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9国青年同时走上街头 教育、房价、生活成本引发连锁抗议

从米兰、马赛到马德里，以及欧洲众多其他城市，街头在最近几周爆发了声势浩大、激情澎湃的抗议。虽然大多数抗议以和平方式开始，但相当多最终以令人震惊的暴力和抢劫场面收场。有人指控极左翼团体蓄意煽动骚乱，也有关于警方执法过当的报导。

我们看到数千人涌上罗马和佛罗伦萨的街头，法国各地则有数十万人参与。在马德里，一个帐篷营地自九月下旬起占据了市中心的一个广场。在里斯本，本月早些时候有数万人——其中大多是年轻人——走上街头。在布鲁塞尔，身穿黑衣、蒙面隐藏身份的年轻男子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爆竹，警方随后对抗议者使用了催泪瓦斯和水炮。在阿尔巴尼亚，指控政府腐败的示威者要求已执政13年的总理埃迪·拉马（Edi Rama）下台。

这片大陆在社会和政治上都令人感到动荡不安。

我在欧洲做了多年报导，采访过无数场和平与暴力的示威。我清楚记得2017年热情高涨的加泰罗尼亚独立游行，记得2015年希腊债务危机期间雅典街头瀰漫的绝望与纷飞的汽油弹，也记得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第一个任期内因燃油税和养老金改革方案而引发的多次暴力事件。

但这次感觉不同。抗议在欧洲各地同时爆发，而大多数示威者——无论和平还是暴力的——都是年轻人，有些非常非常年轻。在被捕者中，未成年人的数量令人侧目。上周末巴塞罗那冲突中被拘捕的人，超过半数未满18岁。据意大利LaPresse新闻社报导，米兰冲突后被警方拘捕的人员中也有未成年人。

欧洲各国政府大多谨慎地将抢劫者和骚乱者，与声势浩大但和平的合法组织示威区分开来。后者往往围绕某一特定诉求。在当前的抗议浪潮中，标语和口号主要针对教育问题、社会不平等和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不过每个国家也都有自己独特的不满。

是什么如此迅速地点燃了欧洲青年的公愤？这些示威是否以某种方式相互交织？随着欧洲多场重大选举临近，各国政府将如何选择回应——倾听抗议者的诉求，还是打出“法律与秩序”牌以赢得年长选民的支持？

抗议的“TikTok化”

法国、比利时、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横跨欧洲大陆1000多英里。

示威往往通过TikTok或Instagram以临时起意的方式组织起来。比利时内政部长抱怨抗议出现了他所称的“TikTok化”（TikTokisation）。

学生会在组织游行中发挥作用，但这些行动也受到其他国家乃至其他大陆同龄人的启发。想想印度所谓的“蟑螂”（Cockroach）学生运动——一场今年五月兴起的Z世代社会政治抗议运动，最初源于对印度教育体系的批评。

法国是欧洲一个突出的催化剂。当前这波学生抗议浪潮于九月下旬在法国拉开序幕，导火索是学生对师资短缺和校舍破败的抱怨。邻国比利时有句俗话：巴黎下大雨，布鲁塞尔至少也会飘点小雨。如今，比利时首都和列日（Liège）市也已连续数周出现年轻人的抗议活动。

本周末在巴塞罗那，学生被鼓励在社交媒体标签#InstitutsIndignats下发起示威，呼应法国的口号“Lycées Indignés”（愤怒的中学）。

在雅典，17岁的希腊中学生扬尼斯·帕帕尼古拉乌（Yiannis Papanikolaou）对法新社表示：“校舍状况糟糕，维护不善……我认为情况可能会改变，因为法国正在做的事会激励希腊。”

停滞与负担能力之忧

整个欧洲大陆都瀰漫着一种经济困境，许多年轻人深受其害，这种困境远不止于教育问题。他们担忧环境问题，担心人工智能会夺走他们的就业机会。他们害怕不断飙升的生活成本会让他们无法完成学业，也买不起或租不到足以成家立业的房子。

在马德里和里斯本，人们的愤怒集中在高得令人望而却步的房价上。葡萄牙与Instagram相关的运动宣称“受够了”，号召人们像西班牙的同龄人一样走上街头。

在里斯本，26岁的博士生、生物学研究人员卡罗琳娜·克鲁兹（Carolina Cruz）说，随着租约即将到期，她面临失去住所的困境。“我是家里第一个攻读博士学位的人，但即使读了这么多书，我还是过不下去，”她对路透社表示。

22岁的里卡多（Riccardo）也同怀这份愤怒，他是意大利金融中心米兰的一名抗议者。“即使我们没法像法国那样把国家搞乱，也没法像西班牙那样封锁每条道路，但至少目标是让人们重新开始谈论这些议题，”他对法新社说。

而且，愤怒的绝不只是政治左翼的年轻人。上周末，在法国民族主义者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总统竞选启动活动上，年轻支持者向我描述了不同的关切。

他们自称为“沉默的大多数”（目前尚未走上街头示威），表示他们也对“不受控制的移民”、法国街头的安全以及生活成本深感忧虑。

危机重叠

不满情绪的爆发已不再局限于年轻人，而是蔓延至工会、法国“黄背心”运动（该运动曾在马克龙第一个任期内抗议生活成本危机）以及其他公民自发行动。本周末，英格兰南部沿海的肯特郡（Kent）出现了两场抗议，一场支持移民，一场反对移民。

这种五花八门的抗议组合可能令人困惑。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主任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谈到，欧洲正在累积一连串层层叠加、彼此竞争的危机，而他说，这些危机没有一个得到过妥善解决。那种积压已久的愤怒，如今正涌上街头。

“危机接踵而至，”他对我说。“2007至08年的金融危机、2015年的移民危机、环境危机、新冠疫情、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的通胀，如今又加上波斯湾的战争。”

莱昂纳德说，这些危机催生出不同的“部落”。社交媒体的消费模式和算法强化了他们各不相同的观点，导致欧洲出现真实的极化感受。

“我们已经在美国看到过这种情况，”莱昂纳德说。“那种‘我的危机比你的危机更重要’的心态。”

曾任意大利政府顾问、现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的娜塔莉·托奇（Nathalie Tocci）对我说，我们不应对这些抗议，或年轻人参与其中感到如此意外。

“我们往往认为年轻人在政治上漠不关心、缺乏兴趣。我们觉得他们懒得出门投票等等，但他们其实是真正投入的，”她对我说，“只是以一种不同的、更基层的方式。想想几年前席卷欧洲的‘星期五为未来’（Fridays for the Future）环保运动，或是10月7日之后反对以色列在加沙行动的示威。”

她提到塞尔维亚由学生主导的抗议运动，该运动在最近的议会选举中击败了长期执政的领导人亚历山大·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这相当了不起。他们坚持不懈，持续了两年多。这些新的欧洲街头示威会有怎样的持久力？目前还不清楚。”

那么抢劫和暴力又是怎么回事？

法国和比利时的情报部门将合法获批抗议活动边缘发生的抢劫描述为主要是趁火打劫。

他们认为，骚乱是“无脑暴力”——西班牙当局也用这个词形容巴塞罗那周末的冲突——与极左激进团体青年蓄意策划的混乱两者的混合体。

托奇提醒我，在意大利，可以听到一些对破坏者不满的意大利人使用“maranza”一词，指那些似乎纯粹为破坏而破坏的人，例如砸毁或焚烧汽车、公共垃圾桶。

在法国，骚乱者常被称为“casseurs”——砸东西的人。但在私下场合，有些人会使用一个更具政治色彩的词——“racaille”。与意大利的“maranza”一样，这是贬义俚语，通常用来形容心怀不满、吵闹滋事的城市青年，这些人往往来自工人阶级或移民背景。2005年10月，时任法国内政部长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在紧张气氛中视察巴黎郊区阿让特伊（Argenteuil）的廉租房社区时，曾用这个词形容年轻的不良少年和骚乱者。

法国媒体还提出一个问题：两类青年——极左活动人士和来自法国贫困社区的年轻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无论多么非正式或偶然的利益同盟。与反资本主义左翼一样，来自法国城市郊区公共廉租房社区（称为“banlieues”）的青年也常感到遭受歧视，并抱怨警方对他们执法过当。

法国包括马克龙在内的政治右派和中间派，指责左翼激进团体和“不良分子”策划骚乱。与勒庞的国民联盟党（National Rally Party）不同，他们并未提及骚乱与过去或现在移民涌入法国之间的关联。

批评者指责欧洲的反移民政党试图利用骚乱捞取政治资本。在比利时，反移民的反对党、弗拉芒民族主义政党弗拉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似乎将列日和布鲁塞尔的暴力归咎于移民，称骚乱是“输入的”，并归咎于融合政策和开放边境的失败。比利时内政部长贝尔纳·昆汀（Bernard Quentin）则将矛头指向极左团体。

一场持续的运动？

法国和意大利未来几天将举行新的大规模示威

各国政府正试图打击暴力。已有数千人被捕，意大利和法国承诺对骚乱者实行“你砸坏，你赔偿”的政策。

意大利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还要让未成年人的父母为子女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包括扣除家庭领取的福利补助。法国的《民法典》早已规定，与子女同住的父母须对子女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但这些欧洲国家的政府有些可能执政不久了。所有欧盟大国都已举行或将在未来几个月举行关键选举。法国的总统选举被认为对欧洲最为关键。勒庞在民调中持续大幅领先对手。外界认为，法国街头的动荡正在助她一臂之力，部分要归因于其政党的“法律与秩序”主张。

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波兰，民族主义、对移民持强硬态度的政党民调表现同样不俗。这些政党承诺恢复秩序和民族自豪感。莱昂纳德认为，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或非传统政党已成为“危机企业家”，利用欧洲动荡的局势吸引心怀不满的选民。

与此同时，欧洲政治主流正面临领导力危机，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又译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欧洲项目主任格雷瓜尔·鲁斯（Grégoire Roos）表示。

我认为，他们还面临合法性危机。如此多的人——年轻的和不那么年轻的——走上街头抗议，这个事实表明他们未能掌控局面。

但新的选举能否化解公众的不满，一点也不明朗。例如，法国已极化到这种地步：如果勒庞当选总统，许多人预测她的反对者会愤怒地涌满法国街头。

现代欧洲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公民纳税、守法。作为交换，他们获得良好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医疗，获得人身安全，以及一个遵循特定规章制度的稳定社会。

但鲁斯说，这份“社会契约”显然已遭侵蚀。

看看欧洲街头的动荡，这一刻的抗议看来很可能还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