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仍旧存在有三座受力木构完整、有重建纪年、甚至有其他唐代文物附着的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它们均位于山西省境内,其中两座位于我的祖籍地——山西省五台县(忻州地区),另一座位于山西省西南角的芮城县(运城地区)。按照时间先后,它们分别是:山西省五台县阳白乡李家庄村的南禅寺大殿(公元 782 年重建)、山西省芮城县龙泉村广仁王庙龙王殿(公元 831 年建)、山西省五台县豆村镇佛光村佛光寺东大殿(公元 857 年重建)。
南禅寺大殿是一座1953 年发现的唐代木构建筑,它的柱础、立柱、斗栱、梁架均为唐代原物,整体大体是中唐之物,甚至它的西北角方柱很可能是初唐甚至隋朝,在 782 年的重建中被拿来重复利用了。殿内彩塑也是山西省内现存三组唐代寺院彩塑之一(另外两处分别在五台佛光寺东大殿、晋城青莲寺下寺大殿),而且也是一组被后世修缮最少的。
南禅寺大殿的断年依据来自殿内明间西缝平梁的底背,上书:
因旧名旹大唐建中三年岁次壬戌月居戊申丙寅朔庚午日癸未时重修殿法显等谨志
大唐建中三年,也就是公元 782 年,但此墨书题记落款并非“创建”,而是“重修”,但古人对于“修”、“建”的使用还是颇为模糊的,所以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公元 782 年只是南禅寺大殿的重建年份,个中不排除一些木料的制作年份更加古早的可能。
南禅寺大殿在1973 年左右经历了一次柴泽俊先生主持的落架大修,由于当时的文物保护观念是梁思成先生提出的”整旧如旧”,而不是现在流行的“最小程度干预”,所以南禅寺大殿历经元代、清代重修的痕迹便被“抛弃”了,殿内西壁原有的元明时期壁画也被移出。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鸱尾、九脊、屋顶瓦作、门窗均为根据考古成果(敦煌莫高窟 1943 年以来的壁画临摹工作、渤海国上京龙泉府 1964 年中朝联合考古)而来的仿唐之物。
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南禅寺大殿的修缮,是存在一定争议的,不过我倒是不觉得这样的修缮有多么大的问题。毕竟,法不溯及既往,在“最小程度干预”成为考古界的主流认识之前,我们不能追究依旧遵循“整旧如旧”原则的修缮工作者。“整旧如旧”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无法应对不同时代“旧”的累加,会存在究竟以哪个时代的“旧”为准的问题。南禅寺作为一个确定为唐代的木构建筑,且主体结构均为唐代形制,“整旧如旧”到它的主体时代,其实问题也是不大的。
其实对比一下,70 年代修缮之前的南禅寺老照片就能看出,修缮前的南禅寺非常接近芮城广仁王庙龙王殿(唐构)、昔阳离相寺大殿(宋构)的感觉,“骨架”虽是唐宋,外表的“皮肉”却看着非常明清甚至近代。如此这般的样貌,虽然更接近层累的历史原真,但确实很难让人一眼唐风的美学体验。从这个角度来看,私以为,70 年代的南禅寺修缮还是成功的。
在永乐宫西边不远处的芮城县中龙泉村广仁王庙龙王殿,是现存木构建筑中建造年代仅次于南禅寺大殿的存在。比起南禅寺的「真唐结构」+「仿唐外面」,广仁王庙就是「真唐结构」与「明清外面」了,广仁王庙龙王殿并未抛弃「明清为主·后世修缮」的外立面,当然 2014 年 -2015 年的修缮确实更新了一部分无法继续使用的砖瓦,但对于广仁王庙龙王殿整体而言影响不大。
广仁王庙龙王殿的建造年代,并不像南禅寺大殿那么直接,而是依据建筑形制与碑刻题记综合推断的。广仁王庙内存公元 808 年、公元 832 年的两方碑刻,其中的大和六年龙泉记,明确记载了大殿是在大和五年建成的。南禅寺大殿与广仁王庙龙王殿的断年,代表了建筑史学界的两种主流断年方式,梁架墨书题记直接断年法与碑刻文献资料的间接断年法,当然两者都要结合建筑构件的形制比例来分析。
著名的佛光寺东大殿,其实是现存完整唐构中的「老三」,它的唐代彩塑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便被常盘大定、关野贞等日本古建筑学者注意到,不过它的确证为唐则是在 1937 年的 6 月底 7 月初之间,由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四人实地考察、摄影、测绘后确证,并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现南禅寺大殿、广仁王庙龙王殿之前,一度被认为是国内现存唯一唐代木构建筑。
佛光寺东大殿的断年是南禅寺与广仁王庙的折中版,大殿内一根四椽栿的底背有:“上都送供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的墨书题记,与殿前大中十一年经幢上的“佛殿主宁公遇”一致,考虑到中国古代的佛寺供养人题记中,往往以出资额度决定名号,“佛殿主”便是“佛殿建设出资人”的含义,结合东大殿上的若干唐代形制,梁思成先生由此推断佛光寺东大殿是公元 857 年建成。
比起三开间通檐用二柱的南禅寺大殿、五开间通檐用二柱的广仁王庙龙王殿,七开间四椽栿搭前后乳栿用四柱的佛光寺东大殿,无疑是“巨无霸”一般的存在,也是国内现存唯一唐代木构殿堂,现存最大唐代木构建筑也自不待言。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佛光寺东大殿不仅立柱、斗栱、梁架组成的“大木作”受力结构为晚唐时期原作,就是五扇大门、主坛彩塑、部分壁画、柱础石刻、墨书题记都是唐代原物,再加上大殿前的大中十一年经幢与前院的乾符四年经幢,佛光寺东大殿简直就是「唐之集英」,这样的建筑,在号称古建筑大省的我山西,也算是相当罕见的存在,北宋唯有太原晋祠圣母殿、辽代唯有大同华严寺薄迦教藏殿与应县木塔两处、金代唯有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一处、元代便是芮城永乐宫四殿。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佛光寺除了东大殿与两根唐代经幢,还存有一座北魏时期的祖师塔、一座北宋时期的塔幢、一座金代的文殊殿(内有金代文殊菩萨群像、明代五百罗汉壁画)、明代伽蓝殿遗迹文殊殿前的大量碑刻、清代的若干建筑,后山还有多座唐代砖塔。可以说是一个汇集了一千五百年历史全部时代文物的宝地。
佛光寺东大殿距离南禅寺大殿仅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慢走细品两座唐代木构建筑,最好预留足足一天时间。由于南禅寺与佛光寺距离五台山景区(台怀镇)、忻州市区都有一大段距离,如果是住宿太原当天往返的话时间更紧张。推荐自驾前往,还能顺路看看延庆寺、洪福寺、广济寺等台外(五台山核心区域以外)国保单位,当然也可以跟着本鲲的讲学团去。
除了上述三座相对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以外,还有两座从受力结构上看只剩下 50%以下,不足以支撑起完整一座木构建筑的唐代木构建筑留存,它们分别是位于河北省正定县的开元寺钟楼下半层,以及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莫高窟的第 196 窟窟檐。
正定开元寺钟楼的下半层在 1933 年便由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实地考察测绘,并在 1935 年由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刘敦桢、陈明达、赵法参再度实地考察,确认上半层为清代重建,下半层为唐代形制,而且上下两层之间的结构层也多有唐代特征。林徽因的那张在梁架上拍摄的照片便是在此处结构层上由梁思成先生摄影。
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正定开元寺钟楼也被“整旧如旧”,清代的上半层被整体抛弃,改为如今的仿唐样式,上下两层之间的结构层可能受到一定影响。正定开元寺钟楼作为一座双层木构建筑,结构要比南禅寺复杂一些,尤其是在上下两层之间唐、清相混的结构层。所以,同样是在“整旧如旧”的指导下,南禅寺大殿尚可称之为略带瑕疵、比较成功的修缮,开元寺钟楼则是业界普遍认为的修缮教训。所以,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开元寺钟楼,是仿唐上半层与真唐下半层的结合。
敦煌莫高窟是一处以壁画、彩塑驰名于世的石窟寺,不过莫高窟也存有整个甘肃省最为古老、最为密集的木构建筑,那就是第 196 窟晚唐窟檐,第 427、437、444、431 窟宋初窟檐,以及原本位于三危山老君堂的慈氏塔,它们都是需要依托石窟结构或砖石结构方能“成立”的半木构建筑。
莫高窟的第 196 窟窟檐,本来就是一个洞窟的「门面」,算是一座建筑的「四分之一立面」,而且它也仅存立柱、栌枓、一跳华栱与泥道瓜栱,还有部分梁栿,并不像其他四座北宋窟檐那样实现一个立面的完整,可以说是一座连「四分之一」都不到的木构建筑。这座建筑营建于公元 893 年左右,正是索勋担任归义军节度使的时代。
以上便是现在确证无疑的唐代木构建筑,有确定的,当然就有不确定的,比如山西省长子县的布村玉皇庙中殿,虽然主流观点比较保守地认为是北宋晚期的作品,不过也有认为它是五代甚至唐代的声音。另外,同为长子县境内的小张村碧云寺大殿,也有唐、五代、北宋的断代争议,至今仍未定论。
之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晚唐、五代十国与北宋初年,本就是一个从混乱逐渐走向安定的时代,唐代的营造作法尚未被彻底抛弃,宋代的营造做法尚未彻底成型,公元 907 年无法作为文物风格的断限所在,一旦没有墨书题记、文献记载、碑刻印证,我们确实很难在极为稀少的高古建筑个例中,言之凿凿地对任何一座木构建筑的建造年代予以精准确定。
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王曲村的天台庵便是一个显著案例,它在 2014-2016 年的落架大修前,一直被认为是所谓“第四座唐代木构建筑”,凭据只是梁架结构形制与院内的一方模糊不清的唐代石碑。然而,在落架大修时不仅发现了后唐的墨书题记,而且同济大学对全屋木构件进行了取样碳十四测定,发现绝大多数木料都是五代时期,与后唐时期的墨书题记一致,由此将天台庵弥陀殿改为五代时期,断年也倾向于公元 933 年,而非唐代。
如果我的的视野,更多关注唐代营造作法,而非建筑年代,那么至少有上述五代时期的木构建筑,可以与天台庵弥陀殿、碧云寺三圣殿、布村玉皇庙中殿一同视为有唐风的五代木构建筑。甚至一些北宋初年的木构建筑,都可以被视为唐风。尤其是敦煌莫高窟的四座曹氏归义军时期木构建筑,建于 970 年 -980 年之间,正处于曹氏归义军的巅峰时期,而偏居西北的敦煌,长期处于以大唐王朝及其后继者为正统的归义军统治之下,割据西北、地盘较小,不大可能发展出一个全新的建筑风格,自然更是唐风无疑。
以上,便是中国境内尚存确证、存疑、保有唐风的唐代、五代、宋初木构建筑,希望对题主以及各位知友有所帮助。至于题主备注里的问题,本质上已经是另外的提问了,在知乎也能检索到不少,寒鲲就不在本题之下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