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播爱心」还是「打工度假」？台湾国内与跨国捐卵的利他修辞、金钱动机与身体代价

陈容／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

改写自期刊论文：Chen, Jung. 2025. Spreading Love or Working Holiday? The Narrative of Altruistic Rhetorics, Financial Motivations, and Risks in Domestic and Transnational Taiwanese Egg Donation. Social Science Medicine 384: 118520.

一、九万九的「营养金」：捐卵到底是助人还是赚钱？

打开台湾任何一间生殖医学中心的网页，很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文字：「将您的爱心化为行动，帮助不孕夫妻圆梦」、「成为圆梦天使，让您的善意成为无价的生命赠礼」。这些措辞，让捐卵看起来像是纯粹出于善意之举，和无偿捐血没有太大的差别。然而，和捐血不同的是，在台湾捐卵可以获得法定的「营养金」新台币99,000元（约3,000美元）。对照2024年台湾平均月薪约45,000元，这笔钱相当于两个多月的薪水。对于许多正在就读大学或刚毕业、经济尚不稳定的年轻女性来说，是相当诱人的金额。

　　　　　

捐卵究竟是「散播爱心」的利他行为，还是有酬的身体劳动？如果进一步将视角拉到跨国脉络中，当台湾年轻女性被仲介招募，飞往美国、泰国等地捐卵，报酬更可能高达8,000到10,000美元（约25万到30万台币）时，又该如何理解捐卵？

本文分析台湾网络论坛Dcard上362篇用户发文（2018至2025年）、40间国内生殖医学中心，以及6间跨国捐卵仲介的网页内容，试图理解台湾国内与跨国捐卵的利他叙事与金钱动机如何交织，并追问在这些叙事背后，年轻女性的健康风险如何被低估与忽视。

二、谁在捐卵？「生物可利用性」与生育阶层化

为什么是这些女性在捐卵？「生物可利用性」（bioavailability）的概念源于药理学，尔后被社会科学家借用，分析身体在健康、医疗等场域中「被交换」的处境。Lawrence Cohen（2007）以此概念描述某些人的身体如何比其他人更容易被选择性地拆解，像是生殖细胞、器官或是组织被挪用至另一个身体、为另一人所用。

被招募的捐卵者大多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许多是大学生或刚毕业的社会新鲜人，经济条件相对脆弱。这群在社会经济位置上处于边缘的女性，因拥有相对「年轻」、「健康」的卵子，而被全球生殖产业视为珍贵的「生物资本」（biocapital），可被动员与使用。

Michal Nahman和Christina Weis（2023）进一步指出，生物可利用性之所以成立，是透过一系列技术使用、规划与安排，而逐渐被建构出来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特定的女性身体不仅被视为「可被利用的」，且持续被性别化与种族化，成为生殖生物经济流动的其中一环。

特定女性被招募为捐卵者，亦扣连到Shellee Colen（1995）所提出的「生育阶层化」（stratified reproduction）现象。在卵子跨越身体界线和国家边界的流动过程中，谁的身体成为生殖细胞的提供者？谁又是这些生殖细胞的受赠（益）者？

　　　　

在台湾国内捐卵的脉络中，年轻、未婚、经济不稳定的女性较容易被鼓励捐出他们的卵子，[1]而使用这些卵子的受赠者，通常是年龄较大、经济相对优渥的已婚异性恋夫妻。[2]在跨国的脉络中，生育资源的不对等更进一步显现在阶级、种族、国籍的交织脉络中，诸如台湾年轻女性被招募飞往美国捐卵，以满足美国或来自海外的富裕准父母对「亚裔卵子」的需求。《报导者》透过一系列深度报导，描绘了这条跨国生殖产业链的运作，揭示以亚裔为主的美国卵库中，约七到八成的卵子来自台湾。全盛时期，每年有近千名台湾年轻女性受仲介广告吸引赴美捐卵，形成「台湾卵子、中国客户、美国媒合」的三角结构。[3]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人工生殖法》将捐卵定义为非商业行为，[4]同时却规定了相对高额的法定营养金。同样采取非商业模式的英国，其捐卵补偿上限为每周期985英镑（约1,280美元）；自2011年制度创建以来，仅在2024年10月调升过一次。相较之下，台湾的99,000元营养金（约3,000美元）是英国补偿金额的两倍以上。

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管理局（HFEA）[5]在说明补偿制度时，明确强调捐卵的利他本质，并表示补偿金仅是为了弥补捐卵者因捐赠产生的实际支出，而非对卵子本身的「购买」。台湾虽然采取类似的非商业定位，但明显更高的营养金额度，使得「非商业」与「高补偿」之间的张力更为突出，也隐隐显示出利他叙事下潜藏的商品化逻辑。

此外，同性伴侣尽管在法律上已被承认，却仍然被排除在人工生殖的使用资格之外，无法获得国家对体外人工受精等辅助生殖医疗的经济补助。单身女性亦无法使用上述的生殖科技与捐赠精子成为家长。这揭示了多重层次的不平等──不仅涉及谁能取得人工生殖服务（排除特定的潜在用户）；也涉及谁的生殖细胞被挪用以服务他人的生育需求（积极纳入特定的生殖细胞提供者）。

三、以爱之名：国内捐卵的利他叙事

在台湾，生殖医学中心招募捐卵者时，倾向使用利他主义的修辞框架。诊所常见的召募捐卵标语包括：「将您的爱与关怀散播给需要的人」、「成为圆梦天使」、「您的善意可以成为无价的礼物」。这些叙事，将捐卵定位为无偿付出的慈善行为，与「捐血」或「器官捐赠」等社会认可的利他行为并列，借此淡化捐卵可能引发的生殖细胞商品化联想，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社会污名，如「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或「贩卖卵子」。

许多捐卵者也内化了利他叙事框架。在Dcard论坛上，可见不少分享捐卵经验的贴文，以「帮助他人」、「做善事」、「让一个家庭更完整」作为内核叙事：

知道因为我，一位母亲迎来了他的宝宝，我感到非常感动。这个好消息让我重新有了信心，也给我面对未来挑战的力量。[6]

另一位年满20岁的女性则将捐卵描述为「有意义的成年礼」：

我满20岁，想给自己一个有意义的成年礼。我把捐卵当作善意的行动，既可以帮助他人，也是我的一个纪念。而且，补偿金可以用来支持我的学业，让这件事更加值得。

在利他叙事的表面之下，经济动机往往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如上述捐卵者表示，补偿金可用于自我教育投资。诊所和捐卵者皆心知肚明，99,000元的营养金是重要的诱因之一，但在公开场合中很少有人直接提及。少数坦承经济动机的捐卵者，往往会在叙事中快速转向利他的框架：

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钱。那我现在为什么要分享呢？因为我接到了一通美好的电话。我的受赠妈妈生了一个女baby。诊所的人告诉我他非常开心、非常感激。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大事的事情，最后竟然为一个家庭带来了幸福。

这则贴文从坦诚的金钱动机开始，再转而以「帮助他人」作为分享贴文的主要动机。这种叙事策略并非偶然，将生殖能力转化为有价劳动的女性，往往面临比男性更大的道德质疑。相较之下，关于精子捐赠的研究显示，男性在承认「不那么高尚」的动机时──诸如「为了金钱或是传承自己的基因 」等──通常不会遭受太多道德谴责 （Gilman 2022）。因此，强调利他动机对于女性捐卵者来说格外重要：它让捐卵得以被框架为「关怀他人」，而非「商业交易」，从而减轻可能伴随而来的污名。

Rene Almeling （2006） 的研究指出，精子捐赠者往往被描绘为受到经济驱动，而卵子捐赠者则更常被框架为出于利他。然而，Diane Tober（2025）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商品化与去商品化并非互相排斥的两端，而是存在于连续光谱之上。对利他主义的强调，是为了赋予捐赠行为更高的情感与道德价值。在台湾的脉络中，正是利他修辞与高额营养金的并置，创造了一个模糊空间，让捐卵的商品化逻辑同时被隐藏和得以运作。

四、出国打工度假的诱惑：跨国捐卵的商品化逻辑

如果说，国内捐卵是「以爱之名」，跨国捐卵则更直接地与资本主义逻辑链接，常常被包装为双方互惠的「打工度假」之旅。COVID-19疫情趋缓后，国际旅游限制逐渐解除，越来越多台湾年轻女性前往美国、泰国、老挝、乌克兰，甚至俄罗斯等地捐卵；有意跨国捐卵的询问度亦呈现攀升趋势（如图1）。

　　　　　

在这些跨国捐卵的安排中，仲介扮演了关键角色，不仅负责招募与媒合，也积极塑造捐卵的意义以及理想捐卵者的形象：

我们正在寻找有爱心的亚裔捐卵天使！如果你年轻、聪明、有爱心，请联系我们，来一趟美国打工度假之旅！还有机会入住五星级饭店！

这段跨国仲介的招募文案，呈现出跨国捐卵中交织的多重逻辑，包含利他修辞（「有爱心」）、种族化的商品化（「亚裔」）、以及度假般的消费想像（「五星级饭店」）。仲介同时也会提供「如何提升被选中概率」的指南，包括拍照时应该穿合身的衣服、化淡妆、偏好深色头发等建议，将捐卵者的身体转化为一种需要「行销」的商品。当捐卵者的外貌符合准家长对于亚裔女性的审美，他们的卵子仿佛也成为可被高价竞逐的逸品，为捐卵者带来更高额的营养补助金。

相较于国内捐卵以利他修辞为主，跨国捐卵的筛选标准更为明确且严格。国内诊所碍于法规，不能公开以非医学条件（如学历、外貌）拒绝捐卵者，但许多诊所会以较为隐蔽的方式进行筛选，例如在初步电话询问后就不再联系「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一位尝试在台湾捐卵的女性分享了被「间接拒绝」的经验：

登记之后，我接到电话询问我的身高、体重、族群，还有我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他们告诉我如果配对成功会再联系我，但没有提到安排检查的事。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是，这似乎就是一种间接的拒绝方式？

跨国仲介则更直接地枚举「理想」捐卵者应具备的条件：

在台湾，受赠夫妻不能看捐卵者的照片。在美国可以。你的身高、外貌、学历都会被考量。你必须随申请书附上照片。我们会根据年龄和其他条件进行筛选，这会淘汰相当多的申请者。

准家长的偏好，与仲介媒合、筛选的过程，反映了Tober（2025）所提出的grassroots eugenics概念，意即「由下而上的优生选择」。不同于历史上由国家主导的强制性优生政策，grassroots eugenics展现于个别准父母在消费市场中，以个人化、看似无害的方式选择特定的基因特征。

Tine Gammeltoft和Ayo Wahlberg（2014）将这类生育实践归入「选择性生殖科技」（selective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的范畴，指出这些技术的部署，不仅是为了治疗不孕症，亦涉及形塑未来世代的生殖决策。每一次看似只是个人偏好的选择，一旦汇聚在市场机制之中，将强化「具备哪些基因特征的人更值得存活」的偏见，并且再制了种族化的阶层结构。在美国，亚裔卵子因为供不应求而价格较高，台湾女性因此成为仲介积极招募的对象。具备特定生物性特征和高学历的女性，在市场化的捐卵招募与媒合机制下，较易获得青睐而「被选中」。此筛选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全球生殖产业中种族化的商品逻辑，也凸显出卵子经济（oocyte economy）中的生育阶层化──具备一定身体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女性，更能够透过此选择性生殖科技，将自身的生物可利用性转化为经济效益。

五、被忽视的身体：捐卵的健康风险与信息落差

无论是国内还是跨国的脉络，捐卵的健康风险皆被低估和隐藏。捐卵涉及为期十天到两周的排卵刺激药物注射、多次回诊进行超声波监测，以及最终的取卵手术。这个过程可能引发卵巢过度刺激症候群（OHSS），症状包括腹胀、腹痛、恶心呕吐，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严重腹水、血栓等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国内诊所的网页，通常只提供标准化的风险声明，例如「捐卵不会影响健康或导致提早更年期」、「副作用非常少见」、「少数人在卵巢受到排卵药物刺激后，会因卵泡过多而出现较强烈的刺激反应，大部分可在一至两周内恢复。症状轻微者在几天内可自行痊愈或在门诊简单处理，只有极少数重症患者需要住院治疗。」然而，这些描述并未完全反映许多捐卵者的实际经验。此外，关于捐卵后可能的长期身体影响，亦无法轻易取得相关说明：

我得到的信息是「更年期不会受影响」和「副作用其实很少见」。我查了一下，相关研究非常少。所以，他们怎么能保证我的经期和更年期不会受到影响呢？真的是未知。捐卵之前，我的月经完全正常。但现在，我的经前期综合征变得很严重，经痛难以忍受。我去看了好几个妇产科医师，问这是否和捐卵有关。医师们都告诉我：「不知道。」

另一位经历了OHSS的捐卵者回忆，医师告诉他这是因为「他的卵巢特别健康」，所以才会对刺激药物反应过度；至于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只能归结为「运气问题」。这种说法巧妙地将健康风险的责任从医疗体制转移到捐卵者个人身上，让不良后果看起来像是「个别体质的问题」，而非系统性的风险管理不足。

在跨国捐卵的脉络中，健康风险更为复杂。仲介为了最大化效率，有时会给予较高剂量的排卵刺激药物，甚至鼓励捐卵者连续进行两个周期的取卵，以「一次赚两次美元」。但对身体而言，在没有充分恢复的情况下连续进行两个周期，会增加并发症的风险：

捐卵当然有一定的风险。他们只是不说。在美国，有不道德的医生鼓励捐卵者连续做两个周期（一次赚两万美元），捐给不同的准父母。但这对身体造成伤害。

跨国捐卵亦涉及法律风险。在美国，以观光签证从事捐卵活动实际上是被禁止的，但仲介利用台湾的免签待遇，指导捐卵者如何应对入境审查，将生殖劳动包装为观光旅行。许多分享文提及如何「顺利通关」的海关应对策略，包含仲介应当提供的资源（如代订住宿），以及「自己要注意的点」，如熟悉「旅游进程」，并练习如何与海关流畅应答。

通过入境审查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拿观光签证入境的。如果你的仲介只订了一到三天的旅馆或单程机票，那就不行。海关会期待我们有来回机票和至少十天的住宿安排，才会看起来合理。

法律风险加上健康风险，让参与跨国捐卵的年轻女性处于更加脆弱的位置。然而，由于社会污名的存在，许多跨国捐卵者甚至无法向家人朋友透露自己的经历，只能在匿名论坛上寻求信息与支持。

六、商品化与去商品化的双重逻辑

在Marcia Inhorn（2015）所描绘的全球「生殖地景」（reproscape）中，生殖细胞、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生殖旅行者（如准家长、生殖细胞提供者、医疗专业人员和仲介）彼此流动与交换，而捐卵正是这个地景中的关键环节。在台湾捐卵机制中，利他修辞扮演主要叙事，商品化的逻辑在表面之下运作。而跨国捐卵的脉络中，经济性的报酬被摆在前面，但利他叙事仍穿插其中。无论哪种脉络，这两套逻辑并非互相矛盾，而是共同运作、彼此交缠。

商品化与去商品化的双重逻辑之所以能够并行，在于去商品化的利他叙事帮助捐卵者化解社会污名，让他们能够在道德上合理化自己的决定，而商品化的经济诱因，则提供了实际的参与动机，让招募机制得以持续运转。对诊所和仲介来说，利他叙事是重要的招募策略之一，它让捐卵看起来像是值得社会赞许的事，同时掩盖了其中的商品化运作逻辑。

然而，这种双重逻辑也带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后果。也就是当捐卵被框架为「散播爱心」或「帮助他人」时，对健康风险的批判性反思就容易被轻轻放下。捐卵者更倾向于将身体不适视为必须「付出的代价」，而非需要被正视的问题，诊所也更容易回避全面的风险揭露。一位捐卵者在经历打针、服药和取卵带来的疲惫与不适后，仍这样写道：

一切的疲惫、打针和取卵的身体不舒服都是真实的。但知道我能帮助一对夫妻，我愿意承受这些（身体的不适）。因为有太多人需要帮助，我真诚地希望我小小的付出能让一个家庭更加完整。

七、结语：我们需要怎样的制度保障？

台湾目前的「非商业却高补偿」模式，因缺乏对各生殖诊所的严格管制，在实质上有接近市场逻辑运作的可能性。依法规定，捐卵者不应因取出的卵子数量而被扣减营养金；然而实际上，有些捐卵者反映因为「取出的卵子数量不够」而未能获得全额99,000元，这意味着部分诊所仍以卵子的数量和品质作为给付标准，与商业交易的逻辑并无明显差异。我们需要正视这个矛盾，而非继续用利他修辞来掩饰。

无论在国内还是跨国的脉络中，捐卵者所获得的健康风险信息普遍不足，诊所倾向于淡化风险，以避免吓跑潜在的捐卵者；捐卵者只好转向匿名论坛自行搜索信息。许多贴文以类似这样的声明作结：「这只是我个人的经验，每个人的身体都不一样。请自己上网搜索所有的风险再做决定。」

吴嘉苓（2023）在《多胞胎共和国》中提出「预想劳动」（anticipatory labour）的概念，描述女性在人工生殖疗程中，如何密集地集成各种冲突的医疗信息、试图优化疗程效益，并运行身体化的劳动，以应对未来可能的风险。捐卵者在论坛上自行搜集信息、评估健康与法律风险、彼此提醒注意事项的实践，正是预想劳动的展现。

尤其当制度未能提供充分的风险揭露，女性被迫转向个人的信息劳动与非正式的匿名互助，试图填补制度性的照护缺口。这种倾向将风险管理推给个人的做法，呈现新自由主义中将责任个体化的逻辑，亦反映捐卵者担忧受到的潜在社会污名与经历身体不适后的双重打击（如：「自己选的，后果自己负」）。然而，却忽略了这些捐卵女性的处境位置，为什么他们会被视为理想捐卵对象、被积极招募？他们又为什么决定踏上这趟缺乏完整信息提供、必须高度仰赖自我寻觅资源与自我照护的捐卵旅程？

跨国捐卵涉及的法律与健康风险更为复杂，却几乎没有任何规范。当台湾年轻女性在法律灰色地带中跨越国界进行捐卵，一旦发生并发症或遭遇诈骗，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制度性的保障可以依靠。在政策层面，台湾有必要在法规中更明确要求诊所提供全面、透明的健康风险信息，在跨国层面，则需要发展国际合作的规范架构，以减少跨境捐卵中的法律模糊性与健康风险。

无论捐卵被包装成「散播爱心」的礼物经济（gift economy），还是「打工度假」的生殖劳动（reproductive labour），商品化与去商品化的叙事看似矛盾，实则共同运作，让捐卵得以在道德市场中持续被正当化。未来更需要持续关注的是，那些为全球生殖产业提供生殖细胞的年轻女性，他们的健康权益与劳动权益，不应该在任何叙事的包装下被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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