愈发流行的人力轿子就是这种陷入滑落螺旋的经济模式的注解。
在先秦秦汉乃至隋唐时期，中国可能是全世界马车保有量最多的国家，甚至可能没有之一。而到了 17-18 世纪以来，哪怕是中国那些大象拖曳的皇室两轮“象车”相比于西方的超豪华版马车也要相形见绌了。随着铺装道路的推广和弹簧悬挂等部件的引入，西欧在 19 世纪出行工具上居然开始“逆内卷”，用马车全面取代了轿子，同时代已经深陷马尔萨斯陷阱的中国简直难以想象。
这亦可管中窥豹中国将被崛起的西欧越甩越远，直到 1840 年之后西洋“蛮夷”靠着坚船利炮强行叩关，将天朝上国的骄傲和迷梦一并扯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