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雾霾：印尼有毒烟霞正令邻国陷入政治难题

国界限制不了源自印尼加里曼丹（婆罗洲）、巴布亚和苏门答腊地区的野火烟霾。

在风势带动下，这股有毒烟雾飘向邻近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过去数周影响了整个东南亚海洋地区的人口，引发呼吸系统疾病和头痛等问题。

但它也给区内各国政府带来另一种政治上的“头痛”问题。政府一方面要面对民众日益增加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又须避免与印尼的外交关系恶化。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副教授陈庆文（Eugene Tan）告诉BBC：“民众已经感到厌倦、愤怒和焦虑。”

“政府必须作出回应，否则原本属于外部的问题，就会变成内部问题，并有很大的政治化空间。”

印尼野火几乎年年发生，普遍被认为与大规模清理土地以种植油棕等作物有关。

但由于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El Niño；圣婴现象）加剧了印尼森林和泥炭地的干旱状况，今年的大火特别难以控制。

以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烟霾事件通常只持续数天，但这次却持续了数周。

在马来西亚，当地民众发起抵制印尼产品行动，以抗议烟霾问题。此前，国会议员赛沙迪（Syed Saddiq）呼吁对与野火有关的企业实施制裁，并表示马来西亚人应该“将它们视为区域中的弃儿”。

新加坡也出现不满的声音。

这个国家的民众一向习惯于政府高效且无缝的治理表现。

陈庆文表示：“似乎有人认为政府在处理烟霾问题上失职，因为人们早已知道厄尔尼诺天气现象将会十分严重，而且也已收到提前预警。”

“很明显，新加坡人期望政府果断处理那些污染制造者。”

外交困局

新加坡政府则已明确表示，烟霾问题是当前的优先事项。

全岛各地已设立数百个烟霾避难中心，当局并向儿童、长者及其他易受影响的居民派发口罩。

当局亦表示，正考虑加强现有烟霾相关法例，并正调查10家在新加坡注册的公司，了解其是否与印尼野火有关。

上周，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在雅加达会见印尼总统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维文形容双方进行了“坦诚”和“真诚”的交流，并提出了“具建设性的方案”。

此次会晤前，两国宣布将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应对烟霾问题。在双边关系因烟霾议题持续紧张数周后，此举被视为双方关系出现缓和迹象。

随着烟霾演变成普拉博沃政府面对的又一场危机，部分官员开始反击外界的批评。

其中一名高级官员的言论引发争议。他表示，野火已超出人力控制范围，而且邻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所呼吸的氧气“也来自我们的森林”。

新加坡国务资政尚穆根（K Shanmugam）认为，这番言论“令人失望”，而且“不恰当”。对一向以外交手腕著称的新加坡而言，这是一次罕见的公开驳斥。

尚穆根向记者表示：“烟霾正严重影响我们的健康，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补充说，由于烟霾影响边境两侧的民众，因此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不应存在“任何双边问题”。

他说：“印尼民众同样正在受苦，处理造成这些问题的企业，既符合印尼的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利益。”

数日后，印尼宣布将削减对新加坡的天然气出口，理由是国内能源需求增加。许多人认为，此举是对新加坡相关言论的回应。

诚然，印尼近期部分地区确实面临电力短缺问题。新加坡方面也表示，这次削减的供气量不到其每日总需求的2%，对天然气供应影响不大。

但这项突然宣布的措施，恰好发生在印尼能源部长警告可能停止向那些“不尊重印尼”的国家出口天然气之后数天。同一天，普拉博沃在谈及野火问题时，也提到一些“喜欢侮辱印尼的国家”。

陈庆文表示：“这是一套令人厌倦的老剧本，把新加坡塑造成替罪羊，其背后是‘abang-adik’（大哥－小弟）心态。”

他所指的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历史关系，即新加坡领导人一直试图摆脱外界认为其应向较大邻国让步的期待。

他说：“新加坡领导人表达对烟霾问题及其对两国人民影响的关切，却被解读为新加坡不尊重其邻国。”

等待风向改变

相比之下，马来西亚官方对烟霾问题的表态相对克制。

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莫哈末哈山（Mohamad Hasan）已排除向印尼提出正式外交抗议或采取法律行动的可能性，表示这样做“意味着我们准备切断双边关系”。

目前，马来西亚已同意与印尼探讨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加强野火预防工作。

莫哈末亦表示，马来西亚将依靠外交机制来处理问题，例如《东盟跨境烟霾污染协定》（ASEAN Agreement on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

该协定于2003年生效，承诺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合作应对周期性出现的烟霾问题。

但许多人认为这项协定缺乏实际约束力，因为它无法惩罚与野火有关的农业企业，也无法强制个别政府采取行动。

塔斯马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Tasmania）亚洲研究教授詹运豪（James Chin）表示，这项协定最终证明“连签署它所用的那张纸都不值”。

他说：“烟霾一消散，政治压力一解除，一切就又恢复常态。”

2016年，东盟国家曾订下目标，希望在2020年前消除区域烟霾问题。当这一期限悄然过去后，各国又将目标延后至2030年。

使马来西亚立场更为复杂的是，该国本身也是重要的棕榈油生产国。而这种商品经常与商业性的“刀耕火种”清地方式联系在一起，后者被广泛认为是区内野火的主要成因之一。

马来西亚本身亦曾多次受到境内火灾引发的严重烟霾影响。

2019年，当马来西亚将笼罩区域的烟霾归因于印尼泥炭地热点时，印尼当局则反过来指责马来西亚，声称烟雾来自其境内。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Pacific Research Centre of Malaysia）首席顾问胡逸山（Ei Sun Oh）表示：“只要我们仍然高度重视油棕种植业，（烟霾）就会反复出现。”

胡逸山补充说，即使马来西亚公开施压，也不太可能像新加坡那样对印尼拥有相同程度的“杠杆作用”。新加坡是印尼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地，也是许多印尼富豪进行离岸金融活动的枢纽。

胡逸山表示，目前马来西亚“不希望过度刺激印尼”。

他说：“政府现在只是束手无策地等待风把（问题）吹走。因为最终风总会把它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