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国宝”：山西五台佛光寺。

NYTtravel 新视线特别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任思捷进行约稿，以她的角度讲述五台山佛光寺，为大家展示这座唐代建筑的真容。在此表示特别感谢。

梁思成一行发现佛光寺唐代建筑的消息传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正是 1937 年 7 月 7 日。那天早上，他们刚刚离开佛光寺，前往台怀镇，怀揣着满满的欢喜，却全然想不到华北乃至整个中国的急变。几天后，他们才在途中得知战事爆发，被迫中止调查，折返北平。调查所得的图纸资料，也是历经磨难才得以保全。

战争期间，学社辗转南下，继而西迁，稍稍在昆明落脚，又来到长江之滨的小镇李庄。梁思成关于佛光寺的首篇论文，1941 年才得以在《亚洲》（Asia）杂志发表，应该就是此前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在昆明写成。至于更为详尽的调查报告之发表，则要等到 1944-1945 年在李庄复刊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7 卷。这时虽然世人都觉得战事已有转机，但后方物质条件的匮乏也到了极点。梁思成的《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长文，分载两期手抄油印的《汇刊》。视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时期精美之印刷，今日睹之仍有恍然隔世之感。

这次唐构“发现”的公诸于世，使得佛光寺再度登上了声闻天下的历史舞台。虽然佛寺曾几经兴衰沉浮，也并未曾完全湮灭于历史之中，“发现”或可说是其“再现”的契机。1922 年，日本镰仓光明寺的僧人学者小野玄妙来五台山巡礼、考察，曾到过佛光寺。同年，小野回到日本，在《佛教学杂志》发表的《五台山记》中提到佛光寺在当地仍然声名显赫，寻访毫不费力，“连马夫都知其所在”。

不过，若非有日本遣唐僧人圆仁（793-864）《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指引，小野或许也无从得知那些台怀之外游人罕至的寺庙。出发之前，五台巡礼归来的人们，多言这里的寺庙历经修葺，早已古迹寥寥，劝他不要抱有太大希望。早在 1902 年及 1907 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和德国学者恩斯特· 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就已先后到访过五台山，但他们因止步台怀及诸个台顶，都与南台之外的佛光寺失之交臂。

小野来到佛光寺后，注意到了大殿殿内的三十余尊塑像，推测其为唐代遗存。他随后发表的数篇论文，使得佛光寺的塑像先行进入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视野。因此，艺术史界的学者如玛丽琳·M·丽艾（Marylin M. Rhie），往往将佛光寺研究之始追溯至 1922 年小野的到访；相较之下更加关注建筑和构造的学者古斯塔夫·艾克（Gustav Ecke），则认为 15 年后学社对佛光寺唐构的确认和调查，才是真正“划时代的发现”。

在唐塑、唐构的“发现”及佛光寺的“再现”之前，佛寺命运的另一次转折发生在唐代大中年间。彼时作为“五台五寺”之一的佛光寺，已在武宗（814-846）毁佛期间遭到不可避免冲击，却又因宣宗（810-859）即位，在暗潮汹涌的大中政局之中获得了复兴的契机。

专治此段历史的学者黄楼，近年发表《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爬梳因受党争影响而往往翻云覆雨的史料，披露了宣宗通过宦官夺取帝位，并以阴谋手段谋求正统之争的血雨腥风。宣武两朝前后相继，宣宗却因政治原因而“务反会昌之政”，凡事都想拨乱反正。最为集中表现之一，就是在武宗“会昌灭佛”之后极力推行复佛的宗教政策。佛光寺等五台遭毁之寺，正是在这样的政策春风之中得以恢复。

至于佛光寺大中年间营造活动与战乱的关联，最为直接地反映在佛光寺大殿梁栿底面墨书《祈愿文》之中，较为罕见的、祈求“干戈休息”的字句：

奉为国敬造佛殿柒间，伏愿龙天欢喜，岁稔时康，雨顺风调，干戈休息，十方施主，愿转法轮，法界有情，悉愿成佛。

佛光寺大殿梁栿底面所见其他几段墨书题记，罗列了与大殿修造有关的人物官职与姓氏，反映了这次晚唐重建的背后直接依靠的皇室、高僧、宦官、武将等不同利益团体和关系网络。

先从武将说起。大殿题记中，因有河东节度使郑涓在列，所以题记写成的时间，必然是他在任的 855~856 年（大中九~十年）间，早于殿前石幢上的 857 年（大中十一年）纪年铭文 1~2 年。而这短短 1~2 年之间，河东节度使也已先后更易三人——宣宗历来疑心较重，重视藩镇移代，以免节帅在地方盘踞势力；此外，大中初年以来，西北党项屡屡在河朔地带爆发反叛，河东首当其冲，节帅引咎也与频繁的转任有关。

五台山所在的河东地区，一直以来处在华夷边境，850 年（大中四年），河东节度使王宰因无力控制“杂虏犯边”的局面，被迫转任。李拭接任河东节度使的授命制书中，即称河东道为唐帝国的“北门”。关于五台山历来的重要军事地位，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已有精辟的描述：

五台山、恒山位于太行山脉北段，其逶迤向东，连至燕山，东西横亘于北纬 39°- 40° 地带，为南北交通之阻，亦为中国早期北塞之东段。

李拭任河东节度使的同时，又兼任“招讨党项使”，但也因讨伐不力，很快就被另一位战功卓越的“招讨党项使”李业接替。

据黄楼《唐李业生平事迹述考》，李业发迹与朝内宦官势力干系极深。李业早年活动于京城西北地区——这里自中唐以后，就已被神策军通过散布诸“行营”的触角，牢牢纳入宦官势力的控制之中。因在西北方镇有重大利益，宦官集团积极支持大中初年的党项讨伐。无独有偶，佛光寺大殿题记提到一位地位显赫的“功德主”，便是位居“右军中尉（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的宦官王元宥。

早年因史料匮乏，王元宥出任右军中尉的情况，仅有制书等少数传世史料。得益于近年来其妹及养女墓志的发现，我们得知王元宥自幼被收养入太原王氏族门，其妹更是嫁入了仇氏宦官家族——仇氏虽在武宗时期遭到打压，但因在宣宗夺位事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复归位高权重之列。王元宥能够出任如此位高权重之职，无疑体现了大中年间宦官集团的强大及集团之间政治联姻的力量。

除了宦官、武将之外，在唐代五台山的佛寺营建背景下来看，则能够进一步理解佛光寺大殿题记和殿前石幢铭文之中，提到的两位“佛殿主”——上都送供（使）宁公遇、山门都检校赐紫僧人愿诚——与河东军事政治之间的纠缠。

代宗（726-779）在位时期，不空金刚（705-774）通过在五台山的建造活动，将文殊塑造为护国消灾、保佑战争胜利的神祇，并形成了通过在五台建寺、作法来获得文殊庇佑的传统。五台的文殊信仰逐渐发展成了“护国密教”，而位于北方军事重地的五台山，也摇身一变，成为军事集团求战争胜利之祥兆的灵验圣地。9 世纪初，刘禹锡对五台山的佛教神通、及其受到皇室和军人青睐的地位，有着精辟的概括：“北方之人锐以武力，摄武莫若示现，故言神通者宗清凉山（五台山）”。

宣宗为复兴佛法，亲自指任愿诚为“重兴佛寺山门”的首领僧人，“特许修营佛光一寺”。后来愿诚因为在佛光寺出色的营建活动，还受到了朝廷特赐的紫色袈裟。《宋高僧传》为愿诚所作的传记中，提到了他与某位信奉文殊的“李氏”将领的交情。这位李氏将领（最有可能是 851-852 年间任河东节度使的李业），在平息党项之乱后亲自前来五台朝圣，结交了僧人愿诚。随后，李氏将军便将愿诚的业绩奏禀大唐天子，为愿诚赢得了“山门都检校”等封赏。

由此，五台山佛光寺经历武宗灭佛的劫难之后，之所以能在宣宗治下复兴，可谓借助了皇权、宦官、武将、高僧所构成的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他们在党项乱边、北疆动荡的时期，通过为国祈福、敬造佛殿的事业，共同寄托着对军事胜利的渴望和平息战争的诉求。只是，时过境迁，“大中之治”正是唐朝由粗安转向动荡的关键转折，五台山佛光寺的大中建造活动，最终也未能够拯救李唐于虚幻太平之后相继发生的饥民起义与地方军乱之殇。

2017 年，亦即梁思成先生带领“营造学社调查组”初次探访佛光寺 80 周年之际，60 余年前由梁思成主持创刊的《建筑学报》，在梁林一行抵达佛光寺的 6 月，出版了一期纪念特集，以“发现佛光寺 80 周年”为题，邀请海内外不同学术背景的作者撰文，铭刻这一极富传奇色彩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史事件。

2017 年 4 月的学报组稿座谈会上，王骏阳老师应《建筑学报》主编黄居正先生邀请到场，对佛光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提议也请建筑师们亲临现场，于是便有了第二次实地研讨，还促成了次年 80 周年纪念的“续篇”，即《建筑学报》2018 年 9 月特集“80 年后再看佛光寺——当代建筑师的视角”组稿。

据系列活动的发起人、组织者之一，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丁垚老师介绍，他在 7 月初时，邀请撰稿者前往深圳，在“有方”提供的面向公众的交流平台，把新近的研究进展介绍给大家。丁垚说：“我希望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之中，让更多对此感兴趣的人士，得以了解更多学术圈内的活动。”

丁垚将此看作是他主动选择的一种社会服务的方式，而在各类媒体平台上整体推动佛光寺 80 周年的纪念活动，最终还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历史，作为一种跨越时空的思考，可以给人带来很多力量，也会给当下世界带来更多信心，增加对当下的人的关怀。这对于任何参与的个体都有益处。”

王骏阳在编者按中写道，当下建筑历史研究与建筑设计思想“各自为政”“相互孤立”，而他组织“80 年后再看佛光寺”特集的用意之一，是为了重新审视佛光寺具有的“当代建筑学意义”。如此割裂局面的形成，丁垚说，“一方面而言是因为建筑历史研究的考虑尚且不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建筑设计思想趋于封闭和狭窄。”

就建筑历史研究而言，丁垚认为本身有着太多问题没有解决。因此，不论是对建筑专业的学生，还是从事设计实践的人士，建筑历史就成了枯燥无趣、不愿了解的事情。此外，如今整体氛围，包括媒体出版营造出来的壁垒，导致很多建筑历史的研究与写作将大部分人排除在外。

丁垚回忆道，关注佛光寺的另外一个初衷，可以追溯至 2007 年以来，天津大学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柬埔寨吴哥古迹调查研究项目上的合作。参与吴哥工作期间，因为得以了解和阅读其他学者的研究，改变了看待大型的宗教建筑作品的方式。他认为相比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内建筑学界往往对宗教建筑的深入讨论还远远不够，“即使涉及宗教问题，也多与建筑问题较为隔离，完整性还不够”。

对于大型宗教建筑作品完整设计的认识，随后借由奉国寺的研究得以更进一步。至此，佛光寺的研究就非常必要了——因为它是这条线索上最早的一个“大作品”。丁垚坦言，“本来我们研究佛光寺，主要是从学术问题本身出发的，虽然初始的发现有些偶然，比如是为了观察椽头而注意到了‘七朱八白’，但放到更大的北朝到辽宋时期的佛教建筑的背景看，从奉国寺、独乐寺到佛光寺，也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吧。”

研究对保护的意义，他提到佛光寺就是典型的事例。梁思成一行人注重了佛光寺大殿的唐代艺术的“四美”，这就提供给时代一个共识，这些艺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个人所共有的财富。今天，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对佛光寺有更多更细致和深入的解读，也就是提供给现今的时代更多的财富。而且，这就意味着，与这些新的“财富”相关的种种物质表现，比如大殿所在的唐代陆续建造而成的平台、山崖、树木，本身就是这些财富的一部分，这些就是保护工作的依据和目标。

“对于佛光寺大殿，以及佛光寺，我们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佛光寺不仅仅是一座大殿而已，我们对其了解还远远不够。想要真的了解佛光寺，甚至限于寺庙本身都是不够的。这里仅仅只是一个历史片段。我们需要了解更多——需要了解整个五台山，了解大同，了解辽代、南北朝、宋代等等。我们要继续寻求真相，还要在此过程之中，努力寻找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

不论对于中国建筑历史或其学科历史而言，佛光寺始终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由夏南悉（Nancy S. Steinhardt）等学者几经考察，佛光寺“几乎一经发现，就成了一座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建筑典范（icon）……时至今日，学者们如同当年的梁思成一样，仍然痴迷地关注着这座具有传奇色彩的佛光寺东大殿”（夏南悉，《唐代建筑之“典范”与中国建筑历史的政治性层面》）。

然而，对于聚光灯下的佛光寺，我们所知的确实极少。在最近一部关于佛光寺的专著出版之际，学界前辈柴泽俊先生即在序言之中感慨，“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佛光寺及其东大殿的研究，虽有进展，但是由于条件不备，成就受限……值得进一步勘测研究的项目还很多”（《佛光寺东大殿建筑勘察研究报告》“序二”）。

于此，佛光寺虽被重新发现已有八十余载，但其匾额上所写的“佛光真容禅寺”的真容，仍让掩藏在悠远的岁月中，遗留给世人一些时间的残片去拼凑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