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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22 · 星期日近12小时收录 77 条最近更新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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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C过冲或在5至10年内出现 中国承诺2035年排放较峰值降7%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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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多年来连续发布的《全球气候状况》报告,全球平均气温近年来持续刷新历史纪录,过去十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安塔利亚大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指出,气候变化的影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显现。

王毅:“由于地表温度升高驱动的地球系统多圈层连锁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率和强度增加,大家都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包括几个月前尼泊尔的冰川崩塌事件,对人类生存和日常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

目前,科学界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人类距离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所设定的1.5摄氏度升温阈值究竟还有多远。

王毅:“我们可能马上会升温超过工业化前1.5摄氏度。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21-2023年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已经说得很清楚,到升温1.5摄氏度的碳排放空间大概有5000亿吨。按2019年为基准年,年度排放大概590亿吨,可以算一算,不到10年大概就能突破。当然这里有概率。同时,也不能以一年升温超过1.5摄氏度为标准,而是要计算30年的平均温升,才叫真正的突破。但无论如何,确实有极大的可能在未来5到10年出现1.5摄氏度过冲(overshoot)。“

在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可以看到山脉上白雪皑皑的山峰和冰川,远处是湛蓝的群山,天空晴朗无云。

© Adob​​e Stock/Richard
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的赤道冰川正在萎缩。

新承诺:到2035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峰值下降至少7%

在2025年9月宣布了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气候承诺目标。与四年前提交的上一轮国家自主贡献提出的“中国承诺到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相比,新的国家自主贡献则在此基础上提出到2035年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至10%。

王毅:“2030年前碳达峰主要指的是二氧化碳排放量,2030年以后要在全经济范围减排,不光是二氧化碳,其他温室气体也要算进来——在峰值年以后,全部温室气体到2035年要降低7%到10%。”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而美国则是人均排放量最大的国家。

美国曾在拜登政府时期承诺到2030年在2005年的基准上减排50%-52%。但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退出了《巴黎协定》。

鉴于全球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突破升温1.5℃,国际上有一些呼声,希望中国在达峰后到2035年前后实现约30%的温室气体减排幅度。对此,王毅进行了回应。

王毅:“全世界没有哪个大经济体能够在达峰以后5年内实现整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幅度降低,包括美国,到现在也没有降低到其峰值年(2007年左右)的30%,因此,要求中国达峰后大幅度减排并没有理论和实践依据。“

从这里可以眺望广州天际线,包括广州塔和珠江沿岸的其他摩天大楼。

© Unsplash/Piiko
随着海平面上升,广州等现代化城市正面临威胁。

中长期高比例非化石能源新型能源体系

中国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还提出非化石能源要占能源消费总量30%以上;风电和太阳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6亿千瓦;全国碳市场覆盖主要高排放行业,包括钢铁、水泥和铝冶金;同时继续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到2035年基本建成气候适应性社会。

王毅:“中国在全球来讲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建立了非常清晰的中长期高比例非化石能源新型能源体系发展路线图的国家。只有建立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包括生产、消费、贸易等方面的系统转型,才能使中国在达峰基础上把全部温室气体降低7%-10%,并且力争做得更好。“

中国的能源转型速度的确相当快。非化石能源的占比从2020年的近16%提升至2025年的约21.7%,提高了5个百分点。

王毅:“中国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时,非化石能源占比要达到80%以上,意味着整个能源体系发生系统性变革,这个过程会面临很大挑战。比如电力,中国现在电力体系非常庞大,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超过10万亿度,是美国的两倍多、欧盟的四倍。如何保障这么大且不断增长的电力体系的安全稳定,需要做大量工作。而且高比例非化石能源的新型能源体系是个系统构建过程,需要发电端、电网端、储能端、消费端的协同发展,同时,具备应对尖峰负荷、极端天气、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挑战的能力。这样的系统变革前所未有,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中国采取的是‘先立后破’的原则,没有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就不可能通过转型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也更不可能使中国在碳达峰以后加速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两辆比亚迪腾势 Z9 GT 电动汽车,一辆是青色,一辆是银色,并排停放在室外停车楼绿色顶棚下的充电站。

比亚迪影像中心
比亚迪闪充站集光伏发电、储能与充电于一体。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车型可实现5分钟电量从10%充至70%,9分钟从10%充至97%。

2035年全球电气化率目标

本届气候变化大会的东道国土耳其提出,到2035年全球电气化率应提升至35%。王毅对此进行了评述。

王毅:“终端能源电气化是能源低碳转型的基本路径。尽管有一些国际组织的测算,但实现全球电气化率提高到35%的目标并不容易。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电力消费仍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比如大部分非洲国家人均每年只有几百千瓦时的用电量,欧盟平均大概6000千瓦时以上,中国2025年人均用电量已经将近7400千瓦时。非洲国家连用清洁电力做饭都实现不了,他们面临需要电力消费和电气化的双重挑战。因此,在提出目标的同时,需要结合具体的行动计划。首先还是资金、技术的问题,其次是需要系统的解决方案。今年COP31谈判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落实行动’,就是通过对话形成‘落实行动’的共识,只有把雄心目标跟落实手段和措施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使公约和《巴黎协定》落地。“

此外,到2035年电气化率提升到35%的目标需要进一步明确“电气化“的定义,即是“终端能源电气化”还是“清洁电气化”。王毅表示,中国走的是终端能源电气化的路径,从总体方向来讲,符合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规律和特征。但全球范围内,目前实现终端能源电气化是有条件的,但对清洁电气化的共识难以达成。

王毅:“中国2025年终端能源电气化率大概是29.5%,现在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35%的终端能源电气化。中国是把‘终端能源电气化’与‘电力来源清洁化’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并使终端用能电气化成为衔接清洁能源供给与终端绿色消费的纽带。“

建筑工人在坦桑尼亚的金属框架结构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坦桑尼亚
在坦桑尼亚,建筑工人正在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绿色产品贸易壁垒

采访中,王毅还谈到了地缘政治变化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影响。

王毅:“《巴黎协定》生效十年以来,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地缘政治紧张加剧,脱钩断链、单边措施、民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开始影响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的进程,提高转型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减碳日益成为发展问题,绿色产业发展无法摆脱政治经济条件的约束。“

近年来,欧美等国以产业政策、去风险和国家安全等考虑为由,陆续对中国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产品等加征关税,并向本土清洁能源产业提供补贴。王毅指出,这些措施增加了绿色产品和技术跨境流动的障碍,并大幅提高全球能源转型成本。

王毅:“近十年来,中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规模化生产,为降低新能源产品成本作出巨大贡献,并希望把自身绿色转型的经验、技术、产品跟其他国家分享,通过合作降低全球绿色转型成本。现在许多西方国家设置单边贸易措施或管制手段,不仅大幅增加其自身的能源成本,也影响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新冠疫情前,有国外学者测算,如果这些技术不是在中国生产,而是在当地国家生产,可能提高成本20%以上。未来如果单边措施增加或进一步强化,全球转型成本将会进一步增加,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未来气候多边谈判的一个重点,就是促进气候与贸易的协同,不仅仅采取措施降低碳排放,更应强化对话与绿色发展国际合作,消除和减少单边贸易措施影响。这不是简单地让中国的廉价绿色产品惠及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绿色转型发展,更主要的是促进全球绿色产业发展,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能力,共同实现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欧盟的“电池护照”制度要求企业披露电池全生命周期信息,这将提高动力电池出口企业在数据管理、供应链追溯和合规认证方面的成本。此外,欧盟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要求部分进口产品按其碳排放承担相应成本。

王毅:“在欧盟内部,CBAM是其整个减排体系的一部分,可以起到限制高碳产品进入、防止碳泄漏的目标,政策设计具有自洽性。但问题是它要求其他国家接受欧盟的碳价,这可能违反了公约和《巴黎协定》所遵循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举例来说,欧盟的碳价大概100欧元一吨,中国可能100人民币一吨,这一差别与市场培养、发展阶段、接受能力等因素有关。接受CBAM,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受到欧盟统一碳价的影响,产生不公平贸易。这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CBAM这样的单边措施的原因。当然,随着CABM的实施,欧盟以外国家必须找到应对措施,而这些措施有可能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同时,欧盟内部也需要反思,并把CBAM所获得的收入,更好地应用到去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其目的并不仅仅是实现欧盟自己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推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从空中俯瞰中国桂林,可以看到一条河流蜿蜒流经独特的喀斯特山地景观,河岸边有梯田和村庄。

开发署驻华办事处
桂林漓江东岸百里生态示范带。

气候行动的法律与制度保障

在本届气候变化大会举行之前不久,中国的《生态环境法典》在8月15日已经施行。这是中国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法典,共1242条,包括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三大主要内容。

王毅:“《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采取适度法典化原则,通过以后,跟其他单行法并行不悖。其中,绿色低碳发展编有四章,包括一般规定、发展循环经济、能源节约与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现有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法》等,择其要旨入法,并纳入现有政策的原则性、指导性规定,既明确了绿色低碳发展的主要制度安排,又为未来修订预留了空间,可有效规范我国的应对气候变化与实现‘双碳’承诺行动。“

从1997年的《节能法》,到2005年的《可再生能源法》,以及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巴黎协定》,将其变成国内法……中国在法律和制度上对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王毅:“中国的‘五年规划’与一般规划不同,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因为五年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所以实际上就是法律。所有五年规划中所规定的各种指标,比如从‘十一五’设置的能耗强度,之后设置碳排放强度等约束性指标,其实现都是有法律效力的。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与不断修改完善,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双碳’承诺提供了保障。“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在安塔利亚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参加互动对话。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在安塔利亚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参加互动对话。

这种连贯性的政策效果与制度安排在中国的能源转型进程中已经得到体现。过去十年,中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和光伏产品产量也位居全球前列。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保持增长,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

王毅:“中国整个绿色低碳发展不是简单的碳减排问题,这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是全方位的发展方式转变与创新,有目标、有政策、有规划、有落实,也把它纳入法治轨道。这确保中国的转型路径不会受像西方那样政党轮替的影响,换一个政党,政策目标、措施都可能发生很大变化。在中国,绿色转型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这一国家战略要一直延续到中国承诺目标的实现,并在进程中努力做得更好。“

以上是根据对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的专访所做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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