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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1-23 · 星期一近12小时收录 43 条最近更新 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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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离世后妻子同意捐器官 纽约华人仍常对捐赠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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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转载(非本站原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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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闻网
原文作者
马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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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医护人员把「赵循经」从加护病房推往手术室,约100公尺的走廊两侧,站满了医生、护士和医院工作人员。他们列队致意,像送别一位英雄。走廊上播放着「Sunrise, Sunset」,那是赵循经最爱的歌,也是几年前小女儿婚宴上,父女俩跳的第一支舞。转眼,赵循经的妻子张良惠和两个女儿在医院踩着乐声,一路陪他走到手术室门口。张良惠泪珠从两颊滚滚滑落,不敢回想一家人这几天才刚经历的劫难。

这场「荣誉送行」,她送别了结发47年的丈夫,当医护团队摘取赵循经的器官、送往全国不同医院的等待者体内后,他完成过世前的愿望:成为一名器官捐赠者。

夫突倒下 「真的很可怕」

2022年8月,原本有一段计划已久的旅程。赵循经和妻子先到拉斯维加斯参加美华协会(OCA)全国大会,他原本要在会上领取「无名英雄奖」,接受大会表彰他对抗反亚裔仇恨的倡议;接着两人要飞去加州看外孙,10月再前往南美秘鲁,去看他一生想去的马丘比丘。

但抵达赌城的第二天上午10时许,73岁的赵循经在酒店里突然倒下。两夫妻相伴近半世纪,张良惠不是没想过这一天,尤其朋友之间常听说谁突然就倒下了,她曾在心里想像过无数次那会是怎么样的画面。只是当事情真的发生的那刻,她才意识到,永远没有准备好的那一天。

「我看着他在我面前倒下来,真的很可怕。」即使四年过去,说起那一幕,她的话仍梗在喉头,「我都不太愿意回想。」

全家到齐 度过最后一夜

赵循经倒下的消息传开,家人从各地赶来。小女儿一家从北加州出发赶赴医院,大女儿当时刚到欧洲,立刻取消进程,辗转10几个小时才好容易赶到,一位高中和大学时期的好友担心她撑不住,陪着她从伦敦飞来。张良惠的姊姊和弟弟买不到机票,从北加州开了10几个小时的车匆匆赶到。

病床上的赵循经已失去意识,血压却一直居高不下。「爸爸在等姊姊。」小女儿说。大女儿赶到后,医护人员退出病房,留下母女三人围在他身边,说着过往的点点滴滴,向他保证往后会好好照顾彼此,要他放心。张良惠写道,一个钟头后,丈夫的血压慢慢降了下来,「想来你是听到了,也很放心的走了。」那一晚,母女三人留在加护病房,陪他度过最后一夜。

趙循經生前於IBM擔任工程師,後在IBM從事智慧財產權併購工作,生前亦積極為亞裔...

赵循经生前于IBM担任工程师,后在IBM从事知识产权并购工作,生前亦积极为亚裔权益倡议奔走。(取自讣告页面)

捐出器官 生前早就说过

赵循经长年高血压,也有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检查时发现一小时内呼吸停止57次,但在他昏倒前好几年都没有为此积极求医。张良惠至今还会有念想,那些夜里一次又一次的缺氧,是不是早已在慢慢地伤害他的身体。

赵循经生前就说过,愿意在过世后捐出器官。张良惠说,女儿先开了口:「爸爸应该会愿意的。」家属签下同意书后,器官捐赠组织随即与家属联系、谈妥细节。赵循经生前常说,人活着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死了以后,还可以把器官捐出来,继续做一些事。

但面对死亡与延续,并不是每个家人都有相同的想法。

保留全尸 家属常见挣扎

张良惠回忆,赵循经在台湾的大弟得知后,从台湾打电话来,希望张良惠改变主意,一句「要留大哥的全尸」,映照出华人家属排斥器官捐赠的一大原因。

「我跟他说,全尸对我来讲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张良惠说,对她而言,丈夫的过世已是不争的事实,除非科技发达到未来能让人复活,对她而言保留完整的身体才有意义,「你现在捐出去,还可以救好几个人。」

不过她透露,让赵循经生前就打定主意要做捐赠者的主因,其实是当年小弟的死。赵家小弟肾衰竭多年,在移植等候名单上等了好几年,终于等到一位70多岁捐赠者的肾脏。张良惠说,手术本身很成功,但术后当晚出了意外,小弟遗憾地没能撑过去,「但从那次以后,我先生就更坚定了要捐器官。」

赵循经认为,弟弟如果能早一点等到器官,事态的发展或许会有所不同,一家人或许能有更多相处的时间。

器官移植協調機構LiveOnNY於紐約地鐵刊登的廣告。(記者馬璿/攝影)

器官移植协调机构LiveOnNY于纽约地铁刊登的广告。(记者马璇/摄影)

贡献教学 多数华人忌讳

不过,即使是开明如张良惠,也有自己的界线。医院曾询问家属,是否愿意捐出大体供医学教育使用,她婉拒了,「想到他们会怎么用他的身体,我实在不忍心。」

对她而言,器官捐赠可以直接救助他人,但捐大体则是让别人在丈夫身上开刀,想着丈夫的身体要再次遭刀割,她做不到。

以现实情况来看,「全尸」往往是第一线人员在华人家庭中最常遇到的阻碍。

器官移植协调机构LiveOn NY的协调员指出,希望身体下葬时保持完整,是他们在华人个案中听到最多的理由,其中以来自中国南方一些地区的家庭更甚。其次是许多家庭并不了解对捐赠流程,「很多人只是从电视上、微信上看到一些耸动的新闻,就形成既定的看法。」另有部分佛教徒认为往生后若干小时内不能碰触身体,却往往因此错过移植的最佳时机。

一名病患要接受器官移植,必須先經移植醫院評估並接受,才能登錄到全國等候名單。(圖...

一名病患要接受器官移植,必须先经移植医院评估并接受,才能登录到全国等候名单。(图/123RF)

判死与移植 不会是同位医师

对器官移植有所疑虑的族群并非仅有华人,针对亚裔族群的统计数据亦反映了这道坎。根据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OPTN)统计,2024年全美器官等候名单上,非西语裔亚裔占8.2%,但在全年捐赠者中只占3.1%,往生捐赠者更只占2.5%。纽约的研究显示,2009至2010年间,由家属决定是否捐赠时,亚裔家庭的同意率只有23%,远低于拉丁裔的57%和白人的53%。

不过,协调员也看过不少人在宣导后观念发生转变。她说,在一场老人中心的讲座上,原本排斥的长辈听完说明后主动登记,他们表示,与其最后一把火烧掉遗体,不如去帮助别人,让生命能用另一种方式延续。

深层恐惧 就怕签了不救

「签了,医生会不会就不救我?」

除了比全尸更深的恐惧,还有医病之间的不信任。不少病人在签署捐赠卡后会提出质疑,认为医生会不会为了摘取器官,就放弃救治病人。

「医院和我们是两个系统。」协调员解释,医院负责救治,OPO则是独立机构,只有在医师判定病人生命无法挽回后,才能启动进程、接触家属,「不可能看到病人躺在病床上,因为想要器官就去找他,绝对不可能。」

依纽约州法律,器官捐赠有一套固定流程与纽约州公共卫生法规规范。病人在医院死亡或濒临死亡时,医院必须通报器官获取组织(OPO),由对方初步评估病人是否适合捐赠。若病人可能成为潜在捐赠者,在OPO有机会向家属说明捐赠选项之前,医院不得撤除呼吸器等维持器官功能的措施。死亡则是必须由医师依州卫生法规判定,若以脑死判定,须确认病人陷入昏迷、脑干反射消失且无自主呼吸,医院开始评估时也须尽力通知家属。

接受器官捐贈,讓自己為捐贈者延續生命。(圖/123RF)

接受器官捐赠,让自己为捐赠者延续生命。(图/123RF)

登记捐赠 无关医护治疗

死亡时间须由临终时的主治医师与另一名医师共同确认,宣判的两人都不得参与摘取或移植器官的手术。声明死亡后,若本人生前已登记捐赠,其意愿具法律效力,若未登记,则依序由医疗代理人、丧葬代理人、配偶或同居伴侣、成年子女、父母、成年兄弟姊妹、成年孙子女及祖父母决定。取出的器官依全国等候名单配对,心脏和肺脏须在4至6小时内移植,肾脏则可保存24至36小时。捐赠不会毁损遗体或延误丧礼,家属也不需负担任何费用。

纽约长老会医院同样强调,登记捐赠并不会影响病人接受的治疗。医护人员只有在尽一切努力抢救无效后,才会考虑器官捐赠。声明脑死、摘取器官前,都必须遵守严格的法律规范,而且病人临终时负责治疗的医师,与负责摘取器官的团队完全无关,目的便是为了维持医院与协调机关的独立性。

LiveOn NY总裁暨首席执行官艾禅(Leonard Achan)表示,OPO不从事医疗行为,联邦赋予的职权只处理往生者。脑死必须经过一系列测试才能判定,判定的时间就是死亡证明上的死亡时间。他强调,OPO依法只能在病人被声明死亡后介入,捐赠与移植之间「有一道非常坚固的墙」。

死亡判定 规范更加严格

不过,这套制度并非没有漏洞。2025年7月,联邦卫生部调查肯塔基等地一家OPO,发现至少28个案例无法确定病人在摘取进程开始前是否已经死亡。对此,联邦卫生部其后要求全国OPO设置病人安全官,负责实时监测与调查安全事件,并向「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OPTN)通报。

纽约州法律另规定,州内OPO的董事会须有至少30%成员与移植机构无利益关系,确认死亡时间的医师,也不得参与摘取器官。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NYU Langone Hospital)移植中心主任蒙哥马利(Robert Montgomery)也表示,该院严格遵守循环停止满五分钟后才摘取器官的规范。

等待器官移植的巴斯有六個孩子,家人之間羈絆緊密,圖為巴斯(前排穿藍衣者)一家人合...

等待器官移植的巴斯有六个孩子,家人之间羁绊紧密,图为巴斯(前排穿蓝衣者)一家人合影。(记者马璇/摄影)

等待的另一端 也是苦熬的家庭

凌晨4时半,天蒙蒙亮,巴斯(Arlene Barsch)已经出门,要赶去洗肾中心。一周三次,每次离开的时间要看血压,若收缩压没回到100以上,护理人员就不放人。她在洗肾中心昏倒过好几次,也曾严重到要戴上氧气罩。「过去半年,光是我这一个时段,就有六个人走了。」

巴斯有六个孩子,家人之间羁绊紧密,每每过节总是像大部队集合。巴斯于2014年验血时发现肾衰竭,确诊为局部节段性肾丝球硬化症(FSGS)。在被诊断出病症之前,她在纽约多个非营利组织做志工,热爱户外活动,甚至还跑过马拉松,长年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她,在病后依靠严格控制饮食撑了10多年,直到2025年医生告诉她,再不洗肾就会死。她说,医生提醒过她,洗肾病人的平均存活期是五年,「一旦开始洗肾,倒数就真的开始了」。

发出求救 不一定有回馈

可惜的是,即使家庭关系再怎么亲密,器官的匹配度并不会因此提高。巴斯的先生和弟弟都有糖尿病,哥哥姊姊年纪太大,家人都无法捐肾给她。孩子们虽然第一时间就站出来,但医生考量孩子将来可能也会后遗症因此需要移植,便建议儿女不要冒险。

在确认必须等待外部捐赠后,巴斯与家人自己印传单、做卡片、全家总动员一同参与倡议活动,四处寻找愿意捐肾的人。换来的却常是开价10万元的卖肾者,或是要她协助移民来美的「志愿者」。「我记得我有一次接到一通电话,那个人只跟我说『把我从委内瑞拉弄过来,我就给你一颗肾。』」但其中,最让她心寒的,是有一次她把传单放在教会桌上,下午回来,传单已经被人丢掉。「那不是车库拍卖的传单耶,那是我要救命的求救!」

巴斯於2014年驗血時發現腎衰竭,確診為局部節段性腎絲球硬化症,自此展開超過10...

巴斯于2014年验血时发现肾衰竭,确诊为局部节段性肾丝球硬化症,自此展开超过10年与病魔的斗争。(记者马璇/摄影)

亚裔捐肾 四成活体捐赠

很多人会说要为她祷告,不过对于在绝望中苦苦挣扎、看着病友一个个离世的人而言,她的需求更加实际。「祷告很好,」巴斯说,「但也请拿一张我的传单,贴到社区媒体上,那一毛钱都不用花,也能帮到我。」

她经历这一遭后发现,很多人对活体捐赠存在误解,不知道人只有一颗肾也能正常生活。她的表妹去做检查,才发现自己一辈子都只有一颗肾,却从来没有任何问题。

亚裔家庭在这方面呈现另一种样貌。OPTN数据显示,2024年亚裔捐赠者中有43.2%是活体捐赠,白人只有30%。即使愿意为家人捐赠,身亡后要捐给陌生人,有些人恐怕仍有顾虑。

光靠人体 缺口永远都在

巴斯看诊的纽约大学朗格尼医院中,主持移植部门的外科医师蒙哥马利,自己就是移植受赠者。据纽约时报报导,蒙哥马利患有遗传性扩张型心肌病变,多次心脏骤停,直到病重到几乎濒死,才符合列入心脏等候名单的资格。2018年,他接受了一颗来自丙型肝炎感染者的心脏,当时这类移植仍属临床试验。如今丙肝已能用药物治愈,OPTN也在2024年10月把捐赠者是否感染丙肝,从肾脏品质评分中移除。蒙哥马利形容,「等候器官,就是在等某个人死去,自己才能活下来。」

OPTN统计,全美每年完成约4万8000例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上的人数却超过10万。蒙哥马利认为,光靠人类捐赠者,永远补不上这个缺口。2021年,他的团队首度把基因改造猪的肾脏移植到一名脑死者身上,肾脏运作了54小时。2024年11月,阿拉巴马州一名女子接受猪肾移植后摆脱洗肾,与猪肾共存超过四个月。目前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已核准猪器官移植的临床试验,对象是几乎没有其他机会等到肾脏的重症病人。

巴斯也感叹,肾脏病得到的研究经费远不如癌症,「毕竟这不是一个性感的疾病」。

器官移植倡議組織Donate Life指出紐約的數字,在被醫院通報、可能成為捐贈...

器官移植倡议组织Donate Life指出纽约的数字,在被医院通报、可能成为捐赠者的病人中,已登记的比率最多只有15%至20%。这代表八成以上,协调员必须在家属最悲痛的时刻开口问:「您愿意让您的亲人成为器官捐赠者吗?」。(图/123RF)

悲痛时刻 被问器捐意愿

一名病患要接受器官移植,必须先经移植医院评估并接受,才能登录到OPTN管理的全国等候名单。依联邦法规,器官分配须尽可能以客观的医疗标准排序,并在尽可能广的地理范围内,依病情紧急程度由高至低分配。不同器官的排序方式各异:肾脏病人从肾功能降到一定程度或开始洗肾时起累积等候时间,等候时间是决定顺位的主要因素之一。肝脏病人则依「末期肝病模型」(MELD)分数排序,分数愈高代表病情愈危急、愈优先。

虽然病人可以同时在多家移植医院登记,医院也必须以书面告知病人这项权利,但是否接受由各医院自行决定。纽约州自1990年起禁止病人在州内多家医院重复登记,直到2025年10月州长签署修法才取消。有器官可用时,OPO依系统产生的配对名单依序询问,移植医院须在一小时内决定接受或婉拒,逾时视同放弃。病人接到电话后须尽快赶往医院,抵达时限由各移植中心自订,从几小时不等。实务情况上而言,即使器官已抵达医院,仍可能在最后检查时被判定不适用。

经济因素 连求捐都困难

巴斯无奈感叹,她也想到外州的移植中心登记,增加等到器官的机会,但她负担不起。「你得能在那里住、去做检查、定期回去,我负担不起。」自从开始洗肾,她就无法再工作,孩子们还在上学,家里的房子正被法拍。采访当天,她刚从食物银行领完食物回来,但那里能领到的多是高盐罐头和意大利面,偏偏都是肾脏病人必须限制的食物。

「大家说,你会失去房子、会无家可归。我说,那我能怎么办?没有任何帮助。」她说,自己找过圣文生保禄会(St. Vincent de Paul)等慈善机构,都求助无门。她希望有人能替她在GoFundMe发起募款,却不愿自己出面,「大家或许会以为我是骗子吧」。

在纽约,像是巴斯这样的等候者约有8000人。LiveOn NY负责纽约市五大区、长岛、威彻斯特和下哈德逊河谷约100家医院,服务约1300万人。虽然纽约州的器官捐赠登记率在2024年首度突破五成,但纽约市明显落后。

器官捐贈,可能可救多人多命。(圖/123RF)

器官捐赠,可能可救多人多命。(图/123RF)

登记比率 可能顶多两成

器官移植倡议组织Donate Life引述纽约市指出,五个区中,布朗士区和皇后区的登记率只有32%,布鲁克林也只有38%。LiveOn NY总裁暨首席执行官艾禅(Leonard Achan)说,在被医院通报、可能成为捐赠者的病人中,已登记的比率更低,最多只有15%至20%。这代表八成以上,协调员必须在家属最悲痛的时刻开口问:「您愿意让您的亲人成为器官捐赠者吗?」

「我们不是去说服。」艾禅说,协调员的任务是确保每个家庭都有机会说「是」或「不」,「不论什么答案,我们都会尊重。」

他坦言,LiveOn NY曾是全国表现最差的OPO之一,一度面临被联邦撤照。2022年起,机构改派人员深入社区,聘用来自各社区、会说当地语言、受社区尊重的员工,与宗教领袖合作破除迷思。他说,四年半来,纽约都会区的器官捐赠陆续增加。

说出实话 决定权交家属

就算在数据上缴出了好成绩,艾禅也不回避少数族裔对医疗体系的不信任。他举例,评估肾功能的指针直到近年才移除种族系数,评估捐赠肾脏品质的计分方式,也到2024年10月才拿掉种族变量,「这种不信任是真实的,也是应得的。」他认为,唯一的方法是说实话,再把决定权交给家属。

全国性研究也指出,超过一半的亚裔受访者表示,只有在知道往生亲人意愿的情况下,才会同意捐赠。意指最关键的那场对话,其实并不应该只发生在亲人临终的病床旁,而是在客厅、在餐桌、在日常的对话之中。

器官捐贈有一套固定流程與公共衛生法規規範。(圖/123RF)

器官捐赠有一套固定流程与公共卫生法规规范。(图/123RF)

等待10年 电话终于响了

时隔四年,张良惠只知道丈夫的肝脏几乎当天就移植给了一位急需的病人,其余器官去了哪里,她不知道,也不能追问,「只要知道有人因为这样活下来,我就觉得很安慰」。

丈夫走后这几年,她说自己从来没有梦见过他。她问过朋友,也问过懂这些事的人,为什么他从不入梦。没有人能给她确定的答案。也许,他想做的事,都已经做完了,人生已无遗憾。

在等待的另一端,巴斯则仍然怀抱着希望。「大家都问我怎么还撑得住。我说,是我的孩子们,我想看到那个未来,我想看到我的孩子毕业、结婚,我想和我的先生一起开『爷爷奶奶托儿所』,看着我的孙子女长大。有好多次我撑不住的时候,我的孩子们会说:『妈,会等到的,我们继续努力。』」

2026年6月,巴斯等待的那通电话终于响了,一场与院方的对话,终于终结了她与家人10多年的殷切期盼。

捐贈器官者的死亡時間須由臨終時的主治醫師與另一名醫師共同確認,宣判的兩人都不得參...

捐赠器官者的死亡时间须由临终时的主治医师与另一名医师共同确认,宣判的两人都不得参与摘取或移植器官的手术。(图/123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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