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们有个二级学科，叫古典文献学。

这个学科，最多的是跟古籍打交道。

北京语言大学的华学诚老师前段时间做过一个回顾：

我国现存古文献包括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主要指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等。根据《中国古籍总目》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统计，我国现存古籍有 20 万种，总字量约 200 亿字以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古籍整理方面完成了不少大型工程。1958 年开始，全国上百位文史专家先后汇聚北京，历经 20 年时间，完成了 4700 多万字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此后，近亿字的《中华大藏经》、超 2 亿字的《中华大藏经续编》、近 2 亿字的《道藏》、收入 4 万多片甲骨的《甲骨文合集》，以及《中国古籍总目》《续修四库全书》《古逸丛书三编》、“七全一海”等，无不是体量庞大、规模宏富的巨制，充分显示出新中国古籍整理和出版业的气概与实力。其中，《续修四库全书》是新中国编纂规模最大的一套古籍丛书，收书达 5213 种。
……
第二，提升古籍整理、出版力量的有效供给。如果按照每年完成学术性古籍整理图书出版 800 种计算，单是没有经过任何形式整理的 16 万种古籍（不包括出土文献）的整理，不谈重复整理，就需要 200 年。即使从 16 万种古籍图书中优选出三分之一优先整理出版，也需要 70 年左右，何况还有不断产生的出土文献。

这些数字看起来是不是很吓人

然而

比起已经散佚的古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这些都不过是冰山一角。

先秦两汉

西汉至成帝期间，全国图书 33900 卷，经过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有 603 家，载于《七略》《汉书艺文志》的有 614 种，现残存的仅有 87 种，近乎完整的只有 42 种。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称：“凡《汉志》所著录的书名，遗存至今，包括残缺疑伪在内，不过 90 余家。”

两汉 400 余年，所著书籍 2000 余种，《四库全书总目》所载两汉之书仅百种，其中还包括后人辑佚的若干。

三国魏晋南北朝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辑考：“并四部及释道，记之约共 1122 部，4562 卷，又 1779 篇。”《四库总目》著存仅 24 部，亡者百分之九十八。

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辑考：“凡 2438 种，14887 卷”，《四库总目》著存仅 33 部。

南北朝公私著述颇增，据杨家骆考定，凡 7094 部，约 50855 卷，《四库总目》著存仅 81 部。

隋唐

据曹书杰《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统计，隋朝有书 903580 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文学者自为之书”有 28469 卷，杨家骆《重撰唐代艺文志》著录唐人经史子集和宗教典籍 10036 部，173324 卷，去掉《旧唐书经籍志》列数的宗教典籍 60000 余卷，尚有四部书 11 万卷，约 6500 种。而《四库总目》收录仅存 307 部。

宋代以后随着印刷术的推广，图书文献增长太快，亡轶情况无法统计。

据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归纳，造成书籍亡轶的主要认为因素有以下几种：

1、秦始皇焚书。始皇三十四年“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

2、西汉末年战乱。《后汉书·儒林传》:“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隋书·牛弘传·请开献书之路表》:“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又《隋书·经籍志》谓《七略》所载“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

3、东汉末年战乱。《后汉书·儒林传》：“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4、西晋末年惠怀之乱。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隋志》:“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隋书·经籍志序》:“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5、侯景之乱与梁元帝焚书。南朝以梁代藏书最盛。《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又引《三国典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隋朝牛弘把以上五次重大图书损失称为“五厄”

6、隋末唐初。西京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去重复有三万七千余卷，为唐朝继承。东都洛阳藏书所谓“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者，《隋书·经籍志》云:“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王世充），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7、安史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8、黄巢起义。《旧唐书·经籍志》:“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

9、靖康之难。《宋史·艺文志》:“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这些书被掠到北方后，传下来的极少，以宋版书而论，北宋刻本传世绝少，就是一个证据。

10、李自成起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十六《黄氏千顷斋藏书记》“……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销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绨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胳骑，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

11、乾隆禁毁。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序》：“据《禁书总目》《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诸书考之，在于销毁之列者，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清代禁书有 3236 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

12、嘉庆宫火。嘉庆二年乾清宫火，昭仁殿在其东侧，同时被焚，天禄琳琅四百余种宋元抄校善本荡然无存。

13、太平天国起义。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均被焚，片纸不留。文澜阁被推倒，《四库全书》流入肆市，百姓用来包装物品，幸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未遭全毁。经太平天国起义，东南各省新旧文献大都被毁，以至在太平军被镇压后，市面上几乎买不到书，社会上无书可读。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火连年，扬州文汇阁及镇江金山文宗阁《四库全书》全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不全，其他民间藏书损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读本。”

14、英法联军纵火圆明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在抢劫之后，放火焚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京城其他图书损失尚无法计算。

15、庚子事变。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翰林院坐落在东交民巷，与使馆区相接，该地沦为战场，存放《永乐大典》的敬一亭被毁，该书绝大部分为兵火所焚，其余也散落瓦砾中，遍地皆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竟用《永乐大典》来代替砖块，构筑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一些稍微懂得此书价值的侵略者，又乘机抢劫。英国使馆与翰林院毗邻，可谓‘近水楼台’，劫走最多。使馆官员翟理斯在《使馆被围日记》中记道，当硝烟余烬尚未完全熄止的时候，他从翰林院的废墟中拾来一些《永乐大典》，其中卷一三三四五这一册，被作为战利品后来交给他父亲收藏。”

翰林院中除《永乐大典》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各种文献档案，那“排积成行”、“一望无尽”的图书，包括数以万计的《四库全书》底本和《四库全书》未收的“四库存目”书原本，这些乾隆时从全国征集来的图书，在《四库全书》修完后，并未发还原藏书家，而是存放在翰林院中。其中孤本无法计算，所以在近年辑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时，有一两千种书查无下落。

16、日本侵华战争。“一·二八事变”日本浪人闯入东方图书馆，放火将日军飞机轰炸时未毁之图籍全部烧毁，馆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图书四十六万余册化为纸灰，随着炮火硝烟，飘满上海天空(参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

古人因为受困于书写、印刷条件，很多书籍全靠手抄，又没有副本，时间一长，就容易损毁，加之战乱，往往不复存焉。

这种情况哪怕到了近代也屡见不鲜。

比如姜亮夫去欧洲各大图书馆拍摄、抄录的敦煌文献，寄回国内时，因战争而全部遗失。

我读文献时最痛心的莫过于此。

我们有个词叫“盛世修书”，从古至今，修大部头都是标榜盛世的一个重要因素。

比如汉初废挟书令；

唐代修五经；

宋代官修四大类书；

朱棣编《永乐大典》；

乾隆编《四库全书》等等。

现如今，很多古籍都已经实现数据化，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数据库，

比如北大的 CCL，北语的 BCC，北师大的汉字全息资源应用系统、数字化《说文解字》，当年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还是靠剪刀浆糊的复制粘贴，看到今天的手段估计要笑醒了。

前几天我的学弟给我发了一份他整理的网盘资源，其中文学方面相对来说涵盖的没那么充分，但全加起来也有 399G，就从这个目录来看，放到过去那也是阔绰之家了。

另一方面，在文献检索上，各种数据库的建立，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北大的朱青生在《十九札》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中国古文献全文数据库完成后，一个普通的研究生的文献功底可以接近乾嘉学派高邮二王（王念孙、王引之）及段玉裁的水平以进入研究；而教授可以更集中精力去发现历史上从未发现的问题，解决有史以来不能解决的课题。”

当然了，他的这段话会有偏颇之处，但至少从侧面证明了，在现今数据库的辅助之下，我们的学术研究是绝对地往前推进的。

而上世纪的很多学者在收集资料的时候，还在使用抄卡片的手段。

网上很多人总是说老一辈学者不如现在的，殊不知，人家以前搞科研，靠的就是一本书一本书地啃过去，知道多少就是实打实地读过多少。人家翻遍书才能找到的东西，我们几秒钟就能检索到。

司马迁想不到，他“藏之名山，副在京师”的《史记》不过 106MB；

许慎想不到他 11 万余字的《说文解字》不到两厘米厚；

“平生不写俗字”的江声也不用等写了大半的《说文》才知道段玉裁已出《说文注》；

王念孙为了写《广雅疏证》而亲自养动物、种植物，在今天不过一个视频就能搞定；

姜亮夫耗尽心血辑成而又遗失的敦煌文献，我们右键就能复制粘贴无数份；

著作等身在过去是至高的荣誉，放到今天却没那么难实现。

古籍的电子化、数据库的建立，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嘉惠学林、泽被后学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