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无间：当「间谍」成为日常，信任角力下的情感伏流

卓玛：你知道我跟郑姊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吗？就是我们都觉得你是间谍。[1]

一、猜疑如常[2]

这句话一出口，屋子里的空气瞬间冻结，所有现场的员工下意识地停下了手边工作，抬头看向我。时间仿佛暂停了，不安的枷锁被冷不防撬开，无声的警戒嗡嗡作响，而焦虑正使得我无法思考该怎样应对眼前的定格。

卓玛是当地一家旅店的经营者，这家旅店在10年前我初访位于青藏高原的田野地时，是由一位来自汉地的女强人─郑姊所经营，后来各项事业由她一手栽培的本地青年─卓玛扛起，卓玛也承继了郑姊现代女性菁英的风范，拥有坚实的政商网络。过去我因蒙受郑姊不少照顾，因此近年重回田野时，偶尔也去店里帮忙卓玛处理琐事，例如协助带领游客上山之类的工作。

脑袋缺氧之际，我开始胡乱接话：「拜托，你见过这么呆的间谍吗？还是你只是觉得我有张詹姆士庞德的脸蛋」。卓玛则摆出一副若有所指的姿态，笑说：「那可不一定，像你这种最爱装模作样」。卓玛的话总是能精准地将我钉在墙上，再次让我捏一把冷汗，身体僵直、心跳漏了一拍，这种恐惧的身体体察即是我的田野日常，而卓玛很可能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庆幸的是，当下的冻结还是在一来一往的吐槽中获得化解，这也是我在多年来面临「间谍标签」下，逐渐摸索出的一种应对习惯，它总能救急。

然而，我始终不敢卸下心底的防备：在卓玛看向我的眼眸背后，是否也正折射着另一道来自高处的、冷峻的凝视？她是否就是庞大权力体系的代理人？她说这话的用意，是否暗示我别轻举妄动？很明显的，生性老实的我绝对是无法担任间谍，也从未被委托以探查任何情报，反倒是这份无所不在的猜疑，才是我的始终谨慎拿捏、掩饰在日常底下的「秘密」，即便我深知猜疑的威力，可能会摧毁我跟卓玛以及其他人的关系。但是，「猜疑」也具有宛如巫术般的魔力，诱惑着我陷溺其中，这种不安感如影随形，迫使我反复审视自己的每一句话和行为，瞻前顾后，恐惧着那一脚踩空的时候。

邓湘漪在《流亡日日》（2015）中曾描述自己在北印藏人社区的类似遭遇：她因被怀疑是间谍，导致报导人遭家人斥责，并被要求与她保持距离；而当我真正置身那个催生「间谍焦虑」的国度中，才惊觉现实是如此锐利。该国近年来持续透过颁布相关政策、划定红线，将特定论述和国家权力急速推入日常生活，于是，「间谍」不再仅限于传统情治意义，而是扩展为针对特定身分人群潜在风险的质疑，人际之间信任的不确定性与日俱增。媒体频繁出现间谍捕获的宣传，加上法令对其行为判定的模糊和扩张化，「间谍焦虑」逐渐堆栈为一种厚重的社会氛围，垄罩了所有身分敏感的对象。

这种针对特定人群的质疑氛围，也映射在其成员的认知和行为上。多年前我与朋友─曲吉在房里闲聊，正当话题快要触及敏感界线，曲吉突然表现出高度警觉，不仅要求手机必须关机，还得把它关进厕所里，确保隔绝于收音范围之外（即便我们的实际对话内容仍刻意避开了政治敏感）。曲吉的反应源于她对技术监控的不安，她坚称手机有可能被植入某种监控程序，即使关机仍能继续录音并把信息回传。这种强烈（对我有震慑性）的反应，与我先前接触到许多非藏人主流族群对言论空间的乐观描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认知上的断层揭示了国家治理如何因应族群的社会位置及政治脉络而有巨大差异─别人说了没事不代表你说了也没事。

过去当我初入田野地时，还抱持着轻忽的心态，当友人以玩笑方式直言：「你是不是间谍啊？」我则胡闹而顺着话回应：「可能是吧」、「我昨天才跟我们中央汇报」、「这是举报信」。我成天对这种「间谍梗」乐在其中，运用真假参半的口吻换来轻松氛围为我以及别人带来乐趣，总觉得这是主动打破陌生的一种方式，并看着对方在惊讶之后哈哈大笑的表情。直到有天藏语老师─曲措严肃地告诫我：「你不应该这样，这可能会害你被请去『喝茶』」，但当下我全然不当一回事，而是嘻皮笑脸的回应：「喝个茶也挺好的，还不用花钱」。曲措收起她平时温和的声调：「『被盯上』可不是你想的那样，搞不好会被列入黑名单，你再也不能回来」。

曲措的话不久就应验了。某日早晨，当时身为旅馆经营者的郑姊沉着脸朝我走来，冷冷地对我说：「你要当心，你被盯上了」，说完便转身离去，不作任何解释。即使我再迟钝，也能明白拥有坚实政经关系的郑姊说这番话的用意，有些事已然改变，但我无从得知。我开始反复查看自己的言行，懊悔没把曲措的提醒放在心上，脑中也不断浮现哪天自己被公安破门而入、包围和侦讯的画面。而这也预示着之后将要发生的事。

不仅如此，「间谍焦虑」也挑战着藏人族群之间，以及我与报导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当时我结识了一位来自外地的藏人─多吉，相谈甚欢，他热情邀请我到他家共进晚餐，由于多吉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虫草采集者，这对刚开始田调的我意味着不容错失的好机会，甚至我们还筹划着由他带领我上山的可能（画大饼？）。然而就在赴约前夕，好友格勒突然叫住了我，并仔细地询问了多吉的背景、店铺位置、外型、对话内容等，宛如警察盘问一般，紧接着又拿起电话向其他本地友人继续打听。忙碌了一阵子后，他语气坚定地对我说道：「我劝你最好别去，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底细」。我并不认为是格勒过于神经质，早已听闻存在着线人的工作，以靠举报奖金谋生，但没人能够确定是哪些人？因此在完全不知道对方底细的情况下贸然接触，特别是像我这种没有人际网络支持的外地人，具有相当的风险，「你不会知道他实际上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他会怎么跟上面说你」，格勒力阻我赴约。结果是，这份恐惧让我撒了谎，找了个理由临阵脱逃，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份永远不能说出口的猜疑，让我至今依然对多吉感到愧疚。多年后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聊着他如何支撑店铺生意、为小孩筹措念大学学费的苦恼，用日常遮掩，就好像猜疑从不存在。

种种经历使我逐步拼凑出一幅监视无所不在的图像，也在过程中不断调整自我审查的尺度，这些影响甚至延续至离开田野之后的日常处事方式。此后，当报导人与我这个台湾人交谈而逐渐放下警戒、话题开始触及敏感边界时，我反而会主动提醒对方，这是因为我清楚意识到，自己极可能正处于监控之中。这种主动中断对话的选择，尽管可能会牺牲好不容易创建的关系，却是在这种充满权力凝视与不确定的环境里，一种保护对方而不得不做出的决定。

二、人类学者在监视下的田野危机：国家魔力与沉默共谋

人类学者Katherine Verdery（2022）在其关于冷战时期罗马尼亚的田野中，屡屡谈到人类学者跟间谍的难以区分。首先，罗马尼亚的民族学者不像美国人类学者一样独自且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村庄，也不会跟村里的许多人谈话、探问各种问题，而是集体行动并针对所分配的特定项目，向当地专家搜集数据；其次，Verdery表现在穿衣和行事风格与当地人的无异，也不刻意强调自己的外国人身分，以及听着当地人的日常话题，这些隐藏和聆听的行为都让Katherine的朋友认为她跟秘密警察无异，人类学者对日常的关注与纪录，在邻里眼中更像是秘密警察的潜伏监控。而秘密警察也同样无法区分人类学者跟间谍的差异，因此当Verdery数年后翻阅文件，才发觉国安局总是将民族志研究和情报工作相提并论，并将她描述为「为了情报而剥削他人」，这使她无法不展开深刻的自我质疑。

换言之，在人类学田野工作中寻常认知的共食共作、语言学习、参与日常劳动、模糊边界和创建的「和谐（rapport）」以融入当地的理想，这种期许从「土着观点出发」的方法论和长期的参与观察，在集权国家由秘密警察和不信任氛围所构筑的社会里，实际上是极不寻常，反而触发当地人与国安系统的警铃。Verdery同时也提到在这种监视情境中的田野，往往并不仅止于研究者与报导人的二者关系，秘密警察拥有介入其中的能力，例如威胁报导人必须对你的行迹进行监视与汇报，或透过造谣来离间研究者与报导人的关系，这些手段对权力机关都是易如反掌的，而研究者无法真正看见他们的存在。

图1：Michael Taussig的The Nervous System一书对恐怖在国家权力运作中扮演的角色有精辟阐述，他同时也描述自己的猜疑和恐惧经验，并且期许提出一种「超越恐惧」方式。

Michael Taussig（1992）则是描述了自己在哥伦比亚时陷入这种无以复加的怀疑和恐惧，当他与一位曾被军方拘捕并实施酷刑的友人Roberto单独见面时，因为对方的突然离开并将门上锁，Taussig无法离开，所以惊恐的觉得自己被设局，想像着恐怖的刑求即将落在自己身上，并充满绝望地写道：「我仿佛从远处看到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发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无法呼吸」，他怀疑自己被出卖，因为军警暴力的受害者成为线民、间谍并非没有前例。然而最终，Roberto只是带着一瓶酒回来。之后，当Roberto请求住在他公寓时，Taussig拒绝了，这个决定让他意识到自己是个懦夫，懦弱使他无法坦白，从而发觉自己已经成为这场「沉默之战」的协力者，是共构这种恐怖和压迫的一份子。Taussig打从心里畏惧着扼杀Roberto并使他偏执倾向的酷刑，害怕在这种恐怖常态化的氛围下，自己将被长久被人们粘贴间谍标签，「迫害从来不曾因为身体刑求的结束而告终」他说。

图2：奥纳人的海因仪式，成年男子会扮演成各种鬼怪，威吓妇女与将受礼的男孩，而将受礼的男孩必须与之搏斗。[3]

Taussig继续借用一位英国传教士之子Bridges的回忆录，描述了19世纪末火地岛原住民奥纳（Ona）人的海因（Hain）成年礼仪式，指出这个仪式本质上是男性集体为了维护统治权而对女性观众进行的感官威慑。

奥纳人拥有男子会所制度，只有男性可以接受海因，且必须是已受礼的男性才被允许进入会所。在海因仪式举行时，村落的女性与未受礼男孩会被叫到会所前方，此时由成年男性装扮成的各种鬼怪会以可怕的姿态现身，女性一见到鬼怪就会开始仓皇而逃，脸朝下扑倒在地上，并用兽皮遮住头部。而将受礼的男孩将被迫与这些充满愤怒的鬼怪搏斗，以克服恐惧。然而，这是一场预先准备好的胜利，当男孩最终把鬼怪摔在地上，并揭露对方也是一位熟识的人类时，所有会所男子将会哄堂大笑，而此时男孩即被接受成为其中一员。自此，男孩完成成为「受骗者」到「施骗者」的身分转换，正式加入这场维持幻象的共谋。

但是，当Bridges向其他男性说道女性可能只是在演戏时，他们却坚信女性的深信不疑，然而女性完全被欺骗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长年的社区生活里，他们必然听到过怀疑的说法。只是，奥纳人的文化中对此有严格规范，如果有任何女性不慎地提起自己的怀疑，甚至对另一名女性说起，他们就会被杀害。因此，女性或许怀疑过，但是绝不会说出口。

在这个描述中，男性沉浸于「女性盲目轻信」的优越感中，但女性极可能只是配合演出。Taussig将海因仪式做为国家的隐喻，因此国家即「剧场」，Taussig认为国家权力的真相是空洞的，而其神圣性「并不是来自基本真相，不是本身或内核的意识形态，而是边缘群体对于内核秘密的幻想」，「秘密」不仅维系了由男性所实施的欺骗，更重要的是它引导人们认为有一个由外表所隐蔽的真相存在。换言之，赋予国家神圣性的不是统治者（男人），而是被排除在外的人（女人）的「幻想」，男性遮掩这种空洞，女性则维护权力神圣性的禁忌和死亡威胁之下，配合演出「相信、不揭穿」的模样，这种恐怖的幻想才是支撑起他称之为「国家拜物教」（State Fetishism）的「神经系统」。

因此，回到间谍焦虑，国家实际上是运用使人们的彼此不信任的手段进行统治，使恐怖常态化（terror as usual），于是「不信任」不再是异常，而是构成人们生活日常的基调，当国家得以透过不确定性来瓦解信任基础，人们无法得知谁是告密者、谁是下一位受害者，于是沉默、猜忌和佯装便成为了生存技术，或无从选择下的反应。换言之，权力的来源是人们加入其行列成为维持幻象的一员，或是明知看穿却因禁忌与死亡恐惧而不敢戳破所产生的共谋，当人们都保持沉默，国家才能维持其神圣性，那是一种神秘、具备魔力且令人畏惧的东西。

三、表白：在猜疑之下幸存的信任

Verdery在反思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如果信任是人类学田野调查得以成立的基础，那么在一个充斥不信任的社会氛围中，田野工作究竟如何可能？她说：「想着谁可信任谁不可信任的问题会让人不可能工作」。我其实羡慕Verdery能够秉持着坦率的心去信任她的报导人，当我在某些社交场合听见人们怀疑另一位在当地做研究的华侨人类学者「他肯定是间谍」时，我无法不反身审视自己的处境：是否在别的场合里，我同样也是人们怀疑的焦点？如同Taussig所言，我的畏惧和猜疑正是源自于懦弱，而所谓的生存技术其实也是让我们成为维系这个系统运作的共犯。

即便如此，我仍选择相信自己与朋友、报导人之间「信任」的真切存在—信任与猜疑是彼此交织，而非断然二分。当卓玛说着「我觉得你是间谍」时，伴随着不安出现的，是一种安心感和窃喜，因为这句话也透露出「信任」的在场，是卓玛对我卸下心房而接纳的信号（吧！？），这也才是让我能够愿意继续冒着高风险而每年重返田野地的主因，这是田野工作中最富魅力的存在，而能与国家的魔力抗衡。

在郑姊警告后，我并没有被捕。但隔年重返田野，我认识了一位警察─旺堆，因为聊的投缘，我们相约去酒吧小酌，正当旺堆酒过三巡，他醉醺醺脱口说出：「其实我去年就知道你了」。当下我并未感到意外，毕竟接触的人很多，可能因此遗忘。但他沉默片刻，继续说：「我去年跟了你五天」，这让我瞪了大眼睛，脑袋疯狂运转「究竟何时被跟踪了」？旺堆也是一位朴实的人，言语中似乎略带愧疚，说：「其实不是我自己要跟你，是上级要我这么做」。我苦笑着：「我……应该没有做什么事吧！？」「嗯，你没有」他肯定的答道。我大笑，然后我们一起干了手上的那杯啤酒，继续喝到深夜，但是再也没有再重回这个话题。友谊的喜悦完全压制住了那个本应是极度躁动的不安，比Verdery幸运的是，我见到了监视者，且能坐下来话家常。

Katherine Verdery 2022[2018]　《他们说我是间谍：人类学家与她的秘密警察监控文件》（My Life as a Spy: Investigations in a Secret Police File）。梁永安译。新北市：卫城出版。

PS.1前几天卓玛才向我抱怨：「还不都是因为你，我也被国安局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了，每天都有便衣在门口走来走去」。看来，我一直都在榜上（苦笑）。

PS.2 Verdery提到自己以为可以透过坦率、透明来获得国安局的信任，并自嘲这种想法的愚蠢天真。但我不认为这是愚蠢的，毕竟在看不见的监视者面前，塑造出让对方安心、获得掌控的感觉，比起表现一种难以摸透的神秘感，是更妥当的策略，后者可因为焦虑而采取更多行动。（纯粹的自以为是）

Footno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