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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性别不只是种身分:从「情欲可生活性」理解跨性别者的身体、欲望与认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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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芸萱/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性别教育研究所

本文改写自作者之期刊文章,卓芸萱、胡郁盈,2025,〈打造可欲望的「跨性别」:情欲可生活性与跨性别认同及身体形塑〉。[1]《台湾社会学刊》77: 177-228。https://dx.doi.org/10.6786/TJS.202506_(77).0004

在关于跨性别的公共讨论中,性别常被理解为一种「内在认同」: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想要让自己的身体符合这个认同的样貌表现。然而,真实人生远比这更为复杂。对许多跨性别者而言,性别不只是「我是谁」,更牵涉到日常而实际的问题:我能不能被爱?我需要以什么样的身体去爱人?这些提问背后,隐含着结构性的疑问:社会如何认定特定性别「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身体与欲望形式?跨性别者要如何在既定的情欲脚本中,摸索出可被理解的性/别认同?

权力系统下的性别规训

要理解这些挣扎,需回顾「跨性别」如何在知识权力系统中被建构。自1960年代起,医疗体系以病理化视角,将跨性别表现视为「情欲异常」,要求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性(sexuality)必须严格对齐:例如「男跨女」者,就必须表现得极致阴柔,且在手术后只能展现对男性的爱慕,如此才算「成功变性」。[2]

图1:医疗体系与异性恋性别二元常规的社会制度,要求个人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性(sexuality)必须严格对齐,否则便被视为「异常」。(制图:巷仔口社会学)

   

这种男女二分的医疗枷锁抹杀了人性的多面性,将复杂的情感与欲望简化为生理特征的对齐。在性别运动中,变性医疗的规训虽然引发女性主义与跨性别政治的分歧,[3]却也催化两者的理念结盟——双方皆在对抗异性恋父权体制所定义的「真实性别」,致力于松动身体、性别与性角色之间被视为必然的链接。[4]

然而,回到现实生活,这种二元规训依然像「性别说明书」般构成了隐形的监视,性别仍是不断透过「表现」而被「确认」的过程。穿什么样的衣服、说话的方式、行为举止、喜欢谁,这些都会被人们拿来判断:「你像不像男人?像不像女人?」如果一个人的表现不符合异性恋性别二元常规,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样子,就可能面临社会的指指点点,甚至被排斥。这便是Butler 提出的「可生活性」(livability)概念──若个体的表现无法被社区理解与承认,便会沦为无法被接纳的「非人」,因而面临失去生活安全与关系的危机。[5]

在此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情欲可生活性」的概念,探讨跨性别者在异性恋二元常规的夹缝中,如何在自我认同、身体与欲望之间,找到自己可实践、且被承认的情欲形式,并分析情欲可生活性如何成为跨性别者形塑身体经验与认同的关键要素。

异性恋二元常规的情欲窄门:手术作为门票

在高度由异性恋常规主导的社会中,大多时刻只承认一种典型的样貌:男人和女人相爱,且一个人的身体、性别、欲望必须对齐(如图1)。当一男一女的结合被视为唯一可接受的形式时,我们的表现若无法被清楚辨识为「异性恋男性」或「异性恋女性」,便会大幅减少开展亲密关系的可能。

图2:日常生活中充满各种异性恋常规的设计与体制。图为屏东的红绿灯。图片来自:https://supertaste.tvbs.com.tw/travel/314370

   

对部分跨性别者来说,性别重置手术不只是关于「自己想要有什么样的身体」,更关乎「能不能被当成合理的交往对象」。我们的社会文化将异性恋婚姻视为理所当然,并据此界定何谓「正常关系」;因此,大部分关于亲密关系与情欲的脚本,也都围绕着异性恋常规开展,很少会提及其他可理解、可生活的情欲模式,跨性别者往往仅能参考异性恋的情欲脚本,来思考自己的未来。

性别气质阳刚、喜欢女性的柏霖,自我认同为跨性别男性。在柏霖成长的教会与家庭环境中,柏霖始终无法勉强自己对男性产生情愫,女性阳刚气质的展现,也被文化压力所禁止,更无法作为「女同志」被亲人、同侪所接纳。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异性恋男性」的位置,能集成起柏霖渴望的性别气质、欲望指向和社会期待。因此,当柏霖后续接触到跨性别信息时,他将「pass为男性」理解成一条单行道:[6]势必要最「尽力」地进行完性别重置手术,才能被当成男人看待,也才能名正言顺地和女生谈恋爱。

「是谁逼我动手术的?就是情欲。」柏霖的话点出关键:在严守异性恋性别二元常规的社会里,手术成为了开展情欲生活的门票。因为常规预设性别认同与身体表现必须一致,唯有具备典型的特征,才能进入「可被欲望」(desirable)的范畴。

异性恋性别二元常规不只构成抽象的社会压力,更实质地主导着跨性别者的情欲可生活性。因此,让自己的认同与身体更接近社会所熟悉的「顺性别男女」样貌,[7]召唤着跨性别主体以此想像和开展情欲生活。对于渴望在社会上被理解、被欲望的跨性别者而言,这意味着身体的改造、认同的调整;甚至在某些社会环境中,性别重置手术被视为必要的手段,以争取在主流情欲常规中安身立命的更多可能。

对柏霖而言,对于情欲可生活性的追求,便具体化为对身体的重塑。柏霖想以性别重置手术,换取一张进入主流情欲社会的门票。现实生活中,柏霖也直到术后才开始交女朋友,以异性恋男性的身分,开展出迟来且可生活的亲密关系。

不动手术,也能有情欲可生活性吗?以「身体条件」既顺服又挑战异性恋性别二元常规

如果手术是开展情欲可生活性的门票,为何有些跨性别者即便已趋近于某一性别的典型身体形象,依然难以在生活圈中找到容身之处?

我们发现,影响跨性别者能不能谈恋爱、被欲望、被理解的,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因素:「身体条件」。这是跨性别者时常用来描述原生身体和另一性别身体趋近程度的语言。以下所谓的「身体条件好」,指的是跨性别者的外表、声音、气质,不需要太多医疗介入,便容易被辨认成他想呈现的性别。

自我认同为跨性别女性的芷琪,便是「身体条件好」的代表。芷琪未进行任何医疗打造,仅借由穿着、化妆与行为举止,便能在日常中被辨认为女性,也能以异性恋女性的位置,与男性发展亲密关系,拥有丰富的情欲经验。

芷琪在青春期前,曾因自觉肩膀太宽、身材过于圆润,并受挫于无法被喜欢的男生视为女性进行亲密接触,因此渴望透过使用贺尔蒙和性别重置手术,打造趋近典型顺性别异性恋女性的身体样貌,期待以此能和男性发展亲密关系。

然而,青春期后的身体条件,带来了芷琪的认同转折。芷琪在变声后的日常音域为中高音,身形也转为苗条纤瘦,开始能够透过化妆与穿着打扮,体现出典型女性化的气质和美貌,并因而与不同男性们发展出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和多元的性接触。

在这些亲密交互中,芷琪发现自己真正渴望的不是某种特定的身体,而是能够被爱、被尊重、被认真对待。当芷琪在亲密关系中,发现对方能理解其跨性别身分、也欲望着她的原生身体时,她打算进行手术的念头便开始松动。更重要的是,芷琪在性交互中感受到的愉悦与快感,让她意识到追求典型女性身体并不是唯一选项。

在芷琪逐渐确立跨性别女性的身分认同后,她在发展亲密或情欲关系时,会主动介绍自己为「跨女」或「伪娘」,使对方认知到她的身体与性/别认同形态,也运用「你这样算异性恋喔!」的说法,帮助对方理解自身的欲望。芷琪灵活链接「跨女」、「伪娘」与「异性恋」等多重情欲脚本,为自己创造更多被接受的可能。这样的交互方式,不仅拓展了跨性别女性身分和身体在传统性别二分之外的情欲可生活性,也让芷琪和情欲对象都能在另类情欲文化脉络中,发展出对于(跨性别)女性身分与原生男性身体并存的认知和接纳。

然而,这样的跨性别能动性,是创建在芷琪的外貌气质相当符合「主流异性恋女性」想像的前提上。而这对于「身体条件不佳」的跨性别女性而言,反而可能加强了她们对于典型顺性别女性形象的渴求——若要成为「能被欲望的跨性别女性」,就必须贴近媒体所塑造的那种「比女人还女人」的形象。如此一来,这种结构压力,便使得性别重置手术容易成为所有「去男性化」尝试中,最关键、也最能带来确定感的一步。

在爱里的「成为」:亲密实践作为非二元认同的推手

在主流情欲脚本里,创建亲密关系往往隐含两个前提:「他是男生还是女生?」以及「他喜欢男生还是女生?」,将性别与性向框限在二元选项。然而,在部分跨性别者的经验中,情欲实践并非只发生在确立性/别认同之后,更是作为身体、欲望与性/别认同得以被摸索,甚至重新组合的关键场域。

异性恋性别二元常规并非单向地牵引着跨性别者;相反地,个人的身体条件、情欲实践与社区经验,会在这套结构中来回拉锯,形塑出多条不那么线性的认同路径。

有些跨性别者天生具备了某些「模糊」或「跨越」的身体特征,他们的外貌、体态或气质,较容易被他人辨识为不同于出生指定性别的样态。这样的「身体条件」,在社会交互中成为物质基础,使他们即便未进行跨性别医疗,也会被他人以另一种性别对待,从而发展相对可行的情欲生活。这样的情欲可生活性,让人得以暂时松动「性别一定要选边站」的压力,并进一步思考:如果我的身体与欲望本来就不完全符合二元框架,那我的性/别认同是否也可以不是「非男即女」?[8]

秧秧出生指定性别为女,但因平坦结实的胸膛、磁性的嗓音与俊俏的气质,通常会被认成男性。在尚未接触跨性别论述前,秧秧试图踏进「异性恋男性」的位置、把自己当成男生,认为这样便能理所当然和女生发展亲密关系。秧秧也察觉自己想要拥有阳具来体验性愉悦,并以此进行异性恋想像中的性实践。秧秧「浑然天成」的身体条件,也让秧秧受到女性的青睐,并每每成为历任伴侣唯一交往过的「女朋友」。

然而,正因为秧秧的身体条件,秧秧的伴侣往往把秧秧当成「男朋友」对待,将亲密关系惯性地套入异性恋性别二元常规的逻辑,要求秧秧符合主流社会对于男朋友的角色期待,又责怪秧秧「为什么不是男生」。这种被束缚进入「异性恋男性」的经验带来了强烈的压迫感,在性与亲密交互中,阴茎的缺席也被反复凸显,进而让秧秧的欲望、身体与所被认为的男性性角色逐渐产生脱节。

秧秧的身体条件虽然给了秧秧进入异性恋式关系的门票,秧秧不需任何身体改造就能像异性恋男性一样谈恋爱,创造情欲可生活性;但在异性恋式的亲密交流中,秧秧的男性身分与原生女性身体,却也开始产生了无法忽视的隔阂。这促使秧秧不再想做为异性恋男性:「那我就更要做出区分,挖一些自己生来是生理女性的亮点。」尽管秧秧的身形外观让秧秧能轻易地以顺性别男性身分生活,但秧秧排斥加入霸权男子气概所形成的性别秩序,更倾向认同和女性同侪交互时的情感经验,珍视深层的情感链接。

随着与自我认同为泛性恋的伴侣交往后,秧秧不再被期待需扮演「顺性别异性恋男性」,过去在异性恋式关系中感受到的身体矛盾也随之减轻。当欲望方式不必被固定为男性或女性,秧秧也因而得以松绑生理身体、性角色和性别身分之间的常规链接:

现在我可以大方地承认,我这样子的欲望方式不会很奇怪,我可以把这件事情接纳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我没有想要被定义在哪一个性别角色,一种不受天生性别拘束的概念。因为我的外表没有让我不能链接到阳刚那一面的状态,因为我很pass,才会被当成女生或被当成男生都可以,但我不想要只选择一边,两边对我来说都有受惠的特质。

创建在秧秧身体物质基础之上的情欲可生活性,让秧秧在身体与性别身分的扞格中,创造出「被当成女生或被当成男生都可以」的弹性空间,也由此得以进一步发展出非二元的性别身分认同。

身体条件不仅可能触发以「非二元性别」为轴的认同轨迹,更赋予个人在性别角色间游走的余裕。出生指定性别为男性的秾秾,拥有深邃五官与纤细身材,这种徘徊于两性间的身体条件,成为秾秾以非二元为认同的物质基础。秾秾自认拥有「跨性别红利」,正是因为足够的外貌资本,让秾秾不必在「完美跨女」或「典型男性」中二选一,得以发展出非典型的性/别认同。

秾秾的认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与情欲实践交织而成。在异性恋性别二元常规的制约下,秾秾曾因喜欢男性而自认为女性,却发现自己难以契合受欢迎的异性恋女性形象来发展情欲交互;尝试以男性身分与男同志交往时,又感到「两边都不完全对劲」。这种受拘束的感受,促使秾秾发觉自身经验更加契合于非二元的身分论述,并发现当自己交替展演阴柔与阳刚气质时,反而更能吸引以生理男性为主的特定情欲对象,开拓出另类的「跨性别吸引」样貌。[9]

秾秾的经验显示,秾秾的身体特征让秾秾能够在二元性别结构中穿梭、流动且感到自在,不必固守单一位置。能够流动于典型男女身形之间的身体条件,也让秾秾得以挪用不同的性身分与情欲脚本,使秾秾的情欲可生活性不再完全紧贴着异性恋性别二元常规,而是在同性恋与跨性别吸引等多重模式间灵活协商,拓展出更有弹性的非二元性别认同与日常展现,以及超越异/同性恋框架的非二元情欲主体位置。

小结:与欲望共舞——关系中的情欲主体

当我们只将跨性别理解为个人的「身分认同」定位,容易忽略性别也发生在「关系」之中。「性别不安」不只是个人的心理感受,更来自于社会如何认定「什么样的性别与身体组合才算合理、能够被欲望」。

透过这几个生命故事,我们看见跨性别主体的性别不安,不只是个人的内在感受,也源自于社会情欲脚本的贫瘠,使人们难以在既有的欲望想像中安放自我。当社会预设「生理身体—性别认同—性欲望」必须依循异性恋矩阵的逻辑严格对齐时,任何不符合的人,都可能在生活与关系中感到拉扯与痛苦。

在异性恋性别二元常规的狭缝中,柏霖透过手术换取进入主流情欲社会的门票;芷琪则凭借自身的身体条件,在情欲交互中逐渐与原生身体和解;而秧秧与秾秾,则因为能在不同性别气质之间流动,得以在性别边界上开拓出超越异性恋矩阵的情欲生活。无论是追求趋近顺性别的身体,还是开拓非常规的性别身分,这些探索并没有优劣之分,皆是个人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下,为了争取「被理解、被欲望、被认真对待」而发展出的生命路径。

归根究底,这种对「一致性」的追求与挣扎,映照出的是社会对性别想像的匮乏。如果我们能松绑对「标准性别身体」的执着,肯认身体与欲望之间存在着丰富且异质的交织可能,社会文化也将生长出更宽广的情欲脚本与接纳空间。

当我们不再受限于规范性的身体范式,无论是跨性别或顺性别者,也才能在不必急于自证或修正自身的压力下,拥有更多自由探索身体、性别与欲望之间尚未被命名的流动景致。


[1] 本文的田野数据来自第一作者的硕士论文《「跨性别」主体之情欲与认同政治探究》,该文获得2021年台湾社会学会硕士论文奖。

[2] Stone, Sandy, 1991,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A Posttranssexual Manifesto.” Pp. 280–304 in Body Guard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Gender Ambiguity, edited by Julia Epstein and Kristina Straub. New York: Routledge.

[3] 部分论者批评变性医疗延续父权体制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与控制,借由模仿性别刻板印象来巩固异性恋常规(Daly 1978; Jeffreys 1996);另一派则主张跨性别实践挑战了生理决定论,揭示「女性」身分是文化与政治的建构,具有松动异性恋父权结构的潜力(Dworkin 1974; Williams 2016)。

* 参见Daly, Mary, 1978, 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Jeffreys, Sheila, 1996, “Heterosexuality and the Desire for Gender.” Pp.75–90 in Theorising Heterosexuality: Telling it Straight, edited by Diane Richardson. Buckingham an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Dworkin, Andrea, 1974, Woman Hating. New York: Penguin.

* Williams, Cristan, 2016, “Radical Inclusion: Recounting the Trans Inclusive History of Radical Feminism.”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3(1–2): 254–258.)

[4] Koyama, Emi, 2003, “The Transfeminist Manifesto.” Pp. 244–259 in Catching a Wave: Reclaiming Femin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Rory Dicker and Alison Piepmeier. Boston, MA: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5] Butler, Judith, 2004, Undoing Gend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6] 在性别二元框架下,「Pass」(或 Passing)描述的是一种社会解读的状态:个体的性别装扮与呈现,符合大众对某一特定性别的期待,从而被旁人视为该性别的成员——无论该性别是否为其内心真正的认同。

[7] 「顺性别」(cisgender)指性别认同与出生指定性别一致的状态。延伸概念「顺性别主义」则指将此种经验视为常态的规范体系,并据此界定何谓正当的性别表现与关系形式(Aultman 2014; Lennon and Mistler 2014)。

* Aultman, Brandon, 2014, “Cisgender.”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1(1–2): 61–62.

* Lennon, Erica and Brian J. Mistler, 2014, “Cisgenderism.” TSQ: Transgender Studies Quarterly 1(1–2): 63–64.

[8] 关于非二元认同者的人称代名词:本文受访者虽表示可视情况使用「他」或「她」,但为避免行文间频繁出现「他/她」造成阅读视觉割裂,并降低语言中二元性别指代的感受,下文叙事中一律以化名指称,不再使用性别人称代名词。

[9] Ashley, Wendy and Randy Robertson, 2020, “Trans-Attraction: Not Kink or Fetish, but a Legitimate Sexual Orientation.”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8(10): 212–227.

* Reback, Cathy J., Rachel L. Kaplan, Talia M. Bettcher and Sherry Larkins, 2016. “The Role of the Illus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rotic Desire: Narratives from Heterosexual Men Who Have Occasional Sex with Transgender Women.” Culture, Health Sexuality 18(8): 95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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