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籍华裔媒体人成蕾的新书「如果墙能说话：她在国安牢狱的1154天」中文版日前已在美国上市。该书为华府季风出版的首部作品，纪录了成蕾不幸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无故关押长达三年的狱中经历，她用一个个在漫长的绝望中寻找快乐、放松甚至生理慰藉的细小情节编织出一幅政治受难者在中国所要面临之痛苦的图景，同时表达了对「体制内」底层作恶者的同情。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成蕾对自己曾经任职于中国外宣部门、「身为体制的一员」表达了悔意，并希望部分海外华人透过她的经历，更清晰地认识他们所爱的那个政权。
先抓人 再临时罗织罪名
成蕾出生于中国，幼年随家人移民澳洲。在进入新闻业后，她曾在中国国营媒体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任财经主播。2020年8月，成蕾在澳中关系恶化的时代背景下，被中国国安机构抓捕，官方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理由是她在当年的「两会」期间，比官方所要求的时间提前了七分钟将「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发布了出去。
成蕾说，中国当局的操作完全是「先抓人、再定罪」。在抓捕过程中，国安人员在她寓所的办公桌上搜集了一些文档，其中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纸质版。在此后的多次审问中，当局认为只有「提前泄露报告」这一细节「能做成铁案」，于是才给她安上这个罪名。
事实上，在预定时间前抢先发布官方内容，是新闻界在「抢头条」时常用的操作方式，而且央视在给她这份文档时，并未明确告知其为机密。更重要的，是当时澳洲政府公开要求对新冠病毒进行独立溯源调查，引发中国愤怒，不仅将对澳的外交和经贸关系降至冰点，并对身在中国的澳籍人士进行监视。而成蕾当时正在策画一档新节目，需要频繁出入多国驻华使馆，或许这也让她成了一个显著的目标，随后便不幸成为「人质外交」的牺牲品。
凭借记忆 留下狱中记录
成蕾被捕后，首先在正式监禁设施之外置受比监狱更残酷的「指定监视居住」，直到2021年5月中国当局正式宣布逮捕之后，她才被送入位于北京的国安部门专门看守所关押。
在看守所内，纸笔管理非常严格，每两周才能写一次采购清单。在书写时，在押人员受到严密监视，任何一个多余的字都无法写下。成蕾作为外籍人士，如果收到家人的来信，可以获准回信，这已属于特别开恩了。而在她收到家信后，看守所会在两小时内将其收走，且每一页纸都要严格记录，以避免在押者获取任何私藏纸张的机会。
在这样的条件下，成蕾却在书中留下了大量细节描述。她说，这些全是强行用脑记下的，除了先天记性好以外，在狱中无所事事的时候，也天天都在反复回忆这些细节。「在登上自由航班的那一秒钟，我就开始写作。」她说，如果出来后不赶快写，大脑在经历了从禁锢到自由的剧烈转变、各种感官突然受到大量信息冲击后，会很容易遗忘。即使如此，还是会遗漏很多。在撰写书稿时，成蕾不断在编辑的提示和追问之下，努力去回想更多的细节。
苦中作乐 不能想念家人
成蕾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记述她在令人绝望的狱中「找乐子」以支撑自己坚持下去的故事，包括教狱友英语、唱英文歌、计算着页数阅读宝贵的图书，甚至是不时让自己陷入性幻想、或用数学和物理知识计算自己「用多大的力量和速度才能撞死在墙壁或地板上」等等。
作为一名拥有两个孩子的单亲母亲，成蕾表示，她在那时无法依靠想念孩子去支撑自己的精神，因为在那样绝望的环境中，家人作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如果陷入思念，是没法度过的，所以必须「给自己的心装上盔甲」。唯一能作为精神支柱的，是强化一种高度抽象的信念：为了孩子，我要把自己的身心照顾好，但绝不能让自己陷入对于具体事情的思考，比如「孩子该上中学了，入学情况如何？是否会被同学欺负」等，否则要么会进入一种虚无状态，要么就会非常难过。她有室友便是这样，由于想念家人，因而终日以泪洗面。
成蕾说，苦中作乐是一种回避「动感情」的好办法。「我要去寻找一些能产生积极结果的事情，比如今天我要让我的室友们笑、今天我要创作一个小游戏、今天我要教他们唱一首英文歌」，或者「下个月使馆探视时，我要给他们讲个笑话；我要写一首英文rap，吐槽这里糟糕的伙食」，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心情和身边的氛围好一些。
在看守所内，无人有权拥有自己的名字，所有人互相都只能称呼对方的编号。成蕾最初被叫「03」，但随着她的努力逐渐感化了身边人，狱友们后来都改叫她为「老师」。
曾入体制 难说自己冤枉
与普通刑事犯罪嫌疑人看守所不同，成蕾所在的国安看守所，在押人员的「罪名」如果按照外界标准，多数都很难成「罪」，比如她有狱友是因为看了嘲讽习近平的书、或者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错了话」，甚至有人是受到前男友的案件牵涉而被关进来的。
在当局的判刑逻辑上，「中国人被判得更重，曾经身在体制内的中国人重上加重」；此外，涉及国安的案卷内外有别，拿给律师的文档与真正决定命运的文档根本不同，等于辩护和审判全是表演，当事人的命运早就被国安部门决定好了。
但在谈到自己时，成蕾表示，她很难说自己是冤枉的，这种负罪感并非完全由于残酷的审讯压力所致，「我从内心觉得，我就不该曾经在这个体制内工作」。从少年时代起，成蕾就曾在澳洲参与声援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她也并非不知道中国官方媒体的角色仅仅是官方宣传的喉舌。她说，在入职前，她一度自我安慰：「我会在体制内去做一些尽可能改变它的事」、以及「英文财经频道应该相对比较客观」，但如今回想，「这整个体制就是一个有害的东西」。
「我有『蠢』的罪，我也做过很好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二者能相互抵销多少。我现在在做的事情，算是经过反思后的一种弥补。」成蕾说，她的特殊经历，让她在亲共和反共的群体中都受到很多指责。她不认为自己完全无辜，但华人世界的很多批评者对于个人的道德完美有一种苛求，却对制度的作恶有很高容忍度，她反对这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