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冬交替的冷空气里，市场有个小摊漫著白蒙蒙的蒸气，笼屉里堆着一颗颗小芋头，我总忍不住买了一小袋，顾不得烫手，轻轻剥去外皮，沾点酱油膏或蒜头酱油送入口中，那松软绵密交织着酱香蒜香，最是人间单纯的至乐。
芋头在台湾的餐桌上变化万千，芋头米粉汤暖胃，芋粿巧、芋头糕令人一口接一口，芋头扣肉浓香，芋头烧鸡咸鲜，芋泥鸭则将酥香与绵滑揉合，成了宴席上的招牌。甜食也不遑多让，冷冻芋、芋圆、蜜芋头，以及芋头酥、芋头蛋糕，乃至福州名点芋泥，花样百出，勾人馋虫。
小时候，老家灶脚还藏着一味不起眼的好滋味。农人为了让地下母芋长得肥美，会摘除旁生的嫩梗（芋槐），舍不得丢弃便拿来入菜，阿嬷总爱用破布子焖煮到软烂，外观不讨喜，入口却滑中带韧，细嚼还有淡淡芋香，不过年少时不懂欣赏，如今想再吃一口反倒不容易，不是食材变了，而是那双为我们张罗三餐的手，早已远去。
芋头在古籍里有个生动的名称「蹲鸱」，形容硕大的芋头状如蹲伏的猫头鹰，至于为何后来改称「芋」？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大叶实根骇人，故谓之芌。」因其根部硕大，便以代表「大」的「于」字为底，定名为芋。
芋头起源一般认为在东南亚，它在台湾生根的岁月远早于番薯，至今仍是兰屿达悟族等原住民的神圣主食。清代文人黄学明在〈台湾吟〉里写道：「负险杀人夸任侠，终年煨芋饱儿孙。」诗句带着当时汉人对山地族群的观察与想像，却也留下原住民以芋头养家的生活剪影。日治时期，诗人李硕卿在〈花岗山食蕃芋〉中也记下花莲阿美族妇女贩卖煨芋的情景：「自说蕃山风味好，槟榔心种最清香。」足见芋头与这块土地的链接之深。
台湾独特的风土更孕育了芋头的万种风情。台中大甲与苗栗公馆的水芋，在入秋九降风与含砂水质的交相作用下，口感松软绵密，高雄甲仙与高树的芋头受大武山泉水滋养，质地黏稠扎实。至于原住民栽种的「小山芋」（如赤芽芋、狗蹄芋），因耐旱而生得紧实Ｑ弹。
金门烈屿的芋头别具风味，当过兵的人或许记得将芋头与军用猪肉罐头一起炖煮的滋味，当年是艰苦岁月里的权宜之食，如今却成了餐桌上让人回味的战地风情。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芋头更是救荒续命的恩物。近代文人施梅樵在〈拥炉〉里写说：「燃灰尚足供煨芋，庶免呼饥累稚孙。」冬夜里，长辈以炉火余烬煨烤廉价的芋头，只为不忍听见稚孙挨饿的哭声，这「火灰煨芋」，构筑了台湾古典诗中最温柔、也最令人鼻酸的庶民意象。
芋头与庶民生计紧密牵连，也鲜活地印刻在常民语言里。台语的「芋」与「路」谐音，便有了「食米粉芋，有好头路」的吉祥话；另一句俗谚「头代锄头掘芋，二代长衫拖涂，三代欠钱走路」，则以先民挥汗种芋的辛劳，警醒子孙富不过三代、守成不易的持家之道。
既是家常恩物，芋头自然也入了名家食谱。清代袁枚《随园食单》说芋头「入荤入素俱可」，能煨肉、可煮豆腐，更称许「芋煨白菜」是家常菜之最。然而豆腐亦能登大雅之堂，广西荔埔芋在野史与戏剧《宰相刘罗锅》里化身为令皇帝垂涎的贡品；而权倾一时的蒋介石，传闻他对故乡的奉化鸡汁芋头情有独钟，那口家乡味，或许也是大老婆毛福梅在他心中留下的最后一丝牵绊。
不过，芋头最上乘的滋味，不在达官显贵的钟鸣鼎食，而藏于文人雅士的「淡泊」。苏轼曾自豪以萝卜和米煮成的「玉糁羹」美味非常，后被贬谪海南，生活困厄，「土人顿顿食薯芋」，其子苏过别出心裁，以山芋取代萝卜煮成「玉糁羹」，苏轼品尝后大赞「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绝无此味也」，从萝卜到芋头的转换，苏轼透过对在地粗食的接纳，完成了心理的安顿，展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旷达。
唐代「懒残煨芋」的典故，则把芋头与功名、淡泊的辩证写得更有意味。明瓒禅师因生活随兴，常在僧众用餐后收拾剩食，因此被号「懒残」，李泌尚未显达时深夜拜访，懒残正拨火煨芋，懒得理会，后见李泌心诚，分了半个芋头给他，并说：「勿多言，领取十年宰相。」后来果然成真。
南宋林洪在《山家清供》里曾引山人之诗：「深夜一炉火，浑家团栾坐，煨得芋头熟，天子不如我。」说到底，人生最好的滋味，未必在远方，也不一定在庙堂之高，有时，不过就是一颗煨得恰到好处的芋头，以及身旁舍不得你挨饿的家人，那份单纯围炉谈心的人间烟火，岂是深宫里总被权谋纷扰的天子所能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