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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仍是衡量社会进步的良好标准

贾尔斯:且不说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完美的衡量标准,许多人批评GDP作为衡量标准不完美的证据也不堪一击。

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 1968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把矛头对准了美国经济数据。他说,国内生产总值(GDP)计入了污染、香烟广告、门锁和破坏森林等一系列社会罪恶,却没有计入社会中那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诗歌的优美或婚姻的稳固。肯尼迪说:“它衡量了一切……除了那些让生活值得过的东西;它能告诉我们有关美国的一切,除了我们为何要为自己是美国人而骄傲。”

虽然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竞选演讲中的这一小段话,但这段话现在已经成为许多不同竞选团体的战斗口号。

一些竞选团体宣称,国民生产总值(GNP)或GDP——在一国境内这两个概念相同——衡量的东西是错的,因为它们给一个经济体中人们生产和购买的商品和服务赋予了价值。阐释有关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学价值的《达斯古普塔报告》(Dasgupta Review)本周表示,GDP“完全不适合……识别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些人表示,由于这一数据立于经济统计学的顶峰,政府和社会对它过于重视。也就是说,“被纳入衡量指标的才重要”。

许多人认为这两种批评都有道理。撇开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公认的衡量社会进步的单一标准不谈,这两种批评是否站得住脚也存在问题。

就业很重要,工资也很重要。两者相乘所得的数字占据了GDP的大部分。这一数字也是政府税收的来源,是政府支付其他重要事项(如新冠疫苗和老年人护理)的资金来源。

当然,每个人对记者、税务律师或性工作者的相对价值都有自己的看法,但GDP之美在于它只是将所有人的收入相加,允许人们讨论得到的结果在道德上是对还是错。它不会给出明确的观点。

过去十年告诉我们,GDP是衡量社会价值观的合理指标。想象一下,如果一群经济学家2020年初来到地球,不得不用GDP衡量这个世界的幸福指数。他们会注意到自2008年以来全球GDP增长放缓,中国的GDP于2014年超过美国。他们会据此判断这两个世界超级经济大国整体不和、存在冲突。他们的判断会是正确的。

新冠疫情还告诉我们,我们非常重视有关就业、收入和利润的信息,以至于当GDP统计数据滞后(这种情况非常危险)时,我们会竭力寻找能够说明我们生活水平的实时代理指标。

但GDP是否过于重要了呢?与肯尼迪的论断相反,现有证据表明我们依然关心环境、犯罪、身份和道德。事实上,当GDP与其他问题发生正面冲突时,GDP往往会输。

这种结果通常受到欢迎。如果乔•拜登(Joe Biden)兑现竞选承诺,为美国设定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那么设定了这一目标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例将达到80%。净零排放在短期内会让GDP付出代价。如果全球大部分国家自愿接受这种代价,那么GDP就不再是主导力量。

不好的一面是,最近存在这样的趋势,即糟糕的论点往往压倒对GDP的担忧。拜登强化“买美国货”条款的决定,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贸易战、英国对退欧的痴迷以及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对独立的狂热,这一切都会让GDP付出巨大代价。但它们在国内政治辩论中都已经或正在赢得胜利。

“GDP是一个对决策制定者过于重要的糟糕指标”的说法时不时就会流行起来,而且往往能轻易得到人们的认同。但这种说法的证据不堪一击。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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