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创伤里的深度安静（上）：受伤的不只幸存者，还有「重要他人」

导演沈可尚曾经交往一名女友，两人感情融洽，但每当关系要更进一步，女友或托辞回拒，或身体僵硬，或说她不知为何感到害怕。一而再，再而三，沈可尚感到挫折，也免不了有情绪，想知道两人之间究竟怎么了？对方却无法明确言说。

彼此创建更足够的信任后，女友透露她曾遭家内性侵，因此每次肢体接触，都得鼓起极大勇气。沈可尚感到难受，试着相助时又力有未逮，「我发现那是我很难碰触的世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事情好一点。」

恋情在他的无力与女友的自责下告终，让他埋下探究创伤幸存者内心世界的种子，在多年后抽芽，长成电影《深度安静》。

《深度安静》是国内少数以性创伤幸存者重要他人、尤其是伴侣为主要视角的影剧作品。观众跟随建筑师谕明，在妻子依庭因服药过量离世后，从夫妻生活的蛛丝马迹与依庭怀孕后的情绪转变，层层揭开依庭曾遭受家内性暴力的沉重真相。

沈可尚初次接触创伤议题，是在因缘际会下进入一家青少女安置机构，看见未成年性创伤幸存者的处境。加上他那些年参加丧礼，发现人生最后一程送行路，总有家族成员缺席。他从旁得知，一些决绝逃离的人，要逃开的不只是家，还有紧随其后的童年阴影，这让他萌生拍摄纪录片《丧礼的旋律》的念头。

他开始访谈家暴、性侵等创伤幸存者、他们的关系人，以及助人工作者。断续访谈6、7年，思考如何呈现时，却陷入困境：「我拿人家的故事、用一些艺术手段去讨论（创伤）这件事情，究竟对不对？我的被拍摄者每个都想逃，我却急着（用图像）把他们留下来。」

这时电影公司带著作家林秀赫短篇小说《深度安静》的改编版权，找他洽谈翻拍电影的可能。小说描述一名男性丧妻后，与沉默的岳父同住屋檐下的故事，阅读文本时，沈可尚留意的不是翁婿关系，是活着的人办完后事、安顿家人情绪，开始感受悲伤的实感后，该如何面对它、继续生活？这让他想起他田调中的当事人，他们谈的，亦是如何好好活着。

在林秀赫慨然允诺下，他大幅改编原着，融入田调结果，创作电影剧本：一个有着家内性侵秘密的家庭，而女婿对此一无所知。

即便情节虚构，电影所有角色都有所本。沈可尚发现，当伤害难以承受，大脑的应对机制，包括病、逃与解离，一如电影中依庭与姊姊们的反应。而依庭的母亲对丈夫的行径保持缄默，维持家庭表面和平，让女儿深陷孤立，也是沈可尚在田调中所见。当被害者失语，旁人无声，这份安静，也符合加害者的期待。

沈可尚表示，正因伤害难以言说，性侵幸存者在伴侣关系常出现困境。为了看起来与常人无异，有些幸存者在生活中「表演」正常的自己，包括勉强自己完成与伴侣的亲密交互。若被害人是女性，许多人会在发现怀孕，体内有了另一个生命，身体无法全然自主时，唤起压抑的受害记忆。若怀了女儿，又可能投射当年弱小、受害的自己，勾动更强的创伤链接。

「有些人直到怀孕才向伴侣吐露被侵害的过往，更多是守密一生。我想，幸存者的伴侣，普遍不知道另一半曾遭受的伤害。」

因此他认为，男主角谕明着实无辜，看着妻子怀孕后性情骤变，提出堕胎、离婚，且无法对话，他想给的支持与爱，都无从着力。「谕明几乎是在不知道原因，也找不到解方的情况下，盲人摸象般地要过河。」

性创伤幸存者的沉默，来自无法确定，以及开不了口。

卫福部统计，去年（2025）9,500多名性侵被害人中，未成年人占半数，加害人几乎都是熟人──3成遭直系血亲、亲戚或手足的家内侵害。励馨蒲公英咨商辅导中心是全台第一个专为性侵幸存者设立的心理咨商机构，该中心统计，童年性侵被害人从受害到寻求专业协助，平均历时22年。

励馨蒲公英咨商辅导中心督导李如玉表示，受害时年纪愈小，愈可能受限认知能力，不明白自己经历了什么，甚至在加害者操弄下将伤害合理化。被害人的记忆可能在成长过程逐渐模糊，或因解离等创伤反应封存，到了成年，甚至无法确定伤害是否真实存在。中心服务的童年性创伤幸存者，不少是在成年后因性侵新闻、生活事件或相关影视作品、文学创作等触发记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吓坏了：『那是真的吗？还是我的想像？』」

无论记忆隐微或清晰，伴随的难题是：若想对人诉说，该从何启齿？要说到多细？听的人承受得住吗？社会文化压力是另一重噤声枷锁。

35岁的荷光性咨商性健康联盟临床心理师与性咨商师简苑玲，大三遭熟人性侵，她回忆加害者曾对她说：「妳发生这种事情，怎么告诉别人？别人会怎么看妳？」单是这句话夹带的污名与评判眼光，就几乎把那时的她压垮，一度无法对外求援。

因此，幸存者身边的重要他人常只能从细微线索抽丝剥茧：例如对性暴力新闻反应异常强烈、对肢体接触格外警觉，原本自然的亲密交互突然成了地雷，或对性欲充满自责与羞耻。可是在多数人不会往性创伤联想的情况下，这些线索常得等到当事人揭露，才会指向真正的答案。

励馨蒲公英咨商辅导中心成立32年来，也服务性侵幸存者的伴侣、亲友。李如玉形容，性侵害最深远的影响是造成关系破裂，那就像朝池塘丢石头，破坏的不只落点，是涟漪扩及的整个关系系统，包括被害人与自己的关系、与重要他人的关系，以及这世界是否安全、这社会是否可信的关系。

李如玉表示，既然伤害发生在关系里，修复也要回到关系之中，重要他人因此成为复元关键，亦是最先承受涟漪冲击的人。

得知12岁女儿遭同居男友性侵当下，静芬（化名）脑海闪过的念头是「想死」。

42岁的静芬是中低收入户单亲妈妈，在槟榔摊与餐厅打两份工，抚养读国小的一双儿女。她与水电工阿宏（化名）交往，孩子们都喊阿宏「爸爸」。

前年，静芬曾撞见阿宏将女儿压在床上，说是在跟女儿玩，她私下找女儿确认，女儿说没事。直到她今年5月与阿宏分手，女儿哭着对她坦承遭阿宏性侵4年。静芬这才惊觉，与阿宏交往初期，阿宏就对女儿伸狼爪，尔后以照顾之名带女儿同进同出，实则长期侵害，并威胁噤声。

静芬说，阿宏以小礼物等利诱女儿就范，扭曲她的价值观，还把性病传染给女儿。「我最歉疚的是，我从女儿小时候就教她身体界线，她知道自己与阿宏之间的关系异常，」或许女儿知道阿宏有份好收入，「为了减轻我的经济压力、保护这个家，她才忍着被欺负。」

阿宏于警询时坦承犯行，案件进入司法调查，他仍在交友软件猎艳。女儿或许怕伤害静芬，至今不愿与她谈论受害细节，静芬不勉强，只告诉女儿：「妳不一定要跟妈妈说，但可以跟社工、咨商师说，把心里的结打开，我会陪妳。」

任何对幸存者有重要影响的人，都属重要他人。他们能是复元的起点，也可能是二度伤害的根源。

家人通常位于创伤涟漪最内圈，也是多数未成年性侵幸存者最先求助的对象。李如玉看过像静芬一样，在第一时间果决相信、陪伴孩子的家长。但也坦言，家内性侵案件中，多数个案都期待获得家人的支持，真正如愿的却不多。毕竟要承认家里出了性侵犯，还对自己的孩子出手，面对巨大冲击，许多人第一个浮现的念头是：「我该相信谁？」

投入性创伤工作20年的现代妇女基金会个案管理处副处长张妙如有相同观察。她举例，若加害者是母亲的同居伴侣，母亲常在相信女儿或伴侣间挣扎，有些甚至将女儿视为「竞争者」而非受害者；若加害者是亲生父亲，母亲的拉扯往往更剧烈，既不敢置信丈夫会性侵孩子，又难认定女儿说谎。最终能否站在孩子身边，与其经济、情感是否足够独立有关；能独立者，通常较有能力支持孩子，反之则可能选择维系伴侣关系。

类似情况还常出现在司法诉讼上。有些幸存者比起追究加害者，更在意如何修复身心，但是重要他人却坚持提告到底。张妙如提醒，妨害性自主的案件，本质是被害人的性自主权被剥夺，复元的重要一环，是在生活中重新找回自主。若不顾幸存者意愿代行决定，反而可能让幸存者再次失去选择权。

在《深度安静》中，不明究理的谕明，也试图用自己的方法接住生病后的依庭，设法保护太太、保住孩子、完整一个家，却终究徒劳。沈可尚与饰演谕明的演员张孝全揣摩角色时，用的关键字是「缺陷」，他表示，谕明展露男性对挚爱的强烈保护欲，做尽所有他自认对方需要的照顾与陪伴，不停替自己身为一个「好男人」打勾，「但在爱的表达上，其实是会出现缺陷。这缺陷不是因为谕明不够爱、不够努力；是谕明做的，不是妻子需要的。」

沈可尚认为，依庭要的，或许只是「同在」。「别急着带我（依庭）去做什么，不要给我时间压力，让我有空间消化、自己决定。也请保留一点距离，让我们的关系回到比较平衡的状态。」

但眼见重要的人痛苦不堪，陪伴者心中势必有疑惑：「究竟还能做什么？」

简苑玲坦言，每位个案的创伤情境与复元历程不同，很难有通用的SOP。以她个人经验为例，受害初期的冲击阶段，她根本无法言说，任何追问或抱不平，都可能在戳刺伤口。后来挫折、无力感渐渐浮现，她需要有人倾听，而非急着安慰、分析或催促她好起来。当她逐渐复元、开始规划未来，则希望别人看见她的力量，而非聚焦受害经验。

「大原则是，无论在哪个阶段，旁人给评价时，都要非常小心。」

简苑玲表示，性创伤夹杂着社会文化对性的想像与价值评判，许多评价看似出于善意与安慰，却夹带着幽微的价值观，无形中挤压当事人的主体经验。此外，无论是「你好勇敢」或「你好可怜」，往往只是幸存者某阶段的面向之一，若停留在这些标签，反而会忽略一个人的复杂与多样性。

即便未必能全然同理，也不确定能说什么、做什么，有时「同在」就是很好的支持方式。李如玉举例，有些个案会带伴侣认识自己的创伤反应，一起商量另一半能怎么帮忙，「当伴侣察觉个案『时光旅行』回受暴现场，便会为她泡杯茶，或牵着她的手，让她知道自己很安全，这就能把她带回当下的时空。」

性创伤动摇的，是亲密关系中的两个关键内核：身体界线与信任感，幸存者的伴侣，因此面临有别于其他重要他人的陪伴课题。

原本代表爱与亲密的肢体接触，可能成为触发源（trigger），让幸存者重返受暴情境，伴侣则可能担心造成二度伤害，如履薄冰。即使理智上知道对方的退缩与惊恐源自创伤反应，情感上仍难免挫折。

李如玉表示，性创伤确实可能影响亲密关系，但不代表会彻底毁坏亲密关系，关键于彼此是否创建足够的安全与信任感。例如，幸存者能否坦白说出：「今天没有办法」、「不要这样碰我」、「你可以这样碰，我会比较舒服」；而伴侣是否愿意停下来、确认意愿、尊重并回应。「其实一般伴侣也都能这样练习，只是在我们的文化里，谈『性』一直不是件容易的事，」李如玉指出。

不过，对简苑玲而言，创伤事件或许能成为伴侣更理解彼此的契机。

描述创伤历程时，简苑玲使用的词汇不是复原、疗愈，而是「重建」。简苑玲也是八仙尘燃事件幸存者，她以疤痕模拟心理创伤：

「疤痕不会消失，身体也不可能回到烧伤前的样子，但它可以有另一种『好』，叫做『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

历经多年复健，简苑玲跑半马、走白沙屯进香，带着疤痕与长出的能力前进。

「在性重建上，伴侣可以一起思考，彼此对性创伤的想像是什么？是害怕无法再发生性、觉得性很恶心？如果期待的是一起体验满足、愉快的性，要怎么做呢？」这没有标准答案，重要的是沟通过程，与最终的自主选择。

她正在生活中实践这些观点。

当年侵害简苑玲的人，是家族熟识的长辈友人，对方透过宗教与心理操控切断她与家人的链接。脱离这段关系后，她又在另一段感情中受创，直到隔年接受学校咨商，才逐步向母亲与家人揭露经历。她认为自己的幸运，是家人始终站在她这边，加上就读心理学系所、投入性咨商工作，一路累积支持资源。

加入荷光前，她向当时的男友吐露创伤过往。回想揭露当下，她的感受是羞耻，以为对方不能接受，但得到的是心疼与陪伴，「在我接受自己之前，他就先接受了我，」这于她是莫大支持。

她将伴侣关系视为实践场域，每当在性咨商领域有所学习，就回到关系里练习、建构身体的安全与亲密感。更深层的创伤探索，则交给心理师的督导系统，再将整理、消化后的收获与男友分享，而不是把所有沉重都倒给他。

性创伤发生后，多数关注与修复资源聚焦在被害者。背负心理压力的重要他人，其实也需要情绪出口。不过这份压力牵涉幸存者的隐私，不易向外求助，有些陪伴者因此出现替代性创伤，也有人在身心耗竭后离开关系。

「暖暖Sunshine」是台湾第一个由性暴力幸存者成立的互助团体，在线社区成员约250人，也偶尔接到重要他人的求助。创办人汤净观察，被压垮的陪伴者大致有两类：一种是觉得自己怎么也做不够，一种是被幸存者予取予求。

「所以我对陪伴者的提醒，永远是先照顾好自己。」

汤净指出，陪伴者无须一味压抑自身感受、过度迎合对方，否则很快就会消耗殆尽；况且幸存者也正在重新学习关系中的界线，要是陪伴者24小时有求必应，反而不利于复元。

她也提醒，陪伴者感到心疼、难受是人之常情，但应避免把自己过度带入拯救者或保护者的位置，或急着扛起一切，否则容易被漫长、反复的复元历程消磨殆尽。

陪伴者得相信幸存者的韧性、照顾自己的需要，同时保有自己的界线跟生活。汤净强调，需要喘息的时候，不妨坦白告诉对方：

「谢谢你信任我。我需要消化心情，先休息一下，我们再聊，我都会在。」

沈可尚至今仍与那位启发他探入创伤历程的前女友维持联系，事实上，电影田调阶段的受访者，有些就是她介绍的。后来她去看了《深度安静》，并传消息给沈可尚：「我拼命往前走，却把你留在那。」

曾经的陪伴者沈可尚留在电影角色里，导演沈可尚则带着《深度安静》出发，与台湾、与他乡的依庭和谕明相遇。他常在影厅灯光亮起后看到泪痕未干、颤抖不已的观众，或看到一半就夺门而出的人，以及紧紧跟随的另一半。这些人用不同肢体语言告诉他，电影让他们想起生命中某段经历。「我期待电影让他们感受到陪伴，也恐惧引发PTSD（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有观众对片中情节感到震惊，例如讶异这社会依旧存在家内侵害；有人则建议他该为角色安排更明亮的生命出口。这些交互对沈可尚来说同样珍贵，这是在撑开社会议题的讨论空间，让生命经验迥异的观众，在虚构剧情里，看见某些人的真实人生：

「似乎所有艺术的核心，都是创作者代替观众去创建不属于自己经验的体感。然后在生命中，当你遭逢需要这些体感的时刻，你不会像谕明那样一无所知、那样手足无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