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德／补修「共产中国」这一课──读《干部国家》

精选书摘

2025、2026年之间，台湾吹起了一股「补课风」，所要「补」的，是认识国民党威权统治的这一「课」。特别是成长过程中，自己或家人不曾经历政治迫害，甚至暴力镇压的族群。补这一课，是为更全面地了解台湾走过的路，以及极权政治的本质。

无独有偶，近年的国际社会，特别是英美及东亚各国，也萌发另一股「补课」风潮。所补的课是「中国」──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共产中国」这一课。专精中国史的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所着的《干部国家：中国如何变成中国共产党》，就是一本为澳洲及英语读者补课的入门专着，当然台湾人读也很适合，因为尽管同样说汉语、写汉字，但基于种种原因，台湾人对中共「党国体制」的了解并不比西方人更多。因此即使是写给西方读者「补课读物」，在台湾推广也正当其时。

之所以要补课，起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后，世界多数政经菁英对「如何让中国改变」的一次巨大的错误尝试。这个错误源于当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也就是一个威权国家如果开始追求经济发展，并走进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后，会为社会创造一批中产阶级，它不仅是一批人累积了财富，也将打开他们对更自由、透明的政治体系的要求，从而推动国家走向民主转型。

然而中国的走向，特别是2012、2013年习近平上任之后的发展，愈来愈成为「现代化理论」的反例。这使得重新研究、认识共产中国的研究，从原本的学术和历史领域，上纲为制订外交和国家战略的急需，《干部国家》一书的重要性，就源于这个大背景。

原本预期中国走向民主共和体制，不意期待落空。不能成为一般民主共和国，那中国是什么国家？显然不是伊朗这类神权国家；同时，中国的政治虽然独裁，也不是如北韩、古巴一般由一个人、一个家族长久统治。费约翰给出的答案是「干部」。中国是一个「干部国家」。

不言而喻，这里的「干部」当然是指共产党干部。在中国政治的语境里，「干部」的意思不仅是一种职业身分，它更代表一个穿透国家社会各个部门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创建可以追溯到中共成立的初始。已故中国知名的近代史学者高华，在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里，这样形容中共最初在根据地延安创建的党组织：

「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创建了垂直的党政机机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令可以自中共中央、边区党委（西北局）、边区政府一直下达到市、区、乡党组织，直至农村中的党支部。边区自卫军在各区、乡、村都有基层组织，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担负起检查路条、捉拿嫌疑分子的治安保卫任务。」

中共中央1937年在延安创建根据地，但这一套干部体系没有走进历史，90年来它顽强存在，直到今时今日仍是中共统治中国的根基。近年一些西方的记者和学者专家开始留意到搞清楚这个底层结构，对于理解共产中国至关重要。本书作者举出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的作品《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The Party），就是其中的杰作。但笔者认为比起中译书名，英文原本的主标＂The Party＂，译成中文，就一个「党」字，反而更贴合中国政治语境。一般中国人口语里的「党国」，干部自称的「我党」，再到毛泽东的一锤定音：「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在中国，一个「党」字，尽显极权。

干部是共产党的组成元素，作者给了这个词更广泛而准确的意义：

「指的是有特殊专长或在中央指挥下被赋予特定职责的党务或党国工作人员。干部的职责，包括运行党支部或在党务机关工作、掌管工厂车间、管理大学院校和医院、主持政府部门和其他国家事业单位」。

以「干部国家」做为介绍共产中国的切入点，见得到作者的识见及精准之处。在中共党国体制下，干部是英文所称的＂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这个国家由他们统治，当然他们也首先拿取经济发展的红利。

但进一步探讨中共干部，又可以区分为两种：第一是俗称的「红二代」（或三代），也就是20世纪内战时期中共高级领导的子女，或者再下一代。这个群体自命为党和国家的主人，作者以「党史即家史」来形容这部分人士的心态，极其精确。

第二种干部出身一般家庭，他们也许家中长辈有些党政背景，但不是高官。也有一部分完全是「布衣」。作者在第一章的中后段提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有一部分中共领导人，平反了过去被斗争、打倒的干部，并且致力提高下一代干部的素质。这里的代表人物是胡耀邦。他在1982到1987年担任中共总书记。文革结束后，他借着平反老干部、教育新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为中共培养了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的一批干部。共产党的执政绩效，多半来自这个群体的努力，胡耀邦因此格外受到怀念。事实上，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起因就是学生吊念当时过世的胡耀邦，连带为他晚年被邓小平罢黜愤愤不平，由此衍生出要求干部清廉、政治改革的民主运动，而最后惨遭镇压。

平民出身的干部在共产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史上格外重要，他们又被称为「（共青团）团派」，和红二代分庭抗礼。中共领导人谁是团派？谁是红二代？这样的标签曾经是分析中国人事和政局的重要切入点。但在2022年，习近平第三任期的人事布局里，团派干部在中央的势力被认为遭到全盘瓦解。前任总理，也是团派的领头人李克强甚至在68岁「因病」身亡，团派的覆灭对中国的影响，犹是一个有待观察的现在进行式。

顺着「干部」国家的思考路径，作者介绍了中共治下中国的三种现象：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对公民社会的镇压，以及对意识型态的塑造和灌输。

1979年中共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广东及福建划定了深圳、汕头、珠海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启动了日后的经济发展，直到今天，经济发展都是当代中共执政最重要的绩效，维持了中共一党独裁统治的正当性。

作者进一步论述，经济发展固然为地方干部及共产党带来执政绩效，但干部所依赖的工具，是一套违反人民迁徙自由的城乡二元户籍体制。所谓「城乡二元」，就是将人民的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及农村户籍。在一般的国家，即使有户籍登记制度，例如台湾，人民可以自由从台北市中正区搬到苗栗南庄或者花莲寿丰，户籍要迁就迁，政府没有准驳权力。但在中国，如果是农村户口的国民，除非满足特定转换条件，例如买房、投资、任职机构申请或者加入解放军退伍后由军方安置，否则无法转变为城市户口。批准权力全在政府。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工作多、收入高，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打工，却因为没有办法落籍，而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及（尽管是有限度的）政治参与，下一代的国民教育受教权也被剥夺，农民工的子女无法进入父母工作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因为没有户籍。

这是一个极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真正在工厂里付出劳力，为国家赚进真金白银的，是来自乡村的农民工，但他们在城市是二等公民。讽刺的是，有这一套将他们限制为二等公民的严苛法制，才能更高效榨取出他们的劳动力。这一套体制衍生出大量残害人权的法规，例如2003年前，中国城市的警察机关可以因为人民没有「准许居住在这个城市」的证件为由，对他们实施逮捕、拘禁，并强行送回原籍地。直到2003年，一位名叫孙志刚的青年在这样的过程中遭到凌虐身亡，行之有年的「收容遣送」制度才被废止。

另一项在一般国家都有，但共产中国必欲去之后快的，是「公民社会」。作者在开篇就以汶川地震为例，叙述中共如何以收编或镇压来消灭「社会」的机能。

「社会」是一般国家里人民自发性的组织。目的也许是扶助贫困、照顾老人，或者在灾难来临时互相协助。但对中共的统治而言，即使是自然形成的宗族社会，都是必须消灭的对象。共产中国统治的要义，是将人「原子化」、「孤立化」，禁止结成群体，相互培力，让每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如此国家才有办法借着干部直接管理到每一个人。干部必须强力运行消灭社会其他组织的任务，确保自己和被管理的人民之间，没有任何中介。

站在这个立场上，外界就能理解，为什么例如律师、社会救助组织、环境组织等等在其他国家常见到的民间团体，在中国都陆续被掏空、消灭。国内组织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国外的NGO在中国的活动。

当然，中国的宗教体系也自成一格，例如天主教，全世界的天主教徒以教廷为宗，但只有中国官方认证的天主教徒，把党国摆在教皇之前，坚持「自治、自养、自传」，名为「三自爱国教会」。驱动中国官方这样管理宗教的，其实也是同一原因。

不管运行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或者强力镇压公民社会，运行者都是共产党干部。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干部能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力，来运行严苛的政策？这就要回到意识型态的塑造和灌输。本书作者探讨了共产中国三大意识形态来源：第一是本格派的列宁主义；第二是中国的儒家思想；第三是台湾十分熟悉的，从19世纪以来中国遭到西方侵略的屈辱历史。

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共现在用来教育干部，乃至于国民的意识形态蓝本，但在统一了干部思想之余，也造成了一个欠缺弹性、样板化的统治机制。不过这可能恰恰就是中共高层所需要的，他们并不需要干部有太多的创造性，特别在经济发展以外的领域。共产党真正需要的，是一个高度服从，能够守护共产党执政利益，当然包括干部自己利益的一个体制。

革命的历史、干部的来源和养成、执政绩效经济发展、城乡二元体制、公民社会的消灭、意识形态，这些都是认识当今共产中国的主要线索，而把这些线索串起来的，就是处在共产党内从上到下，各种位阶中的政策运行者──干部。作者挑选这个极有「中国特色」的点来论述当今共产中国。如果我们能够顺著作者的思路，增进对共产中国的了解，我们或许就更清楚我们所抵抗的对象和他们坚持的价值。这不只对台湾本身，甚而对华人文明的进步，乃至东亚的和平，都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