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佳／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与政策研究学系
开场：一个「老宅男」的告白
各位台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一个早已「登六」（香港用语 : 满60岁）的社会学者，来自香港。今天乘着「巷仔口社会学」征稿之机会，来跟大家聊聊社会学者怎么「不务正业」——看了50多年的日本动漫，还因此写书、开课、带学生一起「入坑」。
说起不务正业，社会学界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们这一行有个「特权」：只要你能用社会学的眼光去看，任何东西都可以变成研究对象。宗教、犯罪、家庭、教育是「正业」，但漫画、动画、日剧、电玩——这些「次文化」呢？在不少人眼里，大概就是不务正业了吧！
但我要说的是：正因为我是社会学者，我看漫画从来都是「理直气壮」。
一个香港小孩的日本漫画启蒙
回头说说我的「漫画生涯」。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那时候日本漫画还没正式登陆，最先接触的是在理发店等候时看的零散日本漫画。真正让我入坑的，是70年代初电视开始播放日本动画——《小飞侠》（台译：《原子小金刚》）、《Q太郎》、《铁甲万能侠》（台译：《无敌铁金刚》）——电视成了日本漫画进入香港的「桥头堡」。
这里要特别提个跟台湾有关的重要历史。
很多香港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小时候看的日本漫画，其实大多是「台湾货」。怎么说呢？70年代后半期，香港豪生书店出版整套的日本连载漫画，这些漫画其实全都已在台湾翻译出版。当时台湾并不受国际版权公约限制，所以可以合法（以当时的标准来说）翻译日本漫画。然后香港的出版商就来个「起尾注」（香港用语），在香港再行翻印。
换句话说，没有台湾的翻译，就没有香港那一代人的日本漫画记忆。
图片：作者提供。
记得当时我住在旺角豪生书店附近，买了不少整套的打折书，像《爱与诚》、《青春山脉》、《男组》这些。后来《漫画周刊》和《海豹丛书》创刊，始正式向日本取得版权、直接翻译，没有那些台湾俗语，香港读者阅读上更加地没有障碍。
说起台湾版本，有个很有趣的历史现象。那时候的台湾翻译本，为了符合当时台湾社会的审查标准，不仅会将内容本土化，例如主角都会加上台湾名字，也会进行其他「改造」。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类：
第一，如果漫画里有暴力场面——比如帮派打架、校园霸凌——编辑会在旁边加一行字，大意是：「在我们安和乐利的社会，此类情节绝不会发生」之类的。现在想起来，这种「温馨提示」本身就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告诉读者：你看的是「他者」的故事，跟我们「美好的台湾社会」无关。
第二，更搞笑的，是裸体场面的处理。如果漫画里有裸露的身体，台湾出版商会直接在上面画上衣服，有时候甚至是泳装！你能想像吗？本来应该是激情或暴力的场景，角色突然穿上了连身泳衣——那画面实在太违和了。
这些历史细节，现在看来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漫画作为文化商品，它的流通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而是经过各种社会机制的过滤和改造。
90年代开始，每次来台湾开会，都非常忙碌，要到台大附近的书店买书，又要找时间去漫画店扫货（当然也在台大附近）——买整套的系列、追最新的连载。有时候还会专程去光华商场挖宝，找一些绝版的旧漫画，后来也会到漫画咖啡馆泡上半天朝圣一番。
台湾对我来说，是学术交流的地方，也是我的「漫画补给站」。
到了今天，媒介变了，实体书几乎绝迹，但看漫画的习惯没变。每个星期我还是会上网看看有没有新连载，只是不用再跑去租书店了。
为什么看动漫？——五个让老教授感动的理由
有人会问：你都60好几了，为什么还看动漫？我在《日本・趣味・想像》那本书里写过〈感动的方式〉，整理了五个理由。现在回头看，其实都跟社会学有密切关系。
第一，羁绊
日本漫画最打动我的元素之一，就是「羁绊」——人与人之间的链接。《海贼王》如果没有草帽海贼团的伙伴关系，《火影忍者》如果没有鸣人与佐助那种难舍难离的关系，这些故事就只剩下打架了。
我年轻时看《幽游白书》，被浦饭幽助和朋友们的情谊感动；老了和孩子们看《闪电十一人》，主角说：「有了同伴，力量就增加一千倍、一万倍」，我还是会感动。
社会学告诉我们，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没有人可以孤独地活着。我自己是半个「御宅族」，不善交际，所以特别珍惜身边的朋友。看漫画的时候，看到那些愿意为同伴付出一切的角色，总是特别有感触。
第二，热血
「努力就会有回报」——这个公式很老套，但我就是吃这一套。从《足球小将》的戴志伟（台译：大空翼）练成「冲力射球」，到《Rookies》（台译：《菜鸟总动员》）里的不良少年靠棒球找到人生方向——热血的故事永远打动我。
社会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功绩主义」（meritocracy）——相信努力就会成功、能力决定一切。日本热血漫画其实就是功绩主义的极致展现。当然，现实社会没有这么简单，阶级、出身、运气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成败。但正因为现实如此残酷，我们才更需要漫画里那种「只要努力就有回报」的希望。
第三，设置
作为社会学者，我对日本动漫的「世界观设置」最感兴趣。从《机动战士钢弹》的「宇宙世纪」——包括人类宇宙开发史、米诺夫斯基粒子、MS 的机械设置——到《爆漫王》里对日本漫画产业的详细描写（连《周刊少年Jump》的问卷调查制度都画出来），这些设置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学式的「建构」。就算同样是异世界番，《刀剑神域》和《记录地平线》的世界观还是有颇大分别。
我常常跟学生说：设置一个虚构世界，跟研究一个真实社会，其实用的是同一种能力——你要搞清楚规则、结构、权力关系、文化逻辑。看漫画可以训练你的「社会学想像力」，这不是开玩笑的。
第四，跨界合作（Crossover）
90年代之后，日本动漫进入了「跨媒体」时代。轻小说改编成动漫（《凉宫春日的忧郁》）、漫画改编成日剧（《东大特训班》）、日剧又带旺漫画（《交响情人梦》）——不同媒体之间互相拉抬，形成一个「天罗地网」。
我常举《东大特训班》为例：这套漫画在香港原本没什么人知道，画风也不是人人能接受，但改编成日剧、由阿部宽主演之后，一下子就红了。这说明了什么？文化商品的「价值」不是固定的，而是取决于它在不同媒体上被呈现的方式。这是非常社会学的观点。
第五，创意无限、百无禁忌
最后这个理由，最让我「老怀大慰」。日本动漫真的是什么题材都敢碰、什么禁忌都敢挑战。
我在《漫画教授大冒险》里介绍了《圣哥传》（台译：《圣☆哥传》）——耶稣和佛祖因为平安度过千禧年，相约来人间度假，住在东京立川的廉价公寓里，过着平凡年轻人的生活。佛祖爱做家务、省钱、生气时会「佛光普照」；耶稣是天然呆购物狂、可以把澡堂的水变成酒、额上的「圣痕」会在压力下出血。
这种题材，在宗教信仰比较强烈的西方社会大概会引起争议。但在日本——一个多数人自认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它可以变成大卖的搞笑漫画。
漫画教会我的社会学
作为社会学者，尾濑朗是我最佩服的漫画家，没有之一。早期《夏子的酒》（1988-1991年） 就已深刻地描写了女性在父权的系统（酒造）中如何挣扎、成长。到了1991年的《家》，更将社会性漫画上升到另一高度。
图片：作者提供。
《家》讲的是60年代日本「三里冢斗争」——农民反对在千叶县成田市兴建新东京国际机场的故事。当地农民世代务农，突然收到通知要拆迁，于是组成「反对同盟」，跟政府对抗了20多年，爆发多次流血冲突。
这套漫画让我感动的地方，是它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描写。有一幕是一位老婆婆趁「停战日」到田里打谷，结果警方违反约定进行清拆。主角说：「对婆婆而言，这里不仅仅是容纳她小小身躯的空间，更是支撑她继续生存下去的一股力量！」
2009年前后，香港发生菜园村事件——高铁工程要拆迁一个农村社区。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村民不肯搬？赔钱不就好了吗？我当时把这套漫画翻出来重看，发现情节惊人地相似：政府一意孤行、农会扮演分化角色、媒体报导片面扭曲。
社会学问我们：发展经济是否必然要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政府可否通过「民主进程」强制征收人民的土地？ 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漫画让我们看到了那些被「发展」辗过的人的脸孔。
当然这也不是个别例子，当「家里蹲」还未进入大众的眼帘时，泷本龙彦原作，大岩贤二作画的《欢迎来到NHK》（2004-2007年）就已经将这样的少年个案，以如同民族志的形式呈现。
在大学里开「漫画课」的挣扎
千禧之后，我开始想在中文大学开一门「日本漫画与社会」的课。一开始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阅读材料。
我尝试请图书馆买漫画，馆方用各种理由推托——什么「没有供应商」啦、「不符合采购政策」啦。但我心里明白，真正的理由是：在大学图书馆里放漫画，太「不体面」了。漫画不是「学术」材料，这是当时很多人的偏见。
后来，多亏了吕大乐——他当时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的通识教育主任——的支持，我们终于在2000年代中期成功开出了这门课，作为通识教育选修。本来以为要和附近的漫画租书店合作，殊不知时代进步，到了那个时候，大部分「参考读物」已经可以在网上找到，阅读材料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但有趣的事情还在后面。
有一年，一个资优学生——大概15岁就进了大学——说想修我的课。我一看「阅读材料」，有些内容……怎么说呢，不太适合未成年人。
我陷入两难：是不是应该为了她修改课程大纲，把所有反映社会，成人导向的漫画（例如政治最前线、课长岛耕作）拿掉，只留《丁当》（台湾称哆啦A梦 ）和《足球小将》？但那样就不是我想教的课了。
最后，我想出了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请她回家找家长签署同意书。
你知道吗？小学生、中学生参加校外活动要家长同意书，但大学选课要家长同意书——我大概创了中文大学的纪录。那位学生最后没有选这门课，不过大概心有不甘，离开前留下了一句话：「教授，其实我看过很多『很厉害』的东西，比如BL漫画。」
我当时心想：好吧，我多虑了。
从一个人看到一群人：我的「漫画同好会」
然后，我编写了两本书分享动漫心得。
第一本是2009年的《漫画教授大冒险》。我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叫「漫画教授」，书的封面设计灵感来自《印第安纳琼斯》——想像一个大学教授像探险家一样，在漫画的世界里冒险。那时候我还不敢说自己是「御宅族」，只敢说自己是「漫画迷」。
图片：作者提供。
第二本是2011年的《日本・趣味・想像——八十后御宅笔记》。这本书我跟现已在日本任教的张彧暋合编，找了一群朋友、学生、同事一起写——大多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这一次，在同伴的掩护底下，我大方地称自己是「御宅族」了。书里有写日剧的、写轻小说的、Cosplay和《新世纪福音战士》等等。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看动漫不是不务正业，而是一种认识日本社会的方法。
社会学者的「特权」：做什么都是研究
结尾我想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社会学者看漫画，到底算不算不务正业？
我在《日本・趣味・想像》的最后一章里谈到，我们那一代念社会学，必定碰到的概念，C. Wright Mills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就是能把个人困境放在社会结构、历史脉络中理解的能力。
看漫画的时候，我一直在做这件事。
看到《家》里农民被迫迁，我不只看到「几个日本农民的故事」，我看到的是发展主义对弱势群体的压迫，看到的是民主制度里少数人权益如何被多数人「合法」剥夺。
看到《圣哥传》里耶稣和佛祖搞笑，我不只看到「两个宗教人物的笑话」，我看到的是日本社会的世俗化、宗教的「除魅」、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化如何跨界流动。
这些，都是社会学。
社会学者的「特权」，就是我们几乎可以研究任何东西——只要我们能用社会学的眼光去看。宗教可以研究、犯罪可以研究、家庭可以研究，那么，为什么漫画不行？
写到这里，必须加上「免责条款」（香港叫先戴头盔）：当然日本动漫不只有美好的一面。
如果我只讲羁绊、热血、创意无限，那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学者了。社会学的训练让我们同时看见光明与阴影——因为每一个文化产品，都是它所属社会的镜像，而任何社会都有它的黑暗面。日本动漫也有它的阴暗面：父权体制、物化女性、保守的家庭意识形态、美化暴力、歧视和排外、当然还有帝国主义复辟。
我讲这些，不是要「取消」日本动漫。我是社会学者，我的工作不是评分，而是理解。
社会学告诉我们：文化产品从来不是中立的。它们是社会价值、偏见、权力关系的产物。日本动漫的黑暗面，就是日本社会的黑暗面。父权、保守、排外、性别歧视——香港有一句老梗，「不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是社会的错」。漫画只是把社会的病灶摊开来给我们看，有时候用夸张的方式，有时候用美化的方式，有时候——也是最危险的——用「理所当然」的方式。
所以，作为一个社会学者、一个动漫迷，我有责任：一边享受动漫的乐趣，一边保持批判的眼光。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这是社会学者该做的事：在看的时候保持清醒，在感动的时候不忘提问。
图片：作者提供。
话得说回来，最近感动的时刻还是非常多。随便数一下：《岳》、《迷宫饭》、《葬送的芙莉莲》、《为了与你漫步宇宙》、《黄金神威》、《我们的色彩》、《大留工务店》、《蓝色时期》、《舞妓家的料理人》、《萍水相腐檐廊下》（台译：春心萌动的老屋缘廊）、《恋上换装娃娃》、《孤独摇滚！》等等不能尽录。有些是大热作品，有些比较偏门，但它们共同说明一件事：日本漫画的多样性和活力依然惊人。
这些作品没有被困在「热血格斗」或「校园恋爱」的框框里。它们讲哀悼、讲生态、讲性别、讲族裔、讲艺术、讲跨代共鸣、讲日常疗愈、讲工艺传承。它们不承诺「逆转胜」，不贩卖「努力就会成功」的幻觉。但它们提供另一种东西：在不完美、破碎、甚至荒谬的世界里，仍然可以找到意义的示范。
回到我一直在说的，漫画是社会的镜像。镜子里不只有你想看到的东西，也有你不想看到的东西。而一个好的社会学者，就是愿意正视镜子里所有倒影的人，并以漫画来作为认识社会的窗口而已。正如在我的课堂上，会有《课长岛耕作》，也同样会有《樱桃小丸子》。
这就是我这个没有被社会学耽误的老宅的故事。我也相信，各位台湾的朋友，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不务正业——然后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
「这，也是我的正业。」
作者赵永佳 （Stephen Wing Kai CHIU），现任职香港教育大学，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着有《漫画教授大冒险》（2009）、《日本？趣味？想像──八十后御宅笔记》（2011，与张彧暋合编）、Hong Kong Society : High-Definition Stories Beyond the Spectacle of East-Meets-West （2022 ，与 Kaxton YK Siu 合著）。以往科普评论文章可见： https://liberal-snapshots.blogspot.com/。现居香港，继续看漫画、追新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