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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考试卷子,检查的时候发现两个答案不知道选哪个,该不该改答案?

这道题是有诺奖级别的正确答案的。

先说结论:

假设你完全不知道答案,改答案与不改答案答对题目的概率完全一样的情况下。

结论 1:如果该考试只是一场普通考试,对你的未来没有太大影响,那么你不应该改答案。

结论 2:如说这是一场可以决定你人生重大决策的考试,比如高考,而这道题正确与否又有关键决定作用,那么你应该修改答案。

结论 3:无论以上哪种决策,都是次优解。最优解是: 抛一枚密度均匀的硬币,如果正面,则修改答案;如果反面,则不修改答案(反之也可,看你的习惯和心情)。走出考场后,把这事儿忘掉。

目标:最大程度上避免后悔

得出以上结论的逻辑是这样的。

首先,所有三个决策,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最大程度上避免后悔

讨论“选错后后悔”而非讨论“选对后高兴”,是因为人们面对客观上同等数量的收益或损失时,损失更加令人们难以承受,同样的损失带来的负效用是同样收益的正效用的 2.5 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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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 损失价值曲线

放到这个场景中,就是答错题带来的不爽的感觉是答对题带来爽感的 2.5 倍。因而我们更应该讨论如何避免答错题带来的不爽。

这个现象叫做“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是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其提出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正是由于提出该理论获得了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结论 1 的导出:

既然确定了我们的议题是讨论如何最大程度上避免后悔,再回到这个场景中,我们会发现做错题目的可能性其实有两种。

A 本来的选择是错的,不改选项,还是错的。(不行动导致后悔)

B 本来的选择是正确的,改了选项,结果改错了。(行动导致后悔)

那么 A、B 两种情况下,哪一种会更加后悔呢?

卡尼曼教授在前景理论中同样给出了答案,是 B。

相比不行动,人们对行动导致的消极结果会更加后悔。这个现象叫做“行动效应(action-effect)”,是“后悔研究”中最著名的,可复现的,且在跨文化场景中均得到验证的结论。

由以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1,为了最大程度上避免后悔,你不应该修改答案。

拓展讲一下,卡尼曼教授设计的“行动效应”的经典场景是这样的:

场景 A:
保罗先生拥有 a 公司的股票,过去一年时间里,他考虑过换持 b 公司股票,但是他决定不这么做,现在他发现,如果当时他换持 b 公司股票,他的收入会比现在高出 1200 美元。

场景 B:
乔治先生拥有 b 公司股票,在过去一年时间里,他转投 a 公司的股票,结果他发现,如果他继续持有 b 公司股票,他的收入会比现在高出 1200 美元。

针对以上 A、B 两个场景,138 名参与者中有 92%的人认为乔治先生(行动者)要比保罗先生(不行动者)产生更强烈的后悔情绪(虽然客观上讲,两个场景的损失是完全相同的)。

对比这个问题的 A、B 两个可能,是不是几乎一模一样?

这个实验还有诸多延伸,最切题的,是一项以香港大学生为样本的研究[2]。在这项研究中使用了如下场景:

“约翰正在参加一场考试,考试结束后,约翰检查了自己的答案,考虑是否更换一个答案。约翰需要做出决定,是保留自己的第一选择不更换,还是改变自己的选择换一个选项。”

对比一下这个场景设计和这个问题,是不是连“几乎”都可以去掉了?它们就是一模一样。

不仅如此,这个研究中,研究者的目的并非仅仅在不同的文化场景中简单复现行动效应,而是让试验参与者针对是否后悔的结果反推约翰的决策。

这个实验场景接下来的描述是这样的:

“约翰最终做出了更换选项或不更换选项的决定,但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做了哪种决策,我们知道的是,在知道考试结果前,约翰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 / 不后悔。”,然后让参与者判断约翰是改了答案还是没改答案。

请品鉴,这个问题是不是简直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量身定制的?

这个实验的结果,是再后悔的情况下,80%的参与者认为约翰改了答案;而在不后悔的情况下,只有 51%的参与者认为约翰改了答案,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在人们普遍认知中,令人后悔的决策往往与行动有关。

既然已经讲到这里,就再扩展讲一个场景,还是卡尼曼和米勒的研究:

场景 A:“琼斯先生开车从来不载搭便车的人,昨天他破例载了一个,结果被抢劫了。”
场景 B:“史密斯先生开车经常载搭便车的人,昨天他载了一个,结果被抢劫了。”

在以上两个场景中,你认为琼斯先生更加后悔,还是史密斯先生更加后悔?

结果正如你所预期,88%的参与者认为琼斯先生更加后悔,因为与他平时的行为相比,在这个场景中导致后悔的行为更加异常(abnormal)。

放到这个题目里,则可有推论:“如果你平时遇到同样的场景习惯不改答案,那么这次也不要改。”

类似的延伸场景设计非常丰富,可以给这个题目添加很多条件修订,例如“中国人对于行动导致的后悔效应更加明显”[3]、“日本人对于对他人造成负面结果的行为更加后悔”[4]等等,然而无论以上哪种补充,都没有动摇行动比不行动带来的后悔更大这个前提。


结论 2 的导出:

直到 2003 年的一项研究[5],有了不一样的结论。

在这个研究中,研究者通过电话调查的方法,探索了当人们回想过去的事件时,针对自己的行动或不行动,哪一种决策会更加后悔。

实验的结果是,75%的受访者认为,回想过去时,他们会对自己本可以做但没有做的事情更加后悔。

我们换种形象化的方式表述,你就懂了:

“许多年之后,当你再回想起考场中为选项纠结的那个下午,如果当时你改了选项,你的命运也许就与今天大不相同。可当时你什么都没做,就盯着那道题目,纠结着,直到交卷铃声响起。随着试卷被收走,你改变命运的机会也被上帝收回。每每想起这个场景,你都恨不得给自己两个大嘴巴子,如果当时我改了题目就好了,哪怕改了是错的,至少我也为改变我的命运努力尝试过。

这也与我们日常的直觉和观察相符。你可以尝试问一下身边的人他们生活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大概率得到的会是“如果……就好了”的句式。

例如:“如果年轻时我遵从自己的内心去学音乐就好了。”,“如果我能多花些时间陪陪我的家人就好了”。这也是这个研究设计的初衷。

这就是我们得出结论 2 的依据,也是为何在描述结论 2 时,要在前面加上一大堆的状态限定。

只有这个没发生的动作足够重要,足够让你铭记相当长时间,在未来回想时,才更加会体验到这种不行动所带来的后悔感。

为何会不同?

那为什么会有结论 1 与结论 2 的不同呢?

这就要从后悔产生的根本原因讲起了。

人们产生后悔情绪最核心的原因是“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即事情发生后,人们会倾向于为已经发生的生活事件创造可能的替代方案,从而产生与实际发生结果相反的事情。

反事实思维会引发后悔、内疚、不满等负面情绪,是最常见的非理性偏见产生的原因之一。

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通常包含行动和结果两个部分。

在结论 1,也就是行动效应模型中,反事实思维更多聚焦于行动这个部分。

而在结论 2 中,反事实思维则更多聚焦于不好的结果。

对行动的记忆和感受通常是短暂的,而对结果的记忆和感受则是长久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导致后悔结果的,本可以做但是没做的事情,会引起更大的负面情绪体验。


结论 3 的导出:

然而,无论在结论 1 还是结论 2 中,后悔这个负面情绪状态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强度强弱的问题。这就是为何会有结论 3 这个最优解。

反事实思维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有“我”这个因素存在,“我”是行动的发起者,同时“我”也是结果的承担者。

结论 3 的本质,是将“我”的责任转移掉。

如果”我“本来就完全不知道答案,如果改不改答案答对的概率是一致的,那最理性的决策,就是将本来就是随机的决策交于随机,让“我”不必承担决策的责任,以及决策的后果。(虽然客观上,承担后果的还是“我”,这就是为何,我建议你出考场后,直接把这事儿忘掉。)

因而,在这个题目中,结论 3 才是最优的解法,从根本上避免了后悔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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