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轿子在宋以后成为主要交通工具？
- 轿子有两种，一种被称为“肩舆”，一种被称为“腰舆”。两者的区别是“肩舆”是肩膀扛着的，而腰舆则用手维持“硬拉”姿势。
- 首先，轿子实在是个非常费拉的交通工具，这种交通工具的出现与流行主要来源于宋代以来中国农耕经济的内卷化发展以及人力的极度过剩；
- 其次，中国的轿子的出现年代比大家想象中要晚很多。最早期的类似轿子的产品被称为“辇”，这在早期是人力拉的车子——类似于后来的黄包车，这种人力拉车主要用于南方不便车马的崎岖山地地形。大概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演化成用人力抬起离地的雏形轿子。这可能是因为早期的古中国远没有像同时期的古埃及、古罗马这般内卷，人力也并没有环地中海这般便宜；而到了轿子风靡的宋明清，和西亚埃及罗马的衰落一般，中国几乎也就注定要衰落了。
引子：
王荊公辭相位，居鍾山，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
——北宋.《邵氏聞見錄》
翻译：王安石辞去宰相位后，在钟山隐居，出行只骑着驴。有人劝说——您这样身份地位的人应该乘坐轿子呀！
王安石正色道：自古以来很多王公无道，都未曾听说有人敢用人力代替牛马的！
可见，在宋朝以前，在古中国，乘坐轿子是一件非常政治不正确的事情。很多大儒身体力行，“未尝敢以人代畜”，那么，后人印象中古中国遍地人力轿子的刻板印象又是从何而来呢？
古埃及和古罗马的轿子
与大家印象相反的是，轿子并不是从刻板印象中最为“内卷”的古中国开始流行开来。恰恰相对，中国的轿子其实只是后起之秀。
人类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轿子大概起源于古埃及——
虽然以那个年代生产力而言，这座两人抬的小型轿子可以超越今日的湾流 G700 公务机！！！不过相比于后世而言，受限于生产力，古王国时期的轿子还相对比较“质朴”。
后世埃及新王朝时期（大概相当于中国商朝）的轿子愈发奢华糜烂——
这种四人抬轿子在埃及尚只属于“高级职业经理人”的配享，大概相当于中国的省级巡抚或者中央六部高级官僚，而身为“奴隶主头目”的新王朝埃及法老的轿子则更加奢靡庞大——
不仅活着的埃及法老要坐轿子，根据古埃及的神话，埃及的神明也会乘坐轿子，而往生的法老们也要乘坐轿子前往阴间，然后享受轮回转世，让埃及人民再次偿还法老的“恩情债”——
当然最经典最庞大的轿子尚属希腊托勒密时期（公元前 305 年 - 公元前 30 年左右）的埃及轿子，此时愈发腐朽糜烂的埃及文明已经迎来了自己的末路，但是就像邪神色孽腐蚀的国度一般，在最后的时刻迸发出腐败颓废的美感——
虽然早期的希腊罗马文明相比于腐朽的埃及西亚可以称得上“刚健质朴”，但是俗话说“近墨者黑”。整日和晚期埃及这种费拉国家厮混在一起，“铁血纯汉子”的拉丁罗马也难免沾染腐败的习气——
剧中梅塞纳斯使用这种豪华大轿是非常贴合这位“花花阔少”的人设的，这位奥古斯都皇帝的首席谋臣，罗马的张良，是一位出身于骑士阶级（罗马的第二阶级，次于元老阶级）的阔公子。而且，这位阔公子向来是以生活奢靡著称——
严格来说，这种在罗马贵族中日渐风靡的奢靡腐败的西亚 / 埃及贵族式生活风尚的始作俑者并非是梅塞纳斯，而是罗马执政官卢库鲁斯。这位名将执政官领导了公元前 70 年前后的一系列对本都和亚美尼亚帝国的狂胜，得益于这些辉煌胜利，这位执政官将劫掠的本都和亚美尼亚的大量国库财富转为自己私产，从而在罗马城和拉丁半岛兴建了一系列东方奢华风格的豪华庄园别墅。
在公元前 69 年的提格拉诺塞塔会战中，罗马执政官卢库鲁斯率领 3 个不满员的罗马军团配合一些当地附庸军，总计估计不超过 4 万人，对提格拉内斯二世皇帝率领的亚美尼亚帝国大概 8-10 万左右的大军（其中大概有数千具装骑兵）打出了一场史诗大捷。几乎一战就将鼎盛的亚美尼亚灭国。其中主要原因除了马略募兵改革后的晚期罗马共和国军队高度职业化，军威强劲，另外一个主要因素是亚美尼亚是一个主体民族人口很弱势，各民族高度分封自治，短时间膨胀的多民族气球帝国——其尚未来得及整合被征服的区域，帝国的核心主力就在会战中轻易送掉，多民族帝国的整合也就戛然而止。
公元前 69 年提格拉诺塞塔会战结束后，卢库鲁斯率军进入亚美尼亚帝国的首都提格拉诺塞塔，并抢掠了亚美尼亚国库的 8000 塔兰特白银（大概相当于 560 万两白银）。这几百万两白银的相当一部分都进了卢库鲁斯个人腰包。在东方转了一圈，执政官卢库鲁斯长了见识，腰包也鼓鼓囊囊，这可以解释卢库鲁斯为何有财力率先在罗马修建奢华的东方帝王风格别墅庄园。
执政官卢库鲁斯的豪华庄园甚至还拥有海水护城河和海水鱼塘，用以养殖海鱼。因为生活的放纵奢靡，同僚庞培讥讽卢库鲁斯为“穿着托加袍的薛西斯”（即公元前 5 世纪入侵希腊的波斯皇帝）。
总的来说，罗马对埃及和西亚的征服战争不仅为罗马帝国带来了巨大财富，募兵制下军阀寡头掠夺的财富也使得罗马贫富差距急剧增加，而这些军阀寡头又将埃及和西亚专制君主的腐朽奢靡的腐烂生活方式带入了“刚健质朴”的罗马。自此之后，早期城邦共和国的公民主义和平等主义日渐消失了，生活奢侈腐败的军头们则主导了之后的审美情趣、生活风潮以及历史走向。以上这些情况也同样发生在马其顿对波斯的征服战争中。
古中国的轿子武德充沛的早期中国（先秦至唐）
至少在秦汉乃至更古老的时代，由于大量待开垦的土地可供种植（仅仅一个华北平原面积就达到了 31 万平方千米，可能相当于 15 个古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平原，这里还不谈长江中下游平原、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和太原盆地等），中国的人力远不至于像已经进入马尔萨斯陷阱的埃及西亚这般“内卷”和“过剩”。早期的中国贵族交通工具尚以马车为主——
大秦土崩后，惨烈的总体战使得华夏生灵涂炭，而百废待兴建立起的西汉王朝甚至连皇帝刘邦都找不到四匹同色调可以用来拉车的骏马——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司马迁.《史记.平淮书》
说的是百废待兴的西汉王朝，皇帝出行找不到四匹同色的骏马，而高官很多被迫乘坐牛车，而老百姓家中则无除口粮以外的存粮。
除了马车和牛车以外，还有一种人力輓车，这种车一般不用来拉人，而是用于贫苦的买不起牛马的徭役征夫 / 戍卒运送物资长途人力转输之用。正如《淮南子》中所言——
（秦二世皇帝）發閭左之戍，收太平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
事实上，这种人力輓车就是后来“辇”的由来。“辇 nian”，原意即人力车，这个字也很形象，两个“民夫”拉着一台车。
大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罗马已经行将灭亡之际，中国才出现了一些最早期的轿子雏形——
虽然这幅画阐述的是西汉末年的故事，但是这幅画画作的年代其实是公元 4 世纪后期，所以描述的是那个年代东晋贵族游宴时的景象。而在班婕妤所处的年代，汉成帝邀请她上车的应该是一辆马车或者人力轮车。我们可以看看稍晚时代北魏时期同样背景故事的“班婕妤辞辇”画作——
在南北朝时期，此时的“辇”已经脱离了原本的意思，开始泛指一切人力运人工具，尤其是人抬肩扛的轿子。下面我们看看另外一顶非常早期的轿子——
这种人力抬起的卧榻形式的“辇”到唐朝时期演化成更简化的版本——
这种“辇”是一种非常不正式的贵族出行工具，而更贴合周礼的皇帝专车的学名叫做“辂 lu”。
但是，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没有橡胶轮胎，没有弹簧悬挂，刚性悬挂的辂乘坐起来与舒适是不沾边的。
所以，天生身体羸弱，所以青睐于“轻出行”的唐高宗李治大力推行“以轿代辂”——
自高宗不喜乘辂，每有大礼，则御辇以来往。爰洎则天以后，遂以为常。
玄宗又以辇不中礼，又废而不用。开元十一年冬，将有事于南郊，乘辂而往，礼毕，骑而还。
自此行幸及郊祀等事，无远近，皆骑于仪卫之内。其五辂及腰舆之属，但陈于卤簿而已。
——《旧唐书.礼仪志》
说的是身子骨羸弱的唐高宗每次有重要的国务礼仪，都是由人抬着上会场，这种惯例一直流传到武则天和唐中宗时代。
不过，这种“以轿代辂”的费拉化风潮在唐朝并没有风靡多久，就因为“以人代畜，不合礼制”被废止了。而到了“武德充沛”的唐玄宗李隆基时代，这位皇帝爱好骑马，所以每次国务礼仪也摒弃轿子和辂不用，骑马来回——
事实上，哪怕到了晚唐年代，各种节度使夫人也一样的武德充沛，我们看看张议潮的夫人宋氏的出行图——
日渐费拉化的晚期中国（宋至清）
宋以后轿子在中国的日趋泛滥最主要原因是中国的日趋内卷——
到了元明时期，江南的内卷化农业生产已经退化到大量使用人力代替牲畜耕地——
到了晚明时期，人口过剩严重的江南已经普及了人力耕田，这是“僧多粥少，人多地寡”的无奈之举——
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藉牛力。愚见贫农之家，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
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而勤者半之。既已无牛，则秋获之后，田中无复刍牧之患，而菽麦麻蔬诸种，纷纷可种，以再获偿半荒之亩，似亦相当也。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
明朝江南代替曲辕犁的是一种人力铁搭——
人力铁搭耕种的效率并不低，根据上海地区的明朝史料《松江府志》记载——
“每人日可一亩、率十人当一牛。”
也就是说，10 个壮年男子的劳动效率可以抵得上一头耕牛。在实践中，一般采用数个家庭协同劳作，互相助力的方式，这样每户 3-4 个壮年劳力，3 个左右的江南家庭就能抵得上一头牛力。
正如元朝农学家王祯在《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农器图谱集之三·铁搭》中所言的那般——
“尝见数家为朋，工力相助，日可厮地数亩。江南地少土润，多有此等人力，犹北方山田攫户也。”
虽然人力铁搭的耕种效率并不低，但是我们要铭记的是——人力铁搭的工作效率是依赖于无脑堆人力的精耕细作才得以达成。
与人地矛盾突出相对的是，自中唐以后，均田制就被废止，之后的《两税法》的税基从按户丁口收税转变为按财产田亩收税，实质上默许了土地的自由流转。
在尖锐的人地矛盾和自由买卖流转土地的双重刺激之下，虽然屡有大儒反对“以人代畜”，但是随着“农民工”的进城，轿子还是不以少数人意志为转移地在宋朝全面铺开——
当然，在北宋宫廷中，这种“以人代畜”的交通工具一直有很大非议，甚至到北宋后期宋哲宗时期，这位皇帝还三令五申，要求“禁京师人士舆轿”。只对年老体弱的四朝元老司马光一人特批乘轿，但是司马光也同样以“未敢以人代畜”为由谢绝了宋哲宗的美意。
在明朝开国初年，锐意进取的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扭转自中晚唐以来日渐费拉化的生活习气，颁布了一条行政律令，这条律令是这样规定轿子这种乘舆工具的——
“妇女许坐轿，官民老疾者亦得乘之；
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
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
翻译一下，就是大明朝的文官，如果要乘坐轿子，需要是“老疾者”，就是年老体衰者才能特批。
而为了避免武将勋贵费拉化，保持他们的尚武精神，朱元璋还补充规定：明朝那些武官以及勋贵，无论年纪大小，一律不得乘轿。如果有违规乘轿或者擅自用八人抬大型轿子的，一律直接报告皇帝。
按照这项律令规定，大明朝只有皇帝特许使用 16 人抬的巨型轿子。
但是事实上，这条律令只有在朱元璋在位时期得到了严格的执行，之后就日趋变成白纸一张。各级官员对规定熟视无睹，随意逾矩乘坐八人抬轿子，甚至到万历皇帝年间，大明朝还出现了一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32 人抬巨型轿子——
这顶 32 人的移动行宫属于大名鼎鼎的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我们可以看看史料记载——
“前为重轩，后为寝室，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各一童子立。凡用卒三十二舁之”。
——明.湖广按察使、兵部尚书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
所谓孤证不立，无独有偶，同样的明朝史料也记载了张居正的巨型轿子——
“可以贮童奴，设屏榻者，江陵甚喜”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张居正的这顶巨型轿子里面有屏风和卧榻，屏风将轿子分隔成两个部分，后面为寝室，前部为待客厅，轿子内还有两名侍童。
这顶 32 人抬的巨型房车型轿子出行时非常兴师动众，在张居正乘坐巨型轿子回乡丁忧期间，沿途的官员都要来讨好这位大明内阁首辅——
“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
严格来说，如此巨大的轿子已经堪称是移动房车了。只能说，明朝官僚的奢靡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到了清朝时期，随着与汉人官僚的妥协，满清对于官僚轿子的形制又做了补充规定——
- 满族京官，不分文武一律乘马、不许坐轿，只有经过特许才可以乘轿。
- 汉族文官可以乘轿，一二品京官只准坐四人抬的轿子，出京巡视才可坐八抬大轿。三品以下京官只准坐二人抬的小轿，出京巡视才可坐四抬轿。一二品地方大员如总督、巡抚，准坐八抬大轿，三品以下官员就只能坐四抬轿。
满族官员不准乘轿，只准骑马，这个也好理解。毕竟满清以骑射立国，为了加强自身统治力，肯定要保持满洲上层阶级的尚武精神；
而汉人官僚乘坐轿子，不过满洲人本来就乐于见到汉人的费拉化，而且这项规定参考《大明律》，对于不同等级官僚的轿子标准也做了限制规定。
事实上，和明朝一样，清朝的律令同样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到了乾隆朝，哪怕像福康安这种级别的大将出征在外都是必备轿子，完全不把大清律放在眼里。
到了农耕经济内卷日趋严重，工业化进程缓慢，人均耕地面积甚至跌破 5 亩大关的晚清以及民国，中国轿子的内卷达到了极致——
事实上，由于这些清末民国的“万工轿”造价极其昂贵。这些花轿的常规用法和今日婚礼的劳斯莱斯婚车是一致的，都是由租车公司购买，然后出租给需要结婚的豪门贵妇们。
晚清至民国的“万工花轿”是由大量手工艺人和脱产工人堆砌而成的奢靡奇观，也是轿子这种自古埃及就出现的人力交通工具演化到极致之后的产物。到了古中国的末路明清王朝，经济的内卷和人力的低贱，做出来的轿子让古埃及的法老以及罗马的大奴隶主卢库鲁斯、梅塞纳斯也要自愧不如。
之所以违反礼制的轿子屡禁不止，到了明清更是升堂入室，逐渐成为皇帝乃至官僚富户的出行必备工具。主要原因如下——
- 真香定律：古代的道路缺乏硬化，马车又缺乏悬挂系统，其实乘坐是非常难受的。而轿子使用半月板和脊柱悬挂，则相对舒适平稳的多。所以“道理是死的，人是活的”，孔孟怎么说是孔孟的事情，反正当官和赚钱就是为了享受，怎么能不乘轿子？
- 士大夫的人口红利：随着晚唐以来的土地自由流转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大量的失地农民进入城市讨生活，这使得人力空前地便宜。而士大夫和富人阶级便捷舒适出行的需求遇上人口红利，轿子的普及也就不再有任何障碍。纵使有“腐儒”坚持“不能以人代畜”，他的同僚们也往往一笑了之。
近代欧洲的轿子和马车
在介绍欧洲的轿子和马车前，首先谈谈中国的巨型马车——
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型的马车出现在隋唐时期的中古中国，这就是隋炀帝杨广的观风行殿——
《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隋炀帝的观风行殿的——
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历云中，溯金河。时天下承平，百物丰实，甲士五十馀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
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胡人惊以为神，每望御营，十里之外，屈膝稽颡，无敢乘马。
这里面的行城，应该是模块化的行营宫殿，由车马装载，并就地现搭。而观风行殿，按照离合为之的记载，应该是一种模块化的组合式马车，在隋炀帝一声令下时由 N 座马车拼成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可以容纳数百人；并在需要时由马车拖曳各部分各自离开。这样就避免了单体宫殿过重，马匹无法拖曳的弊端。
自西罗马灭亡以后，由于日耳曼部落演化出的原始国家的生产力落后以及人力的极度不足，人力轿子基本从西欧消失了。在中世纪，西欧能够见到的人力轿子主要是在教皇国供教皇使用的圣轿——
不过，由于生产力落后的因素，同时中世纪西欧的庄园经济也将大量的劳动力束缚在贵族庄园中，从而并没有唐宋之变后那么多的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者，轿子在黑暗时代以及中世纪的西欧非常非常罕见。几乎是教皇个人独属的交通工具。
大概在大航海的殖民时代，西欧的殖民者才从东南亚和美洲的殖民地见识到了“轿子”这种来自异域的新奇物件——
某种意义上来说，亨利八世和李世民、李治乘坐轿子的原因都是一致的——长期的糖尿病、痛风，严重的毛囊炎（疖子）和坏血症折磨下，已经没有办法忍受轻微的振动，也没有办法乘坐其他交通工具。这样看来，他们这些统治者“以人代畜”倒算尚能谅解，情有可原。
大概在 1615 年，"Sedan Chair"或者"Litter"这个单词正式被指代为“轿子”，到 17-18 世纪，英国的轿子开始流行——
轿子能成为英国为代表的殖民帝国的上流阶级贵妇青睐的交通工具不是没有原因的。这种交通工具非常舒适，使得贵族妇女们免于在肮脏的遍地马粪的前工业时代道路上步行，把自己的盛装都弄脏；而且可以优雅地穿行在马车无法抵达的小巷之中。
事实上，到 17 世纪以后，英国的大城市都可以租用轿子出行，每辆轿子都有编号，宛如今日的出租车和网约车一般。同样的“公轿”还大量出现在明清时期的中国。
不过，大概到19 世纪工业革命以后，随着铺装道路的诞生以及推广，以及现代悬挂系统引入马车，马车的舒适度很快大幅度提高，英国的轿子便受到同一生态位的哈克尼马车的重创，并在 19 世纪中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在进击的单马拖曳的轻型哈克尼马车面前，英国的轿子节节落败。大概在公元 1800 年前后，格拉斯哥还有 27 顶公轿可供租赁，而到了 1828 年，全市的公轿就只剩 10 顶了。
事实上，之所以到晚清时期，在中国，马车完全竞争不过轿子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来自于缺乏硬化路面的恶劣交通环境——
总的来说，轿子只是不太正式的出行工具。这一点欧洲和中国是类似的，更符合礼仪的重要庆典上使用的一般都是马车。与中国皇帝的两轮重型马车“辂”类似，殖民时代以来的欧洲国王 / 女王也有自己的四轮“辂”。这些“辂”在英语中被称为“State Coach 国家马车”——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皇帝同样是有自己的四轮大马车的，我们可以参考明朝画作《出警入跸图》——
在 1698 年的议长国家马车之外，还有 2 顶目前尚在服役的英国最高规格的皇室国家马车——
这三辆金光闪闪的国家马车对应的是中国皇帝青玉和深青色帷幔装饰的“玉辂”，用于最高等级的大型国务典礼。
这些椴木制造，金箔装饰的国家马车都非常庞大笨重。最大的“黄金国家马车”重达 4 吨，需要由 8 匹重型挽马才能缓缓拖曳，而且由于马车自重过大，也只能缓慢步行拖曳——当然了，其实理论上殖民了印度的英国人可以学学明清的中国皇帝，用亚洲象来拖曳车辆。
不过，由于三顶马车都是前工业化时代的遗产，还没有来得及应用各色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比如暖气、空调和液压悬挂，这三顶马车都是以乘坐体验恶劣闻名的。我们看看历代英国国王吐槽这些马车的乘坐体验——
- “就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折腾”——前海军军官，英国国王威廉四世（1830-1837 年在位）；
- “令人痛苦的振荡”——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 年在位）；
- “乘坐黄金国家马车的加冕典礼是我一生中最不舒服的旅程之一”——乔治六世国王（1936-1952 年在位）；
- “乘坐体验可怕而且不舒适”——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老太太大家很熟悉了，1953-2022 年在位）。
在“议长国家马车”、“伦敦市长国家马车”以及“黄金国家马车”以下，还有几辆相对没那么正式的国家马车，用于较低等级的典礼。正如中国“玉辂”以下的“金辂”、“象辂”、“革辂”和“木辂”一样，等级参差有异，用于不同等级的典礼。
西方的顶级车辆很多风格来源于贵族马车，比如劳斯莱斯的对开式车门和随车携带的雨伞（本意是贵族马车侍者为贵族女性下车遮挡防走光），再比如各种 Landaulet 敞篷车，就是对敞篷马车的模仿。
无独有偶，奢华的装饰着金箔的国家马车并不是英国皇室独有的典礼用交通工具。比如以下这座 1735 年完工的神圣罗马帝国“帝国马车”，跟英国的“黄金国家马车”豪华庞大程度一致——
这座马车非常的战锤 40K 风格，或者说，战锤 40K 风格本身就是对 18 世纪盛行的巴洛克艺术的致敬。由大象一般大小的龙马拖曳的这种马车的玄幻放大版很适合用于帝皇或者基里曼等人类帝国大人物的出行。
除了世俗统治者的国家马车，以富有闻名于世的欧洲教会也有自己非常奢靡庞大的教会马车——
总结
自大航海和殖民时代以降，至 20 世纪下半叶日本和 21 世纪中国崛起之前，欧洲已经无可阻挡地成为人类科技和生产力最高的地区，而包含埃及、西亚、中亚、印度乃至中国这些“农耕老贵族”们在西欧崛起的时代都走向了衰落。
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除西欧以外地区都陷入了一种内卷式经济的泥潭之中——
人地矛盾尖锐，使得淘汰畜力堆砌人力，愈发地精耕细作；而这样的精耕细作带来了更多的人口，进一步加深了人地矛盾。这使得自晚唐以来的中国为代表的农耕文明陷入了一种下降螺旋之中。某种意义上来说，宋朝以来愈发流行的人力轿子就是这种陷入滑落螺旋的经济模式的注解。
在先秦秦汉乃至隋唐时期，中国可能是全世界马车保有量最多的国家，甚至可能没有之一。而到了 17-18 世纪以来，哪怕是中国那些大象拖曳的皇室两轮“象车”相比于西方的超豪华版马车也要相形见绌了。随着铺装道路的推广和弹簧悬挂等部件的引入，西欧在 19 世纪出行工具上居然开始“逆内卷”，用马车全面取代了轿子，同时代已经深陷马尔萨斯陷阱的中国简直难以想象。
这亦可管中窥豹中国将被崛起的西欧越甩越远，直到 1840 年之后西洋“蛮夷”靠着坚船利炮强行叩关，将天朝上国的骄傲和迷梦一并扯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