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要能用上银子，你就不是穷人了。

《双旗镇刀客》里面游侠沙里飞，常年在酒馆骗吃骗喝挂账不给钱，

老板一催就说，

看见爷这刀把没？纯银的，把你这个店买下来还得找钱。

老板无奈还得让他赊。

北宋以前夏秋两税基本都是缴实物，中央的赋税收上来按照贯、石、匹、两的不同种类的折算标准出个大致的总额，实际上难以准确算出，

贯里的钱还分为铜钱和铁钱，大钱和小钱，

匹里也分不同种类，不同品质的纺织品。

连中央收税都没有完全货币化，不少穷困地方的老百姓，以物易物，以粮和帛买物，以物纳税已经上千年了，压根就不参与货币经济。

金银贵金属对小门小户来说完全不实用，流通不了，容易被骗，还压根就没有足够的实物支撑这个媒介，灾年银子不能吃也不能当成种子，啥也买不到，铜钱都见得少，别说银子了。

举个例子，你们家养了头小猪，打猪草喂糠皮，好不容易养到一百多斤，这时候儿子娶亲要摆酒席，你就把猪赶出猪圈，再背上一匹土布，用这两个作价，找个本地做流水席营生的，

约定哪天哪天，要摆多少桌酒席，时蔬餐具都是他置办，当天听吆喝红白事的安排，你就可以放心忙别的去了。

办酒席的人把猪赶到自己的猪圈里，拿点东西先喂着，不要掉膘了，约个屠夫，到时候去屠宰收拾猪，报酬是猪下水一副，酒席上给他俩位置自行分配，再约十几个农妇帮忙，一样没什么工钱可付，带走点肉菜就算报酬了。

总之，这一套循环下来，主家付的实物，小孩结婚能收一些实物的贺礼，比如粮食布匹，如果有铜钱，这个铜钱就挺金贵的，一般也不会拿出来用。

有那种远道而来的货郎，时鲜的小玩意，或者贩刀具贩瓷器的客商，拿出铜钱来给他，买些俏货。

实在没有现钱，给他稻谷他收不？

当然也收，他拿着稻谷去下一个地方看能不能换成钱。

很多卖糖瓜，吹糖人，卖小玩意儿的货郎很招人恨，就是他们只收铜板，搞个什么大拨浪鼓，铜铙，木头梆或者干脆吆喝，卖糖，卖糖之类的，

然后小朋友就馋的哭的稀里哗啦的，一开始说不让吃，有毒，骗人的，随着小孩哭的越来越伤心，老太太心疼大宝孙，就从嫁妆箱子的顶顶里头掏出个蓝布包包，一层一层打开，检出一个大子儿，交给新媳妇带着小孩去买糖，

然后小孩一脸鼻涕喜笑颜开的舔着糖块回来了，一路上看到的小孩也被馋的哇哇哭，回家作大人，就这么周而复始的生活。

现钱对于农耕家庭来说是相当宝贵的，因为每一次卖出农产品，获得银钱的过程，都经受盘剥，盗抢，伪币和物价波动的种种风险，花出去再赚回来就难了。

小孩嘴里常说的，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不是指谁违背了承诺就去上吊，

指的是铜板穿过吊绳的这个过程。

因为铜板小户人家也就百来个，几百个顶天了，一旦凑齐一吊，钱可以有上吊的资格了，可以用贯绳穿起来了，这事就很大，很郑重了。

比如朋友手头紧，向你借一百个钱，千求万求的，你又不好意思说不想借，就说这钱上了吊了，意思是万难打开，确实没办法借。

家里有一两贯钱，那和所谓的万元户差不多。

后面王安石变法，北宋南宋疯狂加税，大幅提高税收中的铜钱比例，增加一些必须收铜钱的税种，

很多之前不参与较少参与货币经济的农民被迫去卖自己产出的农产品去缴税，

自然是卖的时候卖的少，买的时候花钱多。

就比如刚刚讲的儿子结婚办酒席的事情，因为大家都要缴免役钱，均摊到一个人身上，一年几百个大子儿，于是都希望现钱结账。

卖猪卖布匹，然后拿着钱去雇人办酒席，办酒席的也雇人杀猪，雇人去弄菜，

农民因为完全不掌握铸币机器，所以越过越穷，

财富向极少部分人聚集，少部分人拿到了大量的贯、石、匹、两，

最后又会因为前面贯、石、匹储存很占地方，于是慢慢开始有了银两的积蓄。

银锭是顶层人物互相交易攀附乃至使用的高级版本的货币，底层根本见不到。

看看《百万英镑》，

只要我这钱足够大，吃你几个破牛排，你找不开你也没办法管我要零钱。

底层老百姓对大票是很敬畏的。

90 年代初的时候，还有拿年画印刷的 100 块钱大票骗农民的，

买牛的时候付年画，一米多长，说辞是那么小的一张都是一百块，我这个这么巨大，更宝贵了。

今天人别觉得这简直是骗小孩，因为没接触过大额纸币的老百姓还是太多太多了。

明代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给东南沿海和运河官道沿线的百姓有了接触白银，使用白银的机会，

便携的就是戥子，

钱庄坐商还会用上天平砝码，

不同成色的白银经过称重，加上平水，兑换成相应的本地官银，或者铜钱数量，

银的真伪，质量，成色，比命还重，小看这个就会倾家荡产。

古往今来关于银锭使诈行骗的小故事简直不要太多了，背后就是要么老百姓不敢收银子，就能白吃白喝，用这一锭银白嫖到永远，要么就是商家贪图这些银子，最后拿到的是做手脚的伪银。

最经典的，老翁拿着一锭银，重一斤一两多，和儿子的信，信上说托人捎给我父一斤银锭，嘱咐他兑成铜钱养老，

老翁装着不识字问商家，商家一看信上是一斤，银锭是一斤多，就觉得肯定是儿子疏忽了或者带的人给错了，

然后商家争着给老翁兑银，吃那一两多的银子。

结果当然是银子是假银，商家抓老翁见官，老翁拿出信，信上写明一斤，说明假银不是儿子托人带回来的，

没有傻子连自己的银子重量是多少都会写错。

商家哑巴吃黄连，知道自己贪心然后被套路。

各地不同的银子成色和民众对真伪难辨的恐惧，催生出票号和银号，

TVB 拍过以银号为题材的电视剧，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描述，怎么对银票防伪，怎么看各地成色的银两，出自山西票号方便汇兑各地银锭编出的口诀。

天津化宝松江京，纹（番）银出在广朝城，

上海豆规诚别致，公估纹银西安行；

票色重贵足纹厚，云南票锭莫忘情，

川白锭出成都省，荆沙老银沙市倾；

二四估宝属武汉，桂梧化银记分明，

常纹周在湘潭县，长沙用项银出名，

常德市纹银为主，金陵项化是足色，

粗俗不堪人目视，诚恐难记随口诵。

“一：京都大锭 其银丝细到门者，申三色。若丝粗朗并钩丝者，此银申二色。倘或宽铅丝心中无釉者，元丝也。倘若面底皆嫩宽铅起者，去一二色。再次不等，惟自裁之。
二：京都撇子，其曹圆，色白，黑釉，丝稀，高者，元丝。京撇子钱，身分老气宽铅丝者，去一二色。若蜂窝大嫩气者，去三四色。白茶脚去三色。若白青脚起白竖心者，去五六色。”《商贾便览》
这两段描述中，前者“京都大锭”，即早期的中型马蹄锭，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十足银器型的前身。这种“京都大锭”，又被称为京鏪
京平足银 1000 两 = 市平松江银 1000 两
京平足银 1000 两 = 市平足银 980 两
市平松江银 1000 两 = 市平足银 980 两
京平松江银 1000 两 = 市平足银 960 两
京平松江银 1000 两 = 京平足银 980 两

一般老百姓试试？能算明白这些银锭的成色就怪了，

虽说元宝的两头被做成了易于拿剪子剪开然后称重的设计，并不意味着平民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认出元宝或者银锭来自什么产地。直接剪下来花，会被商户以平水的理由杀很多，败家子才这么花钱。

实际就像我说的，

本地的大户大地主和有购买力的人群，在本地消费的时候，多采用挂账的形式，一年也就结三到四次。

每次结给现钱的也不多，通常是给一部分现钱，加上石匹实物，不拿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抵账就已经很良心了。

小商户还不能得罪这些大户，

到今天都是这样，做工程的，做家装的，开的车都不是自己买的，基本都是顶账顶来的。

我装修半包的价格正好和我开的车差不多的钱，

工头很爽快的给我干活，垫钱做，因为他也想让我用车子给他顶账，他觉得双方都占便宜，我省了现钱，他对我车知根知底。

知道我舍不得给他用车结款的时候，赶紧要尾款，三天一催，原本的账期也没有了，生意人其实就是这样的。

当然最后我还是给他结了现金，然后现在挺想开小米的发现油车天塌了这是后话了。

总之在清中期，土地的集中化已经很高了，4%左右的人口就掌握一半的土地，这也就是摊丁入亩算是一项德政的原因，因为只有最顶层的不到 5%的人，感受到了摊丁入亩多出来的税负，其他少地地主对摊丁入亩是很淡定的，无地的佃农当然最高兴了。

本地的地主阶层在购买力上始终是碾压的，而且因为白银涌入后又外流，银价反而越来越贵。

尤其是银元，很多人不理解教员家庭拿出银元供他读书就是妥妥的富农家庭了，

因为银元有难以伪造的工艺，象征足值和硬通货，在中国能兑出全世界都没有的价值。

能掏出银元花的家庭，真就是金字塔尖。

很多穷人一辈子穷到死，手上可能都没拿过一两银子，都没捏到过一个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