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书】他们仍有梦想──从电影《我们要回家》反思台湾引进印度移工政策

读者投书

一部电影选择在哪里结束，从来不是偶然。

电影的起点，是2020年印度疫情封城期间的一段真实故事。

2020年，一名青年在烈日下紧紧抱着高烧、脱水而倒在公路旁的好友。两人原本在外地工作，却因COVID-19疫情、全国封锁，因而失去工作与交通选择，只能设法徒步返回家乡。好友最后不幸离世，那个拥抱画面也成为令人心碎的图像之一。

改编的电影加入了主角考取警察等情节。最后一幕，活下来的主角坐在教室开始新的学习旅程，并回到过去与已逝好友最常停留的溪流旁。镜头没有继续跟拍，也没有交代重返校园是否真的改变了他的人生。画面转黑，字幕升起，故事停在一个没有答案的时刻。

这不是典型的励志电影结局。如果依循成功叙事，电影可以告诉观众，他最后完成学业、获得稳定工作，终于靠自己的努力摆脱命运；如果依循社会写实电影的惯例，它也可以停在死亡与离散，让悲剧成为最后的控诉。

《我们要回家》选择了第三条路。它没有证明「努力必然得到回报」，也没有把主角留在受害者的位置。它让一个人重新走进教室，然后把未来留在银幕之外。

这个结尾留下的是希望，同时也提出制度问题：当一个人愿意再次开始，社会是否真的准备好让他重新开始？

然而，他们面对的不是单纯的能力竞争。电影中，约有250万人竞逐3,500个警察职位。两名青年相信，只要读书、考试、努力，就有机会翻转人生；但那扇象征向上流动的门，因为他们的宗教、种姓与阶级变得更窄，「机会平等」在许多社会中，不过是口号。

这正是电影最尖锐的地方。它没有否定个人努力，却拒绝把努力神化成一切问题的答案。当一个人失败时，社会总是很快追问：他是否不够认真、不够聪明、不够自律？我们却比较少追问：他面对的起点、风险和制度障碍，是否真的与其他人相同？

2020年3月，COVID-19期间，印度政府以极短的准备时间，就宣布全国封锁。对有积蓄、有住所、可以在家工作的人而言，「待在家里」是防疫措施；对大量依靠日薪、居住在工作地点附近的内部移工而言，停工却意味着收入与栖身之处同时消失。

同一个封锁命令，并没有对所有人产生相同的后果。有些人可以囤积食物，等待城市重新开放；另一些人没有可以安心封锁的家，也没有足以支撑长期停工的存款。当公共运输突然中止，返乡不再只是选择，而成为一场以身体承担的逃难。

疫情放大了社会原本就有的不平等，让平时被城市繁荣、经济成长与廉价劳动屏蔽的裂缝，突然变得无法忽视。城市需要移工时，他们是维持生产的必要人力；城市遭遇危机时，他们却被当成可以自动移除、自己想办法回家的人。这也是片名「回家」最沉重的含义。

回家，表面上是地理移动，实际上却涉及谁拥有安全移动的权利？谁有足以休息的住所？谁能在工作中断后继续生存？谁在危机中被政策视为需要优先保护的人？封锁可以要求所有人停下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地方可以停留。

《我们要回家》没有从制度解说开始。

电影先让观众认识两名青年。他们一起工作、骑车、等待考试结果，谈论尚未实现的未来；他们会争执、嫉妒、伤害彼此，也会在最困难的时候拒绝抛下朋友。

导演花了相当多时间拍摄这些看似不推进情节的生活片段，因为友谊不是靠一次重大事件创建，而是在那些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的日常里，慢慢累积重量。

这个叙事顺序极其重要。在新闻与政策语汇中，人往往先以群体／标签出现：移工、穆斯林、达利特、低收入户、失业者。分类是理解社会与制定政策所必需的工具，但它也可能把一个具体的人缩减成统计数据里的一格。

本片的编剧及导演尼拉吉盖万（Neeraj Ghaywan）出身最低种姓家庭，他曾公开表示：「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我们常忘记，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有梦想、有渴望，也与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希望透过电影，让那些被统计的人重新成为有名字、关系与欲望的人。

因此，我们先认识他们是朋友，之后才逐渐理解种姓、宗教与阶级如何介入他们的人生；当观众先认识活生生的人，才可能真正理解歧视如何伤害人，而不是把他人的苦难当成某个遥远群体的抽象问题。

电影没有让角色成为证明社会不公的工具。他们受歧视而且不完美，跟所有人一样会犯错、会期待，也会重新选择，这让那张青年抱住垂死好友的照片不单纯指涉一幅灾难图像──在那个拥抱以前，存在着一段共同生活的历史。好友之死不只是生命消失，也是一段关系与一个尚未完成的未来，在同一时间被切断。新闻让我们知道世界某个角落发生了什么。电影则让观影的我们承认，那些事情发生在谁身上，可能就在眼前。

描述印度社会景况的《我们要回家》，在台湾产生了难以回避的回声。

2023年底，台湾与印度洽谈劳工合作的消息传出后，社区网络迅速涌现反对言论。有人将印度直接与性暴力、犯罪、卫生疑虑与文化冲突链接，甚至出现以反对引进印度移工为诉求的集会。

当时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台湾将一次引进10万名印度移工。劳动部澄清并无所谓10万人的规画；台湾与印度在2024年2月签署劳工合作备忘录，引进行业、人数及相关条件仍在评估中。

换言之，实际政策内容尚未明朗，台湾社会对印度人的集体恐惧却已先一步形成。

《报导者》当时访问在台印度人、移工研究者及反对者，呈现的不只是信息混乱，也包括台湾社会对印度的陌生、部分劳工对政府缺乏信任，以及长期移工制度问题等彼此交叠的结果。

因此，不能把所有反对意见都简化为单纯的种族歧视。部分民众担心的，是政府是否会以引进更多低成本劳动力，回避低薪、长工时与恶劣工作环境；也有人质疑，现有移工的住宿、仲介与劳动保障问题尚未解决，为何还要继续扩张来源国。

这些疑虑需要政府回应。相对地，合理的制度批判，与根据国籍推定一整群人都很危险，仍是两回事。当公共讨论把一个全国人口超过10亿、具有复杂地域、语言、宗教与阶级差异的国家，压缩成犯罪新闻和网络视频中的单一形象，部分舆论呈现的，就不再只是政策监督，而是将陌生人预先定罪的文化想像。

人尚未抵达，标签已经先粘贴。我们还没有遇见一个具体的人，便先决定他可能危险；还不知道他的名字、经历与来台原因，便已经用国籍替他完成性格与道德判断。这正好与《我们要回家》的叙事顺序相反。

电影让观众先看见两名青年如何生活、相互扶持、怀抱梦想，再理解身分如何限制他们；台湾社会面对印度移工时，却常先从身分出发，再决定自己愿不愿意把对方当成一个人。

关于印度移工的讨论，若只剩下「赞成」与「反对」，双方都可能错过更根本的问题。真正需要被检验的，不只是移工来自哪一个国家，而是台湾准备用什么制度迎接他们。台湾必须先自问：为什么缺工？缺工究竟来自人口变化，还是薪资、工时与工作环境缺乏吸引力？引进新的来源国，会促使产业改善劳动条件，还是让企业不思产业升级而继续依赖低薪的外籍劳动者？

移工来台后，能否在不受原雇主控制的情况下转换工作？招募与仲介费如何规范？住宿、医疗、工伤、申诉及法律协助是否足够？休假与工作时间是否有最低保障？地方政府是否具备母语服务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这些问题早已存在多年未解，不会因为移工来源国从越南、印尼、菲律宾或泰国，在增加印度之后，便自动解决。

来源国多元化，并不等于制度进步。如果既有权力关系没有改变，增加来源国只是把原本的风险扩散到另一群人身上。

更重要的是，政策讨论不能只有政府、企业、仲介与本国民众的声音。印度劳工为什么考虑来台？他们对薪资、工作内容和生活环境有什么期待？他们最担心什么？需要哪些语言、宗教、医疗及劳动权益保障？

「引进移工」这个日常使用的政策词汇，值得我们停下来思考：我们可以引进机器、资金或技术，但人不是一项可以单纯输入的生产要素。

一个人抵达台湾时，带来的不只有一双可以工作的手，也有语言、宗教、家庭关系、情感、记忆、文化，以及对未来的计划。如果政策只准备引进劳动，却没有准备接纳人的生活，那么开放新来源国，所有的老问题仍然存在。

我的移工朋友曾说过，他们仍然有梦想。

这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但也正因为普通，它让人难受：为什么台湾谈论移工时，这件事如此容易被遗忘？我们经常谈论移工离乡背井、工作辛苦、需要养家，也会感谢他们照顾长辈、支撑工厂与工地。这些描述并没有错，却把移工定位为牺牲者或贡献者。

仿佛他们的人生只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为家庭受苦，一种是为另一个国家工作。

但移工如同你我，他们也可能希望存下创业资金、学习技术、继续升学，或者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有人喜欢唱歌、运动或摄影，有人想学中文，有人希望返乡后开一间自己的店，也有人会在长期生活中重新思考，什么地方才是自己的家。

这些梦想未必宏大，也不需要浪漫化。然而，台湾的移工政策更常问的是：产业缺多少人？家庭需要多少照顾者？移工是否容易管理？会不会失联？会不会带来治安或社会成本？

在这套政策语言里，移工首先是一个等待配置的劳动单位。至于他如何使用休假、是否能转换职涯，以及能不能在工作之外发展自己的生活，并不在政策考量之内。

《我们要回家》的重要性，正是它拒绝只把主角拍成劳工。青年的价值不是因为成为劳动力才出现，更不会因为失去工作便消失。当移工朋友说「我们也有梦想」，这不应只成为一句令人感动的引言。

它应该成为台湾检验移工制度的标准。当休假无法保障，梦想便没有时间；当工作难以自由转换，梦想便缺乏选择；当收入被债务与仲介费吞噬，梦想便只能一再延后；当一个人无论在这片土地生活多久，都只被视为外来者，梦想也很难与脚下的社会创建关系。

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不该只赞美弱势者仍然保有梦想。它更应检查，自己是否正在夺走他们实现梦想的条件。

面对印度移工争议，一种常见的建议是：台湾需要增加对印度文化的理解。这当然重要。印度不是网络视频里几个猎奇场景的集合，也不能以少数犯罪事件概括。社会需要理解印度内部的语言、宗教、地区、阶级与饮食差异，雇主、学校、医疗机构与地方政府也需要具备更充分的语言服务与文化敏感度。

但只谈文化理解，仍然不够。台湾的文化平权，经常停留在「看见差异」。许多单位举办东南亚文化节、增加多语标示、办理导览活动，也在活动中展示异国服装、音乐与食物。这些活动却不能取代对权力关系的查看。因为文化展演可以在舞台上被欢迎，提出权利要求的人却未必同样受到欢迎。

真正的文化平权，不只是尊重不同人的节庆、食物和语言。它也包括重新分配安全、资源与发言权。

社会经常要求移工学习中文、理解台湾习俗、配合雇主家庭的生活方式，却比较少反问：雇主是否理解移工的宗教禁忌？城市是否具有适合不同宗教、饮食与休假需求的空间？真正的共同生活，不是要求一方完全融入另一方。它意味着原本居于多数字置的人，也愿意调整既有制度。

不过对于接纳「外国人」，台湾惯以阶级化方式区分对待，落入另一个文化平权的盲点。

来自富裕国家、从事专业工作的外籍人士，常被称为「国际人才」；来自东南亚或南亚、在工厂、工地与家庭工作的劳动者，则被概括为「外劳」。前者的语言、饮食与生活方式可能被当成国际化象征，后者的文化差异却容易被视为管理问题。这说明台湾社会真正排斥的，未必只是陌生文化，而是低薪劳动的陌生文化与阶级位置。当一种语言和高薪职位链接，它就具有国际价值；当另一种语言和劳力工作链接，它便在公共空间里失去声音。

《我们要回家》让观众先认识人，再理解身分。但回到现实社会，「先看见人」不能成为理解彼此的唯一答案。同理心重要，却不能取代权利。移工的合理劳动条件，无法只单赖雇主的善意，而是制度。

善意不能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我们也不能一面在戏院里为印度移工的命运落泪，一面容许现实中的移工继续承受不平等契约。

《我们要回家》的故事停在教室里。真正尚未完成的，却不是主角的人生，而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当一名移工说，他仍然有梦想，我们不该只是把这句话当成另一个励志故事。

我们应该回答的是：台湾是否只需要他的劳动，还是也准备好，容得下他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